歷史主義的貧困 · 三　反自然主義學說批判

19.本批判的實際目的 究竟科學研究的真正動力是求知，也就是說純理論的或「無用的」好奇心呢，還是我們應該把科學不如理解為是一種解決在生存鬥爭之中所出現的實際問題的工具呢——這是一個沒有必要在這裡加以解答的問題。我們將要承認的是，為「純粹的」或「基礎的」研究權利而辯護的人，在他們反對一種狹隘的、而又不幸是很行時的觀點——即認為科學研究只有當它被證明是一筆健全的投資時，才能被證明是有理的這一觀點——的鬥爭中，值得人們全力支持。[1]但即使是這種有點極端的觀點（我本人是傾向於它的），即科學最重要之點乃是作為人類所曾知道的最偉大的精神探險之一，也可以和我們承認實際問題的重要性與對科學（無論是應用的還是純粹的）發展的實際檢驗的重要性結合起來；因為實踐對於科學思索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它既是馬刺，又是馬韁。人們無須信奉實用主義才能欣賞康德的話：「屈服於好奇心的每一種念頭，讓我們的探索熱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並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縛，這一點就表現了一種與學術研究相稱的心靈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現出來的無數問題之中，要選擇出那些其解答對於人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卻只有智慧才能有此優點了。」[2] 這一點之能應用於生物科學，或者甚至於更能應用於社會科學，是很清楚的。巴斯德對生物科學的改革，就是在高度現實問題——那有一部分是工業的和農業的——的刺激之下做出來的。而今天，社會研究具有的實際迫切性，甚至超過了對癌症研究的迫切性。正如哈耶克教授所說的：「經濟分析從來就不是對於社會現象的原因的單純智力好奇心的產物，而是一種強烈要求重建一個引起了人們深刻不滿的世界的結果。」[3]在經濟學以外，某些還不曾採用這一觀點的社會科學，也以它們結果的空虛而表明了它們的思考是何等之迫切地需要有實際的檢驗。 當我們考慮對科學研究方法的探索時，而尤其是我們這裡所涉及的概括的或理論的社會科學方法時，就需要有實際問題的刺激，這也是同樣明顯的。關於方法問題較有成果的論辯，總是由研究工作者所面臨的某些實際問題所激發起來的；凡不是這樣激發起來的有關方法的論辯，幾乎全都具有那種徒勞無益的微妙氣氛的特色，這便使得方法論在實際研究工作者看來聲名狼藉。應當認識到，比較實際的那種有關方法論的論辯，不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方法的、正如在科學本身的發展和改進上，我們只有通過嘗試和錯誤而學習；而為了發現自己的錯誤，我們就需要有別人的批評；因為新方法的引用可能意味著一種帶有根本的革命性的變化，所以這種批評就更加重要。這一切都可以由在經濟學中之引用數學方法，或在價值理論中之引用所謂「主觀的」或「心理學的」方法之類的例子而加以闡明。更晚近的一個例子是這一理論的方法與統計方法（「需求分析」）的結合。這最近一次的方法革命，部分地是漫長的、大體上是批評性的論辯的結果；從這個事實里，方法研究的辯護者們肯定可以得到鼓勵。 有許多歷史主義的追隨者都提倡對社會科學及其方法的研究採取實用的道路，他們希望他們能夠使用歷史主義的方法把社會科學轉化為政治家手裡的一種強大有力的工具。正是這種對社會科學的實際任務的承認，就提供了歷史主義者和他們某些對手們之間進行討論的一個共同基礎。而我本人也準備立足於這一共同基礎之上，從而批評歷史主義乃是一種貧困的方法，是不可能得出它所許諾的結果的。 20.社會學的技術學方法 儘管在這一研究里，我的主題是歷史主義，是我所並不同意的一種方法的學說，而不是我以為是已經成功的、而其進一步的更自覺的發展是我要加以推薦的那些方法；但是先來簡短地討論一下成功的方法還是有益的。這樣可以向讀者表白我自己的偏見，並澄清我的批判的基礎觀點。為了方便起見，我把這些方法名之為「零碎技術學」（piecemeal technology）。 「社會技術學」這個名詞（而尤其是下一節所要介紹的「社會工程學」那個名詞）[4]可能會引起疑問，並把那些由它聯想到集體主義的計劃者們的、甚或「技術治國主義者們」的「社會藍圖」的人們都排斥在外。我認識到有這種危險，所以我加上了「零碎」這個名詞，既用以抵消不願意要的聯想，又用以表示我的信心：即「零碎修補學」（就像它有時候被稱為的那樣）和批判的分析相結合，乃是通向在社會科學中以及在自然科學中取得實際成果的主要道路。社會科學已經通過對社會改進的建議進行批判，或者更精確地說，已經通過各種嘗試來尋找某種特殊的經濟或政治行動是否會產生一種所預期的或者所願望的結果，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5]這種路數的確可以稱之為古典的路數，乃是我在提到社會科學的技術學路數或「零碎社會技術學」時，我心目之中所具有的東西。 社會科學領域裡的技術學問題，可以具有「私」的或者是「公」的性質。例如，對企業管理的技術的研究或關於改善工作條件對於產量的效用的研究，就屬於第一類。對監獄改革的或普及健康保險的，對以法庭手段來穩定物價的或對採用新進口稅的等，比如說，對於收入平衡的作用進行研究，就屬於第二類；今天某些最迫切的實際問題也屬於這一類，諸如，控制商業循環的可能性或者在國家管理生產的意義上，集中化的「計劃」是否與對政府有效的民主控制相矛盾，以及怎樣向中東輸出民主，等等。 這種強調實用技術學的研究路數，並不意味著應當排除任何可能從分析實際問題中而產生的理論問題。相反地，我的一個主要論點是，技術學的研究路數對於產生純理論性的重要問題這一點上，很可能會證明是富於成果的。但是，除了在選擇問題的基本任務上有助於我們而外，技術學的研究途徑還對我們的思辨傾向（特別是在社會學本身的範圍內，它很容易把我們引入形上學的領域）加上了一條紀律；因為它迫使我們以我們的理論服從於明確的標準，諸如明晰性的標準和實際中可檢驗性的標準。我的關於技術學研究途徑的論點或許可以這樣說：社會學（甚而也許是一般的社會科學）應當尋求的，確乎不是「它自己的牛頓或它自己的達爾文」[6]，而不如說是它自己的伽利略或它自己的巴斯德。 這一點以及我在此前引用的社會科學方法和自然科學方法之間的類比，可能會像我們選擇「社會技術學」和「社會工程學」（儘管有著由「零碎」一詞所表示的重要限定）之類的術語一樣地激起人們的反對。所以，我最好還是說，我充分欣賞反對教條式的方法論上的自然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用哈耶克教授的術語）進行鬥爭的重要性。然而，我看不出，我們為什麼不應當就其有成果而言而使用這種類比，哪怕我們承認它在某些地方是很糟糕地被人濫用了和歪曲了。此外，除了表明這些教條式的自然主義者所攻擊的某些方法基本上恰好是自然科學中所使用的同一種方法而外，我們也幾乎拿不出什麼更有力的論據來反對他們。 有一種反對我們稱之為技術學的探討途徑的意見，表面上看來是很有道理的，它蘊涵著對社會秩序採取一種「行動主義的」態度（參見第1節），從而它就很易於使我們抱有偏見來反對反干涉主義的或「消極主義」的觀點——那種觀點是說，如果我們對社會的或經濟的現狀不滿，那是因為我們並不懂得它們是怎樣在工作的，以及何以積極的干預只能是把事情弄得更糟。這裡我必須承認，我確實是對這種「消極主義」的觀點無法同情；我甚至於相信，一種普遍的反干涉主義的政策是站不住腳的——哪怕是根據純粹邏輯的理由；因為它的支持者們必然會提出目的在於防止干涉的政治干涉來。然而，這樣的技術學探討途徑本身在這個問題上卻是中立的（正像它確實應當是的那樣），而且決不是與反干涉主義不相容的。相反地，我認為反干涉主義也包含有一種技術學的探討途徑。因為，斷言干涉主義使得事情惡化，也就是說某些政治行動不會產生某種效果——即不是所願望的效果；而任何技術學的最有特色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指出什麼是不可能成就的。 這一點值得我們加以更仔細地考察。正如我在別處已經指明過的[7]，每一條自然規律都可以表現為斷言如此這般的一種事物是不可能發生的；那就是說，表現為一句這樣諺語式的話：「你不能用竹籃打水」。例如，能量守恆定律可以表述為：「你不可能造出永動機」；而熵定律可以表述為：「你不可能造成一架百分之百有效的機器」。這種總結自然規律的方式，就是一種顯示它們的技術意義的方式；因此，它可以稱之為自然規律的「技術學的形式」。如果我們現在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反干涉主義，那麼我們立刻就會看出，它也很可以表述為下述形式的語句：「你不可能得到如此這般的結果」，或者「你不可能達成如此這般的目的，而又沒有如此這般相伴隨的效果」。但是這一點就表明了，反干涉主義可以稱之為一種典型的技術學說。 當然，它並不是社會科學領域裡的唯一的學說。相反地，我們的分析意義就在於，事實上它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真正基本上的相似之點上的。我的心目中是指，類似於自然科學的規律或假說的社會學的規律或假說是存在的。由於這類社會學規律或假說（並不是所謂的「歷史規律」）的存在往往被人懷疑，[8]所以我現在就舉一些例子：「你不能徵收農業稅而同時又降低生活費用」——「在一個工業社會裡，你不能像組織某些生產者的壓力集團那樣有效地組織起消費者的壓力集團。」——「你不能有一個集中計劃的社會，而同時又採用一種履行著競爭價格的主要職能的價格體系。」——「你不能沒有通貨膨脹而實現充分就業。」另外一組例子可以選自權力政治的領域：「你不能引入一種政治改革而又不引起一些從改革的目的看來是不可願望的反響」（因此就要提防這些反響）——「你不能實行一種政治改革而又不把反對勢力強化到大致和改革的範圍成比例的地步。」（這可以說是「利益總是和現狀聯繫在一起的」這句話的技術學上的推論）——「你不能進行革命而不引起反作用。」在這些例子之上，我們可以再補充兩條，它們可以分別稱之為「柏拉圖的革命定律」（見《國家篇》第8卷）和「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9]的腐化定律」：「如果統治階級並沒有被內部紛爭或戰爭失敗而削弱，你就不可能進行一場成功的革命」；「你不可能給一個人以統治別人的權力而又不誘惑他去濫用它——這種誘惑大致隨著所運用的權力的數量而增長，而這種誘惑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10]關於可以用於支持這些假說——對它們的總結肯定還留有很大的改進餘地——的那些證據的力量，這裡並沒有假設任何東西。它們僅只是零碎技術學所可能打算討論並加以充實的那類陳述的例證罷了。 21.零碎工程學還是空想工程學 不管「工程學」一詞常使人有厭惡的聯想，[11]我將使用「零碎社會工程學」這個術語來描述零碎技術學成果的實際應用。這個術語是有用的，因為需要有一個術語來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社會活動，它為了實現某一目標或目的而在自覺地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技術知識。[12]在目的是超出技術學的範圍以外這一點上，零碎社會工程學類似於物理工程學（關於目的，技術學所能說的一切就是，它們究竟是否相互適合或能否實現）。在這一點上，它不同於歷史主義，後者是把人類活動的目的看作有賴於歷史力量的，所以就是在它的領域之內的。 正如物理工程師的主要任務是設計機器並改進和檢修機器一樣，零碎社會工程師的任務就是設計社會制度並重建和運轉現有的社會制度。這裡，「社會制度」這個名詞是用之於非常廣泛的意義上的，既包括公共性質的制度，也包括私人性質的制度。這樣，我就用它來描述一項事業，不管是一家小商店、還是一家保險公司，以及同樣地，不管是一所學校、還是一種「教育制度」，是一支警察部隊、還是一所教堂或一個法院。零碎技術家或工程師承認，只有少數社會制度是自覺地設計的，而大多數卻只是作為非人類行為所設計的結果而成長的。[13]然而，不管這個重要的事實會給他以多麼強烈的印象，作為一個技術專家或工程師，他將是從一種「功能的」或「工具的」觀點來看待它們的。[14]他將把它們看作是達到某些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可以轉化為某些目的服務；只是作為機器，而不是作為有機體。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會忽視制度與物理儀器之間的根本不同。正相反，技術專家應當研究它們之間的相同之點與不同之點，而以假說的形式來表述自己的研究結果。而且的確，以技術學的形式總結出有關制度的假說並不困難，就像是如下的例子所表明的：「你不可能建立起傻瓜都能不出錯的制度來，也就是說，建立那種其功能大體上並不有賴於人的制度；制度最好也只能是減少人的因素的不可靠性，辦法就是靠幫助那些為了制度所設計的目的而工作的人們，而成功則大部分要依賴他們的個人首創性和知識。（制度就好像是要塞。它們必須好好設計，而且人員配備適當）。」[15] 這就是零碎工程師特徵的研究途徑。即使他也許在熱愛著某種把社會當作「一個整體」的理想——也許那是社會的普遍幸福——但他卻不會相信從總體上來重新設計社會的方法的。不管他的目的是什麼，他都在試圖通過可以不斷改進的小調整和再調整而達到目的。他的目的可能有各種各樣，例如，某些個人或某些集團的財富或權力的積累或者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或者對個人的或集團的某些「權利」的保護，等等。這樣，公共的或政治的社會工程就可以有著極為不同的傾向——極權主義的以及自由主義的。在《自由主義的日程》的題目下，華爾特•李普曼（W. Lippmann）[16]制訂了對零碎改革有著深遠影響的自由主義綱領的範例。[17]]零碎工程師像是蘇格拉底一樣，知道他自己知道得是多麼地少。他知道，我們只能從我們的錯誤之中學習。因此，他將一步一步地前進，小心翼翼地在比較著所預期的結果和所取得的結果，經常在提防著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的、而又不情願的後果；而且他要避免從事那些改革，它們那複雜性和範圍使得他不可能分清原因和結果以及自己真正是在做什麼。 這樣的「零碎修補學」並不符合許多「行動主義者」的政治氣質。他們的綱領曾被人稱之為是一種「社會工程學」的綱領，也可以叫作「總體論的」或「空想的工程學」。 與零碎社會工程相反，總體論的或空想的社會工程從來就不是一種「私人的」、而總是一種「公共的」性質。它的目的在於按照一種明確的計劃或藍圖重行塑造「社會整體」；它的目的在於「掌握關鍵的位置」[18]並擴大「國家的權力……直到國家幾乎變得等同於社會」；[19]不止於此，它的目的還在於從那些「關鍵的位置上」來控制在塑造發展中社會的未來的各種歷史勢力，或者是通過扼阻這種發展，或者是通過預見到它的進程並對準它而調整社會。 考慮到我們並沒有限定零碎研究途徑的範圍，人們也許會疑問，這裡所描述的零碎的與總體論的研究途徑是否有根本的不同。就這裡所理解的這種研究途徑而論，比如說，憲法改革就很可以歸入它的範圍；我也並不排除這一可能性，即一系列的零碎改革可以被一個普遍的趨勢，例如收入上更大的平均化的趨勢，所激發起來。零碎方法以這種方式可以導致通常被稱之為「社會的階級結構」的那種東西的變更。人們也許會問，在這些野心更大的零碎工程學和總體論的或空想的研究途徑二者之間，有沒有任何差別？如果在試圖估計某種計劃中的改革的可能後果時，我們考慮到零碎技術專家必定會盡力估量任何措施對社會「整體」的作用時，那麼這個問題就會變得更為中肯了。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並不打算在這兩種方法之間劃出一條精確的分界線，但我將努力得出總體論者和零碎技術專家看待改革社會的任務時之非常不同的觀點。總體論者否定零碎的研究途徑，認為它過於審慎。然而，他們對它的否定並不很符合自己的實踐；因為他們在實踐上，總是求助於一種本質上是零碎方法的運用，但又沒有它那謹慎的和自我批評的性質，故而多少是有點混亂、笨拙，儘管是雄心勃勃的而又無情的。原因就在於，在實踐上，總體論方法已證明是不可能的；總體變化的企圖越大，則非它們所願望的、而且大部分是出乎意料的反響也就越大，並且還把零碎拼湊的權宜之計強加到總體論工程師的身上。其實，這種權宜之計所具有的集中化的或集體主義計劃的特徵，更多於小心翼翼的零碎干預的特徵；而且，它繼續不斷地引導著空想的工程師去做他並不打算做的事情；那就是說，它導致了那種聲名狼藉的沒有計劃過的計劃的現象。因此，在實踐上，空想工程學和零碎工程學之間的區別，就變成了更多地是在警惕與準備著不可避免的意外這方面，而不是在規模和範圍那方面了。人們也可以說，這兩種方法的不同事實上是在別的方面，而不是在規模與範圍上——即與我們被引導要期待的東西正相反，假如我們比較了兩種有關合理的社會改革的恰當方法的學說的話。在這兩種學說中，我認為其中一種是真確的，另一種則是謬誤的，並且容易導致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嚴重錯誤。在這兩種方法中，我認為其中一種是可能的，另一種則根本並不存在：它是不可能的。 因此，空想的或總體論的研究途徑和零碎的研究途徑之間的區別之一，就可以這樣來表述：對於改革的範圍，零碎工程師能夠以開放的心靈來解決他的問題，而總體論者卻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事先就斷定了整個重建乃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這一事實有著影響深遠的後果。它使空想主義者對於說明制度控制的局限性的某些社會學假設抱有偏見；例如，本節上面所提到的那種說明由於個人要素，即「人的因素」，而產生不確定性的假設。通過先驗地否定這類假設，空想的研究途徑就破壞了科學方法的原則。另一方面，和人的因素的不確定性相關的問題，就必定迫使空想主義者——不管他們是否願意——力圖用制度的手段去控制人的因素，而且要擴展他自己的綱領，以便不僅包括有按計劃的社會改造，而且也包括有人的改造。[20]「因此，政治問題就是以這樣一種方式組織人類的衝動，使他們把自己的精力投到正確的戰略要點上去，並把全體發展過程駛向所願望的方向。」用心良苦的空想主義者們似乎是遺漏了一點，即這一綱領蘊涵著承認失敗，甚至於是在他開始實行它之前。因為它以我們去「塑造」那些男人和女人以適合他的新社會這一要求，代替了他之要求我們去建立一個適合於男人和女人生活於其中的新社會。顯然，這就取消了檢驗新社會的成功或失敗的任何可能性了。因為，那些不喜歡生活於其中的人，於是就只好承認他們自己還沒有適合生活於其中，他們的「人的衝動」還需要進一步的「組織化」。但是，沒有進行檢驗的可能性，任何正在使用「科學」方法的說法就都會煙消雲散。總體論的研究途徑是與真正的科學態度不相容的。 空想主義的工程學並非本書的一個主要論題。但是有兩個說明何以它要和歷史主義放在一起的理由，是在以下三節中加以考察。首先，因為在集體主義（或集中化）計劃的名稱之下，它是一種非常流行的、而「零碎技術學」和「零碎工程學」又必須鮮明地與之相區別開來的學說。其次，因為空想主義不僅在它對零碎的研究途徑的敵視方面有似於歷史主義，而且還頻繁地和歷史主義的思想體系協力合作。 22.與空想主義的不神聖的同盟 在我稱之為「零碎技術學」與「歷史主義」的兩種方法論的研究途徑之間存在著對立，這一點穆勒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他寫道：[21]「有兩種社會學的探討」，「第一種裡面所提出的問題是，……例如，在目前的社會狀況下，採用普選制……的結果會是什麼？……但是也還有第二種探討，……在這裡，問題並不是在某種社會狀態中一個給定的原因的結果將會是什麼，而是一般地產生了……社會狀態（「社會狀態」四字原文大寫——譯者）的原因是什麼？考慮到穆勒的「社會狀態」恰好相當於我們所稱之為的「歷史時期」；很顯然，他的「兩種社會學探討」之間的區別就相當於我們的零碎技術學的研究途徑和歷史主義的研究途徑之間的區別。如果我們更緊密地追隨著穆勒對「第二種社會學探討」的描述，這一點就更加清楚了。（在孔德[22]的影響之下）他宣稱第二種要比第一種更為優越，並且他把它說成是在運用他所稱之為的「歷史方法」。 正如以前已經表明過的那樣（在第1、第17和第18三節中），歷史主義並不反對「行動主義」。歷史主義的社會學，甚至可能解釋為是一種可以有助於（像馬克思所說的）「縮短和減輕」新歷史時代的「分娩陣痛」的技術學。而且的確，在穆勒對歷史方法的描述里，我們可以發現這一觀念是以一種與馬克思的方式驚人地相類似的方式加以總結的[23]：「現在所論述的這一方法，乃是一種必須通過它來……探求社會進步……的規律的方法。靠了它的幫助，我們以後就不僅可以成功地展望遙遠的人類未來的歷史，而且可以成功地決定什麼樣的人工手段能夠用來……加速那個自然過程，只要它是有益的。[24]……這樣的以思辨社會學的最高分支為基礎的實用教誨，將形成政治藝術（「政治藝術」四字原文大寫——譯者）最高貴的和最有益的部分。」 正如本節所指出的，標誌著我的研究途徑和歷史主義者的研究途徑之間的不同的，與其說是由於它是一種技術學這一事實，倒不如說是由於它是一種零碎技術學這一事實。就歷史主義是技術性的而言，它的研究途徑並不是零碎的，而是「總體論的」。 當穆勒解釋他所指的「社會狀態」（或歷史時期）是什麼時，那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途徑是總體論的；他寫道：「被稱之為社會狀態的，乃是全部較重大的社會事實或現象的同時性的狀態。」這些事實之中的例子有：「工業的、以及財富及其分配的狀態」；社會之「劃分為階級以及那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關係；他們所信奉的共同信仰……；他們的政府形式以及他們那些較重要的法律和習慣」。概括起來，穆勒論述的社會狀態，其特徵如下：「社會狀態就像……物理結構中的不同時代；它們並不是一種或少數幾種器官或機能的條件，而是整個有機體的條件。」[25] 正是這種總體論才最徹底地區別開了歷史主義和任何一種零碎工程學，並使它自己和某些類型的總體論的或空想的社會工程學的聯盟成為可能。 這的確是一個有點奇怪的聯盟；因為只要我們把社會工程學理解為按計劃來建立社會制度，那么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第15節），歷史主義者的研究途徑和社會工程師或技術專家的研究途徑之間就有著一種確切無疑的衝突。從歷史主義的觀點看來，歷史主義的研究途徑之激烈地反對任何一種社會工程學，就正如氣象學家的研究途徑之反對降雨術士的研究途徑；因此之故，社會工程學、甚至於零碎研究途徑就被歷史主義者抨擊為空想的。[26]儘管這樣，我們卻發現歷史主義仍然十分經常地恰好是與這些成其為典型的總體論的或空想的社會工程的觀念結成聯盟的，諸如「新秩序的藍圖」或「集中化的計劃」之類的觀念。 這種聯盟有兩位突出的代表，他們是柏拉圖和馬克思。柏拉圖是個悲觀主義者，他相信一切變化或者幾乎是一切變化，都是衰頹；這就是他的歷史發展規律。因而，他的烏托邦藍圖就旨在扼止一切變化。[27]它在今天就會被稱為「靜態的」。另一方面，馬克思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而且可能是（像斯賓塞[28]那樣）一個歷史主義的道德理論的擁護者。因而，他的烏托邦藍圖就是一種發展著的或「動態的」而非一種被扼制的社會的藍圖。他預告了、而且力圖積極在推進一個以不知道有政治的或經濟的強制為其極致的理想的烏托邦的發展：國家自行消亡了，每個人都各盡所能，自由地在合作，而他的一切需要都會得到滿足。 歷史主義和空想主義之間的聯盟的最強因素，無疑地是雙方所共有的總體論的研究途徑。歷史主義感興趣的並不是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而只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發展；而空想工程學也是同樣地總體論的。雙方都忽視了將在下一節里要確定的一個重要事實——那個事實就是，在這種意義上的「整體」決不能夠成為科學探討的對象。雙方都不滿意於「零敲碎補」和「彌縫苟且」，他們希望採取更激進的方法。而且，歷史主義者和空想主義者好像都對變化著的社會環境這一經驗（常常是令人害怕的、有時還被描寫成「社會崩潰」的經驗）有著深刻印象，並且有時候甚至於深感惶惑。因而，他們雙方都試圖使這種變化合理化，一個是預言社會發展的進程，另一個則堅持說，變化應當嚴格地而完全地加以控制、甚至於應當全盤加以扼止。控制必須是全面的，因為在不是如此加以控制的社會生活的任何一個部門，都可能潛伏著有造成不可預見的變化的危險力量。 歷史主義者和空想主義者之間的另一條紐帶是，雙方都相信。他們的目標或目的並不是一個抉擇的問題或道德決定的問題，而是可以就在他們的探討領域之內科學地被人發現的。（在這一點上，他們之不同於零碎技術專家和工程師，正有如不同於物理工程師一樣）。歷史主義者和空想主義者都相信，他們能夠發現「社會」的真正目標或目的是什麼；例如，通過確定它的歷史趨勢，或者通過診斷出「他們時代的需要」。這樣，他們就都易於採納一種歷史主義的道德理論（見第18節）。所以這就並非偶然：大多數宣揚烏托邦「計劃」的作家們告訴我們說，由於是歷史前進的方向，所以計劃就是無可避免的；並且我們必須作出計劃來，不管我們願意與否。[29] 這些作家們以同樣的歷史主義的調子在譴責他們的對手思想落後，並相信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打破舊的思想習慣，並找出理解變化著的世界的新鑰匙」[30]。他們斷言，社會變化的趨勢「是不可能成功地加以影響或甚至扭轉的」，除非是我們放棄零碎的研究途徑，或者說「彌縫苟且的精神」。但是我們可以疑問，那種新的「計劃層次上的思想」[31]究竟是否真的像它所被設想的那麼新穎，因為總體論似乎一直都是從柏拉圖以來的頗為古老的思想的特徵。我個人相信，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可以提出來支持這一觀點：即，總體論的思維方式（不管是關於「社會」的，還是關於「自然」的）遠不是代表思想發展史上的高水平或晚期階段，而是一種前科學階段的特徵。 23.總體論批判 已經表明了我自己的偏見，並已經勾繪出既是作為我的批判又是作為以零碎研究途徑為一方、以歷史主義和空想主義為另一方兩者之間的對立的那種觀點的基礎之後，現在我就來著手進行我的主要任務，即審查歷史主義的學說。我要從對總體論作一番簡短的批判而開始，因為這一點現在已經證明了是我所要加以攻擊的那種理論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主張之一。 在近來總體論的文獻中，「整體」一詞的用法有著一種根本性的含糊不清。它用來指：（a）一個事物的全部性質或方面的總和，尤其它那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全部關係的總和；（b）所討論的事物的某些特定的性質或方面，亦即使它呈現為一個有組織的結構而不是一堆「單純的雜湊」的那些性質或方面。在意義（b）上的整體已經被當作科學研究的對象，特別是被所謂「格式塔」（「完形」Gestalt）[32]心理學學派當作了科學研究的對象；的確，我們沒有道理不去研究諸如結構的規則性（例如，對稱）之類的方面，它們是可以在有機體、電場或機器之類的某些事物中找到的。可以說，具有這種結構的事物，像是格式塔（完形）理論所說的，並不只是聚合體而已——即「並不只是它們各個部分的單純總和而已」。 格式塔（完形）理論的任何一個例子都可以用來表明，意義（b）上的整體與意義（a）上的整體大不相同。如果我們和格式塔（完形）理論家一起，認為一曲旋律不只是各個音節的單純集合或序列而已；那麼，我們選擇出來加以考察的就是這一聲音序列中的一個方面。這是一個能夠清楚地與其他方面區別開來的方面，諸如第一音的絕對音高，或者全部音的平均絕對強度。而且還有另一些「格式塔」（完形）方面要比旋律的那些方面，例如旋律的節奏，甚至更加抽象；因為，由於考察節奏，我們甚至會忽略對於旋律是十分重要的相對音高。由於這樣而成為有選擇性的，於是對一種「格式塔」（完形）的研究以及和它一道對任何意義（b）上的整體的研究，就截然有別於對整體的研究，即對意義（a）上的全體的研究。 因此，對意義（b）上的全體可以進行科學研究這一事實，就決不可用來論證一種全然不同的主張，即意義（a）上的全體也可以如此加以研究。後一主張是必須加以摒棄的。如果我們要研究一樁事物，我們就只能選擇它的某些方面。我們不可能觀察或描述整個世界或自然的全貌；事實上，即使是最小的全貌也不可能如此來描述；因為一切描述都必然是有選擇性的。[33]甚至可以說，意義（a）上的全體決不能成為任何活動的對象，不管是科學的、還是什麼別的。如果我們取一個有機體，把它移置到另外一個地方，那麼我們就是在把它當作一個物理體在處理，而忽略了它的許多其他方面。如果我們殺死它，那麼我們就毀壞了它的某些性質，但決非全部的性質。事實上，我們不可能毀壞它的性質的全體以及它各部分之間的全部相互關係的整體；哪怕我們粉碎它，燒毀它。 全體意義上的整體不可能當作科學研究的對象或者任何其他活動的對象，例如控制或重建的對象；但是這個事實卻好像被總體論者遺漏了，甚至他們中間那些通常承認科學是有選擇性的人也如此。[34]他們從不懷疑有科學地把握社會整體（在全體的意義上）的可能性，因為他們信賴格式塔（完形）心理學的先例。他們相信，格式塔（完形）研究途徑和對意義（a）上的社會整體——即把握「一個時代全部社會事件和歷史事件的結構」——的處理方法二者之間的區別，僅只在於這一事實，即一種「格式塔」（完形）可以由直接的直覺知覺加以掌握，而社會整體卻「錯綜複雜得不能一眼就理解」；所以它們「只能是經過長期的思索而逐步加以把握，而在思索過程中，一切因素都要加以注意、比較和結合」。[35]簡單地說，總體論者並不懂得「格式塔」（完形）的知覺與意義（a）上的整體簡直毫無關係，一切知識，不管是直觀的還是推論的，都必定屬於抽象方面；而我們絕不可能把握「社會現實本身的具體結構」。[36]由於忽視了這一點，他們就堅持說，專家對「細節」的研究必須由一種其目的在於重建「整個過程」的「集成的」或「綜合的」方法來補充；他們斷言，「只要專家們拒絕把他們的問題看作整體，社會學就將繼續忽視根本的問題」[37]。但是這種總體論的方法，必然始終只是一個單純的綱領而已。從來沒有人舉出過任何對完全而具體的社會情況做出科學描述的例子。它是不可能被舉出的，因為在每一種這類的事例里，總是很容易指出某些被忽略了的方面，然而那些方面在這種或那種脈絡之中很可能是極為重要的。 然而，總體論者不僅計劃著用一種不可能的方法來研究整個社會，他們還計劃著「作為一個整體」來控制和重建我們的社會。他們預言說，「國家權力必定會增大，直到國家幾乎等同於全社會為止」。[38]這段引文所表現的直觀性是再清楚不過的。它是一種極權主義的直觀性。[39]然而，除了傳達這種直觀性之外，這個預言還意味著什麼呢？當然，「社會」這個詞囊括了全部的社會關係，也包括全部的個人關係在內，其中有一個母親對自己孩子的關係，正像是同樣也有一個兒童福利的官員同這兩者中任何一個的關係。由於許多理由，要想控制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這些關係乃是完全不可能的。哪怕僅僅是因為隨著對社會關係的每一種新控制，我們就創造出了一大批有待控制的新社會關係。總之，這種不可能性乃是一種邏輯上的不可能性。[40]（這一企圖就導致一種無限的倒退；其處境有似於企圖研究社會整體的那種情況。）然而，毫無疑問，空想主義者就恰好在計劃著要實行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們告訴我們，除了其他事情而外，甚至於還可能用一種更現實主義的方法去「塑造個人之間的聯繫」。[41]（當然，沒有人懷疑，與意義（a）上的整體相反，意義（b）上的整體是能夠被塑造或者被控制或者甚至被創造出來的；比如說，我們可以創作出來一曲旋律，不過，這和空想主義對總體控制的夢想完全無關。） 關於空想主義，就談這些。就歷史主義而論，其處境也是同樣地無望。歷史主義的總體論者往往隱含地在主張，歷史方法是適合於處理總體（totalitics）意義上的整體的。[42]但是這個主張卻以一種誤解為基礎。它產生於兩種信念的結合：一種是正確的信念，認為歷史學與理論科學相反，它關心的是具體的個別的事件與個別人物，而不關心抽象的一般規律；另一種是錯誤的信念，認為歷史學所關心的「具體的」的個體可以等同於意義（a）上的「具體」整體。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歷史學，也像其他任何一種研究一樣，只能是選擇它所感興趣的對象的某些方面加以探討。他們錯誤地相信：可以有一種總體論意義上的歷史學，有一種關於「社會狀態」（「社會狀態」四字原文大寫——譯者）的歷史學，它代表著「整個的社會有機體」或者「一個時代全部的社會歷史事件」。這種觀念出自把人類歷史當做是一條巨大的、包羅萬象的發展河流的那種直覺觀點。但是，這樣一部歷史是寫不出來的。任何一部寫了出來的歷史都是這個「總體」發展中的某個狹隘方面的歷史，而且甚至於就在那個所選的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也總是一部很不完備的歷史。 空想主義的和歷史主義的總體論傾向就統一於下面一段典型的陳述之中：「我們從來不曾有必要像今天我們被迫對社會所做的那樣，要去完整地建立起並指導著一整套自然體系；因此之故，我們從來也不曾有必要深入到自然界的個體世界的歷史與結構中去。人類總是傾向於……規範其整個的社會生活，儘管人們從未打算過創造出第二個自然界……」[43]這一論述就說明了一種錯誤的信念，即如果我們希望像總體論者那樣來對待完整的「整個自然體系」，那麼採用歷史方法將會是有幫助的。但是採用了這種方法的自然科學，例如地質學，卻還遠沒有把握住它們那主題的「整套體系」。這一陳述還說明了另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即我們有可能「建立」或「指導」或「調整」或「創造」意義（a）上的整體。「我們從不曾有必要建立和指導整個自然體系」之所以肯定是對的，只是因為我們甚至於不能夠建立和指導「整體」意義上的任何一件物理儀器。這種事情是做不到的。它們都是烏托邦的夢想或者是誤解。告訴我們說，我們今天要被迫去做一件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事，亦即要建立和指導整個社會體系並規劃全部的社會生活，那就純粹是以使空想的計劃成為不可避免的那些「歷史力量」和「迫在眉睫的發展」來嚇唬我們的一種典型企圖了。 附帶要說到，以上所引的陳述是很有意思的，它可以作為是對於一件非常之重要的事實的一種認可，即對於總體論工程學或相應的「科學」並不存在任何物理學上的類比。因此，尋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類比，對於澄清這裡的這個問題肯定是會有幫助的。 這就是總體論的邏輯地位，我們被鼓勵要在這塊岩石之上建立起一個新世界。 有一種批判性的評論可以加之於意義（b）上的整體之上，它是我已經承認了有科學地位的。我無須撤銷已說過的任何東西，但我必須指出，說整體不止於是它的各個部分的總和這一陳述，其繁瑣性以及空洞性似乎很少為人們所認識。即使一個盤子裡有三個蘋果也不僅止於是「一種單純的總和」而已——就它們之間必定還存在著某些關係而言（最大的一個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位於其它兩個的中間，等等）：這些關係並不是隨著有三個蘋果這一事實而來的，並且它們是可以科學地加以研究的。此外，被大肆宣揚的「原子論式的」方法與「格式塔」（完形）方法二者之間的對立也是毫無根據的，至少是就原子物理學而言；因為原子物理學並不是單純地把它的基本粒子「加在一起」而已，而是從一個極其明確的、有關意義（b）上的整體的觀點來研究粒子體系的。[44] 大多數格式塔（完形）理論家顯然都想斷言的是「堆」（heaps）與「整體」（wholes）這兩種事物的存在；在「堆」裡面，我們不能分辨出任何秩序來，而在「整體」中，卻可以發現有一種秩序或對稱或規則性或體系或構造計劃。因此，像是「有機體乃是整體」這樣一個語句，就把自己歸結為在一個有機體中我們可以分辨出來某種秩序的那類繁瑣性了。此外，一個所謂的「堆」，照例也總有其格式塔（完形）的方面，正如通常引用的電場的例子那樣。（讓我們考慮一下一堆石頭裡壓力增加的那種常規的方式）。所以，這一區別不僅是繁瑣的，而且是極其空洞的；它並不適用於不同種類的事物，而僅適用於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24.社會實驗的總體論理論 總體論的思維表現在它對歷史主義的社會實驗理論（見以上第2節的闡述）的影響上，是特別有害的。雖然零敲碎打的工藝學家會贊同歷史主義的觀點，即大規模的或總體論的社會實驗即使終究行得通，也極其不適合於科學的目的；但他們會強烈反對為歷史主義和空想主義所共有的這一假設，即為了成為現實主義的，社會實驗就必須具有空想主義要重行塑造整個社會的那種企圖的特徵。 從討論對這種空想主義綱領的一種十分明顯的反駁來開始我們的批判，將會是很方便的；那種反駁是說，我們並不據有進行這樣一樁事業所必需的實驗知識。物理工程師的藍圖是以實驗工藝學為基礎的，他的行動所依靠的全部原則都要通過實際實驗的檢驗。但是，社會工程師的總體論藍圖卻並非基於任何一種可加以比較的實際經驗。這樣，號稱物理工程學和總體論社會工程學之間的類比就站不住了；總體論的計劃就被恰當地形容為「空想的」，因為它的各種計劃根本就沒有任何科學的基礎。 面對著這種批判，空想主義的工程師很可能承認需要有實際經驗以及實驗工藝學。然而，他會聲稱，如果我們害怕去進行社會實驗，或者說——那在他們的眼裡是同一件事——害怕總體論的工程學，那麼我們對這些事情就會永遠一無所知。他會爭論說，我們必須從運用我們所具有的知識而開始，不管那知識是多是少。如果說今天我們對飛機設計有某種知識的話，那只是由於某個並不具有這種知識的先驅者敢於設計出飛機並且付之於實驗。這樣，空想主義者甚至於會爭辯說，他們所提倡的總體論方法就正好是以實驗方法應用之於社會。因為他和歷史主義者一樣地都在主張，小規模的實驗，例如在一個工廠或一個村莊、甚至在一個地區進行社會主義實驗，會是完全得不出定論的；這種孤立的「魯濱遜•克羅索式的實驗」[45]並不會告訴我們有關現代「大社會」中社會生活的任何東西。他們甚至於配得上「空想的」這個綽號——在這個詞包含著對歷史趨勢的忽視那種（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在這個例子中，那含義是指社會生活中不斷增長的相互依賴性的趨勢被忽視了）。 我們知道，空想主義與歷史主義的這一見解是一致的，即它們都認為只要是按照總體論規模來進行，社會實驗（如果真有這樣一種東西的話）就可以是有價值的。這個廣泛為人所持有的偏見包括著一種信仰，即在社會領域裡，我們很少能處於進行「計劃中的實驗」的地位，而且為了說明在這個領域內所已經進行過的「偶然實驗」的結果，我們就只好是求助於歷史了。[46] 對於這一觀點，我有兩點反駁：（a）它忽視了對於一切社會知識——前-科學的以及科學的——來說都是基礎性的那些零碎的試驗，（b）總體論的實驗不大可能對我們的實驗知識作出多大貢獻；它們可以叫做「實驗」，但只是把這個詞當作一個其結果並不確定的行為的同義語那種意義上，而不是在這個詞用於指通過比較所取得的結果與所預期的結果來獲得知識的手段那種意義上。 就（a）來說，可以指出，我們所擁有的大量社會生活的實驗知識這一事實，總體論的社會實驗觀點並沒有加以解釋。一個有經驗的企業家和一個沒有經驗的企業家之間存在著差別，在組織者或政治家或將軍之間也是如此。這是他們社會經驗方面的一種差別，那不只是在通過觀察或反思他們所曾觀察到的事物而取得的經驗方面，而且還在通過努力要達到某種實際目的而取得的經驗方面。必須承認，以這種方式所獲得的知識通常都屬於前-科學的知識，因而比起通過仔細設計的科學實驗所獲得的知識來，就更像是通過偶然觀察而得到的知識。但是，這一點並不成為否認所論述的知識是基於實驗之上、而不是基於單純觀察之上的理由。一個開了一座新店的食品商就是在進行一項社會實驗；甚至於一個在戲院門前排隊的人也獲得了他可以利用來為自己下次預訂座位的實驗技術知識，那也是一項社會實驗。我們不應當忘記，只有實際經驗才教給了市場上的買主與賣主這樣的一課：供給增加，價格就會降低；而需求增加，價格就會上漲。 規模再大一些的零碎實驗的例子還有：一個壟斷者改變其產品價格的決定；一家私人的或公共的保險公司對一種新型的保健或就業保險辦法的採用；或者新的銷售稅的實施；或者一種防止景氣循環的政策的實行。所有這些實驗與其說是為了科學的目的，還不如說是為了實踐的目的而進行的。而且，某些大公司所進行的實驗，其目的更多地乃是在於有意增進他們的市場知識（當然是為了在以後的階段增加利潤），而不在於馬上就增加利潤。[47]這種情況十分類似於物理工程學的情況和前-科學的方法；我們有關造船或航海術之類的事物的技術知識，最初就是使用前-科學的方法取得的。似乎並沒有理由說，這些方法就不應當繼續加以改進並最終代之以一種更有科學精神的技術學，也就是說，代之以一種同樣方向的、既基於批判的思想又基於實驗之上的更為系統的研究方法。 根據這一零碎觀點，前-科學的與科學的實驗研究方法二者之間並沒有截然的區別，儘管科學研究方法亦即批判的研究方法，越來越受到自覺的運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基本上，兩種研究方法都可以描述為是試驗與錯誤（trail and error）的方法。我們在試；也就是說，我們不僅是記錄下來觀察，而且還積極試圖解決某些或多或少是實際的而又明確的問題。如果（並且只有是）我們準備從錯誤中學習的話，我們就會取得進步；要認識自己的錯誤，要批判地利用它們而不是教條式地堅持它們。雖然這種分析可能聽起來微不足道，但是我相信，它描述了一切實驗科學的方法。我們越是自由地並有意識地準備去冒試驗之險，越是批判地注視著我們總是在犯的錯誤；這種方法就將具有越來越大的科學性。這個公式不僅包含著實驗方法，而且也包含著理論和實驗之間的關係。一切理論都是試驗，它們都是試探性的假說，試圖看看究竟它們是否能成立；而一切實驗的確證都無非是以批判的精神、以力圖發現我們的理論錯誤在什麼地方來進行的檢驗的結果。[48] 對零碎技術學家或工程師來說，這些觀點就意味著：如果他要想在社會研究與政治學中引用科學方法的話，那麼最為需要的就是要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並且要認識到，不僅實驗是必要的，而且錯誤也是必要的。他必須學會不僅是預料到有錯誤，而且還要自覺地去尋求錯誤。我們都有著一種非科學的弱點，即自認為一貫正確；而這一弱點在職業的和業餘的政治家中似乎特別普遍。但是在政治中，運用科學方法之類的東西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從這一假設入手，即沒有一樁政治行動是沒有挫折的、是沒有並非所願的後果的。注意這些錯誤，發現它們、揭示它們、分析它們，從它們之中吸取教訓，這就是一個科學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政治科學家所必須做的工作。政治中的科學方法就意味著，說服自己相信自己並沒有犯任何錯誤、忽視錯誤、隱瞞錯誤、把錯誤推諉給別人的這樣一種偉大的藝術，要被另一種接受對錯誤的責任、努力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以便我們可以在將來避免錯誤這樣的一種更偉大的藝術所代替。 現在我們就轉到（b）點上來，即批判這一觀點：我們可以向總體論的實驗學習，或者更精確地說，可以向趨向於總體論的夢想（因為，正如我在前一節中所表明的，在它們重行塑造「整個社會」那種徹底意義上的總體論的實驗，在邏輯上乃是不可能的）那種規模上所實行的措施學習。我們的主要之點是十分簡單的：對於我們自己的錯誤採取批判態度已經是夠難的了，而要對我們牽涉許多人的生命在內的那些錯誤堅持批判的態度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換一種說法，要從重大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乃是十分艱難的。 這一點的理由是雙重的，它們既是技術性的，也是道德性的。因為，同時既做出了那麼多的事，所以就不可能說哪一個個別的措施要對某一種後果負責；或者不如說，如果我們的確要把某一後果歸之於某一措施的話，那麼我們就只能是根據此前獲得的某種理論知識、而並不是根據所探討的總體論實驗才能夠做得到。這種實驗並沒有幫助我們把特殊的後果歸因於特殊的措施；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全部後果」都歸因於它；不管這一點意味著什麼，要做出估價來肯定是很困難的。即使盡最大的努力要對這些結果得出一種信息良好的、獨立的而且是批判性的陳述來，也不大可能會成功。但是，要進行這類努力的機會卻被人忽略了；相反地，最有可能的倒是任何有關總體論的計劃及其後果的自由討論是不會為人容忍的。原因是，每一種想推行很大規模的規劃的嘗試，委婉些說，都是一種必定會給許多人、並且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造成很大不便的事情。因而，總有一種趨勢要反對這種計劃並且抱怨它。對其中許多抱怨，烏托邦工程師就必須置若罔聞，如果他們希望終究要達到某一步的話；事實上，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壓制不合理的反對意見。但是，他們也就必定隨之而照例要壓制合理的批評。而且單純是對不滿的表示必須加以制止的這一事實，也會把甚至於最熱烈的滿意表示貶低到無足輕重的地步。這樣，也就很難確定那個計劃在個別的公民身上究竟反響如何的事實了；而沒有這些事實，科學的批判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總體論計劃與科學方法相結合的困難性，要比以上所曾指出過的更加根本得多。集中權力是容易的，但要集中分散在許多個人的心靈里的全部知識則是不可能的，而這種知識的集中卻又為明智地運用集中的權力所必需；然而總體論計劃者卻忽視了這一事實。[49]可是這個事實有著影響深遠的後果。他既然不能確定那麼多的個人的心靈里都是些什麼，於是就不得不以消除個人差異的辦法來簡化這個問題；他就不得不以教育和宣傳來控制和鑄造人們的興趣和信仰。[50]但是，對於心靈採用強制的這種企圖，勢必摧毀能發現人民真正是在思想什麼的最後可能性；因為那顯然是與表現思想的自由不相容的，尤其是與批判思想的表現自由不相容。終於，它就必定要毀滅知識；所獲得的權力越大，則所喪失的知識也就越多。（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政治權力和社會知識是「互補的」——在玻爾[51]使用這個詞的意義上。而且它甚至可以成為這一難以捉摸而又流行的名詞的唯一清楚的說明）。[52] 所有這些論點都限於討論科學方法的問題。它們默認了這一重大的假設：即，被賦予至少是接近於獨裁權力的那位烏托邦計劃的工程師，他那根本的仁慈性是我們用不著懷疑的。陶內（Tawney）[53]以這樣的話總結了一次有關路德（Luther）[54]及其時代的討論：「在懷疑獨角獸和火蛇子[55]存在的同時，馬基雅維里[56]和亨利第八[57]的時代卻又在對那個罕見的怪物——即敬畏上帝的君主——的崇拜之中，為自己的信念找到了養料。」[58]在這裡，用「敬畏上帝的君主」來代替「獨角獸和火蛇子」，再用它們某些顯然更為現代的副本的名稱來代替這兩個名稱，並且用「仁慈的計劃權威」來代替「敬畏上帝的君主」這個短語；那麼，你就得出了我們自己這個時代一副輕信的畫面。對這種輕信我們在這裡將不提出異議；然而可以指出，即使假定有權有勢的計劃者有著無限的而又始終不變的仁慈，我們的分析也表明了，他們永遠會不可能發現自己那些措施的結果是否與自己的善意相符合。 我不相信有可能對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種相應的批判。這種方法更具體地說，可以用之於尋求並反對最大的和最迫切的社會弊病，而並非是要尋求某種至善並為之而奮鬥（像是總體論者想要做的那樣）。但是，要對確切的弊端、要對某些不公正或剝削的具體形式以及對貧窮或失業之類的可以避免的苦難進行有系統的鬥爭，是和要實現一種遙遠的社會藍圖的企圖很不相同的另一種東西。成功或失敗都更容易加以估定，而且也沒有什麼內在的理由可以說何以這種方法會導致權力的積累和對批評的壓制。還有，這樣一種反對具體的弊端與具體的危險的鬥爭，比起那種為建立一個烏托邦（儘管對於計劃者來說，它可以是理想的）而鬥爭，可能會更得到更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或許多少可以闡明這一事實：即，在反對侵略、保衛自己的民主國家裡，必要的重大措施（它們甚至至可能有著總體論計劃的特徵）馬上就會得到充分的支持，而無需壓制公眾的批判；而在準備要進攻或發動一場侵略戰爭的國家裡，公眾的批評照例是一定要受到壓制的，以便把侵略說成是防禦而動員公眾起來支持。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烏托邦主義者的主張上來，即認為他那方法乃是把真正的實驗方法應用到社會學領域上來。我認為，這種說法已被我們的批判所清除了。這一點還可以用物理工程學與總體論工程學之間的類比來加以進一步的闡釋。可以承認，物理機器是可以用藍圖的辦法設計成功的，隨之甚至於有整個的生產工廠，等等。但是，這一切之成為可能，只是因為許多零碎的試驗事先都已經實現了的緣故。每一部機器都是許多的小改進的結果。每一種模型都必須經過試錯法，通過無數的小調整，才被「發展」出來。這對生產工廠的計劃也同樣適用。顯然是總體論的計劃之所以能夠成功，只是因為我們已經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小錯誤而已；否則的話，就有一切理由預料它會導致大錯誤。 因此，物理工程學和社會工程學之間的類比，如果更仔細地加以觀察的話，就是在反對總體論者而在支持零碎社會工程師的。「社會工程學」一詞，本來就是指這種類比的，卻毫無道理地被烏托邦思想家所竊取了。 我就以這一點來結束我對烏托邦思想的評論。現在，我就要集中力量來攻擊它的同盟者歷史主義了。我認為，我現在已經對歷史主義者有關社會實驗的論辯給出了充分的回答，只是還沒有包括這一論點，即社會實踐是無用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在精確相似的條件之下重演它們。下面我們就來考察這一論點。 25.實驗條件的變異性 歷史主義者爭辯說，實驗方法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因為我們不能在社會領域裡任意重新製造精確相似的實驗條件。這一點便使得我們更接近於歷史主義的立場的核心了。我承認，這一爭辯裡面可能有點東西：毫無疑問，在物理學方法與社會學方法二者間這裡是有著某些不同的。然而，我要說歷史主義者的論點是建立在一種對物理學實驗方法的全然誤解之上的。 讓我們首先考慮一下這些方法。每一個實驗物理學家都知道，非常之不同的事物可以在看來是極為相似的條件之下出現。兩根電線乍看起來幾乎恰好一樣，然而如果在一件電學儀器中把一根換成另一根，結果就可能差別很大。通過更嚴密的檢查（比如說通過顯微鏡），我們也許可以發現，它們並非像是乍看起來那麼相像。但是，導致不同結果的兩種實驗條件之間的不同，的確常常是很難觀測到的。為了要找出哪一類的相似性是相關的，什麼程度的相似性是充分的，可能需要長期理論的和實驗的研究。也許，在我們能夠為我們的實驗取得相似的條件之前、甚至在我們知道在這一情況中「相似條件」意味著什麼之前，這一研究可能必須早已進行過了。然而，實驗的方法卻無時無刻不在應用著。 因此，我們可以說，被描述為「相似條件」的是什麼東西的這個問題就取決於實驗的性質，而且只有通過實驗才能解答。對任何被觀察到的差異性或相似性，不管是多麼顯著，我們都不可能先驗地確定究竟它是否與重作一項實驗的目的有關。從而我們就必須讓實驗方法自己來決定。完全類似的考慮也適用於那個爭論不休的、為排除干擾而對實驗進行人工隔離的問題。顯然，我們不能夠使一件儀器排除一切干擾；例如，我們不能先驗地知道，行星或月球的位置對一個物理實驗的干擾是很大還是可以忽略。需要什麼樣的人工隔離——如果有的話——我們也只能是從實驗的結果中或從理論（理論本身也受到實驗的檢驗）中知道。 就這種考慮而言，歷史主義的論據，即社會實驗是致命地要受到社會條件的變異性、而尤其是受到由於歷史發展所引起的變化的阻礙的，就失去了它的力量。歷史主義者所如此之關注著的那些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所流行的各種條件之間的差異，並不必定特別給社會科學造成任何困難。可以承認，如果我們突然之間被帶到另一個歷史時代里，我們或許會發現，許多在社會的零碎的實驗基礎之上所形成的社會期望就都會落空。換句話說，實驗可能導致無法預見的結果。然而，引導我們去發現社會條件的變化的仍然是實驗；實驗會告訴我們，某些社會條件隨著歷史時期而變化，正如實驗告訴了物理學家，水的沸點會隨著地理位置而變化一樣。[59]換句話說，各個歷史時期之間的不同這一學說，遠沒有使得社會實驗成為不可能，它無非是如下假定的一種表現，即如果轉移到另一個時期，我們還應當繼續進行我們的零碎實驗，只不過其結果是出乎意料的或令人失望的罷了。其實，如果說我們知道任何有關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不同態度的話，那麼它也是從我們想像中所進行的實驗而得出來的。歷史學家們感到難以解釋某些記載，或者是他們發現有某些事實表明他們的前人錯誤地解釋了某些歷史證據。這種歷史解釋上的困難，就是我們對歷史主義者心目之中那種歷史變化的唯一證據；然而它們只不過是我們的思想實驗的預期結果與實際結果之間的分歧而已。正是這些意外和失望，就通過試錯法而導致了我們解釋新奇的社會條件的能力的改進。在歷史解釋的情況中，我們通過思想-試驗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被人類學家在實際的田野工作中取得了。那些現代的探究者們之已經成功地把自己的預測調節得能符合或許遠至石器時代的條件，就是由於他們的零碎實驗成功了的緣故。 有些歷史主義者懷疑這種調節成功的可能性，他們維護他們的社會實驗無用論，甚至於論證說，如果轉移到遙遠的歷史時期里去，那麼我們絕大多數的實驗就都會導致失望。他們斷言，我們無法調節我們的思想習慣，而尤其是我們分析社會事件的習慣，使之適用於這些令人困惑的條件。在我看來，這類恐懼似乎是歷史主義的歇斯底里——是被社會變化的重要性給纏住了；但我必須承認，想根據先驗的理由來驅除這些恐懼會是很困難的。畢竟，使自己適應於新環境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而且似乎我們並沒有理由應該期望一個（抱有這種失敗主義觀點的）歷史主義者能夠成功地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於社會環境的變化。此外，情形也要取決於新環境的特性。一位社會調查者在用試錯方法調節自己，使自己能成功地適應於吃人者的習慣之前，也許會發現自己被人吃掉的這種可能性之不能排除，並不更有甚於在某個「計劃社會」里他的調查也許會在集中營里而告結束的可能性。不過，類似的話也適用於物理學的領域。世界上有許多地方，那裡流行的物理條件使物理學家很少有存活的機會，或者是能使自己用試錯法來調整自己以適應於這些條件。 總而言之，似乎並沒有任何基礎可以支持歷史主義者的動聽的論斷，即歷史條件的變異性使得實驗的方法不能應用於社會問題這一論斷，或者是（在這一點上）關於社會研究根本不同於自然研究這一論斷。但是如果我們承認，在實際上社會科學家要隨意選擇和改變自己的實驗條件往往是非常之困難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物理學家的處境要好得多，儘管他們有時候面臨同樣的困難，從而在變化著的引力場中或在極端的溫度條件之下要進行實驗的可能性就有很大的限制。但是，我們絕不可忘記，今天對物理學家已經開放了的許多可能性，在不久以前都還是行不通的；並不是由於物理學上的、而是由於社會上的困難，即由於我們當時不準備冒花費研究所需經費的風險。然而，許多物理學研究如今都可以在並沒有什麼尚需要求的實驗條件之下進行了，而社會科學家的處境卻十分不同；這是一個事實。許多極其值得嚮往的實驗依舊是遙遠未來的夢想，儘管事實上它們的性質並不是空想的，而是具有零碎的特徵。在實踐上，社會科學家必須經常地依賴於心靈上所進行的實驗，並依賴於在許多情況下對所採取的政治措施的分析；並且它那方式從科學觀點看來，還遺留有許多值得我們要求的東西。 26.概括化是受時期限制的嗎 在我對社會學規律或理論、或假設、或「概括化」問題進行詳細討論之前，我就討論過了社會實驗問題；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我認為觀察和實驗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邏輯上乃是先於理論的。相反地，我相信，理論是先於實驗和先於觀察的，這是就後者只是在關係到理論問題時才有意義的這種意義上而言的。此外，在我們希望觀察或實驗能夠幫助我們以任何方式提供答案之前，我們先要有一個問題。或者，以試錯法的詞句來表述就是，試驗必須是先於錯誤；而正如我們（在第24節）所看到的，理論或假設總是嘗試性的，總是試驗的一部分，而觀察與實驗又是以表明理論錯在哪裡的辦法來幫助我們洗鍊理論的。因此，我並不相信「概括化的方法」，也就是說，我並不相信科學是從觀察開始、通過概括化或歸納法的某種程序而從中得出理論來的那種觀點，倒不如說我是相信，在幫助我們檢驗我們的理論和消除那些經不起檢驗的理論時，觀察和實驗的功能乃是更為審慎的那種；儘管必須承認，這種清除程序不僅檢查了理論的思辨，而且還推動它再去嘗試——並且往往是再犯錯誤，再又被新的觀察和實驗所否定。 在本節中，我要批判歷史主義的如下論點（參見第1節）：即在社會科學中，一切概括化、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概括化的有效性，都要限定在所進行有關的觀察的具體歷史時期之內。我要批評這個論點，而不先討論所謂的「概括化的方法」究竟能否加以辯護，雖則我相信它是不能的；因為我認為，無須表明這個方法是無效的，歷史主義的這一論點就能夠被駁倒。因此，討論我對這個方法以及對理論與實驗之間的一般關係的見解，就可以推遲到以後再談。它將在第28節再加以討論。 我開始批評歷史主義的論點時，首先就承認，生活於一定的歷史時期的大多數人總是傾向於這一錯誤的信念：即他們在自己的周圍所觀察到的規則性就是社會生活的普遍規律，對於一切社會都有效。確實，我們僅只是有時才注意到，在國外當我們發現我們的飲食習慣和問候的禁忌等，一點也不像我們天真地所設想的那樣被人接受時，我們卻還懷著這類信念。一個很明顯的推論便是，我們有許多其他的概括化，不管是否有意識地抱有的，都可能是屬於這類性質；儘管它們始終沒到受到非議，那是因為我們不能旅行到另一個歷史時期里去（例如，赫西俄德[60]就作過這樣的推論）。[61]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承認，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可能有許多僅僅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的規則性，而我們卻傾向於忽視了這一限制。從而（特別是在一個社會迅速變化的時期），我們就可能懊悔地認識到，我們所依賴的乃是一些已經喪失了其有效性的規律。[62] 如果歷史主義者的論點只是到此為止，我們也就只會責備他是小題大做。然而不幸的是，他還肯定了更多的東西。他堅持說，是局勢創造了在自然科學中所不會發生的許多困難；尤其是，與自然科學相對比，在社會科學中我們決不能假設我們已經發現了真正普遍的規律，因為我們決不可能知道，它在過去是否總是有效（因為我們的記錄可能是不充分的），或者它是否在將來也永遠有效。 與這些主張相反，我並不承認上述的局勢以任何方式對社會科學是有特殊性的，或者它能創造出任何特殊的困難。相反地，明顯的是我們物理環境的一種變化所可能產生的經驗，是與由社會環境或歷史環境的一種變化所引起的那種經驗十分類似的。還有比日夜的交替更為明顯、更為人所熟知的規則性嗎？然而，我們一越過了極圈，它就失效了。以物理經驗和社會經驗相比較，或許會有點困難；但是我認為，那樣一種失效是可以和社會領域裡可能發生的任何失敗一樣地十分驚人。再舉一個例子，克里特島[63]在1900年的歷史和社會環境與三千年以前的差別，很難說是更甚於克里特島和格陵蘭的地理環境或自然環境的差別。突然之間毫無準備地從一種自然環境轉入到另一種自然環境，我以為會比相應的社會環境的改變更可能產生致命的結果。 在我看來，似乎顯然是歷史主義者過高估計了各個不同歷史時期之間有點引人矚目的差異的意義，而又過低估計了科學創造的可能性。的確，克卜勒[64]所發現的定律僅只對於行星系統才有效；但是，它們的有效性並不僅限於克卜勒所居住和觀察的那個太陽系。[65]為了懂得慣性定律的重要性，牛頓並不必須隱退到宇宙的另一角，從那裡才好觀察那些不受引力和其他力影響的運動體。另一方面，即使在這一體系里沒有任何物體是按照它在運動，這一定律也並不會喪失它在太陽系裡的意義。同樣，似乎並沒有理由說，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夠構造出對一切社會時期都具有重要意義的各種社會學理論。那些時期之間的驚人差異並不表示這類規律就不可能被發現；正有如格陵蘭與克里特之間的驚人差異並不就證明不存在對這兩個地區都有效的物理規律。相反地，至少在有些事例中，這些差異似乎是屬於比較表層的特性（例如習慣、問候語、禮節等的差異）；而這一點似乎多少也適用於那些據說是表現某個歷史時期的或某個社會的特徵的規則性，[現在某些社會學家把它們叫做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66] 對於這一點，歷史主義者可以回答說，社會環境的差異要比自然環境的差異更為根本；因為如果社會改變了，人也會改變的；而這就蘊涵著全部規則性的一種變化，因為一切社會規則性都有賴於人性，而人則是社會的原子。我們的回答是，物理的原子也要隨著它們的環境而變化的（例如，在電-磁場等的影響下），但並不違反物理學的規律而是依照物理學的規律的。此外，所謂人性的變化，其意義是暖昧的，而且是難以估量的。 現在我們就來討論歷史主義的這一論點：即，在社會科學中我們決不能假定我們已經發現了一種真正普遍的規律，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它的有效性是否伸展到我們在觀察它在起著作用的那個時期之外。我們也可以承認這一點，但僅僅是在它也能適用於自然科學的範圍而言。在自然科學中，顯然我們不能完全肯定我們的規律究竟是真正地普遍有效，還是它們僅僅限於某個時期（也許只限於宇宙膨脹的時期）或某個領域（也許只限於引力場相對弱的領域）。儘管不可能確定它們普遍的有效性，我們並沒有在總結自然規律時附加一個條件，說它們僅僅是就被觀察到是有效的那個時期而言的，或者也許僅僅是在「當前這個宇宙論的時期」內有效。如果我們附加上這樣一個條件，那並不會成為一種值得稱道的科學審慎的標誌，反而只會成為我們並不理解科學程序的一種標誌。[67]因為科學方法的一個重要公設就是，我們應當要探求其有效性的領域不受限制的那些規律。[68]如果我們要承認規律的本身也要變化的話，那麼變化就決不可能用規律來加以解釋了。這就等於承認，變化乾脆就是奇蹟式的。那就會是科學進步的終結了；因為如果得出了意料之外的觀察結果的話，那就沒有必要去修正我們的理論了：規律已經改變的這一ad hoc（特別的）假說就會「解釋」一切了。 這些論證對於自然科學之有效，並不亞於對於社會科學。 我對歷史主義的反自然主義學說的比較根本方面的批評，就以這一點而告結束。在著手討論某些並非根本方面的學說之前，下面我將轉到一種擁自然主義的學說，亦即認為我們應當探求歷史發展規律的學說。 * * * [1]這是一個老問題。甚至柏拉圖有時也攻擊「純粹的」研究。至於為它的辯護，見T. H.赫胥黎（T. H. Huxley）的《科學與文化》（1882）第19頁及其以下；以及M.波朗伊（M. Polanyi），《經濟》（Economica）（復刊）第8卷（1941）第428頁及其以下。[了此處引用的各書之外，還可參見凡勃倫（Veblen）*的《科學在現代文明中的地位》第7頁以下] * 凡勃倫（Veblen，Thorstein Bunde，1857—1929），美國經濟學家。——譯者 [2]康德：《一個通靈者的夢》第二部分，第3章[E加西勒（E. Cassirer）編《全集》，第2卷，第385頁]。 [3]見《經濟》（Economica），第13卷（1933），第122頁。 [4]對這個術語的辯護，見本書第59頁注釋①。 [5]可比較F. A.哈耶克，《經濟》（Economica）第13卷（1933）第123頁：「……經濟學的發展，主要乃是對前後相繼的烏托邦建議進行考察和反駁的結果……」 [6]見M.金斯堡（M. Ginsberg）*《人類事務》（Human A f fairs）[卡特爾（R. B. Cattell）等編]第180頁。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數理經濟學的成功表明至少已有一門社會科學經歷了它的牛頓式的革命。 * M.金斯堡（M. Ginsberg，1889—？），英國社會學家。——譯者 [7]見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1959）第15節（「被否定的存在性命題」）。可以以這個理論和穆勒的《邏輯》第5卷第5章第2節相對照。 [8]例如，見柯恩*（M. R. Cohen）《理性與自然》第356頁以下。原文中的例子看來是反駁這種特殊的反自然主義觀點的。 * 柯恩（M. R. Cohen，1880—1947），美國哲學家。——譯者 [9]阿克頓爵士（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即阿德哈姆男爵（Baron of Alderham），英國歷史學家。——譯者 [10]弗里德里希（C. J. Friedrich）在他那非常有趣的而且部分地是技術性的《立憲政府和政治》（1937）一書中討論這一「腐化定律」時，有一個相似的總結。他說到這個定律是「所有的自然科學都無法誇耀自己有任何一個『假說』是能有同等的重要性的」（第7頁）。我不懷疑它的重要性，但是我認為在自然科學中，我們可以發現有無數同等重要的定律，只要我們肯在更平凡的、而不是在更抽象的定律里去尋找它們。（考慮一下，人不吃飯就不能生存或者脊椎動物有雌雄兩性這類的定律。）弗里德里希教授堅持反自然主義的論點，認為「社會科學不能從運用自然科學方法中得到好處」（上引書，第4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試圖把他的政治學理論建立在一些假說之上。以下幾節（上引書，第14頁以下）可以給出這些假說的特性：「贊同與約束都是一種生命力，即繁殖能力」，它們在一起就決定了「政治形勢的緊張程度」。而且既然「這種緊張程度是由贊同或約束、或者這二者的絕對數量所決定的，所以它或許可以極其容易地由這兩種力——贊同和約束——的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來表示。在那種情況下，它的數值將等於贊同與約束的數值的平方之和的平方根」。這種把畢達哥拉斯定理應用於模糊得無法測定的「力」的平行四邊形（我們並沒有被告知何以它應該是直角的）上面的企圖，在我看來並不是一種反自然主義的、倒恰好是那種自然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的例子。我承認，社會科學是無法從其中受益的。應該注意到，這些「假說」幾乎是不能以技術的形式來表示的，而例如其重要性是被弗里德里希很公正地強調過的那條「腐化定律」卻是可以這樣表示的。 關於這種「唯科學主義」的觀點——即可以根據「力的平行四邊形」來理解政治理論的問題——的歷史背景，請參見我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修訂版）第7章，注釋2。 [11]哈耶克教授在反對使用「社會工程學」（在「零碎」的意義上）這個術語時，他反駁了典型的工程學工作把一切有關的知識都集中在一個人的頭腦里；而對一切真正的社會問題具有典型意義的，卻是必須使用不能這樣加以集中的知識。（見哈耶克《集體主義的經濟計劃》，1935，第210頁）。我承認這個事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可以用技術學的假說總結如下：「你不可能在一個計劃的權威之內，集中一切有關滿足個人需要或利用專門技能之類的任務的知識。」（關於把與相似的任務有關的首創性都集中起來的不可能性，也可以提出類似的假說）。現在為了使用「社會工程學」這個名詞而辯護，就可以指出，工程師必須使用在這些假說中所體現的技術知識，它就會告訴他，他那首創性的以及他的知識的局限性。又可參見本書第118頁注釋①。 [12]正如前注中所解釋的，其中也包括關於知識局限性的知識，假若那是可能獲得的話。 [13]這兩種觀點——即社會制度乃是「設計出來」的或者社會制度只是「生長起來」的——就相應於社會契約的理論家的觀點和他們的批評家的觀點，例如，休謨的。但是休謨並未放棄有關社會制度的「功能的」或「工具主義的」觀點；因為他說，人類不能沒有這些制度。這一立場可以加工成為一種對非設計的制度（例如語言）的工具特徵的達爾文式的解釋：即，如果它們沒有有用的功能，它們就沒有機會存留下來。根據這一觀點，非設計的社會制度就可以呈現為理性行動的非意料的後果，正像是一條路可以在無意之中形成那樣——人們發現踏著已有的足跡是方便的，於是就形成了路（正像是笛卡爾所觀察到的）。然而，幾乎無需強調說，技術學的方法是與一切「起源」的問題全然無關的。 [14]關於「功能的」方法，見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的著作，例如《人類事務》[卡特爾（Cattell）編]中的「作為社會科學基礎的人類學」，尤其是第206頁以下，以及第239頁以下。 * 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1884—1942），英國社會人類學家。——譯者 [15]這個例子聲稱制度「機器」的效能是有限的，以及制度的功能有賴於適當的人員配備；這或許可以和熱力學的原理進行比較，例如能量守恆定律，（以它排除了永動機的可能性的那種形式）。它這樣就可以和其他唯科學主義的企圖相對比而在物理學的能量概念和一些社會學概念（諸如權力）之間研究出一種類比來；例如，在伯特蘭•羅素的《權力》一書（1938）第10頁以下，那裡就做了這種唯科學主義的嘗試。我並不認為羅素的主要觀點——即各種「權力的形式」，諸如財富、宣傳家的權力以及赤裸裸的權力，有時可以互相「轉化」——是可以用技術學的形式來表示的。 [16]華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國報紙專欄作家和政論家。——譯者 [17]李普曼的《美好的社會》　（1937）第11章，第203頁以下。又見赫特（W. H. Hutt）的《重建計劃》（1943）。 [18]在他的《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一書中曼海姆*（K. Mannhein）就常常使用這種表達方式；見他的索引以及例如第269、295、320、381頁。這部書是我所知道對總體論和歷史主義綱領的最精緻的闡述，因此這裡選出以供批判。 * 曼海姆（K. Mannhein，1893—1947），德國社會學家。——譯者 [19]見曼海姆上引書第337頁。這一段在本書第23節引用得更完整，在那裡也是供批判之用的（見本書第109頁注釋④）。 [20]「人的改造問題」是曼海姆的《人與社會》一書中一章的標題。下文引自該章第199頁以下。 [21]見穆勒的《邏輯學》，第6卷第10章第1節。 [22]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法國哲學家。——譯者 [23]《邏輯學》，第6卷第10章第8節。馬克思與之平行的一節（本書第17節引文）引自他的《資本論》第一版序言。 [24]這段話表明，穆勒的功利主義阻止了他把「有益的」定義為「進步的」的同義語；也就是說，儘管有著他的進步主義，他還是不主張斯賓塞和恩格斯[以及今天的魏丁頓（C. H. Waddington），見他的《科學與倫理學》]所發揮的那類歷史主義的道德理論（可比較第19節）。 [25]穆勒，前引書，第2節（黑體字是我的）。 [26]見以上第15—17節，尤其見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27]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里，我對這一點作了充分的討論 [28]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國社會學家。——譯者 [29]例如，見曼海姆《人與社會》第6頁（和其他許多地方）；那裡告訴我們說，「在計劃和不計劃」之間已不存在任何選擇，存在的只是「好計劃和壞計劃」之間的選擇；或見F.茲維格（F. Zweig）的《自由社會的計劃》（1942）第30頁，他回答計劃的社會好還是無計劃的社會好這個問題時說，根本就不發生這個問題，因為它已經被現代歷史發展的方向為我們解決了。 [30]曼海姆上引書，第33頁；以下引自同書，第7頁。 [31]和孔德一樣，曼海姆也把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層次」：（1）試錯或機遇發現；（2）發明；（3）計劃（上引書，第150頁以下）。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學說，（1）中的試錯方法在我看來要比其他的任一個「層次」更接近於科學的方法。——認為社會科學的總體論方法是前科學的方法的另一條理由是，它含有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的要素。然而，我們一旦認識到，我們並不能在地上造出天堂，而只能是一點點地改進事物，那麼我們也就認識到，我們就只能是一點一點地改進它們。 [32]「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音譯，意謂組織結構或整體。格式塔心理學學派又譯完形心理學學派。——譯者 [33]龔培爾茨（H. Gomperz）《世界觀講義》11/1（1908）第63頁中指出，對世界上的一個小部件，例如一隻麻雀驚慌地鼓翼，就可以有如下很不相同的描述，每一種都相應於它的一個不同的方面：　「這隻鳥在飛！」——「一隻麻雀過去了！」——「看，這是一隻動物！」——「這裡有東西在動。」——「能量正在這裡轉化。」——「這不是一個永動的例子。」——「可憐的東西被嚇壞了！」很清楚，要填滿這樣一張單子決不是科學的任務，因為它必然是無限的——哈耶克在《倫理學》第54卷（1943）注釋5中勾繪了一種對總體論的批判，很類似於本文此處所展開的這一批判。 [34]曼海姆把選擇性的或抽象的科學描述為（上引書，第167頁）「所有力求精確的科學所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 [35]以下三段引文可與曼海姆的上引書第184頁相比較；又見第170頁的注釋和第230頁。 [36]上引書，第230頁。認為我們可以獲得一種有關「實在的本身」的具體知識的學說，眾所周知，乃是在技術上可以被描述為「神秘主義」的那種東西的一部分；要求「整體」的喧譁聲也是如此。 [37]見上引書，例如第26頁和第32頁。我對總體論的批判並不意味著我反對要求各個不同科學部門之間的合作。尤其是，當我們面臨著一個通過這種合作可以促進解決一個明確的零碎問題時，誰也不會夢想要反對它。然而，這與通過系統綜合或某種這類的方法去把握具體整體的計劃是大為不同的另一回事。 [38]見上引書第337頁，以及本書第100頁注釋①。 [39]所引的公式幾乎和C.施密特*（C. Schmitt）的完全一樣。 * C.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德國公法學家和政治學家。——譯者 [40]總體論者可能希望以否認邏輯的有效性來擺脫這個困難，他們認為，邏輯已經被辯證法所取代了。我在「辯證法是什麼？」[《心靈》（Mind）第49卷（復刊）第403頁以下]中曾試圖防止這種辦法。 [41]見曼海姆上引書，第202頁。應該提到，目前有一種心理學上的總體論在教育理論家中間是很流行的。 [42]歷史學的對象乃是「具體的個別整體」，無論那是人、或是事、或是時代；這種學說特別得到特勒爾奇（Troeltsch）*的宣揚，曼海姆是一貫在認定它的真確性的。 * 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國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譯者 [43]見曼海姆上引書，第175頁以下（黑體字是我的）。 [44]例如，見波利*（Pauli）的不相容原理——對於社會科學家，勞動競爭和勞動分工這類觀念會使得這一點十分清楚：即，一種「原子論的」或「個人主義的」方法決不會妨礙我們認識到，每一個個體都是和所有其他個體相互作用的。（在心理學中，情形就不同了，因為原子論在那裡似乎是不適用的——儘管許多人想應用它）。 * 波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奧地利物理學家。——譯者 [45]「魯濱遜•克羅索式的實驗」——指孤立於外部環境的實驗。魯濱遜•克羅索是英國作家笛福的長篇小說《魯濱遜飄流記》（1719年）中的主人公，因所乘船隻失事，在荒島上單獨創造生活條件，度過了28年。——譯者 [46]這也是穆勒的觀點。在談到社會實驗時，他說，「我們顯然決沒有嘗試任何社會實驗的能力。我們僅僅能夠觀察那些由自然所產生的事物，……歷史上所記載的各種現象的相續……」（見《邏輯》，第6卷第7章第2節）。 [47]西德尼和碧阿特麗斯•韋伯*（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社會研究方法》（1932）第221頁以下給出了一些類似的社會實驗的例子。然而，他們並沒有區分在這裡被稱為「零碎的」與「總體論的」兩種實驗。儘管他們對實驗方法的批判（見第226頁「效果的混淆」）作為對總體論的實驗（這好像是他們讚賞的）的一種批判，是特別有說服力的。而且，他們的批判是和我認為是無效的那種「變異性的論據」結合在一起的；見以下第25節。 * 西德尼和碧阿特麗斯•韋伯，即韋伯夫婦。S. J.韋伯（Sidney James Webb，1859—1947），英國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其妻B. P.韋伯（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3），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理論家。——譯者 [48]在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中可以看到我就這裡指出的線索對現代物理學的方法所做的更充分的分析；又見「什麼是辯證法？」[《心靈》（Mind）第49卷，第403頁以下]。例如，又見廷貝根*（Tinbergen）的《景氣循環理論的統計測驗》，第2卷，第21頁：「模式的創立……是……一個試錯問題」，等等。 * 廷貝根（Jan Tinbergen，1903—？），荷蘭經濟學家。——譯者 [49]計劃所需要的知識，「無論在哪裡，要集中在一個頭腦之中」，都是不可能的事，這種觀察來自哈耶克；見《集體主義的經濟計劃》第210頁（又見本書，第59頁注①）。 [50]斯賓諾莎政治理論最具決定性的論點之一就是，不可能知道並控制別人在思想的東西。他把「暴政」定義為企圖作出這種不可能的事情，以及把權力運用於它所不能運用的地方。我們必須記得，斯賓諾莎並不恰好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雖然並不相信制度對權力的控制，但卻認為一個君主有權行使自己的權力達到權力實際的限度。然而，斯賓諾莎所稱之為「暴政」並宣布其與理性相衝突的那種東西，總體論的計劃都卻十分天真地當作一個「科學」問題，即「改造人的問題」。 [51]玻爾（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丹麥物理學家。他提出了量子力學中著名的「互補原理」：在微觀粒子的測定中，儀器應該分為測定位置的和測定速度的兩類，把這兩類儀器的結果「互補」起來才能得到對粒子的完全認識。——譯者 [52]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把如下兩種方法叫做「互補的」——如果他們是（a）在通常意義上是互相補充的，和（b）在我們越是利用這一種就越會少利用另一種的意義上是互相排斥的。雖然在正文中我主要指的是社會的知識，但是可以說，政治權力的積蓄（和集中）一般地是和科學知識的進步「互補的」。因為科學進步有賴于思想的自由競爭，所以也就有賴于思想自由，所以最終也就有賴於政治自由。 [53]陶內（R. H. Tawney，1880—？），美國歷史學家。——譯者 [54]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創始人。——譯者 [55]獨角獸（unicorn）和火蛇子（salamander），歐洲神話傳說中的動物。——譯者 [56]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義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譯者 [57]亨利第八（HenryⅧ，1491—1547），英國國王，1509—1547年在位。——譯者 [58]R. H.陶內，《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第2章第2節末尾。 [59]在這兩個例子——歷史時期與地理位置——中，我們用實驗來檢驗理論，就可以發現，任何對時空定位的參照都可以被某些主要相關條件的一般描述，諸如教育狀況、海拔等所代替。 [60]赫西俄德（Hesiodes，約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詩人。——譯者 [61]同樣的推論也是所謂「知識社會學」的基礎，比如本書第171頁以下和我的《開放的社會》的第23章中均曾加以批判。 [62]曼海姆在《人和社會》第178頁中寫道：「一個明智地在觀察著社會世界的俗人」，「在靜態的時期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分辨一項普遍而抽象的社會規律和那些只是在某一個時代里才能獲得的特殊原理，因為在僅有微小的變化性的時期里，這兩種類型之間的分歧對於觀察者是並不明顯的」。曼海姆把這些只是在一個時代里才獲得的特殊原理叫做「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見本書第128頁注①。至於「一個社會結構正在徹頭徹尾變化著的時代」的情況，見曼海姆上引書第179頁以下。 [63]克里特島，希臘最大島嶼，位於地中海東部。近代考古發掘證明，島上最早產生了愛琴海區域的古代文化。——譯者 [64]克卜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國天文學家。他發現行星沿橢圓軌道運行，提出了行星運動三定律。——譯者 [65]穆勒把克卜勒的定律挑出來作為他——追隨著培根——稱之為「axiomata media」（「媒介公理」）那種東西的例子，理由是它們並非是普遍的運動定律，而只是行星運動的（近似）定律：見《邏輯》第6卷第5章第5節。社會科學中相類似的「媒介公理」與其說是歷史上某個給定時期的更偶然的規則性，倒不如說是對所有某一類的「社會體系」都有效的規律。與後者可以相比的，並不是克卜勒的定律，而是例如我們這個特殊的太陽系的行星秩序的規則性。 [66]曼海姆上引書第177頁採用了這個與穆勒[他說的是axiomata media（媒介公理）；見前注釋]有關的措辭「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為的是表示我已稱之為「限於有關的觀察在其中進行的那個具體歷史時代的概括」的那種東西；例如，見他如下這段話（上引書，第178頁，比較本書第126頁注釋②）：「明智地觀察著社會世界的俗人，主要是靠無意識地在運用這種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在理解事物的」，這種原理乃是……「僅僅在某一個時代所得出的特殊原理。」[曼海姆在上引書中，把他的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定義為：它們「歸根結底」乃是「具體環境中的普遍力量，因為它們由於在一個給定地點上和給定時間中在起作用的各種因素而結合在一起了——這是永遠不可能重現的各種境遇的一種特殊的結合」。]曼海姆聲稱他不會追隨「歷史主義、黑格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而犯他們不考慮「普遍因素」的錯誤（同上書，第177頁以下）。所以，他的立場就是要堅持限於具體的或個別的歷史時代的概括化的重要性；同時承認，我們可以用一種「抽象方法」從它們那裡出發達到「它們之中所包含的一般原理」[與這種觀點相反，我並不認為更一般的理論就不能根據那些習慣、法律程序等的規則性——根據曼海姆在179頁以下給出的例子，這些規則性就構成為他的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進行抽象而獲得]。 [67]人們常常提出，與其徒勞地企圖在社會學中去仿效物理學的榜樣，並追求普遍的社會學規律，倒不如在物理學中去模仿一種歷史主義社會學的範例，也就是，去操作那些受歷史時代制約的規律。那些急於強調物理學與社會學的統一性的歷史主義者們，尤其傾向於沿著這種路線去思想。見牛拉特（Neurath），《認識》（Erkenntnis）第6卷，第399頁。 [68]例如，在物理學中，正是同一個公設才導致人們要求解釋（例如）在遙遠的星雲之中觀察到的紅移現象；因為如果沒有這一公設，那麼只要假定原子頻率定律隨著宇宙內的不同區域或隨著時間而變化，就足夠了。也正是這同一個公設，導致了相對論把運動定律，例如加速度等定律，表述為均等地適用於高速度和低速度（或者既適用於強引力場，又適用於弱引力場），並使它不滿足於不同的速度（或引力）領域的特定假設。對「自然規律不變性」這一公設及其與「自然的一致性」這一公設相對立的討論，請參看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第79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