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主義的貧困 · 二　歷史主義的擁自然主義學說

儘管歷史主義基本上是反自然主義的，但它決不反對物理科學方法和社會科學方法兩者有著共同的因素這一思想。這可能是由於這一事實，即歷史主義者照例是採取這樣一種（我也完全持有的）觀點：即社會學，也像物理學一樣，目的在於同時既成為理論的又成為經驗的知識的一個分支。 說它是一門理論的學科，我們是指社會學藉助於（它想要發現的）理論或普遍規律，必須能夠解釋和預告各種事件。說社會學是經驗的，我們是指，它被經驗所支持，而且它所解釋和預告的事件乃是可觀察的事實，而觀察則是接受或否定所提出來的任何理論的根據。當我們談到物理學中的成功時，我們想到的乃是它的預告的成功；它的預告的成功可以說和物理規律的經驗確認乃是同一回事。如果我們以社會學的相對的成功和物理學的成功加以對比的話，那麼我們就是在假定，社會學的成功根本上也同樣地在於對預告的確認。由此可見，某些方法——藉助於規律做出預告和通過觀察來檢驗規律——就必定對物理學和社會學都是共同的。 我完全同意這種觀點，儘管事實上我認為它是歷史主義的基本假設之一。但是，我不同意對這個觀點作更為詳盡的發揮，那導致了許多我將在下面敘述的觀念。乍看起來，這些觀念就像是以上剛剛勾畫出的那種總觀點的直接推論。然而事實上，它們卻包含有另外的假設，亦即包含有歷史主義的反自然主義的學說；而尤其是有關歷史規律或趨勢的學說。 11.與天文學的比較 長期預報與大規模預報[1] 牛頓理論的成就，尤其是它那預報未來長期行星位置的能力，給予現代歷史主義者以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宣稱，由此而確立的那種長期預報的可能性就表明了：預言遙遠未來的古老夢想，並沒有超出人類心靈所能達到的限度以外。社會科學也必須追求同樣的高度。如果天文學預告日月蝕是可能的，為什麼社會學預告革命就應該是不可能的呢？ 然而，歷史主義者會堅持說，雖然我們應當追求那樣的高目標，但我們決不可忘記，社會科學不能希望，而且它們也決不可去嘗試達到天文學預報的那種精確性。有關社會事件的一份準確的科學日曆，比如說可以和航海日曆相比擬的，已經（在第5、第6兩節中）證明了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革命可以被社會科學所預告，這樣的預告也是不會準確的。有關它的細節和時間也必定有測不準的餘地。 在承認、甚至於強調，社會學的預告在有關細節和精確性方面都有缺陷的同時，歷史主義者卻又認為，這類預報的氣魄和意義就足以彌補這些缺點了。這些缺陷主要是出自於社會事件的複雜性，出自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出自社會學術語的定性特點。但儘管結果是社會科學失之於模糊，它那定性術語卻同時也向它提供了某種豐富性和綜合性。這類術語的例子有：「文化衝突」、「繁榮」、「團結」、「城市化」、「效用」等。上述的這類預告，亦即它們的模糊性被它們的範圍和意義加以平衡了的長期預告，我建議稱之為「大規模預告」或「大規模預報」。根據歷史主義的說法，這就是社會學所必須嘗試的那種預告。 這類大規模的預報——在一個廣闊領域內而且是可能有些模糊的長期預報——在某些科學中是可以達到的，這一點肯定是真的。在天文學的領域裡，就可以找到大規模預告的重要的而且很成功的例子。這種例子中有以周期律（這對氣候變化是重要的）或上層大氣的電離層的日變化與季節變化（這對無線電通信是重要的）為基礎的有關太陽黑子活動的預告。就它們都是處理比較遙遠的未來事件而言，這些預告有似於日月蝕的預告；然而前者與後者的不同就在於，前者往往是單純統計的，並且無論如何，在細節上、在時間的確定上和其他方面總是不太準確的。我們看到了，大規模的預告就其本身來說也許並不是行不通的；而且如果長期預報終究是社會科學可以達到的，那麼十分清楚的就是，它們只能是我們所描述過的大規模預報的那種東西。另一方面，從我們對歷史主義的反自然主義學說的闡釋中可以得出，社會科學的短期預告必定要蒙受重大的不利。缺乏精確性就必定嚴重影響到那種預告，因為正是由於它們的本性，它們就只能是處理細節和社會生活中較小的特徵，因為它們只限於短期。可是，在其細節上並不準確的一種細節預告卻是十分無用的。於是，根據歷史主義的說法，如果我們終究是對社會預告感興趣的話，則大規模預報（也就是長期預報）就不僅是極其誘人的，而且實際上也是唯一值得嘗試的預報。 12.觀察的基礎 一門科學之非—實驗性的觀察基礎，就這個術語的某種意義而言，在其性質上總是「歷史的」，即使是對於天文學的觀察基礎而言也是如此。天文學所依據的事實是包含在天文台的記錄里；例如，這些記錄告訴我們，在某某日期（時、秒），水星被某位先生觀察到是在某個位置上。總之，它們給了我們一部「按時間順序的事件註冊簿」或者說一部對觀察的編年史。 與此相類似，社會學的觀察基礎也只能是以事件，即政治的或社會的事情的編年史的形式而給定。這種社會生活中的政治事件和其他重要事情的編年史，習慣上就是人們稱之為「歷史」的那種東西。在這種狹義上，歷史就是社會學的基礎。 要否認歷史在這種狹義上作為社會科學經驗基礎的重要性，就會是荒唐可笑的。然而，歷史主義之具有特色的、與它否認實驗方法的適用性緊密相聯繫著的主張之一就是，歷史（政治的和社會的）乃是社會學唯一的經驗來源。這樣，歷史主義者就把社會學形象化為一門理論的和經驗的學科，其經驗的基礎是全部由歷史事實的編年史所構成的，其目的則是作出預報，最好是大規模的預報。顯然，這些預報也必定有著歷史的特性，因為，它們之受經驗的檢驗，對它們的證實或反駁，都必須有待於未來的歷史。因此，進行並檢驗大規模的歷史預報，就是歷史主義所理解的那種社會學的任務。總之，歷史主義者主張社會學就是理論歷史學。 13.社會動力學 社會科學和天文學之間的類比，還可以進一步加以發揮。歷史主義者通常所考慮的那部分天文學，即天體力學，乃是以動力學，即有關由力所決定的運動理論為基礎的。歷史主義的作家們常常堅持，社會學應當以同樣的方式，以社會動力學，即有關由社會的（或歷史的）力所決定的社會運動的理論為基礎。 物理學家知道，靜力學僅僅是從動力學中得出的一種抽象；它好像是一種有關在某種情況下，怎樣並且為什麼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即為什麼沒有出現變化的理論；它是用反作用力的相等來解釋這一點的。另一方面，動力學是探討普遍情況，即探討相等的或不相等的力；它可以說是關於某些事物是怎樣和如何確實發生的理論。這樣，就只有動力學才能給我們以真正的、普遍有效的力學法則；因為自然乃是過程，它在運動著，變化著，發展著——儘管有時候只是很緩慢地，以致於某些發展可能難以觀察到。 這一動力學的觀點與歷史主義者的社會學觀點之間的類比是很明顯的，不需要進一步說明。然而，歷史主義者可能要求這一類比更深入一些。例如，他們可能提出，歷史主義所構想的社會學是類似於動力學的，因為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因果理論；而一般說來，因果解釋就是解釋某些事物是怎樣和為什麼發生的。基本上，這樣的一種解釋必定總是有著一種歷史的成分。如果你問某一個折斷了腿的人，它是怎樣和為什麼發生的，你是在指望著他告訴你這樁事故的歷史。不過，即使是在理論思想的水平上，而尤其是在允許做出預告的理論水平上，對於一樁事件的原因作出歷史的分析也是必要的。歷史主義者會肯定說，需要有一種歷史因果分析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戰爭的起源或根本原因的問題。 在物理學中，這樣一種分析是由確定各種相互作用的力，也就是由動力學，來達到的；歷史主義者主張，社會學也應該嘗試同樣的工作。它必須分析產生了社會變化和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各種力。根據動力學，我們得知相互作用的各種力怎樣合成為新力；反過來，把各種力分解為它們的分力，我們就能深入所考慮的事件的各種更基本的原因裡面去。同樣地，歷史主義要求承認各種歷史力量——不管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的根本重要性，例如，宗教的或倫理的觀念，或經濟的利益。分析或解開各種衝突著的傾向和力量的荊棘，深入它的根底裡面去，深入社會變化的普遍推動力和規律裡面去——這就是歷史主義所見到的社會科學的任務。只有以這種方式，我們才能發展出一種理論科學，在它的基礎上進行大規模預報，而對預報的證實就意味著社會理論的成功。 14.歷史規律 我們已經看到，對於歷史主義者來說，社會學就是理論歷史學。它的科學預報必須以規律為基礎，而既然他們是歷史的預報，是社會變化的預報，所以它們就必須以歷史規律為基礎。 然而，同時歷史主義者又主張，概括方法並不適用於社會科學，而且我們一定不可假設社會生活的一致性在時間或空間中是永遠不變和有效的，因為它們通常只適用於某個文化或歷史時期。這樣，社會規律——假若有任何真正社會規律的話——就必定和以一致性為基礎的通常概括方法有著多少不同的結構。真正的社會學規律必須是「普遍地」有效的。然而，這一點只能意味著它們適用於全部的人類歷史，包括所有的時代，而非僅是其中的某一些而已。但社會一致性不可能超出個別時期之外而有效。因此，唯一普遍有效的社會規律就必定是聯接起各個相續時期的規律。它們就必定是決定著一個時期過渡到另一個時期的歷史發展的規律。這就是歷史主義者所說的唯一真正的社會學規律乃是歷史規律的意義之所在。 15.歷史預言還是社會工程學 正如以上指出，這些歷史規律（如果它們能被發現的話）將會允許對甚至於是非常之遙遠的事件作出預告，儘管不是對於細節上的精密準確性。因此，認為真正的社會學規律乃是歷史規律的學說（一種主要地得自社會一致性的有限有效性的學說），就脫離了與天文學相競賽的任何企圖，而回到「大規模預報」的觀念上來。而且它使得這一觀念更為具體，因為它表明了這些預報具有歷史預言的特性。 這樣，對歷史主義者來說，社會學就變成了一種要解決預言未來這一古老問題的企圖，而且是要預言集體和人類的未來遠甚於預言個人的未來。它是一門關於未來的事物、關於行將到來的發展的科學。假如為我們提供具有科學有效性的政治先見這一企圖得以實現的話；那麼對於政治家、尤其是對於眼光超越於目前當務之急以外的政治家、對於具有一種歷史命運感的政治家來說，社會學就會證明是具有最大價值的了。確實是有一些歷史主義者滿足於僅僅預告人類旅程的下一階段，而且即使是這些也都用的是非常之審慎的詞句。但是有一個觀念對他們大家卻是共同的——即，社會學研究應當有助於揭示政治的未來，而且社會學也就因此而能變成具有遠見的實用政治學的最好的工具。 從科學的實用價值觀點來看，科學預告的意義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人們並不總是能認識到在科學中可以區別出有兩種不同的預告，因而也就有兩種不同的實用方式。我們可以預告（a）颱風的到來，它可能具有最大的實用價值，因為它可以使人及時躲避；但是我們也可以預告（b）如果某個避難所要經得起颱風，它就必須以某種方式建造起來，例如，在它的北面要用鋼筋混凝土的扶壁。 這兩種預告顯然很不一樣，雖然兩者都很重要，並且都實現了古老的夢想。其中的一例是告訴我們一樁我們無力加以阻止的事件。我將把這樣一種預告叫做「預言」（prophey）。它的實用價值就在於警告我們有那樁被預告的事件，從而我們就能夠規避它或者是準備好迎接它（可能是靠別種預告的幫助）。 和這些相反的則是第二種預告，我們可以描述為技術的預告，因為這種預告構成工程學的基礎。它們可以說是建設性的，如果我們想取得某些結果，它們就會告訴我們可行的步驟。從實用觀點考慮，大部分的物理學（幾乎是除了天文學和氣象學之外的全部物理學）都是在做著可以描述為技術預告這樣一種形式的預告的。這兩種預告之間的區別，大致上吻合於有關科學中所規劃的實驗或大或小的作用之與單純的耐心觀察相對立。典型的實驗科學能夠做出技術性的預告，而主要是使用非—實驗性的觀察的那些科學則是作出預言。 我不希望被人認為是在蘊意著：一切科學、甚而一切科學的預告，基本上都是實用的——即它們必然要麼是預言的，要麼是技術性的，而不可能是什麼別的東西。我只是要使人注意到這兩種預告和與它們相應的科學之間的區別。在選擇「預言的」和「技術性的」這兩個名詞時，如果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我的確是希望提示它們所顯示的特點；但我在使用這種術語，既不是想說實用主義的觀點必然優越於任何其他觀點，也不是想說科學的興趣只限於在實用意義上是重要的預言和技術性的預告。例如，假如我們考察一下天文學，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它的發現主要都是屬於理論上的興趣的，哪怕它們從實用的觀點來看並不是沒有價值的；但是作為「預言」，它們全都有似於氣象學的預言，而氣象學的預言對於實踐活動的價值乃是十分明顯的。 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的預言性和工程性之間的這一不同，並不相當於長期預告和短期預告之間的不同。雖然大多數工程預告是短期的，但也有長期的技術性預告，例如關於一件機器使用期限的預告。還有，天文學的預言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長期的，而大多數氣象預言則是比較短期的。 下面將會看到，這兩種實際的目的——預言與工程——之間的不同以及有關科學理論結構中的相應不同，乃是我們在方法論分析中的要點之一。目前我只想強調，歷史主義者十分一貫地相信社會學的實驗是無用的而又不可能的，他們在為歷史的預言——關於社會的、政治的和制度的發展的預言——進行論證，並反對把社會工程當作社會科學的實際目的。而目的在於扼止或控制或加速即將到來的社會發展的社會工程學、制度設計和建設的觀念，在某些歷史主義者看來則是有可能的。但在另一些人看來，這似乎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事業，或者是一種忽視了下述事實的事業：即政治設計，像所有的社會活動一樣，必須要受到更高級的各種歷史力量的支配。 16.歷史發展的理論 這些思考就把我們帶進了我要稱之為「歷史主義」的那些論據的整體的核心部分；並且它們也證明了這一命名是正當的。社會科學只不過是歷史學——這就是主題；然而，卻並非是在對歷史事實的單純編年那種傳統的意義上。歷史主義者想要以之等同於社會學的那種歷史學，不僅是在回顧過去，而且還在展望未來。它是對作用著的各種力量，並且首先是對社會發展的規律的研究。從而，它可以說是歷史的理論或理論的歷史，因為唯一普遍有效的社會規律已經被等同於歷史規律了。它們必須是關於過程、變化和發展的規律，而不是關於表面上的持久性或一致性的假-規律。根據歷史主義者的說法，社會學家必須努力得出社會結構的變化能與之相符的一種有關大趨勢的觀念。除此之外，他們還應該力圖理解這一過程的原因、形成變化的各種力量的作用。他們必須努力總結出有關社會發展背後的總趨勢的假說，以便人們從這些規律里推導出預言，使自己得以校準於即將到來的各種變化。 歷史主義者的社會學概念可以通過追蹤我已經劃清了的兩種不同預測之間的區別以及有關的兩類科學之間的區別，而得到進一步的澄清。站在反對歷史主義的方法論的立場，我們可以構想一種以技術社會科學為目標的方法論。這樣的一種方法論會導致對於社會生活一般規律的研究，其目的在於發現所有那些對於每一個追求社會制度改革的人說來會成為其工作基礎所不可或缺的事實。毫無疑問，這些事實是存在的。例如，我們知道有許多烏托邦體系，它們之所以行不通，簡單地就是因為它們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些事實。我們正在考慮的技術學方法論，目的就是要提供避免這種不現實的構造的手段。它會是反—歷史主義的，但決不是反-歷史的。歷史經驗會作為一種極其重要的信息來源而為它服務。但是，它並不試圖發現社會發展的規律，而是尋求對社會制度的建立在施加限制的各種規律或其他的一致性（雖則歷史主義者說，這些並不存在）。 正如使用已經討論過的那種反-論證一樣，歷史主義者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質疑這樣一種社會技術學的可能性和功用。他可以說，讓我們假設有一位社會工程師已經研製出了一種新社會結構的一套方案，它是被你們想像中的那種社會學所支持的。我們設想，在並不與已知的社會生活的事實和規律發生衝突的意義上，這個方案是既實用而又現實的；我們甚至於假定，這個方案被另一個同等實用的、要把現社會變革成一種新結構的進一步的方案所支持。即使如此，歷史主義的論證也還是能夠表明，這樣一種方案是不值得認真考慮的。正因為它沒有估計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所以它仍然是一個不現實的和烏托邦式的夢想。社會革命並不是由合理的方案而是由社會的力量，例如由利益衝突，所造成的。有關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哲人王會把某種精心思慮出來的方案付諸實施這一古老的觀念，就是為維護土地占有的貴族的利益而發明出來的一種神話。這一神話的民主主義的對應詞則是另一種迷信：即，有足夠多的具有善意的人，就能被合理的論據所說服去採取計劃中的行動。歷史表明，社會現實卻是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的歷程決不是被不管是多麼美妙的理論構造所塑造出來的，儘管這類規劃和其他許多不那麼合理的（甚至於是非常之不合理的）因素一道，起了某些影響。即使是這樣一種合理的計劃吻合了強而有力的集體的利益，它也決不會以它所被設想的那種方式而實現；儘管事實是，為了它的實現而進行的鬥爭在那時候已成為歷史過程中的一個主要因素。真正的結果總是和合理的構造大不相同的。它永遠是鬥爭中的各種力量瞬間配置的一種合力。而且在任何情況之下，合理方案的結果都不會成為一種穩定的結構；因為力量均衡是必定會變化的。一切社會工程，不管它是多麼地以自己的現實主義和自己的科學性自詡，都註定了依然是一種烏托邦的夢想。 就此而言，歷史主義者會繼續說，這一論證是針對著為某種理論社會科學所支持的社會工程學的實踐可能性而發的，而並不是針對著那樣一種科學觀念的本身。然而，它卻可以很容易加以引申，從而證明有關技術之類的任何理論社會科學都是不可能的。我們已經看到，由於非常重要的社會學事實和規律的緣故，實用工程學的冒險必然註定了是要失敗的。但是這一點蘊涵著，不僅是這樣一種冒險沒有實用的價值，而且它在理論上也是不健全的，因為它忽視了唯一真正重要的社會規律——即發展的規律。號稱是它所依據的那門「科學」也必定未能把握這些規律，因為否則的話，它就決不會為這樣不現實的結構提供基礎了。任何不教導合理的社會結構之不可能性的社會科學，都對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實是完全盲目的，並且都必定會忽視具有真正有效性和真正重要性的唯一的社會規律。因此，尋求為社會工程學提供背景的社會科學，就不可能是對社會事件的真實描述。它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歷史主義者會聲稱，除了這一決定性的批判之外，還有另一些反駁技術社會學的理由。例如，一個理由是，這種社會學忽視了諸如創新性的出現之類的社會發展方面。我們能夠在一個科學的基礎之上合理地建造起新的社會結構這一觀念，就蘊涵著我們可以或多或少地以我們所設計的方式來實現一個新的社會時期。然而，如果這個方案是以一門包羅有各種社會事實的科學為基礎的話，那麼它就不能闡明內在的新特徵，而只能是闡明新的安排（參見第3節）。但是我們知道，一個新時代是具有它自己內在的創新性的——這一論據就必定要使得任何詳細的計劃都落空，並且使得任何根據它所建立的科學都不真實。 這些歷史主義的考慮可以適用於所有的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在內。因此，經濟學就不能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社會改革的有價值的報導。只有假-經濟學才力求為合理的經濟計劃提供一個背景。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只能是有助於揭示貫穿著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它也許還能幫助我們預見未來時期的輪廓，但是它並不能有助於我們為任何新的時期而制定任何詳細的計劃並付諸實施。凡是對其他社會科學有效的，也必定對經濟學有效。它的終極目標只能是「揭示人類社會運動的經濟規律」[2]（馬克思）。 17.解釋社會變化還是規劃社會變化 對社會發展的歷史主義觀點，並不蘊涵著定命論，也並不必需導致無為——而是完全相反。大多數歷史主義者都具有顯著的「行動主義」的傾向（參見第1節）。歷史主義充分承認，我們的願望和思想、我們的夢想和我們的推理、我們的恐懼和我們的知識、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能力都是社會發展的力量。它並不教導說，什麼都不能被人實現；它只是預告：無論你的夢想還是你的理性所構造的東西，都決不會按照計劃實現。只有那些適合於歷史主流的方案才能夠起作用。我們現在就可以確切看到，歷史主義者所承認的是合理的那類活動。只有那類能適合併能促進即將臨頭的變化的活動才是合理的。社會助產術乃是向我們開放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動，是唯一能基於科學預見之上的活動。 儘管像這樣的科學推理並不能直接鼓勵活動（它只能把某些活動當作是不現實的而不加以鼓勵），它卻可以蘊涵著對那些感到自己應當作某些事的人們予以鼓舞。歷史主義就確切地提供了這種鼓舞。它甚至於派給人類理性有一席用武之地，因為它是科學的推理，是歷史主義的社會科學；唯有它才能告訴我們任何合理的活動所必定採取的方向，假如它要吻合行將到來的變化的方向的話。 這樣，歷史預言和歷史觀就必定成為任何一種深思熟慮的而又現實的社會行動的基礎。因此之故，歷史觀就必定成為歷史主義思想的中心工作；而且事實上也已經是如此。歷史主義者的全部思想和全部行動，其目的都在於解釋過去，以便預告未來。 歷史主義能不能給那些想見到一個更好的世界的人們提供希望和鼓勵呢？只有一個對社會發展抱有一種樂觀的觀點——即在它是內在地趨向於一種更美好的和更合理的事物狀態那種意義上，相信它是內在地「美好的」或「合理的」——的歷史主義者，才能提供這種希望。但是，這一觀點就等於是一種對社會的和政治的奇蹟的信仰，因為它否認人類的理性具有造就一個更合理的世界的能力。事實上，某些有影響的歷史主義作家曾經樂觀地預言過自由王國的到來，人類事物在其中能夠合理地加以規劃。他們教導說，由目前人類遭受苦難的必然王國向著自由與理性的王國的過渡，並不能靠理性來實現，而——奇蹟般地——唯有靠嚴峻的必然性，靠那種在勸導我們要屈服的盲目而又無情的歷史發展的規律。 至於那些願望在社會生活中增加理性影響的人，他們只能由歷史主義勸導去研究和解釋歷史，以便發現歷史發展的規律。如果這種解釋揭示出響應他們願望的那些變化行將到來，那麼那種願望就是一種合理的願望，因為它和科學的預告相一致。如果行將到來的發展恰好趨向於另一個方向，那麼那種要使世界更加合理的願望就成為完全不合理的了；這時對於歷史主義者來說，它就只不過是一場烏托邦的春夢罷了。行動主義只有當它默認行將到來的變化並能促進它們的時候，才能被證明是正當的。 我已經表明，歷史主義眼中的那種自然主義的方法蘊涵著一種確切的社會學的理論——即社會並不會發生顯著的發展或變化的理論。現在我們就發現，歷史主義的方法蘊涵著一種出奇相似的社會學理論——這一理論是：社會必然要變化，但卻是沿著一條不能改變的前定的道路、是通過被無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個階段在變化的。 「當一個社會發現了決定它自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時，即使是它這時既不能越過自己演變的各個自然階段，也不能把它們從世界上一筆勾銷。但是它對此卻有許多事情可做；它可以縮短和減輕分娩的陣痛。」馬克思總結出的這個公式，[3]極為出色地表現了歷史主義的立場。雖然它既未教導無為、也未教導真正的定命論，但是歷史主義卻教導說，任何改變行將到來的變化的企圖都是枉然的；這仿佛是定命論的一種特殊的變種、一種有關歷史趨勢的定命論。「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4]這一公認的「行動主義」的格言，由於它強調改變，而可以在歷史主義者那裡找到很多的同情（有鑒於「世界」在這裡是指發展中的人類社會）。但是，它卻與歷史主義最重要的學說相衝突。因為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我們可以說：「歷史主義者只能以各種方式解釋和協助社會的發展；然而他的要點卻在於沒有人能夠改變它。」 18.本分析的結論 或許有人感到，我最後的總結偏離了我所聲明的意圖：即，在著手批判歷史主義之前，要儘可能尖銳地和令人信服地勾繪出歷史主義的立場來。因為這些總結力圖要表明，某些歷史主義者的樂觀主義或行動主義的傾向，已經被歷史主義的分析的結果本身所挫敗了。這似乎是蘊涵著指責歷史主義不能一貫。並且還可以反駁說，讓批判和諷刺鑽進闡述里來是不公正的。 然而，我不認為這種責備是不公正的。只有那些首先是樂觀主義者或行動主義者、然後是歷史主義者的人，才可能把我的說法在相反的意義上當作是批判性的（會有許多人感覺是這樣：即那些原來是由於他們傾向於樂觀主義而被吸引到歷史主義方面來的人）。但是，對那些首先就是歷史主義者的人，我的說法應當看來並不是對他們的歷史主義學說的批判，而只是對想把它和樂觀主義或行動主義聯繫在一起的這一企圖的批判。 確實，並非一切行動主義的形式都是這樣地被批判為與歷史主義不相容，而僅只是它的某些過分的形式。一個純粹的歷史主義者會爭辯說，與自然主義的方法相比較，歷史主義由於強調變化、進程和運動而的確是在鼓勵著行動；然而，它肯定不會盲目地支持一切行動，把它們都認作從科學觀點看來是合理的；有許多可能的行動都是不現實的，它們的失敗是科學可以預見的。他會說，這就是何以他和其他歷史主義者要對可以認為是有用的行動的範圍加以限制的原因，以及何以對任何清晰的有關歷史主義的分析來說，都要強調這些限制乃是必要的原因。他們可以爭辯說，那兩段馬克思的引言（見上一節）並不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補充的；雖然第二段（即更早的一段）就其本身看來，或許可能顯得有點太「行動主義」了，但它的恰當的限度是被第一段所規定了的；而且假如第二段迎合了過分激進的行動主義者的口味並影響他們接受了歷史主義的話，那麼第一段就應當是已經教給了他們任何活動所固有的限度，哪怕是由此而可能轉變了他們的同情。 由於這些理由，看來似乎我的論述並不是不公平的，然而它卻只不過弄清楚了有關行動主義的根據。同樣地，我並不認為我在上一節中的另一種說法——大意是說，歷史主義的樂觀主義必須只能是依賴信仰，（因為理性已被否認能起到實現一個更合理的世界的作用）——就要被認為是一種對歷史主義不利的批判。它對那些首先是樂觀主義者或理性主義者的人，才會顯得是對抗的。但是始終一貫的歷史主義者在這一分析中則只看到了一種有用的警告，要它反對通常形式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這兩者的以及理性主義的浪漫的和空想的特性。他將堅持說，真正科學的歷史主義必須與這些因素無關；而且我們就得必須服從現存的發展規律，正像我們必須服從引力定律一樣。 歷史主義者甚至可以走得更遠。他可以補充說，應當採取的最合理的態度就是要這樣調整一個人自己的價值體系，從而使它能符合行將到來的變化。如果做到了這一點，一個人就達到了一種可以被證明為正當的樂觀主義形式；因為那時候，如果從那個價值體系來判斷的話，任何變化就必然都是一場越變越好的變化。 這種觀念的確曾經為某些歷史主義者所持有，並且甚至於曾經發展為一種相當一貫（而且非常流行）的歷史主義的道德理論：即道德上的善就是在道德上進步的，亦即道德上的善就是走在它那時代的前面而與即將到來的時期所要採取的行為標準相符合的東西。 這種歷史主義的道德理論可以說成是「道德現代主義」或者「道德未來主義」（它的對應部分就是美學上的現代主義或未來主義），它很好地配合了歷史主義的反-保守態度；它也可以被認為是對某些有關價值的問題的一個答案（參見第6節，論《客觀性和評價》）。首先，它可以看作是標誌著：歷史主義——在本書中，它僅只是就其作為一種有關方法的學說而加以認真考慮的——是可以被發揮和發展成為一種規模完整的哲學體系的。或者，換一種說法，歷史主義的方法是可以作為對於世界的一種總的哲學解釋的一部分而產生的——這似乎並非不可能。因為毫無疑問的是，從歷史的、儘管不是從邏輯的觀點來看，方法論通常都是哲學觀點的副產品。我打算在別的地方考察那些歷史主義的哲學。[5]在這裡，我將僅僅批判以上所論述的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學說。 * * * [1]此處插入本節的前兩段，以代替1944年由於紙張匱乏而略去的較長的一段。 [2]這句話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未能找到，疑為馬克思《資本論》中「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這句話之誤引（見《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頁）。——譯者 [3]《資本論•序言》。（按：馬克思的原話是：「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見《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頁。——譯者） [4]這一格言也是出自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見以上第1節末尾原注。（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頁。——譯者） [5]本書寫完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已出版（倫敦，1945；修訂版，普林斯頓，1950，倫敦，1952，1957；第4版，倫敦，1961）。這裡我特別是指該書的第22章，題目是「歷史主義的道德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