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之前的最終事 · 第五章　歷史世界的結構

對社會階層的不同類別，【104】從上到下進行縝密的分析，再也沒有比這更能推動科學邏輯和歷史哲學向前發展的了。 ——雷蒙·阿隆(1) 歷史涵蓋的時空單位大小不同，其範圍或量級也互有區別。範圍相同的歷史其概括性處於同一級別。一本關於洛伊滕（Leuthen）會戰的專著，其體量或一般性均不及對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的描述，後者又包含在更大的敘述中，比如18世紀歐洲政治史。歷史間的包容關係可以層層推進。不同歷史形成的整個序列讓人想起中國的工藝品——空心象牙球，球中含球，其尺寸依次變小，每個球都能在外層大球中自由滾動。不同的歷史可形成一個連續體，一端由高度概括的綜述（即普遍歷史）形成，另一端則指向對具體事件的調查。 範圍的差異標誌著距離的差異。任何大型史——比如民族史——要求講述者後退至足夠遠處，與數據保持距離，【105】從而使該民族的命運變遷進入他的研究視野。(2)當然，在概述某一段歷史時，他難免忽略讓他產生整體印象的諸多情況。相反，也只有與史實保持相當的距離方可窺見湯因比那「不證自明的研究領域」——整個文明。「短視的」歷史學家只顧埋頭爬梳，忽略了歷史的全貌。談起這些作家的時候，湯因比言語中透著不屑。(3) 量級相同的歷史具有某種共性。因此，歷史學家研究某個世紀，從眾多資源中選擇數據，與專注於某個十年的歷史學家不同。在描述和說明各自研究對象的發展時，也不要指望他們採用類型或順序相同的比較方法。可比較的單位因歷史學家選擇的概括程度而不同。 不同的歷史就形成了歷史世界。為了簡便，我將把這些歷史分成兩組——微觀歷史和宏觀歷史。不言而喻，二者之間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 前文曾提及一個關於微觀歷史的範例：中世紀中後期使用了從古典藝術和文學中獲取的模型，潘諾夫斯基對此進行了分析。(4)此類解釋型的小型歷史可稱作「特寫」，因為小型歷史與電影中的拍攝方法相似，挑出並放大某些視覺細節——臉、手、某件家具——旨在讓我們熟悉其特別的外貌。【106】特寫研究屬微觀維度，接近大量以事實為導向的歷史描述——歷史學家探索過去的初級產品——而且與後者一樣，都專注於細節，偏好專題形式。但是又與歷史描述不同，特寫對資料進行充分的探究，而不只是清點這些資料。特寫直接拓展了歷史描述。一般而言，作者希望補充、完善或否定被宏觀歷史學家一直奉為圭臬的概念和闡釋，因而產生了特寫。耶丁（Jedin）對康斯坦茨和巴塞爾議會的縝密分析具有以下雙重目的：首先，普遍認為這些議會對教會的內部改革沒有意義，耶丁的分析對這種觀點進行了補充說明；其次，它們的法令宣告了大公會議至高無上的地位，耶丁的分析突出了法令的持久意義。(5)傳統看法主張封建貴族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墮落，赫克斯特則認為這種看法不過是陳詞濫調，他援引詳實的證據對此進行證明。(6)與特寫相比，他們對高級別觀點的評價往往讓人感到寬泛而不準確。 如此一來，上帝存在於細節之中？兩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的作者托爾斯泰和路易斯·納米爾爵士——捍衛體現在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名言中的信條。他們都宣稱微觀維度是歷史真相的基礎和源頭。 許多研究都認為，只有拿破崙和亞歷山大之類的人才能夠創立或毀滅大型帝國，托爾斯泰對此進行了嘲諷。他認為這些歷史研究都過分誇大了個人力量的範圍和影響。此外，只有當我們相信統治者受上帝之託，而人民必須服從其意志時，這些歷史才具有堅實的基礎。(7)然而，神學闡釋已經過時。【107】既然現代史學拒絕神學闡釋，就必須重新審視是什麼神秘的力量導致了民族（或國家）的變遷。在探討這個基本問題之初，托爾斯泰不僅拒絕考慮英雄、國王、將軍和大臣，而且反對一切在他看來源自宏觀思維的觀點。他否認觀念影響歷史變化，不相信所謂的社會學規則有效，也不認為它們與歷史相關。在他看來，大部分歷史學家執著於抽象的解釋，卻迴避了他們口口聲聲信奉和描述的史實。(8)他本人的回答表明，他對每一現象的後果都極為敏感——他細緻刻畫了《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捕捉飛蛾的律師，體現的就是這種細節意識。他說，不應該在國民之外尋找導致運動的力量；事實上，這種力量存在於歷史進程中個體參與的無數活動中。(9)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在《戰爭與和平》中，反覆拿小說人物——如博羅季諾會戰中的皮埃爾·別祖霍夫（Pierre Bezukhov）——那破碎卻真實的經歷與同時期歷史和官方記錄片段比較，突出了空洞概括和直接印象之間無法彌合的鴻溝。憑藉藝術家對具體的追求，托爾斯泰把歷史現實想像為由微觀事件、行為和互動形成的連續體，它們匯集在一起，才產生教科書所竭力渲染的宏觀意義上的動盪、勝利和災難。（順便提一句，並非只有托爾斯泰設想過如此微小的連續體。法國畫家和導演費爾南德·萊熱[Fernand Léger]夢想拍攝一部超長電影，【108】24小時不間斷拍攝一男一女的生活：他們工作、沉默並相互展示愛意。拍攝應巨細無遺；片中男女也不應知道自己正被拍攝。萊熱意識到這部影片肯定會令人震撼，因其展示了真實存在中的紛亂，而後者原本無意示人。「我想，」他說道，「這太可怕了，人們會受到驚嚇，邊跑邊喊救命，就像大難臨頭一樣。」(10)） 把宏觀事件分解為最小的要素，托爾斯泰認為，從邏輯上講這是真正的歷史學家的任務（儘管無法完成）。對於這些歷史微小單位之間相互關係的看法表明他對19世紀科學的依賴。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決定論者。他認為，受理性驅使，我們把微觀層面上發生的事件想像成一個個過程，這些過程受到永恆規律的控制。(11)他進而指出，若有可能，重建微觀層面上的因果鏈將能夠揭示整個歷史規律。在托爾斯泰看來，歷史是必然性的領域——是自然世界的延伸。（有趣的是，他採用微積分及其相關方法對微觀單位進行分解，然後加以整合。(12)就像是他早就預示了現代計算機的應用。） 托爾斯泰篤信因果關係，這使他陷入了困境。該如何在必然規律與人類自由體驗兩者之間加以調和呢？他提出的方案不過是蹩腳的權宜之計：僅僅把自由降格為我們意識的一種現象，成為第二性的東西。他的主要觀點就是這個由理性創建的世界——理想的真實世界——不存在無法解釋因果的行為。【109】從理性看，我們誤把自由的決定看作特定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後果。自由只是一種幻覺。但是幻覺卻自生自存，因為我們無法解釋構成歷史事實的無窮要素。要素之間相互影響，要探明其規律則非人力所能及。如此一來，把自由替換為不能掌控之物，確實是對我們自身的挑戰。自由雖不可知，但不可或缺。(13) 毋庸置疑，托爾斯泰只是一個蹩腳的哲學家。他持有唯科學論的時代觀。對其中的哲學看法，他不加批判地借用，試圖讓它們形成某種模式，從而魚和熊掌可以兼得——既能拯救自由的意志，又不反對某種宿命教條。托爾斯泰似乎沒有意識到，由於該「解決方案」，歷史並未被視為一連串可理解抑或有意義的事件。如果自由僅僅是一種主觀現象，一切都將由必然性所主宰：要發生的事情必將發生，僅此而已。 真實的托爾斯泰要比作為冒牌哲學家的托爾斯泰更有發言權。現實中的作家托爾斯泰很特別，既是神秘主義者，又是經驗主義者。他對臆測漠不關心，而是賦予冷冰冰的必然性以靈魂。他認為，一定發生的也應該發生。無論怎樣，他都堅信就俄國人民而言，只要塑造俄國未來的鮮活之力不被當權者干涉或阻礙，一切都將變得美好。當然，要順其自然，必須知曉劇中所有演員之間發生了什麼。可是根據托爾斯泰的前提假設，這樣一種知識不是永遠難以獲取嗎？通過援引智慧的神聖預測力，他克服了這一棘手的理論難題。【110】他稱為智者的人，天生就能習得或擁有某種知識，這種知識是唯理智論者所抵制的；智者耳聽八方；儘管日常生活中的蛛絲馬跡模糊不清，常常自相矛盾，但他們擁有足夠的天賦，能夠領會；智者本身即是產生民族運動之力的一部分。(14) 托爾斯泰為這幅景象增添了色彩與細節，使之鮮活生動：他筆下的庫圖佐夫（Kutuzov）是智慧的化身。他既不策劃也不行動；他等待和傾聽。他傾聽並理解來自底層的困惑嘈雜的聲音，正是憑藉這種能力，他擊退了拿破崙。庫圖佐夫之所以是一位受神靈啟示的將軍，因為他討厭遵從自己的靈感。他發現在眾多俄國人心中埋藏著一些說不清楚的想法和願望，其個人抱負就是實現這些想法和願望。正如安德烈公爵（Prince Andrey）所言，「他知道，有些東西比他的意志更強大也更重要——事態的發展無可避免。」(15)（事態發展無可避免？托爾斯泰痴迷於他所處時代的種種機械論觀念，此種執念處處彰顯。但這並不影響他筆下庫圖佐夫身上體現的真理，即真正的創造性行為離不開細緻冷靜的觀察。） 湯因比提到納米爾曾經告訴他說：「湯因比，我研究片片樹葉，你研究整棵樹木。其他的歷史學家則研究成簇的樹枝，你我都認為他們是錯的。」(16)（他非常禮貌，沒有告訴湯因比自己對於研究整棵樹的看法。） 納米爾研究政治史，其「成簇樹枝」的隱喻顯然涉及意識形態單元，這是他所從事的政治史研究領域的常用手段。他對關於18世紀英格蘭的輝格黨式闡釋進行了有力的批評，這種闡釋不僅接受了那一時期表面的主流政治觀念和政黨綱領，【111】而且視之為歷史現實的節點。但事實卻是，行為、措施和狀態混在一起，意識形態單元雖然映射了這種混雜狀態，但這種映射與其說展現這種狀態，還不如說掩飾了它們。這些單元是些虛假的實體。既然被意識單元遮蔽之後，原本屬於意識的所有真實生活現象已脫離意識層面，那麼所謂現實包含意識單元的說法就完全失去了根據。納米爾堅持認為，任何屬於意識形態的東西都具有虛構的品質。在他看來，只要歷史突出政治意識、理性思考和語言論斷，最終都會變成模糊的概論，這種概論無法捕捉其旨在解釋的現實。與托爾斯泰一樣，納米爾拒絕這類宏觀歷史及其全景視野。 他對宏觀歷史的否定態度明顯受到馬克思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理論的影響。納米爾也熱衷於揭穿觀念自治性的假象：他也強調物質需求和社會條件在其形成中發揮的作用。(17)但是儘管如此，他根本算不上馬克思主義者。他性格保守，不願從政治歷史學家轉變成虔誠黨派信徒和介入型文人。更重要的是，他完全贊成用一個宏觀概念替換另一個宏觀概念。在馬克思看來，（前）歷史就是一連串存在辯證關聯的階級鬥爭。這種看法雖然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對納米爾沒有任何吸引力。(18)相反，他想擺脫整個宏觀層面——擺脫所有寬泛且包羅萬象的思維模式，後者最終形成了我們關於世界的傳統形象。這一形象具有欺騙性：事實大多來源不明，其構成要素亦琢磨不定，而這種思維模式竭力從中構建原本不存在的關係，因而產生假象。作為意識的產物，思維模式與其說提供了我們內心生活過程的獨立見解，還不如說僅代表了其表面症狀。納米爾旨在透過表象探索隱蔽在心理深處的真實事件。【112】其研究路徑是單向的，這是他輕視綜合和敘述的必然結果。約翰·布魯克（John Brooke）提及納米爾時指出，他「每走一步都要四下張望」(19)。他不能忍受只見樹林不見樹葉。 納米爾承認自己受到弗洛伊德的影響。他懇求歷史學家揭示政治觀念的「心理學源泉」(20)，指明每個行為中包含的「無意識衝動」(21)，斷言現代心理學知識——特別是大眾心理學——對史學的發展不可或缺。(22)他是精神分析的正統教徒嗎？他在別處寫道，「最重要的是潛在的情感，這是音樂，觀念與之相比只是低劣的歌詞……」(23)他身上有一種藝術氣息（清楚地體現在其散文中）。因其審美感受力，他與現代藝術前沿做出的嘗試保持一致——如果沒有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成就，這種嘗試的力度幾乎不可能越來越大。無論如何，他都好像與畫家、詩人和音樂家聯合起來，渴望摧毀傳統的感知形式和方式。他們基於整箇舊事物及其主要結構做出的陳述，在某種意義上是碎片化的，永遠不可能合併成整體。各種規則錯綜複雜，如果還有什麼沒有遭到濫用的話，那麼結果（雖然是暫時的）就是調整我們的認識，以適應這部分規則。（剩餘的至少無可爭辯。）所以納米爾利用精神分析對政治現實的標準化宏觀概念進行分解。如果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也算不上弗洛伊德真正的擁躉。 在他看來，歷史世界呈現的景象令人不安。【113】在充斥世界的政治觀念中，雖然有些可能與回應當下需要的情感、衝動等一致，但多數都是遙遠過去的殘餘。既然前述觀念持續激發我們的想像，即使態度、恐懼和期待與現實脫節，也因這些觀念而保持活力，甚至被重新激活。這些思維和行為習慣已經過時，對欲望和希望之間的互動造成持久干擾，使我們無法根據當下的條件處理當下的問題。我們越想壓制，它們就越占據我們的無意識，無緣無故且無所顧忌地突然迸發，以此得到釋放。我們都變得神經質，任由痛苦擺布。在納米爾看來，決定政治行動的原則和計劃與其說提供了可靠的指引，不如說造成了各種煩擾。事實上，他甚至認為，擺脫這些原則和計劃才是「民族更成熟的標誌」。(24)他描繪的歷史政治世界具有超現實特徵：在那裡，觀念和記憶像鬼魂一樣揮之不去，侵入我們的家園、辦公場所和頭腦。 他的目標是趕走鬼魂——即追溯心理動機和機制，而後兩者與當下的物質壓力一道，使政治得以運行。現在，政治領域的活動和事件並非源自某種不受約束、飄忽不定的力量，而是有著非常具體的起點；活動和事件的載體為個人（或具有鮮明個性的團體）。納米爾認為，正是個人組成了群體，歷史學家對觀念和起因痴迷，隨意對群體進行操弄，誤將其視為真正的歷史單位。然而，群體並非歷史單位。他爭辯說，真正的歷史單位僅僅讓位於微觀分析；為了解釋政治史的某個時期或階段，必須研究該時期所有個體的生活。【114】他崇拜的上帝不僅僅體現在細節中，而是存在於人物生平中。（他可能不理解為什麼科林伍德完全拒絕把傳記納入歷史研究；但是如果直接從哲學層面的「歷史觀念」出發，得出的結論註定匪夷所思。）納米爾的方法集中體現在其具有拓荒意義的研究中，即「對喬治三世時期的連續幾屆眾議院的成員進行了不可思議、細緻入微的檢視」。(25)注意：在運用這種方法的過程中，他極少關注那些聲名顯赫的政客，這些人物在政界呼風喚雨，讓職業傳記作家趨之若鶩。他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傳記作家。他對小人物的履歷傾注了所有的興趣，因為小人物的生平比明星的職業經歷更能讓人洞悉典型的情感和抱負。納米爾完全遵從這一路徑，擁護那類孤僻清高的學者所難以覺察與進入的歷史調查。他呼籲經由多方協作與努力才能達至的人口統計學式的歷史——這樣一項規劃啟發了最近開始醞釀的《大英國會史》（British History of Parliament）的撰寫。需要補充的是，他的微觀史觀與托爾斯泰相近，因為兩者都預示了計算機的到來。然而，難道不是每一次重大創新都由夢想和探索所孕育和開創嗎？ 總而言之，無論納米爾還是托爾斯泰都認為，我們歷史著述所重點關注的意識形態和重大事件，源自但又超越無數現實中的小事件。二人殊途同歸，都指出為了更真實的真相應該用累計式的微觀研究取代宏觀史學。 然而，該主張卻源自一個錯誤的前提：歷史現實不僅僅體現於人物生平或其他細節，還擴展為宏觀維度。【115】高級別歷史的研究對象並非都是對事實的闡釋。戰爭、社會或宗教運動、特定群體對環境的緩慢適應，諸如此類持續發生的事件，都是可把握的實體。其中一些莫測高深，為微觀歷史學家所忽視。這些事件為人所知的名稱可能是不準確的簡稱，勉強涵蓋相互糾纏的微觀事件，即便如此，它們也不只是純粹的投射——假如在其發生時就被體驗為歷史單元。15世紀的歐洲，教會改革是一個鮮活的概念，儘管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該類歷史事件時間跨度大，之所以真實，是因為它們促使人們思考其後果，討論其替代方案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托爾斯泰對傳統史學的嘲諷並未完全切中肯綮。出於同樣的原因，過去的觀念產生後由盛轉衰，與個體衝突一樣，都屬於現實生活，——無論真實與否。它們擁有某一特定實質，其內容不可化約。如果僅視其為心理活動的衍生物，歷史學家將錯失部分真實事件及其對人們的啟發與思索。 不難理解托爾斯泰和納米爾的這種主張遭受多方反對。比如，納米爾將其分析方法說成靈丹妙藥，因而受到批評。在喬治三世時代，墮落政客的所作所為籠罩著一層意識形態迷霧，微觀分析雖然能夠穿透這層迷霧，卻不適用於受真實可靠的政治觀念所啟迪的歷史時期；清教徒革命就不適合心理學分析。(26)巴特菲爾德是納米爾最堅定的反對者之一，指責後者對這些觀念的現實性視而不見。【116】巴特菲爾德評論道，納米爾及其擁躉損害了「賦予歷史事件以意義和關聯的那些公認的政治目的」；(27)他們受惑於「只重細節的……視覺錯覺」(28)，「卻不知道，欲書寫歷史必須擁有發現一般性的眼睛」。(29)（堅決反對「納米爾主義」的不是作為世俗「技術型」史學家的巴特菲爾德，而是作為基督教徒的巴特菲爾德，因為納米爾主義暗中損害了巴特菲爾德的所有信仰——歷史的潛在意義、觀念的內在價值。作為一名基督徒歷史學家，他理所當然認為歷史事件之間存在著重要的連續性，甚至認為存在類似「上帝歷史」的事物，某種超自然的規劃師掌管人類事務。(30)）批評家說納米爾聲稱關注細節，卻對此公然表示蔑視，有時把顯微鏡換成瞭望遠鏡，把大部分歷史置於自己選擇的視角中。難道他不是一個狂熱的復國運動者？人們最後可能會問，他在審視個人的心理性格時，是否真的觸及問題的本質。這種所謂的最小歷史單位自身也是一個無法窮盡的宏大世界。因此，當他確信已經對現實有所掌握時，現實也就再次退縮了。 持續發生的事件以及獨立存在的觀念似乎表明，宏觀歷史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微觀研究。(31)即便假定這些觀念、事件和整體安排產生於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其發展和變化方式往往不能憑藉其組成要素加以充分限定。馬魯探討了「該類宏觀現象」及其來源「基礎的原子數據」兩者之間的關係，堅持認為前者與後者一樣真實，強調宏觀現象相對獨立的地位：「它們代表的是另一種現實秩序，雖然各有特點，但是都同樣可信。」(32)【117】另外，這樣的宏觀現實不能完全追溯至其包含的微觀現實——級別不同的事件相互關聯，同時存在——這種情況絕非少見。大多數人在存在的不同緯度有著不同的表現。一名基督徒也可能是一個嚴酷無情的地主或房東。普魯斯特宣稱，「像聖伯夫那樣根據外在表現或朋友的看法評判一位詩人是荒謬的。就外在而言，他只是個普通人，其內在還是一位詩人，但作為詩人的他在想什麼，完全可能被作為普通人的他所無視。」(33) 也就是說，政治的宏觀歷史可能具備一定的自足性，這與納米爾和托爾斯泰的假設相反。（據了解，其他領域的歷史也存在這種情況。）政治史學家如果研究政權為什麼被推翻或者為什麼發起戰爭，不必總是調查人物塵世生活的細節，也能夠對前述事件做出大致解釋，靠的就是與他的研究處於同一維度的動機、爭辯、回應等。一旦重大事件赫然聳現在眼前，它們就會作為整體被感知與理解，從而引起一般性大致相似的諸種反思和對策。原則上，無論歷史學家從多遠處研究過去，其一般性不同，發現的因果關係也不相同——不要忘了中國的空心象牙球，每個球都獨立於其他球而運動。在他的羅馬和希臘簡史中，羅斯托夫采夫忽略瑣碎小事，把相關的主要行為和人物交織在一起，其紋理脈絡清晰可辨。 但如此編寫的簡史就像粗布一樣，不僅質地粗糙而且紋路稀疏。顯而易見，大型歷史的自足性並非可靠。托爾斯泰和納米爾大肆攻擊了宏觀歷史的自足性，【118】我卻為這種宏觀自足性申述。現在我希望能夠說明盲目認可宏觀自足性也可能帶來巨大的風險。毋庸置疑，政治歷史學家可能把某些高級別事件、觀念和爭論看似合理地整合在一起，但如果是通過構建宏觀語境來實現其目標，那他就別指望對自己關注的歷史做出令人滿意的敘述。很可能他在敘述中歪曲了歷史。過分強調自足的宏觀歷史註定誤入歧途。 其原因如下：歷史學家研究的一般性程度越強，就有更多歷史事實變得單薄。當他從遠處審視過去，他看到的是整體情形、長期發展以及思潮動向等等——大量堆積在一起的事件隨距離遠近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它們散落在時間的維度上；留下諸多空白有待填補。如果專注於宏觀歷史單位，我們對過去的了解就不足。正如普魯斯特所言，詩人獨立於他所棲息的人而存在，這固然沒錯，但人獨立於詩人而存在同樣是事實；完整的故事裡應該既講述詩人也講述人。此外，歷史學家會發現，距離越遠，捕捉非常具體和完全真實的歷史現象就變得越困難。作為技術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注意到普遍歷史「涵蓋的領域非常大，歷史知識因而不可避免地變得單薄」。(34)巴特菲爾德所言極是：站在普遍歷史可以納入視野的那種高度上，察覺到的全是巨大歷史單位和籠統的概括，前者輪廓模糊，後者未必可靠。 歷史學家若突出宏觀事件之間的相互作用，便忍不住以某種方式對手頭不足的材料進行補充。【119】培根詳細說明由此產生的種種危險。他建議歷史學家研究的時間段不宜太長（或太過模糊），因為「會碰到許多空白或空缺，不得不靠智慧和推測來填補」。(35)勉力為之的推測並不少見。歷史學家急於維持宏觀自足性，為了填補遇到的「空白或空缺」，他們可能訴諸對目標的理解——把後見之明視為膠合裝置而非發人深省的新事物。或者為了使正在編織的粗劣布料更結實，他可能「憑藉其智慧」，引入沒有傾向的動機、哲學觀念等。其結果是，歷史不僅殘缺不全，而且闡釋過度。古奇認為基佐（Guizot）的歷史著作並沒有展示出「對個人和細節的興趣」；(36)聖伯夫（Sainte-Beuve）則批評它是「被遠觀的歷史」。聖伯夫解釋說，任何此類歷史「都經歷了異常的蛻變，產生的是崇尚理性的錯覺」。他由此得出結論：「基佐的歷史過於重視邏輯而顯得不真實。」(37)難道還有必要明確指出，下定決心的宏觀歷史學家對史料的混合和修補不應與負責可靠的歷史假設混為一談？既然他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添油加醋，最終的歷史充斥著模稜兩可的概念。其中，許多虛假的概括事實上是人為的結果，既提取自證據，也融入證據中。 即便托爾斯泰和納米爾對傳統宏觀歷史的最終裁決太過武斷，言過其實，這也是源自我們對當前歷史理應如何的看法。我相信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他們認為，如果歷史儘可能忠實完整地記錄過去，並且幫助我們理解過去，那麼歷史才能體現其價值。黑爾（Hale）談及培根時指出，「它（歷史）必須儘可能全面且真實。【120】有些歷史記錄呈現的是商業盛況，而非其真正的和內在的訴求。二者是不同的」。(38)對任何實現全面記錄歷史的努力而言，微觀調查都不可或缺，這是其重要性最基本的體現。這並不意味著整合托爾斯泰夢寐以求的微觀發現，就能使我們把握歷史整體。並非所有的歷史現實都可以分解成微觀要素。歷史整體還包括發生在微觀層面以上的事件和發展。因此，一般性較強的歷史記錄與對細節的研究一樣至關重要。但這並不完整；如果歷史學家不願「憑藉智慧和推測」填補空白，就必須探索小事件組成的歷史世界。不包含微觀歷史的宏觀歷史就不是理想意義上的歷史。現在，關於細節的知識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這種知識常常被用作某種裝飾。也就是說，宏觀歷史學家基於自己或他人開展的微觀研究，確證或闡明他們持有的某種長遠看法——這些看法與他們審視事件的距離密切相關。（誠然，這些觀點可能產生自對相關來源資料的檢查，可是某些概括難道不會具有更多的意圖性和目標性？當然，已知事實具有可塑性，很少讓尋找證據來驗證直覺的歷史學家失望。此外，多樣化的數據含有豐富的歷史事實，無論你想證明什麼，都能從中找到證據。）在麥考利撰寫的歷史中，很多細節都經過了精心設計，用以確認他所研究的時代和人物的意義。所有細節匯總在一起，構成了他對這一或那一情形的總體論述——讓人覺著其宏觀洞見或直覺與其說源自微觀分析，還不如說指導了他對具體事實的選擇。【121】他擅長講述，知道如何有效處理驗證性的細節。湯因比同樣毫不懷疑，只有當「短視的」歷史學家呈現的細枝末節能夠支撐其宏大解釋，才有價值。本章稍後將繼續討論他。 我主張，為了使宏觀歷史更全面，必須包含微觀歷史，這裡的包含不是表面上的包含。這要求歷史學家不能滿足於待在原地，要真正地回到過去，全身心投入他們的發現中，而不應該過多考慮其宏觀假設。微觀分析本身未必能證實這些假設。歷史學家從事微觀分析，或許因為臨時原因違背基於宏觀證據建立起的宏觀語境；或者發現偏離事件總體趨勢的例外情況雖然貌似微不足道，但其中蘊含的寓意有可能推翻他對總體趨勢的評估。想一想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吧。(39) 正因為如此，眼光敏銳的歷史學家致力於書寫完整歷史時，偏好打通宏觀和微觀歷史。雖然馬魯相信宏觀現實的真實性，但是他認為，如果歷史學家探究過去的時間跨度大，就最好「先詳細精確地調查細節」。(40)因為對納米爾持反對態度，巴特菲爾德同樣被迫承認僅僅宏觀史是不夠的，【122】他相信理想的歷史可能是「結構與敘述的結合」，即「故事與研究」合二為一的歷史。(41),(42) 這與電影驚人地相似：大場景必須從不同的距離觀看才能被理解；相關分析和闡釋常常需要在不同程度的一般性之間來回移動。《電影的理論》一書中引用普多夫金（Pudovkin）的一段話放在這裡可謂切中肯綮： 為了獲得關於遊行的清楚和確定的印象，觀察者必須遵循以下步驟：首先，他必須爬上房頂，從上邊看到整個遊行隊伍，估量其規模；然後，他必須從房頂上下來，透過一樓的窗戶觀察示威者打出的標語；最後，他必須走入人群，以了解參與者的外部特徵。(43) 正如我指出的，從整體到細節，再回到整體，如此反覆切換才有可能充分描繪大場景。(44)這對歷史中的大事件同樣適用。宏觀歷史學家將歪曲其研究對象，除非他加入從微觀研究中獲取的特寫——把它們當作構成整體畫面的固有要素。 因此，歷史學家必須處於一個切當的位置，從而在宏觀維度和微觀維度之間自由轉換。這提出了歷史世界的結構這一問題——這是歷史學家面臨的兩個主要問題中的一個。歷史世界的結構是否同質，這樣歷史學家可以輕易地從一個層面轉換到另一個層面？宏觀歷史的內容和有效性——其現實性品格——依賴於不受妨礙的雙向交通。 這裡的交通受控於實質邏輯（material logic）的兩種原則或原理。(45)第一種可稱之為「視角原理」。【123】在前一章中，我已經指出歷史闡釋——「理解」——最終涉及歷史學家拓展後的自我、他的生活經歷和主觀性。換言之，他必須把事物置於某一「視角」中，使其契合他的經歷、信仰和價值觀念，所有這些基於自我消解、謙遜冷靜的被動式觀察。(46)現在，視角因素髮揮的作用和歷史學家與素材的距離之間存在著確定的關係。馬魯注意到，「隨著歷史建構的一般性程度和綜合幅度的增加，困難、危險和不確定也以相同的程度增加。」(47)換言之，透視處理法產生的影響與歷史學家距離素材的遠近呈正比關係。 這是為什麼呢？在微觀層面上，拼湊在一起的給定數據多少顯得密集，制約著歷史學家的想像力和闡釋意圖。隨著距離的增加，數據變得分散和稀疏。證據也就失去了其粘合力，讓位於不那麼強烈的主觀性。（如前所述，大型歷史往往呈現出存在主義的特點。）皮雷納和巴克（Bark）對中世紀起源的看法相互矛盾，這的確與視角效應有關；(48)但是在某些特寫式描述中，人們並不是馬上就能想到視角的影響，譬如潘諾夫斯基的「分離原則」和耶丁對康士坦斯大公會議的分析等。(49)這裡我們又一次注意到歷史中間區域程度不同的重要性，【124】這一點之前已經提到。(50) 普魯斯特在其小說中的評論突出地說明，歷史記錄的範圍越大，其內容愈加受到視角原理的制約，還受到自上而下理解微觀層面的影響。有一次馬塞爾乘坐馬車（比第三章提到的那次還要早），他從遠處有時看到兩個教堂尖頂，有時看到三個，這取決於他從什麼角度觀察周圍的環境。他根據印象中教堂尖頂的位置，把教堂尖頂想像成三個「仙女」，一個跟在另一個身後溜走了，因此看上去只有一個身影。(51)同樣，宏觀歷史學家之所以一開始對部分證據視而不見，與其說是因為失察、疏忽等，還不如說「視角原理」使然。透視視角影響對於歷史調查素材的理解，其功能越重要，就越要保持較遠的距離。例如，有關封建社會的一般歷史通常未能展示其多樣性，因為後者被歷史學家揭示社會一般特徵的企圖掩蓋了；準確講，多樣性是歷史的基本特徵之一。(52)馬克·布洛赫的著作《封建社會》受這一必然缺點的影響最小，正是這一缺點妨礙了大型歷史學家對部分史料出處和微觀歷史的了解。誠然，理論上講歷史學家只要願意，就可以探索微觀層面；但實踐中常常對微觀層面的許多內容不感興趣，要麼視而不見，要麼認為無關緊要。馮·馬丁（von Martin）在《文藝復興社會學》（S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1932）一書中試圖從綜合方面進行新的嘗試，正如弗格森（Ferguson）對馮·馬丁可能碰到的問題的評論，【125】進行同類嘗試的作者「將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綜合，以此處理好馮·馬丁沒有意識到的許多麻煩和棘手的事實。但是如果有所得，就可能有所失……」(53)輕視也罷，忽略也罷，這些內容註定不會出現在歷史描述中。宏觀歷史學家無法看到自己沒看到的，因為沒看到的被他所看到的遮蔽了。 對視角原理的討論還可以加上兩點補充性評論。第一點來自阿隆的觀察，有關於把某一宏觀視角轉變成其他視角的可能性。他強調說主觀視角對整體結構是必需的，並且為了使自己的視角儘可能客觀，歷史學家必須了解其他視角，但是他警告說，二者之間「不存在常數或等數」。視角的多樣性是「生活的體現」。(54)另一點是質疑：高級別的歷史記錄是否比一般性低的歷史記錄更受「時代精神」的影響？ 控制宏觀與微觀層面之間通道的第二個原理可被稱為「層級原理」。它影響的是微觀事件，雖然沒有被視角運行的機制遮蔽，而是依然可見，且事實上被提升到更高區域，成為大型歷史記錄的一部分。 在此過程中，微觀事件發生了什麼？提出這個問題時，我有意只考察自「下」而「上」的暢通狀況。另外，宏觀歷史（尤其是一般歷史）的結構性突變，將會對所有納入其中的微觀發現產生衰變效應，但是我在此處將不考慮這種效應。(55)【126】微觀事件被提升到更高層次時，將會面臨失去其部分獨特性和意義的危險，這回答了當時提出的問題。微觀事件雖然被提升至更高層次，但卻遭到破壞。 例如，設想有三篇歷史敘事，每一個都包含對路德形象的描述——第一篇是德國民族史，第二篇講的是宗教改革，第三篇是詳細的傳記：我相信三篇描寫很可能表達不同的意思，因而某種程度上無法相互比較。 通過類比影視敘述中的「特寫」與遠景（對整體的拍攝）之間的矛盾關係，也可以解釋和說明「層級原理」。電影《黨同伐異》（Intolerance）中，在受審那一幕，格里菲斯（Griffith）對梅·馬什雙手緊扣的特寫鏡頭「不僅是敘述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揭示了物質現實的新方面」。《電影的理論》以該特寫為例，解釋了前述矛盾關係。我們觀看梅·馬什緊攥雙手這個大特寫鏡頭時，「肯定會發生奇怪的事情：我們將忘記那只是一雙普通的手。我們熟悉的那雙手與身體脫離之後被極度放大，變成未知的機體，顫抖著，就像有著自己的生命一樣」。(56)同樣，歷史學家的特寫往往顯示出各種可能性和縱深遠景，後者並非從高級別歷史中的同一事件產生。（當前，為了不同的旨趣，流行展示藝術品逼真的細節，這進一步證明了特性和意義方面存在的這種區別；因此，格呂內瓦爾德[Gruenewald]的《伊森海姆祭壇畫》的一個小背景布景讓人隱約想起日本版畫。） 對層級原理的探討還可輔以理論闡釋。原則上，宏觀解釋宣稱對微觀事實都有效——對所有細節都有效——而微觀見解渴望在宏觀層面上得到認可。【127】現在，既然至少部分基於微觀分析才能有效進行宏觀解釋和定義，那麼微觀研究的某些啟示有可能與宏觀歷史學家的研究發現保持一致。但並非所有啟示都與研究發現一致，甚至連最重要的也可能不一致。那麼對一般原則我們就有了兩組概括或見解——一組本質上屬於宏觀層面，另一組藉由微觀分析自「下」而上形成。正是在第二種一般性層面上，赫伊津哈對布克哈特提出了批評，反對文藝復興這一觀念，而後者則代表著第一類一般見解。(57)很明顯，從微觀調查而來的一般性——像是一種裝飾環繞著後者——與典型的宏觀一般性在很大程度上並不一致。能把二者融為一體嗎？此處只須提出一般與特殊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即可。(58) 總之，微觀與宏觀層面之間的通道受到嚴格的限制。由於「視角原理」，部分證據自然而然失效。又因為「層級原理」，部分實際上可用的證據並沒有物盡其用。這意味著歷史世界的結構並非同質。它由密集性不同的領域組成，並被難以解釋的旋渦攪動著。 從根本上講，由此產生的交通障礙無法克服。湯因比建議把飛鳥視角和蒼蠅視角融合在一起，(59)這原則上無法做到。【128】兩種調查可能並存，但是無法完全融合；一般說來，飛鳥會吞食蒼蠅。 敏銳的歷史學家如何回應這種現象？現舉兩個例子。 克里斯蒂勒的問題：作為文藝復興思潮研究領域當之無愧的權威，克里斯蒂勒（Kristeller）試圖綜合其畢生的研究，就這一非常熟悉的階段撰寫一部包羅萬象的思想文化史。但是他退縮了，因為他意識到，在持續研究的過程中，不得不為此而捨棄已知的和未知的。他似乎不願意減少或者錯過任何寶貴的見解，而這些見解只有全身心投入信息來源才能獲得；他似乎還擔心為了後續綜合不得不進行透視刪減，而這又必然帶來掩飾和扭曲。他意欲就其發現撰寫一部「整體史」，這種造型欲望與其現實主義精神相牴觸。 戴蒙德的夢想：戴蒙德自問，從事大型歷史敘事的歷史學家是否無法避免把所有事件置於某一視角中，這一視角與因敘述視野或範圍而產生的距離保持一致。在研究過程中，他為什麼不能從不同的距離審視事物？閒逛的人欣賞風景時就是這樣做的；他先觀看全景，然後走向遠處的山脊，欣賞多變的景色。許多電影都是這樣推進的。普魯斯特知道如何既關注細節又欣賞遠景，下一章將探討這一點。戴蒙德夢想撰寫一部美國史，其中他打算插入諸多特寫，不是用來例證他的一般性假設，而是將其作為通常與整個重點背道而馳的獨立實體。而且，某些詩歌偶爾可作深度解讀。【129】 針對電影中的電影化與舞台化兩者之困境，《電影的理論》一書論述了「格里菲斯聽其自然的妙策」，前述構想使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與這一妙策高度類似。《電影的理論》一書是這樣論述這一妙策的： 一方面，他（格里菲斯）肯定是力求建立戲劇連貫性……；另一方面，他又常常插進一些不只是為了推進劇情或傳達與此相關的情緒，而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情節從而涉及物質現實的畫面。他的第一個特寫鏡頭的重要意義即在於此。他的極遠景鏡頭、他的奔騰起伏的群眾場面、他的表現街道生活的插曲和他的許多片段性的場面，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深深地吸引了我們。我們在看著這些畫面或畫面組合時，也許還會忘掉被它們以自己的鬆散的含義所打斷的劇情。(60) 這個類比成立。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同倒掉：在貫通微觀和宏觀歷史方面，某些嘗試要比其他嘗試更為成功。有的情況下，不同層次之間的轉換產生了一種「觀念」，一種新的解釋原則。(61)現在，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觀念獨特的真實值，以及這些觀念與事實準確性之間的間接關係。 不用說，歷史記錄的可理解性程度是其涵蓋範圍的一個功能，因其範圍大小而變化。級別越高，就能把更多的過往解釋清楚。但是提高可理解性是有代價的。歷史學家在範圍上有所得，在微觀信息上就有所失。【130】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指出：「根據對自身定位的層次，歷史學家失去的信息將從理解上得到補償，反之亦然。」(62)他宣稱，為了擺脫困境，歷史學家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將自己置於歷史之下……或置於歷史之上，從而超越歷史……」(63) 可理解性增強意味著信息減少，這是「腦力經濟原則」(64)的一個特例，這一原則似乎制約著我們的社會和知識世界。這類似於布魯門伯格的「意圖經濟」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只有放棄對整體知識的形而上追求，科學知識才能取得進展。在分析伽利略時，他指出科學所解釋的並非整個自然，而是部分過程。胡塞爾據以反對這種細節化的「生活世界」也不過是一模稜兩可的概念；只有當我們的意圖涵蓋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這個世界才活躍起來。(65) 擴大可理解性的範圍，就能提高重要性，相信這一點是西方思想的基本宗旨。在整個哲學史中，人們認為最高級別的原理或最抽象的概念不僅明確界定了它們形式上涵蓋的所有細節，而且包含了所有較低層次存在的事物的精髓和本質。就一般性和實質而言，這些原則被想像成「最高事物」。 譬如，這體現在諾斯替教的那一方案中，處理的是靈魂如何從「世俗世界」提升到上層世界。根據該方案，向高層次轉變相當於精神洞察力的進步。喬納斯（Jonas）討論奧利金體系中的「聖子從屬說」時談道，「認為每一秩序都不能預言更高一級秩序的負面法則間接蘊涵著這一正面法則，即靈魂向高級秩序的轉變同時是一種知識或認知水平的提升。」(66)【131】該方案今天仍然影響著我們，影響著當前知識的不同分支。譬如，諾維科夫（Novikoff）近乎普拉提諾主義的「組織整合層次」原則，就深受這一方案的影響。這一原則認為無靈世界、有靈世界和社會世界在不同的層次上取得進步，每一層次都受到其自身規律的制約；雖然不理解低層次現象就難以理解高層次現象，但是知曉較低層卻不能預測高層次會發生什麼。(67) 篤信「最高事物」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及意義，此處談及這一點，旨在強調當前研究的基本假設之一——傳統上把極端抽象觀念（比如「善好」和「正義」觀念）視為對事物之本質最包羅萬象、最為核心的陳述，這對歷史或相關現實研究並不適用。(68)歷史學家脫離微觀層面，在一般性上更上一級時，將到達我所稱的「歷史觀念」這一新高度；當他繼續前行，越過歷史觀念，到達「哲學」觀念或者極端抽象的概念維度，其見解的重要性註定下降而不是持續上升。注意，大型歷史中許多微觀事實被排除在外。高度抽象的概念與旨在涵蓋的證據之間已經不再有關聯。它們在事物中加入了這些事物原本不包括的諸多觀念。但是哈納克說，歷史學家「應該保持發展因素和發展觀念在發展過程中的原來模樣，歷史學家沒有權力把它們解釋得更清楚」。(69)【132】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傳統哲學不僅完全遮蔽歷史領域（終結之前的最終事）中特殊與一般之間的關係，而且更糟的是貶低了這種關係。 因此，托爾斯泰—納米爾對宏觀歷史的反對就顯得相對合理。特寫發現本身很重要，無論其啟示與高級別歷史的寬泛見解一致還是包含在其中。就像赫克斯特一樣，僅僅是設想下面這一過程還遠遠不夠，即「特殊和個體限定一般的內容和主體，一般反過來有助於闡明和理解特殊。」(70)如果特寫偏離大型史的寬泛見解，二者又如何相互勾連呢？這個問題暫不回答，將留待第八章探討。(71) 為了解決湯因比的「數量問題」(72)，或許此處可以講點題外話，探討一下特寫的重要性。在《重新思考》（Reconsiderations）中聲稱歷史學家必須儘可能公正對待收集到的海量歷史知識時，湯因比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絕對數量本身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歷史知識的功用是什麼？可以這麼說，歷史知識需要用在有價值的地方。但是該怎麼使用呢？ 可以有兩種方式考慮歷史知識的數量。其一是神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並沒有將歷史作為需要仔細審查的獨立現實加以對待。猶太—基督神學源自與過去之間的存在主義關聯，【133】它產生的歷史朝著超越歷史時間的未來延伸。在神學角度看來，歷史從根本上講就是一部拯救史——也就是說，已經超出了現代意義上的歷史這一字眼。重要的事件既在歷史軌跡之內又在其外。某種程度上，偉大的歷史哲學也是這樣。儘管歷史哲學依然沒有擺脫世俗時間，但是受關於神聖規劃的神學假設之影響，歷史哲學是根據某一原則解釋整個過去，這一原則至多與部分事實相符，並且通常情況下是其意欲實現的某項善好事業的代名詞。 另一種方法與當前時代的科學精神更為一致。在努力處理我們積累的大量歷史知識時，湯因比與斯賓格勒一樣，把已知材料加以組織，形成更大的單位——諸種文明或者斯賓格勒的文化靈魂——分析其發展以揭示其規律性。(73)然而，如此確立的規律性不僅非常籠統，而且只把歷史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湯因比意識到這一點，堅持認為這些規律性完全沒必要；相反，西方文明的進程可能完全無法預測。但是他的這一看法與他對規律性的強調幾乎背道而馳。 為了論證，請允許我假定經追溯而來的規律性與歷史整體真的有所關聯。那麼它們必須更加契合一般性級別較低的歷史記錄。湯因比事實上認為，宏觀和微觀歷史之間的這種相互滲透貫通是不可或缺的。他說道，「數量問題的解決辦法在於把全景視角和近景視角結合起來。」(74)【134】這裡產生了新問題：一般性級別不同的歷史記錄是否真的有可能相互貫通呢？根據「層級原理」，建立在每一層級上的語境對該層有效，但並不適用於其他層面上的發現；也就是說，根本沒有辦法像湯因比那樣依託微觀歷史提供的事實和解釋，總結出宏觀歷史的規律性。因此，湯因比力圖在數量上掌控歷史知識，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也就並不奇怪了。他發現的規律性實在是無關緊要，更別提他對自由意志及歷史不可預測性的堅持更是讓這些規律性成為無稽之談。 總而言之；試圖充分解釋累計的海量歷史知識，使其價值得到充分發揮，是需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大體而言，如此產生的規律性既無關緊要也不切實際。這些規律性僅「涵蓋」標誌人類退回自然狀態的歷史發展。最後，它們所代表的觀察結果，充其量只能從鳥瞰視角才會有效。從人類居住的開闊區域所觀察到的東西，歷史專著中的微觀事件對此既不能予以證實，也無法直接否定。 毫無疑問，可資利用的海量歷史知識似乎要求我們應該儘量用某種方法對之妥善處理。但是響應這個要求需要付出代價嗎？截至目前，任何撰寫全球史的嘗試，其結果都是些無關緊要、太過籠統的陳述，做出的解釋也顯得隨意——都是一廂情願和存在主義需求的產物。這些嘗試所得到的是關於歷史進程的瑣碎堆積與沉澱，反映的只是歷史進程的細枝末節，並非其真正的轉折點和深層次的內涵。我擔心的是，普遍歷史的觀念可能只不過是一片海市蜃樓，是一種戲弄我們的痴心妄想。 在我看來，我們掌握的廣博知識對我們也提出了如下挑戰：我們不應該沉迷於片面的綜合，而是要專注於特寫，進而拓展到整個歷史，以概要的形式對其做出評估。【135】與正面發起猛烈進攻相比，歷史整體更難抵禦零星衝突。 歷史世界斑雜的非均質化結構產生了兩種相互關聯的趣味傾向。第一點事關不斷增加的以事實為導向的歷史描述——即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研究——大致相當於巴特菲爾德的「技術型歷史」。(75)問題是：即便不從闡釋性視角和高度抽象的假設出發，這種類型的努力就其本身而言是否有意義呢？許多歷史學家拒絕承認這些努力的獨立價值。它們受到嘲諷，被看作索然無趣的歷史，(76)是在「浪費學識」（布洛赫語）。(77)赫伊津哈警告不要過分強調「詳盡的歷史研究」。(78)其他歷史學家猶豫不決，不堪重負。已經過世的邁內克就是這樣。一方面，他支持技術型歷史，理由是這種類型的歷史不僅確立了事實，而且揭示了「目前為止尚未了解到的過去的價值」。(79)另一方面，他認為技術型歷史從屬於價值闡述。他稱技術型研究「機械僵化」，認為價值評估在純粹的事實認定中隨處可見，從而把技術型歷史降格為某種實現目的的手段。(80) 或許馬克·布洛赫對事實調查的正當性做出了最深刻的批判。他抱怨說「準備和執行兩者之間被分離」，從而為引導性研究（guided research）極力辯護：每位歷史學家都應該從自身的研究問題出發「爬梳檔案」——這個論斷與拒絕「中立研究」(81)的論調保持一致。但是布洛赫觀點的根基並不可靠。布洛赫之所以有這種看法——我之前已經講過(82)——是因為作為一位理論家，他無端地懷疑「冷靜被動的觀察」，【136】同時對科學史異常痴迷。至於其他方面，力圖證明歷史學家完全沒有必要通過微觀研究不斷檢驗其模型和調節性觀念，這也並不是以事實為導向的歷史描述的目標所在。 想必目前為止，伯里對技術型歷史的辯護最有說服力。他宣稱，有的歷史學家力圖「全面地搜集最細微瑣碎的事實」，並且相信這些事實的完整集合「最終會給後代講述」他的勞作成果；(83)對這樣的歷史學家而言，他「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持久戰」。(84)是這樣嗎？由於「層級原理」——微觀與宏觀層面之間的交通障礙——他很可能會輸掉這場戰爭：他辛辛苦苦搜集起來的數據永遠也不能達至綜合性歷史記錄的上層區域。伯里的推理同樣經不起檢驗。 所以「技術型歷史」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問題似乎沒有答案。只有一個論點支持前述看法，我認為該論點是毋庸置疑的。這就是神學論點。根據該論點，沒有什麼可被遺失，因此才需要「全面地搜集最細微瑣碎的事實」。好像以事實為導向的歷史描述只不過是對亡者的憐憫。這是對收集者（collector）這一形象的辯護。 歷史世界非均質化結構的另外一個影響與歷史編纂學的進展有關。改善研究方法、增加研究工具、發現新證據以及拓展我們的視野——所有這些都支持了歷史學家普遍持有的信念：歷史編纂學將會越來越全面，並且正如許多人設想的那樣，會越來越客觀。【137】這種信念在某種程度上當然合理，甚至不會因為意識到宏觀歷史的內在主觀性而被推翻。有人認為，高級別歷史因此產生的「局限性」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逐步加以克服： （1）拓展知識（馬魯、皮雷納、克里斯蒂勒；某種程度也可以算上赫克斯特）；(85) （2）求助於比較研究（布洛赫、皮雷納）；(86) （3）依賴團隊協作（布洛赫、馬魯、克里斯蒂勒）。(87) 布洛赫和皮雷納希望最終會出現「對普遍歷史的科學闡釋」（皮雷納語）(88)。不用說，他們一廂情願，希望最終會落空。至於通過團隊協作實現以事實為根據的普遍歷史，列維-斯特勞斯批評了這種想法，指出「只要歷史立志追求意義，它就不得不做出選擇……真正的總體歷史將會中和自身；其結果就是沒有結果。」(89)我不妨提一下凱爾贊成進步的論點：當我們從小語境中的相互關聯轉換到更大語境（比如這個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曲線）時，歷史編纂學就取得了進展。「舊的闡釋沒有被否定，而是被新的闡釋包含其中並且加以揚棄。」(90)這種論點顯然很膚淺。如果由每一代先後以自己的方式定義進步的目標，那麼歷史進程的性質整體而言處於未定狀態。凱爾認為我們的歷史闡釋變得更全面也因而更客觀，該看法基於上述這種經不起推敲的進步概念。 所有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廂情願的產物。（事實上，布洛赫虛構出普遍歷史的幽靈，這真讓人感到羞愧。）瓦萊里正確地認為，闡釋性宏觀歷史的內在主觀性是難以克服的；「因為我們不能留住一切，【138】並且必須依靠判斷才能擺脫無限多的事實……」(91)這種主觀性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無法超越自身。努力克服主觀性不僅不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錯誤的。因此，高級別歷史，包括自以為客觀的社會史，都受到「視角原理」的制約。既然如此，這類歷史就不可能利用所有可用的事實。歷史素材無窮無盡，如果某些事實一直被忽略且不為人知，將其發掘出並用於隨後的敘述中，那麼這些事實必定把其他事實排除在外。結果，準確涵蓋事實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說，歷史編纂學的進步也是有限度的。 可能有人會問，前人出現失誤、弄錯重點，難道歷史學家不該從中吸取教訓嗎？這樣，每一代就可以在之前的基礎上穩步前進。新生代歷史學家雖然可能取得進步，但是，即使他們避免前人犯的錯誤，也不能免於其他錯誤，而且深邃的洞察力並非只是當代人的專屬。難以想像，修昔底德有一天將被超越。相信歷史編纂學的進步本質上多半是個幻覺。 * * * (1)　雷蒙·阿隆：《歷史意識的維度》，巴黎，1961年，第19頁。 (2)　應該指出，術語「距離」還有另一層含義，此處不予考慮。無論範圍大小，歷史涵蓋早先和新近發生的事件；歷史學家與這些事件的距離隨時間的久遠而增加。 (3)　參見本書第125—128頁關於「數量問題」的附記，即便湯因比承認微觀歷史的必要性，他個人對此還是帶有強烈的偏見。梅塔在《鉤爪鳥的飛行》（1962年12月8日發表於《紐約客》雜誌）一文的第92頁中指出，湯因比曾在談話中「寬慰自己，微觀歷史學家的好景不長了」。 (4)　見本書第57頁。 (5)　耶丁：《主教委員會？教會議會？》（Bischöfliches Konzil oder Kirchenparlament?），巴賽爾，1963年。 (6)　赫克斯特：《文藝復興時期的貴族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Renaissance），收錄於赫克斯特的《重新評估歷史》，埃文斯頓，第三卷，1961年，第45—70頁。 (7)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巴爾的摩，1951年，第二卷，第1400—1401頁。 (8)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第1425頁；參閱伯林：《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紐約，1953年，第19、26、29頁。 (9)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第1425頁；參閱伯林：《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紐約，1953年，第1425頁。 (10)　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63—64頁；引用部分參見萊熱：《關於電影》（A propos du cinéma），載馬塞爾·萊皮埃：《電影放映情報》（Intelligence du cinématographe），巴黎，1946年，第340頁。 (11)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第977頁。 (12)　伯林，《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紐約，1953年，第31頁。 (13)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第1440頁。 (14)　參見伯林，《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紐約，1953年，第68—72頁。 (15)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第886頁。 (16)　梅塔：《鉤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82—83頁。 (17)　約翰·布魯克，引自梅塔，《鉤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74、87頁，指出了馬克思對納米爾的影響。 (18)　塔爾蒙（Talmon）：《劉易斯·納米爾爵士的考驗》（The Ordeal of Sir Lewis Namir），《述評》，紐約，1962年3月，第三十三卷，第3期，第242、243頁。 (19)　梅塔，《鉤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93頁。 (20)　梅塔，《鉤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78頁。 (21)　納米爾：《政治學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載斯特恩編：《史學集錦》，第382頁。 (22)　《政治學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載斯特恩編：《史學集錦》，第382、384頁。 (23)　《政治學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載斯特恩編：《史學集錦》，第384頁。 (24)　納米爾：《政治學中的人性》，載斯特恩編：《史學集錦》，第386頁。 (25)　塔爾蒙，《劉易斯·納米爾爵士的考驗》（The Ordeal of Sir Lewis Namir），《述評》，紐約，1962年3月，第三十三卷，第3期，第242頁。 (26)　梅塔，《鉤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106頁。 (27)　巴特菲爾德：《喬治三世和史學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紐約，1959年，第210頁。 (28)　巴特菲爾德：《喬治三世和史學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紐約，1959年，第213頁。 (29)　巴特菲爾德：《喬治三世和史學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紐約，1959年，第213頁。 (30)　梅塔，《鉤爪鳥的飛行》，《紐約客》，1962年12月15日，第119頁。參閱巴特菲爾德《基督教與歷史》書中各處。 (31)　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請參見馬克斯·布羅德貝克（Max Brodbeck）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定義與化約》（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s: Definition and Reduction）和莫里斯·曼德爾鮑姆（Maurice Mandelbaum）的《社會法》（Societal Laws），載德雷編：《哲學分析與歷史》（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History），紐約，1966年。據我本人推測，兩位作者都強調，某些特定的歷史宏觀概念和社會宏觀概念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他們不願被切分成小塊兒。然而，對於這兩者而言，嚴謹的論證和複雜的邏輯能夠更加適當地分析材料。 (32)　馬魯：《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技能》，載薩馬朗編：《歷史與方法》，第1499頁。 (33)　普魯斯特：《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ve），巴黎，1954年，第176—177頁。 (34)　巴特菲爾德：《人論其往昔》，第44頁。 (35)　黑爾引自培根的《學術的進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載黑爾編：《英國史學的發展：從培根到納米爾》引言，第17頁。 (36)　古奇：《十九世紀的歷史與歷史學家》，第182頁。 (37)　引自聖伯夫：《談話錄》（Causeries），第一卷，參見古奇，《十九世紀的歷史與歷史學家》，第182頁。 (38)　黑爾，《學術的進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載黑爾編：《英國史學的發展：從培根到納米爾》引言，第17頁。 (39)　托爾斯泰和納米爾認為，由原子事件組成的極小連續體比大事件形成的序列更真實，後者是宏觀歷史學家處理的對象。隨之而來的是產生了需要歷史學家面對的第二個問題——時間的本質。以下章節將繼續探討該問題。關於布洛赫《封建社會》的引用，見本章第124頁。 (40)　馬魯，《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技能》，載薩馬朗編：《歷史與方法》，第1532頁。 (41)　巴特菲爾德：《喬治三世和史學家》，第205頁。 (42)　本章作者生前完成的文本在此處終結。——原編注 (43)　引自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51頁，參見弗羅因德：《十九世紀的法國攝影》，第92頁。 (44)　引自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51頁，參見弗羅因德：《十九世紀的法國攝影》，第92頁。 (45)　參見本書第二章，第47—48頁。 (46)　與術語「距離」一樣，「視角」概念也有兩層含義。它可能解釋的是遠古歷史和當下歷史如何節略或縮短過去以詳述現在，或者用於描寫歷史學家對過去的某種偏好。本書只對第二個含義感興趣。 (47)　馬魯，《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技能》，載薩馬朗編：《歷史與方法》，第1529頁。 (48)　參閱巴克：《世界中世紀史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加登城，紐約，1960年（雙日出版社鐵錨書系），書中各處；特別是「中世紀起源問題」一章中皮雷納的理論批判。 (49)　潘諾夫斯基，參閱前文第二章第57頁和注釋；耶丁，參見《主教委員會？教會議會？》，特別是第10—13頁中他對於神聖法規（Haec Sancta decree）的分析。 (50)　參見本書第三章第73頁和第八章。 (51)　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第138—139頁。 (52)　所舉例子均由戴蒙德教授提供。 (53)　弗格森：《引言》，載阿爾弗雷德·馮·馬丁：《文藝復興社會學》，紐約和埃文斯頓，1963年（哈珀火炬叢書），第13頁。 (54)　阿隆，《歷史意識的維度》，巴黎，1961年，第14頁。 (55)　本書第七章將探討這一方面。 (56)　參閱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51頁，參見弗羅因德：《十九世紀的法國攝影》，第47—48頁。 (57)　參見本書第99—100頁。 (58)　本書第八章將探討這一問題。 (59)　參閱湯因比：《重新思考》，紐約，1964年，尤其是第124、134—135頁。 (60)　克拉考爾，《電影的理論》，第51頁，參見弗羅因德：《十九世紀的法國攝影》，第231頁。 (61)　參見本書第100頁及以後。 (62)　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uvage），巴黎，1962年，第346頁。 (63)　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uvage），巴黎，1962年，第347頁。 (64)　參閱本書第一章第22頁，及第三章第67頁。 (65)　上述所有內容請參見布魯門伯格：《現象學視野下的生活世界和技術化》（Lebenswelt und Technisierung unter Aspekten der Phänomenologie），收入《當代哲學家》（Sguardi su la filosofa contemporanea），第二卷（1963年），尤其是第20頁以後；以及布魯門伯格：《望遠鏡和無能為力的真相》，收錄於伽利雷（Galilei）：《星際信使》（Sidereus Nuncius），法蘭克福，1965年，尤其參見第44—45、72—73頁。 (66)　喬納斯：《諾斯與古代晚期精神》（Gnosis und spaetantiker Geist），第二卷，哥廷根，1954年，第189頁。 (67)　參見諾維科夫：《整合層次與生物學的概念》（The Concept of Integrative Levels and Biology），載《科學》（Science），第101卷（1945年），第209—215頁。 (68)　關於這一點，參見本書第八章，尤其是第203頁及以後。 (69)　哈納克：《教義史》，第一卷，第132頁。 (70)　赫克斯特，《文藝復興時期的貴族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Renaissance），收錄於赫克斯特的《重新評估歷史》，埃文斯頓，第三卷，1961年，第210頁。 (71)　本書第八章第203—206和214—216頁將繼續談論這一問題。 (72)　參閱湯因比，《重新思考》，紐約，1964年，《人類事物研究中的數量問題》（The Problem of Quantity in the Study of Human Affairs）中的各處。 (73)　參見本書第40—41頁。 (74)　湯因比，《重新思考》，紐約，1964年，第134頁。 (75)　參見本書第四章，第77頁。 (76)　譬如，參閱布洛克（Bullock）：《史學家的目的：歷史和元史學》（The Historian’s Purpose: History and Metahistory），收錄於邁耶霍夫編：《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第293頁：「精通於枯燥無味的歷史是一種荒廢」。 (77)　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第86頁。 (78)　赫伊津哈：《歷史的魔咒》，第12頁。 (79)　邁內克：《歷史主義及其問題》，收錄於斯特恩編：《史學集錦》，第275頁。 (80)　邁內克：《歷史主義及其問題》，收錄於斯特恩編：《史學集錦》，第275和273頁。邁內克的立場，屬於闡述歷史的一種技巧，就闡述同一主題來看，他所持立場與格思里（Guthrie）相似：「對於一些學者來說，他們傾向於研究某個特定的作者或者圍繞他提出一些問題；然而還有一些學者，他們更致力於將科學研究的成果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中，從而評估他們在古典傳統中的地位以及與時代的相關性……我能說，當前，我們更需要闡述型的嗎？」格思里：《人民與傳統》（People and Traditions），收錄于格思里、馮·格羅寧根（Van Groningen）：《古典中的傳統與個人成就》（Tradition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 in Classical Antiquity），倫敦，1960年，第9—10頁。 (81)　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第86頁。 (82)　參見本書第85頁。 (83)　伯里：《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學》（History as a Science），載斯特恩編：《史學集錦》，第219頁。 (84)　伯里：《古希臘歷史學家》，第246頁。 (85)　參見馬魯：《論歷史知識》，第235頁：「……顯然，正如每一門不斷發展的學科一樣，歷史研究應該與時俱進。」——皮雷納：《歷史學家想做什麼？》（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錄於邁耶霍夫編：《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第98頁：「敘述越多，無限的現實就越能從它的面紗中解脫出來，真相也就為人所知。」——克里斯特勒：《歷史知識的若干問題》，載《哲學雜誌》，第五十八卷，第4期（1961年2月16日），第97頁：「打破現有知識的局限，推進知識的進步，減少不確定觀念的範圍，是歷史學永恆的追求。」——赫克斯特，同前引，第190頁：「……關於更明確的時間限制概念，在發展過程中也會發生變化。一段時間之後，某些概念會被過濾掉，然而剩餘的大部分概念並未受到影響，依然留存下來。」 (86)　參閱皮雷納，《歷史學家想做什麼？》（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錄於邁耶霍夫編：《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第99頁：「比較的方法允許歷史以其真面目現身。」源於布洛赫的觀點，請見前頁注。 (87)　布洛赫認為，比較歷史需要團隊合作。在談論歐洲之外的社會歷史出現了封建階段時，他在1964年於芝加哥出版的《封建社會》第二卷的第446頁中說道：「這絕非不可能，與我們所處的社會不同，某些社會在建立之初本該經歷相似的階段。若果真如此，其間稱它們為封建主義也未嘗不可。但是其中的比較工作卻遠非一個人可以完成」。——馬魯在《如何理解歷史學家》（收錄於薩馬朗：《歷史與方法》）一文第1515—1516頁說道：「即便是由一位研究者構思的個人歷史著作，也必然是集體努力的結晶……在我們看來，史學家又猶如建築師，既要各自具備精湛的手藝，又要講究團隊協作。」——克里斯特勒，《歷史知識的若干問題》，載《哲學雜誌》，第五十八卷，第4期（1961年2月16日），第88頁：「不同的歷史分支就像不同種類的科學一樣，是從特定的社會、歷史和知識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又受個人、民族、宗教、制度或者職業利益所支配。有些地方交叉重複，有些地方還未被開發。只有通過不斷積累、不斷擴展的知識和日益提高的各方的協作水平，才能夠趨向統一的歷史。」 (88)　皮雷納，《歷史學家想做什麼？》（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錄於邁耶霍夫編：《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第99頁。 (89)　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La Pensée sauvage），巴黎，1962年，第340頁。 (90)　凱爾：《什麼是歷史？》，第165頁。 (91)　瓦萊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收錄於《歷史與政治：文集》（History and Politics: Collected works），第十卷，紐約，1962年，第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