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之前的最終事 · 第三章　當前趣味

「在我們冒險駛入的這片汪洋大海上，」【62】布克哈特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首段中寫道，「可能的途徑和方向很多，本書所用的許多相同的研究材料，如果由別人處理的話……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1)布克哈特在如此重要之處所作的評論證明，他強烈地意識到歷史學家的個人看法和性情在描繪與理解過去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與嚴格的科學知識相比，歷史知識更大程度上涉及主觀性。其原因主要在於如下事實：不同領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研究者的造型力量提出挑戰。科學世界的確立，從自然中提取或強加於自然之上的諸元素之間的關係網絡，需要的是數學想像而非道德智巧；但歷史學家的世界不可以簡單地分解為可重複性單元，對其透徹理解需要某種自我的努力，這一自我的某些方面就如加以檢視的人類事務那樣豐富異常。(2)也有一些可能某種程度上受到嚴格的科學檢驗，這應另當別論。） 由於歷史學家的自我具有認知功能，【63】似乎更有必要對其本質加以界定。難道不可能最起碼將這一捉摸不定的實體錨定在理性可控制的條件下嗎？正是在這一點上，出現了一種理論，它——用這一理論的術語來表達就是——緊隨歷史主義而來。由於歷史著述本身即為歷史的產物，該理論認為，這些著述傳達的觀點依賴於作者的時空位置。這一命題有兩層含義——歷史學家的精神受他所處時代的影響和塑造，反過來他對時事問題的思考也可以解釋他為何及如何研究過去。因此，鮮活的當下就被確定為歷史的源泉和目標。這種「當前趣味」理論最重要的哲學倡導者是克羅齊和科林伍德。在關注歷史學家所處環境的制約力的同時，他們重點強調歷史學家對時代問題的道德或其他方面的介入。大家都知道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3)他補充道，「只有對當前生活的興趣，才能促使人們對過去事實展開調查。」(4)（作為一個普通人和一名歷史學家，他本身對自由事業懷有巨大興趣，受其驅動。）同樣，科林伍德將歷史學家看作「他所處時代的兒子」，(5)正是出於對當前時代的關切才會意圖「復興」過去。(6)另外，兩位思想家都認為有必要賦予當前以形上學意義，從而論證他們強調現時當下的合理性。這讓他們陷入困境，因為儘管兩者拒絕或假裝拒絕接受任何支配人類整體歷史的原則，但卻不得不重新引入這一原則來解釋當前時刻的獨特性。我們只須提及這一點即可：克羅齊將當前時刻設想為辯證進步發展過程的一個階段——暫時性的最終階段。【64】科林伍德將歷史極端簡化為（更容易處理的）思想的歷史；誠然，他並不贊同克羅齊對歷史總體進步的信念，(7)但也認為對過去的不斷思考形成一條可索解的鏈條，導向現時當下，並在當下達到頂點。對兩者而言，理想的歷史學家應該是歷史最終意志的喉舌，或如克羅齊所言，是「精神」的代言人，這一精神本身就是歷史，「鐫攜著它的一切歷史記錄」。(8)每當哲學家思索「歷史的觀念」時，黑格爾的「世界精神」就會出現。最後，兩位思想家堅持認為，歷史學家除非按照科林伍德所謂的「先驗想像」（a priori imagination）來建構歷史，否則他們無法對歷史有關鍵性的洞察與發現。根據其前提假設，科林伍德提出的「先驗想像」是為了適應他所處形勢的需要。的確，誠如科林伍德和克羅齊理所當然認為的，如果現時當下囊括所有現在之前的時刻，那麼只有對現時當下有鮮活體驗的人才能夠通達過去生活的核心。按照這種觀點，歷史真理是當前趣味的一種變量。作為時代之子，歷史學家身上不僅承載著所處時代的喜好和偏見；同時由於其承擔起時代賦予的重任，作為獎勵，當前時刻也會為他在過去黑暗時代的冒險之旅提供指導。 這一命題無疑有值得稱道之處。它包含兩個假設，其一是指歷史學家所處的「環境」對其無意識思想產生影響。許多實踐歷史學家贊同這一假設。(9)實際上，這聽起來幾乎不證自明。在時間的長河中，民族、社會和文明通常會遇到一系列問題，這限定了同時代人的視野，喚起他們的想像力。思考一下當今的一系列議題：譬如民主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之間的霸權爭奪，西方技術的革命性進步，民族國家向全球體系的轉變，閒暇時間的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大眾文化」前所未有的需求，等等。【65】不管是否明了，我們的希冀與恐懼皆與這些議題緊密關聯。它們實際上控制了人們的思想；由於各種不同的意見相互交織，空氣中一直縈繞著關於這些議題的混亂喧囂。從表面看來，這都是些不可迴避的話題；這些議題表面的必然性支持凱爾的下述忠告：「在研究歷史學家之前，你需要對他所處的歷史和社會環境進行研究。」(10)就這類研究而言，致力於歷史編纂學的歷史學家提出了很多觀察，其內容大抵是，歷史書寫如何體現它們由之而來的那一時期人們對諸多固定主題的反映。比如巴特菲爾德頗有見地地指出，在當時關於支持奧地利人還是普魯士人的激烈政治爭論中，19世紀德國歷史學家所持的立場自然而然地反映出他們對德國中世紀君主政治利害後果的看法。其結果是，「德國中世紀歷史問題成為19世紀普魯士與奧地利之爭的背景，儘管這是一個巨大的時代誤置。」(11)有大量試圖展示歷史編纂學這種時代投射特徵的努力。現在隨便挑選出這種研究所帶來的一些發現：康德的倫理學來源於德國虔敬主義的道德信念；(12)尼布爾（Niebuhr）眼中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是稍加偽裝的斯坦因（Stein）或費希特（Fichte），他眼中的喀羅尼亞（Chaeronea）對應於耶拿（Jena）；(13)吉本（Gibbon）的著作揭示出他是伏爾泰（Voltaire）的信徒，是一名「啟蒙時期的歐洲人」；(14)當然，人們也注意到蒙森（Mommsen）的《羅馬史》反映了1848年德國自由主義者的觀點。(15)【66】（蒙森對他歷史敘事的「現代腔調」有明確的意識，特意使用當代政治術語「將古代人從其虛幻的顯赫位置拽入現實世界」。）(16) 這一類的研究發現立刻就打動我們，使我們相信其合理性，原因在於我們習慣於認為環境因素等能夠影響思想的走向。因此，我們自然會認為歷史學家就是時代之子。但我認為這一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設實際上是錯誤推理的結果。除非我們接受克羅齊的學說——即某一歷史時期是「時代精神」的一個單元，任何單元都是歷史進程的一個階段，歷史進程必須被設想為一個辯證發展運動，這一辯證運動的前後階段意圖明確地相互連接在一起——否則上述假設就站不住腳。（不言而喻，科林伍德關於「當前思想」統攝一切、無所不包的觀點與克羅齊的學說不謀而合。）另外，確實有可能按照其在時間中的位置對歷史學家的自我加以界定；如果這一自我與它所屬的時代精神相符，那就可以實現其本性。然而，克羅齊—科林伍德的學說有兩個致命缺陷：首先，其前提假設將時序時間之流看作所有歷史之載體；其次，它明顯地與大量人們關於時期之結構的體驗相衝突。我後面會處理時期劃定和歷史時間的相關概念，(17)現在只限於給出一個暫時性的評論，講一下這一學說對人們關於時期之體驗的不當之處。與克羅齊的假設相反，某一特定時期並非是擁有其獨特精神的統一實體，而是不穩定地混雜著通常相互獨立的諸多趨勢、願望和行為。這並不是要否認，在某一特定時刻存在某些普遍接受甚至占支配地位的信念、目標和態度等。【67】我大膽猜測一下，作為一種經驗事實而非形而上「絕對」，它們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本書第一章提出的「腦力經濟原則」來解釋。對其他人而言，假若構成某一時期的異質因素間沒有某種類型的相互作用，難道不是很奇怪嗎？同時性並不妨礙連貫性。如果時期確實是一個單元，它也是一個延散的、流動的、本質上沒有固定形態的單元。布洛赫在面對某一問題時的謹慎態度令人欽佩，而克羅齊在解決這樣的問題時則有些武斷。布洛赫是一位研究歷史學家的歷史學家，他承認在封建社會鼎盛時期，法國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對歐洲產生了影響，然後對其全面成功的若干原因進行了嘗試性的補充。但他本人並不受這些因素左右，對此他總結道：「話雖如此，但我們不妨自問，在當前我們對於人的認知狀態下，試圖對超出我們理解之事——某一文明的品性氣質及其吸引力——加以解釋是否是徒勞的。」(18) 這正是我希望闡釋清楚的地方。如果歷史學家所處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並不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獨立整體，而是脆弱地混雜著通常情況下相互矛盾、變化流動的各類努力，那麼認為這種環境塑造歷史學家思想的假設就並不成立。某些哲學，譬如克羅齊所主張的，將時代精神視作現實，宣稱我們依賴於它，從而居高臨下或從外部決定著思想在歷史進程中的位置；只有在這樣的哲學語境之下，上述假設才講得通。從內部來看，精神思想與其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不確定的。即便我們假設當代影響要比實際上更為清晰可辨、更好界定，這些影響依然會受到人類精神自由開創新局面、確定新關係系統的能力的制約。【68】哈佛大學古典學者芬利（Finley）出色地推導出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對修昔底德（Thucydides）思想形成的影響，但他對自己的推論也持有顧慮。他宣稱，「某一世界對處於其中的任何人的影響都是非常複雜的，決不允許任何粗暴簡單的分析。」(19)芬利的嚴謹細緻要比史學專業學生所青睞的那類觀察結果更為可取——後者不厭其煩地表示，某一歷史學家對過往歷史的描繪會無意識地受到所處時代觀念的映射。誠然，這樣的映射確實存在，但也絕非必然。舉例而言，梅特蘭（Maitland）知道如何避免這種映射，他對同時代斯塔布斯主教（Bishop Stubbs）的理論提出修正，後者不假思索地提出，維多利亞時期的自由主義是「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貨船從德國北部的森林進入英格蘭」。(20)儘管如此，關於這一點，可能會出現某種反對意見，來確證時間與地點的影響。難道我們不是通常將檔案文件、文學作品或藝術創作追根溯源至它們產生的那一時期嗎？毫無疑問，我們肯定可以這樣做。可是，經進一步仔細檢視，這一反對意見會不攻自破，因為一般而言，人們對過往事跡的追溯僅僅基於那些與其內在意圖和固有意義無涉的諸種特徵。線索往往來自文體特色，對其他熟悉事件的參照，對某種知識的依賴（這種知識在某一特定歷史時刻之前難以獲取），等等。此外，如同所有間接證據那樣，從這些次要特徵得出的結論絕非不可辯駁的事實真相。總之，這裡檢視的整個假設，其出發點和歸宿點是堅信人們實際上「隸屬於」各自所處的時期。情況絕非如此。譬如，維科就是時序之「治外法權」的傑出例證；人們也絕不可能從其所處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出發，將布克哈特複雜、矛盾的多重面向歸結為一名歷史學家的形象。【69】如同偉大的藝術家或思想家，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怪胎：他們既是時代之子，又是時代之父——他們既受時代的孕育，又開創、養育了時代。或許，對於群眾運動、革命而言，也是如此。(21) 根據當前趣味理論的第二個假設，歷史學家不僅是所處時代之子，同時還是一名異常忠誠、勤奮的兒子。他必須對所處時代的一系列問題、憂傷和目標有深切的關懷，並受其驅動。否則，他意欲復興的過去將難以甦醒。克羅齊和科林伍德聲稱「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是任何對歷史現實進行有效重建的先決條件，從而得出這一思想方法合乎邏輯的結論。 他們的激進主張清晰地顯示出其背後假設的危險之處。我想要闡明，這一假設蘊含著從寫實傾向向造型傾向重心的轉移，這有可能打破兩者之間「正確」的平衡。(22)徑直從當前興趣出發的歷史學家往往會遮蔽甚至湮沒相關證據。下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傳統偏好的壓力下，我認為還有當代讀者的訴求下，到目前為止科爾特斯（Cortes）的諸多傳記作家僅僅突出他一生中較具戲劇性的事件——征服阿茲特克，遠征宏都拉斯，等等——而摒棄墨西哥和西班牙檔案館中那些豐富的原始材料，他們原本能夠利用這些材料揭示這位征服者的晚期職業生涯。(23)研究者咄咄逼人的霸氣似乎嚇壞了歷史，使其退縮至過去；他大多數時候都在自說自話，而不是與亡靈展開交談。記得巴特菲爾德關於「巨大的時代誤置」的評論，19世紀德國的中世紀歷史研究著述大都犯有這樣的錯誤，原因在於它們的作者天真地沉溺於支持普魯士或支持奧地利的情緒之中。【70】 有必要仔細審視一番科林伍德對自身立場的論證。誠然，正如克羅齊，科林伍德指出歷史學家有必要以學術的精確性確立客觀事實，或我們通常認為是客觀事實的那些事物。他甚至要求自己「搬演」過去的經歷和體驗——這一祈求很明顯是要歷史學家努力地暫時漠視現時經驗。但同時，他以是否能夠履行這些義務來刻畫他心目中理想的歷史學家形象，這似乎很難實現。類似於培根哲學思維的自然科學家，科林伍德心目中的歷史學家將歷史視為自然。他依照自己的直覺和假設主動質詢歷史素材，而不是等待歷史源頭可能透露給他什麼訊息，這就如一名科學實驗員努力迫使試驗材料回答他的問題。(24)這個可憐的人如何無須等待過去可能做出的回應、可能發出的信息，就可以從過去（這一過去絕非僅僅是自然）獲得實質性的答案？這一點，科林伍德無意向我們透露。 或者更確切地說，他試圖比較歷史學家和偵探小說中的偵探角色來闡明這一問題。(25)在他看來，這兩類人物都通過積極主動問詢的方式偵測隱藏的真相。科林伍德經常提及這一偵探形象：阿加莎·克里斯蒂(26)小說中無可匹敵的赫·丘勒白羅先生（Monsieur Hercule Poirot）。這一形象是科林伍德式歷史學家的原型典範，他嘲諷警察收集所有可能最終證明是線索的東西，強烈反對他們街頭搜證的陳腐方法，強調偵查的秘訣在於使用人「小小的灰色腦細胞」。用科林伍德的話說就是：「他（白羅）的意思是，在你開始思考之前，你不能收集你的證據；因為思考即意味著提問題（邏輯學家們，請注意），有些東西除非與某一特定問題相關，【71】否則都不是證據。」(27)作為一名偵探小說的資深讀者，我非常欽佩赫丘勒·白羅先生令人驚嘆的「先驗想像」——之所以令人驚嘆，是由於它總能在缺乏任何明顯線索的情況下成功破案。但我必須承認，履歷顯赫、屢破大案的偵探不止他一個，他的一些同行也不太贊同他的做法。舉例來說，倫敦警察廳的阿諾德·派克（Arnold Pike）警司——菲利普·麥克唐納（Philip MacDonald），《瘋狂殺手》（Murder Gone Mad）故事中的英雄——在開始調查時拒絕依賴他那「小小的灰色腦細胞」；「我只是設法搜集事實，不管這些事實看上去與案件是否關聯。然後，當我發掘的時間足夠長，發掘得足夠用心，突然之間，我可能就會挖掘出某些東西，這或許可以讓我腦洞大開，為思考奠定好的起點」。(28)我得補充一下，他隨後的思考確實精妙絕倫。然後還有各種各樣的偵探形象。我這裡的寓意是，科林伍德應該多讀一些偵探小說。 幸運的是，科林伍德理論施展在他自己身上的法術會間歇性消逝——這讓他有的時候能夠認識到他心目中的歷史學家會陷入困境。他復興過去時會遇到困難，因為當下的思想往往使他無法看清過去的本質。這一問題只允許一個「解決方案」：如果歷史學家沒有認真地尋找並接近證據——如果他堅持現時觀念——那就必須讓證據向他靠攏。科林伍德意圖證明，歷史學家的進取精神和勃勃野心能夠與對給定材料的緊密接觸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他急迫地想要抓住這種似是而非的可能性。他聲稱，歷史學家最好全神貫注於那些他們真正感興趣、能夠產生共鳴的事件或發展動態。(29)他的建議隱含的觀點是，歷史現實的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對歷史學家的吸引力會以同樣的方式產生回報——亦即，促使相關事實從它們的隱身之處湧現出來，【72】就像是某種磁力將它們吸附到他面前。只要開口，他就能得到它們。他也無須進一步深入研究；正是由於與研究主題的共鳴與交感，他從內部就可以獲知他要了解的東西。不用說，科林伍德的建議——順便一提，他不是唯一提出這種建議的人(30)——無法處理他意圖解決的難題。為了論證的需要，假設在某種情況下遵循這一建議的歷史學家成功彌合了他「小小的灰色腦細胞」和遙遠的證據之間的差距，那沒有與他產生共鳴的那部分過去會怎樣呢？它們註定要被遺忘嗎？更重要的是，科林伍德求助的策略基於這一信念：摯愛會讓你理解。確是如此。但反過來說也成立，特別是在愛與當前趣味難以分割的情況下。那麼很有可能，歷史學家對於他研究主題的親和力將使他變得盲目，而不是讓他對這一主題的特質有敏銳的體會。人們認為，小阿瑟·施萊辛格(31)的《傑克遜時代》（Age of Jackson）一書——很明顯是與這一時代共鳴的產物——對原創性、學術性歷史研究的貢獻並不大，而是「一名年輕的人道主義者受政治啟發撰寫的一本書，其中他成功地將傑克遜塑造成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D.R.）的先驅這一流行形象。」(32)科林伍德訴諸一種無效的權宜之計，並且拒絕那種能夠真正令人開闊眼界的愛：為了過去本身而摯愛往事。 但是，他對那類符合條件的親近關係的求索終究起著微不足道的作用。歸根結底，克羅齊—科林伍德學說建立在兩位思想家的如下信念之上：歷史相當於一個可理解的整體，一種可索解的對事物的編排。事實上，他們必須假設歷史世界的整體性，以證明他們將歷史認定為當代史的合理性。【73】只有當歷史學家的材料被認為是構成一個幾乎始終不變和一目了然的「宇宙」時，這種等式才有意義。只有這樣，他才能沉迷於現時觀念，並且能夠通達過去；只有這樣，他才可能從現在的思想出發重構過去的思想，而不會冒著對它們進行錯誤解釋的風險。作為可以說是一個封閉系統的諸多元素，他收集的所有證據都可以單獨地依序排列在各自位置上。當前趣味理論就完全取決於這樣一種系統的觀念——換句話說，這種觀念是一種不受約束的理性的黃粱美夢。一旦這一美夢被摒棄，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當前趣味缺乏克羅齊和科林伍德所賦予的那種魔力；頑固的歷史事實也不會向僅僅以科學實驗員態度對待它們的歷史學家透露自身的秘密。 這種理論的最終後果——儘管克羅齊和科林伍德不會認可這種後果——由一種偽歷史體裁所證明，它位於真正的歷史和預言的邊界區域。誕生於孕育現在和未來的存在主義關切中，我所說的這種體裁來自這一經驗，即設想過去的方式將會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目標（或者干擾它們的成就）。「歷史以歷史為食。」(33)當然，我不希望暗示，所有鍾情於某一事業的歷史記錄都會落入那一邊界區域。這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無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對宗教改革的描述，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是「有一定立場的」，但即便如此，許多也都是真實的歷史記錄，因為它們源自一種常常令人欽佩的努力，以學術超然的態度來渲染它們的材料。它們的這種屬性使其不同於我所稱的那些「存在主義」歷史記錄。【74】一旦歷史學家的愧悔熱情超越他不偏不倚的能力，他就跨過了門檻，這一門檻將作為研究領域的過去與作為勸誡手段、作為一種鞭策和激烈挑戰的現在分隔開來。正如猶太先知所設想的，歷史是一系列一定程度上超自然的事務，其中上帝的憤怒與寬恕不斷地在世俗事件進展過程中進行干預。同樣的道理，獲得國家地位或重獲新生的民族往往會創造一個過去，將它們轉變成為重要命運的旗手。尼采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er das Leben）一文中，擁護這種對歷史的使用或濫用。他譴責同時代的歷史學家——「閹割的一代」(34)——沉湎於無目的的學術追求。他認為，歷史主義將我們的視野擴大到我們想要的範圍之外，毀掉了人的本能，麻痹了生命力，如此等等；這完全是人類一種徒勞的努力，一種無法掌控的科學。相反，他呼喚能夠服務當前「生活」的歷史學。尼采決心使過去滿足現在生活的需求，這與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格言遙相呼應。但是，儘管克羅齊主張將現時觀念（當前意識）作為博學的知識詮釋的先決條件，尼采則認為我們生活著的人最不需要的便是知識：「……每一民族，甚至每一個人，如果要變得成熟，就需要……一層幻想的面紗……一層保護雲……」(35)簡單地說，尼采渴望歷史學家放棄他們對過去所發生的事情的關注，轉向那種能夠培育我們繼續前進之幻覺的歷史表征。因此，「生活」的需求，無論有多大的欺騙性，將優先於他眼中那些對歷史真相的無力追求，他認為這種軟弱無能的探索絕大多數完全沒有必要。至於這些需求，尼采期待著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將再次漠視庸眾，轉而聚焦於「在乾涸的演變生成之川上架起一座橋樑的」(36)個體。【75】這裡你可以看到「超人」概念的雛形。（另一方面，「乾涸的演變生成之川」這一措辭連同其反進化的迴響——這一措辭模糊地讓人想起第一章中引述的柏拉圖那句話(37)——很值得回味。）但問題在於，由於無節制地、幼稚天真地沉迷於「生活」，尼采對歷史主義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他只是想清算歷史主義，而不是要揭示其意義，從而告知我們應轉向何處。他的文章具有那種青少年無傷大雅的逆反情緒的痕跡……我們還需要提及的是，當歷史整體進入視野，存在主義體裁最有可能實現其物質化顯形。歷史學家處理的單元越大，他面臨的誘惑就越大，越容易陷入具有預言意味的有目的的歷史建構之中。 然而，我無意將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歷史學家跟我們一樣也是凡人，通常受到當前興趣的驅動，否認這一點委實愚蠢。這樣說是公正的。我們只能活一次，這一事實涉及對生活著的人的一種道德義務。歷史學家對他們的關切——他想要更好地理解現時當下——激勵他更多地調查亡者的生活。他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把過去與現在聯繫起來；他甚至會根據當前的需要對過去進行探查，並獲得某些秘密。(38)布克哈特急於強化對歷史連續性的認識，他認為歷史學家應該突顯在我們當前時代和文化中依然能感受到其影響的那些過去的事實。(39)【76】 難道有歷史學家與他的看法不同嗎？發現我們何以成為今日之所是，一直都是歷史學的宏偉計劃之一。(40) 然而，這些慣常的做法都不能歸結為一種想當然的假設，即認為當前趣味是萬能鑰匙，它可以打開所有通往過去的大門，一切都圍繞著這一軸心旋轉。每當歷史學家——我的意思是真正的歷史學家——給予當前以應有的肯定時，他們都懷有這樣一種信念：正如邁內克（Meinecke）所言，這是「一種合理且必要的目標，但絕非唯一和最高的目標」。(41)他們不會夢想著將現時觀念和某種方法論要求混為一談。舉馬克·布洛赫為例：為了將歷史轉變為一種科學，與科林伍德一樣，他堅持歷史學家有必要從一開始就具備科學家的勃勃野心和進取精神；藉助來自他「先驗想像」的那些構念和模型，或者延伸開來藉助他的現時觀念，反覆盤查過去。但是，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布洛赫馬上補充道，這些模型只不過是臨時性的腳手架：「自然地，反覆盤查的方法具有非常大的彈性……即使他已經定下了路線，這名探險者也會清醒地意識到，他並不會完全遵循這條路線。」(42)（不過，我懷疑布洛赫建議的這種彈性方法是否總能夠隨具體情況而調整。如果過度拉伸，鬆緊也會斷裂的。(43)） 那麼，最重要的是區別作為歷史研究起點或終點的當前趣味與克羅齊等人定義的當前趣味。(44)目前，第一種意義上的當前趣味沒有排除「嗜古愛好」，以至於它與下面這一研究過去的方法完全一致，即對現有證據表示充分的尊重，而不是像科林伍德所奉行的那樣無視其對「當前思想」所謂的無上建構能力的貢獻。這種方法與阿諾德·派克警司對細節事實的審慎考察模式相符，【77】而不是如赫丘勒·白羅那樣專橫地漠視它們。（但是，這位矮小的比利時偵探對物質線索的輕蔑使得他更像一位天父般全知全能的可愛化身。）文獻中存在大量支持這種對待已知資料的方式的證據。即便認為現時觀念極為重要的歷史學家，也要求歷史專業的學生在探察過往時不要帶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布克哈特就是這樣。(45)他在這方面的搖擺態度在當代歷史學家中相當普遍。(46)（他本人試圖逃避現時當下，屈服於「對已逝事物那種失落的懷舊之情」。(47)）另一些人則倡導或沉迷於純粹的嗜古追求。赫伊津哈認為真正的歷史應該也是由於過去本身的重大意義而對之加以探索。(48)納米爾不遺餘力地尋找那些表面看上去與時代不相關的事物；「事實上，他一生都在探索冷僻的領域。」(49)還有一些歷史學家——例如哈納克（Harnack）(50)——強調在他們支持脫離時代限制（以「出世」精神）進行研究的同時，也要對當前趣味理論流派的若干原則加以批判性的評論。因此，洛夫喬伊（Lovejoy）旗幟鮮明地攻擊杜威（Dewey）的這一命題：「一切歷史都必須從現時當下角度進行書寫……」(51)（杜威和科林伍德確實是同床異夢；但兩者殊途同歸，尤其是為某一接近真空的領域提供一套尖刻的抽象概念方面。）從明顯充滿個人經驗的一個聲明中可以坐實這種攻擊。洛夫喬伊不僅希望歷史學家儘可能地擺脫對所處時代的關注，同時認為這種「自我超越的努力」將會豐富他對現時當下的認識。(52)正是在驀然回首處，他將有意想不到的發現。(53)在《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這部淵博的、完全超然世外的學術著作結尾處，羅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仿佛從一個長夢中浮現，向同時代的人發表講話。他說道，古代世界的演變對我們來說是很有教益的前車之鑑。【78】我們今天的文明只有不使它限於一個階級所獨有，而使它成為群眾的文明，才能延續下去。但是否每一種文明一旦滲入群眾中去就註定要立刻開始趨於衰落呢？(54)出乎意料，就像一株稀世之花，這一沉思從過去的土壤中生長出來。 要談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人們就不得不提及普魯斯特。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最高權威之一。很明顯，普魯斯特的觀點與洛夫喬伊及其他反對科林伍德學說的歷史學家一致。在他看來，過去只會向那些竭盡全力試圖讓其開口的人屈服；並且只有那種「自我超越的努力」才可能讓我們對當前狀況有所了解。普魯斯特小說中的一個情節突出體現了他的這一思考。其中他告訴我們，乘坐馬車旅行途中看到路邊的三棵樹形成一種非常奇怪的熟悉形象，這時候一陣幸福感突然襲來。他相信這些形象是從他已經遺忘的幼年時光突然湧現的。與這種「似曾相似」的感覺一併出現的是他意識到「過去的幻影」在向他召喚。「就像是幽靈，它們好像在懇求我將它們帶走，讓它們復活。」為何它們如此急切地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呢？望著它們，普魯斯特感覺它們想要傳達一個有關他個人的訊息。「我看著這些樹慢慢後退……好像對我說『……我們竭力掙脫路邊的凹坑浮現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讓我們重新跌落到這些凹坑裡面，我們正要帶給你的關於你的全部將永遠墜入深淵。』」注意，普魯斯特並沒有向我們闡明這三棵樹傳達的信息是否有關他的幼年，是否通過這一訊息表明他當前的自己。他問自己：「是否它們只不過是剛從昨夜夢中抽離出的一種意象……或者我以前難道真的從未見過它們嗎？……我說不清楚。」(55)【79】普魯斯特與布克哈特共有一種對已告失敗之事的懷舊情感。 從我迄今為止所講的內容來看，在歷史寫作中發揮作用的主觀因素，無法以任何確定的方式加以錨定。當代的影響可以限定歷史學家的視野，因而他不只是所處時代之子。他對過去的觀念也不一定是對當前趣味和現時思想的表達；毋寧說，如果確實是對當前趣味的表達，那麼歷史學家的「進取精神」和侵犯性可能導致過去在他面前退縮。歷史學家的理智和精神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只有在利用這種自由的情況下，他才可能真正地直面過去發生的事情。 俄耳甫斯（Orpheus）進入地府（Tartarus）解救被毒蛇咬死的愛人。他哀傷的音樂「感動了冥王哈得斯，同意他將歐律狄刻（Eurydice）帶回人間。冥王提出一個條件：在歐律狄刻安全地重返光明之前，俄耳甫斯決不能回頭看她。歐律狄刻在俄耳甫斯彈奏的豎琴聲引導下跟隨他通過昏暗的通道。俄耳甫斯重返光明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確認她是否依然跟在後面，結果永遠失去了她」。(56)正如俄耳甫斯，歷史學家必須進入地府使死者復活。這些亡者會跟隨他的誘惑與召喚走至多遠呢？當歷史學家重新沐浴在現時當下的光照之下，擔心失去它們的時候，它們將從他眼前消逝。可是，就在它們永遠離去、消失在他自己創造的歷史之中的這一時刻，他不也是第一次占有它們嗎？在往來地府的路途上，作為吹笛手，他自身發生了什麼呢？我們斷定歷史學家的旅程並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返程之旅。 * * * (1)　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維也納（費頓出版社），第1頁。 (2)　可參閱伯林：《歷史與理論》，載《歷史與理論》，第一卷，第1期，第27頁。 (3)　參見克羅齊：《歷史：理論與實踐》，第19頁。 (4)　《歷史：理論與實踐》，第12頁。 (5)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紐約，1956年。譬如，可參見第305頁。 (6)　《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紐約，1956年，第282頁及其後。 (7)　《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紐約，1956年，第328—334頁。 (8)　克羅齊，《歷史：理論與實踐》，第25頁。 (9)　例如，可參閱馬魯（Marrou）：《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技能》（Comment comprendre le métier d』historien），收錄於薩馬朗（Samaran）編：《歷史與方法》（L』Histoire et ses méthodes），巴黎，1961年，第1505頁；卡爾·貝克爾（Carl L. Becker）：《何謂歷史事實？》（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收錄於邁耶霍夫編：《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第133頁；等等。 (10)　凱爾：《什麼是歷史？》，第54頁。順便指出的是，凱爾遵循自己給出的建議走向了極端，或者說超越了這一界限；1907年邁內克對1920年代和1930年代進行了展望，凱爾認為可以從他自身政治環境的諸種短期變化中推導出邁內克對二三十年代展望中的一些特定變化（同上引，第48—49頁）。在凱爾看來，歷史學家不僅是時代之子，還是時間碎片中類似變色龍式的後代。 (11)　巴特菲爾德：《人論其往昔》，第25頁。 (12)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紐約，1956年，第229頁。 (13)　古奇：《十九世紀的歷史與歷史學家》，第21頁。 (14)　馬魯，《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技能》（Comment comprendre le métier d』historien），收錄於薩馬朗（Samaran）編：《歷史與方法》（L』Histoire et ses méthodes），巴黎，1961年，第1505頁；卡爾·貝克爾（Carl L. Becker）：《何謂歷史事實？》（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收錄於邁耶霍夫編：《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第1506頁。 (15)　可參閱凱爾，《什麼是歷史？》，第44頁；古奇，《十九世紀的歷史與歷史學家》，第461頁。 (16)　轉引自古奇，《十九世紀的歷史與歷史學家》，第461頁。 (17)　參見本書第六章。 (18)　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Feudal Society），芝加哥，1964年，第2卷，第307頁。 (19)　芬利：《修昔底德》，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63年，第74頁。 (20)　引自赫克斯特：《重新評估歷史》，第2頁。對梅特蘭和斯塔布斯的參考文獻，非常感謝西格蒙德·戴蒙德（Sigmund Diamond）教授。 (21)　在赫克斯特《重新評估歷史》一書「前言」中，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拉斯利特（Laslett）教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問道：「對於英國17世紀中葉發生的戲劇性事件，整個解釋框架是否某種程度上是錯誤的？呼籲一個長時段、整體的解釋這種設想，就跟通常認為的那樣，是否是正確的呢？」他補充道，「偉大的事件總要偉大的原因，這種假設或許並沒有正當性可言。」（第xiii頁） (22)　參見本書第56—57頁。 (23)　此系法朗士·斯科爾斯（France V. Scholes）教授提供的個人信息，他非常善意地允許我使用這一信息。 (24)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紐約，1956年，第269—270頁。——布魯門伯格在《望遠鏡和無能為力的真相》第21頁，強調伽利略作為科學家的侵犯性和進取精神。作為「自然科學的奠基者」，布魯門伯格說道，他「不是那種只是簡單地觀察事物，然後耐心地將自己交付給觀察對象的人；他所做的，總是預示著一個理論的背景，它包含組成這一理論的複雜命題」。（我自己的翻譯。） (25)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紐約，1956年，第243、266—268頁。 (26)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國女偵探小說家、劇作家，三大推理文學宗師之一。代表作品有《東方快車謀殺案》和《尼羅河上的慘案》等。——譯者注 (27)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紐約，1956年，第281頁。 (28)　麥克唐納：《瘋狂殺手》，紐約，1965年（埃文圖書），第39頁。 (29)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紐約，1956年，第304—305頁。 (30)　可參閱艾克頓公爵（Lord Acton）關於此主題的評論，轉引自巴特菲爾德：《人論其往昔》，第220頁。也可參見馬魯：《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技能》，收錄於薩馬朗編：《歷史與方法》，第1521頁。 (31)　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曾任美國總統甘迺迪的白宮特別助理，被稱為「最了解羅斯福和甘迺迪時代的人」，以《傑克遜時代》和《甘迺迪在白宮的一千天》兩次獲得普利茲獎。他還提出了美國政壇30年左右就會來一次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輪流坐莊理論。1965年曾被評為《時代》周刊封面人物。——譯者注 (32)　拉特納（Ratner）：《作為調查的歷史》（History as Inquiry），收錄於霍克編：《哲學與歷史》，第329頁。 (33)　瓦萊里：《歷史與政治》，第8頁。（也可參閱瓦萊里：《著作集Ⅱ》，七星文庫，1960年，第917頁：「L』histoire alimente l』histoire」。） (34)　弗雷德里希·尼采：《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er das Leben），見《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編》（Unzeitgemaesse Betrachtungen, Zweites Stueck），萊比錫，1930年，第137頁。 (35)　《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er das Leben），見《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編》（Unzeitgemaesse Betrachtungen, Zweites Stueck），萊比錫，1930年，第156頁。 (36)　弗雷德里希·尼采：《歷史學對於生活的利與弊》，見《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編》，第177頁。 (37)　參見本書第24頁。 (38)　可參閱阿隆（Aron）：《歷史意識的緯度》（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巴黎，1961年，第13頁。 (39)　布克哈特：《歷史斷想》（Historische 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收錄於《雅各布·布克哈特全集》，第Ⅶ卷，第225頁。 (40)　譬如，德羅伊森在《歷史知識的理論》（慕尼黑，1960年，第285頁）中將「說教性陳述」看作一種合理的歷史敘事形式，並稱其為歷史敘事之目標，「是要從當下視角理解過去的本質和要旨，並且……藉助過去的發展去解釋和深化當前之事」。 (41)　邁內克：《歷史主義及其問題》（Historicism and its Problems），收錄於斯特恩編：《史學集錦》，第267—288頁。引用請參見第411頁，注釋14。 (42)　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The Historian’s Craft），紐約，1959年，第65—66頁。原文如下：「Naturellement il le faut, ce choix raisonne des questions, extrêmement souple .... L』itinéraire que l』explorateur établit, au depart, il sait bien d』avance qu』il ne le suivra pas de point en point.」布洛赫：《為歷史學辯護》，第5版，第26頁。 (43)　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也引發了同樣的疑慮。 (44)　為了反對克羅齊—科林伍德學派的追隨者，赫克斯特在前引書第8頁十分清晰地定義了這一差異：「我並非要暗示當前的困境沒有為歷史調查提出問題。很明顯，這種困境是歷史研究的眾多且完全合法的起點之一。然而，真正的問題與歷史研究的起源無關，而是與歷史問題的處理方式有關。」 (45)　參見布克哈特：《世界歷史沉思錄》，收錄於《雅各布·布克哈特全集》，第Ⅶ卷，第13頁。 (46)　譬如，可參閱戈耶爾：《與歷史學家辯論》（Debates with Historians），紐約，1958年（子午線平裝本），第196和221頁；伯里：《古希臘歷史學家》（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紐約，1958年（多佛平裝本），第246—247頁；馬魯：《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技能》，收錄於薩馬朗編：《歷史與方法》，第1505、1506頁；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歷史意識的緯度》，巴黎，1961年，第24頁，及第11、13、172頁。 (47)　布克哈特在前引書第206頁高度評價了「我們已經消失的未實現的渴望」（「unsere unerfuellte Sehnsucht nach dem Untergegangenen」）。 (48)　赫伊津哈：《歷史的魔咒》（Im Bann der Geschichte），巴塞爾，1943年，第92頁。 (49)　參見約翰·布魯克（John Brooke）關於納米爾的評論，轉引自梅塔（Mehta）：《鉤爪鳥的飛行》（The Flight of Crook-Taloned Birds），《紐約客》（The Hew Yorker），1962年12月15日，第93頁。 (50)　哈納克：《教義史》（History of Dogma），紐約，1961年（多佛系列著作），第一卷，第39頁。 (51)　洛夫喬伊：《現在的立場和過去的歷史》（Present Standpoints and Past History），收錄於邁耶霍夫編：《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第174頁。 (52)　《現在的立場和過去的歷史》（Present Standpoints and Past History），收錄於邁耶霍夫編：《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第180頁。——戈耶爾（同前引，第196頁）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53)　電影領域裡此類類似現象可參見克拉考爾的《電影的理論》，第151—152頁，名為《重溫音樂》（Music recaptured）。 (54)　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牛津，1926年，第541頁。 (55)　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紐約，1932年和1934年，第一卷，第543—545頁。 (56)　格雷夫斯（Graves）：《希臘神話》（The Greek Myths），巴爾的摩，馬里蘭，1955年，第一卷，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