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階級意識 ·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羅莎·盧森堡

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係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係本身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係的歷史運動。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 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總體範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Herrschaft），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並獨創性地改造成為一門全新科學的基礎的方法的本質。生產者同生產總過程的資本主義分離，勞動過程被肢解為不考慮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些部分，社會被分裂為無計劃和無聯繫盲目生產的個人等等，這一切也必定深刻地影響資本主義的思想、科學和哲學。而無產階級科學的徹底革命性不僅僅在於它以革命的內容同資產階級社會相對立，而且首先在於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質。總體範疇的統治地位，是科學中的革命原則的支柱 （Träger）。 黑格爾辯證法的這一革命原則——儘管黑格爾的所有內容是保守的——在馬克思之前已多次被認識到，但沒有能夠從這種認識中闡發一門革命的科學。只有在馬克思那裡，黑格爾的辯證法才真正變成了赫爾岑所說的「革命的代數學」。但是它不是簡單地通過唯物主義的顛倒使然的。確切地說，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原則之所以能夠在這種顛倒中並通過這種顛倒而顯露出來，是因為馬克思維護了這種方法的本質，總體的觀點，把所有局部現象都看作是整體——被理解為思想和歷史的統一的辯證過程——的因素。馬克思的辯證方法，旨在把社會作為總體來認識。一方面由於研究對象的實際分離，另一方面由於科學的分工和專門化，產生了專門科學和方法論上必要的和有用的某些抽象概念，資產階級科學或者樸素現實主義地把某種「現實」或者「批判地」把某種自律歸因於那些抽象概念；相反，馬克思主義卻通過把它們提升為和歸併為辯證的因素而揚棄了這些分離。當然，諸因素（不僅某一整個研究領域，而且一系列彼此聯繫的個別問題，或者某一研究領域內的一些概念）的抽象孤立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決定性的東西始終是，這種孤立化是否只是認識整體的方法，就是說，這種孤立化是否總被併入作為認識的前提和由認識所要求的真實的總聯繫，或者，對孤立了的局部領域的抽象認識，是否保持著自己的「自律」，是否始終是目的本身。因此，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歸根結底就沒有什麼獨立的法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科學等等，而只有一門唯一的、統一的——歷史的和辯證的——關於社會（作為總體）發展的科學。 但是，總體的觀點不僅規定對象，而且也規定認識的主體。資產階級科學——自覺或不自覺地、天真地或理想化地——總是從個人的觀點來考察社會現象。 〔1〕 而從個人的觀點裡不會產生出總體，最多能產生某一局部領域的一些方面，而且大多只能產生一些零碎不全的東西：一些無聯繫的「事實」或抽象的局部規律。只有當進行設定的主體本身是一個總體時，對象的總體才能加以設定；所以，為了進行自我思考，只有不得不把對象作為總體來思考時，才能設定對象的總體。在現代社會中，唯有諸階級 才提出作為主體的總體的這種觀點。因此，由於馬克思特別在《資本論》中從這種觀點出發考察了每一個問題，他在這一點上比在「唯心主義」或是「唯物主義」這個問題上更堅決和更卓有成效地（儘管他的後繼者理解得很差）把觀點還動搖於「偉大的個人」和抽象的人民精神之間的黑格爾糾正了。古典經濟學，尤其是它的庸俗化者始終都從個別資本家 的觀點考察資本主義的發展，並因此而陷入一系列無法解決的矛盾和虛假問題之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同這種方法實行了徹底的決裂。這並不是說，他這時似乎要——鼓動性地——立即而且僅僅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去考察每一個方面。從這樣一種片面性中只能產生出一種所謂把符號顛倒過來的新的庸俗經濟學。確切地說，馬克思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看成是構成它的諸階級，即作為整體 的資本家階級和無產者階級的問題。本文只想指出方法問題，因此在這裡不可能說明馬克思的方法如何使一系列問題獲得完全新的闡明，如何產生出古典經濟學不曾看到，更不要說解決的新問題，以及古典經濟學的許多虛假問題是如何消失的。這裡只是要明確地指出對辯證方法真正地、而不是像黑格爾的模仿者那樣輕率地加以運用的兩個前提，即要把總體既作為被設定的對象又作為進行設定的主體。 2 在馬克思主義被庸俗化數十年以後，羅莎·盧森堡的主要著作《資本積累》開始研究關於這一點的問題。伯恩施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第一次明確而公開地使馬克思主義膚淺化，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資產階級「科學」。這本書的同一章用以精密「科學」的名義攻擊辯證方法開始並用布朗基主義對馬克思的誹謗作為結束，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所以不是偶然的，是因為只要拋棄總體的觀點，拋棄辯證方法的出發點和目的、前提和要求；只要把革命不是理解為變化過程的因素，而是理解為同整個發展分離出來的孤立行動，那麼馬克思的革命方面就必定表現為向工人運動的原始時期倒退，向布朗基主義倒退。而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體系也就同作為總體範疇居統治地位的產物的革命原則一起瓦解。為了要在這方面讓一切要求都顯露出來，伯恩施坦的批評即使作為機會主義也太機會主義了。 〔2〕 但是，機會主義者首先竭力要從馬克思主義中清除掉的歷史的辯證過程，仍然迫使他們也在這一點上接受必然的結論。帝國主義時代的經濟發展使得虛假地抨擊資本主義制度越來越不可能，使得以「客觀的和精密的科學」的名義「科學地」分析它的被孤立地加以觀察的現象越來越不可能。人們不僅在政治上必須決定對資本主義是採取贊成的態度還是採取反對的態度，在理論上也必須作出決定。這種決定是：或者從馬克思主義方面把社會的整個發展作為總體加以考察，然後再從理論和實踐上把握帝國主義這種現象，或者採用只限於從個別科學方面研究個別因素的方法，來迴避與這一現象的相遇。專題的觀點絕對看不到變成機會主義的整個社會民主黨害怕看到的問題。由於這種社會民主黨在個別領域裡找到「精確的」描述，找到對個別情況「永遠適用的規律」，帝國主義同先前時代的區別就變得模糊了。機會主義者置身於「一般的」資本主義中，他們似乎覺得這種資本主義的現狀越來越正好符合人的理性的本質，正像李嘉圖和他的後繼者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覺得它是「合乎自然規律」一樣。 如果我們旨在研究究竟是實際存在的機會主義造成了這種朝著庸俗經濟學家的方法論方向的理論倒退，還是相反，那麼這將是對問題的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和非辯證的提法。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考察方式來說，這兩種傾向是密切聯繫著的：它們構成社會民主黨的戰前狀況的社會環境；這是從中唯一能夠理解圍繞著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的理論鬥爭的環境。 由鮑威爾、埃克施坦等人發起的爭論並沒有圍繞羅莎·盧森堡提出的資本積累問題的答案客觀上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問題進行。相反，有人卻去爭論這裡究竟是否存在問題，並極其激烈地反駁真實問題的存在。從庸俗經濟學的方法論立場來看，這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因為，如果積累問題一方面被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個別問題來對待，另一方面又從個別資本家的立場來考察，那麼這裡實際上就根本不存在什麼問題了。 〔3〕 對整個問題的這種否定，與下面一點密切相連：羅莎·盧森堡的批評者漫不經心地忽略了這本書中有決定意義的一章（《積累的諸歷史條件》），並堅持這樣提出問題：馬克思對僅僅由資產者和無產者構成的社會提出了方法論上孤立的假設，但建立在這種假設基礎上的說法是否正確呢？人們又如何才能對它作出最好的解釋呢？批評者對以下事實全都視而不見：馬克思本人的這種假設僅僅是為了比較清楚地理解問題的一種方法論假設，然而，從這種假設出發必須前進到全面地提出問題，使問題適用於社會的總體。他們忽視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涉及所謂原始積累時已經邁出了這一步；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隱瞞了以下情況：整個《資本論》恰恰就這個問題而言是一部未竟之作，這部著作正好在這個問題必須展開的地方中止了；與此相適應，羅莎·盧森堡只不過根據馬克思的思想把他的未竟之作思考到底，並按照他的精神對它作了補充而已。 儘管如此，機會主義者的行動還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為從個別資產者的立場出發，從庸俗經濟學的立場出發，這個問題確實不必提出來。從個別資產者的觀點來看，經濟現實好像是一個受永恆自然規律支配的世界，他必須使自己的所作所為同這個世界的規律相適應。在他看來，剩餘價值的實現，積累（當然只是很經常，絕非總是）採取同其他的個別資產者交換的形式進行，而積累的整個問題也僅僅是G—W—G和W—G—W這些公式在生產、流通等等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變化的一種形式問題。這樣，對於庸俗經濟學來說，積累問題就變為個別科學的一個細節問題。它幾乎同整個資本主義的命運毫無聯繫，它的解決由馬克思的「公式」的正確性充分保證了，而馬克思的「公式」至多——像在奧托·鮑威爾那裡一樣——必須「合乎時代地」加以改進。藉助這些公式，原則上決不能理解經濟現實，因為這些公式的前提是這整個現實的一種抽象（把社會看成好像它只是由資產者和無產者構成似的），所以，這些公式只能用於說明問題，作為提出正確問題的跳板，對於這一切，鮑威爾和他的夥伴們都不理解，正像當初李嘉圖的學生們不理解馬克思主義對問題的提法一樣。 《資本積累》重新採用了青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使用的方法和對問題的提法。正像《哲學的貧困》分析使李嘉圖的經濟學能夠產生和發生作用的歷史條件一樣，《資本積累》把同一方法運用於《資本論》第2卷至第3卷未完成的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作為上升時期資本主義的思想代表人物，必然要使斯密和李嘉圖所發現的「自然規律」同社會現實一致起來，為的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唯一可能適合人的「本質」和理性的社會。同樣，社會民主黨作為那種變成小資產階級的工人貴族的思想表現（這種工人貴族對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里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剝削也感興趣，然而卻企圖逃避它的必然命運，即世界戰爭），必然會這樣來理解發展，好像資本主義的積累能夠在數學公式的那種真空（因而沒有問題，也沒有世界戰爭）中進行。因此，在涉及政治的認識和預見時，他們就大大落後於那些對帝國主義剝削及其戰爭結果感興趣的嚮往大資產階級—資本家的階層。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當時在理論上就能夠採取他們的現今的立場：維護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永恆存在，提防命中注定的災難性後果，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那些真正代表人物則公然—盲目地趨向這種後果。正如李嘉圖使「自然規律」和社會現實等同起來，曾經是上升時期資本主義的一種思想自衛一樣，奧地利學派對馬克思的解釋，它使馬克思的抽象概念和社會的總體等同起來，則是沒落時期資本主義「合理性」的一種自衛。而且，如同青年馬克思的總體考察透徹地闡明了當時還繁榮著的資本主義的垂死表現一樣，在羅莎·盧森堡的考察中，資本主義的最後繁榮由於其基本問題放進了整個歷史過程中，而具有了一種可怕的死亡之舞、一條走向不可避免的命運的奧狄浦斯之路的性質。 3 羅莎·盧森堡在自己去世後發表的小冊子裡專門駁斥了「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經濟學。這種駁斥放在《資本積累》的第2章末尾，作為關於這個資本主義發展命運問題的探討的第四個回合，無論在表述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最為合適。因為這本書的表述特點是，它的主要部分是從事問題史的研究。這不僅是說，馬克思對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分析構成了整個研究的出發點和實事求是論述問題本身的開端，而且，該書的核心部分也對積累問題上的下述重要爭論作了可以說是文獻史的剖析：西斯蒙第同李嘉圖及其學派的爭論，洛貝爾圖斯同基爾希曼的爭論，民粹派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 然而，即使就這種表述方式而言，羅莎·盧森堡也沒有離開馬克思的傳統。更確切地說，她的表述方式同樣意味著向原來的、未被歪曲的馬克思主義的復歸：向馬克思本人的表述方式的復歸。因為馬克思完成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哲學的貧困》以下述方式駁斥了蒲魯東：它追溯了蒲魯東的觀點的真正來源，一方面追溯到李嘉圖，另一方面追溯到黑格爾。馬克思分析了蒲魯東在什麼地方、怎麼樣、首先是為什麼必然 誤解李嘉圖和黑格爾。這是說明問題的起點。馬克思不僅無情地仔細研究了蒲魯東的自相矛盾，而且深入探討了產生這些錯誤的不明確的、蒲魯東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即階級關係——他的觀點就是這種關係的理論表現。因為馬克思說過：「經濟範疇只不過是生產方面社會關係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 〔4〕 如果說他的主要理論著作由於它的範圍太廣和其中論述的個別問題太多，只能部分地允許從問題的歷史方面進行表述 ，那麼這一點並不能掩蓋探討問題的方法的實際類似之處 。《資本論》和《剩餘價值理論》按其本質來說是一部著作，它們的內部結構意味著是對在《哲學的貧困》中極其出色地概括提出的問題在內容上的完成。 擬定問題的這種內在形式又使我們回到辯證方法的中心問題上來，回到正確理解的總體範疇的統治地位上來，因此也回到黑格爾哲學上來。黑格爾的哲學方法——最引人入勝之處是在《精神現象學》里——始終既是哲學史，又是歷史哲學，就這一基本點而言，它決沒有被馬克思丟掉。黑格爾使思維和存在——辯證地——統一起來，把它們的統一理解為過程的統一和總體。這也構成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哲學的本質。即使反對從「意識形態上」理解歷史的唯物主義論戰，更多地是針對黑格爾的模仿者的，而不是針對這位大師本人的，這位大師在這方面比馬克思在反對使辯證方法「唯心主義」僵化的鬥爭中有時所能想到的更接近馬克思得多。因為黑格爾模仿者的「絕對」唯心主義意味著使這個體系原有的總體瓦解， 〔5〕 意味著使活生生的歷史辯證法瓦解，因此最終也意味著取消思維和存在的辯證統一。而馬克思模仿者的教條唯物主義則重蹈使歷史現實的具體總體瓦解的覆轍。雖然馬克思模仿者的方法沒有像黑格爾模仿者的方法那樣蛻變為空洞的思想公式，但它也僵化為一種機械的—專門學科的庸俗經濟學。如果說黑格爾模仿者因此而喪失了以自己的純意識形態結構猜中歷史事件的能力，那麼馬克思模仿者同樣表明既沒有能力理解社會的所謂「意識形態」的形式同其經濟基礎的聯繫，也沒有能力把經濟本身理解為總體，理解為社會現實。 辯證方法不管討論什麼主題，始終是圍繞著同一個問題轉，即認識歷史過程的總體。所以，對辯證方法來說，「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問題都失去了自己互有的、固定不變的異性，並相互匯合起來。某一問題的歷史實際上變成諸問題的歷史 。某一問題的文獻表達方式（即科學表達方式），表現為某一歷史整體的表達方式，表現為這一歷史整體的各種可能性、界線和問題的表達方式。因此，從文獻上探討某一問題，能夠最完全地表達歷史過程的難點。哲學變成為歷史哲學。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再生在理論上由以開始的兩部基本著作，即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在表述上也與青年馬克思的這種形式有關，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了讓他們著作的實質性問題辯證地出現在我們眼前，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形成做了一定程度的文獻史的表述。由於他們剖析了他們提出問題之前的那些觀點的變化和突變，由於他們在這些轉變的整個歷史條件和結果中考察了思想上明確或迷惘的每一個階段，他們就使歷史過程本身 （他們自己提出的問題和做出的解答實際上是它的結果）以無與倫比的生動性展現出來。這種方法與資產階級科學（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也全部屬於此）中「考慮先驅者」的做法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因為，由於這種資產階級科學在方法上把理論和歷史區分開來，由於它把諸個別問題從原理和方法上彼此分離開來，從而把總體的問題從精密科學性的根據中排除出去，某一問題的歷史對問題本身來說就成為一種實際上的和表述上的累贅。這種東西只能引起各種專家的興趣，它的無限擴展會越來越掩蓋各種現實問題的真實意義，並培養出沒有頭腦的專家階層。 由於與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表述—方法論傳統有這種聯繫，列寧的問題史就成為19世紀歐洲革命的一部內部史；而羅莎·盧森堡的文獻史表述則發展成資本主義制度為其生存和擴展而鬥爭的歷史。還不發展的、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的第一次大動盪，即1815年和1818—1819年的嚴重危機，以西斯蒙第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新原理》這種形式引起了爭論。它涉及到對資本主義困境的第一次認識——就目的來說是反動的。在意識形態方面，資本主義的這種不發達形式以反對者同樣片面和不確切的觀點表達出來。西斯蒙第的反動懷疑態度把危機看成是積累不可能繼續進行的一種標誌，而新生產制度代言人的還未減弱的樂觀主義則否認危機的必然性，甚至否認困境的存在。現在提問者的社會階層劃分和他們的答案的社會意義已經完全地改變了：革命的命運，資本主義的沒落已經成為討論的主題，儘管還遠遠沒有被充分意識到。馬克思的分析在理論上對這種意義變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是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導本身也開始越來越脫離資產階級的一種標誌。但是，在民粹派的理論立場公開暴露出其小資產階級反動本性的同時，考察一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怎樣越來越多地變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意識形態先驅，是很有趣的。就資本主義的發展能力而論，他們變成了薩伊、麥克·庫洛赫等人的社會樂觀主義的意識形態繼承者。羅莎·盧森堡說：「俄國『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無疑戰勝了他們的對手，即民粹派，他們取得了過多的勝利……問題在於，一般來說，而且特別是在俄國，資本主義是否有發展的能力，而上述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此認真細緻地說明了這種能力，以至於他們甚至從理論上證明資本主義有永恆持續下去的可能性。顯然，如果人們能夠無限制地積累資本，那麼資本的無限生命力就得到了證明。……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夠無限制地保證生產力的提高，即經濟上的進步，那麼它就是不可征服的。」 〔6〕 在這一點上，開始了關於積累問題論戰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回合，即奧托·鮑威爾對羅莎·盧森堡的論戰。社會樂觀主義問題經歷了一次新的功能變化。在羅莎·盧森堡那裡，對積累能力的懷疑擺脫了絕對主義形式。問題變成積累條件 的歷史 問題，並因此確信，無限制的積累是不可能的。積累由於被放在其整個社會環境中來看待而成為辯證的。它發展成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證法。羅莎·盧森堡說：「在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的模式同現實相適應的因素里，顯示出積累運動的終結，它的歷史界限，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終結。對資本主義來說，不可能積累就意味著生產力不可能進一步發展，因此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沒落的客觀歷史必然性。由此產生出最後帝國主義階段（資本歷史過程中的結束時期）的矛盾運動。」 〔7〕 由於這種懷疑發展成為辯證的確信，它就使一切小資產階級反動的東西不留痕跡地成為往事：懷疑變成樂觀主義，變成對未來社會革命的理論確信 。 同一功能的變化，使相反的態度，即對無限積累的確信，具有小資產階級動搖的、膽怯的和懷疑的性質。奧托·鮑威爾的這種確信，缺少薩伊或杜岡—巴拉諾夫斯基那一類人的開朗和純真的樂觀主義。鮑威爾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儘管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但是按照他們的理論的本質來說，他們仍然是蒲魯東主義者。他們解決積累問題的企圖，確切地說，他們不承認它是一個問題，最終導致的結果仍然是蒲魯東所力求的東西，即保存資本主義發展「好的方面」，同時消除其「壞的方面」。 〔8〕 然而，承認積累發生了問題就意味著承認這些「壞的方面」是同資本主義最內在的本質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因此，這種承認意味著必須把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世界革命理解為發展的必然性。但是，如已經強調指出的那樣，這一點與那些有中派馬克思主義者作為其思想代言人的階層的直接利益有矛盾：他們期望有一種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而沒有帝國主義的「弊病」，期望有一種「正常化的」生產而沒有戰爭等等的「干擾」。羅莎·盧森堡說：「這種觀點是為了使資產階級相信，即使從它的資本主義自身利益的立場來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也是有害於它的；這種觀點也是為了用此方式孤立帝國主義所謂一小撮受益者，並因此而組成無產階級同廣大資產階級階層的聯盟，以便『削弱』帝國主義，……使它『不去傷害人』。像自由主義在其衰落的時代里從孤陋寡聞的君主政體方面向必須見多識廣的君主政體呼籲一樣，『馬克思主義的中派』則想從聽信讒言的資產階級方面向必須受教育的資產階級……呼籲。」 〔9〕 鮑威爾及其夥伴在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都屈服於資本主義。他們的這種屈服，在理論上表現為經濟宿命論，即他們相信資本主義會「合乎自然規律地」永存。但是，由於他們——作為真正的小資產者——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附庸和經濟附庸，由於他們希望有一種沒有「壞的方面」、沒有「弊病」的資本主義，他們就同時成為——又是真正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反對派」，即成為倫理的 反對派。 4 經濟宿命論和對社會主義的倫理改造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在伯恩施坦、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和奧托·鮑威爾那裡同樣也能找到這些東西，決不是偶然的。更確切地說，這不單單是因為有必要為自我堵塞了的客觀革命道路尋求和找到一種主觀代用品，而且也是庸俗經濟學考察方式在方法上產生的結果，即在方法論上採用個人主義的結果。對社會主義的「倫理」改造是缺少的、唯一有能力進行概括的總體範疇的主觀方面。在個人——不管是個別資本家還是個別無產者——看來，周圍世界，他的社會環境（和作為它的理論反映和理論設想的自然）必然顯得是無情的和無意義的命運註定的，在本質上永遠與他相異的。只有當這個世界在理論上採取「永恆自然規律」的形式，也就是說，只有當它獲得一種異於人的、完全不受個人行為能力影響的和捉摸不透的合理性時，只有當人對它採取純粹直觀的、宿命論的態度時，它才能為個人所理解。在這樣一種世界裡的行動可能性只顯示出兩條途徑，而且這兩條途徑僅僅在表面上是行動的途徑，即改變世界的途徑。第一條途徑是，可以把按上述方式認識到的、被宿命論地接受的、不可改變的「規律」用於人的一定目的（例如技術）。第二條途徑是，完全向內的行動，即試圖在世界的唯一剩下不受約束的地方，即在人本身上改變世界（倫理學）。但是，由於世界的機械化必然使其主體、即人本身一同機械化，這種倫理學也就始終是抽象的，即使同與世界隔離開來的人的總體相比，它也只是規範性的，而不是真正能動的、能創造對象的。它始終只具有規定和要求的性質。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他的《實踐理性批判》在方法上的聯繫，是一種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聯繫。而為了以某一方式接近尋找「規律」的專門科學的—非歷史的「批判性」考察方法，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考察社會—經濟現實時放棄了對歷史過程作總體的考察，即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方法。任何一個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提出行動問題，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學派抽象的要求倫理學上去。 因為破壞對總體的考察，就要破壞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行動，實踐——馬克思把實踐的要求放在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之首——按其本質，是對現實的衝破，是對現實的改變。但是，現實只能作為總體來把握和衝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總體的主體，才能做到這種衝破。青年黑格爾提出下述原理作為他的哲學的第一個要求，並非沒有道理。他說：「不僅把真實的東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為實體，而且同樣理解和表述為主體。」 〔10〕 他以此揭示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嚴重錯誤，它的最終的局限性，只是即使他自己的哲學也沒有真正實現他的要求；它像他的先驅者的哲學一樣，常常囿於同一種局限性。只有馬克思才有能力把實現被認識到的總體集中於和局限於歷史過程的現實，並藉此規定可認識的和必須認識的總體，從而具體地發現這種「作為主體的真實的東西」，並藉此確立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階級的觀點（同個人的觀點相反）在科學一方法上的優越性已在前面說清楚了。現在，有這種優越性的理由也明確了：只有階級才能在行動中衝破社會現實，並在這種現實的總體中把它加以改變 。因此，從這種觀點作出的「批判」是對總體的考察，從而是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在這種不可分的辯證統一中，階級既是歷史—辯證過程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既是歷史—辯證過程的反映，也是它的動力。無產階級作為社會思想的主體，一下子打破了無所作為的困境，即由純規律的宿命論和純意向的倫理學造成的困境。 因此，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如果對資本主義歷史局限性（積累問題）的認識成為生命攸關的問題，那麼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只有在這種聯繫中，在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中，社會革命，即對社會總體的總體改造的必然性才顯得是有根據的。只有在這種聯繫的可知性和對它的認識能被理解為變化過程的產物時，辯證方法的圓圈——它的這種規定也來自黑格爾——才能封口。羅莎·盧森堡在她早先同伯恩施坦論戰時就已經強調指出總體的歷史考察和局部的歷史考察、辯證的歷史考察和機械的歷史考察（這種考察不是機會主義的就是暴動主義的）之間的本質區別。她明確指出：「這就是布朗基主義的政變同由廣大的而且是有階級覺悟的人民群眾奪取政權之間的根本區別。前者是由『堅決少數』發動政變，任何時候都可以發動，像從手槍里發射子彈一樣，因此總是不合時宜；而後者本身只能是已經開始的資產階級社會崩潰的產物，因此它本身就帶著合乎時宜出現的經濟和政治的合法證書。」 〔11〕 她在自己最後一篇文章中也說過類似的話：「資本主義向著那一目標發展的客觀趨勢足以更為容易地在社會中引起如此尖銳的各種社會的和政治的對立，使得這種狀況不能持續下去，以致這些對立必然使這種占統治地位的制度結束。但是，正像那種不能持續下去的情況正在變得可以理解一樣，這些社會的和政治的對立本身首先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上 不能持續下去的產物，而這些對立恰恰由於這種根源而變得越來越尖銳。」 〔12〕 所以，無產階級同時是資本主義持續危機的產物和促使資本主義走向危機的那種趨勢的執行者。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執行著私有制因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 〔13〕 無產階級由於認識到自己的狀況而行動起來，它由於同資本主義進行鬥爭而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 但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作為「主體」的過程的真理本身，遠不是穩定不變的，也不是按機械「規律」向前運動的。它是辯證過程本身的意識；它也同樣是一個辯證的概念。因為只有當歷史的過程迫切需要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發生作用，嚴重的經濟危機使這種階級意識上升為行動時，這種階級意識的實踐的、積極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質才能顯示出它的真實形態。在其他情況下，與資本主義潛在持續的危機相適應，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始終是理論的和潛在的 〔14〕 ：它作為「純粹的」意識，用羅莎·盧森堡的話說就是作為「觀念的總和」，要求面對個別的日常問題和日常鬥爭。 但是，在馬克思從無產階級解放鬥爭里認識到和意識到的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中，不可能有純粹意識，既不可能有作為「純粹」理論的純粹意識，也不可能有作為純粹要求、純粹義務、純粹行為規範的純粹意識。在這裡即使要求也有其現實性。這就是說，使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具有某種要求性質、某種「潛在和理論」性質的那種歷史過程狀況，必然作為相應的現實形成，並作為這樣一種現實能動地影響這種過程的總體。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這種形態就是黨 。正是同一個盧森堡比許多人都早而且清楚地認識到群眾革命行動的自發本性（此外，在這一點上她只強調以前論述過的那種意見的另一方面，即這些行動必然從經濟過程的必然性產生出來），同樣，她也比其他許多人較早地弄清了黨在革命中的作用， 〔15〕 這些都不是偶然的。在機械庸俗化者看來，黨僅僅是一種組織形式，而群眾運動，革命，也只不過是一個組織問題。羅莎·盧森堡早已認識到，組織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革命過程的前提，不如說是它的結果，正如無產階級本身也只有在這種過程中並通過這種過程才能組成階級一樣。因此，在黨既不能造成也不能避免的這種過程中，黨擔當著崇高的角色：它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支柱，是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良知 。那種虛假的、而且對膚淺考察說來是更積極也「更現實的」考察方式，給黨指派主要或完全是組織的任務，面對革命事實就被迫採取毫無根據的宿命論立場，而羅莎·盧森堡的觀點則成為真正革命積極性的源泉。如果黨關心「無產階級現有的和已經獲得並行使著的全部權力在鬥爭的每一個階段和每一個方面的實現，並表現在黨的鬥爭立場上，關心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按其堅決性和明確性決不 在實際力量狀況的水平之下 ，而相反卻超出這種狀況」， 〔16〕 那麼，由於黨把自己所擁有的真理深播到自發的群眾運動中，由於它把這種真理從其產生的經濟必然性提高為自由的自覺行動，這樣，它就把激烈革命情況下自己要求的性質變為發生作用的現實。而從要求到現實的這種變化正在成為無產階級真正階級性的、真正革命的組織的槓桿。認識正在變為行動，理論正在變為口號，按照口號行動的群眾越來越強烈地、自覺地和堅定地加入有組織的先鋒隊行列。從正確的口號里，還有機地產生出戰鬥無產階級專門組織的前提和可能性。 這種階級意識是無產階級的「倫理學」，是無產階級的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經濟必然性辯證地變為自由的地方。由於黨被看作是這種階級意識的歷史形態和行動支柱，它同時也就成為戰鬥無產階級倫理學的支柱。黨的這種功能決定著它的政策。如果黨的政策不能經常同目前的經驗的現實相一致，它的口號在這樣一些情況下就可能始終不被遵循。歷史的必然進程將不僅使它滿意，而且正確的階級意識的道義力量，正確的階級行動的道義力量，也將——在實際的現實政治方面——取得豐碩成果。 〔17〕 黨的力量確實是一種道義力量：它是由受經濟發展的逼迫而進行反抗的、自發革命的群眾的信任提供的。它是由這樣一些群眾的感情提供的，他們覺得，黨是他們最特有的、但是他們自己還不完全清楚的意志的客體化，是他們的階級意識的可以看得見的和有組織的形態。只有當黨通過鬥爭取得這種信任而且值得這樣信任時，它才能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群眾的自發欲望才會竭盡全力和越來越出於本能地湧向黨的方向，湧向自己意識到的方向。 機會主義者由於自己把不可分的東西分離開來而不理睬這種認識，即無產階級能動的自我認識。所以，他們的首領以真正小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方式譏諷地談論據說作為布爾什維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基礎的「宗教信仰」。這種指責包含著對自己軟弱無能的承認。這種病入膏肓的疑心病披上冷靜的和客觀的「科學性」的雅致外衣是徒勞的。他們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姿勢在較好的情況下顯露出絕望，在壞的情況下則顯露出絕望背後的內心空虛：他們已完全離開無產階級、它的道路和使命。他們稱為信仰和力圖用「宗教」名稱加以貶低的東西，正好是對資本主義註定要沒落、無產階級革命——最終——要獲勝的確信。對於這種確信，不可能有「物質的」擔保。對我們來說，它僅僅在方法上——通過辯證的方法——是有保證的。即使這種保證，也只有通過行動，通過革命本身，通過獻身於革命，才能驗定和得到。正像很少能「按自然規律」擔保世界革命肯定勝利一樣，也很少會有抱有學究客觀性的馬克思主義者。 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不僅在理論之中，而且也是為了 實踐。正如作為階級的無產階級只有在鬥爭和行動中才能獲得和保持它的階級意識，才能使自己提高到它的——客觀產生的——歷史任務的水平上一樣，黨和各個戰士也只有當他們能夠把這種統一運用到他們的實踐中去時，才能真正掌握他們的理論。所謂宗教信仰，在這裡無非是在方法上確信，不顧任何一時的失敗和挫折，歷史過程正在我們的行動中，通過我們的行動 走完自己的路程。在機會主義者看來，即使在這裡也有無能為力的舊困境；他們說：如果共產黨人預見到「失敗」，那麼他們或者必須放棄任何行動，或者成為沒有良心的冒險者、製造災難的政治家和暴動者。由於他們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卑劣，他們恰恰沒有能力把自己本身和他們行動的時機看作總體（變化過程）的因素 ，即把「失敗」看作是通向勝利的必要途徑。 在羅莎·盧森堡的畢生事業中，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特徵是，勝利和失敗、個人命運和整個過程的統一，構成了她的理論和生活的主線。她在最初和伯恩施坦論戰時，就已經把無產階級有必要「提早」取得國家權力說成是不可避免的，也揭露了機會主義對此嚇得發抖、由此而產生的對革命的不信任「在政治上是荒謬的，它以社會的機械發展為出發點，並假定有階級鬥爭勝利的一定時機，它在階級鬥爭之外，也不依賴於階級鬥爭」。 〔18〕 這種毫無幻想的確信指引著羅莎·盧森堡去為爭取無產階級解放而鬥爭：使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的物質奴役中獲得經濟解放和政治解放，使無產階級從機會主義的精神奴役中獲得思想解放。她針對這後一種——比較危險，因為比較難於制服的——敵人所進行的主要鬥爭，被看作是無產階級偉大的精神指南。所以，她死於她最真正的、最兇狠的仇敵——謝德曼和諾斯克之手，合乎邏輯地使她的思想和生命獲得最高的榮譽。她在數年前從理論上、行動時從策略上明確預見到一月起義的失敗，但在失敗時，她仍然站在群眾一邊，並同他們共命運，這一點和她在她的謀殺者（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那裡受到不共戴天的敵視一樣，都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在她的行動中產生的真正結果。 1921年1月 注釋 〔1〕 　馬克思在談到經濟學上的魯濱遜時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一點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從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中產生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全集》第12卷第733頁以下。 〔2〕 　順便提一下，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說：「由於考慮到黨的宣傳需要，現在我確實並不總是從我的批判言論里得出最後的結論。」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德文版第9章《任務》第260頁。 〔3〕 　羅莎·盧森堡在自己的《反批判》中，特別向她的最嚴厲的批判者奧托·鮑威爾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載羅莎·盧森堡：《反批判》德文版第66頁以下。 〔4〕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43頁。 〔5〕 　關於黑格爾同其後繼者的關係，請參見黑格爾主義者拉薩爾的優秀論文《黑格爾邏輯學和羅森克蘭茨邏輯學》，載《卡西爾著作集》第6卷。黑格爾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將他自己的體系引向錯誤的道路，在這一點上又是怎樣被馬克思徹底加以糾正和作出決定性的發展的，請參見我的論文《什麼是正統馬克思主義？》。 〔6〕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德文第1版第296頁。 〔7〕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德文第1版第393頁。 〔8〕 　《哲學的貧困》，《全集》第4卷第145—147頁。 〔9〕 　羅莎·盧森堡：《反批判》，德文版第118頁。 〔10〕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序言》。 〔11〕 　羅莎·盧森堡：《社會改良，還是革命？》，德文版第47頁。 〔12〕 　羅莎·盧森堡：《反批判》，德文版第37頁。 〔13〕 　《神聖家族》，《全集》第2卷第44頁。 〔14〕 　羅莎·盧森堡：《群眾罷工》，德文第2版第48頁。 〔15〕 　關於她的觀點的局限性，請參見我的論文《對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的批評意見》和《關於組織問題的方法論》。在這裡，我們僅限於表述她的方法。 〔16〕 　羅莎·盧森堡：《群眾罷工》，德文第2版第38頁。 〔17〕 　參見尤尼烏斯的小冊子中的精彩論述，未來出版社，德文版第92頁。 〔18〕 　羅莎·盧森堡：《社會改良，還是革命？》，德文版第47—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