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技藝 · 第三章　歷史的考證

1.考據方法的歷史概要 儘管對考證的理論一竅不通，再天真的警察也知道，取證不能僅僅以人們的證詞為依據。同樣，人們也早就知道，不可盲目地輕信所有的史料。人們早已有過這樣的經驗：發現為數不少的抄本偽造年代和出處，有些記載全是虛構的，甚至有些實物也不過是贗品。在中世紀，面對著大量的假貨，人們自然養成了質疑的習慣。11世紀，法國洛林的一個鄉紳被一夥手持文字證明的教士所控告，這時他憤怒地喊道：「任何人都能用墨水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有名的文獻「君士坦丁的贈禮」——所謂第一位基督教皇帝頒發的特許狀，就是8世紀一位羅馬教士偽造的。300年後，虔誠的鄂圖三世周圍的人曾對其提出質疑。假古董幾乎從一開始就被人揪住不放。 頭腦簡單的人容易輕信，而過分多疑也不可取，它未必能導致積極的後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曾結識一位有名的獸醫，他根本就不相信報上登載的任何消息，這也許情有可原，但他卻熱衷於道聽途說，對那些荒唐透頂的謊言偏偏深信不疑。 同樣，也不能過分依賴以常識為標準的考證方法，這種方法是人們長期應用的唯一方法，至今對某些人仍頗有吸引力。實質上，所謂的常識往往不過是一些荒唐的假設和倉促歸納出的經驗之混合物。在物理學界，這種所謂的常識否認對立的同時存在，至今仍反對愛因斯坦的宇宙論。它只能處理希羅多德記載的那類傳聞。希羅多德曾寫道：當船在非洲海岸轉向時，海員們發現，在某個方位太陽是西升東落的。在處理人類事務方面，常識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把一時的觀察所得拔高為永恆的真理。這也是伏爾泰批判方法的主要缺陷，雖然它在其他方面頗具洞察力。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殊性，有些思想意識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在今天看來卻感到很特殊，這是因為我們已不再有類似的思想。按照「常識」來判斷，鄂圖一世絕不會無償授予教會大片領土來取悅於教皇，因為這既不符合他以前的行為，也和其以後的做法不一致。然而，此事的權威性又不容置疑。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思維方式與我們迥然不同，那個時代，人們言行不一的程度委實令後人吃驚。 正如沃爾內所言。當人們從「懷疑」發展到「考證」時，歷史考據學才有了長足進步。也就是說，人們已漸漸制定出一套辨別真偽的客觀標準。傑蘇伊特·帕佩布洛克在《使徒行傳》中對中世紀早期文物都深表懷疑，認為保存在大教堂里的墨洛溫王朝的特許狀全都是偽造的。「不！」馬比昂這樣回答。他認為，有些特許狀肯定已經過潤飾，有些內容曾被篡改，也有一些全系偽造，但也確實有一些真本，問題在於如何去偽存真。1681年《古文書學》的問世，標誌著檔案文獻考據學的創立，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且，此書的出版在考訂方法史上也具有普遍而重大的意義。在此之前，人本主義的學者曾在這方面有些初步而直接的嘗試，但沒有深入下去。蒙田《隨筆》中的一段話就是典型的例子。蒙田在書中為塔西佗記載凶兆祥瑞辯解。他說，探討「共同的信仰」是神學家和哲學家的事情，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根據資料來敘述歷史，「他們以所知的史實，而不是以自己的評價來表述歷史」。換句話說，以某些自然界或神學界的觀念為依據進行哲學的批判是理所當然的，因此，蒙田認為史家記載韋斯巴薌的奇蹟或其他類似的東西也是情有可原的。蒙田顯然不懂，對這種事情進行考證，尤其是歷史的考辨是完全可行的。歷史考據學形成於17世紀，真正的鼎盛時期是17世紀下半葉，人們有時會搞錯這個年代。 當時，人們已對考據有所認識。1680年至1690年期間，人們常把「歷史懷疑論」斥為趕時髦。米歇爾·勒瓦瑟曾這樣為「歷史懷疑論」辯解：「善於質疑問難而不輕信盲從，才稱得上思維嚴謹。」「考據」一詞以往不過是指辨別味道之類的事情，此時才賦有檢驗真理的新含義。起初，人們還不敢理直氣壯地用這個詞，往往說「用這個詞並不妥當」，言下之意等於說這個詞還僅僅是個技術用語。然而，它漸漸為大眾接受。博緒埃對這個詞避之唯恐不及。當他說什麼「我們的考據家」時，人們可以察覺到他那不以為然的神態。相反，理察·西蒙卻在其所有的著作中都用這個詞為標題。「考據」並沒有使人們過於謹小慎微，它標誌著新方法的誕生，這種方法放之四海而皆準。用埃里斯的話來說，考據學「猶如一支火炬，照亮了黑暗的歷史長廊，使我們能夠辨別真偽」。培爾講得更清楚：「西蒙在其新著《答辯》中制定出一些考據的法則，這不僅對詮釋《聖經》本文幫助極大，而且對審讀其他文獻也不無裨益。」 讓我們查核一下幾位考據學家的出生年月。帕佩布洛克（雖然他對墨洛溫王朝特許狀的看法有誤，但仍不愧為歷史考據學的創始人之一）生於1628年；馬比昂生於1632年；理察·西蒙（其著作的問世標誌著《聖經》詮釋學的開端）生於1638年。在學者之外，還可加上斯賓諾莎，他生於1632年，撰寫了《神學政治學論》，此書堪稱語言、歷史考據學方面一部爐火純青的傑作。從嚴格意義來說，這是名副其實的一代人，其出生年代之接近簡直令人吃驚，更確切地說，這一代人出生之時，正是笛卡兒的《方法論》問世之日。 當然，我沒必要稱他們為笛卡兒時代的人。馬比昂就是一個虔誠的教士、樸素的東正教徒，他最後一本小冊子是論《死亡的基督徒》。當時許多虔誠的宗教人士大多對新哲學持懷疑態度，馬比昂也不太可能對新的哲學觀點有多少直接的認識。即使他瀏覽過這方面的著述，也不會讚許其中的大部分觀點。不管克洛德·貝爾納在其著作中對那些所謂有名的章節提出過什麼看法，笛卡兒的確試圖通過系統的質疑並用數學論證來求得真理；而歷史考據學和實驗科學則以逐步接近的方法來考訂事實，兩者並沒有多少共同之處。哲學孕育著整個時代的思想，但並不是說就一定要以千篇一律的公式框住人們的思想，也不等於說大多數人都要受到哲學思想的支配，人們只是不知不覺地受到它的影響。同笛卡兒的「學說」一樣，史料考訂學也自有其信仰的「白板」（tabularasa）。它無情地打破舊的框架，唯一的目的就是推陳出新（或為新說創造條件），然後加以周密的論證。換言之，它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舊觀念，在此之前，無論「質疑」使人感到刺痛，還是受到品德高尚人士的讚賞，人們還是將「懷疑精神」視為純粹消極的思想傾向和虛無主義；在此之後，人們則認為，合理的懷疑是獲取新知的必由之路。恰恰是在思想史關鍵時刻，出現了這種觀念。 總之，當時已確立考據方法的基本準則。其影響也非同一般，18世紀巴黎大學在競爭激烈的哲學考試中曾出過這類頗有現代色彩的考題：「人們是如何證明史實的？」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後代沒有大大改進考據的方法，可畢竟是這一代人首先推廣了考據學，並拓寬了它的應用範圍。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幾乎只有一小部分學者、經學家、文物鑑賞家堅持應用考據的方法。撰寫高層次歷史著作的作者不願意將精力花在這類實驗手段上，在他們看來，考據實在是太煩瑣了，甚至對別人的考據成果也不屑一顧。正如洪堡德所言，化學家可不能怕弄濕手。對歷史學來說，將整理史料與編纂史書完全割裂開來，也會帶來雙重的危害。輕視考證使人們闡釋歷史的嘗試從一開始就帶有極大的缺陷。它不僅使人們忘卻求實這一歷史學基本職能，而且使歷史學難以不斷更新，無法取得驚人的發現，結果，必然使它在陳舊的模式中徘徊不前，因為，唯有通過艱苦的資料整理工作，才能有所更新和發現。另一方面，也使資料整理工作受害不淺。由於沒有明確的目的，人們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奧冷僻又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作文章，不冷不熱的博學遊戲無非是虛擲光陰，把手段當目的，為考據而考據簡直是在浪費精力。 時至19世紀，為了抵消這些危害，人們自覺地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德意志學派、勒南、浮士蒂爾·德·古朗治使博學達到了理性的高度。歷史學家又被召回到工作檯邊。是不是大獲全勝了呢？這樣想就未免太樂觀了吧。研究工作仍然常常處於盲目徘徊的狀態，並不明確其用途何在。考據學尚未贏得「主人」由衷的讚許。「主人」的支持對任何學科的精神狀態都是關係重大的，對歷史學尤其如此。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都不理解我們的工作，我們又怎能認為已大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呢？ 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徹底完成自己的使命。有時連一些出色的歷史學家也免不了畫地為牢的陋習，錯誤的教學觀取代了名副其實的歷史概括，枯燥無味的歷史教科書泛濫成災，可笑的自卑使歷史學家離開書齋就怯於向世人介紹自己是如何探索研究方法的。長期以來，正是各種互相矛盾的偏見造成了這些惡習，歷史學的精華因此而大為遜色。他們蓄意以偽造的歷史迷惑無知的群眾，厚顏無恥又自以為是，在其史著中充斥著形象化的垃圾和政治偏見，而絕無半點學術的嚴肅性。莫拉斯、班維爾和普萊克漢諾夫對此加以首肯，而浮士蒂爾·德·古朗治和皮雷納則大搖其頭。讀書界與史學界之間無疑存在著誤解。人們對歷史研究的實際狀況及其前景所知甚少。有關腳註的大論爭並不是偶然產生的，兩派人物就此展開了一場荒唐的決鬥。 書頁下端的空白對不少學者極有吸引力。有些參考書目可以在卷首列表說明，卻把它們擠入書頁的下端，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更糟的是，純粹是因為懶惰，便把本來應在正文說明的內容變成大段的注釋，以至於人們不得不從腳註來了解作品的主旨。當然，也有某些讀者動輒抱怨，說一看到腳註就頭暈，有些出版商也聲稱其顧客討厭這種字體不一的印刷品（事實上人們未必像他們所說的那樣過敏），這些唯美主義者只不過表明自己對學術道德最基本的準則一竅不通罷了。除非是自由的想像，歷史學家必須言之有據，正是出於實事求是的信念，他們才簡要地註明資料的來源，以備查閱。儘管人們對闡明真相併不抱有敵意，但由於教條和神話的惡劣影響，當前的輿論很不重視考核事實。我們只要不因賣弄學問而敗壞歷史考據的聲名，就總有一天會說服人們，把是否歡迎商榷作為尺度，用來衡量一門學科的價值，理性的力量終將取得輝煌的勝利。那些不起眼的註解和令人討厭的參考書目，雖然眼下因得不到理解而遭到嘲諷，它們卻正在為那一天的到來而做著孜孜不倦的努力。 早期學者整理過的史料，大都署上他們的姓名，或者按照傳統註明某人某時所作，內容大多是有目的地敘述這樣那樣的事件。他們說的是實話嗎？所謂《摩西五經》果真是摩西寫的嗎？署有克洛維大名的特許狀是真跡嗎？《出埃及記》和《使徒行傳》內容又有多少根據呢？這的確是個問題。由於歷史學越來越注重無意識的證據，不再為資料中那些顯而易見的論斷所束縛，因此就必須從史料中挖掘出前人所不願提供的東西。 考據的原則既可以用於肯定，也可以用於否定。例如，我面前有一批中世紀的特許狀，其中有些標明了年代，有些沒有標明，註明年代的必須加以證實，因為年代可能有誤，未註明的首先需要確定其年代。在兩種情況下，我做的是同樣的工作。即以原稿（假如它是原件）為基礎，根據行文的拉丁文風格、它所涉及的制度以及說明法令制定經過的條文，我測定某些特徵與已知的公元1000年左右法蘭西公證人的行為相吻合，假如特許狀上注有墨洛溫王朝的年代，那麼這顯然是作偽；假如特許狀沒有標明年代，那麼，我就考出了相近的年代。同樣，考古學家如以年代和所屬的文明為依據，對原始社會的生產工具加以分類，或以此來分辨假古董，都將遵循同樣的基本法則，即通過研究、比較來確定製作的工藝和類型。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所用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 歷史學家並不是粗暴的檢察官，那些小冊子往往把他們描繪成鐵面無私的形象。要知道，歷史學家並沒有變得輕信自大，他知道自己的論證也可能不對或曲解，但其主要的興趣還是搞清史料，讓史料說明問題，而無須更改其主要原則。考證的方法自有其長處，它成功地引導歷史研究走向更遠大的目標。 錯誤的證據不僅激發人們去探尋求真的技能，而且可以進一步成為改進考據分析方法的新起點，否認這一點肯定是錯誤的。 2.辨偽正誤 在所有歪曲證據的毒素中，最致命的莫過於有意作偽。 作偽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假冒作者和年代，用法律語言來說就是犯偽證罪。有瑪麗·安托瓦內特簽名的信件並非全是她的親筆信，其中有些是19世紀的偽造品。所謂賽佛尼斯皇冠曾被當作公元前3世紀西徐亞—希臘時代的古董，售與盧浮宮，其實是1895年在敖德薩市雕刻的贗品。第二種形式是內容的不實。《高盧戰記》的作者是沒有爭議的，但愷撒有意識地在書中歪曲和隱瞞了大量事實。陳列在丹尼斯大街的「大膽的菲力」塑像，是在國王死後為葬禮定做的，但種種跡象表明，雕刻家只不過按照一般的模型造了個徒有虛名的肖像罷了。 兩種類型的作偽所造成的不同問題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 大多數偽造署名的著述其內容也肯定是假的。《猶太人賢士議定書》並非出自猶太長老之手，內容也荒誕不經。假如經過考證，證實一份所謂「查理大帝的特許狀」是200年或300年後偽造的，那麼，查理對教皇的賜予也就純屬虛構。當然，也不能一概以此類推，有些贗品就是根據已遺失的原件複製的。文件系出自偽造，而內容卻實有其事，但這類事例十分罕見。 反之，假如史料的出處是無可置疑的，也不能因此斷定內容必然真實可信。當學者在煞費苦心考證出一份資料確是原件後，往往沒耐心再去考證其內容。而且，他們尤其不願意懷疑那些顯然是由法律保證人簽署的文件，如官方的訴訟書以及私人的合同。然而，這些文件未必可靠。1834年4月21日，在控告秘密社會之前，梯也爾在給下萊茵縣長的信中寫道：「我勸你為即將到來的全面調查對所需文件做好審慎的處理，如所有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通信，發生在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各種事件之間的要害關係等。總之，存在著一場牽涉全國的大陰謀，所有這些必須得到充分的反映。」毫無疑問，這就是蓄意炮製的官方文件。對有正式簽章和日期的特許狀也未可輕信。現在的經驗就是從打消對它們的幻想著手。誰都知道，在那些正規地起草並經過公證的契約中也有不少有意的含糊之處。記得不久前，政府有關部門就曾命令將我簽署的一份報告的時間加以提前。我們的前人在這種地方就更不講究了。在王室的特許狀下面常寫道「頒布於某日某地」，而如果你參閱一下國王旅行的實錄，就會不止一次地發現這一天國王根本不在那裡。有關解放農奴的法律文件不勝枚舉，除非是瘋子才會懷疑它們的真實性，據說是出於仁慈才頒布這些法令的，但我們卻可以將農奴的贖身費用單據放在解放契約的旁邊加以對照。 光做到辨偽還不夠，必須由此深入下去，進而揭示作偽的動機。只要資料有作偽的可能，作偽的後面必有難言之隱值得進一步分析，可見，證明了它是偽造的，任務才完成了一半。考證出查理大帝在艾克斯拉沙佩勒授予教皇的有名的特許狀是偽造的，這僅僅是正誤，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假如我們成功地證明是腓特烈·巴爾巴馬薩的追隨者在作偽，他們的目的是企圖實現帝國偉大的夢想，那麼，在有關這件歷史公案的眾多觀點中，我們就提出了全新的看法。考證使我們抓住在幕後策劃騙局的騙子。可見，考據學的對象也是人，它與歷史學的基本準則是並行不悖的。 作偽的理由不勝枚舉，要想把它們全都列舉出來就未免太幼稚了。歷史學家旨在使人類更為明智，他當然要記住，所有這些理由事實上都是不合理的（誠然，說謊一般來講是出於自私和被抑制的欲望）。正如安德烈·紀德所言：有些人說謊是一種「無緣無故的行為」。那位佚名的德國學者曾煞費苦心地用地道的希臘文編寫了一部東方歷史，還杜撰了一個作者桑哥尼馮，他完全用不著花如此多的精力就可以成為一位著名的希臘語專家。弗朗索斯·勒諾爾芝的父親曾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他本人後來也成了其中的一員，17歲時他親手刻制了聖愛洛教堂的銘文，連他的父親都受到矇騙，弗朗索斯也由此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甚至在德高望重之時，他還最後表演了一次絕招，曾展出一批希臘遠古時期的遺物，其實這些東西都是他從法國鄉村收集來的。 不僅個別人喜歡作偽，而且那是一個偏愛弄虛作假的時代。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前浪漫主義和浪漫主義盛行的那幾代人之間，有偽造的莪相之凱爾特詩歌、查爾頓認為是用古英語寫的史詩和歌謠、所謂克洛萊爾德的中世紀詩集、維利馬克編造的布來頓歌曲、據說由梅爾美譯自克羅埃西亞文的歌詞、克拉馮利·杜弗手稿中的捷克史詩，諸如此類的贗品真是不勝枚舉。在那些歲月里，好像整個歐洲都迴響著一曲聲勢浩大的謊言交響曲。在中世紀，尤其在8世紀到12世紀，弄虛作假的現象泛濫成災。那時偽造了大量的特許狀、牧師團法規、教皇法令，其中大多數自然是為了私利而編造的。例如，為教會獲取有爭議的財產，維護羅馬教廷的權威，在教士與主教的爭議中為教士辯護，在主教與大主教的爭議中為主教辯護，在教皇與世俗統治者的爭議中為教皇辯護，或在皇帝與教皇的爭議中為皇帝辯護，這就是作偽者的唯一目的。其中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那些被公認為最虔誠，甚至是最正直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參與這種勾當。可見，作偽並不違背公共道德，至於剽竊在當時本來就被公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厚顏無恥的編年史家和聖徒行傳的作者都整段整段地抄襲前人的著作。雖然中世紀和近代在其他方面差異甚大，但在「未來主義」方面卻十分一致。在中世紀，人們把前人的教導當作信仰和法律的唯一基礎，浪漫主義則不僅追求時髦，而且希望將自己沉浸在原始的生命之泉中。那時的人們既受到傳統的束縛，又隨心所欲地對待真正的歷史遺產，似乎是為了對難以抑制的創造欲作出可笑的補償，對歷史的崇拜反而驅使他們去捏造歷史。 1857年6月，數學家米歇爾·夏斯萊向科學院提交了帕斯卡未發表的全部信件，那是作偽大師馮雷·盧卡斯賣給這個老主顧的。這位《外省》作者的信件，表明他先於牛頓創立了萬有引力定律。這使一位英國學者大為吃驚，他問道，帕斯卡怎麼可能引用他死後多年才測量出的天文學數據呢？即使是牛頓在首次發表論文之前對此也是一無所知的。盧卡斯並不是唯一遇到這種麻煩的人，他又到工作檯前，費盡心機地再製造贗品為自己辯護。沒過多久，夏斯萊又搞到一些新的「原件」，這回執筆人成了伽利略，帕斯卡則成了收信人。他是如此解釋其中奧秘的：這位傑出的天文學家把觀察的結果提供給帕斯卡，後者又進行了運算，而雙方都沒有公布信件的內容。事實上，伽利略死的那年帕斯卡才18歲，這又如何解釋呢？在夏斯萊看來，這不過說明帕斯卡是位早熟的天才。 那些不肯罷休的反對者又注意到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在一封1641年的信中，伽利略抱怨說寫東西時眼睛十分疲勞，可誰不知道早在1637年年底他的眼睛就全瞎了呢？可愛的夏斯萊遲疑了片刻就答道：「對不起，我承認到目前為止大家都以為伽利略當時已雙目失明，可這是個極大的錯誤。我正想說，這裡有一份重要的信件足以駁倒那種錯誤說法。1641年12月2日在另一位義大利學者給帕斯卡的信中提到，伽利略多年來視力一直下降，這幾天已雙目失明了。」 當然，並非所有的騙子都像盧卡斯那樣富於想像力，也不是任何傻瓜都會像他那可憐的受騙者那樣輕易上當。但生活告訴我們，歷史也多次證實，弄虛作假就像一張網，每一個謊言都會帶出一連串的謊言，以便互相幫腔。這就是為什麼出名的偽造事例總是一個接一個地相繼發生。在偽造的坎特伯雷教廷特許狀和奧地利公爵領地特許狀上有許多君王的親筆簽字，從尤里斯·愷撒到腓特烈·巴巴羅薩，真是應有盡有。在有關德雷福斯事件的偽造文件上，所簽的名字簡直可以排出一張家系表。從上述幾個例子可以看出，弄虛作假的行為就像壞疽一樣蔓延，就本質而言，一次作偽必誘發另一次。 最後，還有一種更為陰毒的欺騙，恕我直言，這是一種虛虛實實的狡猾勾當。如對真正的特許狀加以篡改，以憑空想像的細節潤飾一些基本可信的史實。篡改往往出於私利，潤飾則是為了點綴。以錯誤的審美觀矯飾古代、中世紀的歷史著作，其惡劣後果已被多次揭露出來。這對新聞界也未必無足輕重。即使是不那麼矯揉造作的記者，在報道人物時也往往不惜脫離事實大加粉飾，綺麗浮誇的修辭傳統至今遺風猶存，在報刊編輯中，不乏亞里士多德、昆體良之類修辭大師的私淑弟子。 某些技術性的條件也助長了這類歪曲行為。1917年，間諜波洛被判死刑，一家日報登載消息說，4月6日執行了槍決。雖然原先預定於那一天行刑，實際上卻在11天以後才執行。記者在事先已寫好報道，以為會在6日執行槍決，不去核實就發表了。我不知這件逸事是否能說明問題。當然，如此令人難堪的錯誤是不多見的，但由此可見，因為發稿的時間十分重要，記者對一些可以預測的事件往往事先寫好報道以備急用。可以肯定，在進行實際觀察後，原稿的許多重要內容都會有所更改。另一方面，為了大肆渲染，就得補充許多細節，沒有人會去加以核實。至少，一般的讀者不會追究報道是否屬實。人們總是指望專業人員提供真實的情況，遺憾的是，新聞界尚未找到自己的馬比昂。推崇古老的版本，迷戀浮誇的文風，這些都是弄虛作假的原因，它們至今仍有不少市場呢。 假如說一些無意的錯誤也會造成失實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把作偽分成好多等級，從十足的欺騙直到無意的疏忽。蓄意捏造事實自然會引起大多數人出自內心的反感，而對那些能滿足人們一時利益的假象，大多數人卻非常樂於接受。 著名的「紐倫堡飛機事件」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雖然事件的有關情況至今尚未徹底澄清，但大體是這樣的：在宣戰的前幾天，一架法國的商業飛機曾飛越該市，它很容易被視為軍事飛機。於是開始謠傳炸彈扔在某地某地，民眾正為即將爆發的戰爭幽靈所困擾，產生這類謠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實上根本就沒扔炸彈，德國當局擁有制止謠言的一切手段，卻縱容這種謠傳，非但不去闢謠，反而利用謊言作為宣戰的藉口。不過，他們確實沒有捏造事實，甚至在一開始或許只是不自覺地行騙。荒唐的謊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為相信它就有利可圖。有各種各樣的欺騙，其中不乏自欺欺人者。「誠實」一詞含義甚廣，用這個詞時必須注意它的細微差別。 確實有不少人是誠心誠意受騙的。幾十年來，對人生的觀察研究已為一門即將形成的新學科——「作證心理學」——提供了方法，歷史學家利用這些可貴的研究成果的時機業已成熟。從下述事例可以看出，這些發現對我們的研究是十分有用的。 貝爾納是威廉·梯里葉的朋友和門生，有一天，他非常吃驚地發現，當年其身為教士時經常供職的教堂多角室居然有3扇窗，而他過去一直以為只有一扇窗，為此不禁暗暗高興，對塵世的事情如此漠然，不正說明他是上帝最虔誠的僕人嗎？貝爾納經常這樣心不在焉，據說，他曾在日內瓦湖畔旅行了一天，居然不知道身在何處。不過，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足以證明這種心不在焉的情況絕非僅有。克拉帕雷德教授的學生就曾在實驗課上證明自己無法十分精確地描述大學門廳的模樣，就像貝爾納不知道教堂有幾扇窗一樣。事實上，大多數人對周圍事物的認識就像一架蹩腳的照相機。嚴格地說，作證就是回憶，印象失真，記憶必錯。一位年老的法官早就斥責過那「隨意」而「圓滑」的記憶。 失真的東西對某些人確實具有反常的魅力，把這種變態心理稱為「拉馬丁病」不算太不客氣吧？我們都知道這種病的患者通常也不是不願講真話，而其證詞總有點可疑。經驗告訴我們，證人的陳述並非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事情都是同樣可信的。嚴格地說，沒有絕對可信的證詞，只有在某種程度上可信的證據。在如下兩種情況下，即使是最精明的人也會產生錯覺。第一種取決於觀察者自身的條件，如身體很累，情緒不好，等等。第二種取決於他的注意力是否集中。通常，只有在注意力特別集中的時候，我們才能看清或真正了解某些事物。假設一位外科醫生在查訪病人，他仔細檢查了病人，寫出病情記錄，而對病房裡的擺設只是隨意地看了一眼。我自然相信他的病情報告，而不相信他對病房的描述。與通常的看法相反，人們往往對最熟悉的事物反而最難作出準確的描述，因為，熟悉難免使人掉以輕心。貝爾納對教堂的印象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例子。 許多歷史事件只是發展到高潮時才為人注意，無論目擊者是在事先還是在事後為驚人的事件所吸引，他們都不可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當今歷史學家最感興趣的那些情況上。有些事例是眾所周知的。1848年2月28日，外交部門前的槍聲觸發了一場暴亂，結果導致一場革命。槍聲是從哪裡來的呢？究竟是軍隊開的槍，還是從人群中射出的呢？這已無從考知。編年史家將軍隊的服裝、部署、儀仗和戰績描述得頭頭是道，我們能把它完全當真嗎？沒有人能準確無誤地記住周圍發生的一切細節，而古代的歷史學家卻天真地企圖做到這一點。明白了這些，不管我們的思想有多麼僵化，對於浪漫主義歷史學家所玩弄小把戲的真實性，還能抱有多少幻想呢？這些史著所描繪的無非是作者同時代的人想當然的戰鬥背景罷了，它具有極大的信息量，卻不是那些愛好繪聲繪色描寫歷史的人原本所希望傳遞的信息。 上述議論似乎有點悲觀，卻能使我們理解其中包含的有關歷史研究性質的一些論斷。當然，這並不影響歷史的基本結構。培爾的話永遠是正確的，他說：「沒有人會對愷撒擊敗龐培這一事實提出有力的異議。無論你從什麼角度對此加以責難，愷撒和龐培的存在都是一個牢不可破的事實，他們並不僅僅存在於撰寫其生平的作家腦子裡。」假如，除去這類無需解釋的事實，歷史就沒有任何確定性，那麼，歷史著作將淪為斷爛朝報，而毫無思想價值可言。好在事情並非如此。「作證心理學」通常詰難一些最直接的原因。可以把一次大事件比為一次大爆炸，到底是在什麼條件下，才觸發必然引起爆炸的最後一個分子的震動呢？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知，這真令人遺憾。而化學家的處境又怎麼樣呢？他們也未必比我們好多少，不過炸藥的成分是完全可以分析的。儘管有些歷史學家根據一些反常的現象斷定1848年革命是典型的偶發事件，然而，顯然是各種能動的因素促成了這場運動，它有一個很長的醞釀過程，事實上托克維爾就曾預言革命即將爆發。至於卡普興大街的槍擊事件，不正是最後一閃的火花嗎？ 而且，我們知道，目擊者往往不能察覺事件的直接因素，後人就更無從了解了。這些因素包括特殊的、難以預見的歷史「偶然性」。如果說最精密的工具也無法辨別那些微不足道的證據，我們或許會因此感到自慰。即使能更好地了解那些證據，人所設想的它們與歷史演變因果長鏈之間的聯繫也難免有些謬誤，歷史科學永遠不會徹底消除這些謬誤，也無權自稱能消除這些謬誤。社會思潮的波動、技術的更新、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是決定人類命運的潛在因素，考察這些因素時，不會犯觀察突發事件所難免的錯誤。歷史上最深沉的東西往往就是最確鑿無疑的，這真是幸運的巧合，伏爾泰已多少領悟到這一點。 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個人，其觀察能力也各不相同，某些時代在這方面就不如其他時代。例如，今天大多數人理解能力再差，也不會犯中世紀編年史家的那些通病。數學在當代文明和人們觀念中作用極大。只要錯誤的證詞是出於感覺的失誤或注意力的不集中，歷史學家就會束手無策，只得把問題交給心理學家解釋。但是，除了一般的心理疏忽之外，許多錯誤是由特定的社會環境引起的，這類錯誤時常以紀實的面貌出現。 1917年9月，我所在的步兵團占據了通往北方小鎮伯來興的戰壕。在戰鬥中，我軍抓獲了一名俘虜，他是後備役軍人，原是威悉沙不萊梅的批發商。不一會兒，從隊伍後面傳來可笑的流言：「有德國間諜。」那些消息靈通的戰友這麼說：「不得了！我們發現在法國中心居然有一個德軍前哨站。真令人震驚！一個德國商人就潛伏在太太平平的伯來興。」要謹防把事情看得太簡單，謠傳未必完全是因為聽錯了，不僅是聽錯了，而且是由於誤解。對不熟悉的名字人們往往不會很注意，由於錯覺常用一個熟悉的名字取而代之。而且，還有一些不自覺的先入之見在起作用，許多傳聞早已給人們造成德國人狡猾的印象，而德國人也確實很狡猾，這類傳聞正好迎合了公眾的獵奇心理，用伯來興取代不萊梅當然正是這種心理在作祟。 許多史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歪曲的。錯誤的因素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而且只有迎合公眾的偏見，錯誤的說法才得以傳播，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它也就成了一面反映集體意識的鏡子。在比利時，不少房子前面有許多泥瓦匠搭過腳手架的小孔，若不是長期以來被游擊隊搞得惶恐不安，德國兵在1914年也絕對不會把這些泥瓦匠的傑作認作狙擊手的槍眼。今天的雲彩和中世紀的雲彩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卻不會從中看到魔劍和神奇的十字。阿布羅斯·伯雷大主教看到的彗星尾巴與現在偶爾掠過我們頭頂的彗星並沒有什麼差別，可他卻自以為看到一套奇怪的盔甲。這說明思想受到世俗成見的束縛，視線就會模糊，證詞也會失真，他所說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那個時代想當然的東西。 一個目擊者的誤解會變成許多人的誤解，一次不正確的看法會變成謠言，而社會條件的確促成了錯誤和謠言的流傳。當然，並非在所有社會都是這樣。在我們的時代，人們的生活特別動盪不安，對這方面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經驗。眼下發生的事情離我們太近，使人難以作出精確的分析，而1914年至1918年的戰爭可以提供更廣闊的視野。 人們都知道，在那四年里，謠言盛行，作用極大，尤其在前線的軍隊中更是如此。在戰壕這種特殊的環境裡所形成的謠言就很值得研究。 宣傳機器和新聞檢查制度的作用當然很大，但有時其效果也會與設計者的願望背道而馳。有一位目擊者曾直截了當地說：「戰壕里的士兵普遍認為，除了印刷品上寫的，什麼事情都可能是真的。」人們根本不相信報紙，也不相信任何印成鉛字的東西，因為，報紙並不按時送來，而且他們認為報道已被檢察官大肆刪改。口耳相傳曾是神話傳說之母，這一傳統居然神奇地復活了。政府居然使前線的戰士倒退到古老的心理狀態，以如此陳舊的手段獲取消息，而視書報雜誌為廢物。這種做法簡直可以超過任何膽大妄為實驗者的幻想，使幾百年來的進步化為烏有。 謠言一般不會首先來自前線。在前線，小股部隊往往互相隔離，沒有命令，戰士絕不敢隨意行動，如擅自行動，他就得冒生命危險。聯絡官、炮火觀測員、電話架線員可以經常走動，他們雖然引人注目，但也很少和普通士兵往來。不過，有一種常規的消息來源是極為重要的。由於軍隊需要給養，戰地廚房就成了地下坑道、前哨站這個小天地里的「集市」，從各個戰區前來送給養的勤務兵每天在此碰一兩次頭，他們互相交談，也與炊事員聊天。炊事員的消息極為靈通，因為他們與各方面的人接觸，還可以與每天來自後勤部的司機搭話，而後勤部就設在司令部的旁邊。這樣，圍繞著火堆或戰地廚房的火爐，來自不同部隊的人們就可以有短暫的交流。然後，這些勤務兵各自沿著戰壕將聽來的消息連同身上的軍用水壺一起帶到前沿陣地，不管這類消息是真是假，大多與事實有所出入，到前沿陣地，人們又對這類消息添油加醋，大肆渲染。戰術地圖上有縱橫交錯的前沿陣地標誌線，我們不妨在它後面加一條虛線，表示這裡是謠言區。 歷史上有不少社會團體有過上述的類似情況，所不同的是前者發生在非常時期，後者則存在於正常的生活結構中。也就是口述幾乎成為唯一有效的交流手段，完全通過特殊的中介人在互不往來的各種人之間傳播消息，或在某一交界處進行聯繫，而小販、賣藝人、朝聖者和乞丐取代了往來於戰壕的勤務兵。一般聚集點是集市，有時也在宗教節日碰頭，如在中世紀鼎盛時期就是如此。教會記事往往是根據從過路人那裡聽來的消息編制而成的，它就像運送給養的勤務兵的筆記本（他們如果願意，本來是可以攜帶筆記本的），這些社會集團就是出色地傳播流言的文化媒介。由於常和各種人打交道，也就容易對各種不同的說法加以比較，從而引起辨別真偽的想法。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也該相信這些敘述者，他們畢竟通過一條艱難的渠道不時為我們帶來遙遠的傳聞。 3.考據方法的邏輯 考證涉及心理狀況，它是一門微妙的藝術，絕沒有訣竅可言，而它又是一門理性的藝術，有條不紊地運用某些基本的思維程序。總之，如果要加以定義的話，那它本身就是一種辯證的東西。 假設，業已消亡的文明社會僅僅留下一件實物，而又不許用地質沉澱法這類非人為因素來探測其來龍去脈（因為，在這類研究中，非生命的性質能起一定作用）。這樣，我們就根本無法測定這唯一的遺物的年代，甚至無法斷定它的真實性。事實上，除非把它放在年代體系或同時代的統一體中加以考察，我們就無法證實它的年代或解釋任何文獻。馬比昂將墨洛溫王朝時期的特許狀加以互相比較，並與其他不同性質、不同時代的特許狀加以對比，從而創立了古文書學。正是通過校勘《福音書》，導致《聖經》注釋學的誕生。比較是考證的基礎。 比較的結果並不自行說明問題。它必然會揭示異同，然而，即使在不同的情況下一種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一致，也會導致完全對立的結論。 首先，要考慮一下敘述的基本成分。馬爾博的《回憶錄》曾激勵過許多年輕人，他以詳盡的筆觸記述自己的戰功，把自己描繪成一個英雄。他在書中寫道：1809年5月7日之夜，當時正值漲潮，他穿過湍急的多瑙河，去對岸解救幾個被奧地利人抓走的戰俘。怎樣來考證這件事呢？我們必須收集一些其他有關證據，掌握軍事命令、行軍記錄和敵軍的戰報。結果，證明那天晚上奧地利軍隊並不是如馬爾博所說的那樣駐紮在河對岸，而是留在河的這邊。此外，根據拿破崙本人的通信記錄，我們發現，到5月8日多瑙河還沒有漲潮。最後，我們發現了馬爾博在1809年6月30日親筆寫的要求提升的請願書，在他為自己擺功時，隻字不提一個月前的那次戰績。一邊是馬爾博的《回憶錄》，另一邊是一批內容與前者相矛盾的資料，我們必須分辨真偽，斷定一種最可信的事實。是參謀部的成員和皇帝本人都搞錯了嗎？（天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故意歪曲事實）是求官心切的馬爾博在1809年一反常態故作謙虛了嗎，還是那位一向因自我吹噓而臭名昭著的老軍人，又成功地撒了一個彌天大謊呢？人們會斷然指出，《回憶錄》在吹牛。 否定了一種說法，就解決了證詞的矛盾，兩者必有一假。這符合最一般的邏輯基本原理，矛盾律斷然否認一個事件可以同時既存在又可以不存在。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好好先生善於折中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這類學者就像小傢伙做算術：老師問，2的平方是多少？一個同學向他咬耳朵說：「4」；另一個輕聲說：「8」；小傢伙想了想說：「2的平方是6。」 接下來，我們就得對證據有所肯定、有所否定了。證據的取捨取決於心理分析，何為真假錯誤的理由都得經過鑑定。在這種特定的情況下，鑑定幾乎具有絕對證據的性質，在其他情況下，它肯定會顯示不確定的係數。從各種無限的可能性推導到不可信是個漸進的過程，經過複雜的有罪推定，從而得出結論。 還有另外一種類型的例子。 有一份內容寫在紙上的特許狀，據說是12世紀的遺物，可是，至今所發現的那個時代的特許狀都是寫在羊皮上的；上面的字體也與我們見過的12世紀文獻上的字體截然不同；遣詞造句冗長煩瑣，也完全不像當時的文風。再如，有一件石器時代的工具，從其鋒刃的加工技術可以看出，這是前不久才發明的工藝。由此，我們得出結論，特許狀和工具都是偽造的。如前述的例子一樣，矛盾是確鑿無疑的，而理由卻完全不同。我們這回的論據是：在同一社會的一代人中流行著同樣的習俗和技術，它們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至任何人都難以自覺地背離共同的習慣。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路易七世時期的法國人，其筆跡都極像其同時代人，他們以相同的術語來表述，也運用同樣的材料。假設，在馬格德林時期，部落中的一個工匠用他發明的機械鋸來鋸箭鏃，那麼他的同胞也會這樣干。簡言之，我們是用社會學的原理來分析這個事例的。 然而，相似之處不可太過，否則，非但不能說明問題，反而更沒有說服力。 任何一個參加滑鐵盧之戰的人都知道拿破崙戰敗了，誰要是持異議，否認拿破崙的敗績，他就是在說謊。而且，如果把自己限定於這個直截了當的判斷之中，那麼，關於拿破崙滑鐵盧之戰就不會有其他不同的表述方法。但是，如果兩個人以完全相同的語言（或僅有個別措辭的不同）、同樣的細節來描述滑鐵盧之戰，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斷定：其中必有一人抄襲了另一人，或者兩人都抄自同一範本。理智告訴我們，事實上，站在戰場的不同點，注意力又不完全相等的兩個觀察者，不可能記下同樣的戰鬥細節；而且，兩個互不往來的作家，又怎麼會在成千上萬的法語詞彙中選擇同樣的詞語，以相同的行文次序來記述同一事件呢？如果這兩位作家都宣稱所寫的全部直接源於現實，那麼，其中必有一人在說謊。 假設在兩座古代的紀念碑上雕刻著兩次戰爭的場景，那是兩場不同的戰鬥，而石碑上所刻的細節卻極為相似。考古學家就會說，除非兩個藝術家都喜歡重現傳統的構圖，否則，其中必有一人在抄襲另一人。假如這不過是中間略有間隔的兩次戰鬥，或者交戰雙方都是同樣的人，如埃及人對西臺人、亞述人對埃蘭人，那也不說明什麼問題。人的姿態千變萬化，在時間不同的兩次戰鬥中，人們又怎麼會採取同樣的姿態呢？嚴格地說，作為軍事文獻的史料，兩者中必有一個是偽造的。 類似的東西可能半真也可能半假，考證就在真與假兩個極端中做文章。因為巧合是有限的，從總體來看，社會統一體的聯繫也是相當微弱的。換言之，我們以為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的統一性極其牢固，不可能有什麼嚴重的偏離行為。但是，想想我們自己的處境就會明白，這種統一性僅僅局限於相當一般的特徵，深入研究下去就會發現，在這方面各種組合的可能性幾乎是無限的。難以想像會自然產生完全相同的記載。可見，必有一種自發的模仿行為。總而言之，考證就是把同與異、一與多的自覺抽象作為依據。 假如我們懷疑某抄本的真實性，就必須考慮從何處著手進行考訂，就應該看一看兩份文獻是否均出自同一來源。如果設想其中必有一份原件，那麼是哪一份呢？有時可根據外在的標準來求得答案，如相對年代（假設相對年代可以確證）。如果不行，就只有從原物或文獻內在的特性著手，這就又得藉助心理分析了。 當然，這樣做也不必遵循任何機械的原則。例如，篡改者往往把一些想像的東西加入原文，那麼，行文最謹慎、想像成分最少的文獻往往就是原件。但是，是否有必要把這作為一條定律確定下來呢？有時候，情況的確如此，如在碑文中亞述王征服的敵軍數字總是大幅度地增長。有時，這條定律就行不通了。聖喬治的《激情》一書，原版充滿了荒誕不經的內容，後世的傳記作家在續寫時就刪去了那些離奇怪誕的部分。模仿的手法各式各樣，往往因人而異，並根據時代風尚的不同而變化，如同對待其他思想傾向一樣，我們不能把自己想當然的看法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 萬幸的是，剽竊者往往因自己的無知而露出馬腳。他們並不真正理解原件的內容，其誤釋也就顯示出自己的弄虛作假，他們往往要掩飾剽竊行為，結果，那些拙劣的伎倆反而使作偽者昭然若揭。我認識的一個中學生曾在書面考試時作弊，他眼睛盯著同桌的考卷，費力地改換句子的順序，頗有心計地把主語變成賓語，把主動語態變為被動語態。當然，他只是成功地給教授提供了一份歷史考證的典型案例。 要揭穿作偽的模仿行為，就必須從兩種或多種摹本中找出唯一的原型。與馬爾博同時代的塞尼爾伯爵和佩爾將軍也曾講述過那次渡過多瑙河的戰鬥，內容與馬爾博本人的敘述大同小異。而塞尼爾在後，佩爾在前，塞尼爾讀過佩爾寫的東西，那麼，他不過是在抄襲罷了。佩爾的著作確實寫在馬爾博的《回憶錄》之前，但他是馬爾博的朋友，肯定經常聽到馬爾博吹噓其戰績，這個勤快的牛皮大王在對朋友說謊時，就蓄意矇騙後人。由於馬爾博的兩個旁證都不過是在重複他自己的話，可見，馬爾博就成了唯一的始作俑者。李維的《羅馬史》取自波里比阿的著作，連同他編造的細節也一齊抄了過去，因此，波里比阿才是唯一的原作者。愛因哈德自稱是在描寫查理大帝，其實是在抄襲蘇托尼厄斯傳記中奧古斯都的形象。這樣，就追到了根源。 有時，主謀並不願意暴露自己的身份，隱蔽於自願作證者的背後。H.C.利在研究法律審判案時注意到，如果兩個被告在不同的屋子裡由同一位提審員審問，他們就會不約而同地坦白出同樣的罪行和同樣褻瀆神明的言論。如果被告在同一間屋子由不同的法官來審問，其口供就不會那麼一致。可見，正是法官主導了被告的證詞。我想，在法院案卷中不乏類似事例。 在考據學的領域裡，最近出現了一種新的方法——「計量考證法」，它從獨特的角度揭示有限的類似性。 假設，有一個商業繁榮、聯繫密切的社會，我要研究其中特定兩天之間的物價，接著又有第二個人、第三個人也來研究這段時間的物價，3個人所用的資料都是不同的。我們各自在一個共同的基點上草擬年度平均物價，制定圖表，列出物價指數，結果，3幅圖表的曲線幾乎是相似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3幅圖表都比較正確地反映了物價趨勢。為什麼呢？ 因為，在同樣的經濟條件下，大範圍內的物價必然按照一定的節奏而波動，但這還不是唯一的理由。假如3條曲線差別極大，我們肯定要懷疑它們的正確性。但是，不能因為在所有可能的圖表中僅有3幅圖表相吻合，就斷定它們是正確的。如果它們的數據都有類似的錯誤，那也會得出同樣的讀數，這讀數也自然是錯誤的。這樣，所有的推理就取決於對錯誤結構的分析。3幅價格表都不可能在細節上毫無差錯。統計資料難免有錯，即使我們能排除研究者個人的錯誤（在研究那些令人目眩的古代度量制時，我們誰沒犯過一些可怕的錯誤呢？）。無論研究時如何小心謹慎、聚精會神，資料本身總會有這樣那樣的錯誤。某些標價是不準確的，如可能標錯了價格或漫天要價，還有一些例外的情況，如賣給熟人的價格或欺騙傻瓜的價格，所有這些因素都很可能搞亂平均數。市場平均價格表往往不是仔細制定出來的，然而，在大量不同的價格中，計錯的價格有高有低，錯誤也就互相抵消了。如果應用不同的資料得出一樣的結果，那主要是因為資料的錯誤也是一樣的，如疏略、細節誤差，這類錯誤對我們來說是難以預料的。證據所難以簡約的多樣性使我們得出如下結論：最終的一致必來源於基本一致的事實。 不應該草率地運用檢驗證據的方法，任何合理的原則，任何指導鑑定的經驗，若加以濫用，必然達到極限而走向反面。如同所有自成體系的邏輯一樣，歷史的考證也有矛盾之處，或者說也有其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們已經知道，要確認一份史料的真實性，就要證明它與其他有關史料存在著某些一致之處。然而把這個規則刻板地加以理解應用，又能發現什麼呢？所謂發現也就是指發現令人吃驚的、與眾不同的東西。一門學科若局限於千篇一律地陳述可以預知的東西，那麼，這門學科既無益處可言，也毫無吸引力。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任何用法語（而不是通常的拉丁語）起草的1204年以前的特許狀。假如明天有一位學者拋出一份1180年用法語書寫的特許狀，我們該斷定它是偽造的，還是承認自己不具備足夠的知識呢？ 一份新發現的史料與其他有關事物之間存在表面的矛盾，這可能是因為我們暫時還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當然，有些史料本身就存在真正的矛盾，社會統一的凝聚力尚不足以使某些個人或小團體完全與它一致。帕斯卡的文風與阿爾諾不同，塞尚的畫風與布格羅不同，難道可以因此而否認帕斯卡的著作《外省》和塞尚的名畫《聖維克多山》的創作年代嗎？難道我們能因為在同時代地層中只發現過石器，就推論那些古老的銅器全是贗品嗎？ 得出錯誤結論的並不全是想像中的事物，從伏爾泰曾經極感興趣的古埃及動物崇拜，到古羅馬第三紀的遺物，都可以舉出一系列的事實說明這一點，許多貨真價實的古代文物，一開始曾因為與學術界公認的規範相悖而遭到否定。然而，經過進一步的考察，就會發現方法上的自相矛盾也不過是表面上的。類比推理的原則並沒有失效，關鍵在於，當確定相似點時，我們應當以更精確的分析來區別可能出現差異的各種程度。 個人的創造力總是有限的，帕斯卡的文風很獨特，但所用的語法和詞彙仍屬於他那個時代。前面假設的1180年特許狀使用不同尋常的語種，但是，與其他同時代已知的特許狀相比，也未必會有什麼不同。如果該特許狀所用的法語和同時代其他文獻上的法語大體相同，如果它所提到的制度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沒有出入，那麼，也可以斷定它不是偽造的。 正確地說，進行考證和比較，僅僅校訂同一時期的史料還是不夠的，人類事務就好比一條跨越時代的長鏈。倘若有一天，新的盧卡斯將一疊手稿攤在科學院的辦公桌上，並聲稱帕斯卡先於愛因斯坦創立了相對論，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出，手稿是偽造的。這並不是因為帕斯卡不能創立他同時代人所不能建立的理論，而是因為相對論必須以長期的數學研究為基礎。無論他多麼偉大，任何個人的天才都離不開前幾代人的研究成果。相反，某些學者一看到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期的繪畫，就對它的真實性和實際年代提出質疑，其理由是：這種藝術不可能在鼎盛一時後突然湮沒無聞。這些懷疑論者的推理錯了，要知道，鏈條可能斷裂，文明也可能消亡。 德萊哈耶神父曾寫道：教會有一個節日，紀念兩位在同一天死於義大利的忠實信徒，他們都是在讀了《使徒行傳》後受到感化而皈依天主教的，兩人各自創立了奉獻同一個主的宗教組織，兩個組織最終為同名的教皇取締。任何人讀到這些內容都容易斷言：肯定是把一人誤為兩人，又以不同的名字載入了殉教者的名冊。然而，事實上確有這兩個人，都受到《使徒行傳》的影響而皈依天主教，他們就是聖約翰·哥隆比尼和依納爵·羅耀拉，前者創立了天主會，後者創立了耶穌會，前者在1367年7月31日死於義大利的錫耶納附近，後者在1556年7月31日死於羅馬。天主會被教皇克雷芒九世取締，耶穌會被教皇克雷芒十四世下令解散。這個例子十分有趣，但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假設未來的一場浩劫銷毀了所有的東西，只有一些關於以往幾百年哲學著作的綱要倖存下來，於是，可以看到兩個思想家，名字都叫培根，都是英國人，其學說都注重經驗的知識，未來的學者肯定會對此產生疑惑。佩斯曾把許多古羅馬的歷史傳說視為純粹的傳奇而否認其價值，理由無非是同樣的人名、相似的情節曾反覆出現。考據學把那些同時重複出現的事件敘述和詞語視為抄襲，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能完全排斥歷史上的確有「巧合」這一反常現象。 當然，也不能因此而簡單地承認巧合具有普遍的可能性，否則，史料的考證就會永遠在肯定與否定之間動搖不定了。質疑作為一種認識的工具，應該能在每個特定的事例中比較精確地衡量出或然性的程度。那麼，正如其他許多思維的原理一樣，歷史研究的曲徑就與機率論的大道交叉在一起了。 估計一個事件的或然性，也就是揣摩它可能發生的機會。那麼，希望說出歷史事件的可能性是否合理呢？從絕對的意義上看，這顯然是不合理的。過去的事件已成事實。不存在任何可能的餘地。骰子擲下之前，存在著1點到6點的可能性，而擲出之後，就無所謂可能性的問題了。以後我們回憶起那一天，可能吃不准當時的點數是3還是5，但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在於記憶或證詞，而不在於事情本身。 然而，經過正確的分析，在歷史研究中應用機率觀念也不會有什麼矛盾。當歷史學家自問某一歷史事件的可能性之時，事實上，已在大膽馳騁思想了，他將自己置身於事件發生的前夕，忖度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這裡的可能性仍是指未來。由於我們通過想像把現在的界線倒退到過去，那麼，這裡所謂將來是以支離破碎的記載構成的過去之將來。對我們來說，實際上仍是過去。如果說事件是無可置疑的，那麼，猜測它是否曾發生無非是玄學的遊戲。拿破崙出生的可能性如何？阿道夫·希特勒在1914年當兵時能否逃避法軍的子彈？這類猜測企圖以簡單的修辭手段闡釋人類歷史進程中無法預測的偶然性作用，明白了這一點，去搞搞玄學的遊戲也無傷大雅。但這與歷史的考證毫無關係。某些史實有可疑的地方，才需要進行考證。例如，某個作家在重述別人著作的情節和語言，我們就會懷疑，他是否在抄襲呢？《猶太賢士議定書》與第二帝國一位佚名律師著的小冊子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難道我們會相信，只憑所謂天衣無縫的巧合就足以說明一切嗎？我們可以根據編寫這些東西之前的各種可能性來肯定或否定這種巧合。 偶然性的計算是以虛構為基礎的。開始時，對任何可能的事例前提都是不偏不倚，任何有傾向性的因素都將被視為異己。在理論上，骰子的六面應絕對均衡，在任何一面灌了鉛，賭徒的機會就不均等了。但在歷史考證方面，幾乎所有的骰子都灌了鉛，人的因素微妙無比，它們不斷滲入「骰子」，使它朝有利於自己的一面傾斜。嚴格地講，這時光靠一門歷史學是不行的，還要藉助語言學，或者說藉助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它研究語言之間的關係。在嚴格意義上，這門學科與考據學完全不同，但它與考據學一樣旨在提示事物之間的聯繫。它推理的條件十分接近於機率理論的先決條件均等律。要研究語言現象中的各種特徵，非這門學科莫屬。許多語言之間可能的聯繫和不同語言中偶然重複的可能性，實質上會變得毫無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極少數象聲詞外，這些聯繫所具有的意義也完全是任意的。沒有任何前定的觀念指定tu這個音在法語和拉丁語中指第二人稱。如果我們在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羅馬尼亞語中都發現這一現象，而且在這些語言中還存在其他類似的不合理現象，那麼，唯一合適的解釋就是，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和羅馬尼亞語有一個共同的起源。因為各種可能性並沒有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所以對可能性的計量統計實際上起了決定的作用。 但是，這種簡化還遠未達到標準。 有一些中世紀君主的特許狀以同樣的詞彙、同樣的結構記錄不同的事情。那些迷信「文風考證」的人就會斷言，這些特許狀出自同一位公證人之手。如果僅考慮一種可能性，這一論斷就可以成立。但事實並非如此，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專業團體均有其書寫慣例。因此，僅僅指出其相似之處還不夠，必須進一步從平常的事物中找出不尋常的地方。唯有依據獨特的表達方式才能確認作者是誰，當然，獨特的表達方式是會不斷重複的。錯誤在於對所有的語言因素均一視同仁，而事實上，社會偏見造成了各種可能性，它對語言因素的影響就像灌了鉛的骰子，已經破壞了公平的機遇。 19世紀初以來，有一派學者專門研究文獻的流傳，其原則十分簡單。例如，這裡有B、C、D 3種同樣的手稿，我們查明，3種手稿行文相同，而且錯誤也相同（這種由拉赫曼首創的校勘辨誤法是最古老的方法）；或許，我們經常發現這3種抄本不管是對是錯都內容相同，但與其他大多數抄本內容相異（唐·康坦推薦的異文列舉法）；無論在哪種情況下，我們都應斷定，三者之間是有聯繫的。根據各種情況就可以知道，它們如不是互相抄襲（誰先抄誰也要搞清楚）便是分別抄自一個共同的範本。總之，這樣連續的巧合絕不是偶然的。然而，最近進行的兩大考察卻迫使文獻考證學拋棄其推論中的機械武斷。 抄寫者有時會訂正原件上的錯誤。當然，他們在抄寫時並不會互相商討，但共同的思維習慣卻往往能使他們得出相似的結論。泰倫提烏斯曾用過一個生僻詞raptio，兩個抄寫者不懂raptio的含義，就用ratio一詞取而代之。他們這樣做難道還要互相商討或模仿對方嗎？可見，對於手稿的「譜系」，這一典型的錯誤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東西。而且，抄寫者為什麼非得用一個範本呢？如果有多種版本供他比較，就完全可以在各種異文中任意選擇。當然，在中世紀，圖書館極少，這種情況也不多見，而古代這種現象較多。按照慣例，在校釋本的扉頁總是畫著美麗的耶弗他之樹，那些各種傳統雜交而成的果子，該放在這些樹的哪根枝丫上呢？個人的意願和集體的壓力一樣，總要在取巧的賭博中作弊。 在18世紀的哲學中，沃爾內已看到這一點，歷史考證的大多數問題都是或然性的問題。最精密的計算對此也無能為力。不僅資料本身相當複雜，更因為它們在本質上就無法用數學來闡釋。例如，為什麼一個社會特別偏愛某個措辭或某種習俗，對此我們又怎能加以計算呢？弗馬、拉普拉斯和埃米爾·波萊爾的學說並不能使我們完全擺脫困境，但它至少涉及邏輯無法接近的極端，能幫助我們從高處著眼，從而使分析推理更加完善。 學術界以外的人不會理解，學者通常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是出於對巧合的無知。在薩利克法和克洛維法令中有一個相似的措辭，因此，一位有名的德國學者聲稱，薩利克法源於克洛維法。我們且不去管其中用了哪些陳詞濫調，只要稍懂一點數理知識，就能避免這種錯誤。當可能性處於隨機狀態時，單一或少量巧合的或然性使機遇極低。異乎尋常的東西雖然令人吃驚，卻未必有多大價值。 兩個毫不相關的人死在同日同月不同年，計算一下這種巧合的機率也是很有趣的。它的機率等於1/365，讓我們假定（且不管這種假定有多麼荒唐），約翰·哥隆比尼和依納爵·羅耀拉的組織命中注定要被教皇取締，查閱了教皇名錄，可算出由同名教皇下令取締的機率為11至13。死於同月同日和兩位同名教皇下令取締的因素加在一起，其發生的機率為千分之一至萬分之一。無疑，沒有一個賭徒會對這樣的機遇感到滿意。但是，自然科學能考察一些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從世俗的標準來看，甚至10/15的機率也是把握不大的。顯然，有理由說，我們完全離譜了，因為兩位聖徒的事跡已被證明是確有其事。多種巧合的累積使或然性變得無足輕重，因為，根據著名的定理，簡單事實的或然性必須相乘，以求得或然性之和，或然性是分數，其乘積肯定小於分母。在語言學方面，也有一個有名的例子。「bad（壞）」一詞在英語和波斯語中含義都完全相同，雖然在詞源上這兩種語言沒有絲毫聯繫。誰企圖自稱發現了這種完全不相干的巧合之間的聯繫，他就嚴重違反了考證相同現象時的一條基本定律——「只有根據大量的相同事例才能得出結論」。 繁多的一致或不一致因素是由大量的特殊情況構成的，如考慮所有的因素，偶然性就會相互抵消。另一方面，若孤立地考慮每一個因素，就不能消除這些變量的影響，即使骰子被灌了鉛，孤立地一擲要比整個賭博的結局更難預測。結果，一旦開始賭博，就會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這就是為什麼考證越深入細節，或然性就越顯得模糊不清的原因。孤立地看，在現代版的悲劇《奧瑞斯忒亞》中幾乎沒有一句台詞出自埃斯庫羅斯之手，然而就整個劇情而言，我們絕不會誤認為它不是出自埃斯庫羅斯之手。整體比部分更有確定性。 然而，究竟到何種程度，我們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出「確定性」這個漂亮的詞呢？很久以前，馬比昂就承認，考證特許狀的真偽，不可能獲得「抽象的」確定性，他是完全正確的。僅僅是為了簡明起見，我們有時就說證據而不說或然性。但我們現在比馬比昂時代更清楚，那條慣例對我們同樣適合。《君士坦丁的贈與》並非絕對不可能是真品；或者，如某些學者的奇談怪論所云，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也可能是偽造的。從同等的意義來說，猴子也並非絕對「不可能」在打字機上碰巧打出《君士坦丁的贈與》或《日耳曼尼亞志》來。庫爾諾曾言：「所謂不可能的事情，無非是指該事發生的機率極低。」如同其他研究事實的科學一樣，歷史考證也只有通過測定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才能發現確定性，所不同的只是它研究的問題更細緻而已。 系統的考據法旨在求證人類事務，它的誕生標誌著巨大的進步。對此，人們有沒有足夠的認識呢？這裡所謂「進步」，不僅指對歷史的認識，而且指整體的知識。 不久以前，人們公認歷史記載中至少有3/4是事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證明目擊者或著述者在作偽。也是在不久以前，呂西安·費弗爾成功地證明，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與近年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相差無幾，所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傑作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我們不能因此而認為，冒牌的學者大可妖言惑眾，芸芸眾生又容易上當，我們脆弱的文明便面臨墮入無知和愚蠢之深淵的危險。即便是最堅定的思想，不曾而且也無法擺脫時代的偏見。不是有人說什麼下過血雨嗎？哎呦，下血雨呢。如果蒙田在他心愛的古代書籍中讀到無頭國和力大無窮的小魚之類怪誕的說法，就會毫不猶豫地在他嚴肅的論述中加以記載，其才智本來足以使這種謊言不攻自破，但他擅長駁斥流行的觀念，而不善於質疑所謂經過證明的事實。正如拉伯雷神話中那位赫塞老人，他統治著人類世界和自然界，或許他對自然界的控制更甚於對人類世界。由於直接的經驗，最先受到懷疑的往往是人類事件，而不是流星或生命有機體的無規律性。如果你的世界觀與神跡相悖，如果你的宗教觀與別種宗教宣揚的神跡相矛盾，你就會迫使自己在這些怪誕現象中努力找出某些顯而易見的原因。無論是魔鬼的行為還是神教的力量，這些「因素」所屬的那套觀念與現代科學思想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但沒人敢大膽否定這些東西。帕多瓦學派的傑出代表蓬波納齊極力反對基督教的超自然主義。據說，國王手上塗了聖瓶里的油，一碰病人，病就能治好，而這僅僅因為他們是國王。對此，蓬波納齊根本就不信，然而，他並不懷疑治癒這件事本身，而是從遺傳生理特徵來解釋該現象，這樣一來，神聖而輝煌的特權變成了能治病的王室唾沫。 以往幾百年來，人們曾對自然界許多虛幻的奇蹟堅信不疑，今天，我們已能澄清這些看法。這應歸功於一種日漸成熟的觀念，即永恆不變的規律在支配自然秩序。 然而，若非對人類自身做耐心的實驗並提出證明，就不可能徹底否定與之相悖的現象，這個觀念也不可能牢牢地站住腳。我們已能揭示並解釋證明的不完善之處，並有權提出質疑，因為我們比前輩更明白，應當在何時以及為什麼提出質疑。正是通過這種方法，科學成功地拋棄了許多壓在人們身上的荒謬問題的重負。 但是，在這裡，與在其他地方一樣，純粹的知識並不和行為相脫離。 理察·西蒙是考據學的開山祖之一，他不僅給我們下諸多有關注釋學方面的有益教誨，還以其敏銳的思想挽救了一批頭腦簡單的人，他們正被愚蠢的巫術所控告和迫害。這絕非偶然的巧合，因為兩者都需要思維的訓練，同樣的工具適用於兩者的需求。辦案總要根據別人的報告，法律訴訟對評估這些報告是否正確的興趣絕不亞於純學術的研究，它所運用的方法與學術考證也沒有多大差別。事實上，學術界先走了一步，在有效地運用質疑問難方法的方面，法律界慢吞吞地跟在波朗德派和本篤會後面亦步亦趨。只是在人們對混亂的歷史記載進行理性考證了很久之後，心理學家才開始想到以人為科學的對象而進行觀察和誘導。當今之世，弄虛作假、謊言惑眾之事盛行不衰，在學校的課程中，居然沒有考據學的一席之地，這實在可恥。在學術研究的領域，考據學已不再是一門無足輕重的輔助學科，它有著廣闊的前途，藉助於考據水平的精益求精，歷史學將自豪地為人類開闢一條追求真理和正義的嶄新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