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技藝 · 第二章　歷史的考察

1.歷史考察的一般特徵 首先，讓我們把自己嚴格地界定在研究過去的範圍內。 人們已反覆描述過歷史資料在有限的一般意義上所具有的最明顯特徵。有人肯定地說，歷史學家絕對不可能直接觀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實。沒有一個埃及學家看到過拉美西斯，沒有一個研究拿破崙戰爭的專家聽到過奧斯特里茨戰役的炮聲。我們只能通過目擊者的記錄來敘述以往的史實。因此，我們就處於一種困境，就如同警官要力圖重構犯罪現場一樣，又好像一位臥病在床的物理學家，只能通過實驗師的報告來了解實驗的結果。總之，與對現在的了解相反，對過去的了解必然是「間接」的。 這些話的確是有道理的，但仍有必要認真地加以修正。 假設某司令員剛打了一次勝仗，便馬上開始親自筆錄戰役的經過。而且這場戰鬥是他策劃並親自指揮的，戰場不大，廝殺自始至終幾乎都在他的視野之內（為了便於論述，我們假設這場戰鬥的空間極為有限）。然而，我們可以肯定，在戰役的幾個關鍵時刻，他不得不參考部下的報告。要記錄這件事，他就得再查閱一下剛才在戰鬥中看過的報告。讓我們想一想，作為一位在戰火中指揮部隊的司令員，究竟最需要什麼樣的情報呢？是他用望遠鏡看到的混亂戰況，還是由通訊員和副官送來的火線急件呢？何況司令員也不能觀察他自己。可見，即便是這般圓滿的假說，所謂直接的觀察也不過如此了吧？儘管「直接」的觀察對於研究現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事實上，只要觀察者稍微擴展一下他的視野，就可能造成錯覺。我們已知的絕大部分東西都是通過別人的眼睛來了解的。假如我是一位經濟學家，就會通過統計資料來掌握本月或本周的貿易狀況，而這些資料並不是我本人親手編制的。假如我是一個研究現狀的人，就會致力於試探公眾對當今重要問題的看法，我會提問和記錄，然後將人們的回答加以比較和統計。我所掌握的僅僅是他們結結巴巴表述出來的觀點，這些觀點為他們所相信，也是他們所願意透露出來的。這些觀點都是我的研究對象，我只能通過他們所願意提供的信息來了解公眾的情緒。相反，生理學家可以解剖豚鼠，親眼目睹病灶或畸變這類研究對象。事件、行為和語言組成了一個團體的命運，它猶如一塊巨大的掛毯，個人的認識能力是極其有限的，他只能看到大掛毯的小小一角，而且他只能直接知道自己的情緒，因此，無論在何時，人類所有的認識總是大部分得於他人。在這一點上，和歷史學家相比，現狀研究者的處境也好不了多少。 儘管如此，我還得說幾句：觀察過去，即便是面對遙遠的過去，難道肯定總是「間接」的嗎？ 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些古老的知識會給許多歷史理論家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這是因為他們主要依據事件乃至某一個歷史片斷來考察歷史，把精確地再現少數要人的活動、言論和態度視為頭等大事（這樣做有時對有時錯，此刻卻是無關緊要的），從而組成一個相對短暫的場面，就好像古典戲劇那樣，在這個舞台上，集合了在革命、大戰、外交會見之類非常時刻中起作用的各種勢力。據說，1792年9月2日，在貴族府邸的窗下，朗巴爾親王夫人的頭顱曾被挑在矛尖上示眾。此事是真是假？皮埃爾·卡隆曾就9月大屠殺寫過一部史料翔實的著作，但他對此事的真偽未發表意見。假設他當時能站在大教堂的塔樓上目睹恐怖的送喪行列，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還能保持學者不偏不倚的立場，並不輕信自己的記憶力，他就會小心地記下當時的所見所聞。無疑，在這種情況下，若將歷史學家的處境與可靠的現場觀察所得相比，歷史學家就會相形失色，就好比排在一支縱隊末尾的士兵。消息是從前往後傳的，站在末尾顯然不利於正確收集情報。前不久，我參加了一次晚間急行軍，從隊伍前頭傳來「注意，向左有炮彈坑」，而最後一個人聽到的卻是「向左」，他就向左走，結果掉進了炮彈坑。 然而，還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考古學家已修復了一些陶瓮，瓮里裝著小孩的遺骨。公元前幾千年，這些陶瓮就被牢牢地封存在敘利亞某個城堡的牆內，沒有理由認為這些遺骨是人們隨意扔在那裡的，所有的證據表明，我們面對的是古人獻祭的遺蹟，祭禮是在城堡奠基時舉行的，或起碼與此多少有些聯繫，對於這些典禮所反映的信仰，我們必須參照同時期的證據，如果沒有那種證據，就得用其他的證據來加以類比。要不是通過別人的記載，我們又怎能理解一種陌生的信仰呢？有必要重複一下，這一事例中所有有關意識的現象對我們都是非常陌生的。僅就獻祭一事而言，我們的情況也是完全不同的。地質學家一旦發現菊石的化石，就了解了活的菊石。物理學家根據布朗運動的原理研究分子在懸浮狀態中的反應，就可以看見真正的分子運動。要知道，確切地說，我們歷史學家未必比他們更直接掌握事實。但是，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我們可以通過簡單的推理，根據實物來證明事實。作出這種基本的解釋並不需要在我們與實物之間介入其他觀察者。這是人本能的思維反應，否則感性認識就不會上升為理性認識了。方法論者一般認為，歷史學家通過別人來得到「間接」的知識。或許用「間接」一詞未必十分貼切，它迫使人們指出存在著中介物，但又不清楚地說明為什麼這個中介必須是人。不過，我們還是接受通常的說法，不要再吹毛求疵了吧。總之，從這一意義來看，我們對古代敘利亞封存的祭品的認識確實沒有什麼「間接」可言。 還有很多這類可以接觸到的遺蹟。這不僅包括大量非文字的遺物，也包括大量文字資料。著名的史學方法論者對考古學的技術不屑一顧，其態度傲慢得令人吃驚，他們沉湎於記事的資料範疇和事件的活動範疇，只和這類東西打交道，若不是這樣，他們就不會輕易斷言歷史學家的考察方法永遠是被動的了。在迦勒底的一個羅馬貴族墓穴里，人們發現了用綠寶石做的項鍊珠子，而離迦勒底最近的綠寶石礦產地是印度的中部和貝加爾湖鄰近地區。顯然，可以由此得出結論：早在公元前3000年，幼發拉底河下游的城市已與遙遠的地方有貿易往來。這個推論可能對也可能不對，然而，它歸納出一個最典型的例證，推論是以對事實的觀察為依據的，其他人的言論與此絕對無關。實物還不是唯一可供我們了解的第一手資料，一個語言符號、一項體現在文獻上的法律條款、一種由經文來解釋或由石碑來代表的宗教禮儀，同遠古時代的燧石或石器時代匠人製作的斧子一樣，都是實際存在的事物，我們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智力來了解這些東西，並加以闡述，而並不需要其他人來代為解釋。讓我們回到剛才的類比，可見，歷史學家並非一定要通過他人的眼睛才能看到自己實驗室的工作進展。確實，在實驗結束之前他不可能得出結論，但是，在有利的情況下，他可以親眼看到實驗所留存的某些遺蹟。 因此，我們可以用暢曉易懂的語言對無可爭議的歷史考察的特性加以定義。 正如弗朗索瓦·西米昂所言，對歷史上人類全部活動的認識，包括對當今人類大部分活動的認識，都是對其活動軌跡的認識。這就是歷史觀察最基本的特性。無論是埋在敘利亞城牆裡的遺骨，或是能代表一種習俗的詞語之形成與用法，還是古代或近代一些事件目擊者的著述，如果它們不是一種可以通過感觀來認識的遺存的「軌跡」或「痕跡」的話，那麼，我們所謂難以獲得的「史料」究竟意義何在呢？ 至於原物在本質上是否能被感知，這些都無關緊要。如只有在陰極射線管中才能看到原子運動的軌道，有些東西因時間的影響已今非昔比，如已腐爛了幾千年的蕨草在煤塊上已留下了它的痕跡，再如埃及廟宇牆上所畫的久已廢棄的宗教典禮及其文字說明。無論在哪種情況下，重構的程序都是相同的，每一門科學都能就此舉出各種各樣的例子。 各個領域的許多研究者都能運用這種方式，即通過觀察一種現象所產生的其他現象來認識主要的現象，但這絕不表明他們都採用了相同的方法。如一方面，物理學家就能顯示物質運動的「軌跡」；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正視各種變幻莫測的力，他們根本無法左右這些力的運動。因為具有這些變數，所以物理學家的地位也就千變萬化。人類活動觀察者的處境又將如何呢？這樣，又引出了年代學的問題。 所有稍微複雜一點的人類活動，都不可能加以重現或故意地使其重演。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將在後面再討論這個問題。心理測試可以衡量人們的智力和情感的最細微差別，測出人們最基本的感覺。這種方法只對個人適用，但幾乎完全不適於測試集體心理。人們不能，即使能，也不敢蓄意激發一場瘋狂的宗教騷亂或宗教運動。然而，如果要研究的事物就發生在現在或不久之前，觀察者就不會如尋找遺存的「軌跡」那樣難以著手。不論他多麼無能，也能重述或按照自己的好惡來描繪其發展的狀況，他可以將其中某些東西逐字記錄下來。這就是目擊者的報道。 要使1805年12月8日發生在奧斯特里茨的事情在今日重演是不可能的。然而，假設我們提這樣一個問題：某軍團在戰鬥中表現如何呢？要是拿破崙在停火幾小時後想知道這一點，他只要叫部下作個匯報就行了。如果根本沒寫過這部公開或秘密的報告，或者成文的報告已遺失，那麼，我們為拿破崙假設的問題就算白提了。如同其他許多比這更重要的問題一樣，它很可能永遠不會有答案。歷史學家提出問題，但他並不幻想能像尤利西斯那樣使幽靈復活，納庫里阿的奇蹟早已過時了。除了前代留下的史料可供我們思索之外，沒有其他辦法能使時光倒轉。 不應誇大「現時」的優越性，假設在奧斯特里茨的某兵團官兵已全部陣亡，或者簡單地說，在倖存者當中，再也找不到記憶和注意力可靠的目擊者，那麼，拿破崙也未必能比我們更了解戰況。任何人哪怕稍微參與過一次大戰役，就會明白，有時根本不可能在戰後幾小時內確知主要的戰況。有必要指出，並非所有的歷史「軌跡」都能說明過去，以啟未來。如果海關在1942年11月沒有每天登記商品進出口的情況，我在1942年12月就根本無法知道前一個月的外貿狀況。總之，如前所述，研究遠古和近代之間的差別僅僅是一個「度」的問題，它並不涉及研究的基本方法，當然，差別是重要的，但只有考察後果才是恰當的。 我們可以下一個定義：「過去」就是以後不會改變的資料。但對過去的認識卻在漸漸深化，這種認識時常變化，並日益完善。如若不信，就請回顧一下近一百多年來的進展吧：許許多多人類活動的領域已從黑暗中顯露了出來，人們已揭開古埃及和迦勒底神秘的面紗。在中亞湮沒無聞的古城裡，人們發現了死文字和久已失傳的宗教。最近，在印度河岸邊的墓穴里，發現了確切無疑的古代文明。不僅如此，聰明的學者還在查閱古代文獻，發掘古代的遺址，從而使歷史的畫面更為豐富多彩。然而，或許這還算不上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一些過去未為人知的研究技術業已問世。人們利用語言學來考訂古代的習俗，通過研究工具來考察古代的工藝，在這些方面，我們的水平都已超越前人。而且，我們已知道怎樣更深入地分析社會發展狀況。對大眾禮儀和信仰的研究剛剛起步，經濟史也才初具規模。就在不久前，庫爾諾根本想都沒想過是否要把經濟史列入各類歷史研究的範圍之中。 所有這些都是確確實實的，它給我們帶來極大的希望，但希望並不是無止境的。如化學那樣的科學可以開創自身的題材，實質上具有無限發展的意義。歷史學卻不行，歷史研究者從來不能無拘無束，歷史是歷史學家的暴君，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嚴禁歷史學家了解任何它沒有透露的東西。在文獻上沒有詳細記載墨洛溫王朝時期的物價，因此，我們永遠無法列出當時的價格統計表。再如，我們能從帕斯卡和伏爾泰同時代人的私信及懺悔錄中了解人們的思想，我們卻永遠無法充分了解11世紀歐洲人的思想，因為僅存一些用傳統風格撰寫的蹩腳的人物瑣記。由於這些缺欠，那一整段歷史就難免顯得蒼白而又缺乏個性。還是不要再抱怨了吧。人們時常嘲笑歷史學這門年輕的學科不夠成熟，但是，面對著不可逆轉的命運，與那些根基堅實的學科相比，我們的處境卻未必更差。這是一切以過去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共同的命運。即便文獻匱乏，史前史的研究者仍力圖重構石器時代的宗教儀式，古生物學家也要從蛇頸龍的骷髏中找到它的內分泌腺。在同樣的情況下，前者未必比後者更無能為力。「我不知道。我沒法知道」。這種話聽起來總是不順耳的，尚未竭盡全力進行過研究的人是不應該講這種話的。不過，有時即便是最嚴謹的學者，在進行各種嘗試之後也只得老實承認自己的無知。 2.證　據 「在這裡發表出來的，乃圖里邑人氏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這些成果公之於世，是為了保存人類已取得的那些偉大成就，使其不致因年代久遠而湮沒不彰，為了不使希臘人和異邦人那些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失去應有的光彩」。這是西方第一部史書的卷首語。這部書流傳至今，只有少許殘缺。為了說明問題，讓我們把希羅多德的《歷史》與法老時代埃及人放在墓穴中的遊記加以比較，然後，對比一下這兩大範疇的原型，將歷史學家所掌握的形形色色史料加以劃分，就可以看到，第一組的證據是有意的，而第二組則不是。 為了尋找資料，一方面，我們閱讀希羅多德和佛羅莎特的史著、霞飛元帥的回憶錄，以及當時英德兩國報紙就護航艦在地中海遭襲事件所作的截然相反的報道。我們所做的，正是作者希望我們做的事。另一方面，《死者書》中的信仰表白，是為了讓危在旦夕的人向神吟誦。湖邊的居民把垃圾倒入附近的水中，只是為了棚屋的清潔，而今日的考古學家卻要把這些東西復原。羅馬教廷的豁免令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修道院的保險箱裡，也只是為了有朝一日與那位膽敢幹預教義的主教攤牌。上述各種行為根本就沒想到要影響當時或後來的歷史學家的看法。在1942年的今天，中世紀史專家可以查閱義大利盧卡的西丹姆家族的商務通信檔案，然而如果他竟敢去動一動當今金融家的檔案，就會被他們斥為膽大妄為。來源於敘述的資料（讓我們沿用這個雕琢而神聖的習語），也就是那些有意要影響讀者的記載，仍然對學者的研究具有價值，它還有另一個好處，儘管這些敘述不夠連貫，但通常只有這類資料能給我們提供一個編年的框架。要是沒有希羅多德的記載，史前史專家和印度歷史學者該怎麼辦呢？然而，在發展的進程中，歷史研究無疑認為第二類史料更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擊者無意識記下的證據。我們只要將洛林或尼布爾所著的羅馬史與當今一些簡短的羅馬史論文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大部分史料取自李維、蘇托尼阿斯和弗洛魯斯，後者的主要依據則是古代的銘文、紙草文書和古幣。唯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重新完整地揭示歷史的橫斷面。所有的史前史、經濟史和社會結構史的研究概莫能外。即使在今天，我們更想搞到的不正是官方的內部文件和絕密的軍事報告，而不是那些1938年、1939年的所有報紙嗎？ 這並不是說第二種類型的史料不會出錯或作偽。有許許多多偽造的訓令，大使的報告和商務信件的內容也未必全部真實可信。就算有這種欺騙行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騙後人的。而且過去無意中留下的遺蹟還可以填補歷史的空白，考辨史實的真偽，也可以幫助我們預防無知或失實這類絕症。若不是藉助這類史料，當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過去之時，難免會成為當時的偏見、禁忌和短視的犧牲品。中世紀史專家就會認為農村公社無足輕重，因為中世紀作家很少談及農村公社；他們就會忽略強大的宗教勢力，因為在當時的文獻中這類記載的重要性遠不如貴族戰爭。總之，求助於密芝勒所喜愛的形象，歷史學將不再是舊時代的大膽探索者，而成為舊編年史家亦步亦趨的門生。 而且，即便急於要找到證據，我們首先注意的也不再是文獻記載。一般來講，如果允許偷聽的話。我們總會豎起耳朵傾聽那些人們不打算說出來的事情。聖西門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對我們最有啟示呢？是那些虛構的君主制下的事件報道呢，還是《回憶錄》中有關太陽王宮廷里那位大貴族思想的精彩闡述呢？中世紀的作家撰寫了許多使徒行傳，他們自以為描述了這些虔誠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並沒有告訴我們多少實質性的東西，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假如我們把這些傳記作為反映作者所處時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來加以參照（所有這些都是作者在無意中透露出來的），其價值就無與倫比了。儘管我們難免受到過去的制約，並永遠只能通過昔日的「軌跡」來了解過去，我們對過去的了解還是要比它本身願意告訴我們的更多。這才是我們的成功之處，確切地說，這就是精神對物質的輝煌勝利。 一旦我們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記載，而執意從中發現他們不願說出的東西，那就更有必要質疑問難、反覆論證，這肯定是正規的歷史研究的首要前提。 許多人，甚至包括某些歷史學手冊的作者，對歷史研究的程序持有非常簡單化的看法，他們認為先要有史料，因而歷史學家就收集史料、審讀文獻、考辨真偽，然後，也只有在這時才加以應用。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歷史學家從來不是這樣工作的，儘管有些人突發奇想，自以為是這樣乾的。 即使是看來明白無誤又極有價值的文獻或考古資料，也只有在經過適當分析之後才能說明問題。在索姆河的衝擊層里有許多人工燧石，而在布歇·德·波爾特之前，並沒人對此加以研究，也就沒有史前史可言。作為一個長期研究中世紀史的學者，我深知值得研讀的莫過於契據簿，那是因為我知道該怎樣來研究它們；而古羅馬的銘文輯錄卻對我用處不大，雖然多少能讀懂一點，但我不知如何分析研究。換句話說，著手研究歷史時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開始時肯定有一種指導思想。純粹消極的觀察（假設有這種情況），絕不會對科學有所貢獻。 當然，我們不應該犯錯，對史料的質疑很可能是出於本能的行為。儘管如此，錯誤還是難免的。學者並沒有意識到，過去的信念和禁忌、傳統思想和習以為常的見解，乃至世俗的偏見會侵蝕他們的大腦，支配他們的思想，我們絕不像自以為是的那樣毫無成見。對一個新手的勸告最糟的莫過於教他耐心等待，勸他從文獻中尋找靈感。這種行為使本來設想不錯的研究陷入僵局或絕境。 當然，質疑的方法必須是富有彈性的，是可以隨機應變、因地制宜的，而它又有磁鐵一般的吸引力，最終能使人在資料中有所發現。探險者清楚地知道，雖然制定了旅程方案，卻未必會完全按照計劃的路線走，而如果沒有方案，他就會一直漫無目的地閒逛。 歷史證據的類型之多簡直不勝枚舉。一個人的言論文字、所製造的產品以及接觸過的東西，都可以也應當能夠使我們對他有所了解。有趣的是，不妨注意一下有多少對歷史研究一無所知的人卻低估了這種可能性。因為他們仍抱著陳舊的史學觀念不放，而昔日的歷史學家甚至還不懂得怎樣辨認有意製造的證據。在非難「傳統史學」時，保爾·瓦萊里曾舉例說明：「電征服了地球，它對人類歷史的意義和未來的潛在影響遠遠大於所有政治事件的總和。」儘管如此，歷史學卻對這類值得注意的現象熟視無睹。對他的看法，我們表示由衷的讚賞。令人遺憾的是，迄今尚無人重視這個龐大的課題。瓦萊里或許感到批評得過於嚴厲了，又為歷史學家開脫他所責難的錯誤，又說，由於缺乏專門的資料，歷史學家必然無法正視這一問題。當矛頭從學者轉向學科時，這一回他所發的牢騷就敲錯了門。誰能相信電氣公司沒設檔案，沒有耗電記錄和擴大電網的圖表呢？事實是，迄今為止歷史學家根本就無視這些資料。除非檔案保管員把那些資料視為至寶而秘不示人，否則，該責怪的還是歷史學家自己！還是耐心點吧，歷史學並未達到其應有的成就，但不能因此而把歷史學當作替罪羊，錯誤應歸咎於那些劣等的史著。 史料的多樣性令人吃驚，因而導致了嚴重的困難。我們試舉出幾個歷史專業上懸而未決的自相矛盾之處。 如果認為研究每個歷史問題都具備專門的資料，那簡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從不同來源的資料中發現證據。宗教史家怎麼會滿足於查閱少量神學手冊和讚美詩呢？他完全知道，教堂牆上的壁畫、雕塑及墓穴里的陳設，同當時的抄本一樣都能反映出死者的信仰和情感。我們已有的關於日耳曼入侵的知識，不僅來自對契據和編年紀的研究，也來自古墓的發掘和地名的考證。要了解當代的事務，情況也同樣如此。要了解現代社會，難道僅僅埋頭閱讀議會爭論和內閣文件就足夠了嗎？還要具有研究財務報表的能力，而不至於像外行對象形文字那樣對此一無所知，難道沒有這個必要嗎？在機器盛行的時代，難道能允許歷史學家對機器的構造和改進視而不見嗎？ 幾乎研究所有重大的人類歷史問題都要求掌握各種不同類型的證據，那麼，就有必要根據證據的類型劃分專業的分支。要學會其中一種都得花費很長時間，要全部掌握這些技術就需要更長的時間，還要不斷操練。例如，沒有學者敢自詡既能審讀中世紀的契據，又能正確詮釋地名的起源，既能確定史前時期、凱爾特時期或高盧—羅馬時期民居遺址的年代，又能分析適合生長於牧場、田野或沼澤地的植物。然而，沒有這些能力，誰又膽敢聲稱自己已具備了撰述土地史的能力呢？看來，幾乎沒有一門科學像歷史學那樣需要同時具備不同的手段，而在動物王國中，人的行為最為複雜，因為人是萬物之靈。 認識到工具的重要性和掌握工具的難度，至少歷史學家應該對本專業所有主要的技能有所了解。這種做法是可取的，在我看來，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們要求初學者應掌握的「輔助學科」還是太少了。一個唯有通過語言才能對研究對象有所了解的學者，居然對語言學的基本知識一無所知（且不論其他缺陷），這不是太荒唐了嗎？ 但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使學者多才多藝，他們仍然會很快發現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看來，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個人掌握多種技能的做法，舍此別無他途。可以由各種專家共同研究某個專題。合作精神是先決條件，還需要對一些主要問題取得共識，並事先作出界定。要達到這些目的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然而，從長遠的觀點看，這最終會成為未來歷史學的主流。 3.證據的流傳 歷史學家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收集必需的資料，如沒有各種指南，他根本無法收集資料，這類指南有檔案圖書目錄、博物館的索引、各種各樣的書目提要，等等。有些學者為編這類工具書犧牲了大量時間，要掌握這些工具書也得花費大量時間。有人對此頗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這種事情即使有某些內在魅力，也毫無浪漫色彩可言。把時間輕擲於此簡直是浪費精力。假設我對聖徒崇拜者的歷史很感興趣，卻對波朗德派神學家編的《聖徒行傳目錄索引》一無所知，由於在這方面功底太淺，我必然會因此付出愚蠢而無益的代價，其代價之大是外行所難以想像的。圖書館裡保存著大量工具書，還有專門的指南手冊介紹其分類細目，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真正令人遺憾的是，這類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最近這段時期則更少，尤其在法國，這類書的編寫幾乎沒有一個合理而全面的計劃，時常會因某些人的變卦而中止，出版社也時常削減這類書的出版。埃米爾·莫利居那本《法國歷史資料集》編得相當不錯，可自1901年問世以來就從沒修訂再版過。這一簡單事實本身就是嚴厲的控訴。當然，工具不會產生科學，但一個自稱尊重科學的社會絕不應該忽視工具。當然，完全依靠編工具書為生的學術機構也是不明智的，他們吸收新成員講究資歷的做法和保守的學術觀念，更不利於培養開拓精神。已進入汽車時代，我們的軍事學院和總參謀部卻死抱著牛車時代的觀念不放。 這種情況在法國並非獨一無二。如果學者對他要開拓的領域沒有初步的設想，那麼工具書編得再好再多也無濟於事。事實並不像有些初學者所想像的那樣，史料會如同神仙變物一般突然自行變成你想要的東西。史料能否從這家檔案館或那家圖書館的角落被發掘出來，全靠人為的因素，對此應該加以研究。史料在流傳時所遇到的問題與過去的生活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不僅對技術專家有重要意義，而且涉及上一代如何將記憶傳給下一代的關鍵問題。一部嚴肅的史書總會附有參考資料的目錄和引文出處，這很好，但又不夠，每一本名副其實的歷史著作都應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適當的地方插入幾段，小標題可寫成「寫作緣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閱讀這類「自白」時，也能體驗到一種精神樂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絕不會味同嚼蠟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無味的。 有時我得接待一些人的來訪，他們想編撰本村的方誌。我總是給他們如下忠告（為了避免一些學術細節，我說得簡單一點）：「除了最近這些年，農村是沒有什麼檔案的。另一方面，長期以來，領主制卻發展得相當完善，領主通常早就開始保存有關文書，有關1789年之前的歷史，尤其是古代歷史的史料，即你所希望得到的主要史料均來自領主文書。『在1789年誰是莊園的領主呢？』你首先得回答如下問題，這是一切的關鍵（事實上也可能由幾個領主統治一個村莊，但為使問題更為簡明，我們暫且排除這一假設）。存在著3種可能性：領主可能由教士擔任，或可能屬於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遷往外地的移民，也可能是沒有移居外地的當地人。第一種情況最為有利，那些文書可能既古老又保存完好。根據民法有關教士的條款，這些東西肯定已於1790年連同土地一起被沒收了，後來被存放於公共機構，很可能完整無缺地保存至今，可為學者利用。假設領主已移居外地，那也還可以。在那種情況下，文書應當被沒收或轉手，當然也可能被當作可憎的舊制度的遺毒而被人任意銷毀，最怕發生這種事情，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果真如此就糟了。如果舊貴族沒離開法國，或由於公共安全法，他們的財產將安然無恙。因為各地都廢除了領主制，他們當然已喪失領主權，但還保存全部私有財產，其中也包括事務性的文件。由於這些文件未被國家充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找的東西將面臨和其他家庭文件一樣的命運：既未遺失，也沒給老鼠啃壞，更沒有因主人出售家產或遺產交割之類變故而散落在幾處房子的小閣樓內，可誰也沒法強迫文件的主人允許你去查閱這些文件。」 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是因為它相當典型地說明了收集史料的先決條件。對此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將是十分有趣的。 剛才我們已看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沒收財產的作用，它就像一位庇護學者的女神，儘管她名為「災難」。無數古羅馬的自治城已變為義大利平凡的小村莊，考古學家要在此發掘一點古代的遺址真是困難重重，而維蘇威火山的爆發卻保存了整個龐貝城。 當然，災難並不總是有利於歷史學的。價值無比的古羅馬帝國政府文件連同成堆的文學、歷史手稿就曾在蠻族入侵之時毀於一旦。我們也曾親眼看見，在這塊具有光榮傳統的土地上，有多少歷史紀念館和檔案庫在兩次大戰中被夷為平地。我們再也不能翻閱古代伊普爾商人的信件了。在法軍潰敗之際，我也曾看到人們故意把軍事文件燒為灰燼。 有時，社會的持續和平也未必如想像的那樣對史料的流傳十分有利。革命者衝破了保險柜的鐵門，部長們還來不及燒毀秘密文件就倉皇出逃了。在早期的司法檔案中，有關破產的記錄向我們透露了商務文件。若在當年這些文件過了有效期，肯定早就被送到造紙廠去了。好在修道院的體制經久不衰，聖丹尼斯大教堂直到1789年仍保存著幾千年前墨洛溫王朝國王授予他們的特許狀，今天我們可以在國家檔案館查閱這些東西。假設聖丹尼斯的教士逃脫了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他們能容忍我們染指這些珍藏嗎？恐怕耶穌會也不會允許外人接近其收藏吧。那麼，近代史上的許多問題也就毫無希望得到澄清了。法蘭西銀行也不會邀請研究第一帝國史的專家來查閱積滿塵埃的案卷吧。黑社會的精神實際上是各種團體與生俱來的。這樣，如今的歷史學家將發現自己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也就是根本無法探知人們不願吐露的秘密。自然，他可以把朋友在耳邊透露的一點內幕消息作為補償，而令人遺憾的是，歷史學家的智力是有限的，要辨別流言的真偽又談何容易。一場大動亂反倒有助於歷史的研究。 因此，今後社會應當有組織地控制有關資料，以使人類更理智地認識自我，而不再靠動亂來獲取資料。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堅持兩大原則，以防止疏忽和無知。疏忽將導致資料的遺失，而更可怕的則是熱衷於保密，外交事務、商業往來及家庭私事均秘不示人，甚至銷毀有關資料。公證人自然不應披露委託人的情況，但法律居然不允許他把祖父輩委託人的合同書公之於世，而寧可讓這些文件化為灰燼，這種做法實在是太落後於時代了。許多大企業拒絕發表那些對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必不可少的統計資料，這也是不可取的。一切皆須保密已成為行為準則，甚至幾乎成為資產階級的道德觀，或許在哪一天這種觀念會被渴求信息和交流信息的觀念所取代，那麼，我們的文明將向前躍進一大步。 還是讓我們回到鄉村史的話題吧。這個特殊的例子表明，證據的保存和遺失以及能否到手取決於一定的歷史條件。史料所反映的情況並不費解，儘管研究的結果取決於史料，但史料與研究的對象卻沒有邏輯的聯繫。因為，史料的主人當時並未意識到要為幾百年後的中世紀鄉村研究提供或多或少的資料，他也不會考慮是否要與聚集在科柏蘭茲的研究者通力合作。沒有什麼比這一點更顯得矛盾突出了。如果說我們對古羅馬治下的古埃及要比對同時代的高盧更為了解的話，那並不說明我們對古埃及人更有興趣，而是因為那裡乾燥的氣候、沙漠及製作木乃伊的習俗使古代的文獻得以保存，在西歐的習俗和氣候條件下，這類文獻早就蕩然無存了。能否成功收集資料的條件和想要獲得資料的理由並不是一回事。這一不合理而又不可避免的因素使研究帶有一種固有的悲劇色彩。許多有識之士由此發現自己的局限，找到了失敗的內在原因。 上述事例表明，一旦掌握決定性的因素，幾乎就可以預知那些莊園史料的下落。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有時，許多單個因素的相互交叉才決定最終的結果，這是根本不可能預測的。據我所知，歷史悠久的聖·貝洛特·羅亞爾大教堂的檔案曾遭到四次火災和一次搶劫，在這種情況下，又怎能預測劫後倖存的是哪種文獻呢？手稿的流傳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文獻還要經過圖書館的整理和抄錄，而圖書管理員和抄寫者的工作作風既可能一絲不苟，也可能粗枝大葉。用一句話來說，文獻的流傳與現實生活中文化主流的盛衰沉浮息息相關。即使是知識淵博的學者，也無法預知早已失傳的塔西佗手稿《日耳曼尼亞志》會在16世紀的赫茨菲爾德教堂重見天日。總之，能否找到史料是難以預測的，因此就具有偶然性。一位很熟悉的同事曾告訴我，有一次他被困在炮火紛飛的敦刻爾克海灘，不知會不會有人來營救，戰友看到他臉上並未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不由驚訝地喊道：「奇怪！在這種命運難卜的境況中，你居然還滿不在乎呢！」我的同事本可以這樣回答：儘管大多數人抱有偏見，探索的精神卻不會任憑命運的擺布。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出，認識歷史和認識現實的方法是不是相互對立的呢？現在答案已經有了。研究現實和考察歷史自有其不同的手段，根據各自的情況，兩者各有所長。前者能更貼切地把握現實生活，後者在研究中卻擁有前者不可能具備的有利條件。屍體解剖為生物學家揭示了許多秘密，而活物研究在這方面是無能為力的，同樣，活物研究所能說明的問題，屍體解剖也是無法回答的。然而，無論研究什麼時代，觀察的途徑幾乎都取決於人留下的「軌跡」，這一點是基本一致的。可見，研究要取得成效，就必須遵循考證的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