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技藝 · 第一章　歷史、人、時間

1.歷史學家的選擇 「歷史」是個十分古老的名詞，有時使人們感到厭煩。當然，人們還不至於想把這個詞從詞彙中徹底刪除，即使是涂爾幹學派的社會學家也為「歷史」留下了一席之地。不過，要知道，他們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將歷史放逐到人類科學中的一個可憐的角落裡。儘管社會學家認為任何事物都可接受理性的分析，他們卻把所有被其視為最膚淺和變幻莫測的人類事實，封存在那個隱蔽的地牢里。 與此相反，在這裡我們要從最廣泛的意義來闡述「歷史」一詞。在人們研究探索的道路上，這個詞並沒有預先設置什麼禁忌。它可以隨意指個人的探索，也可以指社會的探索；它可以指轉瞬即逝的震盪，也可以指曠日持久的演變。它本身並不包含教條。它最初的含義，無非就是指「探索」罷了。自然，從2000多年前人們第一次說到這個詞以來，「歷史」的內涵已有極大的變化，一切有生命的詞彙無不如此。如果科學每前進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詞的話，那麼待命名的東西真要成千上萬了，學術界得為此虛耗多少光陰啊！ 「歷史」一詞產生於輝煌的希臘化時代，並沿用至今，我們現在的所謂「歷史」已遠非米利都城赫卡泰厄斯的「歷史」，正如開爾文勳爵和郎之萬的「物理學」已不同於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一樣。那麼，我們所謂「歷史」究竟是什麼呢？ 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真正」的問題時，在一開始就去下乏味而僵硬的定義將是毫無意義的。地道的工匠怎會拿這些條條框框來自尋煩惱呢？在追求尚未確定而有發展前途的知識時，人們會產生一種朦朧的衝動，而煩瑣細微的定義不僅會扼殺這種創造性智慧的火花，還會進而束縛人們的思想，這才是最大的危險。迪萬·萊克希考格拉夫曾言：「這個課題或探討這個課題的方法無疑是誘人的，但是，當心點！莘莘學子，這並不是歷史學。」難道我們就像古代行會那樣，把任務按規定項目派給同行的成員，並永遠照章辦事，乾脆將活兒留給老師傅來幹嗎？物理學家和化學家就比較明智，他們從來不去為物理或化學、物理化學或化學物理（假設有這個詞）的權利而爭辯不休。 確實，面對紛繁複雜的現實，歷史學家必須開闢出一塊供他耕耘的特殊領地。顯然，他必須作出選擇，這種選擇不同於生物學家，但那必須是歷史學家的適當選擇，因此，就產生了一個真正的行為問題，這個問題將始終伴隨著我們的研究。 2.歷史與人類 人們有時說，歷史是一門有關過去的科學，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很不妥當。 首先，把「過去」這個概念作為科學的對象是荒唐可笑的。過去的某種現象，如果完全沒有與當代相通的共同特徵，如果未經過事先的篩選，又怎能成為有條有理的知識呢？根據事物的反面，人們又怎能想像出一門天衣無縫的宇宙科學的現狀呢？ 無疑，在歷史編纂學的初始階段，古老的編年史家是不會對這些瑣屑的問題感到困惑的，他們敘述一些雜亂無章的事件，其中僅有的聯繫就是這些事件是同時發生的，如日食、冰雹，以及突然出現的驚人的流星，同時發生的戰爭及國王和英雄的去世。這些有關人類早期的記憶，猶如幼童觀察事物時那麼零亂，然而，這種為進行分析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已漸漸導致分類。不錯，從基本保守的觀點來看，在我們的語言裡，任何關於現象在時間上變化的學問都可名為歷史。這樣的慣例有利無弊，人們不會因此而困惑不解。從這個意義來看，我們現在所見的由行星組成的太陽系並非永恆不變的，也就有了太陽系的歷史，它屬於天文學領域。地震的歷史與地球的構成有關，人們對此極為關注。它涉及地球的構成，因此能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但它與歷史學家所謂的歷史無關。 至少，他們這樣做僅僅是因為過去觀察到的現象與人類歷史上一些特殊事件正好巧合。那麼，在實踐中，他們又是怎樣分析的呢？要搞清楚這一點，一個簡單的事例抵得上千言萬語的論證。 10世紀，水深浪大的文斯灣使佛來明斯成為鋸齒形的海岸。後來，海灣被沙石堵塞了。應該由哪門科學來研究這個現象呢？初看起來，誰都會說應歸地質學，沖積層的沉澱運動、海流運動或海平面的變化，不正是地質學所發現所研究的範圍嗎？當然是的，但進一步看，事情就不那麼簡單了。第一個問題是要調查地質變遷的起源，接著，地質學家就要被迫回答一些嚴格說來不屬於其專業範圍的問題了。無疑，至少還有人工圍堤促使海灣淤積，改變河道的流向以及灌溉系統等因素，所有這些人類的活動均基於人們的集體需求，並依靠一定的社會組織來進行的。在鎖鏈的另一端還有一個新問題——後果。離海灣盡頭不遠處，有一條小河通往一個小鎮布魯吉，藉助文斯灣的海水，每天有大量的商品在這裡進出，相對而言，它的地位在當時相當於今天的倫敦或紐約，後來，沙石日甚一日地湧來，海水漸漸消退，文斯灣的碼頭延伸到了河口，這個港口就逐漸消失了。要知道，這並非港口衰亡的唯一原因，但無疑它是因果長鏈中極為舉足輕重的一環（除非物質運動是由其他人為的因素來安排、促成和規範的，否則它又怎能影響人類社會呢？）。 一個社會按照自身的需求來重新改造人們棲身的大地，任何人都會本能地承認，這是一次「歷史性」的事件。一個顯要的行當的盛衰也同樣如此。從以上這個地形學的典型事例中，我們看到：一方面呈交叉狀態，要作出解釋，兩門學科便互相依賴，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呈轉變狀態，當我們以結果尚未確定的唯一例外來描述一種現象時，它會以某種確定的方式，以一門學科來取代另一門學科。究竟是什麼支配了歷史學的介入呢？顯然是人的因素。 很久以前，我們偉大的先輩密芝勒或浮士蒂爾·古朗治曾經教導我們：從本質上看，歷史學的對象是人。還是讓我們把它稱為「人類」吧。複數比單數更便於抽象，相對而言，複數的語法形態更適用於一門研究變化的科學。地形特徵、工具和機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獻、似乎是與其締造者完全脫離的制度，而在所有這些東西背後的是人類。歷史學所要掌握的正是人類，做不到這一點，充其量只是博學的把戲而已。優秀的歷史學家猶如神話中的巨人，他善於捕捉人肉的氣味，人才是他追尋的目標。 作為人類知識的歷史學的性質，在問題的表述方面還有其特殊的情況。它是「科學」還是「藝術」呢？大約在1802年，我們的老前輩曾樂於就這個問題進行嚴肅的辯論。後來，大約在1890年，出於對早期實證主義的說教的膩煩，方法論者為公眾對歷史著作所謂的「形式」過分重視而感到惱怒。藝術之於科學，形式之於實質等，歷史學界居然充斥著如此瑣細的爭論。 巧妙的均衡所具有的美感並不亞於一句美妙的措辭，但每一門科學都有與之相應的語言美。實質上，人類的行為極為微妙，在許多方面難以作出數學式的評估，必須將它們轉化為語詞，也就是說要正確無誤地衡量人類的行為（誰能夠完全認識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須有極為精緻的語言，遣詞造句更要仔細斟酌，計算行不通的地方，我們不得不運用聯想。表述自然界的語言與反映人類現實的語言之間是有差異的，這類似於操作鑽床的工人和製造魯特琴的匠人之間的差別，兩者的工作都精確到以毫米為單位，但鑽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則主要憑藉他的聽覺和觸覺。假如鑽工效法工匠的經驗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鑽工的做法，都將是不明智的。一個人不能既用數字又用語詞來感知事物，對此，誰又能加以否認呢？ 3.歷史的時間 我們已把歷史學稱為「人類的科學」，那還是太含糊，有必要加上「時間中的」定語。歷史學家並非抽象地思索人類，在他們的思想中總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時代的氣息。 要知道，很難想像任何一門科學會把時間僅僅視為抽象的東西。然而，不少人只把時間看作一種計量單位，他們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將時間分割成性質相同的碎片。與此相反，歷史的時間卻是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現實，它一往直前，不可逆轉。正是在時間的長河中，潛伏著各種事件，也只有在時間的範圍內，事件才變得清晰可辨。如果說放射性的物質轉化成其他物質需要「幾秒」「幾年」或「幾世紀」的時間，那這些數字只是原子物理學家的基本數據。這些變化中任何一個特殊的現象，無論是發生在幾千年前，發生在昨天或今天，或註定要在明天發生，無疑都會使地質學家感興趣，因為地質學是注重歷史變遷的學問，物理學家則對此毫不關心。愷撒花了8年的時間征服高盧，愛爾福特的路德從正統的見習修道士轉變為維滕貝格的改革者經歷了15年時間，但沒有一位歷史學家會僅以講述這些事實為滿足。對歷史學家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在歐洲社會變遷的背景下確定征服高盧在編年史中的地位，歷史學家絲毫不否認馬丁·路德的精神危機之類不變因素，但唯有將這場運動發生的確切時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歷中，以及與作為背景的歐洲文明聯繫起來考察，他才認為自己繪製了一幅逼真的圖畫。 這種真正的時間，實質上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又是不斷變化的。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就源於這兩種屬性的對立。這樣，就引起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即我們研究的存在理由是什麼？假設從不間斷的時代順序中抽出兩個連續的階段，時間之流在兩者間的聯繫，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支配或沒支配從這一時間長河中產生出來的差異呢？認識前一階段，對於了解後一階段是必不可少的，還是不必要的呢？ 4.起源的偶像 承認自己的欠缺是不會錯的。站在遙遠的過去來解釋當前，這對以過去為研究主題的人極有吸引力，這種做法已使我們的研究處於催眠狀態。抓住最為顯著的特徵，可將歷史學家部落的偶像稱為「起源的迷惑」。而且，從歷史學思想的發展來看，起源崇拜有過備受青睞的時候。好像是勒南曾寫道：「在所有的人類事務中，起源比其他任何東西更值得研究。」（引文來自記憶，恐怕不夠正確）在勒南之前，聖·貝弗也說過：「由於好奇，仔細研究了許多事物的『起源』，並作了筆記。」這個觀念在那時是十分典型的，「起源」一詞也是如此。《基督教的起源》問世不久，又出版了《當代法蘭西的起源》，更不要提模仿之作了。然而，「起源」的含義是模糊的，因此也是令人困惑的。 一方面，「起源」僅僅意味著開始嗎？這本來是相對清楚的，只是就許多歷史事實而言，起點的概念簡直令人難以捉摸。這無疑是定義問題，然而不幸的是人們往往容易忘記下定義。 另一方面，「起源」是否指原因呢？那樣的話，探究原因固有的本質就沒什麼困難可言了（在人文科學方面無疑更是如此）。 但是，兩種含義時常互相混淆，更令人傷腦筋的是很難清晰地加以分辨。通俗的說法，起源就是開始，更糟的是認為「開始」就等於完滿的解釋。這樣，便導致詞義的混亂，進而帶來危害。 評註家對探賾索隱、追根溯源尤其著迷，可以對此作些很有趣的研究。巴雷斯對那個背棄信仰的教士懺悔：「你鼓吹的那一套我不懂」，「幾位學究有關希伯來語的論述與我的感情又有什麼相干？教堂的氣氛就足夠了」。用莫拉斯的話來說，「4個下賤猶太人的《福音書》和我有什麼關係？」（照我看，「下賤」一詞是指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出身平民，在遣詞上至少帶有一定的貶義）這些惡作劇者是在取笑我們，無論是帕斯卡還是博緒埃，都不會如此大膽妄言。當然，撇開歷史仍然可以對宗教有所體驗。對純粹的自然神論者來說，只要內心信仰上帝就行了，但他不會信仰基督教的上帝。我已指出，基督教實質上是一種歷史性的宗教，其原始教義是以事件為依據的。重溫一下你的信條吧：「我信仰耶穌基督……他被彼拉多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又復活了。」這樣，信仰的起點也就成了信仰的基礎。 對起源的偏好，從某些宗教方面來分析尚情有可原，但這種傾向已經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研究領域，那顯然是不足為訓的。為了價值的判斷而追尋歷史的起源則更不足取。泰恩闡述法蘭西的起源，旨在譴責他所謂荒唐的人類哲學所導致的政治惡果。無論是德意志入侵還是諾曼征服英格蘭，刻意用歷史來解釋現實，其目的就是為現實辯護或是對現實加以譴責。因此，在許多情況下，「起源」這尊守護神只不過是真歷史死敵的化身，或是一種判斷癖。 還是讓我們回到基督教的研究吧。通過教堂日常的宗教儀式，一個困惑的尋求回到良知的人，決定了他對天主教的態度，這是一回事；而歷史學家把當今的天主教作為一種可觀察的事實加以解釋，則是另一回事。了解起源是理解必不可少的條件，但僅此尚不足以解釋實際的宗教現象。名義上相同的教義，實際上究竟有多少相同之處呢？為了使問題簡化，我們必須把這個問題暫時擱置起來。即使假設我們的宗教傳統是一成不變的，我們也必須找出它不變的理由。如果說神力的干預是非科學的，那麼其中便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總而言之，問題已不在於耶穌是否先被處死然後復活，而在於為什麼從古到今會有這麼多人篤信「受難」和「復活」。可見，無論在何地只要有虔誠的信仰，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此信仰僅僅是某一集團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方面而已。宗教信仰宛如一個繩結，它將社會結構、社會精神等迥然不同的特徵纏繞在一起。總之，一個教義包含著人類環境的所有問題。小小的橡子可以長成參天的大樹，但它離不開適宜的土壤和氣候條件，而這些條件已完全超出了胚胎學的範圍。 在此引證宗教史僅僅是作為一個例子。任何研究，在追溯人類行為起源時，往往潛伏著同樣的危險，即將祖先與原因混為一談。 這恰如詞源學家的幻覺。詞源學家往往認為，只要指明一個與現代詞義相對應的最早詞義就大功告成了。例如：bureau的原意是指一種粗紡布，timbre一詞的原意是指「鼓」。似乎主要的問題不在於搞清詞義轉化的原因，似乎所有的詞義都受到原意的影響，而取決於當前社會條件的現代詞彙狀況，卻對詞義的變化無足輕重。Bureaux de ministere中的Bureaux意為政府機構。我在郵局的窗前買郵票（timbre），我能用這個詞是因為最近的技術性改進，如郵政組織的變化、用帶膠圖片（郵票）取代打郵戳等，導致通信事業的巨大變化。當今人們對這古老詞彙的理解產生如此大的差異（在不同的行業中尤其如此），因此，人們絕不會把我貼在信封上的郵票（timbre），與樂器商誇耀其樂器時說的「純美音色」（timbre）混為一談。 我們談論「封建制的起源」，那麼我們從哪裡去追溯它的起源呢？有人說「源於羅馬」，有人說「源於日耳曼」，兩種說法矛盾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羅馬起源說還是日耳曼起源說，都提到庇護關係、軍事聯盟、作為勞動報酬的土地使用權等慣例，被我們稱之為「封建」時期的幾代歐洲人曾遵循這些慣例。但這些慣例發生了很大的變更。有兩個詞：拉丁語稱為封地，日耳曼語系的人叫作采邑，這兩個詞為後來的幾代人一直沿用，但不知不覺中這兩個詞又有了全新的含義。令歷史學家感到遺憾的是，人們並非總是隨著習俗的改變而改變其詞彙的。所有這些都十分有趣，但它並沒有告訴我們封建主義的原因。富有特色的歐洲封建制度並不僅僅是一些遺蹟的拼湊，在歷史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中，它產生於總體的社會狀態。 瑟諾博斯曾言：「我認為，18世紀的革命思想源於17世紀的英國思想。」他是否指法國啟蒙運動的宣傳家曾讀過或間接受到英國17世紀著作的影響，因而採取了他們的政治原則呢？假如我們（法國）的哲學沒有提供開創性的思想，或對國外的理論體系不能提供獨創的啟示，那麼，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點。即使武斷地將啟蒙運動歸為借用外來的思想，這場思想運動的歷史面貌也遠非清晰可辨的。為什麼不早不遲偏偏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思想的傳播？這個問題仍未解決。病毒的傳染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病菌的大量繁殖；二是疾病襲來之時有一個適宜的滋生地。 總之，脫離特定的時間，就難以理解任何歷史現象。這一點在我們人類和其他事物進化的每一個階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諺語所言：「與其說人如其父，不如說人酷似其時代。」無視這東方的智慧，歷史研究就會失真。 5.過去與現在的界限 由於過去並不能完全說明現在，那麼我們就應該相信歷史的解釋毫無用處嗎？奇怪的是，今天我們應當能夠提出這個問題。 不久以前，答案還幾乎是完全現成的。「誰把思想局限於現在，誰就不能了解當今的現實」。密芝勒在《人民》一書的開篇如是說。那是一本不錯的著作，但帶有寫作時那個時代的焦躁氣。在密芝勒之前，萊布尼茨就已著手研究歷史，並有所得益，他說：「必須在事物過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實際狀況。」 但是，自萊布尼茨和密芝勒以來，事情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持續不斷的技術革命已難以估量地擴大了幾代人之間的心理差距。電氣時代、飛機時代的人們或許有幾分理由感到自身與祖先離得更遠了，有人甚至不明智地斷言，前人對我們已毫無影響可言。在機械論者的心中還潛伏著一種現代主義的曲解：要操縱和修理髮電機難道還有必要先精通伏特的流電學理論嗎？這種類比毫無疑問是蹩腳的，但它的確使不少頭腦機械的人接受了這種看法，這時就使人們容易相信：了解先輩絲毫無助於了解和解決當前人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歷史學家對此沒有足夠的認識，而且也為現代主義的風尚所左右。在歷史學界也發生了新舊割裂的變化，為什麼歷史學家卻沒有感覺到呢？昨天的有關穩定的貨幣體制和金本位的觀點，在各種政治經濟學的手冊里還能作為時下的標準嗎？對近代經濟學家而言，這些觀點屬於當代還是屬於充滿腐臭味的歷史呢？ 在這些混亂的觀念背後，仍能發現一些更為連貫的概念，至少在表面上，這些觀念以其簡潔對某些人頗有吸引力。 在逝去的漫漫時光中，似乎總有這麼一個短暫時期，其開端相對而言距今並不久遠，其結局與我們的時代巧合。無論是其引人注目的社會、政治特徵，還是物質設施、文化情調皆與我們的世界沒有任何重大的差異。總之，它與我們具有顯著的「同時代性」，並由此產生出與過去不同的長處和短處。我年輕時，有一位年邁的高中教師曾對我們說：「1830年以後已無歷史學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學。」現在人們不會說「自1830年以來……」因為「七月革命」在今人看來已成遙遠的時代。沒人會說「一切都是政治學」，倒是有人會以恭敬的口吻說：「一切都是社會學」，或以不那麼恭敬的口吻說：「一切都是新聞學」，而不少人會欣然重複：自1914年或1940年以後，已無歷史學可言。然而，他們將歷史學驅逐出境的理由卻未必十分一致。 有些人認為，對最近的事件不可能作出真正客觀的研究，只因為它們是最近發生的，他們希望，這樣一來，當前爭吵不休的問題就不至於玷污克里奧女神的貞潔。在我看來，這正是我那位老教師的想法。這樣，就把我們的自控能力看得十分低下。他也完全忽視了這一點，即一旦觸動感情之弦，就無法用以數字計算的編年法來劃清過去與現在的界限。我剛到朗格多克的高等中學當教師時，那位善良的頂頭上司以教育總管的身份警告說：「談到19世紀的歷史並沒有什麼危險，但涉及宗教戰爭時，你可得十分當心！」確實，在講台前，若無抵禦當代病毒的勇氣，即使你是在評論《伊利亞特》或《羅摩衍那》，也難免要遭到當代思想毒素的侵襲。 與此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不無理由地認為，完全可以對當代社會進行科學的研究。然而，他們承認這一點，僅僅是為了研究某些分支學科，而這一學科與以過去為對象的學問截然不同。例如他們以幾十年的時限為依據進行分析，並宣稱已了解了當代的經濟體制。總之，他們顯然是把我們的時代視為與過去完全脫離的，並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許多僅僅對歷史懷有好奇心的人，也本能地採取這種態度。他們對遙遠的歷史之所以有興趣，只是因為把它當作無關痛癢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帶著恐怖的笑容揭開死神的裹屍布；另一方面，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時事評論員則成了現實生活的唯一探索者。 6.由古知今 談到所謂當代社會可以自我理解，只要仔細考察其論點的特徵，就不難發現，它是以一整套奇怪的前提為依據的。 首先，它設想在一代或兩代人之間，人類事務已發生了巨變，這種變化不僅來勢迅猛，而且是總體性的。因此，無論是長期延續的社會制度，還是傳統的行為方式都無法避免實驗室和工廠革命的影響。它忽視了惰性力量對這許多社會性創造的特殊作用。 人們耗費大量光陰設計某些新技術，而後，又或多或少地自願淪為這種新技術的囚徒。凡到過法國北部的旅行者，無不對那裡田地的奇形怪狀印象深刻。幾百年來，由於所有權的變更，原先的布局已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時至今日，他們仍將可耕地劃分為許多七零八落的小塊，看到這些紊亂狹長的土地，農業科學家也感到迷惑不解。不容否認，按原樣繼承這些土地，勢必給耕作者帶來麻煩，浪費大量的精力。我們對此能作何解釋呢？某些急躁的法學家曾說：「通過民法必然解決問題，改變繼承法就能消除弊病。」如果他們多了解點歷史，如果他們曾詢問過一個恪守幾百年陳規的農民，就不會把解決問題的方法看得如此簡單了。這種田地劃分法的歷史是如此悠久，至今尚無學者對此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與第一帝國時期的律師相比，史前時代的居民與此有更大的關係。由於一直無從改進，它變得如此積習難改，可見對歷史的無知不僅使當代科學產生混亂，而且導致當前行為的困惑。 一個社會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階段任意塑造，那麼，其社會結構必然像無脊椎動物那樣軟弱無力，在這個社會中，代與代之間的交流必然是單純的。——因為兒童只有通過父母的中介才能與先祖有所聯繫。 然而，事實未必如此，即使在口耳相傳的時代也不是這樣的。以法國的村莊為例，父母要外出幹活，幾乎整天不在家，孩子主要由祖父母撫養，結果，父母一輩本是能夠改變傳統的主角，但他們的作用遭到忽略，卻使可塑性最強的孩子與思想僵化的老年人結合在一起，如此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在思想上反而倒退了一步。無疑，這就是傳統思想在農村社會根深蒂固的原因。這個例子十分典型，但遠不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在年齡不同的人群之間，自然產生的敵視往往以鄰近的兩代人最為劇烈，年輕人從老年人那裡學到的東西比得自中年人的教益更多。 即使是相隔數代的人，文字材料仍能使思想的傳播大為便利，使文明得以延續。我們可以從另一時代——如16世紀挑選一些人物為例，如路德、加爾文、羅耀拉。歷史學家要加以論述，首先必須把他們置身於當時的時代背景，當時，籠罩他們的思想氛圍和所面臨的道德問題和我們今天是截然不同的。為了正確把握當今世界，我們想了解新教運動和天主教改革，又想了解那些距今不遠卻曇花一現的思潮和情感。幾百年過去了，然而，誰敢斷言對現實來說前者的重要性遠遠低於後者呢？ 總之，謬誤是顯而易見的，為駁倒謬論，有必要對它加以系統的闡述。那種觀點把人類進化的過程描述為一系列短暫而激烈的動盪，其影響無一超過幾百年時間。與此相反，我們的研究證明，那些廣泛而持久的發展所造成的強烈震盪完全可能是自古及今的。假如，一位地球物理學家能把遙遠的距離計算得精確到英寸，從而得出結論，說月亮對地球的影響比太陽還大，對此，我們將作何感想呢？無論是外部空間的距離還是時間的長短，都不能簡單地作為估量一種力量潛在影響的標尺。 最後，對那些於今天已毫無作用的事物又該如何看待呢？例如，早已消逝得無影無蹤的信仰，已經解體的各種社會形態，業已消亡的技術，等等。是否有人會認為這些東西對我們了解今天已毫無用處了呢？不要忘了，沒有一定程度的比較就不會有真正的理解，而比較自然要以既有差別又有現實聯繫的事物為條件。這一點沒人可以否認，現實就是這麼回事。 我們今天自然不會像馬基雅維利、休謨或博納爾那樣，認為在時間的長河中，「至少有某些東西是不變的，那就是『人』」。我們知道，人的頭腦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身上那些精緻的器官也不例外。在其他方面又如何呢？實際上，人的精神狀態已今非昔比，人的健康和飲食也同樣如此。然而，在人類本質和人類社會中必然存在著某種永恆的根本性東西，否則，人或社會這類名稱就毫無意義可言了。如果我們僅僅研究某些人在一時一地的行為，我們又怎能確信自己已真正了解了那些人物呢？即使就那個階段而言，這樣的研究也是不充分的。還有許多隨時可能脫穎而出的潛在因素，多少有點無意識的東西在背後操縱著個人或集體的趨向，它們隱藏在暗中沒有被揭示出來。在單一的事件中，沒法區別出特殊的因素，因此，也就不能闡明事實的真相。 7.由今知古 各時代的統一性是如此緊密，古今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對現實的曲解必定源於對歷史的無知；而對現實一無所知的人，要了解歷史也必定是徒勞無功的。我曾說過我和亨利·皮雷納一同去斯德哥爾摩遊覽的逸事。快到那裡的時候，他對我說：「我們先參觀什麼地方呢？好像那裡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廳，我們先看那裡吧。」似乎是為了打消我的驚愕，他又說：「如果我是一個文物收藏家，眼睛就會光盯住那些古老的東西，可我是個歷史學家，因此我熱愛生活。」這種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確確實實反映出歷史學家最主要的素質。雖然他們的氣質有時顯得冷漠，但出色的歷史學家無不具備這種素質。儘管浮士蒂爾和麥特蘭文風很簡樸，但他們也同密芝勒一樣熱愛生活。或許，這種素質是仙女的禮物，除非在搖籃中得之天授。自然，這並不意味著以後不必經常運用和發展這種素質。舉出與當今世界經常保持聯繫的例子，我想亨利·皮雷納是再恰當不過了。 只有置身於現實，我們才能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獻所記載的情景，要依靠想像力才能拼接成形。我多次讀過或敘述、描繪過戰爭，可在我親身經歷可怕而令人厭惡的戰爭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戰爭」一詞的全部含義呢？軍隊被包圍，國家遭慘敗，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在我親身感受到1918年夏秋勝利的喜悅之前（啊！雖然勝利的芬芳不會完全一樣，但我仍衷心渴望它再次重現），我是否真正理解「勝利」這美麗的詞彙所包含的全部意義呢？最終，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借用日常生活經驗，並加以必要的取捨，賦予新的色彩來再現歷史。若對活著的人一無所知，那麼，我們用以描繪古代觀念和已消亡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名詞，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如果以一種謹慎的、批判的態度來取代本能的印象，以此來考察歷史，那麼其價值將成百倍地增長。我想，一位數學家的偉大，並不會因為他對現實世界懵然不知而有所減色；但是，一個學者如若對周圍的人、物或發生的事件漠不關心的話，那麼，如皮雷納所言，應該將他稱為古董迷，他還是明智一點，還是不要自稱歷史學家為好吧。 而且，歷史感的培養並非總是局限於歷史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說，有關當今的知識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為直接地幫助我們了解過去。 如果認為，歷史學家考察歷史的順序必須與事件發生的先後完全吻合，那真是個極大的錯誤。雖然，他們事後會按歷史發展的實際方向敘述歷史，但在一開始，卻往往如麥特蘭所言是「倒溯歷史」的，這樣更為便利。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驟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當然，這也不是說時代愈近文獻資料愈詳盡，例如，我們對10世紀時期西方歷史的了解，就遠不如對愷撒和奧古斯都時代的了解。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相對而言，時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如果機械地由古及今研究歷史，我們就可能為尋求現象的起因而浪費時間，結果，那些所謂的起因也或多或少是想像的產物。正當需要謹慎運用倒溯研究方法之時，一些傑出的歷史學家卻忽視了這種方法，因此，他們有時也會犯些奇怪的錯誤。浮士蒂爾·德·古朗治畢生研究他所謂封建制度的「起源」，我恐怕他只是提供了一幅模糊的景象，由於受第二手資料的錯誤引導，他給農奴制的起源塗上了一層完全虛假的色彩。 為了闡明歷史，歷史學家往往得將研究課題與現實掛鉤，這種事例比人們的通常想像要多得多。前面已經提到，法國農村地貌某些基本特徵的形成可追溯到遠古時代。然而，為了說明那些指引我們探索渺茫的起源所必需的稀有資料，為了能提出正確的問題，甚至為了知道我們究竟在談些什麼，就必須確立一個基本的條件，那就是先得考察和分析現在的地貌狀況。只有通過現在，才能窺見廣闊的遠景，舍此別無他途。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在追尋歷史源頭之時要把永遠靜止不變的景象強加給每個階段，歷史學家所要把握的正是它在每個階段中的變化。但是在歷史學家審閱的所有畫面中，只有最後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為了重構已消逝的景象，他就應該從已知的景象著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機的鏟子。 只有一門科學，它既要研究已死的歷史，又要研究活的現實，這門學科該如何命名呢？我在前面已論述了，為什麼「歷史」這個古老的名詞是最為合適的。歷史包羅萬象，無所不言，它使我們想起先輩那些動人心魄的豐功偉績（與時下某些偏見相反），我建議將歷史學的範圍延伸到當代，但這並不是為了給自己的專業爭地盤。人生有限，知識無涯，即使是最偉大的天才也難以窮盡所有人類的經驗。有些人主要研究當代事務，有些人則主要專攻石器時代或埃及學，我們僅僅想提醒兩者，歷史研究不容畫地為牢，若囿於一隅之見，即使在你的研究領域內，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結論。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而只有通過眾人的協作，才能接近真正的歷史。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依據一門學科的對象來對該學科加以定義，但卻可以憑藉恰當運用於該學科的方法之性質來確定其範圍。 最後，研究歷史的手段是否要因課題的靠近現實或脫離現實而截然不同呢？這樣，也就自然提出了歷史考察的全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