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 · 第四章　歷史中的因果關係

假如把牛奶放在鍋里煮，牛奶就會溢出來。我不知道，也從沒有想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假如逼迫我回答的話，我或許會把這歸結於牛奶煮沸就會溢出的一種特性，這是確切的實情，但沒有解釋清楚任何事情。我本來就不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同樣，人們可以閱讀甚至撰寫過去的事件，而不想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件，或只是滿足於說之所以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因為希特勒想要戰爭，這也是確切的實情，但沒有解釋清楚任何事情。如此的話，就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自稱為歷史研究者或歷史學家。歷史研究是一種因果關係的研究。就如我在上次演講結尾時所說，歷史學家在不斷提出「為什麼」這個問題；只要他希望得到答案，他就永不停息。偉大的歷史學家——或許我應該更廣泛地說，偉大的思想家——是能對新事物或在新背景下提出「為什麼」這個問題的人。 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在其著作的開端便說明他的目的：保存對希臘人和蠻族人業績的記憶，「特別是，除了別的事情之外，要講述他們之間彼此戰爭的原因」。古代世界幾乎沒有追隨希羅多德者；甚至修昔底德也被指責沒有清晰的因果關係概念。1但是，當近代史學的基礎在18世紀開始奠立時，孟德斯鳩在其著作《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把這些原則作為他研究的起點：「存在一些總的因果，精神的或物質的，在每一個君主制度中都起著作用，使之興起、發展和衰落」，並且「各種事物的發生都從屬於這些因果」。幾年之後，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發展了這一觀念，並使之普遍化。假設「天命產生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後果」，這是荒謬可笑的。人「並不是完全受其幻想所支配」；人的行為遵循某種源自「事物的本質」2的規律或準則。自那以後的近二百年間，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忙於試圖通過發現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和支配歷史事件的規律，來整理往昔的人類經驗。人們有時從機械的觀點考慮這些因果和規律，有時從生物學的觀點，有時從形上學的觀點，有時從經濟的觀點，有時從心理學的觀點考慮這些因果和規律。但是，歷史堅持接受的原則是按照因果的先後秩序來整理過去的事件。「假如你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伏爾泰在他為百科全書所寫的「論歷史」一文中說道，「只是告訴我們在烏滸水①、藥殺水②兩岸一個蠻族取代了另一個蠻族，這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在過去的幾年中，這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得到了改變。今天，就像我在上一講所討論過的原因一樣，我們不再談論歷史「規律」了；甚至「因果」（cause）一詞也不再流行了，部分是因為某些哲學概念的模稜兩可，我不必討論這一原因，部分是因為它與宿命論之間的假定聯繫，我馬上就會談到這一點。因此，一些人在歷史中不說「因果」，而說「說明」或「解釋」，或「情況的邏輯」，或「事件的內在邏輯」（這一說法來自狄西③），或者擯棄因果的方法（為什麼會發生）而採用功能的方法（怎樣發生的），儘管這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事件的發生問題，因此也就導致我們回到「為什麼」的問題。其他一些人則把因果區分為不同的種類——機械的、生物學的、心理學的等等——把歷史的因果當作自身獨特的範疇。儘管這些區分中的某些區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為了當前的目的而強調各種原因之中共有的原因而不是把各個原因分開，這或許更加有效。就我本人而言，我願意滿足於使用通常意義上的「因果」一詞，而忽略這些特別細微的區別。 當歷史學家面臨著他必須回答事件的原因時，實踐中的歷史學家會做些什麼呢？我們以這個問題開始我們的研究。歷史學家研究原因問題的方法的第一個特點便是他通常會在同一事件中找到幾個原因。經濟學家馬歇爾（Marshall）曾經寫道，「必須用一切可能的辦法警告人們注意，只考慮引起行動發生的一種原因……而不考慮其他的原因，但其他原因的後果卻和這一原因混合在一起」。3考生在回答「為什麼革命發生在1917年的俄國？」這一問題時，僅回答一種原因，如果他幸運的話，也只能得到一個三等成績。歷史學家以各種各樣的原因回答問題。假如要求歷史學家考慮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原因，他可能會指出連續不斷的軍事失敗、戰爭壓力下俄國經濟的崩潰、布爾什維克的有效宣傳、沙皇政府在解決農民問題上的失敗；貧困的、受剝削的無產階級聚集在彼得堡各個工廠里以及列寧行事果斷而對方卻沒有這樣的人——簡言之，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個人的因素隨意地混雜在一起，構成了長期的、短期的原因。 這就立即把我們引到歷史學家方法的第二個特點。如果考生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時，僅滿足於一個接一個，羅列十幾個俄國革命原因並僅止於此，或許他得到二等成績，但幾乎不能得到一等成績；「知識淵博，但缺乏想像」，可能是老師的評語。真正的歷史學家，當他面對這堆收集的原因時，會有一種職業的衝動，把這些原因歸類，並梳理為某種順序，確定這些原因在這種順序中的彼此關係，或許也會決定將哪一種原因或哪一類原因當作主要的原因或全部原因中的原因來「窮究到底」或「歸根結底」（歷史學家所喜愛的詞語）。這就是歷史學家對問題的解釋；歷史學家以提出原因而著稱。吉本把羅馬帝國的衰亡歸結於蠻族的勝利、宗教的勝利。19世紀英國輝格主義歷史學家把英國強權、繁榮的興起歸結於體現著憲法自由原則的政治制度的發展。在今天的歷史學家看來，吉本和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的觀點已經陳舊了，因為他們忽略了現代歷史學家最為推崇的經濟原因。每一個歷史爭論都是圍繞主要原因而展開的。 在我上一講所引用的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è）的一部著作中，他注意到，科學在向「多樣性、複雜性」前進的同時，也在向「同一性、簡單性」前進，這種雙重的、顯然又是矛盾的過程是知識的必要條件。4這也正好符合歷史。歷史學家通過擴展和加深研究而不斷堆積著越來越多的有關「為什麼」這一問題的答案。近年來，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和法律史的繁衍——不用說內容豐富的政治史新見解，也更不用說心理學、統計學的新技巧了——大大拓展了我們答案的數量與範圍。當伯特蘭·羅素評論說，「科學上的每一次進步都使我們進一步遠離那粗糙的一致性，這種進步首先使人注意到前提和後果之間更大的差異性，並且使人注意到被認為是相關的前提因素在不斷擴展著更大的範圍」時，5他實際上在精確地描述歷史中的情況。像科學家一樣，歷史學家由於他急於理解過去，同時也被迫簡化其錯綜複雜的答案，使一個答案歸屬於另一個答案，在混亂的事情和混亂的特定原因中引入秩序與一致。「一位上帝、一部法律、一種因素、一件虛無縹緲的神跡」，或如亨利·亞當斯④所尋求的「某種偉大的概括，這可以讓人不再叫嚷要受教育了」6——今天讀起這些來好像是過時的笑話。但事實仍舊是，歷史學家必須通過簡化原因工作，也必須通過增加原因工作。像科學一樣，歷史通過這種雙重的、顯然又是矛盾的過程前進。 談到這裡，我又不得不偏離主題談論兩個擺在我們面前的讓人喜歡的話題——一個話題是「歷史決定論或黑格爾的邪惡」，另一個話題是「歷史偶然性或克列奧佩特拉的鼻子」。首先，我必須在這裡簡單地說明它們的由來。20世紀30年代，卡爾·波普爾教授在維也納寫了本有關科學新觀點的極有影響的著作，該書最近被翻譯為英文，名叫《科學探索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nquiry），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又用英語出版了兩部更受歡迎的傑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歷史主義的貧困》。7這些著作是在反對黑格爾影響的強烈情緒下寫就的，黑格爾和柏拉圖一道被當作是納粹主義的精神鼻祖，是在反對相當膚淺的馬克思主義的強烈情緒下寫就的，這種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30年代英國左派的知識背景。著述的主要目的就是把那些被認為黑格爾的、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哲學收集在一起，並冠之以輕蔑的「歷史主義」名稱。8以賽亞·伯林爵士於1954年發表了《歷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一文。他放棄了對柏拉圖的攻擊，或許是出自對這座垂青古代的牛津學術重鎮的某種持久的崇敬；9他增加了對這種觀點的指控，這是在波普爾那兒沒有發現的，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歷史主義」之所以應遭反對，是因為通過用因果關係術語來解釋人類行為就暗示著對人類自由意志的否定，這就鼓勵歷史學家逃避當然的義務，就是我在上一講所說的對歷史上查理曼們、拿破崙們、史達林們進行道德的譴責。其他方面則沒有多大改動。但是，以賽亞·伯林爵士是深孚眾望、廣為閱讀的作家。在過去的五、六年中，英國或美國幾乎每一個寫過有關歷史文章的人，或者甚至寫過有關歷史著作嚴肅評論的人都對黑格爾、馬克思和決定論表示過有意的嘲笑，並且指出沒有認識到歷史之中偶然性的作用是荒謬的。讓以賽亞爵士為他的信徒們負責或許是不公平的。即使在他毫無意義地誇誇其談時，他那動人且富有吸引力的方式還是使我們陷入沉迷狀態。信徒們重複這些誇誇其談，卻沒有使這些話富有吸引力。無論如何，這些話都毫無任何新意。查理·金斯利⑤，我們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⑥中並非最傑出的一位，他或許從沒有讀過黑格爾的著作，也從沒有聽說過馬克思，他在1860年的就職演說中把人的「打破人自身存在規律的那種神秘力量」當作是歷史中不可能存在「必然的結果」。10但幸運的是，我們已把金斯利遺忘。是波普爾教授和以賽亞·伯林爵士兩人通力協作把這位已被歷史遺忘的人物鞭笞得像要復活一樣；要花一些耐心才能理清這個謎團。 首先，讓我看看決定論，我把這一術語定義——我希望不會引起爭議——為一種信念，即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有一個原因或一些原因，除非某事中的一個原因或幾個原因發生了變化，否則不可能以別的形式發生。11決定論不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所有人類行為問題。沒有行為原因的人，因此是無法確定的，這樣的人就像我們上一講所討論的是處於社會之外的個人，同樣是抽象的。波普爾教授的斷言「在人類事務中，每一種情況都是可能的」12，這既無意義，也不真實。日常生活中，沒有人相信這點，也不可能相信這點。任何事情都有原因，這個道理是我們理解周圍將要發生事情的能力的一個條件。13卡夫卡小說可怕的特性就在於沒有什麼事情的發生是有任何明顯原因的，或沒有任何可以確定的原因：這導致人性的徹底崩潰，後者建立在事件都有原因這種假設基礎之上，可以確定有足夠的原因在人的內心世界建構出一種今與昔有效連貫的模式，作為行動的指南。一般說來，如果人們假定人的行為不是由可以確定的原因決定的話，日常社會將是不可能的。從前，一些人認為研究自然現象的原因是褻瀆神靈的行為，因為自然現象顯然受神意控制。以賽亞·伯林爵士反對我們研究人之所以像他已經行動的那樣去行動，是因為人的行為是受意志控制，他的反對屬於上述同一觀念類型，或也預示著當今社會科學的發展就像當年自然科學受到這種觀點反對一樣，處於同一發展階段。 讓我們看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當你處理日常事務時，你會經常遇到史密斯。你會以一些和藹可親但毫無意義的有關天氣，或學院狀況、大學事務之類的話與他打招呼；他也同樣以一些和藹可親但毫無意義的有關天氣或學院狀況的話回答你。但是，假設一天早晨，史密斯不是以通常的方式回答你，而是對你個人外貌、品格進行惡毒詆毀。你會聳聳肩膀，把這當作是史密斯意志自由的合理表現，或者當作是人類事務中每一件事都是可能的這一事實嗎？我想你不會這樣想的。恰恰相反，你可能會說這樣一類的話：「可憐的史密斯！當然，你知道，他的父親就在精神病院裡死的」，或者說「可憐的史密斯！他肯定與他老婆大吵了一架」。換句話說，你會努力分析史密斯顯然是偶然的舉動，並確信其中必有某些原因。當你這樣做的時候，我想可能會引起以賽亞·伯林爵士的勃然大怒，他會恨恨地抱怨說，以因果關係來解釋史密斯的行為，你就成為黑格爾和馬克思決定論假設的信徒，逃避你把史密斯譴責為無賴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人認同伯林的觀點，或者也沒有人認為決定論或道德責任會成為問題。關於意志自由和決定論邏輯上的兩難境地不會在真正的生活中產生。不可能是一些人的行為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的行為是確定的。事實是，人類行為既是自由的，也是決定的，這要看從什麼樣的角度考慮人類行為。具體在實際問題上也有所不同。史密斯的行為有一個原因，或有許多原因；但是，只要這種行為不是由某些外在壓力引起，而是由本人個性壓力所引起，他就要為自己的個性負道德責任，社會生活的一個條件就是成人要為自己的個性擔負道德責任。在這特殊的事件中，是否要他擔任責任，這要由你做出實際的判斷。但是，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並不意味著你認為他的行為是沒有原因的：原因責任和道德責任是不同的範疇。最近在這座大學裡設立了刑事學學院、刑事學教授職位。我確信不會產生這樣的事情：從事研究犯罪原因的人會認為這會使他們否認罪犯的道德責任。 現在，讓我們看看歷史學家。像普通人一樣，歷史學家相信人類行為有其原因，一般來說，這些原因是可以確定的。像日常生活一樣，如果不做出這種假設，歷史將是不可能的。研究原因是歷史學家的特殊作用。這或許被認為賦予歷史學家對人類行為的已確定的那方面有著特殊的興趣：歷史學家並不是意志自由——除自願的行動沒有原因這類不能讓人信服的假設以外。歷史學家也不必被必然性問題所煩惱。像其他人一樣，歷史學家有時也沉溺於語言修辭，當他僅僅想對幾個因素同時發生就會使人認為它特彆強大而要做出解釋時，他會說這事的發生是「必然的」。最近，我檢查我自己寫的歷史中有關這令人厭惡的詞語，同樣也不能倖免：在一個段落中我寫道，1917年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和東正教會之間的衝突是「必然的」。毫無疑問，說「極其可能」是更加明智的。或許應原諒我使用這樣的字眼，進行這樣的修改不是有點迂腐嗎？實際上，當事件發生之前，歷史學家並不能假定事件是必然的。歷史學家總是討論事件參與者可以得到的兩者擇其一的道路，並假設選擇的機會是開放的，儘管歷史學家繼續十分正確地解釋了為什麼最終選擇了這條道路，而不是選擇另外一條道路。除這個詞的形式意義之外，歷史中沒有什麼是必然的，如果以其他的形式發生，那麼前因必定是不同的。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充分準備好不再使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逃避的」，甚至「無法逃避的」這類詞語。這樣的話，歷史將會死氣沉沉。但是，還是讓我們把這些詞語留給詩人、形上學者去使用吧。 近年來，對必然性進行的攻擊似乎如此無聊、毫無意義，這種攻擊的進行又顯得如此猛烈，以致我認為我們必須研究這背後所隱藏的動機。這種攻擊的主要源頭，我猜想是我或許可以稱之為「可能發生」思想學派這類東西——或毋寧說是這類情緒。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依附於現代史。上學期，也是在劍橋大學這裡，我看到某協會開設的演講報告，標題是「俄國革命是必然的嗎？」。我確信組織者打算把這當作是一次非常嚴肅的報告。但是，假如你看到題目為「玫瑰戰爭是必然的嗎？」⑦的報告，你會立即懷疑這是有人在開玩笑。歷史學家把諾曼征服或美國獨立戰爭當作好像已經發生的事實上必定會發生的一樣來撰寫，好像歷史學家的職責只是簡單地解釋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沒有人會把他譴責為決定論者，或譴責他沒有討論征服者威廉或美國起義者也有被擊敗的可能。然而，當我同樣也以這種方法撰寫1917年俄國革命時——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惟一恰當的方法——我發現我遭到批評者的攻擊，因為我的暗示，把發生的事情當作必定會發生的事情來描述，而沒有檢查其他一切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有人說，假定斯托雷平⑧有時間完成他的農業改革，或者俄國沒有參加戰爭，或許革命就不會發生；或者假定，克倫斯基⑨政府取得了成功，革命的領導權由孟什維克主義者⑩或社會革命黨人承擔而不是由布爾什維克承擔，或許革命就不會發生。這些假設在理論上都是可以想像的；人們總是可以與歷史的多種可能性進行猜謎遊戲。不過，它們與決定論一點關係也沒有；因為決定論者會僅僅回答，如果發生這些事情，原因也必定是不同的。而且，它們與歷史毫無關係。問題是，今天沒有誰很嚴肅地希望改變諾曼征服的後果或美國獨立戰爭的後果，或者表達出反對這些事件的強烈感情；當歷史學家把這些事件當作已經結束的時期來處理時，是沒有人反對的。但是，有許多人直接地或代人受過地從布爾什維克勝利的結果中遭受痛苦，或者仍舊擔心這場革命所帶來的長遠後果，這些人就會明白無誤地反對；當這些人閱讀歷史時，他們所採取的方式是讓他們的想像在一切更令人愜意的，或許已經發生的事情上肆無忌憚地奔跑，而對從容不迫工作，解釋所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人所滿意的希望之夢還沒有實現的原因的歷史學家，則表示出極大的憤怒。當代史的麻煩之處就在於：人們記憶之中的時間仍舊是各種選擇還存在的時間，人們發現很難採納歷史學家的那種態度，在歷史學家看來，選擇的機會由於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而早就結束了。這是一種純粹激情的、非歷史的反應。但是，它卻為最近那場反對這種假想中的「歷史必然性」原則提供了大部分動力。讓我們永遠拋棄這個讓人轉移注意力的話題吧。 攻擊的另一個源泉是克列奧佩特拉⑪的鼻子這一著名的難題。這就是這樣一種理論，從總體上來看，歷史就是一連串的意外，一系列由偶然巧合（Chance Coincidence）決定的事件，最終可把歷史歸結於那些最偶然的原因。阿克興戰役（Battle of Actium）的結果不是由於像歷史學家所通常假定的那類原因，而是安東尼對克列奧佩特拉的眷念。巴濟扎得⑫由於痛風而沒有向中歐進軍時，吉本評論道，「一滴惡毒的體液滴落在一個人身上個別的纖維組織上或許就會阻止或延緩一些民族的災難」。14當希臘國王亞歷山大⑬被寵物猴子咬了一口而於1920年秋天去世時，這個偶然事件觸發了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溫斯頓·丘吉爾爵士評論說，「這隻猴子的一咬使二十五萬人喪生」。15或者再以托洛茨基在射獵鴨子時感染熱病的評論作為事例，這使托洛茨基在與季諾維也夫、⑭加米涅夫、⑮史達林1924年秋天爭吵最關鍵的時候，喪失了戰鬥力：「人們能夠預測一場革命或一場戰爭，但無法預測一次秋季射獵野鴨的旅行所帶來的各種後果。」16首先要弄清楚的事情是，這個問題與決定論話題毫無關係。安東尼對克列奧佩特拉的眷念，或者巴濟扎得的突然痛風，或者托洛茨基的寒熱，就像所發生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偶然性所決定。說克列奧佩特拉的美喚起了安東尼無緣無故的眷念，這未必是無禮的。女性的美貌與男性的眷念之間的關係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觀察到的最正常的因果關係。歷史上那種所謂的代表著因果關係的偶然事件妨礙著——也可以說是衝擊著——歷史學家主要關注研究的那種關係。伯瑞相當正確地說道，「兩根不受約束的原因鎖鏈的相互碰撞」。17以賽亞·伯林爵士在其《歷史必然性》一文開首便以讚揚的口吻引用伯納德·貝倫松⑯「歷史的偶然觀」，伯林是那些把這樣意義上的偶然與缺乏原因決定的事件相混淆中的一位人物。但是，除開這種混淆不考慮，我們目前還有一個真正的問題。當我們的因果關係在任何時候都易於被一些其他的因果關係，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是一些毫無關聯關係的打破或歪曲時，我們如何在歷史之中找到連貫的因果關係，又如何在歷史之中發現意義？ 在這裡，我們或許要暫停一下來注意近年來廣泛流行的、堅持歷史中偶然作用觀點的起源。波利比阿（Polybius）似乎是非常系統地以這種方法關注偶然作用的第一位歷史學家；吉本很機智地揭開這其中的原因。「希臘人」，吉本評論道，「當他們的國家淪落到一個行省之後，不是把羅馬勝利的原因歸結於共和國的優點，而是歸咎於共和國的好運」。18塔西佗（Tacitus）也是一位生活在祖國衰落時代的歷史學家，同樣沉溺於對偶然作用進行廣泛的反思。為英國歷史學家所復活的、堅持歷史之偶然是重要的乃是開始於不安、憂慮心情的增長，這伴隨著本世紀的到來而出現，並在1914年後變得明顯起來。長時間的間隔之後，第一位發表這種意見的英國歷史學家似乎是伯瑞，他在1909年發表的關於「歷史中的達爾文主義」文章中，「讓人注意偶然巧合的因素」，這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進化中的事件」；1916年一篇名為「克列奧佩特拉的鼻子」的一篇文章中單獨談論這一問題。19我們前面引用費歇爾（H. A. L. Fisher）的那段文字反映了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夢想沒有實現的悲觀情緒，乞求讀者認識歷史中的「偶然事件和不可預測事件的作用」。20在英國，把歷史當作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理論的盛行恰巧與法國一個哲學學派的興起同期，後者鼓吹——我引用薩特名著《存在與虛無》中的話——存在「既沒有原因，也沒有理由，也非必要」。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在德國，老資格歷史學家邁納克（Meinecke）在其晚年越來越注意歷史中偶然的作用。他責怪蘭克對此名言沒有足夠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邁納克把過去四十年間的民族災難歸咎於一系列的偶然事件，皇帝的浮誇、選舉興登堡⑰為魏瑪共和國總統、希特勒固執的性格，等等——在祖國一系列不幸災難的重壓下，這位偉大歷史學家的精神崩潰了。21在歷史事件中處於衰落而不是鼎盛時期的群體或民族，那些強調歷史中偶然事件或偶然性作用的理論自然會大行其道。那種認為考試結果完全是一種摸彩行為的觀點總是在差生中大有市場。 但是，揭示了一種信仰的根源，並不等於解決了這一信仰；我們在歷史事件中仍舊可以到處發現克列奧佩特拉的鼻子在起作用。孟德斯鳩顯然是第一位試圖反對這種偶然性而維護歷史規律的人。「假如像一場戰爭的偶然結果一樣，一個特別的原因使一個國家毀滅的話」，孟德斯鳩在論述羅馬人偉大和衰落的著作中寫道，「那麼，還有伴隨這個別的戰爭而來的使這一國家衰落的一般原因」。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一些困難。關於這點馬克思只寫過一次，而且僅僅在一封信中： 世界歷史也就帶著很神秘的性質了，倘若「偶然性」是不起作用的。這些偶然性的自身自然地歸到一般發展的過程中去，同時為別的偶然性所補足。但是加速和推遲就非常有賴於這樣的「偶然性」，其中包括著那些一開始就站在運動前頭的人物的性格的「偶然情況」。22 因此，可以把馬克思對歷史偶然性的解釋歸納為以下三點。首先，偶然性並不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加速」或「延遲」，但言外之意又不能徹底改變事件的進程。其次，一種偶然性為另一種偶然性所補足，因此，最終偶然性自我抵消。再次，個人性格鮮明生動地展現了偶然性。23托洛茨基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強化了這種補足和自我抵消的理論： 整個歷史進程是通過偶然事件來折射出歷史規律的。以生物學的語言，我們或許可以說，通過偶然事件的自然選擇實現了歷史規律。24 我坦白承認，我認為這種理論既難以讓人滿意，又難以讓人信服。歷史中偶然性的作用當今被那些喜歡強調偶然性之重要的人大大誇張了。但是，說偶然性的存在僅僅是加速或延遲，而不是改變，這是玩弄文字遊戲。我也不能發現有什麼原因可以相信一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比方說，列寧在54歲時便過早地去世——自動地以這樣一種方式為另外一些偶然事件補足：恢復了歷史進程的平衡。 同樣，那種認為歷史中偶然事件僅僅是衡量我們愚蠢的一種尺度的觀點也是不充足的——只不過是我們不能夠理解的一個名稱而已。25毫無疑問，有時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行星的含義當然是「漫遊者」，當人們還不能理解它們的運動規律性而認為它們應該是在天空隨意漫遊的時候，人們賦予了這一名稱。把某事描述為一種災難，這是那些使自己免除研究原因這一繁重職責的人所喜歡的方式；當有人告訴我們歷史是一連串偶然事件時，我傾向猜測這人不是思想上的懶惰，就是智力低下。嚴肅歷史學家通常的做法是，指出迄今為止被認為是偶然的某些事情，在根本上並不是偶然事件，可以用理性的方法解釋，從宏觀意義上看也適合事件的更廣泛的模式之中。但這也沒有完全回答我們的問題。偶然事件不僅僅是我們不能理解的一些事情。我相信，要想解決歷史中偶然事件這種問題，必須尋求一種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 在較早一個階段，我們已經知道歷史是以歷史學家開始選擇事實、整理事實並使它們成為歷史事實開始的。不是所有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但是，歷史事實與非歷史事實之間的區別不是固定的或不變的；比方說，一旦人們認識到事實的意義和重要性，任何事實都可以上升到歷史事實的地位。我們現在發現，一種在一定程度上類似的過程在發生作用，像歷史學家研究原因的方法一樣。歷史學家與其研究原因間的關係就像歷史學家與所研究事實之間的關係一樣，是雙重的、相互的。原因決定歷史學家對歷史進程的解釋，而歷史學家的解釋也決定著歷史學家對原因的選擇和整理。把原因分為不同的等級，一個原因或一組原因的相對意義，或另一個原因或一組原因的相對意義，這是歷史學家解釋的精髓所在。這就為歷史中的偶然事件這一問題提供了線索。克列奧佩特拉鼻子的形狀、巴濟扎得的突然痛風、讓亞歷山大國王送命的那猴子一咬、列寧的去世——這些都是改變歷史進程的偶然事件。企圖迅速而神秘地帶走這些偶然因素，或以各種方式佯稱這些偶然事件沒有影響，是沒有用的。另一方面，只要這些事件是偶然的，它們就不能進入任何歷史的合理解釋之中，也不能進入歷史學家的重大原因的等級序列之中。波普爾教授和伯林教授——作為這個學派最傑出的代表、擁有大量讀者的代表，我再次引用他們——他們認為歷史學家企圖在歷史進程中發現意義並企圖從歷史進程中獲得結論，這就等同於企圖把「全部經驗」歸納為均勻的體系，但歷史中偶然事件的存在註定任何這類企圖都是徒勞的。但是，理智健全的歷史學家會異想天開地宣稱擁有「全部經驗」這類事情；他不能多擁有事實中的一小部分，甚至不能多擁有他所選擇的歷史事實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一小部分。像科學家的世界一樣，歷史學家的世界並不是真實世界的攝影記錄，而是一個有指導意義的模型，這可以使歷史學家或多或少有效地理解這個世界，把握這個世界。歷史學家從過去的經驗中，或者從他接觸到過去的經驗中提煉出認為對理性解釋和說明經得起檢驗的那部分，並從這部分得出結論作為行動的指南。最近一位很受大家歡迎的作家，談到科學成就時，生動地談到了人類心智（Human Mind）的過程是：「在已觀察到的『事實』的破布口袋裡到處翻尋，選擇、整理那些相關的已觀察到的事實，並使之標本化，擯棄不相關的事實，直到把這些事實縫製成一床有邏輯的、合理的『知識』之毯」。26除了某些過度的主觀主義帶來的危險值得限制外，我願意把這段話當作是歷史學家心智進行活動的一幅生動畫面。 這個過程或許讓哲學家，甚至讓一些歷史學家感到迷惑不解和震驚。但是，這對那些從事日常實際工作的普通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讓我舉例說明。宴會之後，瓊斯開車回家，他比平日多喝了點酒，剎車又不太靈，在一個視力難以觀察的死角里，撞到羅賓遜，把他軋死了，羅賓遜正穿過馬路來到這個角落的商店買香菸。把這些雜亂無章的事情弄清楚之後，我們碰頭——比方說，在當地警察局碰頭——調查事故發生的原因。是司機的半醉狀態肇事的嗎？——這樣的話，或許要進行刑事起訴。或者是由於不靈的剎車？——這樣的話，便涉及僅僅一個星期前全面檢修過車輛的車行了。或者是由於那個街道的死角——這樣的話，或許要把道路局請來關注這事。當我們在討論這些實際問題時，有兩位著名的紳士——我不想說出他們的身份⑱——破門而入，口若懸河、切中肯綮地告訴我們，假如羅賓遜那晚不跑出去買香菸，他就不會橫過馬路，也就不會被軋死；因此，羅賓遜想抽菸的願望是他的死因；忽略這個原因的任何調查都會白費時間，從這些調查中得出的任何結論都是毫無意義、毫無用處的。得，那我們怎麼辦呢？一旦我們能夠打斷他們的滔滔不絕，我們就彬彬有禮但堅決地把我們的兩位客人半推半就地送到門口，並吩咐門房絕對不要讓他們再進來，然後繼續我們的調查。但是，我們如何回答這兩位插嘴者呢？當然，羅賓遜被軋死是因為他是個吸菸者。信奉歷史中偶然事件、意外事件的人所說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相當真實的，也非常符合邏輯。我們可以在《愛麗絲奇境記》、《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中發現那種冷酷的邏輯與這些話相同。不過，儘管我對牛津大學學術研究的這些成熟事例的敬意並不落後於人，但是，我還是寧願把自己不同的邏輯方式保存在分隔艙之中。道奇森⑲的模式不是歷史的模式。 因此，歷史是根據歷史重要性進行選擇的一種過程。再次引用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話，歷史是「一個選擇的體系」，不僅是對現實認識的選擇體系，而且是對現實原因、取向的選擇體系。就像歷史學家從浩瀚的事實海洋選擇那些適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實一樣，他也從大量的因果關係中抽繹出因果關係，也僅僅是這些因果關係才具有歷史意義；歷史意義的標準是：歷史學家能使這些因果關係適合其合理說明與解釋模式的能力。其他的因果關係則被當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拋棄，這並不因為因與果之間的關係不同，而是因為這種關係本身不切題。這對歷史學家毫無用處；它經不起合理的解釋，無論對於過去還是對於現在都沒有意義。的確不錯，克列奧佩特拉的鼻子，巴濟扎得的痛風，亞歷山大被猴子咬一口，列寧去世，或羅賓遜吸菸都有後果。但是，要說將軍打仗失敗是因為他們迷戀美麗的女王，或者說戰爭的發生是因為國王飼養寵物，或者說人們在路上被撞並被軋死是因為他們吸菸，這就毫無道理了。另一方面，假如你告訴普通人說，羅賓遜被軋死是因為司機喝醉了，或者是因為剎車不靈，或者是因為道路上的死角，在普通人看來這似乎是非常明智的、合理的解釋；假如他願意辨別的話，他甚至可以說這是羅賓遜死亡的「真正」原因，吸菸的願望並不是他死亡的原因。同樣，假如你告訴學歷史的學生，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的鬥爭源於關於工業化比例的討論，或者是源於勸使農民生產穀物以供應城鎮的最好辦法的討論，甚至或者是源於相互競爭的領袖之間的個人野心，學生會感覺到，從這些解釋也能應用到其他歷史情況這一意義上看，這些解釋都是合理的、有歷史意義的，從列寧早死這一偶然事件並不是真正原因這一意義上看，這些解釋是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假如他喜歡反思這些事情的話，甚至可以提醒他注意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前言中一句常被援用、又常被誤解的名言：「合理的就是真實的，真實的就是合理的。」 讓我們用一點時間再返回到羅賓遜死亡原因。認識一些原因是合理的、「真正的」，而另一些原因是不合理的、偶然的，我們沒有困難。但是，我們做出這種區別的標準是什麼？通常來說，運用推理能力是為了達到某些目的。知識分子有時是為了消遣而推理，或者像他們認為的那樣推理。但是，總的來說，人類推理是有目的的。當我們把某些解釋當作是合理的，而把另一些解釋當作是不合理的，我想我們正把那些適合某些目的的解釋與不適合某些目的的解釋區分開來。在我們討論的這個事例中，設想禁止酗酒司機開車，或者對剎車狀況嚴格控制，或者改進道路位置，這一切或許會達到減少交通事故的目的，這就很有道理。但是，設想通過禁止人們吸菸來達到減少交通事故數量，這根本毫無道理。這就是我們進行區分的標準。同樣，這也適合我們對歷史原因的態度。我們也在合理的原因和偶然的原因之間做出區別。因為，合理原因有可能應用到其他國家、其他時期和其他條件，能夠導致有益的概括，從中又能得到經驗教訓；它們適合拓展、加深我們理解力的目的。27偶然原因不能進行概括；既然偶然原因是十分獨特的字眼，它們就不能傳授經驗教訓，也就不能得出結論。但是，我在這裡必須說明另一點。正是因為心中懷有目的這個概念為我們處理歷史原因提供了鑰匙；這必然會涉及價值判斷。就像我們在上一講中看到的，歷史解釋總與價值判斷糾纏在一起，因此，因果關係也與解釋糾纏在一起。用邁納克的話來說——那位偉大的邁納克，20世紀20年代的邁納克——「如果不考慮到價值，要探詢歷史中的因果關係是不可能的……探詢因果關係的背後總是直接地或間接地探詢價值」。28這使我想起了先前所說的，歷史雙重的、相互的功能——提高我們根據現在理解過去的能力，也提高我們根據過去理解現在的能力。任何像克列奧佩特拉的鼻子這樣一類的事情，從歷史學家的立場來看，假如對這種雙重目的並無裨益，便是沒有生命的、沒有效果的。 在這個當口，我應當承認我已經在你身上玩了一個拙劣的花招，儘管你可以毫不費力地看穿這一花招，儘管有幾次這可以使我縮短或精練我的話題，或許你已經寬容地把這當作是一種便捷的簡略表達方式。我至今還始終如一地使用「過去與現在」這一慣用語。但是，就像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只不過是想像中的劃分過去與未來的分界線，不過是一個觀念的存在。當談到現在的時候，我已經悄悄地把另一個時間維數帶入這種觀點之中。既然過去和未來是同一時間範圍的一部分，我認為要想表明把對於過去的興趣和對於未來的興趣互相連接起來，是容易的。當人們不僅僅生活在當前，同時有意識地對過去和未來感興趣時，就跨越了史前時代和歷史時代之間的界限劃分。歷史開始於傳統的傳遞；傳統意味著把過去的習慣和教訓傳遞到未來之中。過去的記錄是為了未來世世代代的恩惠而開始保存的。「歷史思想」，荷蘭歷史學家哈伊津哈⑳寫道，「總是目的論的」。29查爾斯·斯諾爵士（Sir Charles Snow）最近在有關盧瑟福（Rutherford）的文章中寫道，「像所有科學家一樣……他幾乎沒有考慮這意味著什麼，他確信的是未來」。30我想，優秀的歷史學家，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點，都是確信未來的。除了「為什麼」這個問題外，歷史學家也會探詢「往何處去」這個問題。 * * * 1參閱F. M. Cornford之Thucydides Mythistoricsu，各處。 2De l'esprit des lois, Preface and ch. 1. 3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ed. A. C. Pigou (1925), p. 428. 4H. Poincaré, 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 (1902), pp. 202—203. 5B. Russell, Mysticism and Logic (1918), p. 188. 6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oston, 1928), p. 224. 7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在1957年首先以書的形式發行出版，但是該書的文章由原來發表於1944、1945年間的文章構成。 8我避免使用「歷史主義」一詞，只是在一兩處不太精確的地方使用過，因為波普爾教授那關於這一主題流傳很廣的著作使這一術語所蘊涵的精確含義變得空洞了，強烈堅持要對術語下定義是迂腐的。但是，人們必須知道他正談論的是什麼，波普爾教授把「歷史主義」當作是雜物箱，把他不喜歡的有關歷史的任何觀點都納入其中，其中包括在我看來是合理的觀點，我想也包括一些今天嚴肅的作家不再贊同的觀點。就像波普爾承認的（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第3頁），他發明了「歷史主義者」（historicist）觀點，但任何其他知名的歷史主義者都沒有使用過這一觀點。在波普爾的著作中，歷史主義既包括把歷史同化於科學的學說，也包括把兩者截然分開的學說。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避免預言的黑格爾被當作是歷史主義的大祭司；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中，歷史主義被描述為「社會科學的方法，它認為歷史預言（historical prediction）是社會科學的主要宗旨。到目前為止，「歷史主義」（Historicism）常常被當作是德語「Historismus」一詞的英語翻譯；現在，波普爾教授把「historicism」與「historism」區分開來，就更為本已混亂的術語的用法添加了混亂的因素。M. C. D' Arcy, The Sense of History: Secular and Sacred，第11頁，把「歷史主義」一詞「等同於歷史哲學使用的」。 9攻擊柏拉圖為第一位法西斯主義者源於一位名叫R. H. Crossman的牛津出身者的一系列廣播演講，見Plato Today (1937)。 10C. Kingsley, The Limits of Exact Science as Applied to History (1860), p.22. 11「決定論……意味著……只要事實仍舊是那樣的事實，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會確定無疑地這樣發生，而不可能以別的形式發生。說它可能，意味著如果事實發生了變化，可能會以別的形式發生」。見S. W. Alexander in Essays Presented to Ernst Cassirer(1936)，第18頁。 12K.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2nded., 1952), ii, 197. 13「因果律並不是由世界強加給我們的」，但是它「或許是讓我們適應這個世界的最有效的方法」。見J. Rueff, From the Physical to the Social Sciences (Baltimore, 1929)，第52頁；波普爾教授本人（The Logic and Scientific Enquiry，第248頁）則把對因果律的信仰稱之為「一條很有道理的、方法上的規則之形上學的具體化」。 14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ch. lxiv. 15W.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The Aftermath (1929), p. 386. 16L. Trotsky, My Life (Engl. Trans., 1930), p. 425. 17伯瑞關於這點的看法，見The Idea of Progress (1920)，第303—304頁。 18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ch. 38。注意到這點是很有趣的，在希臘人被羅馬人打敗之後，他們也開始沉溺於歷史「或許會發生」這類遊戲——這是失敗者最適意的安慰了：假如亞歷山大大帝不是年輕的時候就死的話，希臘人自言自語道，「亞歷山大或許會征服西方和羅馬，並使之臣屬於希臘國王」。見K. von. Fritz, The Theory of 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 (N. Y., 1954)，第395頁。 19兩篇文章都在J. B. Bury的Selected Essays（1930）中重新刊登；Collingwood對伯瑞觀點的評論，見The Idea of History，第148—150頁。 20關於這段話，見上述第37頁。Toynbee在A Study of History第5卷，第414頁引用了費歇爾的這段名言，很顯然湯因比完全誤解了這段話：他把這段話當作是「現代西方社會對至高無上的偶然信仰」的產物，這種信仰「產生」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理論者並不相信偶然，而是相信那隻無形的手，是這隻手廣施恩澤，使人類的混亂行為變得有條不紊；費歇爾的言論不是自由放任主義的產物，而是這种放任主義在20世紀20、30年代衰落時的產物。 21相關段落引自W. Stark在為F. Meineke的Machiavellism一書所做的導言，第xxxv—xxxvi頁。 22Marx and Engels, Works (Russian ed.), xxvi, 108。（譯文見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頁。——譯者） 23托爾斯泰在War and Peace中尾聲第一節中，把「偶然性」等同於「天才」，把這當作是人類沒有能力理解終極原因的術語。 24L. Trotsky, My Life (1930), p. 422. 25托洛茨基採納這種觀點：「我是被迫求助於宿命論，把它當作不合理事件的解釋，這就是說，把它當作是我們不能夠理解的事件中的合理性解釋」。見War and Peace, Bk. IX, ch. i. 26L. Paul, The Annihilation of Man (1944), p. 147. 27波普爾教授曾一度意外發現這一意義，但沒有領會這一意義。他認為「大多數解釋基本上只是屬於既啟發又獨斷這樣一類水平」（不管這兩個詞語的確切含義到底是什麼），他又附帶補充說，「其中一些是以想像力豐富而著稱的——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點」，見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第151頁。這一點並不相當重要：正是這一點證明了「歷史主義」（就這一術語的某些意義而言）畢竟不是那麼貧困的。 28Kausalitäten and Werte in der Geschichte (1928), translated in F. Stern, Varieties of History (1957), pp. 268, 273. 29J. Huizinga translated in Varieties of History, ed. F. Stern (1957), p. 293. 30The Baldwin Age, ed., John Raymond (1960), p. 246. 注釋 ①　烏滸水（Oxus），今阿姆河，古希臘稱之為Oxus。《史記》、《漢書》稱之為「媯水」，《魏書》稱之為「烏許水」，《隋書》及兩《唐書》稱之為「烏滸水」。——譯者 ②　藥殺水（Jaxartes），今錫爾河，古希臘稱之為Jaxartes（或寫為Yaxartes）。《隋書》、《新唐書》稱之為「藥殺水」。——譯者 ③　狄西（Dicey），大概指英國法學家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譯者 ④　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 1838—1918），美國教育家、歷史學家，美國第六任總統John Quincy Adams（1767 —1848）的孫子。著有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07)、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9卷，1889—1891）。——譯者 ⑤　查理·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英國慈善家、作家，他是支持達爾文學說的第一位牧師。——譯者 ⑥　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s of Modern History），Regius Professors是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中的一種教授職位，這種職位是由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建立起來的，所以名之為「欽定」。牛津大學第一個欽定教授是1535年建立的希伯來語欽定教授，自1546年起，陸續設立了民法欽定教授、神學欽定教授、希臘語欽定教授、醫學欽定教授；1724年起則設立了近代史欽定教授；自1842年起又設立道德欽定教授、教牧神學欽定教授和教會史欽定教授。在蘇格蘭大學裡，這種頭銜也被用於由國王設立的教授席位。劍橋大學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的席位是喬治一世（George I）在1724年建立的，先後擔任過這一席位的人有Samuel Harris (1724)、Shallet Turner (1735)、Laurence Brockett (1762)、Thomas Gray (1768)、William Smyth (1807)、James Stephen (1849)、Charles Kingsley (1860)、John Seeley (1869)、John Dalberg, Baron Acton of Aldenham (1895)、John Bagnell Bury (1902)、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927)、George Norman Clark (1943)、James Ramsay Montagu Butler (1947)、Michael Clive Knowles 1954、Herbert Butterfield (1963)、William Owen Chadwick (1968)、Geoffrey Elton (1983)、Patrick Collinson (1988)、Quentin Skinner (1996)等。——譯者 ⑦　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 1455—1485），英國兩大封建主集團為爭奪王位進行的內戰。戰爭一方蘭開斯特家族以紅玫瑰為族徽，另一方約克家族以白玫瑰為族徽，故稱玫瑰戰爭。又稱薔薇戰爭。——譯者 ⑧　斯托雷平（Stolypin, 1863—1911），俄國政治家。——譯者 ⑨　克倫斯基（Aleksandr Feodorovich Kerensky, 1881—1970），俄國革命者，尼古拉二世退位後被任命為政府首腦（1917年7月），但由於他的溫和政策而被布爾什維克人推翻（1917年10月）。——譯者 ⑩　孟什維克主義者（Mensheviks），俄國革命以前和期間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中自由主義少數派的成員。——譯者 ⑪　語出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譯者 ⑫　指巴濟扎得二世（Bajazet II, 1447—1513），土耳其蘇丹（1481—1513），他的統治以不斷與匈牙利、波蘭、波斯、威尼斯和埃及戰爭而著稱，贏得「閃電」（Ilderim）綽號。——譯者 ⑬　希臘國王亞歷山大（Alexander, 1893—1920）。——譯者 ⑭　季諾維也夫（Zinoviev, 1883—1936），蘇聯政治家，列寧親密的戰友，1924年列寧去世後，與加米涅夫、史達林共同執政，因加入反對史達林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一派，被開除出黨（1927），最後在史達林清黨中被處死。——譯者 ⑮　加米涅夫（Kamenev, 1883—1936），蘇聯共產黨領導人，1924年列寧逝世後，與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共同掌權，1927年作為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清除，1934年被監禁，後被處決。——譯者 ⑯　伯納德·貝倫松（Bernard Berenson, 1869—1959），美國藝術史家、藝術評論家、藝術商人。主要著有The Italian Painters of the Renaissance (1952)、Drawings of the Florentine Painters (1903)、Aesthetics and History in the Visual Arts (1948)等。——譯者 ⑰　興登堡（Hindenburg, 1847—1934），德國元帥、政治家，曾任魏瑪共和國總統（1925—1934），1933年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譯者 ⑱　暗指卡爾·波普爾、以賽亞·伯林兩人。——譯者 ⑲　指《愛麗絲奇境記》、《鏡中奇遇》的作者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1832—1898），英國數學家、童話作家。——譯者 ⑳　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蘭歷史學家。他本來是研究印度文學的，但卻以研究中世紀晚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文化史著稱。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1919)、Erasmus of Rotterdam (1924)、Dutch Civil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33)、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 (1935)、Homo Ludens (1938)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