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 八

這看起來也許很矛盾，儘管事實上並非如此，那就是我應該將一種「諷刺性的自我意識」歸因於一個常常誠實而喧鬧地炫耀其歷史訓練的時代，應該看到它頭頂盤旋著一個疑問，即它覺得真的沒有什麼可以自豪的；還有一種憂慮，即它擔心因為歷史知識而高興的時代也許很快就要過去了。歌德在他對牛頓的著名研究中，也展現了一個相似的人性之謎：他在自我存在的深處——或者不如說是在高處——發現了一種「對自身錯誤的困惑不安」，就好像他常常意識到，自己對於即將在下一個時刻消失的事物有著更加透徹的洞察。這使得他對自己的本性有了某種諷刺性的看法。人們會發現，那些更偉大和更健全的「歷史的人」意識到，相信一個民族的教育需要像現在這樣具有極端歷史性，這樣的想法是迷信和荒謬的。而最強大的國家，在行動和影響力上最強大的國家，則曾經以不同方式生活，它的年輕人也是以不同方式來訓練的。這種知識使他們的想法轉向了懷疑。這些懷疑者說：「荒謬和迷信適合我們自己這樣的人，我們這些從更快樂和更強大的樹幹上剛剛長出來的已經枯萎的新芽，驗證了赫西俄德（Hesiod） (1) 的預言，他說，有一天人類剛剛出生便已是滿頭白髮，而只要出現了這種跡象，宙斯就會毀掉那一代人。」歷史文化確實是一種遺傳的白髮，而那些自幼便有其印記的人必定本能地相信人類的老年 。適合於老年的，便是老年人的工作：回頭看看過去、算算賬，在對過去的回憶之中——也就是在歷史文化之中尋求安慰。然而人類既堅韌又頑固，認為一千年也好、十萬年也好，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對這期間的發展進程作一番從過去到未來的總結。也就是說，人類歷史根本不可能被一個極其微小的個體，即個人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兩千年的時間——也就是按照每代人60年來算、連續34代人的時間——怎麼就能讓我們說其開始是青年時期，其結束是「人類的老年」呢？這種相信人類正在迅速退化的、使人麻痹的思想，難道不正是包含了對世界末日即將來臨、我們正惶恐不安地等待著末日審判這一套從中世紀流傳下來的神學觀念的誤解嗎？這種不斷增長的對歷史審判的需求難道不是給了我們一個改頭換面後的觀念，就好像我們的時代是最後一個可能存在的時代，要求對過去作出一種基督徒認為不能由人類作出，而應當由「人子」（the son of man）作出的普世性審判嗎？「記住你終有一死」（memento mori）這句話既告誡了人類，也告誡了個人，它是一根永遠讓人痛苦不已的毒刺，是中世紀知識和意識的王冠。 一種稍晚一點的相反說法，「記住你得活著」（memento vivere），則說得有點膽怯，底氣不太足，幾乎有些不誠實。因為人類仍然恪守著「記住你終有一死」，並且在對歷史的普遍需要中表現出這一點。科學也許可以盡力撲扇著翅膀，但卻從未能獲得自由的空氣。一種深深的絕望感保留了下來，並被塗上了歷史的顏色，使得所有更高的教育都黯淡無光，垂頭喪氣。有一種宗教，它認為在人一生的時間之中，最後一小時是最重要的，它預言了世俗生命的終結，判決一切生物都生活在一齣悲劇的第五幕里，這樣的宗教也許能喚起人類最敏銳和最高貴的力量，但它卻是一切新的播種、一切大膽嘗試或自由渴望的敵人。它反對所有朝向未知領域的飛翔，因為它自己在那裡沒有任何生命或者希望。它只是勉強讓新芽破土而出，在對自己有利之時便讓其枯萎：「新芽也許會讓生活誤入歧途，並給生活一個錯誤的價值。」佛羅倫薩人被薩伏那羅拉（Savonarola） (2) 的規勸所影響，對圖畫、手稿、面具和鏡子搞了一次著名的大毀滅，基督教則會對所有勸人繼續努力和信奉「記住你得活著」的文化做同樣的事。並且，如果它不能採取直接的方式，即作為主力上陣，它還是可以通過與歷史文化的聯合達到目的，儘管這種聯合通常沒有得到歷史文化的默許。它一邊說著話，一邊聳聳肩，將所有新生事物都拒之門外，並讓我們越發感到自己是遲到者和後學晚輩，總而言之，感到自己是生來就有白髮的人。認為一切過去的行動都是無價值的，認為世界已經為審判作好準備——這些深入嚴肅的思考已經被削減為懷疑的意識，即，既然要做什麼更好的事情已經是太遲了，那麼不管怎樣，了解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總歸是好的。歷史感讓它的僕人變得被動又懷舊。只有在遺忘的時刻，在歷史感休眠之時，患著歷史狂熱症的人才會有所行動。儘管行動之後，他只是再次分析他自己的行動（這就使得這一行動不會再有任何進一步的結果），並最後為了歷史的目的而將它放到解剖台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仍然生活在中世紀，而歷史仍然是一種偽裝的神學，正如沒有學問的外行人在看到博學之士時所懷有的那種敬畏之情通過教士得以遺傳下來一樣。人們原來拿給教堂的東西，現在他們拿來給科學，只不過是規模小了一點。而給予這件事歸根到底還是教堂造成的，而不是現代精神。現代精神雖然有一些好的品質，但卻有點吝嗇，在慷慨這一美德方面做得並不好。 這些話也許讓人不太好接受，同樣不太好接受的，還有我將歷史的泛濫追溯到中世紀的「記住你終有一死」，以及基督教心中對世俗存在的所有未來都不抱希望。但你總還是應當試著用一種更好的解釋來取代我這個猶豫不決的解釋。因為歷史文化的起源，以及歷史文化對一個新時代的精神和一種「現代意識」的極其強烈的抗拒的起源，其自身必須首先用一種歷史方式來了解，歷史必須解決歷史的問題，科學必須將它的尖刺指向自己。這個三重的「必須」是「新精神」的命令，如果它真的要包含一些嶄新、強大、有活力、有創造性的東西的話，就該如此。或者說難道我們德國人——且不說羅曼語族各民族——就真的因為我們只能夠 如此，就必須永遠只做所有更高層次文化的追隨者嗎？威廉·瓦克納格爾（Wilhelm Wackernagel） (3) 的話很值得深思：「我們德國人是一個『追隨者』民族，我們所有較高層次的科學、甚至我們的信仰，都只是古代世界的繼承物。甚至那些反對它的人，也在呼吸著基督教的不朽精神的同時，還不斷呼吸著古典文化的不朽精神。如果有誰能夠將這兩種因素從包圍著人類靈魂的生命空氣中分離出去，那就不會剩下多少可以讓一個精神生命繼續生存的東西了。」即使我們滿足於追隨古人這一使命，即使我們決定要急切而興奮地接受這一使命，並在我們的急切中表現出我們的高度特權——我們還是不得不問，做一個正在消逝的古人的學生，這是否就是我們永恆的命運？有時候我們可以將目標定得更高更遠。在我們祝賀自己將我們心中亞歷山大里亞文化的次要精神提升到如此了不起的富有成果的地位——通過我們的「普遍歷史」——之後，我們也許會在眼前定下一個更高的、這個亞歷山大里亞世界之外並高於它的奮鬥目標，作為我們最高貴的獎賞，並勇敢地在古希臘世界中找到我們的原型。在古希臘世界，一切都偉大、自然而富有人性。可就是在那兒 ，我們發現了真正的非歷史文化的現實——而且儘管如此，或者也許正因為如此，這種文化也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豐富而充滿活力的文化。如果我們德國人只是些追隨者的話，能做這樣一種文化的嫡系繼承人和追隨者，那就是再偉大、再驕傲不過的了。 然而必須加上這一點：想到我們是些後學晚輩，這經常是一種折磨，但它對個人和民族來說，同樣也能產生出對未來的希望——也就是說，只要我們能將自己看作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繼承人和追隨者，並在其中看到我們的榮譽和我們的動力。但不要做一個強大的樹幹上新結的苦果，像收藏家和掘墓人一樣，對樹幹再施下一個淒涼生活的咒語。這樣的遲到者的確是一種諷刺性的存在。毀滅始終躡手躡腳地跟在他們蹣跚的生活腳步後面。在為過去感到高興時，他們又在毀滅面前瑟瑟發抖。他們是活著的記憶，而他們自己的記憶則毫無意義，因為沒有人來繼承。這樣他們就沉浸在一種悲傷的想法之中，認為他們的生活是一種不公正，而且任何未來的生活都無法糾正這種不公正。 假設這些懷古者，這些遲到者，要將他們痛苦的、諷刺性的謙虛轉變為某種無恥，假設我們聽到他們大聲地說：「這個種族已到達它的巔峰了，因為它已經第一次有意識地表現了自己。」我們就會看到一齣喜劇，在這齣喜劇之中，某種非常有名的哲學的隱晦意義將會為了德國文化的利益而展示它自己。我相信，在本世紀德國文化的進程中，沒有哪一個危險的轉折點不曾因為這種黑格爾哲學巨大且依然存在的影響力而變得更加危險。不管怎樣，相信一個人是這個世界上的遲到者，這是有害而可恥的。但如果這種信仰只是將車輪巧妙地一轉，便贈予我們的遲到者以神性，將他們變成了過去一切創造活動的真正意義和目的，把他意識到的不幸當作世界歷史的完成，如果這樣的話，那這種信仰必定顯得可怕而且具有毀滅性。這樣的一種觀點使得德國人習慣於談論一種「世界進程」，並把他們自己的時代看作這一進程的必然結果而加以辯護。這種觀點還用歷史取代了其他的精神力量、藝術和宗教，把歷史當作唯一的主宰，因為它是「認識了自己的觀念」，是「各民族精神的辯證法」，是「世界的裁判所」。 這種用黑格爾的方式來理解的歷史被輕蔑地稱為上帝在地球的逗留——儘管上帝首先是被歷史創造出來的。不管怎樣，這個上帝在黑格爾的腦袋裡變得清晰透明和易於理解，並且已經穿過了所有辯證可能的步驟，上升到自我表現的狀態。因此，對於黑格爾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的存在中，世界進程達到了最高和最終的階段。他本應該說，在他之後的每一樣東西都只應當被視為偉大的歷史迴旋曲的尾音——或者更不妨說，只是多餘的東西。他沒有這麼說過，這樣他就向被他徹底改變的一代灌輸了對「歷史力量」的崇拜，這種崇拜實際上將每一個時刻都變成了純粹對成功的驚嘆，變成了對現實的偶像崇拜，我們現在已經創造出了一個很有特色的詞來形容這種崇拜——「改變自我以適應環境」。然而，曾經學會了在歷史的力量面前點頭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終會像中國的木偶一樣，對每一種力量都唯唯諾諾，不管這種力量是一個政府、一種公眾意見，還是一個數量上的多數。這種力量牽動著繩子，他的四肢便能正確地做出動作。如果每一個成功都是由於「合理的必然性」，每一個事件都展現出邏輯或是「理念」的勝利，那麼——趕快下跪，對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頂禮膜拜！什麼，再也沒有活著的神話了？宗教只剩最後一口氣了？看看對歷史力量的這種信仰，還有那些理念神話的教士，以及他們傷痕累累的膝蓋！所有的美德不是都在追隨著新的信仰嗎？如果一個歷史的人將自己變成一面所有客觀現實的「客觀」鏡子，難道我們不應該稱之為無私嗎？宣布放棄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這難道不是慷慨嗎？將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觀察哪一個更強更重，這難道不是公正嗎？對過去的這種沉思是一所多麼彬彬有禮的學校呀！客觀對待一切，無所怒，無所愛，理解一切——這會讓人變得溫和柔順。即使一個在這所學校中成長起來的人公開表現出他的憤怒，人們也會一樣高興，因為人們知道這只是藝術意義上的憤怒與熱愛 （ira et studium），但它其實是無恨無愛 （sine ira et studi）。 對於美德與神話的這種結合，我的想法是多麼過時！但不管人們會怎麼嘲笑它們，也必須把它們提出來。我甚至要說，歷史總是教給我們「從前曾經這樣」，而道德總是教給我們：「不應該這樣，或者本應該這樣。」因此歷史就變成了現實中不道德事物的概要。可如果一個人將歷史看作對這些現實中不道德事物的裁判，那他就大錯特錯了。一個像拉斐爾這樣的人不得不在36歲時死去，這樣的事實傷害了道德。這樣的人是不應該死的。如果你現在要幫助歷史，來做事實的辯護士，你就會說：「他已經說出了每一樣他內心想說的東西，即使活得再長一點，他也只能創造出一種相似的美，而不是一種嶄新的美。」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話。這樣，你就變成了一個魔鬼的辯護士 （advocatus diaboli），將成功、事實當作你的偶像，然而事實總是沉悶無趣，在任何時候都更像一頭小牛犢，而不是一位神。你為歷史所作的辯護還得益於無知，正因為你並不知道像拉斐爾這樣一種能動的自然 （natura naturans）是什麼，所以當你想到它曾經存在，並且不再存在的時候，你不會感到激動。近來有些人試圖告訴我們，歌德82歲的生命太長了，可我仍然很願意用整車整車新鮮的現代生命時光來交換歌德「太長」時光中的兩年，這樣我就可以像歌德一樣與愛克曼（Eckermann） (4) 進行談話，從而完全躲開眼下這些先生的「現代」談話。和那些偉大的死者比起來，有權活著的活人真是太少了！大多數的人活著，那些少數人卻不再活著，這只是一個殘酷的現實，也就是一個不可改變的蠢事，是「曾經如此」這句乾巴巴的話與「本不該如此」這一道德判斷對抗。是的，與道德判斷對抗！因為不管你談論哪種美德——公正、勇氣、慷慨，智慧和人類的同情心——你會發現，具有美德的人總會起來反對事實的盲目力量，反對現實的殘暴統治，並服從一些法則，但卻並非那些易變的歷史法則。他總是逆著歷史的潮流劈波斬浪，要麼將自己的情慾作為自己生存中最切近的野蠻事實而與它鬥爭，要麼在自己周圍閃亮的謊言之網中訓練自己變得誠實。如果歷史只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情慾與錯誤的體系」，那麼一個人閱讀歷史就要像歌德希望人們閱讀《維特》（Werther ）那樣——就好像它在對那人喊道：「做個男子漢，別學我！」不過幸運的是，歷史還為我們保留了對那些偉大的「反歷史鬥士」——也就是反對現實的盲目力量——的記憶。由於頌揚了某些人身上真正的歷史性質，歷史將自己公開示眾。那些人為了能更愉快和更驕傲地跟隨著「因此必須這樣」，便很少會擔心「因此就是這樣」。不是把他們這一代拉進墳墓，而是建起新的一代——這就是一直驅使他們前進的動力。即使他們出生較晚，仍有一種生活方式可以讓他們忘了這一點——未來的後代也只會認為他們是「先到者」。 * * * (1) 赫西俄德（約生活在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詩人。—— 譯者注 (2) 吉洛拉謨· 薩伏那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義大利基督教改革家。—— 譯者注 (3) 威廉· 瓦克納格爾（1806—1869），瑞士語言學家。—— 譯者注 (4) 約翰· 彼得· 愛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國作家、詩人，《歌德談話錄》作者。——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