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 六

但是放下這些弱點吧，讓我們看看現代人受到盛讚的強項。讓我們提出這個痛苦的問題：他是否因為自己的歷史「客觀性」，就有權在比另一個時代的人更高的程度上宣稱自己是強大和公正的呢？這種客觀性是否真的源自一種被強化了的對正義的需要？或者，作為的確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所導致的一個結果，它是否只是表面上看起來是源自正義，而實際上卻導向一個有利於現代人的不健康的偏見呢？蘇格拉底認為，假想一個人具有一種他實際上並不具有的美德，這是接近瘋狂的行為。這樣一種假想顯然比與之相反的、對一項確定惡習的瘋狂還要危險。因為對確定惡習的瘋狂還有治癒辦法，而另一種則會讓一個人或者一個時代日益糟糕，也就日益不公正。 沒有人比一個具有正義的感情和力量的人更應得到我們的尊敬。因為最崇高和最珍稀的美德在其中融合而消隱，就像海納百川一樣。那個應邀坐在審判席上的公正之人，在手握天平時，他的手不會顫抖。即使是對自己，他也冷酷無情地放上砝碼，當天平起落時，他的眼睛不會模糊，當他宣讀判決時，他的聲音既不生硬，也不結巴。他若是一個冷酷的知識魔鬼，就會向四周散布一種冰冷的氣氛，一種我們會感到害怕而不是尊敬的可怕而超凡的威嚴。然而他是一個人，而且已試著從草率的懷疑上升到了強有力的確定，從溫和的寬容上升到了命令式的「汝必須」，從慷慨這一少見的美德上升到了最少見的美德——正義。他變得更像是那個沒有生命的魔鬼，而不再是一開始那個可憐的凡人。最重要的，他不得不為自己的人性而贖罪，讓他自己的天性在不可能的美德這塊岩石上悲慘地摔個粉碎。所有這些都將他置於一個高處不勝寒的境地，成為人類中最值得尊敬的榜樣。因為他的目標是真理，不是以冰冷無用的知識形式出現的真理，而是依照法律進行制裁的法官的真理；這種真理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將所有私有財產的界石都搬走的神聖權力。總而言之，是作為世界法庭的真理，而不是作為某一個獵人偶然的捕獲物的真理。對真理的尋求經常受到不加思考的讚揚，但只有當尋求真理者有著誠摯的、無條件的正義意志時，這種尋求才能有某種偉大之處。真理只根植於正義，然而，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之中，一大堆各種各樣根本與真理無關的動機摻雜了進來，比如說，好奇、害怕無聊、嫉妒、虛榮或是消遣。這樣，世界看起來似乎充滿了「為真理服務」的人，而正義的美德卻很少出現，也就更少為人所知，而且幾乎從來都被人深惡痛絕。另一方面，一大堆虛假美德卻總在聲名顯赫、大張旗鼓地湧入。 極少有人是真的為真理服務，就如同只有極少數人對正義有著純粹的意志一樣，而在這些人之中，又更少有人能有力量做一個公正的人。光有意志是不夠的。只有要求正義的衝動而沒有裁判的能力，這是人類之所以遭受最大痛苦的原因。因此，普遍的善行所能要求的也只是將這種能力的種子儘可能廣泛地撒播。這樣，狂熱者就能與真正的裁判者分開，盲目的要求就能與清醒的能力分開。可是，並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培植出一種進行裁判的能力。因此當有人向人們講起真理和正義時，人們總是會被這樣一個疑惑所困擾：對他們講話的這個人究竟是個狂熱者呢，還是位裁判者？我們應當原諒他們總是特別友善地對待那些「真理的僕人」。那些「真理的僕人」既沒有進行裁判的意志，也沒有進行裁判的權力，卻承擔起了尋找「與結果無關的純粹知識」的任務。這種知識，簡單來說，就是那種毫無用途的知識。有很多真理，它們並不重要；有很多問題，它們並不需要通過鬥爭來解決，就更不用說犧牲了。在這樣一個冷漠的安全領域之中，一個人可以非常成功地變成一個冷酷的「知識魔鬼」。然而——如果我們發現一大群博學的研究者在某個對他們特別有利的時代變成了這樣的魔鬼，那麼很不幸，通常來說，這個時代可能缺少一種偉大而強大的正義感，即所謂真理衝動的最高貴的來源。 想一想現在這個時代的歷史大師：他是他所處時代之中最公正的人嗎？的確，他自己已經發展得如此的細緻和敏感，以至於「沒有什麼人類的東西是他不熟悉的」。相隔遙遠的時代和人物在他和諧的豎琴聲中走到了一起。他變成了一種被動的樂器，他的音樂聲引起了同類樂器的迴響，直到某個時代的整個空氣中都充滿了這種迴響，它們共同演奏著一個輕柔的和弦。然而我認為人們聽到的只是原來的歷史音符的泛音，它那粗暴有力的音質已經無法從這些又尖又細的共振中辨別出來了。原來的音符歌唱著行動、需要和恐懼，而那泛音卻讓我們昏昏欲睡。這就好像是用兩支長笛為那些夢幻中的鴉片吸食者演奏的英雄交響曲一樣。現在我們可以判斷，這些大師是如何來應對現代人對更高更純的正義概念的要求了。這種美德從來都不是悅耳的，它從來都沒什麼吸引力，它粗糙刺耳。比較而言，在美德之梯上，慷慨處於很低的位置，而慷慨正是幾位少有的歷史學家的特點！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最多也只能做到寬容。換句話說，對於解釋不了的問題，他們就放棄。他們屈尊改正和修飾過去，乃是基於一個不言自明的假定，即，如果在敘述過去時不使用生硬的語言，不公開表達憎惡，那些新手就會將過去視為正義。但只有超強的力量才能真正作出判斷。軟弱的東西如果沒有假裝強大並將正義變成一個女演員的話，它就必須寬容。然而還剩下一群可怕的歷史學家——聰明、嚴厲、誠實，卻心胸狹窄——他們有著「良好意願」，想要做到公正，卻可悲地相信著自己那些其實全部是錯誤的實際判斷，其原因與普通陪審團作出錯誤判決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樣的。如果我們排除所有那些偽裝起來的自我主義者，排除那些為了他們自己的陰謀詭計而假裝採取公正態度的幫派分子的話，要想找到一個真正的歷史天才，是多麼困難呀！我們同樣也排除那些輕率的傢伙，他們在書寫歷史時懷著一種天真的信仰，認為公正存在於他們那個時代流行的見解之中，而用那一時代的精神來書寫歷史就是做到了公正——這種信仰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而且在宗教中是相當適用的。用現存的普遍觀念去衡量過去的觀念和行為，就被這些簡單的人稱為「客觀」。他們在這裡發現了一切真理的準則：他們的工作就是改變過去，使之適合於現在的一切瑣碎事物。而所有不把這些流行的觀念當作準則的歷史著述，就都被他們稱為是「主觀的」。 難道在對「客觀」一詞的最高解釋之中就不可能隱藏著一種幻覺嗎？我們把這個詞理解為歷史學家的某種立場，即歷史學家對動機和結果的過程看得太清楚，以至於這一過程對他本人的個性沒能產生什麼影響。我們想到了這樣一個超脫個人利害的美學現象：在狂風暴雨、雷電交加或驚濤駭浪之中，畫家只看到這些畫面，忘記了自身的存在，於是我們也要求歷史學家能具有同樣的藝術眼光和對其研究物體的完全投入。但如果說物體在這樣一個人面前所展現的畫面確實顯示了事件真相的話，那就只是一種迷信。除非人們能指望這些物體在這樣的時刻用自己的行動在一種完全被動的媒介上留下自己的畫像或是影像。 但這將是一個神話，而且是一個糟糕的神話。人們忘記了，這個時刻其實是藝術家有力而自發的創作時刻，是最高形式的「構思」，這種構思的結果將是一幅藝術的真實畫面，而非歷史的真實畫面。在這個意義上，客觀地思考歷史就成了戲劇家的工作了：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放在一起思考，將各種因素編織成一個單一整體，並且假定，如果設計統一性還沒有被放置到各個物體之間，那就必須將它注入其中。因此人們掩飾和壓制著過去，並表現出他的藝術衝動——而不是他的真理衝動或者是公正衝動。客觀與公正互不相干。有可能存在這樣一種歷史著作，其中沒有點滴普遍事實，但仍可要求被稱作擁有最高程度的客觀性。格里爾帕策甚至說： 歷史不是別的，它只是這樣一種方式：人的精神以這種方式去理解在他看來模糊不清的事實，將只有天知道有些什麼聯繫的事物聯繫到一起，用可以理解的東西代替不可理解的東西，將他自己的因果觀念置入也許只有從內部才能被解釋的外在世界之中，在成千上萬個細微原因真正發揮作用的地方假設其中存在著偶然性。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個別需要，因此，千千萬萬的傾向跑到了一起，或直或彎，或平行或交叉，或向前或向後，或互相促進或互相阻礙。它們有著偶然性的各種表象，而且，與所有自然的影響力不同，它們還使得人們無法確立起歷史事件必須遵循的任何普遍路線。 但由於這樣一個「必須」乃是這種所謂的看待事物的「客觀」方式的結果，因此就應該把它弄明白。如果這個假定被歷史學家作為一個教條加以採納，它就呈現出一種奇怪的形式。席勒在談到歷史學家時，他很清楚這一假定真正的主觀性質：「一個接一個的事件開始離開盲目的偶然性和無規則的自由，成為一個和諧整體中的一員——當然了，這個整體 只是在被描述時才是可見的 。」但是對於一位著名的歷史大師所說的、介於同義反覆和胡言亂語之間的天真語句，人們又將作何感想呢？「看起來所有的人類行為和衝動都服從於物質世界的進程，這一進程難以察覺、強大有力且無法抗拒。」在這樣的語句之中，人們再也找不到在明顯謬誤形式下掩藏起來的智慧。正如歌德筆下的園丁所說，「人們或許可以勉強大自然，但不可能逼迫大自然」，或者像是斯威夫特（Swift） (1) 筆下集市上的雜耍告示中所說，「在這裡能看到除了它自己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大象」。在人類的行動和世界的進程之間，有著什麼樣的對立呢？在我看來，這樣的歷史學家只要一開始進行概括，就不再具有什麼指導意義，他們的弱點在其含糊不清中表現出來。在其他學科中，概括是最重要的事，因為其中包含了規律。但如果這樣的概括要被確定為規律的話，歷史學家的辛勞就白費了。因為在去除含糊不清和難以理解的部分之後，真理剩下的殘渣就只不過是最普通的常識。它只需要最起碼的經驗就可以學會。但是為了這一點常識而麻煩所有的民族，並在其上花費數年的艱苦工作，這就像是早已能夠從已有結果中推出規律，可人們還在做著一個又一個的科學實驗。這種荒唐的過度實驗是佐爾拉（Zoellner） (2) 以來所有自然科學的禍根，如果一齣戲劇的價值僅僅在於其最後一幕，那麼戲劇本身就會是通往這一目標的一條漫長、曲折而又艱辛的道路。我希望歷史的全部意義不要只在於普遍的命題，把這些作為自己的花和果。相反，歷史的真正價值在於一個很可能十分平庸的主題之上，創造出不同凡響的變奏曲，在於將通俗的曲調升華為一種普遍的象徵，並讓人看到其中包含了一個多麼深刻有力而美麗的世界。 但這首先需要一種偉大的藝術才能，一種有一定高度的創造性眼光，對經驗數據的熱心研究，對一種既定類型的自由闡發——事實上，這種既定類型就是客觀性，只不過這次是作為一種積極的屬性。客觀性常常只是一個詞而已。我們沒有藝術家那種內心燃燒著火焰的靜靜凝視，我們只有一種裝模作樣的平靜，就如同冷漠的超脫可能掩藏著道德感情的缺失。在某些情況下，淺薄的思想，過於沉悶而顯得並不平靜客觀的日常智慧，就代表了一種主觀方面已經沉沒不見的藝術狀態。所有不能激發感情的事物都得到讚許，最枯燥的詞語才是正確的。他們甚至同意，過去在某一特殊時刻完全無法對其產生影響 的人，是描述這一時刻的合適人選。這就是希臘人與古典學者之間的一般關係，他們彼此毫不相關——而這就被稱為「客觀」！特意製造的、裝模作樣的超脫氛圍，膚淺的動機獵取者的冷靜藝術，在探討最高貴和最稀少的事情時，這些是最叫人惱火的。正是歷史學家的虛榮心 驅使他採取這種漠然的態度。他可以被用來證明這個定理：一個人的虛榮心是與他才智的缺乏相匹配的。不，不管怎樣還是誠實些吧！不要假裝擁有藝術家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客觀性；如果你不是生來就能從事那個可怕的職業，就不要試圖去做到公正。好像每個時代的任務就是要對它之前的每一件事做到公正似的！各個時代從來沒有權利去做它之前各個時代的裁判者，這個艱巨的任務只會降臨到他們之中的極少數人身上。誰逼著你去做裁判？如果這只是你的願望——你首先必須證明你能夠做到公正。作為裁判，你必須比那些將被裁判的事物站得更高，可實際上，你只是比它晚一點來到世間而已。最後入席的客人當然就該坐最後的位置。你想坐上座嗎？那就做點偉大而重要的事情——那麼上座也許就是為你準備的，儘管你的確是最後一個到來的。 你只能用現在最強有力的東西來解釋過去。 只有將你最高貴的品質拉伸到它最大的強度，你才會發現在過去之中什麼是最偉大的，是最值得了解和保存的。物以類聚！否則你就會將過去拉低到你自己的水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源於一個非凡心靈的歷史。如果這個靈魂被迫說一些普遍的東西和重複一些已經為人所知的東西，你就會了解這個靈魂的品質。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必須能夠將已知的東西融入一個從未聽說過的東西之中，並極其簡單而又極其深刻地宣讀出這一普遍法則，以至簡單化於深刻，深刻化於簡單。沒有人可以既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藝術家，同時又是一個淺薄之士。那些篩選、融合各種材料的工人永遠成不了偉大的歷史學家，但我們不可以因此而輕視他們，我們更不可以將他們與偉大的歷史學家相混淆，因為他們是一些必需的泥瓦匠和為師傅服務的學徒，就好像比德國人更加坦率的法國人過去常常談到的梯也爾先生的歷史學家 （historiens de M. Thiers）。這些工人會逐漸變得極其博學，但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永遠也成不了大師。非常博學和非常淺薄在同一個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結合。 因此，歷史是要由有經驗和有性格的人來寫的。如果一個人不是比別人經歷過更偉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釋過去的任何偉大和高尚的事。過去的語言總是如神諭一般，只有當你了解現在並創造未來時，你才能了解它。我們只能用這樣一個事實來解釋德爾斐（Delphi）神諭異常廣泛的影響力，即，德爾斐的祭司對過去有著精確的了解。同樣地，只有正在創造未來的人才有權利去裁判過去。當你在眼前設置了一個偉大的目標時，你同時也就能控制分析的欲望，這種欲望會使得現在對你而言成為一片沙漠，並且將所有其餘的東西、所有平靜地生長和成熟都變得不可能。把你們自己籠罩在一個偉大的、無所不包的希望之中，並不斷奮鬥，把你們自己作為一面未來可以在其中照見它自己的鏡子，並且忘掉你是後學晚輩的迷信。你有足夠的東西需要思考，並在思考之中發現未來的生活。但不要讓歷史向你展示達到未來生活的方式和工具。如果你讓自己倒退到偉人的歷史中去生活，你就會在其中發現一種要成熟起來的最高命令，並離開你的時代所提供的摧殘性教育體系。你的時代發現它自身的利益就在於不允許你成熟，這樣，趁你還沒有成熟之時，它就可以使用和支配你。如果你想讀些傳記的話，別去找那些標有「某某先生及其時代」的傳記，而要找那些扉頁上題有「一個反抗自己時代的鬥士」的傳記。用普魯塔克的著作來款待你的靈魂，在你相信他筆下的那些英雄時，也要敢於相信你自己。一百個這樣的人——按照與當今教育相對的方式教育出來、熟悉了英雄事跡，並變得成熟的人——就足以讓這個時代喧囂虛偽的教育銷聲匿跡。 * * * (1) 喬納森·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國文學家。—— 譯者注 (2) 約翰· 卡爾· 弗里德里希· 佐爾拉（Johann Karl Friedrich Zoellner，1834—1882），德國天體物理學家。——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