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 五

過量的歷史看起來是某一時代生活的敵人，並在五個方面產生危害。第一，強調了內部 與外部 的對照，削弱了個性。第二，這個時代開始幻想它比其他任何時代都擁有更多最珍貴的美德——公正。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敗，個體的成熟和整體的成熟都同樣受到阻礙。第四，我們開始信仰人類的古老時代，這種信仰認為我們是後來的倖存者，只是後學晚輩，這在任何時代都是有害的。最後，當狡猾的自我主義行動理論成熟起來，傷害並最終摧毀生命力的時候，某個時代會達到一個對自身反諷的危險狀態，甚至更加危險的、犬儒主義的狀態。 先回到第一點：現代人正苦於個性的弱化。當一個帝國時代的羅馬人開始注視他腳下的世界時，他就不再是一個羅馬人了。他在湧入羅馬的大批外國人中迷失了他自己，並在藝術、崇拜和道德的世界狂歡節中墮落。現代人的情況也一樣。現代歷史藝術家不斷在他眼前展開一幅世界全景圖，他變成了一個浮躁的、一知半解的參觀者，並達到一種即便是偉大的戰爭和革命對他幾乎也無法有片刻影響的狀態。戰爭還遠沒有結束，就已經變成了千萬份印刷品，並很快就會被用作最新的菜餚，來刺激那些歷史美食家已經疲憊的胃口。不管如何有力地撥動琴弦，一個飽滿有力的和弦似乎還是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轉瞬之間，它就再次消逝於歷史柔軟無力的回聲之中。用倫理學的話來講，一個人永遠不能成功地停留於某一高度。你的行為是突發的巨響，而不是一長串隆隆的雷聲。一個人也許能將一件最偉大和最了不起的事做得十分完美，可它必然也會奔赴黃泉，沒有尊崇也沒有歌頌。因為當你用歷史的帳篷遮蓋你的行為時，藝術就離你而去了。一個人，他本應該通過長期奮鬥去領悟那些難以理解的東西和崇高的東西，但他卻希望在一瞬間能理解所有的東西，這樣的人，只有在席勒關於「理智之人的理智」這一警句的意義之上，才能被稱為是有理解力的。有些東西，孩童能看見，他卻看不見；孩童能聽見，他卻聽不見。這些東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為重要的。因為他不能理解這些東西，所以說他的理解力比孩童的還要幼稚，比簡單本身還要簡單，儘管他羊皮紙似的面容之上有著許多機靈的皺紋，他的手指在解開繩結時靈巧伶俐。他已經失去或者破壞了他的本能。當他的理解力讓他失望、他的道路穿過沙漠時，他不再信任那「神獸」，信馬由韁。他的個性動搖了，對它自己不再有堅定的信念。它沉入了自己的內心世界中，這個內心世界在這裡只意味著一堆雜亂無章的它所學過的東西，這些東西只是無法變成生活的教條，因此也不可能有外在的自我表達。再看遠些，我們就會看到，歷史對本能的遺棄如何將人變成了一些陰影和抽象概念，沒有人敢於表現個性，而是戴上面具，將自己裝扮成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博學之士、詩人或是政治家。 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必須做一件嚴肅的事，而不只是演一出木偶劇，他就去拿起這些面具——因為這些面具看起來都十分嚴肅——他就會發現他手中只是一些破布和彩色飾帶。他不能再欺騙自己了，而應該大聲喊道：「脫去你們的外套，還你們本來面目吧！」一個具有高貴血統的嚴肅之人不能再是一位堂·吉訶德，因為除了攻擊這些虛假的現實之外，他還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但他必須始終敏銳地注視四周，向所有蒙面人大喊：「站住！誰在那兒？」然後撕下他們臉上的面具。那麼，看看結果吧！一個人也許會認為，歷史最重要的是鼓勵人們要誠實，哪怕只是做一些誠實的傻瓜——這曾經是它的影響，但現在再也不是這樣了。歷史教育和統一的市民禮服同時占據了優勢。人們還從沒有如此大聲地談論起「自由個性」，可我們卻已經看不到個性了（就更別提自由個性了），我們只能看到一些穿著制服的人，他們焦躁地把衣領拉過耳朵。個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處去了，從外面再也看不見它，這使人懷疑，無果之因是否可能。或者，是否需要一群宦官來守衛世界的歷史後宮呢？我們完全可以了解他們冷漠的原因。看起來他們的任務難道不是要監視歷史，以確定除了其他歷史之外，不會產生任何東西，但也絕不能有可能會與歷史有關的行動嗎？難道不是要阻止個性變得「自由」，也就是說，在言行上都真誠地對待他們自己和他人嗎？只有通過這種真誠，現代人的內在需要和不幸才會被揭示出來，藝術和宗教才會取代慣俗和偽裝的可悲偽善，成為真正的援助者，培植出一種符合真正需要的普遍文化，這種文化不會像現存的「自由教育」那樣，教會人們如何就這些需要撒謊，從而把自己也變成一個會行走的謊話。 在這樣一個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時代，哲學，這門所有科學中的最誠摯者，這位神聖的赤裸女神，必須生存於多麼不自然、多麼虛偽而毫無價值的環境之中啊！在這樣一個強制的、表面上整齊劃一的世界之中，她只能是孤獨的漫遊者深刻獨白的主題，或是任何一個獵人無意中的捕獲物，是房間中黑暗的秘密，或是大學裡老人和孩童的日常話題。沒有人敢於徹底踐行哲學法則，沒有人懷著那種一心一意的強健信仰過一種哲學的生活。這種信仰曾迫使一個古代人——不管他在哪裡，做過什麼，一旦他宣誓忠於斯多葛（Stoa），就要表現得像一個斯多葛主義者。一切現代的哲學思維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們現代的政府、教堂、大學、道德和怯懦約束得僅剩一個知識的幻影，它靠著「但願……」的嘆息和「從前曾經……」的知識來過活。如果哲學不想停留在一種沒有用行動表達出來的私人知識的話，它在歷史教育中是沒有一席之地的。假如現代人能夠有勇氣、有決心，不是即使滿腔仇恨也足不出戶，那他就會拋棄哲學。現在，他滿足於謹慎地遮蓋哲學的裸體。當然，人們哲學地思考、寫作、出版、說話和教學——他們被允許做這麼多事。但如果只是在行動中、在「生活」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裡，只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許的，其他事情則都不可能，歷史教育的秩序就是這樣。有人也許要問：「這些到底是人類呢，還是只是一些思考、寫作和說話的機器呢？」 歌德在談到莎士比亞時說：「沒有人比他更輕視服裝的對錯了。他十分了解，所有人的內在服裝都是一模一樣的。你聽說他把羅馬人刻畫得很精彩，我卻不這麼認為。那些都是有血有肉的英國人。但不管怎樣，他們是人，從頭到腳都是，羅馬人的長袍也挺合他們的身。」我很懷疑，將我們今天在文學作品和國家中的英雄、官員和政治家描繪成羅馬人，這可能嗎？我肯定這不可能。因為他們都不是人，而只是具有人形的綱要，是被具體了的抽象。如果他們有自己的性格，那這性格也下沉得如此之深，以致再也不能升起來重見天日了。如果他們是人，那他們也只是對生理學家來說是人。對於所有其他人來說，他們是別的東西，不是人，不是「獸或神」，而是文明演進的歷史圖片，而且只是一些圖片和文明，是沒有什麼確定物質的形式——很不幸，是糟糕的形式，而且是千篇一律的。這樣，我的論點就可以理解和值得考慮了：「只有強壯的個性才能承受歷史，弱者會被它消滅。」當感情沒有強大到用自己來衡量過去時，歷史就會讓它們感到不安。一個不再敢於相信自己的人，違背自己的意願向歷史討教「現在他應當如何感覺」，他就會不知不覺因自己的怯懦變成一個演員，扮演著一個角色，或者通常是很多角色——因此他演得十分糟糕、十分膚淺。漸漸地，這個人和他的各種歷史對象之間的聯繫全都停止了。我們看到渺小喧鬧的人物用羅馬人來衡量自己，就好像他們很像羅馬人似的。他們在希臘詩人的殘骸中挖掘，似乎這些是供他們解剖的軀體 （corpora）——而且與他們自己受過良好教育的軀體 一樣廉價 （vilia）。試想一個人正在研究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 (1) ，有一個問題總在我的嘴邊，為什麼偏偏是德謨克里特呢？為什麼不是赫拉克利特、或者斐洛（Philo） (2) 、或者培根、或者笛卡爾呢？而且，為什麼是一個哲學家呢？為什麼不是一個詩人或演說家呢？尤其，為什麼是一個希臘人呢？為什麼不是一個英國人或土耳其人呢？難道歷史不夠宏大，可以讓你找到一個地方嬉戲而不會變得可笑嗎？但是，如同我說過的，他們是一群宦官，而對宦官而言，一個女子與另一個女子是完全一樣的，只是一個女子而已，是「女子本身」，是永遠無法接近的東西。如果歷史本身對那些實際上永遠不能自己創造歷史的人而言，總是保持著優美的「客觀」，那他們研究些什麼就無所謂了。既然永恆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總也無法「把你們拉上來」，那你們就把它拉下來到你們這裡，既然你們自己是中性的，那你們就把歷史也看作中性的吧。但是，為了不會讓人過於嚴肅地看待我將歷史比喻成永恆女性的做法，我會立刻說，相反，我是將它比喻成永恆的男性（eternal masculine）。只是對於那些接受了徹底「歷史訓練」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個比喻，肯定都無所謂。因為他們自己就非男非女，甚至也不是陰陽人，而只是中性，或者用更哲學的話來說，是永恆的客觀（eternal objective）。 一旦個性的主觀性被掏空了，而達到了一種人們稱為「客觀」的狀態，那就沒有什麼東西能再對它產生什麼影響了。一些既真且善的東西也許會在行動、詩歌或是音樂之中得以成就，但當時的空洞文化卻會越過這一作品而詢問作者的歷史。如果作者曾經創作出某些東西，我們的歷史學家就會清晰地描述出他的過去和可能會有的將來；他會把這個作者與其他人放到一起並加以比較，然後通過分析區別出他所選擇的材料和處理方法；他會高明地對作者作出總結，並對他未來的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議。人們也許會創作出最驚人的作品，而那群歷史中性人就會隨時在他們的位置上，準備用他們長長的望遠鏡對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們立刻會聽到對作品的反響，但它總是以「批評」的形式出現，雖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評者還從未夢想到出現這一作品的可能性。這一作品永遠都不會有什麼影響，只是得到批評。而這批評本身也沒有什麼影響，只是孕育出另一個批評而已。因此我們開始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批評者的眾多就是影響力的標誌，如果只有極少的批評者或沒有批評者，則是失敗的標誌。事實上，一切都還是老樣子，哪怕是在產生這樣一種「影響」時也是如此。人們一會兒談談一個新事物，一會兒又談談另一個新事物，與此同時他們仍做著一貫所做的事。我們的批評家所受的歷史訓練使他們不能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影響——一種對生活和行動產生的影響。他們把他們的吸墨紙放在最黑的字跡上，把他們的濃墨重彩留在最優美的圖案上。他們把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們批評的筆從不停止飛舞，因為他們已失去了對它們的控制。他們不是驅使筆，而是被筆驅使。在泛濫不盡的批評之中，在對自制能力的需求之中，在羅馬人所說的無能 （impotentia）之中，現代人個性的弱點展露無遺。 * * * (1) 德謨克里特（約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臘哲學家。—— 譯者注 (2) 斐洛· 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約公元前25—公元40年），猶太哲學家和政治家。——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