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 四

這就是歷史如何能服務於生活。每個人和每個國家都需要對過去有一定的了解，不管這種了解根據他的目標、力量和需求，是通過紀念式、懷古式，還是批判式歷史而獲得的。這種需要不是那些只旁觀生活的單純思考者的需要，也不是少數渴望知識並且只會對知識感到滿足的人的需要，它總是與生活的目標相關，並處於其絕對的統治和指導之下。這是一個時代、一種文化和一個民族與歷史之間的天然聯繫。饑渴是它的源泉，需求是它的準則，內在的可塑力則規定了它的限度。渴望了解過去，只是為了服務於將來和現在，而不是削弱現在或是損壞一個有生氣的將來。所有這些都如真理本身一樣簡單，並且對於任何沒有忙於「歷史推論」的人來說，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現在來很快地看一下我們的時代吧！我們驚愕地飛回來。生活與歷史之間聯繫的清晰性、自然性和純粹性都已消失了，而現在我們又是在怎樣一種誇張與矛盾的混亂之中看到這個問題的！究竟是我們這些看到了問題的人的罪過呢，還是生活和歷史真的改變了它們的聯繫，而且有一顆不祥之星已在它們之間升起了呢？其他人也許會證明是我們看錯了，但我只是說出我們相信我們確實看到的東西。確有這樣的一顆星，一顆明亮高貴的星，而那聯繫也真的被改變了——被科學，以及要將歷史變為科學的要求而改變。生活不再是至高無上的，有關過去的知識不再是它的奴僕，界限被推翻了，每件事物都衝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面貌變得模糊，而在這些事件無法限量的整個進程中，這種模糊又擴展開來。沒有哪一代人看過這樣一出由「宇宙進化的科學」——歷史——所上演的全景喜劇，而歷史則是憑藉著其箴言——為了真理，哪怕毀掉生活 （Fiat veritas pereat vita）——的危險膽量來上演這齣喜劇的。 我來描繪一幅現代人靈魂之中精神活動的景象。歷史知識從一個永不枯竭的源頭向他湧來，陌生的片斷匯聚到一起，記憶敞開了所有大門，但總還是打開得不夠寬。他的天性忙於接納所有外來的客人，給他們榮譽，使之各就各位，可這些客人卻彼此爭鬥。如果他想避免毀滅，採取暴力手段似乎是必需的。逐漸適應這種反常的、狂暴的家庭生活，就變為第二天性，儘管這個第二天性與第一天性相比，毫無疑問要更加軟弱、更加不安、更加徹底地不健全。現代人體內裝了一大堆無法消化的、不時撞到一起嘎嘎作響的知識石塊，就好像童話故事中講的那樣。這種撞擊顯示了這些現代人最顯著的特徵——與外部世界無關的內心事務的對抗，以及與內心事務無關的外部世界的對抗。遠古的民族就沒有這種情況。知識若是在並不飢餓，甚至是在違背人的願望的情況下被過量吸收，就會對改變外在的生活毫無影響，而只是隱藏在現代人混亂的內在世界之中，現代人以一種奇怪的自豪稱這個世界為「真正的個性」。他說，他有物質，只是需要形式。但這是一種存在於有生命的事物之中的、很不現實的對抗。因此，我們的現代文化就不是一個有生命的事物，因為若沒有那種對抗，它就不能被理解。換句話說，它不是一種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種關於文化的知識，一種關於文化的各種思想和感情的綜合，從中我們得不出任何關於其方向的決斷。能帶來可見行動的它的真正動力往往只是一種習俗、一種東施效顰，甚至是一種沐猴而冠。人可能會感到就像是一條吞下了一整隻兔子的蛇，靜靜地躺在陽光下，避免任何非絕對必須的行動。對於教育而言，「內在的生活」現在是唯一重要的東西，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則都希望，教育不會因為太難以消化而失敗。試想如果一個希臘人遇見此事，他會發現對於現代人而言，「教育」和「歷史教育」看起來是一碼事，區別僅在於其中一個詞長一點罷了。而如果他說起他自己的理論，即一個人不學任何歷史，也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人們就會搖頭，以為他們聽錯了。希臘人，其過去仍離我們不遠的這個著名民族，在它力量的鼎盛時期培養出了很強的「非歷史感」。如果某個時代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孩子被某種魔法送到那個世界中去，他很可能會發現希臘人是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這一發現會使現代文化嚴加保守的秘密暴露在世人面前，遭到嘲笑。因為我們這些現代人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我們只是通過用一些外來的風俗、藝術、哲學、宗教和科學將自己填得滿滿的，以致都要溢出來了，才變得值得一看。我們是一些會走路的百科全書，一個誤入我們時代的古希臘人很可能會這樣稱呼我們。但一本百科全書的價值只在於其內部、其內容，而不在於寫在外面、寫在封面或包裝上的東西。因此整個現代文化在本質上就是內在的；圖書裝訂商在封面上印上這樣的字：「供外在野蠻人使用的內在文化手冊。」內部 與外部 的對抗使得外部更加野蠻，就好像當一個粗野民族的外在成長只是發展了其原始的內在需要時自然而然會出現的那種情形一樣。因為自然能有什麼手段來從外部抑制一種太過強大的勃勃生機呢？只有一個手段：儘可能少地受它的影響，把它放到一邊，一有機會就將它根除。因此我們就習慣於不再嚴肅地看待真實的東西，我們養成虛弱的個性，真實和永恆的東西在這樣的個性上沒能留下什麼痕跡。最終，人們對外部的事物變得更加馬虎和更加適應，而物質與形式之間的巨大裂縫也會加寬，直到人們對野蠻不再有任何感覺時為止。如果人們的記憶不斷受到刺激，如果需要人們了解的新事物能不斷湧現，還能被整齊地裝到他們記憶之櫃中，那該多好啊！我認為，與這種野蠻相對，一個民族的文化可以被公正地描述為「這個民族生活的每一外在表達之藝術風格的統一體」。一定不能把這誤解為只是野蠻與「精美風格」對抗的問題。一個能被稱作有文化的民族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有生命的統一體，而不是被可悲地分割為形式和物質。如果有人想促進一個民族的文化，讓他先試著促進這個較高級的統一體，並為了一種真正的教育而致力於摧毀現代教育體系吧！讓他敢於去思考，一個民族如何才能恢復它被歷史破壞了的健康，如何才能光榮地恢復它的本能。 我只想直截了當地談論一下今天的德國人，他們不得不比其他民族更多地遭受軟弱個性以及物質與形式的對抗之苦。「形式」對我們通常意味著習俗、偽裝或是造作，即使沒人痛恨它，也絕不會有人熱愛它。我們對「習俗」這個詞及其所指的事情都懷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恐懼。這種恐懼將德國人從法國學校中趕出來，因為他希望變得更自然一些，因此也就更德國化一些。但他似乎從這個「因此」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首先，他從他的習俗學校中逃了出來，並沿著他喜歡的任何道路往前走。最終他開始以一種草率的方式自願模仿起他先前曾痛苦而又經常是成功模仿過的東西。因此現在這個懶傢伙就生活在其實並不正確的法國習俗之下了：他走路的姿勢顯示出了這種習俗，他的言談和穿著、他總體的生活方式也顯示出了這種習俗。由於相信自己正在回歸自然，因此他只是隨心所欲，追逐舒適，並儘可能少地保持自製。到任何一個德國小鎮上走走，你就會看到其習俗只不過是外國民族特性的消極一面。每樣東西都平淡無奇、破舊不堪、粗製濫造和畫虎類犬。每個人都依著他自己的美好意願——既不強大也不嚴肅的意願——奉行那些由廣泛存在的倉促行事和對舒適生活的普遍嚮往所提出的法則。一件沒有絞盡腦汁就設計出來、沒有花費時間就製作出來的服裝，借用了國外的樣子，進行了拙劣的模仿，結果就被看成是對德國時尚的重大貢獻。這個民族嘲諷地拒絕了形式感——因為他們有「物質感」，他們以對「內在性」的崇拜而聞名。 但在他們的「內在性」之中還是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危險：內部的物質是無法從外面看到的，因此也許有一天會藉機消失。而就像沒有人注意到它先前的存在一樣，也沒有人會注意到它的消失。有人也許會認為德意志民族離這個危險還遠著呢，但外國人還是有理由來指責我們的內在生活軟弱無力、組織渙散，因而不能為它自己提供一個形式和外在的表達。也許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它顯得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嚴肅認真而又強大有力，可能比其他民族的內在生活還要豐富，但作為一個整體，它仍是虛弱的，因為它所有美麗的絲線並沒有被系成一個強大的結。可見的行動並不是內在生活的自我表現，而只是一根線想要表明能夠代表整體而作出的無力和粗淺的嘗試。因此不能憑藉某一個行為來判斷德國人，因為這個人也許在這個行為之後還和此前一樣完全模糊不清。顯然，必須根據他的書本現在所表達出來的他的思想和感情來對他進行衡量。只是希望這些書不會比過去更多地讓人懷疑，那著名的內在生活是否仍待在它不可接近的神龕里！有一天它也許會消失，只在身後留下外部生活——帶著它低俗的驕傲和徒然的諂媚——來作為德國人的標誌。可怕的想法！——可怕得如同內在生活仍然坐在那裡，塗著油彩，抹著脂粉，披著偽裝，變成了一個女演員或是別的什麼更糟糕的東西一樣；正如格里爾帕策（Grillparzer） (1) 的舞台經驗似乎已教會了他這位靜觀者，像從前一樣站在人群一旁。「我們通過理論來感覺，」他說，「我們幾乎不再知道我們的同代人如何表達他們的感情，我們讓他們做出現在已不可能做出的手勢。莎士比亞把我們這些現代人寵壞了」。 這只是個別的例子，也許我們太急於假定它的廣泛適用性了。可如果這種普遍化在我們眼前得以證實，那將是多麼可怕！那麼下面這句話就會有絕望的感覺了：「我們德國人通過理論來感覺，我們都被歷史寵壞了。」——這句話將從根本上斷絕任何一個未來的民族文化的希望。因為每一個那樣的希望都是來自對德國人感情的真摯性和直接性的信任，來自對一種還未失去光澤的內在生活的信任。當我們的希望或是信任之泉變得渾濁，而內在的品質學會了搔首弄姿、翩翩起舞和塗脂抹粉，學會了「用抽象術語的恰當思考」來表達自己，並逐漸失去了它自己時，我們的希望或是信任又在哪裡呢？而一個偉大的、多產的靈魂又怎麼能夠存在於一個不能確定其內在統一體，而且被分成了受過教育和沒受教育的人的國家中呢？那些受過教育的人，他們的內在生活已經被拉離了教育的真正道路；而那些沒受教育的人，他們的內在生活則是完全無法接近的。我是說，當一個民族失去了它自己感情的統一體，並且知道，自稱是受過教育的、要求有權控制國家藝術精神的那一部分人，其感情是虛假而偽善的時候，這個偉大而多產的靈魂怎麼能夠存在呢？在每一個地方，個別人的判斷力和品位也許會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好一些，但這於事無補。一個人若是只能對一部分人講話，而不再同他的整個民族產生共鳴，這對他而言是一種折磨。儘管在他心裡充滿了對所有人的柔情，但他寧願現在就埋葬他的寶藏，因為他厭惡某一個階級的粗俗的恩惠。民族的本能再也無法在途中歡迎他；他們充滿渴望地向他伸出手來，但這無濟於事。他越來越憎恨禁令，打擊那些由所謂文化導致的障礙，像法官一樣譴責那些將他作為一個活著的人、一種生命之源來毀滅和貶低的東西，除此之外，他還能做什麼呢？他深刻地洞察命運，以換取對創造和幫助的神一般的渴望，並帶著看破紅塵的智慧，以一個孤獨哲學家的身份結束他的一生。這是最痛苦的喜劇，看到它的人將會感到一種神聖的義務並暗自想道：「必須要有幫助，必須恢復一個民族的天性和靈魂之中更高一級的統一，必須讓內部和外部之間的裂縫在需要之錘下再次消失。」可他能依賴什麼辦法呢？除了他的知識之外，現在他還剩下些什麼呢？他希望用他那廣泛的知識發言，用雙手將它無償地送出，從而培養出某種需要的感情。也許有一天，強有力的行動會從強有力的需要中產生出來。為了使我就需要和知識所舉的這個例子確定無疑，我的陳述必須立足於下面這一點，即，我們努力的目標是最高意義上的德意志統一體，而遠非政治聯合，它是在形式與物質、內在生活與習俗之間的對立被消滅之後的、德意志精神和生活的統一體。 * * * (1) 弗朗茨· 格里爾帕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奧地利劇作家。——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