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 三

其次，歷史對於那些有著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這種人滿懷熱愛和信任，回望他存在的源頭，他藉此向生活致謝。他小心地保存著從遠古時期遺留下來的東西，並為他的後來人複製出他自己成長於其中的條件，他就是這樣為生活服務的。在他的靈魂之中，擁有祖先的家具這件事有了不一樣的意義，因為還不如說是他的靈魂被家具所擁有。所有微小和有限的東西、陳腐和過時的東西，都獲得了自己的價值和不可侵犯性，因為懷古者保守而虔敬的靈魂遷入到這些東西之中，並築起一個秘密的小巢。他的城鎮的歷史變成了他自己的歷史，他把那些城牆、帶有塔樓的城門、市政廳、集市都看作他年輕時的一本繪有插圖的日記，並在這一切之中看到了他自己——他的力量、勤奮、渴望、理性、錯誤以及蠢事。「人們曾經可以生活在這裡，」他說，「正如現在人們可以生活在這裡——將來還可以繼續生活在這裡。因為我們是堅韌不拔的人，不會在夜晚被人連根拔起。」這樣，通過他所說的「我們」，他縱覽了過去了不起的個人生活，並認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他穿過迷濛而紛亂的幾百年，像歡迎自己的靈魂一樣遠遠地歡迎他的民族的靈魂。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體現在他具有如此的感覺和預測能力，體現在他能察覺出僅殘存一部分的痕跡，體現在他能夠出於本能正確閱讀草草寫就的過去，並立刻識別出羊皮紙上重新塗寫過——甚至是多次塗寫過的文字。歌德就是懷著這樣的思想站在埃爾溫·馮·施泰因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 (1) 的紀念碑前，他的感情風暴撕碎了懸在他們之間的歷史雲層，他頭一次看到「出自堅強、粗獷的德意志靈魂」的德意志作品。這就是文藝復興時的義大利人所走過的道路，這就是那種在詩人之中重新喚醒古代義大利天才、形成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2) 所說的「遠古弦樂的絕妙迴響」的精神。然而這種虔敬的懷古精神最偉大的價值，在於它能給一個民族或是個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環境帶來一種愉快和滿足的樸素情感。尼布爾就承認，他能夠與一群有著某種歷史的自由農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而絕不會感到有對藝術的需要。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種族和人民固定在其祖先的家園和習俗之中，防止他們為了追求更好的東西而背井離鄉、卻只遇到了掙扎和競爭——歷史還能比這更好地為生活服務嗎？把人們束縛在同樣的夥伴和環境之中、束縛在日常的辛苦工作之中、束縛在他們光禿禿的山脊之中的這種影響力看起來自私且不可理喻，但這種不可理喻卻是有益健康的，並對社會有益。凡是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那些單純只是想要遷徙和冒險的願望——也許是在整個民族之中存在的願望——會帶來什麼樣的可怕後果的人，或是看到一個對自己的早期發展喪失信心、放任世界主義蠢蠢欲動、放任自己無止境追求新奇東西的民族註定有著怎樣命運的人，都會知道這一點。一種大樹緊抱樹根的感覺，一種幸福感，來自知道了個人的成長不只是隨意的偶然的，也是一種過去的遺產及其果實和花朵，這種過去不僅為現在辯護，更為現在戴上桂冠——這就是我們今天願意稱之為真正的歷史感的東西。 這些並不是能夠將歷史變為純粹科學的最有利的條件。而且，如同我們在紀念式歷史中看到的那樣，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當歷史服務於生活並被其目標所指揮時，過去本身也受到損害。換個比喻來說，大樹更多的是感覺到樹根，而不是看到樹根。這種感覺的巨大程度是憑藉可見的樹枝的巨大和力量來衡量的。在這裡，大樹有可能錯了，那麼它對於整個森林的感覺又會是多麼錯誤啊！它只是在森林阻礙或者幫助了它的時候才知道並感覺到森林，除此之外則一無所知！一個人、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的懷古感也總是在一個很有限的範圍之內。很多東西完全沒有被引起注意，其他的東西則只被孤立地看待，就像是通過一台顯微鏡觀看似的。沒有什麼衡量標準，每樣東西都被給予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意味著任何東西都被看得太過重要了。因為過去的事物從來都沒有從其真實的角度被看待，或是獲得它們正當的價值。這種價值和角度是隨著回望過去的個人或國家的變化而變化的。 這裡就總存在著這樣一個危險，即所有遠古的東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貴的，而每一個沒有這種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種新的精神，就會被當成敵人而遭到拒絕。希臘人自己就允許古老的造型藝術風格和更自由、更偉大的造型藝術風格並存，並且在後來不僅是容忍了其挺直鼻樑和冷酷表情的風格，還將之作為鑑賞的一個原則。如果一個民族的判斷力就這樣僵化了，而歷史服務於過去的生活只是為了毀掉更深刻、更崇高的生活；如果歷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將它變為木乃伊，那麼大樹就會從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後樹根自身也會枯萎。從不再給予現在的新鮮生活以靈魂和靈感的那一刻開始，懷古式歷史就退化了。虔敬之泉乾涸了，可是養成的習慣在沒有了虔敬之後依然存在，並恭敬地圍繞著它自己的中心旋轉。我們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瘋狂的收集者在所有過去的塵土堆中尋尋覓覓。他呼吸著發霉的空氣，懷古的習慣會將他內心一種重要的天分、一種真正的精神需求，降格為一種簡單的對一切古老東西貪得無厭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對任何食物都感到滿意，狼吞虎咽地吃下從文獻書單上掉下來的所有殘渣。 即使這種退化沒有發生，即使懷古式歷史獨自紮根其上並能有益於生活的那種基礎也沒有枯萎，但只要它變得過於強大，侵入了其他方式的領域，就仍然會有足夠的危險。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得如何創造生活，因此總是低估了現在的成長，而不像紀念式歷史那樣對其有某種直覺。這樣，它就阻礙了採取新行動的強烈衝動，並使得行動者麻痹。而行動者作為行動者，總是必須要傷害虔敬或其他感情的。已經變得陳舊的事實總會要求使自己永垂不朽。因為當一個人思考這樣一件古老事實的生命史時，看到一代又一代人已經賦予了它如此之多的尊敬時——不管它是一種風俗、一個宗教教義，還是一個政治原則——他都會覺得，用一件新的事實來取代它，用一個新的虔敬來取代一大堆古老的虔敬，乃是一件膽大妄為，甚至邪惡無恥的事情。 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除去上述兩種方式，人們多麼需要第三種看待過去的方式，即「批判的」方式。它也是服務於生活的。為了能夠活下去，人必須要有力量打破過去，還要運用過去。他必須把過去帶到裁判的法庭之上，無情地審問它，並最終給它定罪。每一個過去都是值得被定罪的，這是世間之事的一項法則，因為它們總是包含了大量人類的力量和人類的弱點。在這裡，坐在審判席上的不是正義，宣讀判決的也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慾壑難填的、陰暗模糊的驅動力。它的宣判總是毫不留情，總是毫不公正，因為它從來都不是來源於知識之清泉。然而若是正義女神親自來宣判的話，結果也大體會是一樣的。「因為產生出來的每一樣東西都應當 被毀滅，所以如果什麼都不產生，那就更好了。」能夠生活，並忘記生活和不公正在多大範圍內是融為一體的，這需要巨大的力量。路德本人就說過，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於上帝的疏忽；他做夢也沒想到過重型大炮，否則他絕不會創造世界。需要遺忘的這個生活有時候同樣也需要毀掉遺忘，因為一旦某個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顯——比如說，一種壟斷、一個等級、一代王朝——這樣的事物就應該崩解。批判性地審查它的過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無情地踐踏在腳下。這個過程總是很危險的，甚至對生活而言也是危險的。而那些以這種方式通過裁判和消滅過去來為生活服務的人或者時代，則無論對於他們自己還是對於別人或別的時代，始終都是危險的。因為既然我們只不過是先輩的產物，我們也就是其錯誤、激情和罪過的產物，我們無法擺脫這一鎖鏈。儘管我們譴責這些錯誤，並認為我們已擺脫了這些錯誤，我們卻無法擺脫一個事實：我們來自它們。充其量，它將導致在我們與生俱來的、遺傳的天性和我們的知識之間，在一個嚴格的新戒律和一個古老的傳統之間，產生衝突；我們將養成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種新的直覺、一種第二天性，它們將使第一天性枯萎。企圖由果推因地 （a posteriori）造出一個可能是我們源頭的過去，用以反對實際是我們源頭的那個過去，這往往是一個危險的企圖。因為難以找到一個否定過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於第一天性。我們知道了什麼是好的，就總是會停下來而不去做，因為我們也知道什麼是更好的，卻做不到。勝利到處都有，這勝利給那些戰鬥者、那些為了生活而運用批判式歷史的人帶去一種陌生的安慰。這安慰就是這樣一種知識：這個「第一天性」曾經也是第二天性，而每一個獲勝的「第二天性」也會變成第一天性。 * * * (1) 埃爾溫· 馮· 施泰因巴赫（1244—1318），德國建築家，公認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核心設計者。—— 譯者注 (2) 雅各布· 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歷史學家。——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