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 二

過量的歷史會傷害生活，但人們同樣也應該清楚的另一個事實是，生活也的確需要歷史為之服務，這將在後文得到證明。對於活著的人而言，歷史在三個方面是必需的：分別涉及他的行動與鬥爭、他的保守性與敬畏之心、他的痛苦與得到解救的渴望。這三種關係分別對應了三種歷史——要是它們能被區分開來的話——紀念 式、懷古 式和批判 式。 對於敢於行動和擁有力量的人來說，歷史尤為必要。他在進行一場偉大的戰鬥，需要榜樣、教師和安慰者。他無法從他的同時代人中找到這些。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對於席勒是必需的。因為正如歌德所說，我們的時代是如此邪惡，以至於詩人在活著的人當中見不到對他有益的天性。當波里比阿（Polybius） (1) 稱政治史為治國的真正準備時，他想到的是那些積極主動的人。正是這位偉大的教師，提醒我們別人所遭受過的苦難，以此來告訴我們如何堅定地忍受命運的逆轉。任何能夠認識到歷史這種意義的人，肯定都不願看到好奇的遊客和辛勞的捕蟲者爬上偉大的遠古金字塔。他不願碰到從過去的畫廊中匆匆走過，以尋求一種新消遣的閒散之人，他自己是到這裡來尋求榜樣和鼓勵的。為避免被那些虛弱且沒有希望的閒人和那些表面上很活躍而其實只是神經質的人所打擾，他向後看，停下自己邁向目標的腳步，以便能喘口氣。他的目標是追求幸福，也許不是他自己的幸福，而往往是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幸福。他不願無所事事，並以歷史作為武器來抵抗它。在大多數情況下，除了名聲，他不指望得到什麼回報。那意味著他希望在歷史之廟中擁有一個神龕，那時就可能輪到他成為子孫後代的安慰者和顧問了。因為他的原則就是：曾經擴展了「人」之概念並賦予它一個更加美好內容的東西必須要為了同一任務而永遠存在。個別戰鬥中的偉大時刻形成了一個鏈條，一條貫穿各個時代的人性大道，那些逝去時刻的最高點仍然偉大，對於人們來說仍然是活生生的。這便是人性信仰中的基本觀念，這個觀念在對「紀念式」歷史的需求之中得以表達。 但是，圍繞著永遠留住偉大事物這一要求的，卻是最為殘酷的戰鬥。其他每一個生命都在喊不。「拿走紀念碑」就是它們的口號。沉悶的習俗以其鄙陋來填滿世界的每個地方，用濃霧籠罩住所有的偉大事物，擋住它通往永恆不朽的道路，蒙住它的眼睛，扼住它的呼吸。而通往永恆不朽的道路卻要經過不免一死的凡人的大腦！經過那些病懨懨的、短命的獸類的大腦！那些獸類總是升到表面來喘口氣，掙扎著逃避毀滅。因為它們只有一個願望：為了活命而不惜任何代價。誰會幻想著它們當中會有什麼「紀念式歷史」，會有那足以讓偉大事物生生不息的艱難的火炬接力賽呢？然而總有一些清醒的人，他們因凝視過去的偉大事物而力量倍增、充滿幸福，似乎人類生活是一件高貴的事，而這棵痛苦之樹所結出的最甜美的果實便是這樣一種知識，即，曾有一種人，他堅定而自豪地走過這世界；還有一種人，他有著憐憫和慈愛；另有一種人，他在沉思中生活；但這三種人都留下了一個真理——對生活思考得最少的人，他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一般人帶著一種悲劇性的認真態度貪婪地抓住這一段短暫的時間，但這三種人在他們通往紀念式歷史和永恆不朽的道路上，知道應該如何以一種奧林匹斯山諸神的微笑，或者至少是一種高傲的蔑視來迎接它。他們面帶嘲諷地走進墳墓——他們要埋葬什麼呢？僅僅是那些曾經一直被他們視為糟粕、垃圾和虛榮的東西，以及被他們蔑視了許久、現在跌回其真正的歸宿——遺忘——中去的東西。有一種東西將會活著，即他們內心最深處的東西所留下的印記、一道珍稀的閃光、一種行為和一個創造，因為子孫後代不能沒有它。在這個精神得到淨化的形式之中，對於我們的自我主義來說，名聲遠不只是最甜美的點心。用叔本華的話來說，它是對每個時代偉大事物的同一性和連續性的信仰，以及對一代又一代人不斷變化和衰退的抗議。 對現代人來說，這種對過去的「紀念式」思考、對稀世之物和經典之物的關注有什麼作用呢？那便是讓他知道，曾經存在過的偉大事物既然是可以出現的，也就可以再次出現。他在前進途中受到鼓舞，因為他在脆弱時刻所產生的懷疑，擔心自己是否在追求不可能的東西，這種懷疑已被趕到一邊去了。假設有人相信，只需要不到一百個在新的精神之中成長起來的、高效且有能力的人，就能給現存德國教育潮流以致命一擊，那麼，如果他能記得，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就是在另一群這樣一百個人的肩膀上建立起來的，他就能從中汲取力量。 然而，儘管我們的的確確希望從一個榜樣中學到些東西，我們卻會發現這種對比是多麼的含糊和難以把握！如果這一榜樣是要給我們以力量，那麼我們就必須忽視許多差異，就必須將過去的特性塞入一個普遍的公式之中，就必須為了統一性而折斷所有稜角。當然，最終只有根據畢達哥拉斯的理論，從前可能的東西才會再次成為可能。其理論宣稱，當天體再次處於同樣位置的時候，地球上的事件就會被徹頭徹尾地複製一次。因此，當各星宿呈現出某種關係時，一個斯多葛主義者和一個伊壁鳩魯主義者就會策劃一個陰謀來謀殺愷撒，而另一種不同的結合又顯示著另一次哥倫布發現美洲。只有當地球總是在第五幕之後再重新開始它的演出，而每隔一定時間，同樣的動機間相互作用、同樣的救場神仙 （deus ex machina）、同樣的災難也肯定會再次發生的情況之下，行動者才能夠在紀念式歷史之中去尋找完整的、原始的真理，才會看到每個事實的獨特性得以充分展現。這恐怕不太可能，除非天文學家又變成了占星術士。若不是這樣，紀念式歷史就永遠無法擁有完全的真理，它總是把不和諧的東西放到一起，並使之統一和諧，它總是削弱動機和時機的差異。它這麼做的目的，就是忽略原因，只講結果——這便是「紀念式」的，也就是說，作為可效仿的榜樣，「紀念式歷史」會儘量遠離原因。因此，我們就可以並不那麼誇張地稱之為「結果本身」的集合，而不是將對所有時代產生影響的事件的集合。在民眾的紀念中備受推崇的戰爭和宗教大事就是這樣的一些「結果本身」。正是這些東西讓野心不會沉睡，並如護身符一樣躺在大膽的心靈之上——而不是真正的歷史因果聯繫，這種因果聯繫若是能被正確理解的話，只會證明沒有什麼完全相似的東西會再次從命運和未來的骰盅中掉出來。 只要歷史的靈魂存在於一個強大的精神從它這裡所獲得的巨大推動之中，只要過去主要是被當作一個模仿的榜樣，那麼它就總有被稍稍改動、略加修飾和近於虛構的危險。有時候一個「紀念式」過去和一個虛構的浪漫故事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因為相同的行動動機既可以來自一個世界，也可以來自另一個世界。如果這種審視過去的紀念式方法支配了其他的方法——懷古式和批判式方法——那過去自身就要遭受厄運了。整個過去都被遺忘、被輕視，它如一條黑暗而連綿的河流一樣流走，只有幾個色彩斑斕的事實之島升到水面上來。在看得見的幾個傑出人物之中，總有一些超自然的東西，就像畢達哥拉斯的弟子給他加上的金臀一樣。紀念式歷史依靠錯誤的類推而存在。它用充滿誘惑的對比慫恿勇敢的人做輕率的事、熱心的人做狂熱的事。設想這樣的歷史存在於一個有天分的利己主義者、或是一個有創見的無賴的手中——以及頭腦中，那麼，王國將被推翻，諸侯將被謀殺，戰爭和革命將會爆發，「結果本身」——換句話說，沒有充分原因的結果——就會變多。不管強有力的行動者是好是壞，紀念式歷史對他們的傷害都會如此之大，如果那些虛弱和消極的人將紀念式歷史作為自己的僕人——或者主人，又會怎麼樣呢！ 舉個最簡單、最普遍的例子來說，紀念式歷史為那些非藝術或不完全藝術的天性提供了劍和盾，這些天性將用這些武器來反對它們的世仇——那些偉大的藝術精神，而只有那些藝術精神才能從那歷史中學到唯一的該如何生活的真正經驗，並在其高貴的行動中體現出他們所學到的東西。圍繞著偉大過去的被人一知半解的紀念物，崇拜偶像的——也是真心實意的——舞蹈阻礙了那些藝術精神的道路，使他們的自由空氣黯淡下來。「看，那才是真正的現實的藝術，」我們似乎聽到有人說，「今天這些志存高遠的小人物又有什麼用呢？」舞蹈著的那群人顯然壟斷了「高雅品位」，因為與從不插手工作的、單純的旁觀者相比，創造者總是處於不利地位。就好像坐在扶手椅上的政客總是比實幹的政治家有著更多的智慧和遠見一樣。但如果民主選舉和以人數取勝的習慣被轉移到藝術王國之中，而藝術家要在那些審美的淺薄之士面前為自己辯護，你就可以斷定他會被定罪，儘管，或者不如說是因為，他的法官已莊嚴宣告了「紀念式藝術」的準則，依照官方的定義，應當是「對所有時代都產生了影響的藝術」。在他們看來，由於這藝術是當代的，還沒有成為「紀念式」的，因此沒有人需要或者是傾向於它，也沒有什麼歷史權威來支持它。他們的直覺告訴他們，藝術會被藝術所殺害：紀念式的東西永遠不會被複製，它從過去所獲得的權威性足以確保這一點。他們成為藝術鑑賞家，主要是因為他們想扼殺藝術；他們假裝是醫生，而實際意圖是想玩玩毒藥。他們將他們的口味發展到顛倒是非的程度，這樣他們就能為自己找到一個理由，可以不斷拒絕提供給他們的營養豐富的藝術食品了。因為他們不希望出現偉大的東西，他們的辦法就是說：「看，偉大的東西已經在這裡了！」而事實上，正如他們不關心即將出現的偉大事物一樣，他們也不關心已有的偉大事物。他們的生活就是證明。紀念式歷史是他們的偽裝，在這層偽裝之下，他們將對現有權力和偉大事物的憎惡裝扮成對過去的極端崇拜。這種看待歷史的方式的真實意義被裝扮成它的對立面。不管他們希望與否，他們的所作所為似乎表明，他們的座右銘是「讓死人來埋葬——活人。」 三種歷史中的每一種都只有在一定環境和氣候中才能生長旺盛，否則它就會長成一株毒草。如果一個想製造出偉大事物的人需要過去，他就會通過紀念式歷史使自己成為過去的主人；能夠對傳統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滿足的人，就會像一個「懷古式歷史學家」那樣來利用過去；而只有一個人的心靈為一種迫切的需要所壓迫、一個人希望以任何代價拋棄這個包袱，他才會感到需要「批判式歷史」，即作出判斷和進行批判的歷史。還有很多因為錯誤和草率的種植而鑄成的害處：不必成為批評家的批評家，沒有敬意的懷古者，知道偉大的東西卻無法得到它的人，這些都是長成了野草的植株——它們從原來生長的土壤中被拔出，因而腐壞了。 * * * (1) 波里比阿（約公元前208—前125），古希臘歷史學家。—— 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