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鑰匙 · 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

面臨著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形勢，科學工作也必須大躍進，歷史研究也不例外。歷史科學工作者誰都想躍進，誰都想大大的躍進，幹勁是足夠的，問題在於如何躍進。 講歷史，厚今薄古，本來是很自然的道理。現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現實意義。可是，現在史學界的情況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講，越是古的越講，這實在是一種反常的現象，是一種衰暮的現象。 持厚古薄今論的人也有他們的想法，以為學術是獨立的東西，牽涉到政治就失去獨立性，就不成其為學術。講古，不牽涉政治，所以是學術。講今，總要牽涉到政治，所以不是學術。這種想法有道理麼？我想舉出極簡單的事例和厚古薄今論者商量商量。 厚今薄古是中國史學的傳統 因為你們厚古，我不免從古說起。 我國封建時代有三部最大的歷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學，是整個封建時代的基本政治學。孔子作《春秋》，從魯隱公元年寫到哀公十四年。隔了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就死了。《春秋》記載 240 年的事情，按照公羊家的說法，《春秋》分三世：所見世相當於孔子和他父親的年代，可以說是當時的現代史。所聞世相當於孔子祖父的年代，所傳聞世相當於孔子曾祖高祖父的年代，可以說是當時的近代史。再往上就不寫了。孔子是好古主義者，但在寫《春秋》這一點上，倒像是個「厚今薄古」的史學家。《春秋》是脫離政治專談學術的麼？為什麼「亂臣賊子懼」，還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誅伐？第二，《史記》。司馬遷作《史記》，從五帝一直寫到漢武帝，能說他薄今麼？《史記》的《今上本紀》固然是早已失傳，但在《平準書》《封禪書》中對漢武帝提出批評，這是不是談政治呢？第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這部書雖然比《春秋》《史記》差一點，沒有寫宋朝的歷史，但也寫到五代。看書名就知道他寫書的目的是為朝廷講封建政治學，書中的「臣光曰」，那一條不是談政治的？這三部最著名的史書以外，不論正史或野史，總是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寫成的。正史敘述一個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動，在敘述中就含有寫作者的政治觀點，更不用說，贊、評、論、史臣曰等等的專為褒貶而作。野史的寫作，多在兩朝交替特別是在外族侵入統治中國的時候，當然有強烈的政治性。清朝因禁止野史，大興文字獄。如果歷史著作與政治無關，清朝統治者何苦殺許多人呢。由於文字獄十分殘酷，清朝學者才被迫放棄寫歷史，把精力轉到脫離政治的經學——考據學上去，這完全是在野蠻壓力下發生的變態病態，與顧亭林倡導學以致用的經學——考據學不是一回事了。到了清季中國產生資產階級，它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學術和政治又結合起來。舉例來看，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以變法維新為宗旨。這些講經學、史學的學術著作，同時也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著作。江浙學人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創辦的《國粹學報》，以排滿復漢為宗旨。在學報里，講史學主要是宣傳排滿，講經學主要是提倡復漢，這些談經學史學的學術刊物，同時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政治刊物。由此可見，中國資產階級的早期代表人物並無學術應該和政治脫離的說法。 史書有多種體裁，自然有各種不同的寫法。有些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性，有些表現得不那麼明顯或完全與政治無關，不論表現的形式如何，歸根都是當時政治生活的一種反映。但是，明顯地反映出當時政治生活的歷史著作。究竟是史學的正常形態，是史學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國粹學報史篇》都應是代表各個時期的歷史著作。此外，不反映當時政治生活的史書，只能作為變態支流而存在。 厚古薄今是資產階級的學風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歷史學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開始表現劃時代的大發展，成為服務於人民革命的一個力量。反動統治階級的學者們，為了對抗革命，提倡學術與政治脫離，企圖使學術脫離革命的政治，變成沒有靈魂的死東西。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是想把反動的政治和學術結合起來的。蔣廷黻等人曾寫《中國近代史》，把政治與學術結合了，可是對他們說來，結果壞得很，賣國賊的口供，不打自招了。記得有一個人在他的一本書里替秦檜說好話，鬧得報紙上「輿論譁然」，這不是想替蔣介石辯護反而明明白白告訴人們說蔣介石就是秦檜麼。在這一點上，胡適比那些笨伯們狡猾得多。他是反動政客兼反動學者，學術和政治在他身上緊緊結合在一起，但在表現形式上卻一般是採取政治和學術分開的手法，寫出許多瑣瑣碎碎一字一句所謂點滴功夫的考據文。其中考一些無關緊要的人和事的考據文，就當作研究歷史，認為考據等於歷史，他們既然把歷史說成「垃圾堆」，那麼，撿些片言隻字考一考，也就可以自稱為做史學工作了。胡適這樣做，教他的追隨者也這樣做。這樣做的好處何在呢？掉進煩瑣主義泥坑裡的人，（一）不關心革命的政治，因而可能傾向於反動的政治；（二）不關心反動的政治，因而有利於蔣介石的橫行無阻。無論是（一）或（二）都對蔣介石有好處，所以，脫離政治的學術正是為反動政治服務的政治性學術，多麼巧妙啊！ 胡適，經過我們近幾年來大規模的批判，一般地說，我們史學界已經看清楚了。但還有兩種人：一種是自覺的胡適門徒，直到今天還堅持學術獨立的看法，拒絕學術為政治服務，也就是拒絕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六億人民服務；也就是拒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運用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去。這種人是極少數，但是必須對他開戰。還有一種人是不自覺的受影響者。他們在蔣介石統治時期，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也不滿意蔣介石的反動政治，覺得胡適那套說法可以安身立命，因此，學習做一些瑣瑣碎碎點點滴滴的考據文章。挑選題目，總要離開現實愈遠愈好，寂寞的三代於是變成了熱鬧的市場。因為厚古薄今的習慣已經養成，要改到厚今薄古的方面來，不免感到困難。但是，他們是願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而且已經取得或多或少的成績。這種人為數較多，經過自我改造的努力，把舊影響拋掉，是我們史學界的重要力量。 自覺的胡適門徒和不自覺的受影響者兩種人情況不同，但他們厚古薄今、逃避現實、脫離政治的學風是一樣的。這確實是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壞風氣，不是無產階級的風氣，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風氣。我們應該反對那種壞學風，從「象牙之塔」跳出來。 上面所說的話，總起來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大建設的今天，還保持學術脫離政治的想法是錯誤的。學術一定要為政治服務。不掃清從這個錯誤想法產生出來的厚古薄今的學風，歷史學根本談不到有什麼躍進的可能。 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史學界存在著兩條路線的表現，這裡面也必然存在著興無滅資和興資滅無兩條路線的鬥爭。不是無滅資，就是資滅無，想妥協並存是不可能的。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工作者必須認清這一點，擔當起興無滅資的責任。不管我們學到馬克思主義有多少，現在少不要緊，只要學就會多起來，史學工作者在思想上明確地站在馬克思主義陣線這一邊，確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只要這種氣勢壯，力量也就來了。那些自稱為有學術的資產階級學者，如果敢於在人民面前翹尾巴，拒絕改造，我們應該毫不留情的藐視他們。要知道，凡是裝腔作勢的人，一定是庸妄淺薄的人，他所自恃的一點所謂學術，既然裝在小器里，其不多不大，可以想見。我們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在較短的期間內，消除資產階級學術在史學上的影響，是完全有把握的。 厚今薄古第一必須擴大和加強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中國史，其次是資產階級領導舊民主革命的中國史。認真地下功夫，用成績來證明厚今的意義遠勝於厚古。第二必須確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進行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績。否則，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也會竄進今史裡面來，例如考證洪秀全有沒有鬍子，這就是煩瑣主義竄進今史的表現。更危險的而且已經發生一些影響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用資產階級研究學術所常用的詭辯方法，來歪曲今史，牽涉的問題相當大，危害馬克思主義學術也相當嚴重，及早予以防阻是必要的。充實今史研究的力量，並且保持今史研究的健全發展，厚今薄古的學風自然會在堅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因為今厚了，古也就相對地變薄了。 厚今薄古，在擴大和加強今史的研究以外，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還必須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領古史的陣地。古史是資產階級學者進行頑抗的據點，他們在古史上占了些點或片段，就在這些小角落裡稱王稱霸，目空一切。其實，他們所占據的地盤，不過是若干個夜郎國而已。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應該寫出幾部質量比較好的通史來，從現代開始通到古代，從經濟基礎通到全部上層建築，這樣整個歷史陣地，基本上都占領下來了。同時逐個占領夜郎國，使那些國王們失去依據，不得不接受改造。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這個陣地占領過來，不然的話，資產階級搞這一部分的學者，不知道要表現多大的驕氣。這個經驗是值得學習的。我們只要花點功夫，任何一個學術部門都可以壓倒他們。我們在大力提倡厚今薄古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免得資產階級學者拿厚古薄今來和我們對立。 開展百家爭鳴，史學界領導幹部要種試驗田 厚今薄古、興無滅資是思想戰線、學術戰線上的問題，這裡絲毫不能用其他辦法，惟一可用的辦法是思想鬥爭，學術爭論。馬克思主義者為要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必須全力開闢百家爭鳴的園地。在這個園地里廣泛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依靠邊干邊學的方法，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逐步可以得到提高，所討論的學術問題也逐步可以得到深入。第二，我們擔負領導工作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必須種「試驗田」，在業務上做出些成績來。種「試驗田」的好處很多：（一）資產階級學者狂妄自大的藉口之一，是說你們只會說不會做。如果我們做出些自己本行的業務來，他們還能拿這個做藉口麼？是不是可以說，我領導工作太忙，沒有功夫作業務，這當然也是一個理由。但是，我們科學院任何一個工作者，能夠說比郭老還忙麼？郭老有十足的理由免種「試驗田」，可是他種的是阡陌相連的大田，出產品特別豐收。我們種「試驗田」來個歉收，一畝收五升一斗可不可以呢？如果我們顆粒無收，怎麼不讓他們有所藉口呢！（二）種「試驗田」就會知道種田的甘苦所在，這樣，就可以同一般工作者同甘共苦，對領導工作的改進有很大的好處。（三）可能有些學術工作者懶惰不想躍進，或者想躍進不得其法，領導者起示範作用，可以使懶者變勤，不得法者得法。（四）上級領導者種「試驗田」，對下級領導者的錯誤可以糾正得更準確些，更具體些，更有說服力些。還有一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經過全民整風運動，6 萬萬人都躍進了。農民向四、五、八躍進，工人更是了不起，15 年在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要超過和趕上英國，每天看報，使人每天興奮。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科學部門有不躍進的人，甚至有些還是領導工作者，那就很不好了。 （原載 1958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