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鑰匙 · 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北京大學歷史系同學寫過兩次信，要我來談談。我自知太空虛，沒有學問，講不出什麼東西。我的普通話又講得太差，很不容易讓人聽懂。即使聽懂了，其中也沒有什麼東西，因此，我只給第一次來信寫了回信。今天向同學們表示抱歉！
翦老督促得非常緊，一定要我來試試，並且給我出了題目，要我談談若干個問題。我只好遵命。請原諒我耽誤大家的時間。
今天想講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學習理論的問題
現在歷史學界同仁對於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很重視，大家都願意學習好理論，在史學研究上作出新的貢獻。學習理論的重要性不需要再講，問題是如何來學習理論。
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學習理論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了之後，要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聯繫起來，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當前的具體問題密切結合，獲得正確的解決。問題的發生新變無窮，解決它們的辦法也新變無窮，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這才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體實踐，把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詞句當作靈丹聖藥，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裡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問時間、地點和條件，千篇一律地加以應用。這是偽馬克思主義，是教條主義。
如果不注意如何學習馬克思主義，翻開馬克思主義的書就讀，這是很危險的，很可能讀出個教條主義來。所以我們要懂得學習理論的訣竅，掌握進入理論寶庫的鑰匙，才能學得好。訣竅和鑰匙在什麼地方呢？就在下面幾篇文章里：①《實踐論》；②《矛盾論》；③《〈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④《改造我們的學習》；⑤《整頓黨的作風》；⑥《反對黨八股》；⑦《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幾篇文章就是學習理論的訣竅和鑰匙。
我們知識分子，讀書往往求快，恨不得一目十行地把要讀的書一下子都讀完。其實，讀書還是慢些好，特別是這幾篇文章讀得愈慢愈好。如果認為這幾篇文章不多，容易讀，或者認為過去已經讀過，現在讀起來花一兩天就行。這種想法是給教條主義開方便之門，教條主義正是從讀書不求甚解這個門裡鑽進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學習科學一定先得學習科學的方法。只有掌握了這種方法（當然，掌握的程度，各人深淺不同），才能得到讀經典著作的益處，才能逐步地深入了解。我們必須拋棄一切虛驕習氣，老老實實坐下來，把幾篇文章擺在我們面前，仔仔細細逐句逐段地讀下去。這還不夠，還要一遍又一遍地經常去讀，反反覆覆地前後貫串起來讀。孔子學《易》，簡冊的皮帶斷了三次。《易經》只有二三萬字，他讀了多少年，我們不知道，但皮帶都斷了三次，可見他是反覆地在左看右看，前看後看，一遍兩遍無數遍看。他用過這樣的苦功，然後作出十翼來，成為《易經》的一部分（十翼作者這裡姑襲舊說）。孔「聖人」還用這種讀書法，為什麼我們能夠讀得很快，比孔「聖人」更聰明呢！
學習這幾篇文章，固然要逐句逐段反反覆覆地去讀，同時還必須把學到的東西，作為繩尺來檢查自己原有的讀書方法，自己處理問題的方法，認真地推敲自己為什麼不對頭，為什麼有錯誤的原因。這種原因的發現是很困難的。找出了這個原因，就要痛下決心，下苦功夫來改正，馬馬虎虎是不行的。這樣地學而思，思而學，反覆深入，體會文章的精神和實質，直到領會它的精神和實質，這才叫做有心得。一讀就有心得，是不可能的。由體會到領會，還要費一番苦功夫。
學好這幾篇文章，可以保證學好理論，可以保證不會掉到教條主義的泥坑中去。假使已經掉進教條主義泥坑中去了，如果對這幾篇文章下功夫，就可以得到拯救，從泥坑中爬出來。就會找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正門。
其次，我想講講矛盾的問題。
研究歷史就是研究矛盾。我們作史學工作不光是要記得許多事情，記事情當然是必要的，但只是記得許多事情還不夠，歷史科學是研究歷史上的問題，問題是什麼呢？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事物能存在和發展，就是因為它有矛盾，有矛盾才能存在和發展。研究歷史上的各種事件，就是要研究歷史上的各種矛盾，從這些矛盾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來。
凡是矛盾，一定包含著普遍性，同時也一定包含著特殊性。普遍性就寄寓在特殊性裡面。任何一個矛盾，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產生的，這就賦予矛盾以特殊性。時間、地點、條件變化了，矛盾也就變化了，這就又賦予它以特殊性。脫離時間、地點、條件的矛盾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之，任何一個矛盾，都是含有特殊性的。
矛盾既然含有特殊性，就一定有特殊形式表現出來，而普遍性就跟著特殊性表現出來。矛盾的普遍性寄寓在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單有普遍性或單有特殊性的矛盾，在物質世界裡是沒有的。
歷史事件的表現形式千差萬別，這種表現有時隱蔽，有時顯著，有時存在著，有時消失了。歷史資料就是一大堆的矛盾記錄。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要：從大量矛盾的普遍性方面總結出一般的規律。一般的規律就是普遍規律、普遍真理。這種普遍規律看來是抽象的、廣泛的、簡括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就是這種一般的規律。從大量矛盾的特殊性方面總結出局部的規律，局部的規律就是特殊規律。它們產生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因之，這一國不同於別一國，這一民族不同於別一民族，這一社會不同於別一社會，這一歷史階段不同於別一歷史階段。《矛盾論》里，深入地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聯繫，而且特別著重於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底活的靈魂。
普遍規律是一般性的，特殊規律是局部性的，但不可以用絕對的態度看待它們。普遍可以轉化成特殊，特殊也可以轉化成普遍。例如階級鬥爭是普遍規律，在階級社會裡，各民族都沒有例外；可是，從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來看，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內部，就沒有階級鬥爭，階級社會的普遍規律，對整個社會發展過程說來，卻成為特殊規律了。又如我國對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在我國條件下產生的特殊規律，可是，如果別的國家具備著相似的條件，也能採用時，這就變成普遍規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一切都依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這句話，實在是辯證法的精髓。
不掌握普遍規律，就不可能系統地來解決問題。同時，不掌握特殊規律，什麼問題也不能解決。只有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靈活地結合起來，才能具體的解決具體問題。中國 30 多年來的革命，總結起來只有一條最大的經驗，就是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密切結合的原則，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者經驗主義的偏向。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很多，這都是解決具體問題的記錄，都是運用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密切結合起來解決問題的方法。學習經典著作，就一定要區別哪些是普遍規律，哪些是特殊規律。把它們的特殊規律放在一邊，用來作參考。把普遍規律結合自己的特殊規律，來解決自己所要解決的那個具體問題。所以讀書要慢，一邊讀一邊想，仔仔細細區別普遍規律和特殊規律，學它們怎樣結合的方法。
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是我們研究古代社會的指南。列寧說過，這本書，「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話都不是憑空說出，而都是根據大量的歷史和政治材料寫成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原封不動地搬來講中國古代史呢？不行。恩格斯在書中固然把普遍規律指出了，但這些普遍規律是同印地安人的原始社會，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西歐的封建社會的特殊規律結合著的，它們有各自的特殊規律，和中國相比，就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列寧接著說，「我所以提及這部著作，是因為它在這方面提供了正確觀察問題的方法。」 列寧明明告訴我們從這部著作中學習觀察問題的方法，並沒有說可以搬來搬去套別國的歷史。
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要從它那裡找立場、觀點和方法。教條主義卻完全相反，它滿足於書本上的一些普遍規律，不知道此外還有特殊規律；它把書本上的特殊規律也當作普遍規律，不知道特殊規律只是局部性質的東西。歸根說來，只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否認矛盾的特殊性，這就是教條主義的特徵，而教條主義是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的。
史達林說過一個故事，說有一次軍艦起義，派代表去請教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趕緊翻開經典著作，尋找辦法，找了幾天也沒有找到一條，結果只好敬告不敏，說經典著作中沒有說過軍艦起義。 這個故事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自己學習馬克思主義還是個初小的學生，講不出多少道理來，而且免不了要講錯。但我有決心好好學習。我願意反對沾染在自己身上的教條主義，也願意反對沾染在別人身上的教條主義。因此，希望大家抱定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互相幫助，共同努力，來反對教條主義。只有反對教條主義，才能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
第二個問題，關於掌握資料的問題
理論聯繫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定理，理論與材料二者缺一不可。作史學工作必須掌握大量的歷史資料，沒有大量資料，理論怎樣來聯繫實際呢？
現在對歷史資料確有望洋興嘆之感，資料太多太散太亂，搜集、整理和考證資料，實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我們必須特別重視資料工作，才能動員大批人力投入這個工作里去。有人認為做資料工作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認為做資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頭。這樣想法是不對的。資料工作與研究工作並沒有高低，也沒有人說過不讓資料工作者寫研究論文。翦老就做了不少的資料搜集整理工作，他發起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他還編輯了《戊戌變法》和《義和團》史料，他又和幾位先生編輯《世界大事年表》。有誰能說翦老因為做了資料工作，應該比別人低一頭呢。希望今後有很多資料書、工具書陸續出版，這是一種功德無量的工作！
如何使用資料，是個很大的問題。使用資料要忠實、準確，這是起碼的原則。對寫文章的人說來，就要：
（一）常用資料的文字解釋，如未作過切實的校勘、考據工夫，切勿隨便改動原來的文字和詞句。
（二）常用資料固然不少，到底還不算太多，如果要用這些資料來寫文章，總得大體上先讀一讀，知道那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那些事情是少量的、個別的、次要的。搜集資料，應從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實下功夫，不要作尋章摘句、玩弄舉例遊戲的手法。誰都知道，用舉例遊戲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證明」是個奴隸社會，也可以「證明」是個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列寧告訴我們說：「沒有再比那種抽取個別事實，玩弄舉例遊戲的手法更為流行更為不中用的了。」
這是寫文章的人應該注意的兩點。對讀者來說，也要把文章中所用材料校對一下，看使用得是否忠實、準確。這樣，作者讀者互相幫助，彼此都有很大的好處。好處在於：事實是理論的立腳點，事實錯了，就可使作者重新考慮他的理論，也不至於使讀者誤信他的理論。
史學界曾經刮過一陣風，就是談所謂市民運動和人工吹胖的資本主義萌芽。聽說，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有一位同志，把這些文章引用的材料對照原書後，發現 40%以上的材料有問題。這種輕率使用材料的學風是不良的學風，要堅決反對。
教條主義者寫文章為什麼也能騙一些人呢？就是因為他們也以「理論聯繫實際」的面貌出現的。我們怎樣對待這些文章呢？最好的辦法之一，就是檢查文章中所用史料是否可靠。
前些時，看到北大歷史系討論尚鉞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座談會的紀錄。討論的重點是在校對書中引用的材料。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但對作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好處。我向北大歷史系和史學界同仁們提出一個請求：我正在寫書，我希望我的書出版後，給我也開些座談會，鐵面無私地指出我的錯誤，幫助我改正。
順便談談我對尚鉞教授《中國歷史綱要》一書的看法。
我看這本書是用西歐歷史作藍本的。他們那裡是奴隸社會了，中國也就開始是奴隸社會；他們那裡是封建社會開始了，中國也跟著開始封建社會；西歐封建社會發達起來了，中國封建社會也跟著發達起來。整本書里大致都是這一類的比附。記得座談會的記錄中有一條，說《中國歷史綱要》把唐朝的莊園比擬西歐的莊園，描寫得差不多一模一樣。西歐有資本主義了，中國也來個市民運動和過分誇大的資本主義萌芽，甚至說，中國封建制度「崩解」「瓦解」了。他們怎麼樣，中國也就跟著怎麼樣，時間先後湊得頗為整齊劃一，這真是一件怪事！（《綱要》有它的主張，但又往往隱蔽這些主張，其「微言大義」必須看王介平等六人《評〈中國歷史綱要〉》一文才能知道。王文在《新建設》1954 年 12 號上說：明清是「封建制崩解的時期」，王文在《教學與研究》1954 年 11 號上說：明清是「封建制瓦解的時期」。王文既斷定明清時期封建制「崩解」、「瓦解」了，文中卻說得似乎沒有「崩解」「瓦解」，究竟「崩解」「瓦解」了沒有呢？這其中是否又含有什麼「微言大義」。）
是否寫這本書時，有意無意地依西歐歷史的樣來畫中國歷史的葫蘆？或者說，是否在削中國歷史之足，以適西歐歷史之履？如果承認各國歷史發展各有其特殊性，那麼，有什麼切實的理由能夠說明它們應該這樣巧合？我不能不表示懷疑，我不能表示贊同。
如果《綱要》這部書繼續寫下去，寫到鴉片戰爭以後的話，不知道該怎樣畫才好。俗話說，「三尺郎君七尺妻，湊得頭齊腳不齊。」《綱要》把中國和西歐歷史的頭算是湊齊了，腳怎麼辦呢？歷史是前後貫串聯繫著的，可以置腳於不顧麼！？
中國和西歐到底是兩個地方，各有自己很大的特殊性。把西歐歷史的特殊性當作普遍性，把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一概報廢，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這樣，中國歷史固然遺留著大量的材料，拿中國歷史去湊西歐歷史，事情卻容易辦了。說起辦法來，我看，不外乎下列四種：（一）摘引一些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詞句作為「理論」的根據；（二）錄取一些合用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根據，不合用的材料罷免不用；（三）給材料以片面的憑空的解釋；（四）改造材料。三、四兩種，在座談會記錄里，提出了不少的例子。記得其中有一條是西漢武帝時，中等以上的商人破了產，《綱要》改為中等以下的商人破了產，來適合自己的觀點。當然這還不能肯定說《綱要》是有意「上下其手」，可是一字之差，關係也確實不小。我想尚鉞教授一定會作出必要的修改。
還有一點我想提一提。史學工作者不要自己跑到「禁閉室」里去坐「禁閉」。研究古代史的人，說我只讀有關古代史的東西就可以，不必讀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人，也說我只讀有關近代史的東西就可以，不必讀古代史。這樣想，就是自己坐「禁閉」。我們研究某一部分歷史，著重地讀有關這一部分的理論書和資料書，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讀前前後後的歷史，這就不對了。學古代史的讀了近代史，學近代史的讀了古代史，如果不讀今天的歷史，那還是坐在「禁閉室」里。今天的歷史，主要就是《人民日報》。在《人民日報》上，黨中央的文件和重要的社論，自然是解決中國當前具體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其他文章，也有很多是含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我們要從經典著作里學習研究歷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更要從今天的歷史裡學習研究歷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只有從學習今天的歷史入手，我們才能免「禁閉」之苦，享自由之樂。
歷史是一條線，誰也不能割斷這條線。好古輕今，脫離現實，關在「禁閉室」里寫文章，怕寫不出什麼好文章來吧！
第三個問題，關於文字表達的問題
這是寫文章的問題。我們史學工作者，用口講是必要的，但寫的用途更廣，這就要用文字來表達。我們中國史學家有優良的傳統，這就是「文史兼通」。過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學家往往是史學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馬遷等，都是這樣，這個優良傳統應該保持和發揚。
近代文史分家是應該的，因為文史各有廣泛的領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這對史學工作者來說，就是寫出文章來，應該切實些、清楚些、簡要些、生動些，一方面能夠適當地表達自己所要說的話，另方面使人看了不討厭。
現在有一些史學方面的文章，往往不能引人入勝，反而能讓人敗興，不願卒讀。我這裡說的是那種空洞的長文章（空洞的短文章也一樣）。元人雜劇里常常用寫萬言書來形容士人的大才，現在我們翻翻史學刊物，似乎大才並不少，搖起筆來，就搖出一篇萬言書，甚至萬言還不過癮，要搖出加倍三倍四倍的萬言書才覺得痛快。事實上，這種文章，無非是馬曰列雲，東抄抄，西扯扯，終日言，如不言，自以為證明了自己抽象觀點的正確而已。我願意和史學界同仁們互勉，大家自己不做這種文章，並且反對別人做這種文章。
寫文章就得學文章，學文章就得讀文章。清朝的戴震是個大考據家。考據家寫文章難免寫得羅羅嗦嗦乾燥乏味，桐城派的方東澍，嘲笑考據家的文章是豆腐白菜賬，不是沒有理由。戴震這位大考據家，卻與眾不同。在他的年譜里，說他選出《史記·項羽本紀》等十篇，圈圈點點，讀得十分認真。我們也應該這樣做。北大歷史系同學可不可以挑選古今名篇讀讀。我們比不上戴震，就得多選二三十篇來讀，從名篇裡面學習作文法，揣摩揣摩，練習練習，實行學而時習之的辦法，來加強我們的表達的能力。這樣做可能覺得麻煩，但以後卻可以一輩子受用。韓愈所說的文以載道，是經驗之談。一輛破爛車子載著大道理，人家會拒絕它走進自己的眼睛裡。自己寫的文章別人是否願意看，完全在於自己。寫了一輩子文章，看的人只有幾個，那又何苦呢？如果一個人寫的文章大家都喜歡看，豈不很好。我這個建議，不知道同學們能否同意。
第四個問題，關於言行一致的問題
理論聯繫實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做史學工作，這當然是對的。但這並不是說，只要史學工作上有馬克思主義就可以，史學工作以外不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繫實際，必須把理論和自己整個的實踐聯繫起來。我們整個的人叫做實際，我們做的史學工作是我們整個實際中的一部分。理論和我們自己的整個思想意識、思想方法、生活行動全面地聯繫起來，這樣，才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在做史學工作。如果不是這樣，光在史學工作上講馬克思主義，那麼他只是在史學工作上唱馬克思主義的調子。說得不好聽一點，他是在史學工作上做馬克思主義的八股。八股的特點是代聖賢立言。過去的八股先生口中講孔子曰、孟子曰，而自己的思想行動卻另有一套。我們在史學工作上是馬克思主義，其他方面不是，這不是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立言麼？這不是教條主義麼？當然，全面聯繫，要經過長期的艱苦的鍛煉過程，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面聯繫起來，但我們要有這種志願和決心，才會逐步達到全面聯繫的境界。
我自己算是個知識分子，我也犯一般知識分子的通病，這裡我想就我自己的體驗說幾句。要全面聯繫，必須從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的「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八個字入手。我們如果能在這八個字上用工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門才會向我們開放，讓我們走進去。
謙虛；為什麼要謙虛？因為一個人的知識和能力實在是有限得很，要增加我們的知識和能力，那就要依靠群眾，向他們學習。儘管別人的所見是片面的，集合許多片面，也就差不多成了全面。兼聽才能聰，兼視才能明，這個道理，誰都懂得，但能夠實行的卻只有謙虛的人。古人說，大智若愚，我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一個人肯承認自己是愚，虛心向別人學習，這樣的愚不是真愚而是若愚，是大智。和這相反，如果自以為智，不再考慮別人的意見，這樣的智，正是真愚，是大愚。智和愚的區別點，在於謙虛不謙虛，謙虛是智，不謙虛是愚。
謹慎：為什麼要謹慎？要做事情，一定要主觀和客觀相符合才能有所成功。但這是很不容易的。主觀和客觀不能一下子就符合，往往有些地方符合了，有些地方卻是疏忽了。如果疏忽處是重要的，那就會產生一著錯滿盤輸的局面。因之，做事情一定要小心謹慎，慢慢地穩步前進，隨時發現錯誤，隨時改正錯誤，使主觀和客觀完全符合起來。我們誰都犯過許多錯誤，而且繼續在犯錯誤，如果仔細檢查犯錯誤的原因，90%以上，就是因為自己粗心大意。
謙虛謹慎所以能做成事情，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謙虛謹慎是為了加強主觀能動性，是為了加強獨立思考的能力，是為了加強批判的精神，歸根是為了克服客觀、改造客觀。決不可誤解為削弱主觀，俯首帖耳，給客觀作俘虜。
我們知識界有這樣的一種情形，你說他是教條主義麼，實在有點冤枉，你說他不是教條主義麼，他也確實像個教條主義。比如說，我們教歷史課，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見解，卻不敢講出來，寧願拿一本心以為非的書，按照它那種說法去講。教條主義者一般是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而這一種「教條主義」（如果也叫做教條主義的話）者心情恰恰相反，他們是謙虛謹慎過了度，過度到否認自己的存在，只有別人（所謂「權威」的人）沒有「我」了。這樣的「謙虛謹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們應該把「我」大大恢復起來，對經典著作也好，對所謂「權威」的說話也好，用「我」來批判它們，以客觀存在為準繩，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棄，儘管批判錯了，毫無關係，錯誤是可以改正的。我們向外國學習也是一樣，社會主義國家的好經驗固然要學，資本主義國家有好經驗我們也要學。我們要謙虛，但決不是依草附木；我們要謹慎，但決不是嚇得動也不敢動。我們要的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獨立思考的謙虛和謹慎。
謙虛的反面是驕傲，謹慎的反面是急躁，既然要謙虛，就必得戒驕，既然要謹慎，就必得戒躁。
戒驕：為什麼人要驕傲呢？這是由於無知。我們如果到知識海邊上去瞧瞧，那就可以知道知識海是多麼大，大到無邊無涯。驕傲的人苦於沒有瞧一瞧，只看到自己這一點點，就以為大得很。莊子井中之蛙那個寓言，做戒驕藥是很對症的。
做研究工作，做了一輩子，也只能在知識海中取到一小杯水，這和大海是不能作比較的，從這個意義來說，有什麼值得驕傲呢！但是，這一小杯水，必須經過辛勤的工作才能取得，永遠不會有不勞而獲的知識。從這個意義來說，任何一點知識，都是值得尊重的。自己不要驕傲自滿，別人不要文人相輕，這就對頭了。
戒躁：躁的來源是冒進、是急於求成，不肯下苦工夫，不肯下慢工夫，想一鳴驚人，名利雙收。做學問不是簡單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來。我經常勉勵研究所的同志們下「二冷」的決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豬肉（從前封建社會某人道德高，死後可以入孔廟，坐於兩廡之下，分些冷豬肉吃）。意思就是勸同志們要苦苦幹、慢慢來。一個做學問的人，有這樣的決心，下這樣的工夫，如果真有成績的話，總會有人來承認你，請你去吃冷豬肉，何必汲汲於當前的名利呢！我這樣說，可能不合時宜。但是，我願意提出我的建議。
驕躁是文人通病，是可以改正的。我們不要笑「淺人」，「淺人」還有他的好處，他把驕躁都表現出來了，病症就比較容易醫。不好醫的是那麼一種人，表面上謙虛、謹慎，骨子裡又驕又躁，這就很不好辦。用謙虛的外表掩蔽他的驕；用謹慎的外表掩蔽他的躁。說他驕躁吧，他有「謙虛謹慎」的態度作盾牌。別人沒法幫助的時候，就只好等待他自己去醫。這種人就稱為「深人」吧！「淺人」好治，「深人」不好治。
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是理論與實際全面聯繫的關鍵。歸根是要謙虛。毛主席告訴我們：「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是從無數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格言，是普遍的規律。
只有虛心才能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只有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才能治好百病，求得進步。只有善於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才能真正展開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要繁榮中國學術，必須貫徹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正確，是絲毫不容置疑的。我們史學界是中國學術界的一部分，也是學術戰場的一部分。上戰場作戰，一定要兵法正確，彈藥糧食充足，兵精將健有訓練，這才能打個好仗；老弱殘兵拿些破槍缺口刀，是上不得戰場的。我在上面提出四條來，供同仁們同學們作參考，我們是不是可以就這樣在操場上操練起來，在戰場上作起戰來，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著我們，我們應該奮勇前進，實現這個方針。
（原載 1957 年《北京大學學報》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