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鑰匙 · 看看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
胡適自稱，他治學的態度是「歷史的態度」，治學的方法是「科學的方法」。這都是些什麼東西呢？
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無情批判下，它的反動本質暴露無遺，實在是站不住腳了。它要作垂死的掙扎，不得不採取各種花樣的卑劣手法來反對馬克思主義。披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是一種，打自然科學旗幟的又是一種。被胡適改稱為實驗主義的那個實用主義，就是屬於後一種的反動哲學。胡適說：「這種新哲學（指實用主義）完全是近代科學發達的結果。」 所謂「結果」，照胡適說，就是「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兩個「根本觀念」。
馬克思第一次用唯物主義態度研究人類歷史，證明了迄今所有一切社會的歷史（原始公社的歷史除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證明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指出社會制度的性質，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到另一制度，根源都在於生產方式的變更和發展。自馬克思起，歷史才從迷亂混沌的狀態中拯救出來成為科學的歷史。
實用主義拿出叫做「歷史的態度」的東西來和馬克思主義對抗。胡適說：「到了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家，方才把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拿到哲學方面來應用；……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怎麼叫做『歷史的態度』呢？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這種歷史的態度便是實驗主義的一個重要的元素。」 胡適所說「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正是那種庸俗進化論。庸俗進化論把生物進化過程看作只有數變漸變，沒有質變突變。實用主義者又把生物的數變漸變搬到社會學說里來，形式上也在講發展變化，實際上是在否認根本的變——革命。應用庸俗進化論作為「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的理論根據，是「歷史的態度」的一個內容。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指出，達爾文進化論是近代自然科學三大發現之一，但是，達爾文關於「生存鬥爭」和「自然選擇或最適者生存」的學說是錯誤的。「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來而已。」 實用主義又把它搬回到社會裡來，說這是「達爾文的真精神」。胡適說：「達爾文的主要觀念是『物類起於自然的選擇，起於生存競爭里最適宜的種族的保存』。他的幾部書都只是用無數的證據與事例來證明這一個大原則。在哲學史上，這個概念是一個革命的觀念。」 把歷史看作單單歸結為生存鬥爭的彼此之間極少差異的各個階段，因而否認歷史是一系列的階級鬥爭。這種「生存競爭」說顯然也是「歷史的態度」的一個內容。這兩個內容合起來，構成實用主義反對階級鬥爭的「歷史的態度」。
前面說的「歷史的態度」以外，還有另一個「歷史的態度」。胡適說：「凡對於每一種事物制度，總想尋出它的前因與後果，不把它當作一種來無蹤去無影的孤立東西，這種態度就是歷史的態度。」 胡適所謂前因與後果，是怎樣的一種因果呢？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里指出：「劃分哲學派別的真正重要的認識論問題，並不是關於我們對因果聯繫的記述精確到什麼程度，這些記述是否能用精確的數學公式來表達的問題，而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對這些聯繫的認識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性，還是我們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認識某些先驗真理等等的能力？」 實用主義所說的因果正是從心底特性里得出來的。實用主義的祖師馬赫說過，「在自然界中，既沒有原因，也沒有結果」；又說「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從主觀意向（Trieben）中產生的。」 這樣說來，客觀存在的因果關係既然可以否認，那麼，客觀存在的一切真理也都可以否認了。主觀衝動既然可以產生因果律的一切形態，那麼，主觀衝動也可以產生一切「真理」了。實用主義把這個謬說概括成一句話，叫做「一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實用主義使用了這個法寶，就可以為所欲為。胡適說：「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 又說：「真理原來是人造的……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這個實在裡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裝扮起來。」 如此等等。把客觀實在的和從主觀衝動產生的東西統稱為人造的假設，藉以製造是非不明、真假不分的混亂狀態，企圖達到否認社會發展規律性的目的。胡適所謂「總想尋出前因與後果」的「歷史的態度」，說穿了就是實用主義反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的態度」。這種「歷史的態度」，胡適又稱為「科學試驗室的態度」。
胡適說：「實驗主義的兩個根本觀念：第一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第二是歷史的態度。這兩個基本觀念都是 19 世紀科學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 胡適解釋道：「一切真理，都是應用的假設，假設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發生他所應該發生的效果。這就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這種「科學試驗室的態度」難道不就是那個反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的態度」麼？為什麼這裡又改名為「科學試驗室的態度」。事實很明顯，所謂「第二是歷史的態度」，指的是反對階級鬥爭的「歷史的態度」，它主要說明胡適的歷史觀點。所謂「科學試驗室的態度」，指的是反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的態度」。它作為觀點來說，就是認為歷史是可以任意「人造」和「塗抹裝扮」的；它作為方法來說，就是胡適的「科學的方法」，即「假設」的方法。所以胡適說「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因為沒有這種「科學方法」，反對階級鬥爭和反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觀點也就無法表達出來。
現在看看胡適的「科學的方法」。胡適說：「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的確，這套把戲說來其實是很簡單的。胡適早就說過，實在與真理都是人造的。這裡所謂「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只不過是教人要「信仰」不要懷疑胡適自造的事實與證據。所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只不過是大膽的武斷，小心的彌縫。胡適給他的「科學的方法」作註腳說：「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胡適最大的「新發明」，要首推「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那一條（據他在《信心與反省》篇里自供，這個「新發明」確實是屬於他的）。論起膽來，真是大到包天之大；他做了積稿等身的文篇，企圖證明這個「新發明」。論起「求證」來，真是東拉西扯，左支右絀，使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怎樣呢？他那充足的證據，證來證去，絲毫也不能證明他那個「新發明」，卻只證明胡適是個漢奸賣國賊。抱著「科學的方法」和一小撮蔣介石賣國集團中人椎心泣血苫塊昏迷去吧！
胡適的「歷史的態度」是「一點一滴進化」的、崇拜強者而為之奴的、否認客觀真理與因果關係的、任意「塗抹」「裝扮」歷史的態度，這是他的歷史觀點，也是他的政治觀點，其目的則在於反對革命、賣國求榮。為這種見不得天日的目的而說話，當然很難取信於人，因之必須使用完全是騙術的所謂「科學的方法」。誰都知道，科學結論是從大量事實中總結出來的，憑空造出結論放到事實里去，或尋一些個別事實來作證據，都是反科學的。而胡適甚至連作為證據的事實也能捏造。所謂「大膽的假設」，就是先作出主觀的違反事實強加於事實的結論。所謂「小心的求證」，就是尋找一些個別事實或捏造一些事實來證成自己的假設。這種「科學的方法」是他的「歷史的態度」的工具，整套連篇累牘的《胡適文集》是「歷史的態度」通過「科學的方法」而表現出來的各種毒物，篇篇有毒，句句有毒，決不可等閒視之。下面的論證，第一部分指出他在特定問題上表現的毒物；第二部分指出他在歷史學上散播的毒物，看看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到底都是些什麼玩藝兒。
1935 年，胡適出版了一本叫做《論學近著》的書，書中所載都是所謂關於學術思想的得意文章。其中表示最得意的有兩篇，一篇叫做《說儒》，一篇叫做《醒世姻緣傳考證》。這裡就拿這兩篇作例，看看他在特定問題上表現的毒物。
《說儒》是一篇 5 萬多字的長文，在胡適《論學近著》里，《說儒》考列第一名。胡適自詡說：「《說儒》一篇提出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史的一個新鮮的看法，我自信這個看法，將來大概可以漸漸得著史學家的承認，雖然眼前還有不少懷疑的評論。」 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都集中表現在這篇長文里，他那個最大的「新發明」的典型說明和行動綱領在這篇長文里說得夠清楚了。他肯定中國必亡，他「自信這個看法」，在亡國後可以漸漸為當亡國奴的史學家所承認。他的自信是完全建立在中國必亡的漢奸洋奴觀點上的。《醒世姻緣傳考證》，長約等於《說儒》的五分之四，據胡適說，積了六七年之久才做成這篇長文。他自鳴得意地說：「這個難題的解答，經過了幾許的波折，其中有大膽的假設，有耐心的搜求證據，終於得著我們認為滿意的證實。這一段故事，我認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實例。……正是：鴛鴦繡取從君看，要把金針度與人。」夸下好大的口！真的是一支金針麼？顯然是一條朽木棒。
先看看《說儒》說些什麼？《說儒》提出三個要點：（一）「殷民族」被「周民族」「征服」，「殷文化」與「周文化」「同化」。儒在「同化」中「很有重大的關係」。（二）「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他們的宗教是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老子是「正宗儒學」、「殷商老派的儒」、「消極的儒」的代表人物。（三）「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擔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
好吧！如果三個要點裡存在著一絲一毫的理由的話，當然不能抹煞它，可是絲毫的理由都找不出來。
商甲骨文上的文法與周金文上的文法是一致的，甲骨文與金文字體是一致的，只有一些筆畫繁簡的不同。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在《商書·盤庚》等篇與《周書·大誥》等篇也是完全一致的。殷墟器物的製作與周器物是出於一個源頭的。《周書》召誥、多士、多方等篇，確認夏商是「中國」相繼受天命的前朝。孔子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文化是一脈相傳的。古代史書和神話傳說里，都說夏、商、周三代世系溯源於黃帝，商、周二代又同是帝嚳的後裔，儘管細節上有分歧，同屬黃帝族卻絕無異說。殷周是不同「民族」（這裡姑用「民族」一詞）的說法是絕對沒有根據的。胡適在《說儒》里「來無蹤去無影」地提出「殷民族」、「周民族」兩「民族」來，算是一個「大膽的假設」吧，然而並沒有下半截的「小心的求證」，連一個字的「證」也沒有。如果說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載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已經替胡適求了證的話，傅斯年說東說西，說得十分糊塗，根本不曾說出一些東西來。傅斯年說「商起於東北」，又說「持此以證商代來自東北，因為不足……」，自己否定了「商起於東北」。說「殷人本非夷族，而擁有夷之人民土地」；又說「殷人是不是東方土著，或是從東北來的，自是可以辯論的問題，卻斷乎不能是從西北來的，如太史公所說」。《史記·殷本紀》說契母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吞玄鳥卵因孕生契。傅斯年「斷乎不能是從西北來的」理由是東方、東北方諸夷有卵生的神話，契即卵生，那麼，殷人始終只能是東方或東北方人。傅斯年自己糊塗是可以的，他那一套「殷人是不是東方土著」、殷人是不是「起於東北」、「殷人本非夷族」、「殷人斷乎不能從西北來的」等等一片糊塗話卻把聽的人鬧糊塗了。事實上黃帝族經過長期的發展過程，黃帝族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事例至多，決不像草木那樣，一生在那裡就永遠不能移動。秦祖先帶著卵生神話自東遷西，殷祖先自西遷東以後也可以採取卵生神話。簡狄不是帝嚳次妻，但契無妨是帝嚳的後裔，《史記》索隱引譙周說是可取的。契或契的先人遷居東方，商人要神聖化自己的始祖，採取諸夷卵生神話，說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和劉邦做了皇帝以後，西漢人說劉邦是蛟龍所生，同樣是不足為奇。從契卵生的神話里，並不能得出「殷人斷乎不能是從西北來的」結論。而夷在東方、夏在西方的一般情況，經過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在某些人的頭腦里，產生凡在東方的都是夷族，凡在西方的都是戎狄氐羌族的糊塗觀念。胡適於是只要用半個「科學的方法」，從混水裡摸出「殷民族」、「周民族」兩條假設的魚來，聽的人也就以為真有兩條魚了。多麼大膽的武斷！周本來是殷的屬國，周滅殷，是一個興起的小國滅一個衰朽的大國，任何材料不能證明是一個「民族」征服別一個「民族」。胡適虛構「殷民族」被「周民族」「征服」的概念，作為《說儒》篇的基礎，在這個空中基礎上，建立起樓閣來，當然，不能不都是空中的樓閣。
這裡附帶指出傅斯年的又一胡說，這種胡說恰給胡適以便利。傅斯年引《史記·秦本紀》一大段文字，作附註說：「按周人慣呼殷人曰戎，『戎商必克』，『殪戎殷』皆其證。則稱胥軒為戎者，當亦因其為東方族類也。嬴姓為商人置之西垂後，婚於西戎之姜姓，所生之子在殷周之末，以母系故，歸順周人，所謂『西垂和睦』者，此其義也。」這裡有「戎殷」和「母系」兩個問題。「戎商必克」見於偽《泰誓》，不能作為證據。《康誥》有「殪戎殷」語，周秦之際儒者作《中庸》篇，改為「壹戎衣」；魏晉人造偽古文《尚書》，在偽《武成》篇里改為「一戎衣」；《左傳》宣公六年，中行桓子引《周書》曰「殪戎殷」，可信《康誥》原文確作「殪戎殷」。傅斯年是主張「殷人斷乎不是從西北來的」，而西方非黃炎族文化的人統稱為戎，又是無可否認的慣詞（戎人遷居中原和南方東方，仍稱戎人）。他硬把戎的名稱加在「東方族類」身上，照他的說法，東方夷族又稱戎族，毫無根據，豈非武斷。是的，孟子說過這樣的話：「舜生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習慣上非黃炎族的各族，可以統稱為夷；非中原地區（當時稱中原地區為中國）的各地，也可以統稱為夷（四夷、四方）。孟子這裡以舜、文王生卒地所在稱他們為東夷之人、西夷之人，意謂舜、文王雖居在東方、西方，只要有聖德仁政，就可以王天下，斷不可誤解為舜是夷族，文王也是夷族；也不可誤解為西方稱夷，「東方族類」也可稱戎。《爾雅·釋詁篇》訓戎為大，大殷猶《周書》中許多篇里稱殷為大邦、大國。鄭玄注《中庸》篇，訓戎為兵，讀衣為殷，說「壹戎衣者，壹用兵伐殷也」。《康誥》說文王殪戎殷，鄭注說是武王克商之事，顯然與《康誥》不合。戎殷是一稱呼，僅見於《康誥》一處，不能說是「周人慣呼殷人曰戎」。契母簡狄有娥氏之女，娥或即戎。文王對殷王有殺父之仇，稱殷為戎殷，可能是加殷以一種惡名而欲殪之，並不是說殷是戎族。大殷、戎殷含義美惡不同，都還可通，但傅斯年的說法總是錯誤的。母系之說同樣是錯誤。恩格斯指出：「……這樣就廢除了按照女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母系的繼承權，而確立了按男系計算世系的辦法和父系的繼承權。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樣和在何時發生的，我們毫無所知。它完全屬於史前時代的事。」 按照神話和傳說（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以前，只能從神話傳說里得出氏族制解體時期的歷史），黃帝時已經確立了父權制，母系只有某些形式上的殘餘。父權確立以後，一夫多妻，而多妻中可能有異族人。兒子們認父以外，又認己身之母，以區別於異母兄弟。商周都稀帝嚳（契、棄不是帝嚳的兒子，但同出帝嚳系），又各尊簡狄、姜嫄為先妣，不能因此說當時還是母權制氏族，也不能因此說秦是戎族或狄族，周是羌族。《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灶言於子產日，七月戊子，晉君將死……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晉人尊邑姜為先妣，以區別武王他妻所生之子。漢宮中稱諸皇子，冠以母姓。殷、周尊簡狄、姜嫄也就是這個意義。傅斯年「以母系故，歸順周人」的說法，暗示周也是戎或羌，是十分荒謬的。傅斯年一派胡言，但還不敢公然說出殷周是兩個「民族」。胡適膽更大，公然把「殷民族」「周民族」作為《說儒》的基礎。
《說儒》從一個絲毫沒有事實根據的武斷出發，產生一系列的武斷。首先是殷周文化問題。周文化是在殷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化，其中有損有益，正是發展而不是所謂「同化」。胡適硬把發展叫做「同化」，說「同化」有「不自覺的同化」和「自覺的同化」兩種。照胡適說：「那自覺的同化，依我們看來，與『儒』的一個階級或職業很有重大的關係。」畢竟不知是個什麼「重大的關係」，且看他在所謂老派的儒和新派的儒兩回里如何分解。
胡適假設「殷人在亡國狀態下養成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觀」，「正宗的儒是殷民族亡國遺民的宗教」。說得明白些，就是說，儒是亡國奴的「宗教」。有什麼證據呢？胡適舉出儒服和三年之喪兩個證據。胡適以為三年之喪是「殷禮」，即殷的「祖先教」。《史記·殷本紀》說殷高宗「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這說明殷高宗只是三年不理政事，並不是守了三年喪制。戰國時齊威王初即位，不理政事，委政卿大夫，多至九年，決不能因此說齊國有九年喪制。郭沫若《駁說儒》 據殷墟卜辭和殷金文證明殷「毫無三年喪制的痕跡」，有力的風把胡適的這部分空中樓閣一吹而散了。胡適以為代表亡國順民的儒「獨能繼續保存殷商的古衣冠」，認為《禮記·儒行篇》記孔子對魯哀公說：「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就是「儒服只是殷服」的老大證據。孔子的冠服，《論語·鄉黨篇》所記比其他記載當較為可信，但其中並沒有「章甫之冠」「逢掖之衣」。如果孔子有不同於周制的冠服，不應缺而不載。「吉月，必朝服而朝」，這朝服無疑是周制的朝服。「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如果像胡適所說「魯之國民是殷人」，孔子是「自信」「自任」為「復興殷民族」的「救世聖人」，那麼，孔子為什麼不著殷服卻著周朝服去見「殷遺民」呢！《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足見孔子認為周禮冠是可取的。《先進篇》載公西華說：「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玄說，「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這裡所說諸侯當然是周時諸侯，不管《儀禮·士冠禮》和《禮記·郊特牲》「章甫，殷道也」是否可信，既然周諸侯用作視朝之服，孔子決不敢冠諸侯之冠。就以胡適作為老大證據的《儒行篇》來說，逢掖是魯衣，章甫是宋冠，足見宋魯衣冠不同，有什麼證據證明宋冠魯衣湊起來恰恰是「殷服」呢？《禮記》，漢儒所輯，其中很多是七十子後學的雜說，《荀子·儒效篇》所斥俗儒的冠服，正是《儒行篇》託名孔子的那種冠服（如果俗儒戴的高帽子等於章甫之冠的話），與《鄉黨篇》所記孔子的冠服，根本是兩回事。胡適把俗儒的冠服，一搭搭到孔子的題上，再一搭搭到老子的題上，按照八股搭題法，可稱虔修古方，如法炮製，不過問題並不能用搭題法解決的呵！胡適好容易搭出「儒服是殷服」的這條「線索」，不幸得很，孔子冠服不同於俗儒，老子冠服胡適無法證明同於俗儒，「線索」落空了。從這條「線索上」「大膽推想」出來「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他們穿戴殷的古衣冠，習行殷的古禮」等等空中樓閣，不幸得很，全部幻滅了。
老子被胡適硬派當「殷商老派的儒」的代表，並且「裝扮」成「殷民族」的亡國奴，「塗抹」出一副「柔順以取容」的丑嘴臉。莫須有冤獄加在老子身上，老子可謂閉門家中坐，禍從天外來也已。老子招來這個飛災，不是為了別的，只是因為《禮記·曾子問》和《史記·孔子世家》都說孔子問禮於老子，孔子是老子的學生。既然學生是個儒，老師不能不也是個儒了；既然孔子被胡適封為「新儒教」的創始者，老子不能不也被封為「老儒」「殷商老派的儒」了。當有人依據《史記》孔子世家、老子列傳所載世系，提出孔子十三代孫與老子八代孫同時的問題時，胡適怎樣來解答呢？他說：「此一點任公自己對我說，他梁家便有此事，故他是大房，與最小房的人相差五六輩。我自己也是大房，我們族裡的排行是『天德錫禎祥，洪恩育善良』十字，我是『洪』字輩，今日我的一支已有『善』字輩了，而別的一支還只到『祥』字輩。」看看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呀！大房代數多，輩份小，小房代數少，輩份大，所以一族的族長總是出在小房。這是一種最普通的常識，胡適卻把常識顛倒了。孔子三十四歲或稍後見老子，當時老子已稱老，年齡應比孔子大。即使算是同出一父，老子該是大房，孔子該是小房，傳到太史公時，小房子孫卻比大房子孫多了四五代，這正說明戰國時著《道德經》的老子（李耳）與孔子問禮的老子不是一個人，而胡適舉出梁家、胡家牛頭不對馬嘴的例證算是把問題解決了，多麼可笑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
胡適假設「殷民族」被「周民族」「征服」，從而又假設老子是「殷民族」亡國奴的「教士」，是「正宗儒學」、「老儒」、「殷商老派的儒」，這些假設都是為了以便引出主要的假設而假設的。主要的假設是什麼？是要假設出一個合乎胡適需要的孔子。
胡適把孔子說成「儒的中興領袖」。為什麼是中興？照胡適說，因為「孔子的新教義已經改變那傳統的儒，形成一種弘毅的新儒」。為什麼是領袖？照胡適說，因為孔子「對自己有絕大信心，對他領導的文化教育運動也有絕大信心。他提倡的新儒行只是那剛毅勇敢，擔負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這個「儒的中興領袖」據說有兩大貢獻：「（1）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兩大貢獻的內容是什麼？胡適說孔子是個「有歷史眼光的人」，是殷亡以後「歷史趨勢的最偉大的代表者」，他「認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雜居，文化逐漸混合的趨勢，他知道那個富有部落性的殷遺民的『儒』是無法能拒絕那六百年來統治中國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籬，打通了殷周民族的畛域」，「大膽的衝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膽的宣言：『吾從周』！」所謂兩大貢獻實際是一個大貢獻，即「吾從周」。如果還不很懂得胡適所謂「吾從周」的真意的話，那麼，請看他在武漢大學講的《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載在 1932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大公報》）。胡適講道：「殷民族」「正在建設文化的時候，西方的蠻族——周侵犯過來了」，把「文化較高的殷民族征服了。這一來，上面的——政治方面是屬於周民族，下面的就是屬於殷民族。二民族不斷的奮鬥，在上面的周民族很難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雖是殷人（宋國），至此很想建設一個現代文化，故曰『吾從周』。」所謂「現代文化」是什麼？胡適在《說儒》里解答道：「其實是接受那個因襲夏殷文化而演變出來的現代文化」，即「幾千年的古文化逐漸集積聚演變的總成績，這裡面含有絕大的因襲夏殷古文化的成份的『周禮』。」照胡適說，孔子所以能「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只是因為他帶去了「一份賠嫁妝奩」。這份妝奩是「殷商的古衣冠」、「三年喪服和許多宗教儀節」，「也許還繼續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言語」，除此以外，都「從周」了。哈哈！胡適所謂「吾從周」的真意還不夠明白麼？那就是「周民族」經過六百年，還很難「征服下面的殷民族」，孔子——「文化教育運動」的「領導」者，「殷宋正考父的嫡系」，「一般民眾心目中已成了一個五百年應運而興的聖人」，憑著他的「歷史的眼光」，認清了「殷民族」大勢已去，「剛毅」地、「勇敢」地、「進取」地、「大膽」地「衝破那民族的界限」，放棄「那狹義的畛域觀念」，「宣言」我孔丘實行「『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義」，投降「周民族」的政治統治，服從「周民族」的「現代文化」，好讓「周民族」完成對「殷民族」的「征服」。胡適把孔子捧得高高的，「偉大」「博大」，讚不絕口，原來因為孔子是個「殷奸」！所謂擔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所謂「那自覺的同化，儒很有重大的關係」，原來說的是「殷奸」的作用。
胡適塗抹裝扮出一個「消極」的「忍辱」的亡國奴老子，為的好烘托出一個積極的無恥的死硬「殷奸」孔子。孔子說了「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一句話，被胡適抓住胡糾纏，硬派他充當「殷奸」，真是無妄之災，從那裡說起！
《說儒》五萬多字，可謂洋洋大篇，點睛卻只在「吾從周」三字。胡適為什麼要在這三個字上大做文章，且待下面再說。這裡先看胡適自詡為「金針」的《醒世姻緣傳考證》。
胡適自己說：「我因為不曾考出這書（指《醒世姻緣》）的作者『西周生』是誰，所以六七年不能動手做這篇序。我很高興，這幾年之中，材料漸漸增添，到今天我居然可以放膽解答『《醒世姻緣》的作者是誰』的一個難題了。」胡適把製造這篇考證的經過，「認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個實例」，一步一步地寫了出來，現在看看他的「思想方法」又叫做「科學的方法」的那個方法。
第一步，他什麼材料也沒有，只是看到《醒世姻緣》和《聊齋志異·江城篇》所講故事有「相同之點」（共八點），認為「得著一個下手的地點」，便做出「憑空設想的一個推論」，「推測《醒世姻緣》的作者也許就是《聊齋》的作者蒲松齡，也許是他的朋友」。
第二步，胡適說：「我有了這個大假設，到處尋求證據，但總尋不著有力的證據。民國十八年，我回到北京，買了一部《骨董瑣記》，在第七卷里看見一條『蒲留仙』……高興得直跳起來。」好呵！「一條『蒲留仙』」救了他一條「科學的方法」的命。那條「蒲留仙」是這樣說的：「《聊齋志異》，乾隆三十一年萊陽趙起皋守睦州，以稿本授鮑以文廷博刊行。……鮑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緣》小說，實有所指。書為其家所訐，至褫其衿。易簀時自知後身即平陽徐崑，登鄉榜，撰《柳崖外編》。」胡適在《後記》二里說，尋著了那條「蒲留仙」的「娘家」——楊復吉的《夢蘭瑣筆》。《夢蘭瑣筆》註明徐崑事「亦以文雲」。鮑廷博在蒲松齡死後五六十年，說有關蒲松齡的兩件事。第二件事完全荒唐，第一件中所謂實有所指。照胡適說，指的是王鹿瞻等人，並非勢家豪紳；所謂書成為其家所訐云云全非事實，剩下蒲松齡尚有《醒世姻緣》一語，是否傳聞失實，至少該懷疑一下吧！張元在蒲松齡死後十一年為蒲松齡撰墓表，列舉蒲松齡一生著作。墓表所列有文集、詩集、《聊齋志異》三種，碑陰所列有雜著五種、戲三出、通俗俚曲十四種。可能還有一些不重要的著作或有目無書的書名不列於碑，但長達 100 萬字，蒲松齡六十四五歲還在撰寫（照胡適說）的巨著《醒世姻緣》，不容「遺漏」失記，是否蒲松齡實在不曾撰寫《醒世姻緣》，至少該考慮一下吧！胡適把可靠性較大的墓表和碑陰，稱為「顯然有很大的遺漏」，而把展轉傳聞的鮑廷博所說，當作至寶，說「我憑空設想的一個推論，在幾年之後，居然得著這樣一條古傳的證明」，憑「這樣一條古傳說」，就宣稱：「第一次證實」了。胡適所謂「小心的求證」，只是求有利於自己假設的「證」，排斥不利於己的證，這不是很明顯的事麼？
第三步，有了上面所謂「有力的證據」以後，他還配備些所謂證據，以資裝點。什麼「這部小說的作者必是淄川或章邱人，他的時代在崇禎與康熙之間。蒲松齡最合這些條件」；什麼「蒲松齡是能做寫實的土話文學的作家」；什麼《聊齋》十幾種曲本的特別土話與《醒世姻緣》的特別土話很多相同；都算作證據。好像與蒲松齡同鄉同時或較後的人，決不會寫《醒世姻緣》似的，蒲松齡以外，決沒有人能寫「土話文學」和使用「特別土話」似的，其實這都是胡適的憑空假設，並不能證明《醒世姻緣》一定是蒲松齡所作。浪費了寫三四萬字的筆墨，問題依然停留在原來的憑空假設上，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前進，這就是胡適最得意的一篇考證文字。
我沒有看見過《醒世姻緣》這部小說，照胡適說，可以用來研究當時的文學、社會風俗、教育、經濟、政治等等。胡適不就這些方面寫序文，卻寧願費六七年功夫，做西周生是誰那種其細已甚而且必無結果的考證。這叫做金針度人吧，那就是把人度進牛角尖最深處，一輩子不得見天日。如果被度的人，像胡適那樣考西周生六七年，又考然藜子（《醒世姻緣》校定者）若干年，又考環碧主人（《醒世姻緣》弁語的作者）若干年，幾個這一考那一考，把考證先生考得鬚眉皓然，一生差不多斷送完了。可憐被金針度與的人們！
自明清之際起，考據學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名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這種考據學使用的是形式邏輯的方法，是形上學的思維方法。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里指出：「形上學的思維方法，雖然在相當廣泛的各依附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項都遲早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要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了它們互相間的聯繫；看到它們的存在，忘了它們的產生和消失；看到它們的靜止，忘了它們的運動；因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乾嘉考據學正是這樣的一種學問，它在訓詁名物方面，確有豐富的成就，可是當涉及較大的典章制度需要作一些歷史的說明時，便顯得無能為力，更不必期待它能發現什麼歷史發展的規律了。例如王國維憑藉大量殷墟出土的新資料，在方法的運用上也較為精密，他的《殷周制度論》比起前人所作稱為大題目的《井田考》《明堂論》之類的文章來，顯然超過了他們。不過《殷周制度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不是把它們看做運動的東西，而是看做靜止的東西；不是看做本質上變化著的東西，而是看做永恆不變的東西；不是看做活的東西，而是看做死的東西」 那種形上學的思維方法。殷周兩朝制度的不同，看作周公制禮作樂，大改殷制，不從損益演變方面著眼，當然更不會看到社會制度的變化。所以這種考據學只能考察「很小的關係或很短的時間」以內的事物，只能「對於科學的小買賣」有其效力，它的成就部分，只能作為一些可靠材料供歷史研究採用。過此以往，那是唯物辯證法的任務了。
至於胡適的考據學，則是另外的一種東西，乾嘉考據學屬於形上學範疇，而胡適的考據學則屬於詭辯論的範疇。列寧屢次指出資產階級詭辯家的手法說：「詭辯論者抓住『論據』之中的一個，但黑格爾就已說得很對，人們可以替宇宙萬物去尋找『論據』。」 又說：「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而是被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麼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 胡適就是這伙詭辯家中的一個。胡適的哲學是專為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人民革命而販運來的實用主義。胡適的治學態度是專為迷惑書呆子和一些幼稚學生而販運來的「歷史的態度」，即極端不老實的態度。胡適的治學方法是專為顛倒是非毀滅真理而販運來的「科學的方法」，即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說到貢獻麼，胡適的學術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確有重大的貢獻，而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卻吃了他的大苦頭。這些，都是和乾嘉考據學不同的。縱然胡適在考生卒（如蒲松齡年 76 歲）、世系（如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等瑣碎問題上不無考對的地方，但絲毫也不能掩蓋他的詭辯論的本質，也不能因為他推崇乾嘉考據學而認為他們做的是同樣的考據學。胡適從美帝國主義御用哲學家杜威那裡學來了詭辯論手法，得到美帝國主義金錢的支持和蔣介石匪幫屠刀的保護，開場賣藝，大顯身手。可笑得很，他這副身手，不要說在魯迅筆鋒討伐下，口稱「不理」的那種縮頭相，固然可笑，就是他本人派下的一些人，在老子年代問題上略略提點不關重要的相反材料，他的「科學的方法」便招架不住，窘態可掬。胡適自己用「思想系統」「思想線索」「義合」等「科學的方法」證明老子在孔子之前，他的派下人用同樣的方法證明老子遠在孔子之後，而且提出的所謂證據比胡適的多了好多倍。胡適強辯得舌敝唇焦，終於哀鳴道：「這種方法可以說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我現在很誠懇的對我的朋友們說：這個方法是很有危險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觀的成見的，是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邊割的。你的成見偏向東，這個方法可以幫助你向東，你的成見偏向西，這個方法可以幫助你向西。如果沒有嚴格的自覺的批評，這個方法的使用決不會有證據的價值。」 好呵！這個方法是可以兩邊割的，不作別用，只作幫助成見之用的，這一點所供是實。但是其餘供辭並不夠老實，所謂「如果沒有嚴格的自覺的批評，這個方法的使用絕不會有證據的價值」是什麼意思？替他說個明白，就是胡適既然向了東，派下人就該嚴格的自覺的不再說向西，否則眩眼法敗露，確實決不會有證據的價值，因為這種證據只是些舉例遊戲。變戲法的人，當著觀眾哼哼哈哈，煞有介事，再加上助手們從旁喝采助勢，觀眾愈多，戲法變得愈起勁，最怕的是有人在後面戳穿他的秘密。胡適在老子問題上秘密被派下人不自覺的戳穿了，怎麼不哀鳴呢！
胡適這個哀鳴，就是宣告他的「科學的方法」徹底破產。
胡適有了自供，現在可以考案胡適寫《說儒》的成見是什麼？「吾從周」為什麼成為《說儒》篇的點睛處？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是胡適的最大成見之一。「吾從周」（寫《說儒》時周字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代替字）是胡適政治行動的公式。日本帝國主義來了很好，美帝國主義來了更好，這個公式總是適用的。胡適要證明自己這個成見並宣布行動公式，用力寫出這一篇以考據為形式的政治論文《說儒》。《說儒》與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有密切關係。傅斯年在《周東封與殷遺民》篇前寫了幾句話，摘錄如下：「日本侵遼東，心亂如焚。……此章（指《周東封與殷遺民》）大約寫於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章於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胡適之先生。……今春（指民國二十三年春）適之先生已於同一道路上作成豐偉之論文……而適之先生勉以同時刊行，俾讀者有所參考。今從其命，並志同聲之欣悅焉。」傅斯年以《周東封與殷遺民》為題，借孔子來表示自己對日寇侵入，中國滅亡後的態度。他引了一些《論語》、《檀弓》所記孔子的話，作出論斷說：「這些話都看出孔子對於殷周一視同仁，殷為勝國，周為王朝，卻毫無宗周之意。所謂從周，正以其『後王燦然』之故，不曾有他意。」把這些話翻成老實話，就是傅斯年說，中國滅亡後，我對中日一視同仁，但並不算真心投降日本。我的從日，只是因為日本「後王燦然」地統治了中國，我並不會有其他的意圖（！？）。從傅斯年說的話看來，如果真的不曾有他意的話，他採取的態度是亡國奴順民的態度。胡適認為這種「消極」「柔遜」的態度應改為積極進取的態度，有「於同一道路上作成豐偉之論文」的必要，《說儒》就這樣作成了。胡適把自比孔子的傅斯年改比老子，自己裝扮成稱為「儒的中興領袖」的孔子，準備擔起「絕大使命」，「剛毅勇敢」（死硬）地打破中日文化的藩籬，打通中日民族的畛域，在「自覺的同化」（全盤日化、全盤西化都可以）上發生「很大的關係」（作用）。這不是態度十分死硬的漢奸賣國賊是什麼！胡適不是「發明」過「周民族」經 600 年之久還是「征服」不了「殷民族」麼，他便毛遂自薦向日本帝國主義獻策：「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那就是……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日寇要「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當然非借重「領導文化教育運動」的當今孔子胡適不可，胡適的身價當然可以漲價萬倍。也許是日本帝國主義比美帝國主義愚蠢，沒有出價來購買這個奴才；也許是日本帝國主義比美帝國主義聰明，看透這個奴才的不中用。不管兩個帝國主義誰愚蠢誰聰明，反正胡適是一個裝扮成當今孔子待價而沽的漢奸賣國賊。凡是《說儒》篇里描寫頌讚孔子的辭句，都是胡適自道也。胡適描寫孔子「從周」的情形是穿戴著「殷服」，「帶著許多宗教儀節」（風俗習慣），「也許還保存殷商的古文字言語」，接受周的「現代文化」（「周禮」）。這是一張活現的胡適照片。胡適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里說，他「穿著長袍」（等於孔子的殷衣），「踏著中國緞鞋子」（相當於孔子的殷冠），「用的是鋼筆」（等於孔子用周人所制毛筆），「寫的是中國字」（即孔子的「也許保存殷商古文字言語」），「談的是西化」（洋奴文化、「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全力現代化」都是一樣，等於孔子的「周禮」「現代文化」），胡適用自己的假設證明自己真的是當今孔子。「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善價）者也。」這一條胡適算是學會了，可是嚴夷夏之辨的孔子並不曾教人待漢奸賣國賊的賣身價。胡適硬要竊比於孔子，到底是什麼原因。說他想用孔子作遮羞布吧！胡適根本不知道羞恥，用不著這條布。說他用孔子作擋箭牌吧！胡適決心要當「剛毅勇敢」的死硬漢奸，根本不怕唾罵，用不著這塊牌。那麼，惟一的原因只是借孔子來抬高自己的身價，以便在賣身契上多寫幾文錢。如此而已，豈有他哉。這裡可以得出一個公正的判決來了，即胡適是賣國求榮的文漢奸頭子。
胡適想當一名漢奸賣國賊，早在留學美國的時候，思想上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見胡適民國 4 年 3 月 1 日、5 月 9 日日記）。回國以後開始了他的待價時期，他為帝國主義特別是為美帝國主義大賣力氣，進行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動。這些活動是：（一）裝扮成學者面目，以提倡學術為名，把持文化教育部門，形成相當廣泛的胡適派。蔣廷黻、傅斯年一流的文化買辦，是胡適派的核心，他們的任務是協同胡適作反革命的政治活動；另一部分則多是迷信所謂「純學術」的老少書生，他們因慕胡適之名，向其學習，被胡適拉入派內或發生多少不等的關係，客觀上成為胡適派的參加者或同情者。這兩部分人在胡適看來，各有用處，都是「吾從周」的政治資本。（二）竭盡全力為帝國主義主要是為美帝國主義服務，頌德歌功，色色俱全。他公然傳播亡國論，替主子們培養漢奸和順民。他善於看帝國主義顏色行事，有時對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也表示某些不滿，以討好主子並用以迷惑一般人的視聽。（三）竭盡全力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明槍暗箭，應有盡有。凡是屬於歷史上社會上一切積極因素，胡適無不對之咬牙切齒，必欲加以破壞而後快意。雖然在魯迅率領下的文化新軍陣前，這個自稱「領導文化教育運動」的胡適被打得一敗塗地，但他的反革命野心仍然是死不甘休。郭沫若在《三點建議》里指出：「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兄難弟，倒真是有點像『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事實正是這樣，一個文的胡適，一個武的蔣介石，半斤對八兩，是一雙孿生的賣國賊。胡適組織派系，奉承帝國主義，一力反對中國人民革命，總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賣國求榮。
胡適賣國求榮的行動和他的「歷史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上面說過，他的「歷史的態度」之一是「達爾文主義」的「歷史的態度」。恩格斯指出達爾文關於「自然選擇或最適者生存」的學說是錯誤的。恩格斯說，最強者能留存下來，但同時最弱者的在某些方面也能如此。達爾文本來說的是動植物界的生存鬥爭，恩格斯指出，這種鬥爭事實上是在植物界的一定發展階段上和動物界的低級發展階段上發生的。達爾文用來說明一切動植物的生存鬥爭，當然是錯誤了。實用主義者硬把它搬到人類社會裡來應用，藉以反對階級鬥爭，因而成為最反動的哲學。胡適生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他深信弱者的肉必然是強者之食，帝國主義是強者，它們食中國是「天理」。「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就是這樣發明出來的。胡適想生存，想做一個「最適者」，除了積極地為帝國主義服務，爭取當一名漢奸賣國賊頭子，再也無法符合於「最適者生存」的「天理」，他的死硬態度，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胡適是個文人，因之在文化學術部門裡大肆活動。他全力破壞毒害中國的文化學術，歷史學當然也不能例外。他在歷史學上散播了許多毒物，這裡予以初步的揭露，雖然只是初步的，但已足夠駭人的了。
胡適自己說有「歷史癖」，我看，他癖是有的，但不是普通歷史學者愛好歷史的所謂癖，而是胡適所特有的破壞歷史癖。他這個癖和他的洋奴身份分不開，像他這樣的洋奴對中國歷史應該有這樣的癖。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一定要消滅和歪曲殖民地國家的歷史，以便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遺棄其祖國，安心當帝國主義的奴隸。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還不便自己出面太暢所欲為的來破壞（雖然他們也已經大肆破壞）中國歷史，掛著學者招牌的胡適替它來幹這件事，顯得很合適。胡適破壞中國歷史的癖就是這樣產生的。他說：「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 這句話不是十分難懂麼？如果把所謂「歷史癖太深」讀作破壞歷史癖太深，那就十分好懂了。
胡適散播毒物破壞中國歷史是採取這樣的辦法的：
第一，去頭空足臠割其身。
何謂去頭？恩格斯指出：「這是太古時代，無論如何總是歷史的時代。它對於一切將來的世代，都將有巨大的興趣，因為它建立了全部以後更高發展的基礎。」 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一個國家，根據地下發掘的材料，中國歷史可以上溯到四五十萬年以前。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雖然中間還有不少空白處，但比較上說來，中國歷史的太古部分是記載人類社會從猿人逐步發展的一部最完整的歷史。地下材料配合古史以及神話傳說中的真實部分，說明氏族社會末期奴隸社會初期的歷史也是形跡顯然的。胡適揮動武斷的刀，斷言「中國有歷史的時期自商周始，」 商周以前的歷史一下子都被砍掉了。一部分考古工作被規定為孤立的與歷史無關的技術性工作，客觀上有助於胡適的主張。照胡適的說法，龜甲文字是「原始象形的文字，這文字是很笨的圖畫，全不能達抽象的意思，只能勉強記幾個事物的名詞而已。」 事實上甲骨文字是經歷了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誰也不能否認，甲骨文以前，文字早就發明了。《尚書·多士篇》，周公對殷士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能說是「只能勉強記幾個事物的名詞」麼？照胡適說，「周是西方的蠻族」，文化比「殷民族」還要低。如果真是這樣，西周初《尚書》所載文誥和《周頌》詩篇也是假的麼？胡適砍掉中國歷史的頭，還要在斷脖子上再加一刀，劈成兩半，憑空捏造出殷周兩個「民族」兩種文化，割斷並攪亂一脈相傳的種族和文化，暗示人們周是侵入的「蠻族」，殷是來歷不明的「民族」，殷周先例具在，現在也何妨讓外族侵入。當然，作為學術上的一個問題，不妨提出殷周不同族的意見以供討論，至於胡適所說，乃是一種政治陰謀，這就必須予以斥責，以免謬說繼續流傳。胡適用心之惡毒如此，然而他尤其惡毒的用心還在下面。
何謂空足？中國自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帝國主義結合中國封建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一步深入一步地侵略中國，一心想變半殖民地的中國為完全殖民地的中國。蔣介石匪幫篡奪政權建立起亞種法西斯統治以後，中國形勢愈益危急。這個匪幫與帝國主義主要是與美帝國主義更加沆瀣一氣，仰賴帝國主義的支持，全力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誓必滅亡中國而後快意。但是，中國人民對反革命鬥爭從來是英勇頑強的，特別是在獲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後，革命形勢蓬勃地向前發展。經過 30 年的艱苦奮鬥，終於驅逐了帝國主義，消滅了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從亡國危境中屹然站立起來，成為偉大的國家。這部革命的中國人民和中外一切反革命生死搏鬥的近百年史，不僅是中國全部歷史中的精華所在，而且和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史同為全人類歷史中的精華所在。光榮的中國古代史有這一部更光榮的近 100 多年來的歷史繼續著，所以中國的人民歷史是光榮的。胡適，這個中國歷史的破壞者，他可以割掉中國歷史的頭，說「中國有歷史的時期自商周始」；但無法割掉中國歷史的足，說中國無歷史的時期自鴉片戰爭始，因為活生生的事實擺在人們的眼前，怎麼也是騙不過去的。他要達到破壞的目的，玩了一套無恥抵賴的辦法，硬把近 100 多年的歷史內容全部抽空，宣稱中國沒有封建勢力，也沒有帝國主義的侵害。他又否認中國有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他這樣說，不只是替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打掩護，主要還是為官僚資本主義買辦資產階級打掩護。他要使人覺得沒有資本主義資產階級，自然也沒有官僚資本主義買辦資產階級。他既然認為中國革命的對象根本不存在，那麼，革命當然也根本不存在，100 多年來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能不是「五大敵」里最大的一敵「擾亂」了 。所謂「擾亂」，胡適在《答梁漱溟先生》里自供說：「近年各地的共產黨暴動，又何一非長衫同志所煽動組織的？」照胡適的說法說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史是洪秀全、孫中山等「文人所造成的」「擾亂」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是中國共產黨「長衫同志所煽動組織的」「擾亂」史。胡適只承認不「侵害」而且有「恩惠」於中國的帝國主義是存在的，但他們是被「擾亂」者，而 100 多年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革命鬥爭則是「擾亂」者，他和他的徒黨講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講的，這不是漢奸賣國賊的口吻是什麼呢！
何謂臠割其身？胡適既割去中國歷史的頭，又抽空中國歷史的足，對周秦以至鴉片戰爭以前的一段，自然也不能放過他的毒手，使它得保存本段的完整性，那怕是封建主義歷史學家所能做的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的那種「完整性」。胡適的毒手，一種是按照他的需要，把歷史任意「裝扮塗抹」，連時間地點都可以隨手擺布，當然更反對歷史本身存在著的發展規律。例如《說儒》是他「吾從日」的賣身白契。他需要一個「殷民族」亡國奴和一個「殷奸」替自己作先例，就把戰國時候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隱君子號稱老子的李耳割下來，黏貼在春秋時候周國史官、孔子之師老子的地位上，把「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的道家學派割下來，黏貼在儒家學派之前，作為孔子學說之所自出。這樣，飾亡國奴的老子和飾「殷奸」的孔子一個接一個的登場了。這與歷史事實有什麼相似處呢？一絲一毫也沒有。另一種也是最通行的一種是把胡適式考據文當作歷史研究，他教人專找些秋毫大的題目來鑽研，例如《醒世姻緣傳考證》是胡適用以示範的得意文字。它考一個西周生是誰的問題，不要說考得毫無結果，即使考出結果來，有什麼意義呢？一絲一毫也沒有。大騙子胡適一人倡之，受騙者千百人和之，各拿一把刀，在中國歷史的身上東割下一小塊肉來鑽鑽，西割下一小片皮來研研。胡適早就說過，一個字義的發明，等於發見一顆恆星，何況一小塊一小片比一個字總要大一些，怎能不令人抱著希望，在「一點一滴都是進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 的欺騙下甘願付出畢生精力而不悔。
胡適對中國歷史下了去頭空足臠割其身的毒手，其目的何在呢？目的在於閉塞學歷史的人的耳目，使他們沒有可能去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也就沒有可能去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真理。反之，使他們接受主觀唯心主義的反動歷史觀，作胡適的助手，至少可以安眠在唯心史觀里，不會開眼看見胡適和一切反革命所最駭怕的歷史規律性。
第二，仇視祖國，反對愛國主義。
中國人民自遙遠的古代起，各族祖先就在中國廣大的領土上創造財富和文化，創造自己的歷史。即使中國國土真是貧瘠的，也不能因其貧瘠而不愛，何況中國是自然條件非常優越的國度。中國歷史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黑暗史，那是歷來剝削階級所造的罪孽，人民自己的歷史則是英勇奮鬥文物燦爛的光明史，人民自然要熱愛自己的歷史。胡適站在完全反人民的立場上，對祖國的土地和歷史採取仇視態度，自己證明不是中國人而是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他把中國看作「一座破碎的舞台」，生在中國的人從古以來都是活該倒灶。他說：「劇中的主人是姓中名華——老中華。舞台是『中國』，是一座破碎的舞台——窮中國。老天給我們祖宗的，實在不是地大物博，而是一塊很窮的地方。金銀礦是沒有的，除東北黑龍江和西南的雲貴一部分外，都是要用絲茶到外國去換的。煤鐵古代是不需要的。土地雖稱廣闊，然可耕之地不過 20%，而絲毫無用的地卻有三分之一。所以我們的祖宗生下來，就是在困難中。」 照胡適的說法，耕地不過 20%不算地大，沒有金銀礦不算物博，這「一座破碎的舞台」是不值得愛護的，帝國主義要它，奉送就是了。試問帝國主義為什麼千方百計要奪取這「一座破碎的舞台」？試問胡適當作天國的美國，是否每州都有金銀礦？胡適崇拜金銀喪心病狂到如此地步，不是漢奸賣國賊還能是什麼！
中國有悠久豐富的歷史遺產，這種遺產必須經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才能吸取它的有價值的成果，盲目頌古是錯誤的。胡適卻把歷史遺產一筆勾銷，奴顏婢膝地歌頌帝國主義的歷史，特別是歌頌美帝國主義歷史。他說中國從「周秦時代」以來就是「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政治社會道德都不如人。」 又說，從「二千多年前」以來，「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一派胡說，連文字也是不通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胡適宣揚十足反動的世界主義，力圖貶黜中國歷史為西歐歷史的附庸。他以為西歐有過的，中國才能有或未必有，西歐沒有的，中國也不可能有或雖有而不值得一提，反正「人家都比我們強」。他奉西歐歷史為模型，拿中國歷史照樣來比附，胡比附一番以後，算是有了根據。他替資本主義發送「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 的訃告，就是比附歐洲封建社會的形式為根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方法完全不是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確認任何民族的歷史一般的都遵循著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但是，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著差別性，即使一個細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間，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區別，何況是不同民族的歷史，怎麼能若合符節呢？所以，各民族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一定是要通過各民族的特點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決不能削一個民族歷史之足去適別個民族歷史之履。當然，胡適是否認這些道理的，他把歷史看作可以任意塗抹裝扮的女孩子，按照世界主義的需要，硬造「百事不如人」的謬論。他舉出這樣的例來作證明：他說，中國有孔子、孟子，同時歐洲有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德。亞里士多德研究植物學，歐幾里得研究幾何學，所以孔子、孟子比不上他們。孔孟既然比不上，「周秦時代」以後的「百事」也都比不上了。多麼出奇的比附！
胡適用比附法貶黜祖國的土地和歷史，意圖是很顯然的，就是，在這「一座破碎的舞台」上演「悲劇」的那個「姓中名華」的「劇中主人」，從古到今都不曾演過好戲，快下台吧，應該連舞台連演員一起讓帝國主義來管理。胡適歌頌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帝國主義如天如神，確是衷心的歡迎它來管理。他說：「中國這個國家是最野蠻的國家」，「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裡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我們十分感謝那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 帝國主義「帶來了一點點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胡適感謝得「焚香頂禮」，如果帝國主義滅亡了中國，實行「全盤西化」，並且實行把胡適、蔣介石全伙漢奸賣國賊從中國人民革命的火焰里救出來的「新人道主義」，胡適能不感謝天神，磕頭如搗蒜，豈僅「焚香頂禮」而已。
祖國的土地被胡適裝扮成為「一座破碎的舞台」，祖國的歷史被胡適塗抹成為一團黑漆，「老祖宗造孽太深，禍延到我們今日。」 「青年一輩人全不明白祖宗造的罪孽如何深重，所以他們不能明白國家民族何以墮落到今日的地步。」 胡適企圖把「青年一輩人」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仇恨轉移到自然環境和「老祖宗」身上。而「老祖宗」是誰呢？胡適既然替秦檜辯護，捧曾國藩、李鴻章之類為「社會重心」，顯然造孽的不是他們，也不是他們的子孫蔣介石。那麼，「造孽太深」的「老祖宗」，只能是歷史上的民族英雄、革命領袖和創造歷史的勞動群眾了。「老祖宗」「禍延到我們今日」，照胡適說來，「我們」只好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鐵律」 下，低首認罪的去接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祖國是不值得愛的，愛國主義是反「因果鐵律」的。胡適如此明目張胆，仇視祖國，不是漢奸賣國賊還能是什麼！
第三，一切為了反對階級鬥爭。
胡適的「歷史的態度」是以「一點一滴的進化」來反對革命的，以「生存競爭」來反對階級鬥爭的，以弱肉強食為「天理」的，以「一切都是假設」來否認客觀真理的，一言以蔽之，是以反對階級鬥爭為中心思想的反革命主義——實用主義。
中華民族是富於革命傳統的民族，歷史上漢族和各族的農民起義，大小不下數百次之多。中國勞動人民是進行階級鬥爭的老手，任何一個反動統治都被他們推翻了，因之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這個光榮的革命傳統，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有很大的發展；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階級鬥爭，已經發展到足以消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中國的統治，推動中國社會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胡適像土撥鼠怕見太陽那樣，不敢睜開它那雙無光之眼去正視這個事實，他只好使用一些卑劣手法來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他稱太平天國起義為「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那麼，歷史上所有農民戰爭都是「破壞」「精華區域」的「亂」了。他不敢公開斥責岳飛，卻替秦檜辯護，那麼，狡詐的把歷史上所有民族鬥爭（本質上是階級鬥爭）都看作不明大勢的妄動了。否認歷史上的階級鬥爭藉以否認當前的階級鬥爭，這是胡適的第一種手法。他說，中國封建主義在兩千年前已經崩壞，西漢是「資本主義初發達時代，」 「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王莽的「魄力和手腕還在王安石之上。」 他拿幾個名詞隨口胡謅，企圖使人覺得中國早沒有「封建社會」，「資本主義」也早「發達」過，「社會主義」行不通，「社會主義者」王莽因此頭被「商人砍去」，屍首被「軍人臠分」。「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幸虧我胡適替他做了「公平的論定」。既然自己毫無成見，對「社會主義者王莽」做了一千九百年以來惟一的「公平論定」，那麼，我胡適的「公平」是無可置疑的了；那麼，我胡適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也是「公平」無可置疑的了。偽造歷史，藉以否認當前階級鬥爭的革命理論，這是胡適的第二種手法。他說：「我們離開封建時代太遠了」，意思是在否認還有地主階級存在；「科舉盛行以後社會的階級已太平等化了，」 意思是在否認還有被壓迫階級存在。照他的說法，中國並沒有階級，所以不能有階級鬥爭。革命只是「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中之一的「擾亂。」 否認階級的存在藉以否認階級鬥爭，這是胡適的第三種手法。胡適這個土撥鼠總算是想盡辦法了，可是客觀存在著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絲毫不曾因為被否認而不存在不發展，相反，恰恰證明胡適反革命的階級立場十分堅頑。
在階級社會裡，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一切反革命階級最怕的也就是這個階級鬥爭。看胡適想盡各種卑劣手法來否認階級鬥爭，就可以看到一切反革命階級在階級鬥爭論面前發抖的醜惡相。
自稱有「歷史癖」的胡適，就是這樣來破壞中國歷史的。胡適在《論學近著自序》里說：「第四卷是我近年對國內幾個重要的思想問題發表的文字。青年讀者若嫌這一集的考據文字太沉悶了，他們最好是先讀這一卷。這一卷的文字最容易讀；並且這裡提出的一些思想問題，也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靜氣的想想的。」所謂「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靜氣的想想的」第四卷都是些什麼文字？都是亡國論的毒物。胡適有步驟地先教人接受亡國論毒物，然後，中毒深的可以接受他的以《說儒》為代表的「考據文字」，中毒淺的可以接受他的以《醒世姻緣傳考證》為代表的「考據文字」。是否讀過《論學近著》，先讀的是那一卷，接受的是那一種，接受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都無須在這些事情上考究。胡適在文化教育界活動了 30 多年，一貫地散播他的毒物，他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對舊史學界發生影響是勢所必然的。胡適如此露骨的破壞中國歷史，很少聽說有人出而反對，足以說明他的影響之大。不過這並不是奇怪的事。胡適的大肆活動，並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中國正當革命與反革命各自決定命運的緊急關頭，反革命方面自然要產生文的胡適武的蔣介石兩個反革命頭子，而他們也必然要影響一批人。但是，史學界雖然受了胡適的影響，在思想上卻是和胡適有根本的區別，那就是胡適是個漢奸賣國賊，而史學界除了極其少數的文化買辦不算，一般都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即使那些一時跟著胡適跑走的人，其中懷念祖國，盼望早日脫離羅網的還是占絕大多數。這是被證明和將被證明的事實，絲毫不容懷疑的。過去史學界之所以接受胡適的影響，也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史學界和其他文化界一樣接受胡適影響有其複雜的原因：總的原因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開辦學校，目的在傳播反動文化。因之知識分子特別是上層知識分子思想上含有很大成份的資產階級思想，同時又和封建思想買辦思想有多少的聯繫。社會條件促使這些思想發展起來：第一，中國自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帝國主義侵略愈來愈急，亡國大禍逼在眼前，知識分子看不出國家還有什麼轉機，因而產生嚴重的民族自卑感。第二，清末政府以至蔣介石政府，一個比一個更黑暗更醜惡，知識分子看不出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因而產生不滿現狀，索性閉眼不看的怯懦心理。第三，中國希望是有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可是知識分子，一般是害怕革命的，有些是憎惡革命的，再加上蔣介石匪幫在文化思想上的摧殘壓迫，遠過於清朝的文字獄，更使得知識分子不敢接近革命運動，因而寧願在蔣介石統治下苟安度日。胡適利用第一個弱點，公然為帝國主義主要是美帝國主義高唱讚美歌，聽的人也就覺得頗有道理了。胡適利用第二個弱點，裝出「憤慨」的樣子，公然叫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吠聲，聽的人也就覺得不甚刺耳了。胡適利用第三個弱點，提倡「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聽的人也就覺得可以同意了。胡適利用這三個弱點，這才有可能順利地引導不少的知識分子進入「純學術」之門。
所謂「純學術」，含義就是做考據工夫，它的前身是乾嘉考據學。清朝士人懾於文字獄之暴力，一部分人逃往故紙堆里，專心做考據，久而成為風氣。他們躲避現實惟恐隔離得不夠遙遠，民族大義惟恐拋棄得不夠乾淨，頭腦的空虛不亞於八股先生。這些人中間，雖然有的在考證訓詁名物上曾經做出了一些成績，但就乾嘉考據學本身來說，和理學、八股、桐城古文之類同是協助清朝統治的工具。乾嘉考據學與胡適的考據學都是提倡為考據而考據，或者說為學術而學術。不過，乾嘉考據學必須先讀若干部必要的書，然後在許鄭束縛下做他們的考據工夫；而胡適的考據學，只要領會「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訣竅，什麼東西都可以隨心所欲的考出來。胡適的考據學給乾嘉考據學開出新局面，實際上也是恢復並發展八股學的老局面。胡適繼承舊文化的最壞部分，再加上販運來的「科學的方法」，這就出現了胡適派的「純學術」。
醉心於「純學術」的人，頭腦一般是空虛的，胡適乘機給他們灌「歷史的態度」的毒汁。一切反動的東西，如亡國論、歷史多元論、「生存競爭」說、世界主義、社會的不朽論以及托匪的邪說等等，胡適全拿來作實用主義的歷史觀點，以「純學術」的形式浸潤或輸進「純學術」者的心腦。即使這樣，胡適對「純學術」者還是不放心，怕偶爾有人考到像太平天國運動那種問題時，難免從考據接近革命。他給考據者劃地為牢，規定考據的範圍，例如考證《紅樓夢》「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僅僅在考證方面，就限制出這樣的一個「正當範圍」，越出一點就不算正當。確有不少人恪守範圍，可稱出於誠意。而胡適怎樣對待他們呢？蓄意讓他們當亡國奴。胡適教他們學「德國大文豪葛德」和「德國大哲學家費希特」，據說，這兩個人都是在外國兵打進德國的時候，關著門做學問的 。但是，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的時候，胡適便插翅飛走了。這倒不必去說他，最可恨的是他恨不得把所有史學家都插上翅膀飛走。外國侵略軍來了可以關門不管，中國人民解放軍來了，便要人飛走，這不是安心教人要當亡國奴不要當中國人民麼？胡適提倡「純學術」，原來是準備出賣「純學術」者當亡國奴的，「純學術」原來是服務於反革命政治的，這不是很明顯的事麼？
中國解放以後，特別是經過幾次思想改造運動以後，胡適的反革命政治面目，在史學界裡一般是認識出來了。但在學術問題上，還有一些人守住「純學術」的堡壘，以為考據是學術、是史學，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歷史，只是一種政治論文或宣傳文字，不能算是學術。這是完全謬誤的想法。作如是想的人，無疑是中胡適毒甚深，至少是保存餘毒很多。這當然不是說他們對胡適還有什麼留戀，胡適這條腐鼠，早就人皆掩鼻的了。他們之所以還作如是想，主要是因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那一套用慣了捨不得放棄，從而也無法去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結果不得不在胡適「純學術」那個廢墟上充當一名守兵。事情很明白，儘管自己與胡適學派上不同、來源上各別的宣告是出於誠意的，但不從切實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著手，想和胡適思想真正分家是不可能的。
也有些人是真心誠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但是，或者是因為還保存著唯心主義思想的老根，或者是因為用考據的方法（乾嘉的胡適的都一樣）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把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形變質不變，或變得不多，依然逃不脫唯心主義的範圍。他們雖然主觀上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實際上仍不免不自覺地與胡適思想陰溝暗通，這種病症，是我們必須十分警惕的。
我們史學工作者，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事業中，應該而且必須擔負起自己應有的一部分責任。而這首先要徹底批判胡適實用主義思想和一切其他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同時建立起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才有可能。一般學習歷史的人，特別是做「純學術」的人，往往以為學歷史無須學哲學。他們沒有從過去不曾學實用主義哲學而終究參加（當然有些是不自覺的）了胡適派的痛苦教訓中取得經驗，怎麼能指望今後的進步呢！這裡必須深切體會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給我們的教訓。恩格斯說道：「自然科學家相信：他們只有忽視哲學或侮辱哲學，才能從哲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是，因為他們離開了思維便不能前進一步，而且要思維就必須有邏輯範疇，而這些範疇是他們盲從地從那些被早已過時的哲學的殘餘所統治著的所謂有教養者的一般意識中取來的，或是從大學必修課中所聽到的一點兒哲學（這種哲學不僅是片斷的東西，而且還是屬於各種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壞的學派的人們的觀點的混合物）中取來的，或是從無批判地和雜亂地讀到的各種各樣的哲學著作中取來的，所以他們完全作了哲學的奴隸，遺憾的是大多數都作了最壞的哲學的奴隸，而那些侮辱哲學最厲害的恰好是最壞哲學的最壞、最庸俗的殘餘的奴隸。」 恩格斯這段話，對我們歷史工作者來說，是多麼深切的教訓。我們如果不能認真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那麼，必然解脫不了實用主義和一切其他資產階級哲學的枷鎖，也就是永遠不能不做它們的奴隸。我深深地感覺自己多年來沒有認真地系統地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因之研究問題不能深入，工作上錯誤也就很多。自從參加這次批判胡適、胡風反動思想運動，我獲得深刻的教育，深感轉而成痛感，願意再引恩格斯的一段話，和史學工作者共勉。恩格斯說：「不管自然科學家們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於：他們是願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願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 兩條哲學道路擺在我們面前，我們不僅要消除前一個願意，堅定後一個願意，而且必須在後一個願意的基礎上，認真地系統地進行學習，這樣，我們的工作才能對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多少有些貢獻。
（原載 1955 年《歷史研究》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