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鑰匙 · 斥所謂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重慶中央社新近發表一篇社論，題為《中國文化的統一性》。篇中列舉中國史實來證明中國文化的特性，我也是喜歡談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讀了這篇文章，很有些大惑不解，願意提供些意見，向文化界的先進求教。 在沒有進入篇中具體問題的討論以前，我覺得有簡單地提出四個一般概念的需要。 第一：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第三節「中國的歷史特點」裡面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這當然不僅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基本觀點，而是凡屬把握科學方法去研究文化歷史等等問題的所有人們一致公認的基本觀點。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信心，就是科學方法是消除一切成見意氣、探求真理的最公正的保證。 第二：歷史是不斷運動的，不斷變化的，不斷革新的，不斷發展的。無論何時，它總包含著某種東西在產生著和發展著，某種東西在敗壞著和腐朽著的兩個方面。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所以它也包含著新鮮的發展的和腐朽的衰亡的兩個方面。新鮮的發展的文化是符合於或接近於人民大眾的意志的，腐朽的衰亡的文化是發生於或保存於沒落倒退者群裡面的。因之，我們對於前者必需加以發揚光大，對於後者必需加以批評否定。 第三：不論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任何人不得也不能憑臆牽附，要求客觀的歷史迎合自己主觀的志願。如果這樣做，關於古代史，最起碼的《綱鑑易知錄》就會不答應，近代史屬於所聞世、所見世的範圍，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一點含胡不得。 第四：王船山先生明亡後痛切地垂戒道：「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今天正是抗日戰爭進入第七年，相持最艱苦的階段，在文化問題上的緊急任務，是如何發揚民族氣節、鼓勵民族道德、如何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進行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慾橫流罔識大義者們的將死或已死之心，如何痛斥日寇、汪精衛以及一群不逞之徒的莠言謬論陰謀詭計，舍此而談中國文化，我們必須警惕船山的遺訓。 研究討論中國文化，首先要弄清楚上述四點，這才不會籠統地談傳統繼承。喜愛光明者決不繼承黑暗的傳統，黑暗的傳統也決不能阻遏光明傳統的存在和發展。涇渭異流，可以省卻不少無謂的爭論。 下面仿照六朝人論辨體，專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提出異議。凡稱論曰……都是中央社社論原文，凡稱辨曰……都是我的意見。 論曰：我們要以傳統繼承者自任，必須首先看清楚一個最重要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國只有促成政治統一的文化，沒有助長封建割據的文化。這個事實，就是證明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辨曰：談文化，既指出它的統一性，更必需著重地指出它的鬥爭性，同時必需指出它的進步性正義性或倒退性反動性。談統一，更必需區別革命性正義性的統一或倒退性反動性的統一。如果止談統一性，又止談抽象的空洞的統一性，那是非常危險的。例如日本法西斯強盜狂吠其所謂「日滿華一體論」和「大東亞共榮論」（法西斯文化），漢奸汪精衛高叫其所謂「中國反共和平統一論」（漢奸奴隸文化），他們也都用所謂「中國只有促成政治統一的文化」做口實來欺騙人民，我們若不發揚正義的進步的抗戰文化和他們鬥爭，堅決消滅他們的反動腐朽的血腥下賤文化，那麼，就會發生誰統一誰和如何統一的嚴重問題。在今天的中國離開了鬥爭性和革命性來談統一性，不是中國對日寇汪逆妥協的「統一」，就是日寇汪逆征服中國的「統一」，除此以外，還有什麼統一的途徑？因為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中央社這篇文章往後就發生了一聯串的糊塗觀念。 論曰：中唐以後 200 年的思想界統一運動，造成了宋元明清 1000 年的統一國家……遍讀古今思想家的作品，從沒有一個替封建割據作辯護的。 辨曰：蒙元滿清在當時不是異民族暴力征服漢民族的朝代麼？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中明明白白說過：「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孫先生說是亡國，這篇社論的作者卻說是「統一」，難道亡國就是「統一」麼？元清統治中國 300 餘年，漢民族曾不斷起義反抗，以破壞那兩個「統一國家」為神聖天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即曾以理論與行動堅決反對清末保皇黨擁護當時「統一國家」的漢奸路線，國民黨是同盟會的後身，理應發揚這一光榮的革命傳統，不意國民黨的代表宣傳機關卻公開歌頌元清的統一，並歸功於「中唐以後二百年的思想界統一運動」！韓愈、周敦頤、程顥、朱熹之流提倡君主專制的奴隸文化是事實，奴隸文化在異族侵略下極易轉變為漢奸文化也是事實，論者託命於號稱民主共和之世，弄筆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對於這樣的專制文化漢奸文化不加以嚴厲的撻伐，反而備予表彰，頌為典範，實屬不可思議之至。若然，留夢炎、呂文煥、趙孟頫、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李光地以及無數大小漢奸都是贊助統一的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鄭思肖、史可法、黃道周、鄭成功、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洪秀全、孫中山以及無數忠臣義士都是反對統一的「封建割據」者和破壞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罪人了。曾國藩賣身滿清，破壞孫中山先生所再三讚美的太平革命，屠殺極慘，號稱「曾剃頭」，為今日一切大小漢奸開其先路；抗戰以來的汪精衛，賣身日寇，倡言反共，破壞民族革命，窮凶極惡，無所不為，凡屬國民孰不切齒痛恨，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照論者說來，難道他們也是贊成統一的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麼？照論者說來，中國人好像是歷來對於不論什麼統治者的「統一」都是無條件擁護的，這就是所謂中國文化的最大特徵，那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凡建軍據地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動統一者，都是政治的「封建割據」，凡著書立說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動統一者，都是文化的「封建割據」。那麼，孫中山先生在辛亥以前，屢謀廣東作革命根據地（按滿清政府說是謀割據造反）以反抗統一的滿清政府，在北伐以前，屢取廣東作革命根據地（照北京軍閥政府說是割據作亂）以反抗統一的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之流的軍閥政府，也應該作為政治的「封建割據」，而孫中山先生一切鼓吹革命反抗的遺教，也應該作為文化的「封建割據」了。論者自稱「遍讀古今思想家的作品」，事實說明，不特宋明兩朝孤臣遺老的「作品」未曾翻閱，即三民主義惟一經典的中山遺著，似乎也未曾寓目，所謂「遍讀」，豈其然乎？ 自然，依常理而論，中山遺著，論者一定是讀過的，文天祥《正氣歌》，史可法《答多爾袞書》，黃宗羲《原君》《原臣》一類早已編入中學課本的名篇，論者一定也是讀過的。所以似乎未曾讀過的原因，大概出於對「封建」、「統一」、「割據」、「革命根據地」等詞義不甚了解，因此在這裡解釋一下大概還是有益的。所謂「封建」，從政治上說，就是少數地主階級專制的政治。一個國家在一個封建獨裁者（皇帝或不是皇帝都一樣）統治著的時候，叫做「封建統一」，同時有兩個或幾個專制獨裁者據地爭雄，叫做「封建割據」。歷史上有過進步的封建統一，也有過進步的封建割據。中央社社論說中國的統一國家「論規模則首推漢唐，論復興則必稱宋明」，而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恰恰毫無例外地都是由割據開國的（劉與李氏父子據陝西，趙據中原，朱據南京），趙與朱還是篡了其他割據者的位，劉、李與朱又都是從直接破壞秦、隋、元三個「統一國家」發展起來的，但是這些「破壞統一」的割據都有很大的進步意義，這大概是這篇社論的作者也不能不承認的；他如民族英雄鄭成功割據台灣以反抗清的「統一」，至今婦孺都知道加以崇敬，類此的事例，更是不可勝數。但是現代的中國，處在民主時代，所需要的是民主的統一（如果沒有民主的統一，至少也需要有民主的根據地為其準備與楷模），因此無論是封建統一或封建割據，就都是反動的了。在現代的中國，特別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規律，即任何企圖以反民主的法西斯化的封建專制或半封建專制來實行強迫統一的人，無論他暫時怎樣擁有中央的政權軍權財權，仿佛不可一世，其封建統一的結果都不免流為封建割據，都不免因受到全國人民的反抗而敗亡。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的統治，在沒有遇到武力反抗時是封建的統一，在遇到孫中山、蔡松坡和國共合作的廣州革命政權反抗以後，就成為封建的割據了。今天的世界既是民主的反封建反獨裁的世界，即今再有袁世凱式的統一出現，在全世界範圍來說也不過是一種封建割據；況且中國已經加入民主陣營，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民主鬥爭，也都已熟知民主的必要，這種反民主的政治就更無統一全國的可能。至於在反對封建統一、封建割據或法西斯侵略的革命運動方面，當其統治力量限於一地區時，這個地區稱為革命根據地，擴大及於全國時則稱為革命的民主的統一。過去孫中山先生根據廣東以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北京軍閥政府的封建割據，今天共產黨創立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以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溥儀汪精衛等漢奸群的愛國封建割據，都是最好的例證。 論曰：遠在 2500 年前，中國思想界就起了「大一統」的運動，春秋的思想中心就是大一統，孟子就力主「天下定於一」，荀子就主張「調一天下」。 辨曰：孔孟荀在當時主張統一，確是一種進步的思想。他們這一思想的進步性，不在於籠統地主張統一，而在於主張應該用什麼標準什麼力量什麼方法來統一。今文家說春秋講大一統，同時講故宋，黜周，以春秋當新王。孔子作易革卦彖辭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孟子讚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行仁政王天下，勸齊宣王梁惠王學湯武的故事。荀子看到秦的經濟比較進步，政治比較嚴明（滅六國後卻一變而為多行暴政，所以二世而亡於農民起義之手），不主張周的統一而預料秦可以統一。孔孟荀都是封建學說的創造者，中心思想不外乎如何保持並擴大君主的權利，不過他們懂得政治的是非和歷史的趨勢，不敢無視人民的公意，尤其是孟子還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可見他所說的「定於一」乃是定於民而非定於君，這比後世腐儒文丐一味提倡專制獨裁，盲目忠君，如漢奸周佛海未投敵前所宣傳的「信仰主義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者，智愚相差，是不能比較的。 論曰：中國文化之特點就在於充滿了融和的力量，充滿了統一的性能。由於這豐富的融和力與統一性，使中華民族能建國於亞洲大陸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如對於中國文化所蘊蓄的統一性與由此統一性而發揮的融和力熟視無睹，縱然讚嘆中國文化的優秀，也就等於買櫝還珠。 辨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文化高出於四鄰任何種族。但當中國統治階級腐朽到極度的時候，北方遊牧部落種族如五胡、拓跋、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族，仍然憑藉武力征服中國的全部或一部。這些種族裡面的統治層，利用中國文化的黑暗面，豢養大批文武漢奸來維持自己的地位。這樣，他們雖然有意識地保存「騎射國語」，力戒被同化於「漢兒柔靡之風」，但歷時既久，這個外來種族一方面生產方法前進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固有的強健樸野之俗也就因中國舊統治階層的腐化影響而消磨略盡，逐漸「融和」在漢族裡面（止有元順帝回到長城以外，恢復了蒙古舊俗）。這個所謂「融和」，對於整個侵入民族誠然產生了進步的結果，但對於當時國亡家破，受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式的殘殺蹂躪的漢民族，卻是極可恥極可悲的。今天漢滿蒙各民族的廣大覺悟群眾，以「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共同團結在偉大的抗日鬥爭中，絲毫沒有種族的偏見和歷史的成見，不過當以前一方侵入一方被侵入的那個恐怖時期，被侵入民族的忠義士民，卻決沒有如今之論者所說的歡迎侵入，以便將來用文化同化他們的那種令人肉麻的「大量」和「遠見」。所謂「融和」既然並不是什麼預定的計劃，而只是一種無可如何的結果，那麼，所謂融和的動力究竟是文化還是武力，所謂融和的方法究竟是同化還是征服，這樣的問題，對於被侵入的民族就根本不能成立。自然，從侵入者看來，問題是很明顯的：武力正是後來融和的動力，征服正是後來融和的方法。而在被侵入的漢民族中，有些人自己不願認輸，便說是「融和的動力是文化不是武力」（因為武力抵抗在腐敗的投降的統治者手裡失敗了！），「融和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因為自己被征服了！）。這樣說，若只為聊以快意，雖然阿Q的優態可掬，也還罷了；但是論者一定要大聲疾呼，說是「中國文化之優秀」就在於此，對此不加以「讚嘆」「就等於買櫝還珠」，卻不免很有些「魚目混珠」的嫌疑。照論者說來，亡了國不但等於不亡，而且還是「充滿了融和的力量」、「充滿了統一的性能」的中國文化一大勝利，那麼文天祥等人固不必說，即如岳飛的抗戰也是多此一舉，南宋甚至北宋對於遼金元也就都是論者所謂「封建割據」，只有秦檜張邦昌或者「外來」的石敬瑭一流人才是中國文化的先知先覺了。論者在鴉片戰爭百年後、抗日戰爭六年後的今天，還來重彈這種不抵抗主義的舊調，以所謂「融和性」掩蓋求和性，以所謂「統一性」掩蓋被統一性，誠不知其心何居。假如日寇據此提出要求道：「讓我日本來與你們『融和』『統一』吧！這是你們貴國歷史上文化上『最重要的事實』，請你們連櫝連珠一起賣給我吧！」試問論者能不能像溥儀汪精衛那樣查照老例准予出賣呢？ 如果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統治階級一味吹噓自己的所謂「融和性」「統一性」，已足使中國一亡再亡，那麼，到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外的形勢與以前更是完全不同了，外國侵略者的生產力高過於中國，中國已經再不能像從前那樣，亡了國還去「融和」人家，而只能被人家所「融和」了，這時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問題，更不是什麼「融和性」「統一性」的問題，而是老老實實、實事求是地推翻封建專制，發動人民力量，學習外來科學，實行內部改革，藉以救亡圖存的問題了。不懂得或不承認這一點，曾造成近百年史無數次的大失敗。當初滿清統治者是不懂得這個道理，龐然自大，提出「天朝至上」的口號，企圖用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對抗，結果披靡潰敗，國權殘破。後來是懂得了而不願意承認，因為承認了就得讓位給人民，於是滿清的忠實走狗張之洞又苦心發明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它的實質就是保存固有的專制政治，拒絕新興的民主革命，而歡迎舶來的「奇技淫巧」與堅甲利兵，用以提高自己的享受和保護自己的統治——堅甲利兵而不與民主革命相結合，當然是只能「安內」，不足「攘外」的。所以這個口號顯然最適合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個口號在今天還可以偷運舶來的法西斯主義，彼此沆瀣一氣，助長固有的專制主義，不過這樣想的先生們要注意法西斯已經是一隻死在俄頃、無法逃命的惡虎，全世界正義人士正到處打這隻惡虎，冒冒然拿虎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一鳴既不足以驚人，一蹴更是驢腳畢露、柳宗元「三戒」之一的那篇文章，是值得深長思之的。這個口號又可以用以為投降外國的法西斯侵略者的理論基礎，例如日寇在淪陷區宣講「孔孟王道」，汪逆可以說：「這是中學為體呵」；日寇在淪陷區開礦造路，榨取人力物資，汪逆可以說：「這是西學為用呵」。假如不幸淪陷區與日寇竟這樣「融和」起來，則論者又將奈之何哉？ 落後的文化不能抵抗進步的文化，全人類歷史進程已經完全證明了這個真理，任何主觀願望或巧妙口號都不能改變它。試讀中國近代史，大清皇帝的君主專制，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孫中山先生的共和民權，在文化上是進步的。當時反動士大夫替君主專制遍貼「國產至上」的商標，說這才能「為體」；替共和民權遍貼「舶來至下」的商標，說這決不能「為體」。結果，辛亥革命證明了人民大眾歡迎的是共和民權。北京軍閥政府的尊孔讀經、武力統一，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在文化上是進步的。當時反動士大夫又替尊孔讀經，武力統一遍貼「國產至上」的商標，又說這才能「為體」，替三民主義、三大政策遍貼「舶來至下」的商標，又說這決不能「為體」，結果，大革命證明了人民大眾歡迎的是三民主義、三大政策。這種例證，舉不勝舉，實際整部人類歷史（中國史自然不能例外），無非是前進文化戰勝倒退文化的紀錄。由此可知文化的興替，關鍵在於進化程度的高低，在於是否適合於人民大眾的需要，高者適者一定通過各民族而發展，低者不適者一定相形見絀而趨於衰亡，斷斷於「國產」「舶來」的上下，舌敝唇焦，目昏齒豁，徒自苦耳，甚無謂也。 論曰：在割據分立時期，往往有利用外來文化以為粉飾的事情。即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黃河流域的封建割據勢力如石勒如姚萇，都曾特別提倡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然而當時中國思想界便發生了反對的運動，首先是「夷夏論」，力持中國民族的思想，其運動之有力，終使佛教改向於中國化。中國畢竟沒有因緣佛教而產生的割據戰爭。隋唐以後，佛教便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等到禪宗的改革運動勃興，佛教從此避免它對於政府的衝突，佛教也就不再與中國的舊有文化起爭辨而中國式的佛教更與印度大異其趣了。 辨曰：這一段議論，不知依據中國何種史書。姑就普通人習見的晉書、南北史、北魏書、隋書、新舊唐書、高僧傳、弘明集、法顯傳、玄奘法師傳、開元釋教錄等書看來，全然找不出這段議論的根源何在。五胡亂華是異族侵入中國北部，不得籠統稱為封建割據。五胡酋長出身野蠻民族，確有迷信宗教者，石勒姚萇適逢名僧佛圖澄、鳩摩羅什，這兩位大師的產生並非他們「特別提倡」的結果，且北朝還有兩次滅佛興道的事，而「當時中國思想界」中心所在的晉宋齊梁的統治者與士大夫，對於佛教之「都曾特別提倡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卻尤非「黃河流域」所及，梁武帝甚至說孔子老子都是佛的學生，他又屢設「普渡眾生」的渡苦齋，無遮會，並且三度出家同泰寺，讓人民每次出錢一萬萬贖身，不知這樣的常識何以這篇社論的作者也不知道。中國統治階級這種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由來已久，歷代相沿，至今仍有標榜「外來」宗教，宣傳耶和華顯聖，拜給班禪做弟子，或藉「時輪金剛法會」之類「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的把戲。佛教從科學的唯物論的見地是可以批評、應該批評的，但是這自然不能望之於當時的統治階級和反動的士大夫。在當時的反對者方面有一位梁朝的范縝，他的《神滅論》乃是一篇很有科學價值的文章，可惜這篇社論竟沒有表揚這樣的科學作品，反而拉了一個南齊的道士顧歡所作《夷夏論》來「力持中國民族的思想」！《夷夏論》在學術上的地位，比佛教的經典更要低得不可計量，裡面只有造謠謾罵，如說佛教禮拜是狐蹲狗踞，剃髮是受髡刑，不娶妻是絕惡種等等，其無知、無恥與無聊，唯今日各國法西斯派的反共宣傳差可比擬。且在顧歡之前即已有東晉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顧作亦並非「首先」。《夷夏論》既是這樣下流的東西，所以不但後世從未有人荒唐到用為「中國思想界」的代表，在當時亦遭僧俗各方面的嚴厲抨擊（請看《弘明集》），使顧歡理屈辭窮，無話可對。它在南方既絕無作用，在北方更毫無影響，所謂「其運動之有力，終使佛教改向於中國化」，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南北朝分立，由於漢族士大夫腐朽到極點，異族乘機侵奪中原，並非漢族與五胡對佛教有什麼爭執的意見。南朝盛行小乘教義，北朝盛行大乘教義，各信所宗，互不相犯。達摩見梁武帝談禪不能契合，北至嵩山，面壁兀坐，北方並無一人借達摩興兵攻梁。佛教的生存，在分立時代統一時代並無區別，如隋滅陳，隋煬帝向天台智者大師卑禮求教誨，智者大師未嘗向隋中央政府搖尾求生存。所謂「隋唐以後，佛教便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不知如何求法。禪宗自慧能以後，宗分南北，派別流衍，傳播獨盛，所謂禪宗改革運動是否指慧能弘法而言。慧能以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慧能以後唐武宗，前後共三次崇道滅佛，他們向佛教衝突，佛教求避免而不得，何曾有一次敢主動地對於政府衝突。三帝以外，佛教在禪宗發達以前發達以後，備受帝王士大夫的尊敬布施，更何曾有一次表示對於政府衝突的意思。韓愈號召闢佛老，北宋以來儒者照例要辟一番，以表章「吾儒」的門面，實則暗中剽掠佛老精氣性命的教義，附會儒書（主要是「大學」「中庸」），造成所謂「道學」「理學」「宋學」等名稱的儒學。照學術史看來，佛道受儒學影響極小，而宋明儒學卻受佛老影響極大，與兩漢南北朝儒學大異其趣了。 論曰：願為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則首先必須正視三個真實的具體的事實：（一）中國的文化從來只有促成中國的統一而決計沒有助長割據的事情。（二）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都在於政治統一的時期，如秦漢、如隋唐、如宋明，絕無例外。（三）外來文化有時縱為割據分立者所利用，例如佛教，但不久即融會於中國固有文化之中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所以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一類的文化戰爭。 辨曰：（一）單講文化的統一性而不講鬥爭性，又不區別文化及其統一性的正義性進步性與反動性倒退性，必致誤認元、清為統一，而抹煞了異族入侵，國統中絕，生靈塗炭、淪為奴隸牛馬的事實；必致誤認賣國求榮，為虎作倀的漢奸為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必致誤認反抗的力量為封建割據破壞文化優秀傳統之罪人；必致不敢正視和繼承孫中山先生據廣東以實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事業。而孫中山先生的這一偉大事業，在當時就曾經被那些主張「武力統一」的北洋軍閥百端誣衊，妄指為「作亂造反」。蔣介石先生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國民革命軍出師宣言」中聲討吳佩孚，就指斥過這種誣衊，說：「其尤不可恕者，則利用國人之專制傳統思想，日倡復古，反抗潮流，造謠赤禍，以防民眾。托偶像以樹威權，藉名教以濟奸詐。欲造成一系天下，遂標榜武力統一，使一般時代落伍之腐儒官僚軍人政客，結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陽式的殘餘腐敗勢力，以為反動思想之中心。」當此日本法西斯強盜攻掠中國，扶助汪逆偽政權的「統一」，妄稱我中央政府為「重慶地方政權」的時候，希望中國談文化的作者們留意及之，幸甚！ （二）政治統一，也要分清進步的統一與反動的統一。在中國歷史上的反動統一時代，文人學士們或作詩文以歌頌天王之神聖，或講哲學以鞏固君長之威權，宗旨不外提倡專制，壓抑民主，著書汗牛充棟。「發揚光大」的主要部分，如此而已。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今文經說；隋唐以詩賦取士；宋以詩賦經義四六取士；元尊喇嘛教，相傳八娼九儒十丐，斯文掃地；明清以八股取士，窒息讀書人思想使作代聖賢立言的鸚鵡。凡此所謂政治統一時代的政府，摧殘文化如此暴厲，可稱「絕無例外」。反之分立時代，也要看這所謂分立是反動統治者的內部分立，還是進步與反動的分立。若在後一種分立時期，則文化不但不會衰落，而且一定發揚光大。例如孔子創立儒宗是在春秋分立時代，戰國諸子百家，號稱古代文化的黃金時代，即如孟荀兩大宗師也都是戰國時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大思想家著書立說，都在反抗滿清所謂統一的時期。尤顯著的是孫中山先生反滿清反北洋軍閥的三民主義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發一大光彩，豈是依靠滿清和軍閥「政治統一」的威脅利誘收買豢養才捏造出來。要之，國家在反動倒退的政治統一之下，文化必然趨於衰落，而卑劣的腐臭的奴隸的文化卻得以特別發達；在反抗這種反動政治的運動勃起時，進步的文化才可以與之俱興，直到革命統一以後，進步性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 （三）中國全部歷史並無利用佛教進行割據分立之例，所稱未知何據。外來宗教古有佛教回教，鴉片戰爭以後天主教耶穌教傳播亦漸盛（古代佛回二教外，其他外來宗教不發達），各教教徒，佛教衰頹已甚，至於戒潔高僧到今天並沒有「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回教信徒更是極大多數恪守天方穆聖的遺訓，教規謹嚴，絲毫不苟。天主教、耶穌教流傳已一百年，不為不久，中國著名人物受洗入教，成為基督徒者不乏其人，他們是否已經「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論者說「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一類的文化戰爭」，其實一部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百年史，從文化方面說，就是一部文化戰爭史。在中國的政治戰爭史——文化戰爭史中，宗教戰爭的成分確是比較少些（絕對純粹的宗教戰爭，在世界史上本來是沒有的），但如滿清政府屢次屠殺回回民族，不是民族壓迫兼宗教歧視的戰爭麼？漢奸曾國藩反對太平天國，以及義和團之役，不是也帶著一部分宗教戰爭的色彩麼？不過論者在這裡的本意，原不在研究什麼宗教戰爭，而在於否認文化戰爭。我們應該正告論者，這種企圖不但違背著中國歷史的事實，也違背著中國革命與抗戰的利益。誰不知道，鴉片戰爭以來的無數次反侵略戰爭，沒有一次不是中國革命民族主義文化向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文化和漢奸投降主義文化的戰爭；誰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提倡合乎世界潮流的自由思想民權政治，滿清政府懸賞購頭，企圖消滅中山先生的肉體生命，袁世凱編一本「國賊孫文」，企圖消滅中山先生的政治生命，而反滿戰爭，反北洋軍閥戰爭豈不也就是三民主義文化對那些頑固舊文化的戰爭。 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的全部力量都應該團結起來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和汪逆精衛的所謂反共和平主義的文化，我們的抗戰是政治的戰爭，也是文化的戰爭——對野蠻與奴役的戰爭，這更是凡為中國有心人莫能不首肯的。論者一定要抹煞這些戰爭的文化性質，說這些戰爭都不是為文化而戰，究竟什麼人才歡迎這種理論，不是很明顯的麼？ 最後，我對《中國文化的統一性》的作者謹致沉痛的和誠懇的希望，就是希望彼此都站在反日寇反漢奸的立場上來討論中國文化問題和中國歷史問題；只要我們都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堅決抗戰分子，一定不會忘了王船山先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的遺訓。 （原載 1943 年 7 月 10 日延安《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