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決策者為什麼不聽勸

我們今天在這裡，是為了紀念一些外交官，其中的代表就是傑克·謝偉思。歷史證明，他們是對的。不僅僅是歷史，甚至今天的政府，也用行動而非口頭承認來證明了他們的正確。這個在「二戰」中從中國發回報告的群體，在1971年見證了一個美國總統親自訪問新中國，有誰不會感到天大的諷刺而渾身發抖呢？又有誰，記得我們過去的態度，而今看到尼克森總統和毛主席並排而坐的照片，看到他們的尷尬笑容，不會覺得現實真是比小說還要詭異呢？我年輕時，《名利場》雜誌做過一系列選題——漫畫家科瓦魯維亞斯畫的「不可能的訪談」。其中有卡爾文·柯立芝會見葛麗泰·嘉寶，老約翰·D·洛克菲勒會見史達林。而去年北京的會見超過了科瓦魯維亞斯的想像。 如果美國的政策能由重慶大使館人員——那是公認的當時我們在中國消息最靈通的外交團體了——所引導的話，以上的事就能早25年發生，就不會給我們和亞洲造成不可計量的，某種程度上說是不可補救的傷害。這個團體的成員包括駐華大使克萊倫斯·高斯，參贊喬治·艾奇遜，這兩位都過世了；還有駐中國各地的外交秘書和領事，有謝偉思先生，有約翰·佩頓·戴維斯、愛德華·萊斯、阿瑟·林沃爾特、菲利普·斯普勞斯，還有輪流在戰場和辦公室值班的愛德蒙·柯樂博，以及已故的約翰·卡特·文森特。他們中間有些人是在中國出生的，大多都會講中文，今天，有幾位正和我們歡聚一堂。 因為正確，他們許多人都遭到迫害和解僱，在職業生涯中或蹣跚不前或備嘗打壓。美國外事局受到的損失要比他們個人受到的打擊還要大。麥考利說，沒有什麼景觀比英國人周期性的道德感發作更荒唐的了——我要補充，沒有什麼比美國公眾周期性的獵巫更卑鄙的了。你的同事和前任不堪其擾，因為出色和誠實地完成了他們的本職工作，而這項工作卻和歇斯底里的冷戰相互牴牾。一個全無原則的怪人主導了冷戰，他就像個沒影子的人一樣。我現在不準備繼續講這個故事，不管它對你們、對每個公民有多重要，因為我想講一個更為持久的問題：即便在他們被迫害之前，為什麼這些人的意見沒人傾聽？ 他們的報告，總的來說就是，蔣介石就要出局，共產黨正在上位，而美國的政策，不該僵硬地緊跟前者，而應該充分地考慮大勢的變化。這些信息是暗含在報告中的，而撰寫報告的外交官與共產黨沒有任何聯繫，只不過在描述國民黨的失勢上是一致的。等有人親眼看到了共產黨，他們的觀點就更加明白，比如謝偉思，在他發自延安的出色報告中就這麼做了，比如雷蒙德·盧登，他深入內部，觀察共產黨的統治效果，還有戴維斯，他耳聽八方，消息靈通。他們一致判斷，中共是這個國家強有力的政黨。1944年戴維斯說過：「中國的未來不是蔣的，是他們的。」這不是我們的紅色獵巫人宣稱的顛覆，這就是觀察。 任何不想睜著眼睛帶領國家走進泥潭的政府，在這個節骨眼上，可能都會重新審視一下自己的選擇。畢竟，這正是我們成立外事局的原因：建議決策者，提供實際情況，以便歸化現實的計劃。頭疼的問題是：為什麼他們的報告會被忽略呢？為什麼在前方的觀察人員，和後方首都的決策者總是有個無法逾越的鴻溝呢？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我想我只能作為一個局外的評估人，試著提供幾個答案。 首先，政策的形成靠的是先入之見和長期偏見。當信息傳遞給決策者時，他們的回應基於的是他們腦海中已有的東西，制定的政策與其說是契合現實，不如說是投合了他們自童年積累至今的看法和傾向。麥金萊總統在1898年決定要不要奪取菲律賓時，他自己說，他在半夜雙膝跪地，「乞求全能的主示他意見和引導」。於是，他就被引導著決定「我們別無他選，只能拿下他們，去教育菲律賓人，去提升、教化他們，向他們傳教，在上帝的慈悲下為他們做最好的事，就像基督為我們的同胞犧牲一樣」。 實際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天定命運派」要一塊跨越太平洋的墊腳石的衝動，但總統在19世紀90年代精神上的信念卻要求他以「全能的主」和「白人的責任」去行事，就像他現在的繼任者們以「反共」的定式去做事一樣。近距離的觀察者，不是萬能的主，會告訴麥金萊總統，菲律賓人沒有強烈願望要成為基督徒，不想被教化，也無意把統治者從西班牙人換成美國人，他們更希望的是獲得獨立。這一點被忽視了，我們馬上就發現自己參與其中的不是文明教化，而是殘酷血腥的壓迫，這讓我們大感尷尬。不考慮另一方的國情就武斷行事往往導致這樣難堪的結果。 威爾遜總統品嘗了同樣的失敗，他精神上的執念同麥金萊正好相反，他喜愛進步主義，渴望革新，高唱新自由[1]。他是如此固執，當1913年墨西哥反動將軍胡爾塔發動軍事政變，威爾遜情不自禁地認為自己負有使命：把騎在墨西哥人民背上作威作福的篡位者趕下台，讓墨西哥的被統治者當家做主。「我同情那85%的貧苦人民，他們在為自由鬥爭。」他說。但事實是那85%的在棚屋裡瑟瑟發抖的貧苦人，分不出胡爾塔和他的對手卡蘭薩有何差別。不過，威爾遜還是派出海軍陸戰隊，占領了貝拉克魯斯城。這一干涉手段不僅讓美國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嚇壞了威爾遜，並且加劇了墨西哥的混亂，讓美國在干涉中越陷越深，兩年後，終於與墨西哥人的英雄潘喬·比利亞兵戎相見。政治熱情是個好事，如果再能有根有據就更好了。 羅斯福同樣偏愛進步主義。喬治·凱南說過，他們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報告了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大清洗的事實，揭露了史達林和沙皇一樣的暴君本質，但羅斯福總統對他們的報告半信半疑，認為這只是國務院那群穿條紋褲的傢伙的典型臆想。要改變對蘇聯的態度不僅費力，而且勞神（外交政策遵守的是牛頓的慣性定律：它一直保持不變，除非不可抗拒的外力出現）。國務院俄國處（Russian Division）的發現不只給自己找了麻煩——羅斯福的偏見讓他相信那些發現是片面的，而且俄國處關閉，資料室解散，領導辭職。不願聽不中聽的事實——「不要用事實來搞亂我」——是人之常情，很多國家元首都有這個毛病。古代君王會殺掉帶來壞消息的使者，不是嗎？蔣介石對壞消息的壞脾氣讓他的部長漸漸不敢告訴他這類消息，最終讓他活在幻覺之中。 你的報告還必須通過接收端的一系列心理因素的篩查，有接受者的性格、個人抱負、怕顯得不夠得心應手的恐懼，還有統治者的脆弱內心——感覺自己的男子氣概受到了威脅。（這是男性的問題，幸運的是女人沒有這種煩惱——或許這是女人爬居高位的一個優勢。不論女人內心是如何虛弱，她也不會用展現強硬來補償。你可能會舉果爾達·梅厄來反駁，但我對她的印象是，強硬是天生的，並且這都是環境所需。） 我猜測，證明自己的男性氣概成了原因之一，導致埃及總統納賽爾在1967年挑起和以色列的戰爭，這樣他就不會被視為膽小鬼，或看起來不如敘利亞人勇武。我感覺這個因素在約翰遜和尼克森考慮從越南撤軍時也起了一定作用；「我看上去軟弱嗎？」這個可怕的猜疑顯然也在甘迺迪身上生效；另一方面，艾森豪威爾、杜魯門和小羅斯福看上去就沒有這方面困擾。 約翰·戴維斯在他的新書《抓住龍尾》里，講到了一個性格導致證據模糊的經典例子。他指出，史達林的巨大錯誤在於低估了中國共產黨。「他被自己的犬儒主義給騙了。他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能成功，因為令人驚訝的是，他自己都不相信人民戰爭的力量。」 在前方報告需要對抗的障礙中，最難逾越的要數決策者的不相信——不相信他們不想相信的事。在1914年的前幾年，德國將在右翼發動猛攻的所有證據都被法國總參謀部所掌握，包括一個德國軍官賣給他們的一份貨真價實的文件。所有這些都不能扭轉他們要從中路進攻的致命計劃，也不能說服他們在左翼事先布防。1941年，雙面間諜理察·佐爾格從東京向莫斯科匯報了德國入侵的確切日期，但俄國人太害怕這件事發生，以至於不相信這件事會發生，他的報告被忽略了，被歸在「可疑和誤導信息」的文件里。1940年，同樣的東西影響了華盛頓對來自中國報告的接受。無論報告用多少證據證明了國民黨垮台只是時間問題，也沒能鬆開華盛頓同蔣介石的聯繫，更沒有把決策者從謝偉思所謂的「懶惰、短視的權宜之計」中叫醒。 民族神話是認清現實的又一障礙。美國人的本能是行動至上的，「敢幹」（can do）神話最近讓我們不必要地墮入了地獄，玷污了美國的良好記錄，這一劣跡用再長的時間也無法抹去。斯圖爾特·艾爾索普這周日（1973年1月28日）在《紐約時報》書評版發表了一個有趣的看法：美國總統自羅斯福以來就不喜歡國務院，而更喜歡軍方，因為軍方傾向於幹練、敢幹的風格，是解決問題的人，而外事局的資深外交官往往「對困難採取懷疑的審視態度」；他擔心舉棋不定的總統會更喜歡積極的建議而不是消極的。你會注意到，依賴軍方建議和目前正處制空權時代不無巧合，並且我認為，和喜歡輕鬆解決問題也大有關係——就是說，困難的問題可以在雲端解決，無須接觸，無須在漫長、骯髒的地面肉搏中沾得滿身血污。制空權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將是個有趣的研究題目。 行動至上在過去，是擺脫困境的衝動，尋找更好的樂土，開拓新的邊疆，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是我們歷史上的偉大力量，當它還在我們控制之內的領域，它帶來的是積極的結果。但在亞洲，情況卻不是這樣，結果是災難性的。我們無視當地的現實和深刻的動因，無視奠邊府[2]的教訓，我們迫不及待地要火中取栗，而不是退避三舍。如果我們偶爾學會讓本地人解決本地問題，可能更好。 我們時代代價最昂貴的神話就是共產主義巨石懸於頭上的神話。現在我們高興地發現，如果發現得不算太遲的話，本應成為聯盟的中蘇兩國實際上是兩個互相恐懼、猜疑的對手。我們最初的判斷與事實有千里之別，不過是恐懼和偏見的反射。在這種膝跳反應的指導下，是不會有最有效的外交政策的——我把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定義為，聯絡關係、動用影響力來為覺醒的自身利益最好地服務。 現在的問題是，怎麼做才能減少前方信息和後方決策之間的隔膜？第一，保持外事部報告的完整非常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報告裡可能會有的內容，還因為如果有需要，這就是政策更改的基礎。第二，必須找到一些手段，把先入之見和情感上的執念定期地和事實進行比對。可能需要通過立法，讓停下來重審形勢成為常規，去質疑業已接受的做法的邏輯，在需要的時候以減少損失。 繞了一大圈，我接下來才講到謝偉思，今天集會的主角。 謝偉思先生出生在中國四川省，是一個基督教青年會傳教士家庭的兒子。他年輕時就在中國度過，後來回到美國，進入奧柏林學院學習，1932年畢業。他找了自己的同學結婚，認識卡洛琳·謝偉思的人都會承認，傑克判斷力超強，這就是早年的一個明證。他通過了外事局的考試之後，回到了中國。因為大蕭條，沒有職位的空缺，他只好在昆明從小職員做起。1935年他正式成了外事局的外交官，先後駐北京、上海，1941年調任重慶的美國大使館。在戰爭中，他一半時間都在前方，看到了在雲山霧罩的首都華盛頓看不到的東西。他成為史迪威的部下之後，觀察機會大增，作為政治軍官加入了美國軍事觀察團去延安考察。這是美國官方首次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他把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彪以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一系列談話，幾乎一字不差地寫進了生動的報告裡，還加入了一些敏銳的批註，成為極為重要和獨特的歷史文獻。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謝偉思熱情地勸說決策者，一次是1944年6月向華萊士副總統報告，還有一次就是著名的發給國務院的聯名電報——主要撰稿人就是謝偉思。這是使館全體外交官為了阻止赫爾利與蔣介石一同跌入深淵的最後努力。如果說謝偉思飽含熱情，那麼這至少是有根有據的熱情。 謝偉思在1945年的「美亞事件」[3]中被捕，隨後無罪釋放。1948年升為二等軍官。1949年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我們全國震驚，麥卡錫參議員和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詭異地聯合起來，要拷問美國人的靈魂。此時，謝偉思的舊案又被重新翻了出來。如果蔣介石要繼續尋求美國的援助，「丟失中國」就不能是內部統治的失敗，而要被說成是外部的陰謀顛覆。而這正好符合美國的需要。和一些人一起，謝偉思承擔了這個後果。他雖然一次次地被宣告無罪，但他始終和「不忠嫌疑」黏在了一起，在1951年被國務卿迪安·艾奇遜開除出外事局。其後，戴維斯和文森特也被國務卿杜勒斯開除。謝偉思其後6年一直要求法院給他平反，最後終於在1957年，最高法院一致通過：他是無罪的。他重新回到了外事局，但被排除在他的長項——中國事務之外。在確信甘迺迪政府也不會再次重用他之後，謝偉思於1962年辭去公職，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中國研究中心工作。 感謝外事局的存檔，感謝他們的名譽，謝偉思和他同事20世紀40年代在中國寫的報告，現在都能查閱了——在已出版的《美國外交關係：中國卷》（U.S.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Series）里。在不可動搖的歷史的判決中，他們站了起來。 在外事協會1973年1月的講話。刊於《外事通訊》，1973年3月。 [1] 「新自由（New Freedom）」是威爾遜的一個施政口號，具體政策有降低關稅、反托拉斯、整頓銀行等手段。——譯者注 [2] 1954年越南軍隊主動進攻，在奠邊府大敗法軍，為法軍退出越南的《日內瓦協定》奠定了基礎。——譯者注 [3] 《美亞》（Amerasia）是一份關於遠東事務的雜誌，1945年被美國戰略情報局（OSS）發現其編輯部藏有國務院、海軍和戰略情報局的多份機密檔案。謝偉思因給過雜誌主編菲利普·賈飛一些文件而被抓捕。——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