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將道

我今晚的講座題目是你們的指揮官提出的，也沒有具體說明，就是一個詞——將道（Generalship），沒了。他一定是推想，這個話題肯定能吸引這裡的聽眾，就像如果講母道一定會吸引到孕婦聽眾一樣。我不知道戴維斯將軍是不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寫過一位將軍的傳記，這位將軍的經歷生動地闡釋了為將的某些品質，有的他有，有的他不具備；戴維斯將軍因此認為我講這個話題很合適，還是他有什麼更多的想法？ 不管怎樣，當我開始考慮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心有所動，因為它很重要，也因為它很抽象，還因為，由於過去25年來的發展，它經歷了劇烈的變化，導致我們現在對它的理解將全部過時。稍後我會具體講到這一點。 在講座開始，我必須要說，我並無多少資格來講這個題目，好比你們因為丁尼生寫了長詩《輕騎旅的衝鋒》，就讓他來講將道一樣。我給史迪威將軍作傳，甚少關注他軍人的技能，而在於他作為中美關係中的美方代表，其關鍵身份和超凡的能力。我寫《八月炮火》，也不是在研究戰爭計劃是怎麼出錯的——至少我在寫完書之前並不知道我做了這件事。我首先不是個軍事史學家，非要說是，也是偶然成就。總之，生活總是當你在嘗試某些能力之外的事情時才變得有趣，我就來完成一下我的作業。 海納爾上校的《軍事語錄詞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Quotations）中，關於「將軍」和「將道」的內容加起來比其他所有語錄篇幅都多。如果再加進非常相近的「指揮」和「領導」，那就達到了剩下內容的兩倍。為什麼這麼重要？答案就是，我想，為將之道具有在極短時間內，決定千萬人生死和國家興衰的力量。從而，將軍的素質就變成了，不僅僅事關軍機要務，還關係到國計民生。顯然，對於一個國家，知道了這些素質具體是什麼，才能確定將軍人選，確保能力、職位相符。 我還聽過有人說，戰爭中的高級指揮官是唯一保持了人類活動的職位，因為它需要體力、智力和道德意識三方面同時運轉。我試圖批評這種說法（從人性、從專業上批評這種一概而論），想找出一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但事實是，沒有這樣的人。戰爭中的統帥確實得天獨厚地享有這樣的特質。 我認為，這些必需的素質分為兩類：和性格有關的，也就是個人領導能力，以及和職業能力有關的。在戰場上指揮時，第一種可能就比第二種更重要，儘管，當然，離開了第二種，第一種什麼用也沒有，反之亦然。最出色的戰術家也贏不了戰爭，如果他和布朗熱將軍[1]一樣只有當副官的格局；相反，最聰明、振作的士兵也打不了勝仗，如果他和卡斯特將軍[2]一樣，弱於調兵遣將的話。 勇氣，據德薩克斯元帥說，是第一位的素質。「沒有它，」他堅決地說，「其他品質都是白搭，因為都沒法派上用場。」我想，「勇氣」是個太過簡單的詞。它的概念應該包含身體的勇敢和道德的勇敢，因為有些人就是只有前者，而沒有後者，這樣的人統帥部隊是不夠格的。當然，身體的勇敢還要有智力的輔佐，中國有諺云：「將軍有勇無謀是為禍患。」[3]身體加上道德，勇氣讓人更堅決，我必須提出和德薩克斯的不同意見，第一位的素質是決心。這才能讓人力壓環境，鎮服部曲，施威盟友，最後震懾敵軍。不論環境險惡，僅能一線求生，還是形勢寬容，尚可不辱使命，是決心讓人獲勝。必勝的意志是軍事行動的必要條件。如果某人有了意志，他還需鼓起勇氣來支持意志。否則，他就算勇如雄獅，也將因為缺乏意志而失敗。 意志是史迪威具有的，他有無堅不摧、百折不撓的決心去完成使命，不管挫折、對手、挫敗為何物。當他奮力開通的滇緬公路連接到中國時，他已經被召回，他的繼任者在給他的信中也承認，雖然史迪威沒能親眼看到，但這條路上運輸線是「你不可戰勝的意志」的產物。 理智的人會說，意志應該有判斷力來節制，免得它導致超越目標價值的巨大冒險和犧牲，也可避免盲目堅持一些目標，有時目標難以完成正好說明它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這千真萬確，良好的判斷的確是為將的必需素質之一，海軍史學家雷蒙德·奧康納認為它是最為需要的素質。他引用C·P·斯諾對判斷力的定義：「同時考慮多種因素的能力，思考它們的相互影響，相對重要性，以及它們的後果。」判斷並非從來都是理性的，有時更靠直覺，靠經驗感知目前的形勢。 有時判斷力會導致驚人之舉。尼米茲上將力排眾議，堅持攻擊馬紹爾群島中心的夸賈林島，島上是日軍基地的所在地。這意味著美軍將放棄進攻美國交通線上的日軍控制的馬紹爾外圍島嶼。結果，美軍飛機對外圍島嶼狂轟濫炸，同時夸賈林島則顯出了相對薄弱的防禦，因為日本人和尼米茲的部將想的一樣，都堅信美國人不會直接攻擊中心島嶼。 不過，更多的情況是，當判斷力告訴你「不行」的時候，意志力說「可以」。當身陷絕境，意志力如果戰勝了判斷力，則能收穫奇效。是意志力，讓華盛頓熬過了福吉谷的冬天，頂住了那段極端悲慘無助的日子，也僅僅是他超凡的意志力，讓忍飢挨凍、無鞋可穿的軍隊，讓從大陸會議得不到任何資金和援助的軍隊免於潰逃。判斷力會說：「回家吧。」我相信，是意志力拖著漢尼拔翻越了阿爾卑斯山，儘管判斷力會告訴他當他翻過阿爾卑斯後會發生什麼，就像判斷力會告訴史迪威的一樣：他的使命——依靠蔣介石政權把中國軍隊都有效的動員起來——是無法達成的。漢尼拔仍然失敗了，他沒有攻克羅馬，但人們稱他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戰士。 有時形勢使然，需要簡單的決心和意志告訴自己：「我不會失敗。」絕處更是如此，意志必須壓倒判斷。1914年的8月，法國接連四戰盡墨，敵軍進犯，法軍如潰堤般敗退。此時判斷力可能會質疑，法國是不是真的不會失敗？但法軍總司令霞飛元帥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他擁有別人都無法超越的統帥的素養：處變不驚。任何時候，沉著冷靜的氣度對於將帥來說都是一筆財富，最高級的沉著冷靜則是在大難當頭時的泰然自若。霞飛沒有驚慌失措，或許是想像力缺乏，或許是承受了史迪威所稱的「大勢已去之感（that sinking feeling）」卻不動聲色。他沒有寫日記，所以我們不得而知。不管霞飛沉著冷靜的原因是什麼，總之，法國能在正確的時間有這樣一位正確的統帥是幸事一件。當然，是加列尼看到並抓住了挽回敗局的機會，是福熙和弗朗謝·德斯佩雷重燃了法國的鬥志，負重前行，但是，是遲鈍的、臉頰紅撲撲的霞飛，是他堅定不移的信念保存了這支軍隊。沒有他，馬恩河不會有屹立的法軍。 高踞將帥素養清單之上的還有一個東西，我稱為「去做（Do this）」因素。莎士比亞筆下的馬克·安東尼說：「愷撒說，『去做』，就會有人去做。」這項指標不僅僅是說指揮官要對戰術、地形、資源，還有敵軍的特定部署了如指掌，還是說他的部署要對指揮官這方面的能力有相當程度的信心。「當史迪威告訴你在緬甸該做什麼，」一個軍官說，「你會有信心，這事不會錯。這是一個士兵期待的。」如果軍官和士兵都相信將軍清楚自己的命令，並且他的命令就是當下應該做的事，他們就會去執行；因為如果有一個上級，他的判斷是你所能依靠的，大多數人都會感到輕鬆。這確實就是普通人和將帥之間的差別。 我現在要說到第二類素質，那就是專業能力。這裡面包含了決定目標、策劃、組織、指揮、抓取經驗，然後調動所有所學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如果由我深入下去，開始討論為將所需的專業上的要點，就沒什麼意義了。因為如果各位還沒有我在這方面懂得多，你們也不會在這裡了，並且，我也沒法挑出重點。這些要點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時間、地點、歷史，還有對敵幾方的情況。我只能說，溝通這兩類素質——個人領導能力和專業能力——的橋樑是理解力（intelligence），這是德薩克斯清單上排名第二、僅次於勇氣的品質。 我認為，這種理解力隨職業而變化：在醫生身上就是同情心，在律師身上就是一直不變的悲觀情緒，在歷史學家身上就是準確、勤於查證和善於歸納。在軍人身上，用德薩克斯精確的概括來說，就是「手段強硬且多樣」，我喜歡這個說法。這是你可以從一個軍人的戎馬生涯中總結出來的必要條件。我認為，它在我們時代的專業軍事行動中的，非常契合，甚至幾乎完美，或者說最少被損壞的例子，就是1967年以色列人的「六日戰爭」了。 在那次微觀的戰例中，在我們可見的六天的範圍內，決心、耐力、「去做」因素、專業的調布，還有統合所有因素的「強硬且多樣的手段」，一切因素像潤滑後的發動機機件完美嚙合。我沒必要去講當時觸發戰爭的形勢，以及撤退和失敗都不可承受的情況——在這片只有馬薩諸塞州大小的狹長國家，這兩種結局都是毀滅性的。但是，以色列人的為將之道，確實有些要點是可以廣為施用的。料敵機先就是一個。然後是懷疑精神、批評意識、靈活變通，最後是意志堅決——特別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這種品質，我之前已經在說史迪威的時候提到，它是以色列人最為強調的對軍官的要求。 我尤其要強調一個要點，在備戰階段而不是實戰階段，就是對敵人的了解——對其能力的了解，對其訓練、精神狀態的了解，要儘量全面、準確地長時間研究和熟悉，一切情報搜集的手段都可以達到這一點。在這方面，以色列人就處於知曉敵軍先機的上風：他們就生活在隔壁。我看，美國就要學習這個經驗。 要是我們多花一些精力關注我們自以為可以輕鬆碾碎的對手，特別是亞洲的對手，關注他們的國情、動機和能力——無須說我們的盟友了——我們就不會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比如在越南那樣意料之外的糟糕。我們更不會發覺自己彷徨而沮喪，無休止地投入力量，與纏人的抵抗力量持續鬥爭，他們有時甚至不只抵抗，還會進攻。我們有巨大的幅員、雄厚的財力和領先的技術，懷著那樣的傲慢，我們不習慣好好研究別人力量的另一種來源是來自何處。如果1917年伊迪絲·卡維爾能夠說「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我們今天就需要另一種智慧的聲音告訴我們：「技術是不夠的。」戰爭不只是一個大工程而已，我們對面還有人在參與——他們的力量和意志我們從來不屑於去討論。失職的後果就是，我們被拖進了比我們預想的更為嚴重、當然破壞性也更強的戰爭活動中去。只顧動武而缺乏對敵手的理解，最終對我們軍隊和國家的名聲都有損無益。 我匆匆忙忙地就談到了當前的話題，那就再繼續談一談當今標準的為將之道。我知道，軍事科目的研究和教學，普遍是講解過去戰例，我可以由著這條路講一些已經有普遍共識的例子，比如從拿破崙開始的著名將領的座右銘，比如格蘭特將軍，再比如喬治王的軼事，當別人說沃爾夫將軍是個瘋子時，他說：「我倒希望他能咬一口我其他的將軍。」這些你們都耳熟能詳。但是，這些說教已經過時了，因為從20世紀中期開始戰爭就發生了變化，為將之道也一定隨之發生了變化。 隨著20世紀的開始，總體戰的概念已經來到，我認為它正當其時。它的背後是總體武器（total weapon）的登場——擁有不加區別的剩餘殺傷力的原子彈。撇開先發制人不談，既然大家都有了相互摧毀的能力，這件武器就不再可用，從而形成了一個新局面。如果戰爭就像我們學過的，是用武力方式對國家政策的推行，我們現在就面臨了一個現實：發動毀滅所有人的核戰爭並不能使任何政策和政治目標獲益。 所以，當政策需要軍事支持的時候，設定有限目標的有限戰爭才是唯一的手段。我經過調查，發現這種情況甫一出現，就被靈敏的思想家所察覺，前大使喬治·凱南就是一位。他在1954年，人們還被原子彈困惑的時候，就寫道，核武器並沒有擴大戰爭的範疇，而是相反，「總體戰的時代過去了，從現在開始，有限的軍事行動才是服務一致目的的唯一可行方式。」 這一發展的意義對於軍人來說註定是痛苦的，因為就像英國的約翰·文特羅普·哈克特將軍最近在我們的空軍學院（Air Force Academy）所說的，「出於政治目的的有限戰爭會比過去的超級大戰製造多得多的道德問題」。美國，不用說，已經嘗到了這個事實的苦果。 改變在過去20年中悄然發生著，身在其中的我們卻沒有真正注意到它，至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沒有注意到。人只有在離開環境時才能看清它的輪廓，人也需要一個回頭審視的角度，那麼他就可以說：「那兒就是轉折點。」如你們所見，朝鮮戰爭是我們的第一場政治戰爭。從此，一連串的事件都在暗示我們，軍隊的角色就像俄國在埃及、我們在東南亞展示的那樣，開始變為了干預的工具，在所謂「顧問」「協助」的層面干預不發達國家，塑造代理國的事務，以滿足顧問的目的。角色的轉變體現為布拉格堡軍事基地的軍事協助軍官計劃（Military Assistance Officers Program），特遣隊由此成立，訓練計劃因此改變。根據構想，他們的任務是「協助外國處理內部安全問題」——不錯的鎮壓叛亂的代稱——「以及發揮對軍事行動的政治社會影響力」。 簡而言之，在這個社會政治的年代，軍事任務的目的就是鎮壓革命，或者說挫敗共產主義，或者再委婉一點兒，叫國家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越南化、巴基斯坦化、非洲化他們情願或不情願的代理人。這可和國父們預想的用作防禦美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大異其趣了。 這些變化對於為將之道有什麼影響呢？「我們見到的傑出的高級指揮官已經是部隊里的最後一批了嗎？」這個問題我引自最近的一本書，《軍人》（Military Men），作者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沃德·賈斯特。曾經大展拳腳的個人領導魅力現在還有用武之地嗎？在過去，是這麼一批人曾經大展宏圖：克萊夫，帶領1.1萬人征服了印度；科爾特斯，幫手更少，占領了墨西哥；查爾斯·馬特爾，在圖爾力拒穆斯林的進攻；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戰勝了拿破崙（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評價自己力量的來源時說：「如果有更多的漢密爾頓夫人，就會有更多的納爾遜。」儘管這可能是他有意討好婦女運動分子的說法——她們已經很看不上我了——但是他不可能討好成功，在她們眼中女性的這種誘惑力本身就是錯誤的。無論如何，這個因素一樣會消失，因為我懷疑愛情或者情慾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能激勵將軍取得節節勝利嗎？能讓越戰越南化成功嗎？）。 在所有傑出人物中，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歷史的當屬華盛頓。他騎著白馬沖入驚慌的人群，發表「惡言惡語的雄論」，阻止了蒙默思的潰敗，引得拉法葉的讚嘆：「我從沒見過這麼出色的人。」 據說在今天的部隊，最吃香的是去哈佛商學院上一學期課。那麼今天的新式軍隊還需要華盛頓嗎？要滿足今天的要求，將帥必須是半個外交家、半個人力經理、半個武器專家、半個銷售和採購專員。克賴頓·艾布拉姆斯將軍已經被記者稱為雙料將軍：一個是「拚命三郎式的、高抬著下頜的戰地指揮，一個是狡詐的、無比耐心的外交官」。他的繼任者在第二個方面很快就超過了第一個方面。 在人類所有活動中，體力活動、智力活動、道德活動，還剩多少是需要將軍們做的？有了化學檢驗器和人跡嗅探器，有了落葉劑和生物武器，有了紅外雷達和衛星通信，更不要說決策者曾經設想的拒敵於門外的隱形電子柵欄，戰場上的決策空間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小。我理解，火炮和步兵都將由電腦幫助瞄準，步兵的背包直接連接後方的控制台。從此有望大幅避免人為的失誤，就像斯金納教授想用學習機消滅人類的罪惡那樣消滅失誤。不過作為歷史學家，我向你們保證，這兩種前景的機率也就和恐龍歸來差不多。 最嚴重的變化將是軍隊和國家關係的變化。這是個可能惹麻煩的敏感話題，我以下所說的也只是一些推想，你們可能會不同意，也一定會引起爭議。 軍官階層會毫不猶豫地、無條件執行政府的命令，他們保持著傳統的無黨派的傳統，至少是表面上基本如此，而不論在表面之下涌動著他們何種意識形態的個人愛好。不過，當軍隊發現，他們被派遣參加的，是投機的、目的模糊的、他們無法支持的非法戰爭時，這種態度還將持續嗎？你可能會說，這只是說說而已，但是怎麼說，最能測試你怎麼想。作為作家，我可以告訴你，落在紙上的問題無一例外，反映的都是思維的問題，常常是掌握事實不完整，或是理解事實的意義不完全的問題。 我想知道，今天我們在東南亞的軍官到底有多少在不問「為什麼」和「憑什麼」地執行任務。當他們將來進入政壇，或進入社會，這個數字會不愉快地增長嗎？這就是為什麼那個沒人遵守的原則是明智的——只有在自衛或事關國家利益的緊急關頭才能進入戰爭。遵守這條原則的國家和它民眾的關係會更好，當然歷史也更光彩。沒有人會誤解珍珠港事件，也沒有人對如何定義反擊的必要性存在異議。戰爭，以人命為代價的戰爭，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不能沒有定義。它需要定義，也需要公開宣布。沒有公民，我認為，不管士兵還是平民，可以被要求去冒生命危險，就因為一群在華盛頓的身份不明的人認為這是個好辦法，是個利用規則的好辦法，是個威懾的好辦法、是個遏制的好辦法，或是完成某種當時流行的觀念的好辦法。 如果軍隊的使用是出於政治目的，它還能繼續當一個中立的機器人嗎？軍隊會有一天放棄這個立場嗎？軍隊或軍官會質疑、評判發動他們參加的行動嗎？他們並不一定要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總的來說，美國的政策自冷戰開始，就一直是遏制共產主義，我假設，這是軍隊也認可的。但問題會變得複雜。如果俄國對壘中國呢？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打起來了呢？——我們最近在那兒僥倖逃過一劫。中東呢？如果我們做出了這樣的判斷：除非我們從俄國手裡解救出敘利亞，不然伊拉克就會倒向俄國。要是我們把這個原理運用到南美呢？多米諾骨牌效應你可以用在任何大陸。如果我們又冒冒失失地衝進一場站到歷史反面的戰爭呢？ 這不是軍隊的錯，軍隊會這麼說。那是文官的決定。軍隊還是在文官的控制之下。杜魯門沒有炒掉麥克阿瑟吧？ 在美國，軍隊從來沒有嚴重地威脅過文官統治，這是事實；最近幾年，它更沒有必要這麼做了。軍隊開支占到了國家預算的第三位；製造核武器和其他現代武器的開支顯然越來越沒有限制；多達2.2萬個國防項目的承包商和多達10萬個子承包商正在美國開著工；軍隊和工業的聯合利益集團控制了經濟，代理人遍布政府各個部門。 834億美元的新國防預算是教育預算的5倍，是治理污染經費的將近40倍（我們的政府沒有注意到，我們的污染問題比俄國還要嚴重了）。國家每年平均要在每個軍人身上花費1萬美元，而每個公民的平均花費則是1172.86美元。換句話說，軍人比普通人多花了10倍。五角大樓跳動著軍事能量和軍事活動的脈搏，那裡每年光公關費用就高達1.4億美元，是國家藝術與人文基金的將近兩倍。當軍事和軍事相關的利益團體滲透政府達到了相當的程度，政府也就多少變成了五角大樓的奴隸。 在這種情況下，決策的最終責任落在誰身上也就不太明確了。明確的是，當軍事部門對政府施加了足夠的影響時，它就不再保有中立的地位了。 過去，所有任務中的困難都可以請出「責任，榮譽，國家」作為保護傘。只要你有一個類似「緬因」號或者阿拉莫的戰爭理由，你就可以毫無愧疚地發動任何一場可疑的遠征[4]。西點軍校的原則可能不夠用了。「國家」明顯是成立的，但是在一場錯誤的戰爭中，「責任」從何說起呢？當戰鬥墮落到「耗費」一個對我們從來無害的民族的生存空間，更別說他們的生命了，「榮譽」又從何而來？西點軍校簡單的回答是，「責任」和「榮譽」都是蘊含在執行國家的命令當中的。這也是納粹為自己開脫時說的話，我們因為戰爭罪審判了他們。但現在，我們破壞了我們在紐倫堡和東京宣稱的東西。 一個燒毀了整個越南村莊的士兵說「我們為了拯救它，所以必須摧毀它」，當戰鬥觸及經典的原則，我必須超越責任和榮譽地問一句：「常識何在？」我知道，常識不是西點校訓里的內容，但士兵和其他人類一樣，仍然要服從笛卡兒法則：我思故我在。思考可以不斷地打斷人。那就是放棄只把自衛作為開戰唯一理由的懲罰。好兵帥克說，當一個士兵開始思考，「他就不再是個士兵，而是個討厭的平民」。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但這個說法告訴了我們老百姓的觀點。 市民社會真的希望軍隊有自己的思想嗎？這難道不會提高各種右翼政變和左翼譁變的可能性嗎？軍隊一般來說傾向於右翼，不過也有例外：克倫威爾的新模範軍推翻了國王，喀琅施塔得的蘇聯水兵譁變和前線的潰逃引發了俄國革命。我們在越南服役的士兵紀律渙散得非常危險，我承認這麼說不是思考的結果，而是出於人們對他們的普遍厭惡。這種發展傾向是不明智的，我可以說，它當然是不健康的。 我知道，和我指定的題目我游離得有些遠了，但我提出這些問題是因為，我認為，從現在起，將軍不得不處理這些問題。今天講座的問題，我想現在已經很突出了，就是我一個答案也沒有。只能留待別的思考者來解決了。我只能說，當將軍一直就是一種挑戰；他的角色和公民一樣，變得越來越不容易。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講話，1972年4月。刊於《參數》，1972年春。 [1] 布朗熱將軍（Georges Boulanger），19世紀80年代法國軍事家、政治家。——譯者注 [2] 卡斯特將軍（George Custer），美國內戰時軍官。——譯者注 [3] 這句話原文為A general who is courageous and stupid is a calamity。——譯者注 [4] 1898年「緬因」號戰列艦被炸是美西戰爭開戰的導火索；1836年德克薩斯的阿拉莫要塞被攻破，是美國向墨西哥開戰的導火索。——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