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當今困境的歷史淵源

我想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0世紀中葉的世界正面臨著嚴重的困境，甚至絕境。同學們，你們正要進入這個社會，而我則幸運地正要退出舞台。不過，我們共同的不幸是，我們都生在了一個沒有方向感的年代，一個極度紛擾、卻極少激勵的年代。《劍橋近現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最後一卷是從1898年到現在，名為「暴力的時代」，考慮到人類過去並不鮮見的暴力史，這一提法更加乍眼。 我們困境的物質方面——污染、戰爭、人口爆炸，大家都很熟悉，還有那些無形的方面，比如普遍的困境和艱辛，年輕人的不滿，老年人的迷茫，犯罪和社會緊張，審美和道德標準雙重淪落，性迷失和崇尚性虐待，凡此種種。清單很長，大家也比較清楚，我就不一一列完這些不幸了。我講話的目的不是探討這些處境，而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指出這些處境的原因。 毫無疑問你們中會有人想，這麼做沒有意義，其想法的出發點是認為過去不重要，現在才是重要的。我從偶爾到大學校園訪問的經歷中了解到，年輕人非常關心當下，而對過去往往嗤之以鼻，認為無關緊要。他們想了解卡夫卡的一切，而不是柏拉圖，關心薩特而不是莎士比亞，關注黑人權利而不是法國大革命，他們認為美國歷史是從約翰·甘迺迪開始的。對於每個話題，每個學生都只關心與其最直接的相關，並希望每個話題，不管是什麼，都能直接和他們個人「掛鉤（hook in）」——我在另一所大學聽到的說法。自我中心主義（Narcissism）和當下主義（now-ism）——強調自我和現在——是目前大學中最主要的兩個關切。歷史的長處，是讓你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有待發現的東西和昨天報紙上的新聞同樣和你息息相關，蘇格拉底對話錄比草草胡編亂造的什麼社會心理學課程與你更貼近。什麼才是要緊的，說到底，是人類的經驗，這種經驗已經有了一定年頭的積累。任何自認為是西方社會一員，或有意保留此種身份的人，都繼承了自雅典、耶路撒冷到倫尼米德、福吉谷，以及瓦茨和1968年8月芝加哥的一切西方歷史[1]。他或許忽視或許抗拒，但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我們的過去隱於幕後，微笑著，知道個體並不能逃出它的影響。對我來說太清楚了，我們逃不出過去的掌握，就像我們逃不出基因的安排。「別人害怕明天會帶來什麼，」一位穆斯林智者說過，「但我害怕昨天發生的事。」 歷史學是我的術業專攻，它被定義為社會理解其過去的手段。為了理解過去，我要陳述如下的觀點：作為20世紀歷史經歷的結果，如今人們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曾經堅定的準則，二者的缺失要為我們當前的痛苦負主要責任。 具體來說，我們丟掉了兩個基本的信仰——信仰上帝和信仰進步；遭受了兩場幻滅——對社會主義，對民族主義；目睹了一次痛苦的揭秘——弗洛伊德對潛意識的發現；還有一個不快的認識——我們的科學救星居然在帶給我們好處的同時，也帶來同樣多的害處。宗教信仰在現代的衰落髮端於幾百年以前，我們可以方便地說是因為達爾文——除此以外，以上所有事情都發生於20世紀。這些事實在70年來——大體是一個人的一生了——令人心灰意冷。 只要人類認為自己是帶著神光的上帝之子，是上帝以米開朗琪羅在西斯廷教堂天頂所畫的優美姿勢用指尖創造出來的，他就會有尊嚴，甚至對自己有敬畏。他會感到自己存在於此是有目的的，甚至在苦難降臨時或他自己做了錯事時也帶有了某種隱秘的目的。因為，他成了神性計劃（divine plan）的參與者。我不願冒犯一些人的信仰，但我得說，那些人類自我認知的決定因素作為歷史因素已經不復存在。我們誰也靠不了了，就像李爾王所說，我們只是「無毛兩足動物」，這讓人非常不舒服。 人類不斷進步的觀點在19世紀根深蒂固，直到20世紀到來。人類相信自己是可以進步的，也正在不斷進步。他們從科學那裡獲得了極大的幫助——特別是醫學科學——然後是機械的幫助，加倍了，甚至無限增大了他們的工作能力、他們的健康、他們的舒適感、他們活動的自由。房屋鋪設管道和自來水、蒸汽機、電燈、冰箱、衛生設備、麻醉和防腐技術、打字機和剪草機、電報和電話——新福利一樣接一樣，遍布世界。人們期待物質的改良帶來道德的進步。生活條件更好，人類應該變得更好。這是那個充滿活力、洋溢樂觀的時代人人都相信的事。 但是，期望和現實之間的鴻溝，我認為，在今天已經深得到了谷底。新世紀到來，人們生活得史無前例地好，行為卻比以往更壞——看看福利國家和第三帝國。潛意識裡，有時根本就是有意識地，我們被自己的行為嚇壞了。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些行為。 新世紀初生於三場1900年進行的戰爭：英國人和布爾人在南非的戰爭，美國人和菲律賓人的戰爭，外國聯軍因為義和團之亂在中國的戰爭。這都是不入席的小菜，但不祥的先兆已經令人鬱悶。 與此同時，我們有了新的眼光來觀察自身，從而撕下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褶紋布，失去了保護。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夢的解析》，由此開始了所謂弗洛伊德革命（Freudian revolution），在其後的幾十年向人們展示他們靈魂中的黑暗面。麥克白的殺心被女巫用大鍋窺破，現代人則被揭露了他們的潛意識——二者都無法讓人心生寬慰。他們自信高貴、慷慨的舉動結果只是卑鄙、自私的行為。他們奉獻給母親的原來不是崇敬，而是俄狄浦斯情結。如果是潛意識，脫離了意志，引導著我們走上執謬和邪惡的道路，人們就再也不是他自認為的自己靈魂的主人了。靠能力掌握自身命運的自信灰飛雲散。進而，我們失去了那個順手可得的替罪羊——魔鬼，就像我們失去上帝一樣。過去，當一個人做了壞事或是行為怪異，人們就會說他被魔鬼附身了。這種事再也沒有了。再也不能推脫責任了，罪惡根源就是我們自己。 推廣至政治行為——也就是用於人群，這種對人性的新認識摧毀了對民主概念的自信，民主依賴於普通人最普遍的共識。19世紀的自由主義假定人是理性的行為體，他自發地根據自己最優的利益採取行動，所以最後會導出理性的集體行為。在這樣的原則下，自由主義者堅持擴大投票權，最終達成一人一票的目標。但是，識字率的提高和投票權的擴大，正如事實證明的，並沒有增加政治共識。大眾被揮舞的血衣引來逗去，投票的決定只是因為一些口號——「自由造銀幣」「絞死德皇」「每個車庫兩輛車」，他們沒有展現出比瑪麗·安托瓦妮特和卡利古拉更高的政治覺悟，前者說：「讓他們吃蛋糕啊。」而後者則任命了他的馬為領事[2]。普通人證明了自己並不比墮落的貴族更有智慧，他們在公共事務中沒有展現出民主政治假設他們具有的天生的智慧。 甚至在1914年之前，一整派英國政治哲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包括「偉大的社會（The Great Society）」一詞的發明者格雷厄姆·沃拉斯，在研究了群體政治行為之後，都被悲觀主義籠罩。他們中間的一位，威廉·特洛特，在他1908年出版的書《和平與戰爭中的大眾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中發現，暴民或大眾的本能是來自弗洛伊德發現的潛意識的罪惡之井。他把大眾本能描寫為非理性的力量，「模仿、懦弱、殘忍……易受他人影響」，然後用這句史上最為陰鬱的話結束了他這本著名的論文：「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大，歸根結底，人類會證明，自己不過是大自然又一失敗的造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們的時代來了，它孕育了我們的時代。究其原因，一位英國歷史學家F·P·錢伯斯在1939年寫道：「那時大家都在表達好戰的意識，而這種奇特現象，歷史也許還沒來得及給予足夠的關注。就像是財富的擴張和人口的倍增，以及將近50年和平的潛意識壓力都在暗中積累，直到一個恐怖的臨界點，等待著一個意外將其觸發。歐洲的人民根本不是從蒙昧走向屠殺，事實上是他們引導著他們的領袖去這麼做。」 戰爭中人們完成了無數英勇的壯舉，展現了堅韌不拔的精神，遭遇痛苦，忍受犧牲，互相殺戮，只因為他們堅信兩件事：他們的國家是正義的，他們的戰爭會帶來更好的秩序。請原諒我引用自己的一句話：「當戰爭最終結束，各種各樣的後果開始浮現，其中最主要的、壓倒其他後果的是：希望破滅。」 十四點計劃抽象地看上去是那麼勇敢無畏，但一碰上戰勝國國家利益的堅硬現實，就被撞成了粉末。《凡爾賽和約》沒有建立起理性的和平，甚至談不上穩定。國際聯盟是真誠而勇敢的嘗試，但最終只是失敗（和它的後來者聯合國一樣）。就如格雷厄姆·瓦拉斯寫的一樣，「在人類最激烈、最英勇地努力了」四年之後，1914年之前的希望和信念都慢慢凋謝了。 在希望的破滅中，再沒有一種比社會主義思潮破滅那樣影響深遠的了。很難讓今天的人明白，當年的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工人階級和工會領袖，以及無論哪個階級、哪個種類的社會革命鼓吹者和實踐者，他們是如何激情澎湃，如何矢志不渝，如何堅信不疑。他們想像，大變革將掃除一切在資產上施加的邪惡和壓迫，建立起依據社會正義的新秩序。他們相信，工人階級的兄弟情義超越了國界，全球的工人都會拒絕扛槍參軍，拒絕向自己的別國同志開槍，戰爭必將終結。他們相信，當他們勝利——推翻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公將被取締，人們自由地履行他們的天性，就像上帝希望他們的那樣善良。理想主義是強大的推動社會進步的發動機，也是真實的政治力量，還是克魯泡特金、讓·饒勒斯、凱爾·哈迪、尤金·德布斯等人的信仰源泉和行為動力。這些運動直接導致了實際的物質好處，工人階級因此獲益——更高的薪酬，更短的工時，更好的工作環境——但是，真正為運動助力的是運動領袖的理想主義火焰，他們相信自己不僅僅是為了本階級，還為了全人類的福祉。 我不認為我需要討論以工人運動為代表的變革，更沒必要討論工人運動的組織建構，因為今天已經沒有這些運動了。勞工贏得了他們爭取的權利和利益，在今天實際上控制了僱主，而不是僱主控制他們，但是，增加的舒適和福利並沒有讓人類更聰明、更快樂一些。夢想在1914年被打破，社會主義運動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受害者，工人階級上了戰場，一點兒不比別的階級消極。不久之後，工人階級長久以來的目標——革命，真的在一個國家不可思議地實現了。多興奮啊，多激動啊，夢想終於高飛了！林肯·史蒂芬斯宣稱：「我看到了未來，看到了它的運轉。」但是，如果這就是未來，那麼它只證明了歷史上最悲傷的事實：一切革命，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塞巴斯蒂安·弗雷（Sebastien Faure）說，「結束於新統治階級的出現」。在俄國的例子裡，隨著新的暴政出現，這個事實也逐漸清晰。 不無原因地，犬儒主義在二三十年代盛行。比起未來充滿了希望的戰前，這幾十年就像是格特魯德·斯泰因說的，「不再有未來了」。 同時，在國際政治舞台，國際聯盟公約、華盛頓的限制海軍條約、15個國家在其中宣稱放棄戰爭為國家政策手段的《白里安—凱洛格公約》，這些為集體安全所做的努力在蓄意的侵略面前無能為力。日本吞下中國東北，盤踞中國；德國重整軍備，占領了萊茵蘭，無人抗議；義大利兼併衣索比亞，虛弱的制裁企圖被取消；西班牙，對法西斯的抵抗初成規模，卻又以不干涉之名被撲滅了。 我想，這些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走向了好戰意識的反面，或者是侵略者和姑息者的意志之間發生了截然的分裂。上一場戰爭的勝利者沒有德國那樣強烈的重返戰場的動機，它們害怕任何影響現狀的風吹草動，尤其是威脅到產權的共產主義運動。有產者最為擔驚受怕，房主最為提心弔膽，而不是屋外的小偷。比恐懼更可怕的，真正傷害民主制度的是一種從上一次戰爭的屍骨里升起的道德上的失敗主義。它摧毀了抗擊侵略的意志。 因此，經歷了折磨全人類的戰爭僅僅20年之後，在領受了傷痛、壞疽、死亡、病痛、枯樹殘垣、戰壕歲月、血污、炸彈、毒氣、腐屍的氣味、虱子、傷寒、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燒毀村寨、饑荒、痛苦、殘忍，各種折磨之後——我們還要再來一遍。 怎麼會這樣？1919年時有誰會想到，世界竟然只給了自己20年的緩刑期？這是個可怕的問題，這是文書天使（recording angel）將會帶來的對人類最為不利的證詞——至少那時是最為不利的，直到60年代發生了更嚴重的問題：過度開發的土地、空氣和水導致了環境的毀滅。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人類對同類的不仁對待，規模之龐大、用意之決絕，執行之高效，都前所未有。它在歷史上的嚴重性，我認為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評說。日耳曼民族對猶太民族的滅絕意圖，還有對他們簡單利落地稱為「最終解決方案」的追求，與人類不斷進步的觀念是太不容易調和了。幾近完成了這項工作的德國人，是人類的文明民族之一，他們自視為最文明的民族。不過他們卻投身於這項極端野蠻的運動，將其當成國家政策去執行，這本該是人類早該脫離的階段。同樣嚴重的是，其他國家——除了丹麥，但不能排除美國，美國本不應該害怕——卻袖手旁觀，任其發生，沒有提供更多的避難所和救助，其避之不及已經到了似乎是樂見最終解決方案成功的地步了。 真的，我認為，我們現在正在見證又一次類似現象的發生，那就是聯合國對待以色列的方式，以及相較之下其對阿拉伯人攻擊的寬宏大量。反猶主義其來有自，沒有風險，在各國各民族中潛藏雌伏根深蒂固，難以驅除。我懷疑猶太人之所以能夠存活至今，蓋因全世界都需要他們充當各式各樣的替罪羊。如果他們消失了，全世界都認為有義務讓他們復活。 一個歷史學家需要，我認為，至少25年時間，最好是50年的時間來觀察，才能形成某種價值觀，所以，我在現實上花工夫甚少，除了對當今科學草草一觀，或者說應用科學，也就是技術層面的，這是外行人主要看的東西。過去25年的技術變革有四大產物：炸彈（bomb）、有線（tube）、電腦（computer）和藥片（pill）——也就是核能、電視、電子和避孕技術。性道德革命有藥片的部分之功（儘管這在歷史上是個周期性的現象），它真正帶來的震動是，意外得來的孩子（unwanted children）越來越多了，所以養得粗放。上高中的年輕人常認為懷孕是自己的事，卻看不到這事關另一個人類的誕生。這樣降生的小孩成長於殘缺和怨恨，今後會越來越多地抱怨社會。這種情況下，強制避孕和墮胎也是非理性的。人口已經太多，不打算要孩子卻意外懷孕時，就不該生下孩子。 電腦和電視已經在我當今的視野之外了，原子彈就更是如此。我們對這件我們製造的東西感到理所當然的害怕，所以自從第一次使用就再也沒有用過，但關於它的戰略卻走到了威懾戰略的極端——「確保互相摧毀戰略（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這個詞的縮略直言不諱地說出了它的本質——MAD（瘋狂）。我們似乎以此方式給自己貼上了標籤，免得未來的歷史學家費心。 與此同時，我們還在一直使用一種同樣致命的武器——汽車。它每年在美國能導致5萬人死亡，還不包括幾萬人因此殘疾。這真是每年都自己製造一次廣島投彈。如果在人身傷亡上，再算上因修建公路和停車場而毀掉的土地，尾氣造成的污染，加油站給鄉村帶來的恐懼，城市因此遭受的堵塞，汽車可以輕鬆地獲評人類設計的最具毀滅性的工具。不過在誕生的初期，它是件完美的工具，給人帶來自由，帶來興奮的速度，帶來新的運動、交通方式。現在，它變成了一個怪物，每個人都需要它，一輛或者更多，經常是比需要的大一倍的體積和馬力。汽車的擴散及其惡果可以被控制，但沒有控制。每個人都在受罪，卻沒人喊停。 其他科技產品也都有相似的無法阻擋的速度。哪個社會會用昂貴的、越來越少的燃料去加熱房子到80度，因為在冬天60度太冷，而在夏天冷卻房子到60度，因為80度太熱？[3]一切都瘋了，感覺好像有種力量失去了控制，感覺機器載著人越跑越遠，成為這個時代普遍不安的另一個來源。 我知道，我的發言到目前為止沒有足夠多地提到好的、令人振奮的、愉快的事物。但說起來我的題目是我們困境的根源，把目光集中在問題上也是必要的。或許這也不無公正，因為我認為，總的來說，20世紀目前壞事多，好事少，儘管將來人回看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視角改變觀點。世界太老，歷史太長。人類有記載的4000多年歷史中，60年代只占0.25%。由此看來，當下主義太渺小了。 展開這份令人沮喪的清單有什麼用處嗎？我不確定有什麼用，不過當我們時代的困惑能找到其真實可證的根源，以此推演而來，那麼它看上去可能就會稍微不那麼愚蠢和荒誕。這麼做，通常是幫助我們搞清事情的緣由。 波莫納學院的演講，1969年2月。 [1] 倫尼米德是英國國王簽署《大憲章》的地點；福吉谷是美國獨立戰爭中華盛頓養精蓄銳、重整軍隊的地方；1965年洛杉磯瓦茨區黑人暴動，1968年的芝加哥暴動，都是這一年的美國族群、政治衝突的標誌性事件。——譯者注 [2] 瑪麗·安托瓦內特（1755—1793），法國王后。傳聞大臣告知她天下大亂，百姓無麵包餓死，她說：「讓他們吃蛋糕啊！」卡利古拉則是羅馬帝國第三任皇帝，著名暴君。——譯者注 [3] 華氏60度相當於16攝氏度，華氏80度相當於26攝氏度。——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