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越南
何時脫身、為何脫身以及怎樣脫身
我要發表一些觀點。第一，我們正在亞洲打一場沒人知道目的為何的戰爭。如果是為了讓世界和平，免於侵略，那只是一個口號，不是可能性。如果是要遏制共產主義，但我們卻摧毀了一個正在構築遏制的社會。如果是要保證亞洲對我們和我們企業開放，那就像約翰·海伊的「門戶開放」原則一樣，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但這個原則往往還有另一條原則與之頡頏：「不要捲入亞洲的地面戰爭。」我們堅守一條，就要破壞另一條。
我還要說：南越關於「免於侵略的自由」和民主建制的情況，且不提人民的普遍福利情況，在美國進入之後不斷惡化。自從我們軍事干預之後，那裡的事態和美國的聲譽就每況愈下。對戰爭的控制、對政策持續性的保持都掌握在總統的手中，而總統已經把自己鎖死在了軌道上，或因為顏面，或因為無法理解事態，總之，他不想改變和調整既定的方向。我等待著事情並不是這樣的跡象——比如約翰遜先生還是能傾聽歷史的前車之鑑的——但沒有任何跡象出現。目前為止，總統不能改弦更張的事實幾成定局，所以除非政府更迭，否則戰爭就不會終止，我們也不會撤退。
為什麼不能取勝而退呢？因為從軍事原理來說，交戰方不主動進攻就沒法取勝，進攻可以是摧毀敵軍的武裝力量，也可以果斷地切斷他們的供給。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不能全力進攻。我們也不可能繞到北越後方切斷他們的通信，而不引起蘇聯或中國，抑或兩者同時的報復，從而導致世界大戰。至少現在還不錯，總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開始抵制兩方面的壓力，一方是有理由對職業深感挫敗的士兵，一方是狹隘的「讓我們把他們全部幹掉」的鷹派。
不能全力進攻，我們正在進行的就是付出最大、最為殘酷的衝突——消耗戰。沒人想喚醒這個帶回「一戰」噩夢記憶的詞彙，不過還是挑明這一點為好。首先，戰略已經失效了，因為北越人和越共是在為國家和事業而戰，比我們更能咬牙堅持，另外他們還有俄國和中國的物質支援。其次，我們無法獲勝是因為我們毀掉了這些人的家園、幸福和生活，那些我們本該為其而戰的東西。
但我們還在一意孤行，變本加厲我們唯一的手段，就像1914—1918年的將軍們對西線的絞肉戰的堅持一樣，今天的指揮官們重蹈覆轍，不問何時對前線再次發起進攻，而只是想知道他們會在哪面牆上碰得頭破血流。今天的約翰遜就是那時的道格拉斯·黑格，他們只有一個顯著區別：黑格有虛擲人命的無限權力，而這種權力在今天最終被文官所限制，約翰遜就是限制軍隊的那個文官。除了全體選民，他說話一言九鼎。
協約國最終贏得了1914—1918年的消耗戰，完全是因為新的交戰國——美國的加入。而今天，就算我們知道了許多人都不清楚的、贏得這場戰爭的條件所在，我們也沒有勝算，這是明白無誤的。《華爾街日報》除了堅定的現實主義，從不倒向任何一種立場，它在2月23日承認，「戰場的情況」可能讓美國「被迫放棄不堪一擊的立場」，國家「準備嘗到失敗的苦果，這是美國無力避免的」。
我想，這種意見在我們的歷史上前所未有，但現在，有人勇於說了出來，其後果——在白宮的保守圈子之外——也並非不可想像。一不喪國土，二不傷政體。受辱而已（這對我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算不上天大的災難。這可能會鼓勵共產主義，這就是我們付出的最大代價。這場買賣最後賠了本，但也並非像有些人渲染的是個什麼大災大難。說越南會跟著倒向共產主義的觀點絲毫不新鮮。北越已經確然展現出了獨立精神，絕不會被吸入中國的軌道。如果中國沒有變成俄國的傀儡，那為什麼北越一定會變成中國的傀儡？害怕被中國吞併是亞洲所有國家的恐懼。有理由相信，一個強大、獨立的越南，不管是不是歸附共產主義，都將成為遏制中國的緩衝，而不是中國擴張的通道。
靠軍事勝利結束戰爭已不可能，那麼談判呢？看來也不可能。越南各派系的爭鬥不可調和，再加上牽扯其中的美國的聲譽問題，有效談判的機會不說沒有，也是極其渺茫。交戰國很少能通過談判解決爭端。朝鮮戰爭算是個罕見的例子，儘管杜魯門比約翰遜靈活得多，理性得多，即便如此，當年也是白宮易主談判才得以成功。如今，只要我們身陷亞洲、持續失血是俄國的利益所在，即是說，讓北越繼續戰鬥，只要河內認為控制全國還有一線之機，我們和對手就不可能達成滿意的談判結果，除非談出一個保存顏面的安排，讓我們撤離，在間隔之後，把這塊土地最終留給他們。如果他們以此為基礎來談判，從而終結轟炸，終結殺戮，贏得喘息時間，我們又用什麼來阻止「民族解放」運動再一次興起？
答案是我們阻止不了。這就是癥結所在。抵抗侵略的意志、動力、精力和能力如果本不存在，是無法人為激發出來的，也是無法替代和由外國給予的。我們對南越的資助和俄國對埃及的資助一樣無窮無盡，因為沒有我們，他們孱弱之至。而且，只要有大規模的外國勢力存在於他們中間，替他們完成他們的任務，自強的意願也不會憑空生出。
我們必須繼續對共產主義的要害施加壓力，但是僅限於資助那些有能力、有意願、有動力保衛自己生活方式的代理人。我們不能讓援助像流沙一樣流走。在「讓喬治（或者山姆大叔）出手」的政策下，我們對亞洲的控制嘗試就是自毀行為——並且已經走到了盡頭。這是新殖民主義，是反歷史潮流的。
那我們能做什麼？結束戰爭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國際社會的停火令，這在目前為止只對小國施加過。如果足夠多的國家都願意和平，那麼聯合國就沒有理由不挺身而出，簽署停火命令，下令越南和美國停止戰鬥。從而給約翰遜一個台階，如果他夠聰明（儘管我不敢打這個賭），他就該接受，並在競選日來到之前安排好一切。
如果這個辦法失敗，還有另一條路好走。美國可以有尊嚴地、誠實地宣布，我們給予了南越一切可以給予的財政和武器幫助，也獻出了我們國民的生命，已經履行了對他們的承諾，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計劃以一定的速度，比如一個月5萬人地，撤出我們的部隊。並且在撤出之時我們可以告知南越，他們的地盤將被一些有更為直接利益的國家所占據，比如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等。如果他們缺乏能力，我們現在對他們施加的努力都是白費的，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嘗試，這樣的努力應該告一段落了。
刊於《新聞日報》，1968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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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南北聯合執政——再不值一條人命
如果尼克森政府再把建立越南聯合政府作為越南困境的出路，那麼我們就看不到出路。我們已經為了這個目標奮鬥了四年（是真的奮鬥，還是為了安撫大眾我可不敢說）。最近基辛格先生訪問巴黎，他對媒體說，他帶去了「一個關於聯合政府的計劃」。我們對此該有何期待呢？歷史上一國國內的紛爭，聯合政府的唯一結果就是蛇吃兔子，總有一方被另一方吞食。
分歧大得要訴諸戰爭的雙方怎麼會妥協呢？葛底斯堡戰役後美國的南北兩方停止了戰鬥，建立了聯合政府嗎？西班牙內戰後佛朗哥大元帥和保皇黨人聯合執政了嗎？我們近期在亞洲的經歷也給我們以啟示。
在1944年到1947年時，我們執迷於讓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執政，以失敗告終，我們在亞洲的戰爭目標毀於一旦，美國的代理人徹底垮台。
那個時候討論聯合政府是很有吸引力的，就算不能誘惑前方的資深觀察員，至少也能對身在華府的政策制定者起作用，後者遵循的是自己的原則，制訂的政策與其說符合現實，不如說只符合了他們的想像。「二戰」中我們在遠東戰爭的基本前提和目標就是，保證戰後有一個對美國友好的，強大、穩定、統一的中國，以填補日本失敗後的權力真空，從而確保亞洲戰後的和平與穩定。威脅已久的中國內戰如果爆發，將讓上述目標化為泡影。為扭轉危局，也由於短期軍事需要，中國兩個敵黨的聯合我們認為勢在必行。兩黨都宣稱有此意願，都同意談判，實現目標似乎近在眼前。
共產黨的願望是真實的，因為他們有意利用聯合執政為擴張勢力的舞台，他們有信心據此獲得全國性的權力，也只有如此，作為合法政府的一員，他們才可能獲得美國提供的軍火。也正因為此，蔣介石不願開門揖盜，但在美國的壓力之下，他也只能佯裝談判，因為他日薄西山的政權需要美國的軍火和其他援助。和一切不願真正履約、也不願公開拒絕的人一樣，蔣介石提出了一個讓對手無法接受的條件：他要掌管共產黨的軍隊。中共也不會引頸就戮，也提出了蔣介石無法接受的條文和保障條件。
在美國焦急的調停下，要求、讓步、僵持、重啟，各種花樣持續了兩年半。直到「二戰」也結束了，杜魯門總統派去了戰爭中表現卓著的喬治·馬歇爾將軍為調停人。馬歇爾在一年中堅決地把籌碼押給了其中一方，美國的調解工作終於失敗了。雖然蔣和毛在某個短暫的時刻也一度達成協議，照片中的他們在餐桌的兩端舉杯相邀，各自對舊仇面露真摯的笑容，但兩個陣營終究沒能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因為一方的存活就意味著另一方的毀滅。
史迪威將軍苦澀地看著馬歇爾任務的經過，正如他的觀察，「即使喬治也不能在水上行走。」如果喬治不能，我們能指望黎德壽、尼克森、基辛格能嗎？
聯合執政，儘管這個概念被眾多鴿派擁護，它也就是個自欺欺人的幌子，好讓我們能夠在尼克森政府所謂的「榮耀」中脫身。說「榮耀」，因為我們已沒有其他理由好講。我們也許還能保留一些尊嚴地退出越南，但拜託不要再談什麼榮耀。
刊於《紐約時報》，1972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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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VS軍隊
平民和軍隊的關係這一話題，常常讓人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性思考。愛好和平的人似乎不願意去研究軍人，其邏輯好像是如果你不關注他，他就不存在。並非如此。武裝部隊是人類好鬥天性的有序組織。下午遊行抗議的同樣一群人，晚上就可能排隊去看時下最暴虐的電影，在血肉、謀殺、痛苦和強姦中自得其樂。
一個人要表達對越戰的反對，最自然的反應就是表示他討厭軍事，對武器裝備毫不感冒。但是這場戰爭的錯誤原因，以及有兩個發展趨向——第一，軍事新近在我們這個社會獲得了永久的地位；第二，武裝部隊向著全志願兵役轉變——都正要有力而急迫地告訴我們，為什麼有見識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平民不應該對軍事不聞不問，不應該放棄他們左右軍事政策的責任。
20世紀初，法國作家朱利安·邦達詳細闡明了他名為「知識分子的背叛」的理論。他指責知識分子背叛了精神生活和理性領域，屈尊搞起了政治、社會活動和民族主義。而現在，我們的知識分子開始了反向的背叛。當軍工、軍政利益團體深入政策制定過程，左右政治決策時，有見識的平民拒絕參與，敬而遠之，把戰爭交給了職業戰爭人士去操控。
我們來看看發生了什麼。
和人們普遍認為的相反，核武器，因為它太過致命，所以是縮減，而不是擴產了；所以無限制戰爭變為了有限戰爭，這產生了一個邪惡的副產品：戰爭不再像過去那樣是最後的手段，而變得常規，成為推行某種政策的家常便飯。
這一發展趨勢意味著軍事武力將比以往更多地為政治和意識形態所用，意味著由於長期的義務保證，自我設定了越來越多的威懾需要，並且要準備打兩場半戰爭的全球戰略——不管這周的數字又變成多少了——技術、工業、政府部門都會因為這個事業變得無比龐大，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影響政府的一切行為，從而影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們如今在33個國家保留了2000個軍事基地，在50個國家派有軍事顧問團，每年要花費近40億美元的軍費。為了維持以上項目，加上越南戰爭和美國常備軍的開銷，這個國家435個選區中的363個都設有國防工業和設施，占總數的5/6。
誰在從中獲益？誰得利了？是誰在國會遊說，要維持這些基地的運轉，並且吸引還沒有工廠的地方加入？如果你說是國防部在為此奔走，那麼請別忘了，還有當地的商人和生產廠家，當地的工會和僱主，以及當地的國會議員，這些議員是我們讓他們當選的，我們也可以讓他們下台。是誰支付了目前840億美元的軍費？是納稅人，他們同樣也擁有選票。
傳統上，美國軍隊自視為獨立於國家政策的一種工具。它的存在是為了執行政府的決議，當命令開始實施時，不問「為什麼」「憑什麼」。但是，當它越被用於執行最終的政治決定，越深刻地在政府中發揮影響，它就越不能保持無辜的中立。平民也是一樣，我們的天真無邪，置身事外，也不是無堅不摧的。
美國治國的基本前提是文官治軍。越南戰爭就是文官政策的產物，是連續三屆文官總統和他們的學者顧問和文職顧問的手筆。沒能終止這場戰爭說到底，也是文官的失敗，因為國會沒有停止戰爭撥款。
這場失敗要追根溯源到哪裡呢？要到選票。我聽到輕飄飄的、空洞的「權力屬於人民」的口號，心裡就犯糊塗，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比我們更有權力呢？
因為這是場可恥的戰爭，所以就要譴責軍隊，並且嫌惡地與他們的專業撇清關係，這是逃避主義。這讓反戰的平民自感道德高尚，恥辱事不關己。從而讓別人去當兵，而軍人的工作對一個國家組織是必不可少的，並且長遠來看，保證了那些清高的平民的安全，因為他們認為這是髒活兒，他們不能幹。
軍方進行的戰爭導致了毫無人性的事件，民眾對其怨聲載道（或許正是因為這場戰爭是無目的和無意義的）。首先，軍方不可原諒；其次，校訓為「責任，榮譽，國家」的西點軍校生和預備軍官學校（OCS）畢業的大老粗卡利斯中尉[1]一樣，都難辭其咎。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就像一位軍官說的：「我們有卡利斯，是因為那些哈佛的渾蛋不打仗。」「哈佛」指的是所有緩期入伍的大學生。
或許，如果有更多的大學生渾蛋參軍，而不是卡利斯，或許發生的就是譁變或靜坐示威，而不是美萊村慘案——這當然是更好的選擇。對於正規美軍來說，他們的士氣幾近無存，職業軍官別無所求，只想儘快撤離越南，也許這就是尼克森如今所做之事的原因。
左翼人士（liberal）對軍隊的嘲笑絲毫不能給他們自己臉上貼金，也不能表明他們就高人一等。軍隊士兵也是人。他們中間良莠不齊，有聰明的，有愚蠢的，有勇敢忠誠的，有業務熟練的，有學者型的，也有勇士型的，還有誇誇其談的人造英雄。這個職業可能要求了更多的循規蹈矩，屈從等級，也有更多的超級右翼愛國者，不過，每個群體都有不討人喜歡的職業病。
不是軍人的本性，而是人性需要為戰爭負責。士兵只不過是本性表露的一個形式。進攻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吃喝和性愛。我作為學習人類行為記錄的學生，我敢自信地說，和平不是人類的傳統。歷史學家計算過，工業革命以前，戰爭衝突是人類花費時間第二的活動，僅次於農業耕作。
人類歷史始於部落——那時就有了「我們」和「他們」的意識分裂。甲部落在認識到乙部落與自己的不同之前是沒有自我意識的。據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說，所有生命、思想和行為都是以二元對立為基礎的：天和地、土和水、暗和明、右和左，北和南，男和女。這些極點之間並非一定是對抗的，但「我們」和「他們」之間卻一定是天然對抗的。當部落之間意識到了各自的差異，他們就開始戰爭，為了食物，為了地盤，為了統治。這種情況不可避免，也許要世代相襲。全國的學生和同情學生的老師，他們要讓後備軍官訓練團（ROTC）滾出學校，但他們改變不了以上事實，不管他們的動機是如何入情入理。
弗洛伊德稱之為求死願望，意思是自我摧毀。它同樣可以被稱為求生願望，因為它是一種積極的本能，一種戰鬥和征服的欲望，如果說需要殺戮，那麼，殺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本能說：「我要征服，我要活。」這也是男性的本能。女人作為後代的哺育者，天職是存續生命。也許我們的白宮裡要是位女總統，國會也由女性統治，我們昨天就已經從越南脫身了。
「我們永恆的敵人，」威廉·詹姆士1904年說，「根植於人性中的好鬥。千年的太平也不能把戰爭的本性剔除出我們的骨髓。」我們所在的世紀有什麼事情可以反駁他嗎？
這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正視軍事事務，而不是對其置之不理，要學習它，甚至通過後備軍官團去參與它。如果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成為預備軍官，成為軍隊的骨幹，他們就可以發揮作用。那裡才是他們發動罷工的地方。如果所有的預備軍官出走，軍隊就無法開動。
最近有個退伍的陸軍上校建議，所有現役陸軍軍官，不僅僅是預備軍官，「都應該通過民辦大學的學位計劃招收，以及直接從大學裡的後備軍官團招收。」如果現在這件事成真，有文化的平民就真的可以掌握軍隊。如果年輕人想除舊布新，這才是正確的路徑。奧利弗·克倫威爾沒有花時間關掉牛津大學，他建立了新模範軍。
我們的政治體制、自由的源泉——民主，有賴於平民的參與，而不是排斥，特別是吸納他們進入武裝部隊。法國大革命的偉大原則是：全民皆兵，意思是拿起武器的人民和職業的常備軍是大不相同的。武裝的人民才是共和國的衛士，才能保證國家免受暴君和軍事政變的威脅。
同樣的思路構成了美國的持槍權的基礎，這一權利由《權利法案》所保證，保留了「紀律嚴明的民兵」來保障「自由州之安全」。服務國家才是憲法這一條的用意所在，而不是反禁槍遊說團體（Gun Lobby）口中的，在你枕頭下藏一把手槍的權利，這樣你就可以打你想打的任何人。所以從這層意義上來說，裝備武器地服役不單是權利，而且是成為合格公民的標準。
由於我們的軍隊被用在了錯誤的戰爭中，所以我們要放棄以上的權利，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沒人想參與到一個又壞又傻的活動中去，還有喪命的危險。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拒絕意味著我們放棄了公民的責任，而且為一種已經非常危險的走勢火上澆油——常備軍的復興。正在發生的事情將徹底逆轉全志願兵役的目標。我們的軍隊將同市民社會更加分裂，更加隔絕，更加陌生。軍人一直很珍惜他們與非軍事部門之間的距離，他們有特別的使命感，因為他們選擇了有生命危險的職業。從距離感中他們體會到一種榮譽，多少是對他們職業冒險性的補償。歐洲軍官社會地位極高，他們的軍服流光溢彩，華麗炫目，也有這個意思在裡面。
對美國來說，徵兵是個極好的糾正機制——或者說本來應該是，如果操作得當的話。徵兵名字不好聽，因為它總是把年輕人拖向邪惡的戰場。但如果操作公平，這是唯一保存「全民皆兵」原則的方法。不過，延期入伍的大學生嘲弄了這一制度。延期入伍是反民主的、精英的（用一個自負能當其名的人愛用的詞），和美國以往發生的一切一樣陳舊。我很高興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孩子都逃過了越南戰爭，但我仍然以它為恥。
在通常的開放思維中，我們需要再次承認一些關於軍務的常識或想法。這對我來說是緊迫的，我們需要不感情用事地理解我們和軍人的任務之間的關係。
我一下就理解了，並且非常贊同已故歷史學家理察·霍夫斯塔德說的，「『壓迫』『帝國主義』這些詞是我們時代最愚蠢的口號，它們的本意已經沖洗一空。」他寫道，那些大喊著這些口號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
軍事於我們的生活重要而嚴肅，不該用口號化的思維來討論，更不該不動腦筋就討論。
威廉士學院的畢業典禮演講，1972年6月。
[1] 威廉·卡利斯（William Calleys），越南戰爭中美萊村慘案的參與者。1968年美軍一個連的士兵在南越美萊村製造了屠殺上百平民的慘案（被害人數在347—504人之間）。排長卡利斯等26名士兵被起訴，他是唯一被判有罪的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