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歷史能指導未來嗎？

行外人常問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什麼。研究歷史有用嗎？我們能從歷史教訓里學到什麼嗎？ 當人們希望歷史是實用的，是能夠教會我們東西的，表明他們也想確定一點，歷史是有科學標準的。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理由稍後會講。把歷史當作科學來研究的是社會學，這是和歷史完全不同的一個學科，是我個人不能認同的一個學科——雖然我猜，社會學者會認為我的方式缺陷更大。社會學家，他們把鼻子貼在地里尋來找去，搜集大量數據去得出一些不要說中等敏銳的歷史學家，就是一般大眾靠觀察就能得出的顯而易見的結論，比如社會流動在增強、女人有不同於男人的問題等等。我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得到解脫，抬起頭來看看周圍的世界。 如果歷史是科學，我們就能抓住它，掌握它的習性，洞悉它的規律，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我們為什麼不能呢？答案就在於一個我稱為「不可知變量」的東西上，也就是——人。人類往往是歷史最終的研究對象。歷史是人類行為的記錄，人是歷史中最有意思的對象，但它沒有邏輯，充滿了無數的未知變量，不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去衡量，不可以系統地編排歸納。 即使在這個電氣時代，在名為「量化」的過程中，電腦正在蠶食對歷史的研究，我也要大膽地做出這番表白。我相信，量化在施用於歷史時是有局限的。它依賴於一個叫「數據處理」的方法，就是說，歷史事實，或稱數據——就是人的行為——被歸檔進入很多條目，這樣才能輸進電腦，然後得出來的是——希望如此——歷史的規律。我只能告訴你們，對歷史來說，「數據處理」是無效的，因為在多大程度上你基於外部要求處理了你的數據——此時指的是機器的要求——你的結果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疑的，就有多大風險是無效的。所有東西都基於對條目的命名和對史實的分類之上，這個最基礎的過程又需要量化者的個人判斷。條目如果沒有揭示性，其結果也不可能得到科學的真實。 量化研究唯一有可能的希望是，通過處理遠遠超過個人能力的數據信息，來得出或建立可靠的歷史規律。這有待觀察，但我並不樂觀。歷史自有其逃脫規律束縛的辦法。況且，最基礎的數據之一是人心。一個普通的歷史學家，至少是關心歷史真相而非虛假宣傳的那種，會誠實地讓他的「數據」自己開口說話，如果數據被關在了事先準備好的盒子裡，口不能言，那就沒有任何用處了。史實之間的細微區別就無法發聲，它們只能含有一個固定的意義，不是這種就是那種，並對結果產生影響。舉個例子，在我親眼所見的用量化方法探尋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研究中，操作員把「七月危機」中所有外交檔案、照會和言論分類，歸入「敵意」「友好」「挫傷」「滿意」等條目，每一條用一句話就其程度打分，從一到九，包括小數。但沒有一個事先準備好的條目對得上那些身在沸湯之中的君主和閣員的性格特徵以及他們承擔的社會壓力。這項研究耗費巨大卻收效甚微——它得出的結論都不算驚人：戰爭的可能性隨著照會中敵意的增加而增加。 只能說，量化方法是一種新方法，但它和由來已久的企圖把歷史裝進一種模式的方法是一樣的，而真正可靠的模式，或說歷史的教訓則始終不見蹤影。 比如說，假設1914年的美國總統不是伍德羅·威爾遜，而是西奧多·羅斯福，前者1912年大選中的對手，那麼有沒有可能，美國會提前很早就進入戰爭，比如1915年「盧西塔尼亞」號被擊沉時，這樣戰爭時長就會大大縮短，對歷史也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在我的《驕傲之塔》中寫了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碰巧這裡面有一個義大利的無名小卒，名叫米格爾·安吉奧利羅，沒人記得這個名字，可正是這個人在1897年射殺了西班牙的首相卡諾瓦斯。卡諾瓦斯是個強人，就在他被暗殺之時，對古巴叛亂的鎮壓馬上就要成功。如果他沒有死，古巴起義就不會擴大，美國人不會興奮地躍躍欲試，美西戰爭不會爆發，聖胡安山戰役不會打，不會有莽騎兵，西奧多·羅斯福也不會當上副總統，在另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又一個不可預料的人暗殺了麥金萊總統後，西奧多·羅斯福就不可能由副總統補位。如果西奧多不是總統，1912年共和黨就不會分裂，伍德羅·威爾遜也就不可能當選。暢想還可以無限制地進行下去。對我來說，比起感到歷史是被一堆無邏輯的人類行為記錄所決定，是被超出我等人力的科學法則巨力所左右，這種方式更讓我心安。 我對實驗室科學了解極少（一無所知的委婉說法），但我有個印象：任何結論都應該是有邏輯的；可預測的結果是根據一組給定條件做出的。問題來了，在人類行為和歷史中一些特定條件是不可能孤立出來或重複出現的，也不可能重複給定的條件。複雜的人類行為不可能複製，不可能蓄意地發動，也不可能像自然現象一樣可以期待它一定出現。太陽每天升起，潮汐和火車時刻表一樣準確，前者更準時。實際上，潮汐和火車非常好地闡釋了我的觀點：你指望月亮，月亮是可靠的；但你要指望人，就不可靠了。 沒有可靠的一再重複出現的環境條件，我們不該對歷史教訓抱有太大自信。 當然，是會有教訓。當人們說起它們來，我想，他們心中對這些過去的經歷有兩種使用方式：第一，它們讓我們避免重蹈覆轍，讓我們在下一次類似情況發生時處理得更好；第二，它們讓我們預見到將來。（關於越南，我想，歷史已經傳遞給我們信息了，可惜我們不聽。）下次處理得更好在我們的能力之內，而預見未來似乎並不可行。 舉個例子，有了之前戰爭的慘痛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我們加入後，就打得比「一戰」更加聰明。但我們是怎麼加入戰爭的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當預見事件的發展變得非常重要時，美國人卻沒能用好那個正確的教訓。珍珠港事件就是一個經典的向歷史學習的失敗案例。以事後諸葛亮的角度，我們現在知道，我們本該預見到日本在談判期間的突然襲擊。就因為這麼做是無恥的，所以就不可預料嗎？不對。這和日本在1904年所做的事一模一樣，他們當年突襲了旅順的俄國艦隊，發動了日俄戰爭。 除此之外，我們洞察了所有的蛛絲馬跡。我們破解了日本的密電碼，我們的雷達有了預警，我們掌握了一系列準確的情報。那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信息沒問題，有問題的是判斷。我們有了一切證據，但不願正確地解讀它們，就像德國人在1944年不願相信諾曼底登陸的證據一樣。人傾向於拒絕相信和他們的周密計劃或事先安排相衝突的事實。所有軍事情報的缺陷在於，不論它們是20%、50%還是100%的準確，它們終究需要人去判斷，而判斷，就是大量個人、社會、政治的偏見和一廂情願的產物。總之，既然是人，就會犯錯。如果人們能破譯日本的密碼，卻不能相信密碼告訴自己的東西，那他怎麼從歷史的教訓中學到東西？ 電腦能做得更好嗎？在珍珠港的例子裡也許是的。如果誰把1941年11月得到的所有情報餵給電腦，它應該不太會失誤，幾乎會馬上回答「空襲，夏威夷，菲律賓」，甚至「12月7日」。但這招次次都好用嗎？我們能信任電腦得出的歷史教訓嗎？我想不能，因為歷史會欺騙它們。它們會得當地刪減，正確地得出結論，但是轉折突發，某人打了個噴嚏，歷史就改變方向，另覓他途去了。帕斯卡說，如果克婁巴特拉的鼻子短那麼一截，世界將會改變。電腦能解釋克婁巴特拉嗎？ 曾經有一次永恆的真理仿佛昭然若揭——那是在西班牙內戰——我當時認為歷史的教訓是不會錯的。看起來這是無須爭辯的：如果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勝了，西班牙在未來歐洲的戰爭中就將成為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灘頭堡，地中海將成為義大利的內湖，英國會丟掉直布羅陀海峽、被切斷與它蘇伊士運河東邊的帝國的聯繫。危險是如此顯而易見，邏輯是如此清晰，所有有識之士都看到了這點，而剛剛大學畢業的我則在英國出版了一本小書指明此情，所有舉證都從歷史中來。書里闡明了，整個18和19世紀，英國就不懈地干涉歐陸強權在西班牙取得過分的影響力。西班牙王室婚姻事件，威靈頓的戰役，卡斯爾累、坎寧、帕默斯頓的政策，通通指出了一個相同的目標：必須阻止陸上最強大的國家控制西班牙。我的作品，我想，非常清晰有力。它沒有糾纏當下的鬥爭，僅僅是讓過去自己開口說話，做出判斷。這個判斷無可辯駁——直到歷史反駁了它。佛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幫助下確實獲得了政權，歐洲戰爭確實隨之而至，但是，西班牙不可解釋地保持了中立——至少名義上的中立。直布羅陀海峽沒有淪陷，地中海的入口沒有封閉。我，更不必說其他所有「早熟的」反法西斯主義者——別人這麼叫我們，我們在道德上對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看得很準，但卻說錯了結果。我小心翼翼地總結出了歷史教訓，可它們就是不奏效。歷史走了一步怪招。 珍珠港和西班牙說明了兩點：第一，人類不能從歷史教訓中受益，因為預判干擾了他們從信息中得出結論；第二，歷史常常會任性地偏離它的教訓指向的方向。這就是歷史系統的缺陷。 說到歷史系統，它背叛得最徹底的就是卡爾·馬克思。沒有一個先知這麼相信自己的假設，沒有一群信徒對預料中的結果這麼堅定不移，沒有一套對歷史的闡釋看來這麼天衣無縫。馬克思分析工業革命的作用，他解開了19世紀最可怕的謎題：物質越是進步，貧窮就越是擴散和深重。他決定，這個進程只有通過革命，通過暴力顛覆現存的秩序才能結束。基於此，他提出了貧困（Verelendung）和崩潰（Zusammenbruch）的定理，裁定道，既然工人階級自我意識與工業化同步覺醒，革命最先會在最為工業化的國家爆發。 馬克思的分析太有說服力了，看起來歷史沒有另外的路可走了。他的假設被信眾以及後來人廣為接受，仿佛是刻在西奈山石碑上的十誡。馬克思主義解釋的歷史真相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為可信的教條。它影響巨大得無可估量，至今餘音繞樑。理論創建人選取的事實是正確的，思路是縝密和深刻的。他什麼都是正確的，除了結論。發展中的歷史沒有證明他的理論。工人階級過得欣欣向榮，沒有每況愈下。資本主義沒有崩潰。革命沒有從工業化最深的國家爆發，而是從工業最薄弱的國家開始。在集體主義之下，國家沒有消亡，而是大肆擴張它控制社會的權力和功能。歷史看也不看馬克思，以它自己神秘的邏輯，走了一條自己的路。 當馬克思已經被證明是有問題的，痴迷決定論的人們慌忙把歷史又交到了一個新的權威手中——弗洛伊德。現在他的手已經抓住了我們。潛意識才是主宰，至少以前是。我相信，現在又有了新的呼聲，認為潛意識就是個騙局——打破偶像的風潮也刮到了弗洛伊德頭上。無論如何，就論對現代世界觀的作用而言，我認為弗洛伊德對19世紀和20世紀的變化貢獻了最巨大的影響。也許有一天會用他的名字來命名我們的時代——弗洛伊德時代，這將成為繼維多利亞時代後的又一時代。自從他的理論流行，我們對人類行為的動因有了理解的新維度。不過我並不相信弗洛伊德的信徒相信的：一切事情都和下意識的性和精神驅力相關。他們堅信這一點，就像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者堅信他們的教義一樣。他們可以給歷史學家提供見解，卻不能給未來提供指導，因為不能指望全體人類的行為會有一定之規。所有的鮭魚都游回它們出生的上游產卵，這是鮭魚的普遍法則。但人類存在的世界比魚類複雜多了。要讓每個人都被游回子宮的下意識欲望所操控，需要太多的力量施加其身。 在我來說，弗洛伊德不幸地選取了兩個皇家的故事來舉例說明他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結和厄勒克特拉情結。帝王的生活是有特殊性的，尤其是牽扯到統治和繼承等權力問題，這就不是普遍的人之常情。俄狄浦斯弒父傳說可能來源於所有皇家繼承人都憎恨父親的實際現象，但這不是因為他們想和母親睡覺，而是他們覬覦王位。如果家長統治碰巧來自母親，他照樣會痛恨母親。母親也一樣會從出生開始就討厭兒子，因為她知道兒子註定要取代她的位置，就像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長子愛德華七世一樣。這不是什麼弗洛伊德，這就是王朝政治。 至於厄勒克特拉，天曉得這個故事是怎麼編出來的。阿特柔斯家族怪異極了。他們家的怪事遠遠要比厄勒克特拉愛上父親多得多。比如，俄瑞斯忒斯幫助厄勒克特拉一起殺死了他們的母親——在另一版本中，厄勒克特拉也自殺了，這個故事如何？是不是殺錯了？他為什麼沒有殺死他的父親呢？還有，厄勒克特拉的姐姐伊菲革涅亞，阿伽門農要殺了她祭神，這個故事又怎麼說？弗洛伊德們對此的解釋呢？他們沒有解釋。這不是歷史的態度。歷史學家不能挑選史實，他們必須處理好全部的事實。 再舉馬丁·路德的例子。如你所知，哈佛的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發現路德從小就有便秘的毛病，他就由這個有趣的生理學事件為基礎，建立了足以解釋這個人的一切的整套理論。這簡直是近年來歷史界最誇張的一件事了，百老匯甚至還排了一部戲。我無論如何不相信路德把《九十五條論綱》貼在維騰堡教堂門口，僅僅或主要是因為他肛門肌的活動——或者不活動。據我所知，抗議的私人出發點或許是他的肛門問題，但對歷史來說，更要緊的則是抗議這個形式。這必然與由來已久的、深層的社會不滿有關，與出售贖罪券有關，與教士腐敗有關，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路德出頭抗議，也會是別人。有他無他，新教都會產生，那麼產生的原因就和他個人的隱疾沒有絲毫關係。我肯定，埃里克森教授試圖解釋的是路德，而不是新教，但他的書掀起了一股精神歷史學的潮流，讓那些沒有足夠知識和訓練的人都來試練這種方法。 追隨弗洛伊德的還有一位廣受歡迎的小先知——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他基於對歷史教訓的精深研究，宣布了「西方的沒落」。從那時起，人們就斷斷續續地回到他的主題，特別是在「二戰」爆發和殖民時代結束那時。中國的崛起和亞非獨立運動的遍地開花刺激人們焦慮地把目光再次投向斯賓格勒。歐洲完了，知情者們說，未來屬於有色人種。 人們已經揮鍬掄鎬要埋葬歐洲很久了。我記得在20世紀30年代，有一位我特別敬佩的政治思想家告訴我，歐洲的統治結束了，未來屬於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這個觀點對我來說既新奇又可怕，所以我印象很深。我不認為俄羅斯和美國可以和歐洲分而論之，更進一步說，我們是歐洲的延伸。我不敢對俄羅斯抱以教條的思維，但我敢肯定的是美國。美國文化發源於歐洲，我們的前途和歐洲密不可分，長期來看我們是一致的。我的印象是，歐洲，或者擴展一點兒說，白種人，離完蛋還早著呢。歐洲又煥發生機了，作為思想的發源地，它取之不盡。最近的成果，如果是不太受歡迎的，也應該是最尖端的成果——核裂變，就是一群歐洲人搞出來的。這些人有馬克斯·普朗克、居里夫婦、愛因斯坦、盧瑟福、費米、尼爾斯·玻爾、西拉德。再早些還有現代思想的三位塑造者——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他們都是歐洲人。我不知道任何發自亞洲和非洲的原創思想對現代世界產生過什麼深刻的影響（可能除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的概念，但是，梭羅在其之前就有了相同的觀念）。 在我看來，歐洲能夠在思想和實力上長期統治世界，絕非曇花一現和事出偶然。它非但沒有被遠遠落在後面，看上去它還加大了領先距離，除了在可怕的人口數量上他們處於劣勢，不過我認為西方人的創造力會解決這一問題。所謂亞非民族的出現發生於西方的標準之下，以西方的體制、政治、工業為衡量刻度。他們丟掉了自身的文化誠然可悲，不過我認為這是無法避免的。新的領域是太空，那裡也正在被西方人開拓。斯賓格勒說得夠多了。 時尚的歷史理論，正如時尚的本質一樣，新舊交替，走馬燈一樣變換。但這也沒讓系統論者灰心喪氣。他們堅定地相信今年的理論，就像他們堅定地相信去年的理論一樣，正如以賽亞·柏林所說，我們總是「以切身體驗為代價不懈地追求完整和對稱」。我長大時，正值歷史的經濟學解釋為最新福音，查爾斯·比爾德對此影響巨大。這個理論對比爾德來說無可置疑，就像他從燃燒的灌木叢中看見過一樣[1]。甚至質疑他說國父們是在經濟利益驅使下才要脫離英國，質疑他說是利益至上的考慮把我們帶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成了一種最為天真的罪過。不過歷史學家最近的時尚——看上去像是必需的時尚——就是雙腳跳踩比爾德。他的追隨者幫助他建立了理論體系，完成了幾乎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情境的教條，然而他們的屍身被毆打、分析、解剖，最後被徹底地拋棄。現在，歷史學的主流開始拋棄費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和他的邊疆理論了。我不知道新的解釋是什麼，但我肯定一定會有某種理論，因為就像一位學院歷史學家最近下的斷語：寫作歷史需要「有序的大思維（alarge organizing idea）」。 說起「有序的大思維」，我眼前呈現的是一台拖拉機拉了張鐵鏈網在犁地。我看到那個教授爬上拖拉機，隨著他向前，拖在後面的「有序的大思維」就在耕犁歷史的坑坑包包，直到土地平整、乾淨、有序——換句話說，被放進了某種系統。 凡人——你、我、拿破崙——不敷為科學的因素。結合了性格、環境和歷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無數變量的集合，無法複製。他的出生、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食物、他的家、他的學校、他的經濟社會地位、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第一個女朋友，以及蘊含其中的所有變量，組成了神秘的人物性格，還要和其他變量結合：國家、氣候、時間和歷史情境。所有元素以精確的比例再次調配之後，就能複製出摩西、希特勒、戴高樂，以及殺了甘迺迪的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了嗎？ 只要人還是「不可知變量」——我看不出，在不遠的未來，有無限可能的人會在哪方面有固定下來的傾向——我不認為他的行為可以被有效地編碼和量化。對電子化急進又樂觀的人將繼續把人的過去行為切成千千萬萬可定義的碎片，他們叫「輸入」，然後機器轟轟隆隆，一道電光閃過就給出了「輸出」。可是輸出可靠嗎？我打賭十有八九歷史會無視電腦的輸出，就像它無視卡爾·馬克思一樣。未來還將需要歷史學家。電子學是有用的，但我可以自信地說，它無法把歷史學家變成按鍵的工人，把歷史變成系統程序。 芝加哥歷史學會的講話，1966年10月。 [1] 《聖經·舊約》說神出現在燃燒的灌木中，指示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