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人類的閃光時刻

我想給流行的悲觀情緒來點兒不一樣的東西，我要回憶一下人類積極的，甚至是值得敬佩的一面。我們最近很少聽到這些東西了。我們的時代不是自尊和自信的時代，不像從前，比如19世紀，從當時的描寫中就能流淌出自尊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特別是男人，把自己描繪得正直高貴，並且驚人地英俊。而我們的自我印象則如伍迪·艾倫和塞繆爾·貝克特筆下的人物一樣[1]。在全球一團亂麻、20世紀劣跡斑斑的情況下，我們有理由自視為劣等生物，我們不是有心為惡的，也是粗心大意的，我們熱衷暴力、無知、腐化、無能，無法控制威脅我們的力量，一次次臣服於我們的劣根性，總而言之，我們墮落了。這個標籤似曾相識，也有理有據，不過卻是陳詞濫調。研究歷史讓我知道，人類有衰也有興。興盛時的人類完成過最勇敢的壯舉，也創造過最美的東西；我們奮發圖強，探索過海洋，征服過荒蠻；在創造性的藝術領域取得過美麗的奇蹟，也取得過科技和社會的進步；縱觀歷史，我們激情澎湃地熱愛著自由，九死不悔；我們追求知識，實踐理性，享受歡笑，熱衷遊戲，展現勇氣，英勇無畏，大公無私，自尊自愛，莊嚴體面；我們體驗過愛，知道舒適、滿足和幸福的滋味。所有這些都是人類經歷中的精華，即使它們沒有像負面信息一樣被重視，不如我們犯下的罪惡那樣影響深遠，它們仍然值得關注，因為現在已經沒人記得它們。 在所有的偉大壯舉中，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把人送上了月球，並安全返回——是當之無愧的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有人可能會認為這件事產出稀少，徒耗精力，錯誤地排在了更急迫的需要之前，以上也許都對，但我看來，都不能抵消這個成就的光輝。如果你仔細想想，就會發現所有積極的事情都有消極的一面——有時多些，有時少些——並且不是所有值得敬佩的成就都有一個值得敬佩的動機。有時還會導致悲劇的結果。儘管目前的徵兆指向的是更壞的未來，其實，人類的潛能從來就是這樣，沒有變過。如果原始人能發現怎麼把穀子變成麵包，河邊的蘆葦變成籃子；如果他的後代能發明輪子，把行蹤不定的空氣用來磨麵，把羊毛、亞麻、蠶絲變成衣料——那麼我想，我們是能夠找到能源問題的出路的。 想想荷蘭人是怎麼完成圍海造田的奇蹟的。他們在過去的60年里，高明地圍住須德海，為國家增加了50萬英畝（約20萬公頃）的土地，相當於國土面積的8%，為那裡將近25萬的人興建了家園、農場和小鎮。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意志、這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強過了那時和現在的人類，在這個歐洲最小的主要國家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荷蘭是個低洼、多風、水澇的地方，它一部分國土在海平面以下，遍布濕地、河流、湖泊、水灣。它國土的外輪廓完全暴露於常有暴風雨的北海，抵禦海浪的天然屏障只是一些海邊的沙丘而已。儘管有諸多地形上的不利，荷蘭卻是人口最為稠密、有序、繁榮的國家，在西方國家的歷史上雄極一時。幾個世紀以來，從第一批居民——躲避敵人迫害的人們開始，他們就定居在沒人打擾的沼澤之畔。荷蘭人長期與水患鬥爭，學會了如何與水共生：他們把房屋建在土丘上，一次次用黏土和稻草修築防波堤，用看不見頭的火車運來泥土，用石頭加重柳條床墊，在每個春天修復著冬天的破壞，抽乾濕地，就溪築渠，修建通往閣樓的斜坡以便在發水時保住牲畜，用環圍的堤壩從波濤中一次次搶得土地、又在海洋的一次次報復中失去它們，荷蘭人不斷發明新的方法來對抗他們永恆的敵人。 須德海是個受潮汐影響的海灣，嵌入荷蘭的國土8英里（約12.8千米）深，10英里到30英里（約16千米—48千米）寬。荷蘭人一直有計劃把海灣口用大壩封住，與外海隔斷，但一直囿於高額的花費而未能動工，直到1916年，一場大規模的洪水把鹽水灌進了阿姆斯特丹北部的所有農田，才推動了這個計劃。1918年，議會兩院一致通過合圍海灣的工程。國小志大，這個計劃需要修建一道連接海灣兩頭、20英里（約32千米）長、高出海面20英尺（約6米）的海堤。壩頂要足夠寬闊，可以行車，也可以容納水利工程的機電室。堤壩的底部則要600英尺（約182米）寬。第一車沙石於1920年傾倒入海。 海堤只是計劃的一部分。合圍後形成的內海則需要抽乾鹽水，用萊茵河下游支流的淡水灌入。淺灘下的土地在抽水過程中逐漸露出了水面，形成四塊人造土地。控制流量的副堤、泵站、水閘、排水渠，以及導流的閘口、內河港都需要修建；為人造土地施肥、植樹、築路、修橋、城鄉建屋，完成所有這些計劃要60年。 設計完美的工程計劃在實施中就遇到了麻煩。施工時，煞費苦心隨著構架倒入海堤的沙石，遭到強烈的水流和變化莫測的暴風衝擊，一夜之間就被沖走。手段和方法常被事實證明是簡陋的，無法實施的。縱是如此，兩頭的堤壩在慢慢地向中間合攏。缺口在逐漸變小，通過堤壩的水壓每天都在增大，每天都在帶走壩底的填材，衝擊著大壩的整體結構，成為阻止最終合龍的巨大威脅。最後幾天，大批的起重船、挖泥機、駁船和其他設備齊集合龍口，趕在下一次潮汐到來之前有12小時，填材瘋狂地傾瀉入海。這時，有報告說將有大風。保護合龍口的節制壩好像就要頂不住了，工程才推進了30碼（約27米），懸念已至頂點。潮汐夾著砂帶著沫地撲向狹窄的最後通道，所有工程設備聚集在這一點，填上了堤壩最後的開口，承受住了海浪的擊打。1932年，人類站在了這個地方，這是北海的波濤統治了700年的地方。 乾爽的土地形成了，第一批來訪者是鳥兒。一個10年又一個10年，漸漸地，莊稼、房屋，文明到來，當然不幸的人類的破壞也次第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潰退的德軍炸毀了一部分堤壩，西面的人造地完全被淹。在戰爭的最後一年，荷蘭人抽乾了積水，重新開始春種，7年之後，農田和村莊重新回到了這片土地。天是不可征服的。1953年的大洪災淹沒了荷蘭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荷蘭人逃出劫難，一邊修復須德海的工程，一邊吸取教訓，並向其他國家傳授他們的水利技術。今天，須德海路（Afsluitdijk）是一條普通的大道，我行駛其上，一邊是陰鬱的大海，一邊是欣欣向榮的城市，這一刻對人類的未來充滿了樂觀。 ********* 偉大的嘗試需要高瞻遠矚的視野和志在必得的衝動，有時不必如荷蘭人的例子那樣腳踏實地，而是衝動多，目的少，比如中世紀建造的哥特教堂。此種建築的爆炸式增長創造了大量高聳入雲的拱頂——有拱式的，有肋架的，放射出珠寶的光芒，裝飾著上千種石刻的人物，從體積、壯麗程度和數量上都代表了永恆的人類工匠藝術。怎麼來解釋這種現象？僅僅說宗教熱情是不夠的，還有時代的活力、爭勝的欲望、做出最大和最好東西的野心。只有眾志成城，集合貴族、商人、同業公會、工匠和平民舉國之力，才能調動這麼巨大的資源和勞力，承擔這麼宏偉的任務。每個群體都發起捐款，主要是商業巨頭，他們通過捐錢來減輕賺錢的罪惡感。所有階層都志願參與工程。有觀察者稱：「有誰見過和聽過，在過去的時代，世界上有權有勢的王公，在榮耀和富足中長大的人，那些貴族——包括男人和女人，願意低下他們傲慢的脖頸，如負重的牲口一樣拉動小車，把滿載紅酒、糧食、油、石料、木材等一切修建教堂的原料拉到基督的住所？」 教堂的蘇熱院長（Abbot Suger）革新式地建造了聖丹尼教堂，後者被認為是哥特建築的始祖，體現了哥特建造者的精神。他決心要創造基督教世界中最恢宏的宗座聖殿，監製了這項工程的方方面面，從善款籌集到內外裝飾，他的名字也被不朽地銘刻在了教堂的拱心石和柱頂上。他告訴我們，他清醒地躺在床上，犯愁哪裡去找合適的巨大的梁木。他後來和他的木匠到了森林裡去詢問伐木工。伐木工發誓那裡找不到他想要的樹，但他堅持一個人去尋找，結果在荊棘和灌木中攀爬了9個小時後，終於找到、標記了12棵需要的巨樹。 志在必得的衝動主要來自市鎮，那些年它們的經濟、政治實力在增強。法國皮卡第地區繁榮的首府亞眠就決定修建法國最大的教堂。「比所有聖人高，比所有國王高。」為了給它騰出足夠的空間，甚至醫院和主教座堂都搬了家，城牆向後推移。同一時間，在毗鄰亞眠的城鎮博韋，他們在教堂的耳堂上修起了拱頂，正堂前所未有的達到了158英尺（約48米）高，堪稱當時建築師的膽量極限。它確實達到了極限，因為由於柱子太高，支撐力分散，在建起12年後，拱頂塌了。人們頑強地修復了它，並再次「不知天高地厚」地給這座教堂修建了尖頂，從地面到頂端有492英尺（約150米），為法國最高。博韋鎮用盡了資源，正堂再也沒有修好，雖然整體結構小了一截，但仍然壯觀。內廳恢宏寬闊，走進駐足，你一定會驚為奇蹟，佩服得屏住呼吸。 建築變得越來越高，越來越單薄，柱子越來越瘦，那麼更多支撐主體建築的新辦法和新技術就被設計出來，扶垛就是其中之一。它像天使的翅膀一樣長在建築外牆上。這是一個大膽革新的時期，是卓越精神無限施展的時期。僅1170年到1270年一個世紀，法國就修建了600座主教座堂和重要的教堂。在這期間，英國用38年建起了索爾茲伯里大教堂，為英國最高。德意志的弗萊堡教堂的尖頂全由精美的石頭築成，像某個超自然的大蜘蛛吐的細絲。在巴黎的聖禮拜堂，15扇巨大的窗戶簡直吞噬了牆壁，它們構成了那裡的全部。 裝飾是城市建設的一部分。法國蘭斯就有5000尊雕像，包括聖人、先知、國王和紅衣主教、教區主教、騎士、女人、手藝人和平民、魔鬼、走獸和飛禽。據說在法國北部每一片樹葉的所在位置都有裝飾功能。在銘刻、花窗和雕塑中，大教堂展現了中世紀的工藝藝術，那些建築奇蹟成了永恆，雖然它們已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中心。羅丹說，就算在晚上，看不見了，他也能感受到蘭斯的存在和美麗。他寫道：「它的力量超越了意識，眼睛看到了它看不到的東西。」 大教堂數量的大爆發有多種解釋。藝術史學者會告訴你，是因為發明了肋架拱頂。宗教史學者會說，因為那是一個相信有了上帝相助一切都將可能的時代。事實上，那不是一個信仰單純的年代，卻是充滿了異端和宗教裁判的時期。甚至，你可以說那是因緣際會。君主制下城鎮的社會秩序取代了貴族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存在不再是努力求生，而更添了福祉和過剩的精力，以及更多的共同努力的機會。銀行業和商業創造了資本，道路讓輪式交通成為可能，大學培育了思想和交流。那是歷史的高潮期，是活力、自信和力量匯集的年代，是血液加速奔流的年代。 ********* 就算是歷史的低潮，一個特殊的實踐群體也以開拓者的形象出現，為後人稱道。遠在大教堂時代之前，在8世紀的迷霧中，維京人的航海是膽識、體力和技術的奇蹟。維京人把他們的無甲板船無情地推向大海，向南航行，繞過西班牙，到達北非和阿拉伯半島；向北航行，到達世界的頂端；向西航行，越過未知的海域抵達美洲的海岸。他們駕著船穿越大陸，從波羅的海直抵俄羅斯的內河，遠達黑海。為什麼？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動機何在，只能說，這是人類的稟賦吧。 我們的國家——美國的建立又是如何的呢？我們聽慣了「五月花」號的航行，不過想一想，他們需要多少無畏和雄心、對獨立的義無反顧，以及充沛的勇氣和毅力，才能離開熟悉的地方，遠渡重洋，前往一個沒有居所、沒有食物、沒有商店、沒有一處耕地、沒有莊稼和牲畜，沒有一切安居樂業所需的未知世界。 同樣無畏的，是美洲大陸北部森林的法國人。整個17世紀，從聖勞倫斯河到密西西比河，從五大湖到墨西哥灣，他們開疆擴土。他們不是朝聖者，不為自由，只為獲取和統治——不管是在耶穌會士的精神帝國里，還是在國王的土地、榮耀和財富上。歷史上很少有人能主動投入這樣的艱苦生活和令人膽寒的冒險，並堅持不懈。他們忍飢挨餓，精疲力竭，飽經凍傷和印第安人的抓捕、刑罰之苦，遭遇傷病、險流、毒蟲、跋涉和苦寒。有此遭遇的人竟然不逃不避，再一次進入包羅萬象的森林，和危險、痛苦和死亡作對。 別的不說，就說堅持不懈尋找密西西比河河口的拉薩爾，就讓人難以超越。他在魁北克準備自己的冒險，掌握了八門印第安語言。從此，他遭受了事故、背叛、拋棄，失去了人員和物資，發了燒、患了雪盲，陷於對手的設計——後者鼓動印第安人與他作對，伏擊他，毒害他。如弗朗西斯·帕克曼所寫，他真的被「破壞力巨大的魔鬼」驅使。他在暴風雨中划過驚濤駭浪的安大略湖，他每晚都要讓獨木舟駛過冰冷的水面靠岸，當一隻獨木舟翻船沉沒，他失去了槍和行李。為了在尼亞加拉大瀑布上建立堡壘，他要用滾水澆化結凍的地面。當堡壘最終建起，拉薩爾給它起名叫克雷夫科爾——法語的「心碎」。飢餓的守軍譁變，劫掠這座堡壘時，它的名字變得名副其實。還有，被他定為目的地的友好的印第安村，被易洛魁人燒殺一空，餘燼殘灰中只剩燒焦的木樁和頭骨，狼群和禿鷹來往其中。 隨大河（Great River）4個月的危險旅程之後，拉薩爾到達了海邊。他取得了整個國家的所有權，從這條河的河口、它的源頭到所有支流——也就是從落基山脈到阿巴拉契亞山脈的密西西比河的廣闊流域——並以路易十四的名字命名它為路易斯安那。這一聲明看來對我們是無效的（在當時是有效的），但這並不是重點。真正可貴的是一個人用超凡的努力和百折不撓的意志對逆境的征服。 ********* 可喜的是，人還有尋找快樂的能力。他們不辭辛勞地以各種辦法取悅自己，創造了了不起的事跡和快樂。盛裝遊行、狂歡、節日慶典、煙花、音樂、跳舞和戲劇、聚會和野餐、體育和比賽，還有喜劇精神以及它帶來的笑聲。從盛大慶祝到獨自垂釣，快樂無處不在，抵禦著這個世界的種種不幸。 為了致意宙斯，人們創造了4年一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古典時代最為著名的節日了。就像我們把基督出生年定為歷史元年一樣，希臘人把他們的歷史元年定於第一屆運動會那年——公元前776年，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每場比賽的勝者頭戴橄欖冠，象徵著快樂之冠。羅馬人認為這標誌著希臘人性格中的輕浮，不過這項古老的賽事持續了12個世紀，遠遠超出了羅馬帝國的壽命。 遊戲中的人（Homo ludens），絕對和戰爭中的人、工作中的人一樣重要。在人類活動中，球的發明據說可以比肩輪子的發明。想像美國沒有了棒球，歐洲沒有了足球，英國沒有了板球，義大利沒有了地擲球（bocci），中國沒有了桌球，大家沒有了網球。就算是清教徒嚴於克己的榜樣約翰·加爾文，有一次也被人發現在星期天玩保齡球。1611年一艘英國補給船抵達詹姆斯敦時，發現飢腸轆轆的開拓者們也在玩保齡球，以緩解他們的不幸。剝玉米、滾木頭、壘穀倉、賽馬、摔跤和拳擊吸引了當年的美國人，就像他們現在坐在沙發上被足球、籃球吸引一樣（這種吸引看來有些被動）。 遊戲就是用來消遣、消耗，逃離生活的正軌。在殖民時期的紐約，人們在馬背上拉著小提琴，乘著雪橇一路來到鄉間旅館，據參加過這種活動的人說，在那裡，「我們跳舞、唱歌、嬉鬧，吃東西、喝酒，整日整夜無憂無慮」。約翰·奧杜邦[2]參加了一次在肯塔基邊疆的烤肉舞會，他寫道：「每張面孔都面帶笑容，每顆心都心花怒放……擔憂和悲傷都飛到九霄雲外。」 遊戲也有陰暗面。比如在角斗場、鬥雞場和拳擊場，煽動起來的是人性中最不愉快的部分，是在鮮血和殘忍中獲得滿足。不過就遊戲整體而言，這些陰暗面無傷大雅。 我們大多數的快樂來自食和色。這兩個元素在我們的時代得到了過多的關注——讓我僅僅提一下這二者的關聯，就把它們放到一邊不談。菜譜、烹飪法、新奇的食物以及漂亮的盛具大量出現，就像是色情、性治療、黃色電影以及防止兒童性亂的警示故事一樣層出不窮。二者的增長究竟代表著墮落還是自由尚有爭議。我們就談點別的。 例如狂歡節。所有形式的齋前狂歡節（Mardi Gras）就是「不要約束」的一種藉口：其實就是為了四旬齋前的縱慾狂歡，為了打扮漂亮地演出戲劇，為了穿上戲服、頭戴面具地跳來跳去，為了製作天馬行空的花車，為了噪音、惡作劇、玩笑，為了鮮花大戰和拋撒紙屑，為了舞會和宴會，唱歌跳舞，為了煙火表演。比利時的班什狂歡節（carnival of Gilles-Binche）起源於16世紀，為了慶祝查理五世征服秘魯。在狂歡節上，舞者頭戴高聳的羽毛頭飾扮演印加人，還有裝飾了叮噹作響的鈴鐺、滾了金邊的華麗服裝。他們穿著木鞋，踏出舞步的節奏，手提籃子，裝著象徵著秘魯寶藏的橙子，用來扔向圍觀的路人。在著名的豐收時節舉行的義大利錫耶納賽馬節（Palio of Siena）上，每個居民區派出一人一馬，在公共廣場陡峭的鵝卵石路上竭力比拼，居民為自己的人馬瘋狂尖叫。五月節前夜的魔女之夜（Walpurgis Night）以女巫狂歡的幌子行羅馬酒神節（bacchanalia）之實。冬天的聖誕節則以贈送禮物而著名。人類確實發明了無數的方法來讓自己開心。 中國人是箇中高手，他們發明了最多的方法來抵禦洪水、饑饉、戰亂和其他不幸的命運。敲鑼、擊鈸、擂鼓發出的聲音響徹他們悠久的歷史。他們無一月沒有集市和戲院，屆時街上掛滿五彩繽紛的手繪燈籠，路上「車水馬龍」。夜空被爆竹點亮——這是一種中國的發明，爆炸出牡丹、花盆和妖魔鬼怪的形態。取樂的方式數不勝數。不同音調的哨子綁在鴿子的翅膀上，鴿群盤旋天空，奏出音樂。找陽光和煦的一天和三五知己一同駕乘冰橇，在結冰的湖面滑行是人生大樂，如同「行玉杯之上」。還有什麼比一個叫「半仙節（Half an Immortal）」[3]的古代節日更快樂的呢？及至節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無不盪鞦韆作樂。當盪至高處，如臨仙境，回到低處則如重返人世，沒有什麼比做個一時的神仙更快樂了。 而在歐洲的盛世，王公也常安排設計出一些盛大炫目的華麗表演來展現他們的偉大，1660年奧地利的利奧波德一世和西班牙公主的婚禮堪為奢華宏大表演之觀止。作為歷時三個月的慶典的高潮，「四大元素」的騎術比賽在廣場上舉行，每一種元素都由1000號盛裝騎手組成。水陣穿著藍色和銀色的服裝，覆以魚鱗和貝殼；風陣穿著金色錦緞，飾以彩虹的七色；土陣飾以鮮花；火陣飾以跳躍的火焰。海神被海怪和風神簇擁，騎乘巨大的噴水鯨魚拉動的座車。「土」的座車上有潘神和牧羊人的花園，由數頭背負城堡的大象牽引。「風」騎著火龍上場，還有30頭獅鷲。「火」則由權神伏爾甘、三個獨眼巨人、一隻噴火蜥蜴助陣。還有個不相干的角色是載著一船人去尋找金羊毛「阿爾戈」號。騎術比賽告終，一個嵌滿繁星的地球被代表和平的人造彩虹壓彎，滾過廣場，打開，展示了不死聖殿，從裡面出現了扮演哈布斯堡家族十五位君主的騎士，最後一個是利奧波德本人。他衣著神聖，銀色緄邊鑲滿鑽石，頭戴王冠，乘坐在由八匹白色駿馬牽引的銀色貝殼中。貝殼中還有七位身著禮服、珠光寶氣的歌手，為公主演唱著小夜曲。接下來是高潮中的高潮，每隊八位騎士的四隊人馬演出了馬上芭蕾，他們跟隨小號的婉轉音調、定音鼓和加農禮炮的節奏邁著精心設計的舞步。在恢宏的終曲，上千發火箭從兩座名叫「帕納塞斯」和「埃特納」的人造假山沖天而上，天空成功地被哈布斯堡家族的一首離合詩照亮——AEIOU，意思大概是「奧地利統治世界（Austria Est Imperare Omne Universo）」。 目的只是為了炫耀，但結果激動人心。觀者入迷，演出者自豪，編排者當上了男爵。這是男人和女人沉迷於藝術享受的例子，享受是藝術古往今來都不會過時的功能，儘管人們對此知之甚少，今天的人類只是在酒色的污穢打滾的可憐蟲，就像沒有別的選擇一樣。 ********* 人類最好的求助對象，也是最長久的成就，就是藝術。最好的藝術揭示出人性中與缺陷、邪惡共生的高貴，並感知到美和真。不論是音樂、建築、文學、繪畫還是雕塑，藝術打開我們的眼睛、耳朵和感覺，讓我們體會到一些超越我們自身的東西，一些如果沒有藝術家的眼光和天才的技藝我們就無法經歷的體驗。希臘眾多神廟的位置非常講究，比如蘇尼翁角的波塞冬神廟，外輪廓映襯著藍色的愛琴海——波塞冬的家；米開朗琪羅的石雕莊嚴肅穆；莎士比亞嫻熟地語言掌控和對人類靈魂的探知；巴赫音樂中複雜的秩序，莫扎特曲調中的魔力；中國單色瓷器的純粹——它們的名字都很好聽：青瓷、牛血紅、桃色、月光藍（clair de lune）；提埃波羅眼花繚亂的天頂，如果沒有畫框的限制，那些有著漂亮顏色的世界恐怕都會在天上動起來；還有從荷馬到塞萬提斯、簡·奧斯汀、約翰·濟慈、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的所有作家的所有文章和詩歌。誰創作了這一切？是我們，是我們這種生物。因為範圍太廣，內容太多，我無法公正地一一列出那些名字，但以上隨機所舉的例子以及它們的未盡之言，已經給了我們充分的理由來尊重人類。 如果說我們（我正是這麼認為的）在現代社會失去了美和優雅，那麼，我們通過科學技術和民主的制約，在大眾的物質生活方面獲得了更多。工人階級的生活變化，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看法標誌了現代社會和古代政權之間的巨大區別。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貫穿19、20世紀的殘酷的工人戰爭，取得變化主要靠對常常心懷惡意的強烈反對派動用武力。通過這個嚴酷的過程，才培育和喚醒了社會以前沒有的良知。西方發達國家，在大體上消滅了奴隸、貧窮、困者無助和生計匱乏。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功勞，即便因為調和大眾價值，世界變得醜陋了。歷史逐漸在平衡所失與所得，免得上帝太過嫉妒。 科技推動的物質奇蹟——運用蒸汽、電力、麻醉技術、防腐技術、抗生素、洗衣機（解放了婦女），以及引發的所有節省人力的進步——在我們的文化里已經得到了充分認識，所以我不願再去強調。巴斯德在人類歷史上是和米開朗琪羅、莫扎特一樣偉大的人物——就人類的共同福祉而言可能還要更加偉大。我們更容易注意到他那樣的成就，而不是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去問任何人人類的成就有什麼，第一個答案多半都是物質方面的東西。不過科學進步的副作用總是巨大的。戰爭武器在它不斷增長的殺人能力上就是這樣的例子，誰能理直氣壯地聲稱汽車、飛機、電話、電視、電腦帶來的好處就多於害處呢？ 追求知識本身就是好的。18世紀有過一次春天，人們認為通過知識和理性，一切都是可能的；人們盼望理性衝破宗教的藩籬，就像陽光衝破濃霧；武裝了知識和理性的人們最終將掌握自己的命運，建立美好的社會。萊布尼茨傳播了一個觀念：正因為這個世界存在，那麼它就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樂觀主義」這個詞首次在1737年使用。 知識的力量在那幾十年產生了多大的震撼！1735年到1755年的20年，林奈命名並分類了所有已知的植物，布豐用36卷著作把自然史梳理一新，美國人約翰·巴特拉姆翻山越嶺找到各種植物，寄到歐洲。伏爾泰、孟德斯鳩、休謨探尋人性，追索法律和社會的道德基礎。班傑明·富蘭克林展示了閃電確實是電。約翰遜博士編寫了第一部英語詞典；狄德羅和法國的百科全書派用祛昧啟智的語言把當時的所有知識都寫了下來。歐洲人發現了中國人制瓷的秘密，在麥森和德勒斯登大量生產。全歐洲最宏偉的協和廣場在巴黎開始動工。英國發行了至少有150種報刊和雜誌。小說在理察森和菲爾丁的努力下生機勃勃地誕生[4]。夏爾丹，一個卓越的藝術家，用深情的畫筆在和諧的家鄉景色中畫出了人性。賀加斯則來自另一個星球，他的畫總在暴露所有粗俗和下流的陰暗面。那是一個熱情高漲的時代。1743年倫敦演出了亨德爾的《彌賽亞》，喬治二世極為欣賞「哈利路亞的合唱部分」，他情不自禁的起立引得全場觀眾紛紛起身，後來觀看《彌賽亞》的觀眾還保持了這個傳統。一個展現了時代精神的人物也在這段時間出生了，他就是托馬斯·傑弗遜。 如果以上20年再延長10年，那將聽到振聾發聵的盧梭《社會契約論》、貝加利亞《論犯罪與刑罰》、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的開頭，以及——雖然發生了里斯本大地震、伏爾泰也寫出了《老實人》[5]——法蘭西學院詞典仍然收錄了「樂觀主義」這個詞。 雖然啟蒙時代高估了理性指導人類行為的力量，但它畢竟讓男人和女人開始以更人性的目光去看待身邊的過客。殘忍的習俗慢慢改革——治療瘋病的手段開始改變、減少了死刑、緩和了對債務人和侵權人的嚴厲法律，並且，開始了廢除奴隸貿易的激烈鬥爭。 人道主義運動不是做慈善，後者帶有捐贈者不為人知的其他利益企圖，而前者，則更無私和利他，純粹是良心驅使。這一點在威廉·威爾伯福斯[6]。身上得以集中體現，他喚醒了18世紀英國人的良心，反對買賣人口。在美國，奴隸制的不道德性長期困擾著殖民地的人們。1789年，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制，緊隨其後的是紐約、新澤西、賓夕法尼亞，但南方各州堅持廢奴不在憲法規定之列，以此作為它們加入聯邦的價碼。 英國本土的經濟不需要奴隸制來支撐，所以威爾伯福斯有更多的活動餘地。如果權力是他的追逐目標，那他憑藉影響力足以當上首相，但他把一生都投入到了為人類爭取福祉中。他發動、推進了社會運動，其成員開會、請願、搜集「中央航路」[7]的恐怖事件、在公共場合散發宣傳冊、煽動信奉新教的中產階級加入到聲勢漸盛的潮流中——用特里維廉的話來說，就是去「融化政治家畏首畏尾的堅冰」。1807年，英國的國土上廢除了奴隸貿易。遠海和非洲海岸都有英國海軍巡邏，以保證法律的強制力。當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被說服加入了禁令，他們分別收到了英國納稅人30萬和40萬英鎊的補償。陽奉陰違、暗中走私的事情還在繼續，這讓廢奴主義者相信，要阻止這樣的貿易，只能從根本上廢除奴隸制度才行。廢奴宣傳在繼續。在其後的1/4個世紀，補償金逐漸軟化了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主和他們英國盟友的反對，1833年，解放所有大英帝國奴隸的法案簽署。英國納稅人為廢奴付出的補償金據說總計2000萬英鎊。 從最近不快的經歷中，我們學會了從每一次公共動作的背後去揭秘野心、貪婪和腐敗，但事情也並不一貫如此。即便是在不堪的20世紀，人類確實擁有更善良的動機，有時也確實出於善意去做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淪陷的丹麥，人們被納粹驅逐丹麥猶太人的命令激怒了，鼓勇抗命，通過地下鐵路把所有8000名丹麥猶太人送到了瑞典，後者提供了他們的庇護。與此事並無關聯的是，在更遙遠的法國南部小鎮利尼翁河畔的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居民冒險用性命和自由去搶救著猶太人和其他納粹的受害者。「搶救性命成為勒尚邦人的習慣。」一個居民說。不過，不可否認，那個時代更多的記錄卻是通敵，被動和主動的都有。我們不能指望善意的動機主宰世界，除非它們自己經常出現。 歷史上，能喚起人性中最為閃光之處的東西常常是對自由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在地球的某個角落，人們被斯威本所說的「神聖的造反權利」所鼓舞，驅逐暴君、反抗外來征服、取得自由——直到權力不再腐化，自由會實現，我相信這一天不會太遠。 古代猶太人有三次反抗外來統治者的起義，第一次是馬卡比起義，反抗的是塞琉古帝國的安條克禁止猶太人行猶太教禮。祭司瑪他提亞和他的五個兒子召集了山中的信徒，開展游擊戰。父親死後，五子之一的猶大的軍事天才開始展現，他綽號「馬卡比」——「鐵錘」。他作為光照中世紀的九傑[8]之一，打敗了敵人，光復了猶太聖殿，重新建立了朱迪亞（Judea）的自由。在下個世紀，猶太堅貞信徒（Zealots）在饑荒、圍城、耶路撒冷的陷落和聖殿被毀的種種困厄中，絕望又瘋狂地再次對抗羅馬人。最終在馬薩達岩，剩下的不足一千人不願投降，集體自殺身亡。朱迪亞被外敵占據的60年後，那裡的猶太居民在西蒙·巴爾·科赫巴的領導下再舉義旗。他們短暫地重奪耶路撒冷，最終不敵羅馬哈德良皇帝的重兵。起義被剿滅，但猶太人對自立的熱忱、在18個世紀的流亡中的蓄力，讓他們在我們這個時代重建家園。 在今天，這樣的事情還在層出不窮，比如在阿爾及利亞，在越南。因為距離太近，也常被外來勢力操縱，所以當代的運動看上去不那麼有純粹的英雄主義光輝——比如歷史上的威廉·華萊士帶領蘇格蘭人反抗英格蘭，瑞士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美國殖民地反抗他們的母國。 我一直欣賞紐約殖民地一位莊園主一句充滿勁頭的回答。人們勸他，不要在《獨立宣言》上簽字，免得搭上他的財產，他回答道：「去他媽的財產，給我筆！」不過，在為本文查詢資料時我懊喪地發現，這句話似乎是虛構的。但是這種精神並非虛構，宣言的簽名者太清楚了，他們搭上的不僅是財產，很有可能還是他們的腦袋。 他們也沒有逃跑。華盛頓攻克了長島，紐約防守空虛。他們的土地被英軍刻意破壞，房屋被劫掠，書信被焚燒，家具被砸毀，牲畜和儲糧被毀，佃戶和僕人被趕走，路易斯·莫里斯[9]1000英畝（約4000公頃）的樹林只留下了樹樁。獨立戰爭中，所有人都靠著朋友勉強度日。菲利普·利文斯頓死時再沒有看到自己的家和莊園一眼；富有的商人威廉·弗洛伊德變得一貧如洗。其他簽字的富人也都損失慘重，比如麻省的漢考克——他的簽名那麼大，沒人會弄錯，弗吉尼亞的李，還有巴爾的摩的卡羅爾。喬治·華盛頓是這種精神的代表，他寫信責備他弗農山的管家給英軍先頭部隊的提供補給。這支在波多馬克河溯流而上的英軍威脅道，要是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要燒毀華盛頓的莊園。華盛頓在信中說，得知「他們燒掉了我的別墅，毀掉了我的種植園」，作為對他拒絕的報復，他反而「不那麼痛苦了」。可見，利己的經濟人也不總是我們的行事本能。 走筆至此，我一直寫的是集體的品質，除了大多數時候是個體精神造物的藝術，就沒有提到個人了。幸福感，和藝術一樣，也是個人的事。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湧起，隨時的，隨地的，沒有原因可講。它拒絕人們的研究，嘲笑社會學的解釋，突然泛起，突然消失，又突然再次出現。以艾薩克·沃爾頓為例，他的《釣客清話》（The Compleat Angler）教會人如何滿足，以及如何垂釣。查爾斯·蘭姆說：「任何人在任何時候讀這本書，都會甘甜入心。」儘管沃爾頓生在革命和弒君的動亂年代，儘管他與英國內戰的失敗一方過從甚密，儘管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七個孩子以及和第二任妻子的長子皆盡夭折，儘管他兩度喪妻，他的悲慘命運也沒能吞噬掉他開朗的本性。他的傳記作家說：「他歷盡荒亂，卻永遠和滿足相伴。」 沃爾頓的秘訣是交朋友。自耕農家庭出身，年輕時在五金店當學徒，他自學成才，以開朗好客的性格和虔誠的宗教信仰，與許多有學問的牧師和詩人平輩論交，他為他們作傳，也為他們的作品寫序。這些人包括約翰·堂恩、喬治·赫伯特、邁克爾·德雷頓。另一位朋友查爾斯·卡頓寫到艾薩克，說：「我很高興地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最受人尊敬的人，我享受了最好、最真摯的朋友的友誼。」 《釣客清話》是沃爾頓60歲時的作品，處處可見他陽光般的性格。書里有幽默、有虔誠，有對魚類習性的鄭重提示，有把他們釣上岸的微妙技術，有對自然、對音樂的喜愛。沃爾頓一生中這部作品再版了五次，在他死後還有數不清的版本刊行於世，使他不朽。他和第二個妻子活下來的那個兒子成了牧師，女兒出嫁後育兒無數，給了他父親一個兒孫滿堂的家。他85歲時寫出了最後一部作品，他的朋友寫詩祝賀他的90歲生日，說他是「幸福老人」，「展示了如何找到真正的幸福」，他也在這一年去世。當我們牢騷滿腹的時候，想想他吧。 梳理了這麼多，有什麼結論嗎？我這麼問，因為許多人都指望歷史教給他們點兒什麼。這一點我認為是可能的，但我不確定在必要時你能否用得上它們。我舉了這麼多例子不是想教會大家什麼，而是希望在這個沮喪的時代提醒人們，即使人類的惡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人類的善也依舊在起作用。我知道，挑出這些閃光的時刻不會有什麼實際的作用。翻個面就可以看到黑暗，就像我們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之所以上馬，是因為它的成功可以幫助獲得發展火箭和導彈的資金。事情就是這樣。 哲學的發展就是在討論人性主要是善還是惡。我只知道它們是彼此交織的，你無法從惡中分離出善，智慧、勇氣、善良也和無賴、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無畏和堅韌不拔也和虛榮、殘暴、腐敗同生同滅。 這是個悖論，我們這個時代的西方，從來沒有一個時代有這麼多的人生活如此富足，也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有這麼多的問題。不過我還是以為，人性的美德並未消失，雖然我們這個世紀的經驗似乎在暗示它們已經不存於世。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一切成就和希望幻滅，這個世紀於此時成形，它眼見了俄國革命演變為被它推翻的政權一樣的暴政，眼見了一個本應文明的民族被納粹逆轉為有組織的野蠻之國，眼見了民主國家懦弱的綏靖，這個世紀發生的事情有理由讓人質疑人性。文采斐然的歷史學家范·威克·布魯克斯討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說它是「末世的絕望」。他寫道，惠特曼和愛默生「欣賞人們的價值和判斷，新時代的作家」則會震撼於人們的肉慾、貪慾和暴力，而會討厭他們的同胞。最近上演的一部戲也有相同的主題，講了一個母親千方百計和她兩個「冷漠憤世的」孩子鬥爭的故事。她的問題是她想讓孩子高興，而他們根本不想高興。他們只想在電視上看恐怖片。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本質。它強調缺陷和腐化，不相信勇氣、美德和幸福的可能。它頻頻回望索多瑪和蛾摩拉，卻不見愉悅山。 我們需要求得平衡，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藥方就是孔多賽寫於班傑明·富蘭克林之死的頌詞：「他原諒了現在，為了將來。」 1980年4月，華盛頓特區所做的「傑弗遜演講」。刊於《美國學者》，1980年秋季。 [1] 伍迪·艾倫，美國劇作家、導演，作品多戲謔社會、政治、宗教；塞繆爾·貝克特，法國作家，荒誕派戲劇家，筆下多醜陋、病態之人。——譯者注 [2] 約翰·奧杜邦，美國著名博物學家、畫家。——譯者注 [3] 指清明節，清明習俗盪鞦韆，古人稱鞦韆為「半仙之戲」。——譯者注 [4] 塞繆爾·理察森和亨利·菲爾丁均為英國小說家，兩人加上丹尼爾·笛福並稱英國現代小說之父。——譯者注 [5] 伏爾泰《老實人》的主角信奉樂觀主義卻四處碰壁。——譯者注 [6] 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慈善家、廢奴主義者。——譯者注 [7] 歐洲、非洲、美洲的三角貿易中，從非洲販賣黑奴到美洲這一段稱為「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譯者注 [8] 九傑（Nine Worthies）指中世紀歷史上的九個傳奇人物，有亞歷山大、愷撒、亞瑟王等。——譯者注 [9] 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莊園主，他作為紐約大陸會議的代表簽署了《獨立宣言》。後文的菲利普·利文斯頓、威廉·弗洛伊德都是紐約的簽字代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