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基辛格的自畫像

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在19世紀留下了一句名言：外交關係是最強大的塑造各國歷史的力量。這句話不無爭議，但對於剛剛過去的歷史，它無疑是可取的。在操作對外關係的人物中，沒有人比前國務卿亨利·A·基辛格更有影響力了，或者說，沒有人比他更受公眾的認可了。他成了崇拜的對象，成了公眾明星，還成了數不清的書籍、研究和分析的主題。如今，他自己寫的書出版了，這多少成了個歷史事件。 讓我鬆一口氣的是，我可以向大家匯報，裡面沒有再寫梅特涅了。因為基辛格的博士論文、他的第一本書——《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寫的就是奧地利宰相梅特涅親王，以及被拿破崙席捲之後的歐洲的重建。從那時開始，每個寫基辛格的人都要把他和梅特涅比較一番。而基辛格，在寫自己的這本書里沒有提到梅特涅——這就對了，他們兩人所處的世界是這麼截然不同，比較都是不恰當的。兩個世界的差異非常顯著：維也納會議的參與國，無論它們的對手是誰，它們都懷著共同的觀點和共同的目標——恢復國際關係的舊態勢。而今天，世界各國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意識形態，全國被兩大敵對的超級強權主宰，爭吵不休；均勢平衡無法重現，第三世界顛覆了所有平衡；中東成了新的衝突中心；工業國受制於不發達國家產出的石油；核武器給全球各國頭頂都蒙上了陰影。 這樣的國際環境中，基辛格自己認為，他1969年1月進入理察·M·尼克森政府的任務就是結束越南戰爭，與蘇聯在核武競賽上開展「全國對抗」，重建與歐洲民主國家的聯盟，把新興的國家整合進「新的世界平衡」。 他的任務完成得怎麼樣呢？他自己沒有整體評價——或許是因為他沒有給自己反思的時間。在離任後兩年半的時間裡，要做好出版一部1476頁的文稿的工作是一件壯舉，不可能給哲思留出任何時間。基辛格在書中急欲證明自己對複雜、洶湧的事件的操控能力，以致在「做」和「寫」之間一天也不能浪費，容不下「想」的時間。這本書全都是記錄，沒有評價。他寫得太多，也寫得太急了。 全身心地投入寫作像是延續了他在職時的工作習慣。在壓力的催促下，沒有時間去想，沒有時間從各個方面去審視問題，沒有時間把事情的因果按順序排列。這無疑是體制而不是個人的問題。就像基辛格承認的那樣，公共生活，「就是不斷努力，把些許個人選擇從大環境的壓力中解救出來」。當然了，一旦從壓力中逃脫出來，他更有理由把時間用在思考上才對。 我們手中的這本書［《白宮歲月》（The White House Years）］，是基辛格對每一條信息，每一次會議、出訪、談判和對話冗長的詳細記錄，從他1968年11月被任命為國務卿，到1973年1月尼克森總統第一任期的末梢，美國和北越簽署和平協議，50個月中的一切。我們不需要所有的協議備忘錄，不需要知道埃貢·巴爾、弗拉基米爾·謝苗諾夫每天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以及所有不重要的中間人的行蹤才能理解發生了什麼。真的，如果基辛格去除了不重要的事件，再精簡一下，著重寫自己的故事，那麼整本書的主線會更清晰。既然他是受過訓練的寫作者，他非常清楚記錄下所有事件和寫作歷史的區別，那麼我有理由假設，他這份記錄的效果就是他想要的，並且我毫不懷疑，研究戰略武器的、蘇聯的、北約的、中國的、智利的、中東的、印巴的、越南的各種專家將在未來數年對他的記錄深挖細采，各取所需。 這本書有時也披露一些生動的細節、鮮活的場景和描寫、常令人驚嘆的職業生活的掠影等等。比如，1969年8月，蘇聯大使館的官員出其不意地在午飯時問一位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攻擊，美國會有什麼反應。以及，尼克森先生的講稿撰寫團隊有個專家，他要為總統寫出所有可能採用的各種論調的發言。再有，在1969年，中國只有一個駐外大使，駐節在開羅。還有，基辛格私下給了安納托利·I·多勃雷寧大使一份名單，800名蘇聯猶太人中的550人在一段時間後被釋放。還有，在總統競選時，黨內競選團隊的每個成員都有一本書，列出了細化到每分鐘的事件和行動，還有規定每個人站在什麼位置的圖標。所有這些，至少對本書評人來說都是新鮮事。 超長的書里也有一些亮點：第一次出訪高峰會議時的「緊張和興奮」——當飛機降落在布魯塞爾，機艙門打開，「我們暴露在電視台的閃光燈下」，紅毯鋪地，儀仗隊就在一旁，比利時國王等候在舷梯下面；晉見教皇時，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的禮服口袋冒出了青煙（基辛格讓他扔掉雪茄，結果他沒有捻滅就裝進了衣兜）。書里還有一些直接引發了巴基斯坦問題、波蘭問題的歷史教訓。還有一些精彩的引述，當迪安·艾奇遜被問到為什麼一個高級顧問的會議開了那麼長時，他回答：「我們年紀太大，口才又好。」 這本書的作者不擅長深化主題。當他想這麼做的時候，比如反思太空時代，他的語言總是說教味太濃——還不是平庸，聽上去不像是基辛格的話，倒像是傑拉爾德·R·福特。對於「越南的苦難」，他說他的角色是「幫助我選擇的這個國家治癒傷口，保有信仰……讓它重新投入到未來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去」。還有，在戰爭末期，他希望美國人「緊密團結」，希望印支半島的人民「也許能獲得期盼已久的寧靜、安全和進步……不讓犧牲虛耗」。一位真情流露的祝福者曾感謝基辛格「拯救了世界」，他著名的回答是：「不用客氣。」這位語帶譏諷的紳士，在說教中顯出一種競選腔，就像是在拉選票一樣。沒準兒他真是。 這解釋了他為什麼要匆忙出版這本書，因為要抓住1980年11月前這個給公眾留下印象的好時機。會是這樣的嗎？這本超級大部頭其實是一部精心設計的競選文件，是為了展示作者是一位博學廣聞、精於專業的下一屆共和黨總統國務卿的不二人選嗎？我不相信他瞄準的是國會山。參議院不是高峰會議參與者，穿梭外交的實踐者，從特拉維夫到北京、莫斯科、波恩的飛人，契克斯閣和愛麗舍宮的座上賓的用武之地。我想，他想回到的，是隨空軍一號縱橫世界的生活。 這解釋了為什麼——因為自尊——基辛格作為一尊有個性的人物、「超級基（super-K）」現象的主角、縱橫家（swinger）、媒體的寵兒等等形象會不見於這本書里。在做作地解釋為「我沒有幽默感」之外，書里沒有暗示更多；但是，他受到的關注絕對是因素之一，這是有據可查的。基辛格說過「權力是春藥」（不是在這本書里），權力和受歡迎程度不是一回事，但越受歡迎自然權力越大。基辛格對自己受到媒體歡迎的解釋是，因為他們不喜歡尼克森，所以他們常把一些喜人的進步歸功於「他更受人喜歡的同僚……我就是這種情況的受益人」。顯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工作中，一個非凡的人總是能夠脫穎而出。基辛格讓人耳目一新，媒體很快臣服於他的智慧和魅力——他完全懂得如何運用自己的智慧和魅力，雖然媒體在這本書里找不到它們。 這個矮胖的教授在尼克森政府的群花中突然綻放，這會如何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呢？我想這增強了他早已根植於心的自信，對自己控制力的自信，對他過分依賴的個人之間的討價還價能力的自信。這可能滋長了他對自己無所不能的幻覺。雖然書中的口吻不帶個人感情，但也算不上謙遜。書里的插圖能告訴我們一些不同的信息。在65張照片中，基辛格自己的占了63張，63張中的28張都有尼克森，就像是想極力讓子孫後代相信，他和總統的關係非常密切。看上去他自己也需要讓自己相信這一點。關於他曾經的低級別——這種級別讓他在官方晚宴時坐在餐桌的下首，他說：「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計算我和總統之間的距離，我的車和總統座駕之間的距離。」誰會羨慕這樣處心積慮的官場生涯？ 如果基辛格對外交部部長的職位有何看法，那麼這句話道出了關鍵：「我的方式是從戰略和地緣政治上入手。我打算把事情都連接起來，在世界某地創造刺激或者壓力，使其影響到另一地的事情。」這就是活動家，厲害的操控手，他相信自己能像玩弄木偶一樣提線控弦，讓別的國家演他的劇本。不論它們如何躲避如何拒絕，他總是持之以恆並不遺餘力地追求著這個目標。「地緣政治」是他最愛用的詞，可以用於所有地區的所有問題。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這個詞可以開脫美國的所有錯誤。我們的方式太地緣政治，而太不本地（local）了。如果我們多注意一下越南民族主義的歷史，或者伊朗的內部矛盾，我們就不會（我希望不會）把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支持加諸當地人民不支持的那個政權。「地緣政治」在基辛格口中是冷戰的另一種說法。它的意思是不論共產主義在地球的哪裡活動，我們都要擊敗他們的陰謀。與共產主義的爭鬥確實嚴酷，但是，我們現在應該認識到了，我們的敵手是分化的、分散的，不是鐵板一塊的，如果我們沒有精細化地因地制宜，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 基辛格行動主義的冒險性在於，它誘發的一些反應和後果，往往是不可控制的，甚至有時是始料未及的，就像柬埔寨和智利的情況。他一直被警告，試圖用武力解決駐柬埔寨的北越軍隊問題是錯誤的，就像一位國務院官員所說，更明智的做法是，「靜觀其變，少動嘴」。如果這條建議得到遵守，柬埔寨能減少很多痛苦，基辛格也能避免一個永遠也洗刷不掉的污點。 因為北越毫無疑問地首先破壞了柬埔寨的中立——就像德國在1914年踐踏比利時的中立一樣——現在說美國破壞國際法就是個偽命題。美國的罪過在於把戰爭擴大到了不相干的國家和人民頭上，並要求我們的空軍刻意毀滅證據。基辛格勉強的辯護——認為我們應該保持沉默，以防激起對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的抗議，以及北越的報復——並不太站得住腳。保持沉默是一回事，而保密（基辛格沒有提及）到違反軍令，則是另一回事了。 同樣，以美國士兵被駐紮在柬埔寨的北越士兵殺害為例來辯護，這義憤也是來得毫無道理。基辛格怒斥「每周的突然襲擊要導致400名美軍喪命」，以及「可恥的血腥的襲擊」。有什麼襲擊是應該不血腥的嗎？在戰爭中殺死敵軍士兵有什麼特別值得驚訝的嗎？基辛格用了「可恥」這個詞，我完全不能理解。 他在這一部分反覆提到了「榮譽」。「美國的榮譽」「美國的清白」和「現實」「實力政治」同樣頻繁地出現，兩者的搭配非常奇怪。據他說美國進入越南「毫無私心，確信殘酷的內戰只是代表了某種最新的全球規劃」。我不能理解為什麼遏制共產主義要被描述為毫無私心。在書里的其他地方他也說，我們因為「幼稚的理想主義」進入戰爭。這齣自亨利·基辛格——一個不動感情的實力外交的執行者之口，非常怪異。為什麼他要在這本書里展現一個並不真實的自己，就像羅馬人那樣，在盔甲外穿上一套大袖寬袍呢？或許他真的瞄準著某個職位，這只是賺取在右翼人士那裡的地位而已。 在美國的幫助下，邪惡的暴君降臨智利，這部分內容發生於本書結束的1973年1月之後，基辛格在下一卷可能會交代這件事。在這本書里他用一章寫了以他為首的所謂「第四十號委員會（40 Committee）」的一個決定，他們批給了中央情報局一筆錢，讓他們去影響1970年的智利大選。儘管在一開始不太有效，但這確是一個坦白的例子，關於美國在冷戰中的非法行為。 因為涉及銅礦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1]，基辛格不能再提「美國毫無私心」了，他專注於渲染薩爾瓦多·阿連德帶來的危險。阿連德被認為具有向共產主義轉化的「公開意圖」。他如果當選（多數票當選，但投票未過半數），將成為西半球的另一個卡斯特羅。他「即將煽動炮製出反美的政策，破壞半球團結，和古巴建立共識，遲早和蘇聯發展出緊密的關係」，「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根基」造成深遠影響。 如果此事不假——基辛格的話非常有說服力——那麼，會出現一個合法性的問題。為了國家利益，美國是否有義務去竭力避免第二個共產主義國家在拉丁美洲出現？在這裡，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不管這個威脅是什麼，阿連德當選總統是智利憲法保證的。為了美國的利益，企圖阻撓鄰國的合法程序，去干涉他們的國內事務是不可容忍的。1888年美國大選期間，英國駐美大使在一封私信中建議一位記者投格羅弗·克利夫蘭一票，結果這封信被媒體公開，美國要求英國召回大使，因為他干涉了美國的政治。我們距離那時已經進步不少。我並不相信道德原則可以指導國際關係，我相信的是，我們應該盡力遵守我們為社會秩序制定的規則，否則社會就會退化為無政府狀態——無論對左翼右翼，這件事同樣危險。 在尼克森的圈子中，基辛格是個為難的人，他因和納爾遜·A·洛克菲勒的友誼常被右翼懷疑。納爾遜出身哈佛大學，是喬治敦圈子的常客，但對俄國的觀點不太堅決。不過，作為自麥金萊總統以來和右翼最疏遠的總統助手，他在世界各個重要區域取得了成就：在中國，在中東，對俄國甚至實行了緩和政策，在限制戰略核武器的地獄迷宮中大展身手。 這本書龐雜的細節只在一個方面是成功的，那就是展現了基辛格處理的問題範圍極廣，處理這些問題需要他的不懈努力，還有他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日本紡織品、歐共體、東方政策、彈道導彈和分導式多彈頭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巴勒斯坦綁架、蘇聯在古巴的潛艇部隊、蘇聯在埃及的導彈、和中國的接觸途徑、尼克森訪問羅馬尼亞、波蘭暴動、約旦危機、巴基斯坦的戰爭、莫斯科峰會、歐洲年、納賽爾去世、拜訪伊朗國王，還有貫穿以上所有的，和北越先是秘密、後是正式的巴黎會商。以上事務，不自信的人是沒有用武之地的，基辛格恰恰不是。所有事務對他來說都需要親力親為。他不斷地提議、會談、訪問，這並不該是利用他時間的最佳方式。在他還未成名時，他一位同事有一次問他對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有何看法，他想了想說：「他就是出訪次數太多了。」 基辛格確實對中東貢獻了創造性的政策，他拒絕一切虛妄的幻想，採取了「綜合的」解決方案。他知道，把以色列和埃及停戰放進一攬子方案去討論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令人欽佩地指出了一個常識，「如果沒有成功的機會，我看我們就沒有介入的必要」。他傾向於達成一個暫時協議，先打破僵局，再徐謀後議。就這樣，採取了步步為營的方式，在基辛格第二任期的穿梭外交中逐步見效，最終取得了30年都沒有取得的成果。 儘管俄國和中東在未來更加重要，但最終是越南成為這個男人作為政治家的試煉，成為他能否名留青史的測驗。1968年競選總統的雙方都承認是該從越南撤軍了，基辛格從上任第一天起，就要想辦法談判出一個讓美國保住顏面的撤退辦法。困難在於，美國政府要商談撤軍，但不能看上去是在放棄西貢，不能打擊到美國其他民族的自信，要「提出一個合理、公正的一攬子辦法」，總之，要讓美國看上去有面子——在條款上要體現得和撤退這件事截然相反。在國內抗議的壓力下，談判的同時其實撤軍已經開始了。這給了河內一個信號：用不著滿足美國人的條件。交戰一國用不著和另一個已經開始撤退、開始放棄取勝目標的敵人談判什麼「合理、公正的」停戰條款。 在無休止的和北越的巴黎會談中，基辛格多次發現河內根本不想要折中的安排，河內在南方「無意撤除他們的部隊」，「只有勝利才能讓他們滿足」，簡言之，我們希望的好交易做不成了。留給我們唯一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就是讓剩下的戰爭給河內造成巨大的威脅，比善後安排更大的威脅。那就是對柬埔寨的北越避難地進行轟炸和進攻。軍事手段追求的不是軍事解決，而是以實力作後盾來談判，使河內不敢對西貢一犯秋毫，讓美國威風凜凜地撤出。 創造性的政策失敗，意味著隨著我們面對亞洲游擊戰的軍事無能，我們的信心不再。這位安全事務顧問本可以扮演一位外交上的卓越人物，撤軍的同時為西貢的生存做出一切力所能及的幫助，剩下來的就要靠西貢自己了，否則這一切都沒有意義，就像最終證明的那樣。但基辛格缺乏這樣的想像力，也顯然缺乏這樣的影響力。4年時間損失了1.9萬多美國人的性命，越南的損失更是不計其數，最終我們用聖誕節轟炸和一些並不比一開始就可以達成的條款更好的條件結束了這場戰爭。4年的死亡和破壞都變得無謂。 基辛格不承認這些。他甚至也不理解這一時期國內的反對聲音，儘管這些異見是他這本書持續下來主題，也明顯是困擾他的一大因素。他把它們當成任性的反對，這些反對正好鼓勵了河內拖延和談，破壞了他的談判。他引用過《華爾街日報》的話——「美國人想找到可以接受的撤出印度支那的出口，而不是越陷越深」；引用過《紐約時報》的話——慘痛的經歷讓「美國民眾和國會不再輕信」；還引用過《密爾沃基日報》的話——「如果（南越）現在還不能自立，那就太遲了。美國再也受不了這場血腥的、悲劇的、不道德的戰爭引發的國內的失望和分裂了」。但他沒有好好想過這些東西。他的評論是，全國的大討論「淹沒在群眾的情緒里」，那不是什麼他該聽取的意見。關於國會投票最終否決了1973年對柬埔寨的行動，他寫道，柬埔寨是「我們民主政治程序失效」的受害人。實際上，這正是民主程序發揮了作用，而不是失效。一個不能區分二者區別的人身居高位實在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基辛格抱怨，「我們在國內面對了信任危機」；「如果公眾信任我們的目標」，他本可以成功。但他從沒找出公眾失去信任和他所代表政府的作為、政策之間的關聯。他對以下相伴出現的災禍毫無知覺：強硬政策的代價很高；脫離國民的外交政策導致政府不被喜歡、不被信任，這一點相比它在對手那裡贏得的東西得不償失；一國的力量最終取決於對什麼是正確的自尊和自信；無論什麼損傷了它們，損傷的都是這個國家。 刊於《紐約時報書評》，1979年11月11日。 [1] 智利在阿連德執政期間，將銅礦和智利電話公司全部收歸國有（後者70%的股份本來由美國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持有），製造了智利和美國關係的矛盾。——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