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同化主義者的兩難：摩根索大使的故事

把老亨利·摩根索作為現代猶太人兩難的代表是個經典的歷史諷刺：他於1914年8月擔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期間，發出了一封警示電報，要求幫助巴勒斯坦的猶太居住點，救他們於飢餓和可能的滅族之禍，保留了最終建立猶太人國家的火種，然而他卻視這個國家為「重大失誤」和「最黑暗的錯誤」。以物質標準來看，他的協助可以忽略不計，這個事件除了有限的幾個調查人員，也不為人所知，但卻具有重大的決定性歷史意義。 事件的背景如下：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猶太人大概有10萬人，其中包括了虔誠、貧苦的信徒，他們幾個世紀以來如涓涓細流不斷來到耶路撒冷，定居，生活，死亡；還有一部分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有意識地移民到此，他們從土耳其和阿拉伯地主手中買下土地，安家立業。這兩部分人的生活都要依靠海外的匯款，或者——以新移民為例——向西方出口農產品和接受散居海外的猶太人資助。如果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國，他們將被切斷生計來源，這一點為協約國之未料，但卻被摩根索預知為註定發生之事。當時他和土耳其上層的關係很好，後者甚至邀請這個異教的大使出任土耳其內閣中的一個職位。他由此關係獲知，要土耳其在「一戰」中保持中立只是妄想。 8月27日，他向紐約的美國猶太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AJC）發去電報，這是美國最早的這類組織，宗旨是保護猶太人的利益，保護「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公民和宗教權利」。美猶會（AJC）是那時被稱為猶太「當局」的機構組織，也就是說，大部分是德國猶太人。他們致力於融入當地居民的生活，所以反對建立猶太國家的復國主義運動，不過他們並不反對把巴勒斯坦作為被迫害的東歐猶太人的遷居地。 摩根索的電報說，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需要「直接的幫助」，建議金額是5萬美元。美猶會的雅各布·希夫和路易斯·馬歇爾——美猶會總裁，召開了會議，兩天就募集到了建議金額。美猶會承擔一半，希夫個人捐助1.25萬美元，美國錫安主義者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Zionists）捐助1.25萬美元。款項電匯到君士坦丁堡，換成金條，裝進一隻箱子，由正要去看摩根索的他的女婿、我的父親——莫里斯·沃特海姆帶到了耶路撒冷。 到了分錢的時候，當地各色組織卻起了紛爭。我28歲的父親抓緊了箱子，把自己反鎖在臨屋，告訴他的受施者要是達不成一致他就不出來。有此最後通牒，他們才做出了決定。 當時有一個人意識到了這次援助的意義，他是猶大·馬格尼斯，希伯來大學的第一位名譽校長（chancellor）和第一位校長（president），他為巴勒斯坦的家園勞心費力，是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領袖中唯一把家遷往信仰所在地的一位。1916年3月，在菲利克斯·沃伯格[1]家中舉行的聯合分配委員會（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一次會議上，他說摩根索的介入非常重要，其歷史功績「怎麼評價都不為過，怎麼表達都不誇張」。 這初次的援助對於解決問題當然是杯水車薪。很快土耳其人在1914年11月加入了戰爭，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生存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巴勒斯坦大約一半的猶太人口，包括許多老居民和大部分新移民，都是俄國國籍，但他們寧願無國籍也不願成為奧斯曼帝國的臣屬。他們現在被土耳其人視為敵國僑民，他們更無法求援於俄國——他們正是從後者的大屠殺中逃出來的。驅逐甚至屠殺的威脅迫在眉睫，美國大使不斷努力緩和土耳其人嚴苛而不定的政策，同時在多方幫助下，自己出面或求助於協約國政府進行援助。 從賈法驅逐的6000名猶太人在英國人的同意下，乘坐該地區的美國軍艦「田納西」號開往埃及。之後，美艦「伏爾鏗」號又載著猶太援助組織提供的食物，前往巴勒斯坦飢腸轆轆的猶太社區救助。美國的猶太人定期籌集資金——足夠被切斷之前生活來源的5萬猶太人平均每人每月好幾法郎，這些資金不得不換著方式送到巴勒斯坦猶太人手中，需要繞過的有土耳其人變化不定的阻撓，以及協約國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封鎖。一開始，美國軍艦直接從埃及把金條運過去，但當協約國掐斷了這條航線，摩根索開始通過郵局把錢從君士坦丁堡寄給美國在耶路撒冷的領事，領事再分給需要的人。就是用這些辦法，未來以色列國家的核心人員被保存了下來。 這個時期對未來以色列的另一個貢獻是讓希伯來語重獲生機——這是另一個層面的重大事件。埃利澤·本·耶胡達是現代希伯來語字典的編纂者，或者說是創造者，他1914年在復國主義者的贊助下來到巴勒斯坦，在戰爭年代安全地繼續他的工作。他的研究資金和對他家人的補助金——包括住房和他女兒們的教育——都由我的父親（他在耶路撒冷見到了本·耶胡達）籌集，大部分由我的爺爺雅各布·沃特海姆和一個委員會出資。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是富豪雅各布·希夫、菲利克斯·沃伯格、尤里烏斯·羅森沃爾德和赫伯特·雷曼，委員會被人們稱為「鑲金猶太區（gilded ghetto）」。 為什麼他們對復活希伯來語很在意？或者用前一個例子來說，為什麼他們在意巴勒斯坦猶太居住區的生死存亡？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猶太人為什麼在精神上不可分割的答案，也就是為什麼1900年來猶太人沒有國家、沒有領土，卻存活了下來的答案。這也是同化主義者的兩難境地之一。 同化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誕生於啟蒙時期，它是一個美夢，猶太人既能適應在一個非猶太因素占主導的社會中生活，同時又能保持不太鮮明的猶太教特徵。這是否就是猶太教，或者給其增添了新義，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無論如何，猶太教將因此消亡，同化也一樣。常有人不相信同化主義的觀念，或常懷疑問，這是個麻煩的問題，以致不能在兒童面前提起。我懷疑它可能永遠也無法解決，不能完全以此達成目的，也不能完全擯棄不用。 與此同時，記錄總是會歪曲的，在所有歷史記錄中，主流的聲音總是屬於勝利者，這裡具體來說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歷史事實證明了在以色列復國這件事上，他們是正確的，同化主義者錯了。所以前者在歷史記錄中儼然真理的信徒，後者則是對他們百般阻撓、又盲目又自私的頑固派，成了發泄不屑甚至惡意的對象。菲利克斯·弗蘭克福特[2]對摩根索的回憶在後者已經去世後安全地出版，其中的惡意和虛構堪為惡毒的範本。 猶太復國主義者提供了靈感、目標以及推動力，當然還有一個個的移民，但事實仍然是，美國的日耳曼猶太領導人給予了資助，不管他們是出於負罪感、出於穩妥之見、出於責任感，還是幾者兼有，事實是，沒有他們的資助就建不成將發展為獨立國家的生活聚居地。其中，路易斯·馬歇爾的工作至為重要。作為「當局」的首席發言人，他和哈伊姆·魏茨曼合作，創立了猶太人局（Jewish Agency），非復國主義者通過此機構向巴勒斯坦的定居點捐錢。內森·施特勞斯（Nathan Straus）是另一個重要人物，他資助了巴勒斯坦的公共衛生設施和其他工程，耗去了他2/3的財產，以色列海濱城市內坦亞（Netanya）就是為了紀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後是摩根索的兒子——小亨利·摩根索。他離開羅斯福的內閣，在1947年至1950年就任猶太聯合呼籲會（United Jewish Appeal）主席，在以色列建國的危機重重的前幾年募集了攸關生死的捐款。我毫不懷疑，他是被刺激了。在他給羅斯福當財長的那段時間，他長期努力，卻沒能促成總統採取有效的行動，從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之中救下猶太人。 不必說，德國的滅絕計劃把同化主義者變成了獨立國家的支持者，把堅決的反覆國主義者變成了半推半就的復國主義者。不僅僅是希特勒造就了這個變化，還有西方民主國家的「功勞」——不做抗議，精心開一些毫無成果的國際會議，偽善的躲閃，被希特勒讀出其中暗示的消極縱容，拒絕援救，當死亡營成為選擇時美國拒絕放開移民數量限制，甚至拒絕提供臨時庇護，遣返猶太人努力救出的難民船。搭載了900多人的「聖路易斯」號已經看到了邁阿密的曙光，卻被遣返回了歐洲；搭載有700多人、溜出歐洲的「斯特魯馬」號被從巴勒斯坦遣返，沉沒於黑海。他們的命運與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的人有多大不同呢？ 這種事情日積月累，終於讓隱藏於陰影中的陳年記憶被放到了陽光下：他們不得不苦澀地承認，排除了值得一提的和記憶猶新的例外仍能得出這個結論——異教徒的世界在心底深處因為「最終解決方案」而如釋重負。猶太「當局」認為，這件關於異教徒的事不能被記錄在案，因為它太不堪提及，太過慘痛了，他們無法承認。但是，這件事從根本上摧毀了同化主義者的信仰，給以色列帶去了資金的支持。 再回到同化主義者的兩難——我們必須小心，就像搞歷史時常常會遇到的，不要以我們歪曲的眼光賦予事件以意義和動機。對於我外公那代人，在那樣的背景下，本來不存在進退兩難的問題。在他的前半生，他非常清楚、非常堅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自己能夠在美國取得什麼。 他的錫安山在美國。當自由的光輝在西方世界的地平線上閃耀，他要的就是絕大多數移民想要的：美國化。對他來說這不是數典忘祖，而是作為一個猶太人去「美國化」，和別的民族有同樣的機會證明自己，受到社會同樣的對待。 如果要用他來說明這個問題，那麼必須把時間、地點和背景也一併交代。在一個19世紀60年代的移民少年身上，美國社會向上流動性的開放、19世紀對歷史不斷進步的信仰，無一不在他的身上留下印記。這些印記如果不是更深刻的話，也和猶太人傳統於他身上的印記作用相當。這是非猶太人常會忽略的一點。他們以為猶太人是什麼一成不變的實體，卻不知他們也是時間和地點的產物，和人類的其他民族沒什麼差別。 摩根索1856年出生在德國的曼海姆，和路易斯·布蘭代斯、伍德羅·威爾遜同年出生，在移民孩子中偉大的成功偶像——安德魯·卡耐基出生20年之後。他少年生活優渥，1865年9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因為那時他的父親拉扎勒斯·摩根索的生意開始走了下坡路，他是個成功的雪茄商人。拉扎勒斯成長於德國猶太人家庭那和美國一樣的小木屋中。他父親是個潦倒的指揮家。拉扎勒斯子嗣眾多，一開始是個流動營業的裁縫，自己做領結，在市場沿街叫賣。漸漸生意擴大，雇起了別的小工。那時他的第九個孩子——亨利出生了，他的雪茄生意正值如日中天，開了三個工廠，手下有1000多工人。他有僕人為他料理家務，是曼海姆第一個把浴室修進家裡的人，他教育子女，支持家人對戲劇、歌劇和音樂會的熱愛，還做一些傳統的慈善事業。 美國對進口雪茄加征了毀滅性的關稅，再加上在美國的兄弟勸說，拉扎勒斯在50歲時決定移民美國。在紐約，他也沒能東山再起。妻子不得不出租房間給寄宿者，兒子們不得不出去打工，不過他還在以自己殘存的旺盛精力和創造力為猶太慈善組織募集捐款。此時他發明了劇院義演的形式。他說服製作人和劇院老闆捐出演出收入，他則一家家地拜訪有名的猶太家庭推銷高價票。不過，他陰晴不定的脾氣和家道中落的窘況，一併導致了他和品格高尚、吃苦耐勞的妻子的分手。 亨利繼承了父母的品質，也受到了家庭環境的影響，他成了有一顆猶太人良心的霍雷肖·阿爾傑的筆下人物。他飛快地學習著英語，14歲從公立高中畢業，進入了城市大學學習法律。但是他第一年就被迫退學，為家裡謀一些生計，干起了跑腿夥計，報酬是一周4美元。後來他一邊在法律事務所當文員，一干就是四年，一邊在成人夜校教課，周薪15美元。他學完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課程，最終在21歲成為出庭律師。1879年，他和兩個朋友開辦了法律事務所，合伙人的平均年齡只有23歲。 家境衰落對他影響極大，他胸懷大志，決心賺大錢來滿足自己高昂的消費，供養母親，以及給孩子自己沒有享受到的人生優勢。他辦了一家房地產公司，運用房地產法律知識，又精明而大膽地買下了未來跨城地鐵站附近的地塊，達成了自己的目標。 在他賺錢時，也長期為了政治理想和強烈的社會責任而不得休息，正如他在抄寫道德箴言的筆記里說的一樣。他積極地投入了市政改革運動，要求改革房屋占有規定，在三角內衣廠大火[3]後要求改善工作環境，和莉莉安·沃爾德[4]一起參與社會運動，尤其是，他還和一位思想超前之士結下了親密的友誼，那就是史蒂芬·S·懷斯，一位猶太教的拉比。這是摩根索的典型特徵，被小他20歲的激進人物所吸引。懷斯推辭了伊曼紐埃爾廟管理人讓他開壇布道的邀請，摩根索就贊助他創建了不受限制布道的自由猶太教堂（Free Synagogue），前者擔任了第一任主席。懷斯已經是美國錫安主義者聯盟的秘書長，積極而直率，自然也沒有任何兩難擾心。 說到這裡，我暗暗吃驚，在我兒時記憶中，我持同化主義觀點的家庭常會有兩人來就猶太人事務交換意見，他們竟然是激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一位就是史蒂芬·懷斯，另一位是猶大·馬格尼斯。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他們倆都是思想卓越、品格超凡之輩；但我也想，是不是也因為他們的主要話題——回到巴勒斯坦——太有吸引力了，引得他們到我家高談闊論。馬格尼斯建立阿拉伯和猶太雙民族國家的觀點給我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個人對懷斯沒什麼印象，只記得他很嚇人。他戴一頂巨大的黑帽子，好像還穿一件黑色披風。每當我們在上學路上，在他教堂附近的中央公園西路遇到他，他總是對一個8歲的小孩摘帽鞠躬，聲若洪鐘地說：「早上好，沃特赫姆小姐。」從來沒有人說這個名字時這麼發音。 馬格尼斯就不同。他有一種特質，我一說起就沒法不動感情。他的臉有一種美，有種你渴望追隨甚至去愛的東西。雖然我除了和他坐在一張桌子吃過飯、聽他講話，就沒有其他私人交往了，但我還是對他印象深刻。他講到穿越巴勒斯坦荒漠的旅行，沙漠中的冒險——那是西奈山嗎？他被困在那裡，差點喪命。對他的妻子比阿特麗斯·馬格尼斯我也很佩服。 說回到摩根索。56歲那年，他深為伍德羅·威爾遜的政壇表現所動，同時也多少由於醫生的警告，說他心臟雜音太大，沒有幾年好活了（幸虧這是個誤診，但被他相信了35年），於是他做出了一個少見的決定：錢已經賺夠，生意不必再做。他開始轉投社會公共事業。威爾遜在普林斯頓大學搞廢除精英化的「吃喝俱樂部（eating clubs）」，這對猶太人有著特殊的吸引力，他們認為威爾遜代表了民主，他在為所有美國人享受均等的機會而奮鬥。摩根索承諾，他要為威爾遜競選總統每月捐資5000美元，連續4個月。他還擔任了民主黨財政委員會的主席，他憑著個人1萬元的捐款成為最大的捐贈者之一。 沒能如他所願，回報給他的並不是財政部長的內閣職位，而是一個次要的駐外大使職位——駐土耳其大使。他尤其失望的是，這是一個猶太人說什麼也不願意去的職位。考慮到摩根索正不遺餘力地想證明，猶太人可能也將會像其他人一樣被美國平等地接受，這個提議就尤其彆扭。正是對在美猶太人機會平等的強烈認同，以及害怕被人認為懷有二心，摩根索和像他一樣的其他人都強烈地反對建立一個單獨的猶太國家。我要再一次提醒，要考慮到歷史背景。當時爭取平等地位不像現在這樣高尚和進步，反猶主義卻是正當其時。像我外公這樣的猶太人，一生立志與反猶主義戰鬥，他們認為，政治上的復國主義會給歧視提供更多的理由。 摩根索一開始拒絕了威爾遜的提議，不過在史蒂芬·懷斯的影響下改了主意。懷斯認為，有一個可以和巴勒斯坦建立官方聯繫的猶太人是很重要的事情。在君士坦丁堡他接受了這個職位，不到一年之後，歷史的轉折發生於這座土耳其的首都，把這裡的大使變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職位之一。摩根索發現自己成了風口上的人，作為中立國的大使，他要照顧協約國使館，保護這混亂的奧斯曼帝國里的基督徒、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一切個人、機構，調停他們的一切矛盾。這項工作讓他盡情發揮了才華——勇氣、手腕、想像力、幽默感，最重要的是他身體力行地去行動，嚴格受訓的外交官絕對想像不到他做事的方式。我外婆說，亨利氣場強大，他一進門，她就感覺自己弱小了許多。本文不準備寫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非凡經歷，但我想我可以多說一句，因為後來得到了讚譽和名聲，威爾遜提議的不快被他漸漸淡忘了，這讓他更加樂觀，更加躊躇滿志，更加相信在美國機會平等，更加地反對復國主義。 他在幫助巴勒斯坦猶太人時，沒有左右為難的心理干擾。他的動機就是人道主義，再加上自己的族群認同。他為亞美尼亞人也做了同樣多的事，也許更多，在他後來擔任國聯委員的時候，也為重新安置希臘人做了很多。他對受壓迫之人的感同身受，融入了他的每一次努力，尤其是在他認為和猶太人同病相憐的亞美尼亞人身上。在今天的亞美尼亞，他還是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希臘也有一條街以他的名字命名。不過在耶路撒冷就沒有，這很公平。（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耶路撒冷機靈的泰迪·科勒克市長讓我的這句話失效了。） 猶太復國主義在1917年之前，對他的反對者來說都沒有造成什麼尖銳的困境。不過，1917年，復國主義者預見到了土耳其帝國的滅亡，復國熱情大為增長。《貝爾福宣言》點燃了猶太人「當局」的一些成員，讓他們瀕於瘋狂。此時，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給威爾遜總統施壓，要求他公開支持。接著，1918年3月，以懷斯帶頭的一批覆國主義者來到白宮重提要求，此事沒有告訴摩根索，摩根索此時還是布道壇的主席。兩人由此分道揚鑣。摩根索辭去了自由猶太人教堂的主席。 192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激烈地表明反對復國主義的態度，兩年後他又在自傳中重新全文刊載了這篇文章。他寫道，猶太復國主義是「西歐的提議……它成功與否耗費的是美國猶太人從美國的自由、平等和夥伴情誼中的所得」。正因為他反對，所以他看到了很多復國主義的贊成者不願看到的危險：《貝爾福宣言》言辭模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憎恨猶太復國主義的計劃並「企圖用盡一切手段顛覆之」。經過了大規模的關於政治、經濟、宗教的論戰，他得出一個刺耳的結論，復國主義的目標「永遠不能實現，也永遠不該實現」。 在他80多歲時，由於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事件，他私下承認，他對歷史的看法錯了。他於91歲去世，一年後，以色列建立。 亨利·摩根索的左右為難更像是美國式的，而不是猶太式的。在希特勒和最終的絕望之前，他認為復國是沒有必要的，因為他相信猶太人作為自由民族的未來就在這裡，這一未來會被獨立建國的需求所破壞。懷著證明同化主義行得通的強烈願望，他70多歲時建了座消暑別墅，在盎格魯—撒克遜白種新教徒（Wasp）的大本營緬因州的巴爾港。廣交主流社會的勢利鬼朋友，每次我去都會感到非常尷尬。或許他們喜歡或者崇拜他——他很有魅力，是所有人的亨利叔叔，上至羅斯福總統，下至巡警——但他所承受的東西是我無法言表的。他沒有一刻想要弱化他的猶太人身份，沒有一刻對他的同族人冷眼待之。相反，他一輩子都在強調和他們的紐帶，充當了猶太慈善聯盟、美國猶太人委員會、聖約之子（B,nai B,rith）、紐約西奈山醫院以及各種猶太人組織的創始人、管理人和高層。 同化，對他來說，不意味著成為基督教徒，而只是意味著作為一個猶太人被巴爾港接受。這就是其全部意義。他想是猶太人的同時也是美國人。他希望美國按照他年輕時的理想去運行，當然，他失望了。或許左右為難的是美國，不是他。 美國歷史學會的講話，1976年12月；刊於《評論》，1977年5月。 [1] 沃伯格家族是著名的美國猶太銀行家族。——譯者注 [2] 菲利克斯·弗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者。——譯者注 [3] 三角內衣廠大火是1911年發生在紐約曼哈頓的一起火災，146名工人死亡，是美國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災難之一。當時工廠里有一個通用的做法，把樓梯井和出口都鎖上，防止工人溜號和盜竊，這在火災時造成了重大傷亡。——譯者注 [4] 莉莉安·沃爾德（Lillian Wald），美國著名護士、人道主義者和作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