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如果毛澤東來到華盛頓

有一件事造就了歷史上最雄奇的猜想和最尖刻的諷刺，這件事就是：1945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取得全國性權力的四年半之前，他們企圖和美國建立關係，要求前往華盛頓，要和羅斯福總統面商機要。是什麼促成了這個要求已不可知，只有等待檔案解密，不過，我們現在才剛剛知道，美國對此友好姿態未做任何反應。在27年間，兩場戰爭，不計其數的生命魂飛魄散之後，兩個沒有交情的超級大國因猜忌和恐懼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之後，一位美國總統——上一位美國總統讓1945年的訪問未能成行——終於訪問了北京，和那兩位中國領導人見了面。本來可以有另一種可能嗎？ 這個提議的原件，1月9日由美國在延安的軍事觀察組代組長雷·克羅姆利上校轉交給了在重慶總部的魏德邁，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他們的請求被傳達給「美國的最高官員」。內容（這是第一次公開刊載）如下：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個非官方的（重複：非官方的）團體去美國，向美國感興趣的民眾和官員解釋中國當前的形勢和問題。以下完全是他們的非正式建議：只要羅斯福總統表示願意在白宮接待作為中國一個主要政黨的領袖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那末他們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華盛頓參加探索性的會談。 周恩來要求，如果羅斯福總統隨後發出邀請，他們將坐飛機前往美國。怕此事不成，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對他們的要求保密，以保證他們和蔣介石的關係如舊，他們當時正在痛苦的談判之中。 這個消息1月10日到了重慶，但沒有轉交美國，只是在另一個文件中提及了一下，這個文件可能是給羅斯福總統的，也可能是給國務院或者戰爭部的。原件被派屈克·赫爾利截留在重慶，魏德邁將軍也被迫同意這麼做。 在審視這件事及其原因之前，讓我們想像一下，在正常的途徑下，這個請求被轉交給了「最高官員」，也收到了肯定答覆——九成九不會，但也不是完全沒這個可能。如果毛澤東和周恩來到了華盛頓，如果他們成功地讓羅斯福總統相信，他們的邊區政府正蓬勃發展，中央政府正腐敗潰爛，如果他們實現了來訪的目的——美國向他們提供軍火，停止對蔣介石無條件的承諾，向蔣介石施壓，迫使其接受共產黨在聯合政府中的地位（他們想在此基礎上擴大勢力），那麼，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情況？ 由於和美國建立了聯繫，共產黨的威望和實力將加強，國民黨將衰落，雖然這兩點本來就不可避免，但速度會大大加快。在極度厭戰和痛恨惡政的國家，一場三年的內戰如果不能被完全避免，也可以大大縮短。美國不再被指責為資助註定失敗的一方而延長了內戰，也不會引起最終勝利者的深切敵意。這股敵意也不會表現為對美國領事官員的抓捕、毆打，有時是下獄和流放，對瀋陽領事館的查封，以及其他騷擾。然後這些行為也不會引起我們的不滿，從而不承認共產黨政府。如果雙方不存敵意，我們就將和人民政府建立某種級別的外交關係，允許在危機中的對話。如果中國人沒有對我們產生恨意和猜疑，從而一邊倒向蘇聯，可以想像，朝鮮戰爭以及它殘酷的後果也就不會發生。由這場戰爭而生的是兩個「幽靈」，一是紅色中國的共產主義，一是牢不可破的中蘇夥伴關係。沒有這兩個概念，我們的政治家不會被蠱惑，煽動家不會有溫床，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現在，我們的將來本可以不一樣。我們可能也不會走向越南戰爭。 ********* 雖然串聯這條因果鏈的是一個個「如果」，但是合起來，它就告訴了我們因果的傳導，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怪異之處。我們需要追問的是，這些怪異之處是全因偶然，還是有意為之的呢？彼時彼地是真的有選擇的餘地，還是每一步都不可避免呢？回看歷史去尋找答案，我感覺到現實的幢幢鬼影，距離當年1/4世紀之遙的現在，事情的輪廓比那些身在此山中的國防部文件要清晰得多。 要談1945年的情況，需要牢記三點：第一，日本還沒有戰敗；第二，美國的政策側重於並執著於要國共兩黨結成某種形式的聯合；第三，美國的九人軍事觀察組——後來擴充到十八人（也就是迪克西使團），已經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從1944年7月就一直在延安發揮作用。使團的目的是借用（中國）共產黨的人力、物力，在將來軍事行動的戰略關鍵區域，組織一個情報網絡，同時可以大致評估共產黨的能力和意圖。對於美軍進入中國（當時這仍然被看作盟軍最後一擊中的一個動作），還有蘇聯人進入中國抗擊日本，這些事非常重要。 國共聯合是美國計劃中的核心部分，因為這是他們唯一可行的一條路，既可仍然支持合法政府，又可利用（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地盤對付盤踞在中國北方的日軍。和而不同的聯合在我們看來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中國的兩黨爆發內戰。說到底，這是我們最害怕的事，因為它將破壞我們的主要目標——戰後維持一個穩定、統一的中國，並且，內亂一定會招致外患。如果在日本被打回老家之前中國爆發衝突，他們就有可乘之機繼續在中國大陸生根發芽了。屆時，蘇聯的陰影也將投來。如果國共失和，我們擔心俄國人會借進入戰爭之時利用影響力，煽動中國共產黨行動，從而增加中國分裂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1年5月，外交關係委員會就有一份關於中國共產黨、日本和蘇聯的未出版的政策研究指出：「保證中國無內戰至關重要。」 1944年11月至12月之間，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作為調停人一直推動著組成聯合政府的談判。他樂觀、熱情，但對這個問題的緣由、性質和歷史卻知之甚少。11月10日，他成功地和中國共產黨談出一個《五點建議》——中國共產黨同意加入聯合政府。條文允許共產黨在承認蔣介石的領導權和他對共產黨武裝有聯合領導權的前提下，享有政治行動的相對獨立性。因為毛澤東和他的同志把參加聯合政府看作獲得美援的必要途徑，長遠來看，是他們獲取全國的必要途徑，所以他們準備暫時委曲求全。然而對赫爾利來說，他一直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個民族主義色彩的工農政黨，目標就是民主地分享國家權力，所以這樣的條款看來完全可行，簡直是他個人外交生涯的重大勝利。他連忙和毛澤東簽訂了這份文件。 但是，11月16日，讓赫爾利大失所望的是，蔣介石完全拒絕了這個建議，就像他告訴赫爾利的，赫爾利簽署的承認共產党進入政府的條款，最終只會導致中國共產黨控制了政府。赫爾利認為，大元帥[1]的地位與美國的利益以及他自己的利益息息相關，所以他立刻調轉槍頭，同意了蔣介石對聯合政府的修正條款。赫爾利大使並未意識到這個安排完全不能反映中國的現實，而他的下屬，在國民黨政府之下觀察了數年，如今終於有了訪問和調查共產黨區域的機會，他們都看出了這個問題。他們的評估暗示了一個和赫爾利的理解不同的美國利益，這成了關鍵問題：美國的目標是保存蔣介石，還是更靈活的選擇，以防被捲入和一個「逐步倒台的政權」同生共死的命運？ 赫爾利和魏德邁是確鑿無疑地信奉第一種觀點。在當時，要設想一個沒了蔣介石的中國確實不太容易。他的民族領袖的威望如日中天，在局外人看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信條：除他之外沒人能把中國全國上下捏在一起，如果他倒台，隨之而來就是亂局。赫爾利和魏德邁輕易地就相信了他——權力的服色總是令人信服。赫爾利和魏德邁興沖沖地要證明，史迪威做不到的，他們能做到。他們認為，成功的關鍵就是對蔣介石亦步亦趨。 在赫爾利的催促下，蔣介石向共產黨提出了反建議。他提出了聯合的計劃，要把共產黨的軍隊置於國民黨的掌控之下，接著還要把共產黨的地位合法化，變成合法黨派之一。赫爾利忙不迭地對蔣介石的新方案表示支持，儘管新方案讓他和毛澤東的商討成果化為了泡影，他還在魏德邁的協助下，用盡渾身解數讓共產黨接受新方案。後者很自然地拒絕了這個安排，因為這不是聯合，而是投降。共產黨得出結論，這個會談的中間人已經倒向另一邊，會談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於是取消了繼續對話，從此不再相信赫爾利。魏德邁還說，如果共產黨能和蔣介石訂約，美國可以給他們提供武器和補給。共產黨不為所動，因為他們明白，蔣介石將決定援助如何分配。赫爾利還提出重回延安，重啟對話，不過也被拒絕；迪克西使團組長大衛·D·包瑞德上校也想加以勸說，可毛澤東和周恩來告訴他，他們仍然希望，也仍然需要美國的武器，但不需要蔣介石的方案。他們說，美國支持蔣介石，支持的是一個「腐朽的空殼」，儘管全美可能都會支持他，但他「註定失敗」。包瑞德結束了訪談，感到和他對話的兩位領導人「對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 談判就此進入僵局。共產黨做出了極大努力，對收穫期以厚望，但現在他們需要重起爐灶。相當偶然地，就在這時，美國軍方向他們表達了某種試探性的、明顯未獲一致同意的友好姿態。這讓他們既興奮又困惑。12月15日，包瑞德上校和戰略情報局在中國的副局長威利斯·H·伯德，同時但分頭給延安帶去了提議。兩人的提議都設想了美國技術部隊登陸中國，然後和共產黨軍隊聯合行動。伯德上校的計劃更誇張一些，包括了美國指揮官要求「戰略使用」軍隊時，他們要和全部共產黨軍隊「完全地合作」。不管這個計劃是不是有意繞開大元帥，以及伯德上校是否考慮過這個問題，這在他頗為自得的報告中沒有提及，提及的只有：「戰區司令已經原則上同意全力支持共產黨……」 包瑞德上校的兩個提議由魏德邁的參謀長羅伯特·B·麥克盧爾將軍授權。麥克盧爾向國民黨軍參謀長陳誠將軍講清了第一個提議，美國的技術部隊將限制在4000到5000人，他得到的是一個模稜兩可的回答，通常中國人會用這樣的回答來表達「不行」的意思，而美國人則用來表達「沒準兒」。第二個提議比較驚人，12月27日麥克盧爾口頭向包瑞德保證，這個提議已經得到了赫爾利大使的同意。第二個提議說，在歐洲戰局勝利之後，要在山東建一個灘頭堡，在那裡將登陸大約2.8萬人的傘兵部隊，由共產黨暫時照料後勤供應——不包括軍備和彈藥，直到美軍的供應開始發揮作用。共產黨說他們同意，但包瑞德還是禁不住想，中國人如此沉著，但他們對這項職責及其含義可能根本鬧不明白。 面對這樣的前景，共產黨不清楚他們在與蔣介石的會談中將獲得怎樣的地位，所以可以理解，他們需要繞過赫爾利，直接和華盛頓建立聯繫，說明情況。比說明情況更重要的，是獲得認可。主動提出遠渡重洋的會面——這將是毛澤東第一次出國——可見他們的誠意。今天，距離毛澤東嚴厲譴責美國為社會主義陣營永久的、日薄西山的敵人（我們這邊有老古板杜勒斯、早期的尼克森等一批人與他們針鋒相對），已有25年。可那個明顯的問題還在那裡：在1945年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真的靈活到真心要和美國結成聯盟嗎？ ********* 中國共產黨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20世紀20年代時，意識形態的純潔被證明是關乎生死的，而他們現在已經學會了調整政治行動去適應現實，隨時準備為了生存和優勢，與意識形態的對手開展合作。如果他們在1936年可以與蔣介石達成合作並且還將準備合作下去，那又為什麼不能和美國權商一二呢？從毛澤東、周恩來和迪克西使團的政治顧問約翰·S·謝偉思開誠布公的談話里就能看出，他們希望得到的到底是什麼。謝偉思詳盡地報告了這次談話。 首先，他們想說服羅斯福總統，是他們代表著中國的未來，而不是國民黨。他們知道時間對自己有利，天命在漸漸地、篤定不移地轉移到自己手中。如果他們能用某種辦法把這個觀點明白無誤地傳達給華盛頓決策層，那時美國就可能被說服，減緩對蔣介石的支持，同時加快運勢的轉移。其次，他們想作為聯合政府的一員，像他們歐洲的共產主義夥伴狄托那樣，獲得美國的武器、軍火。在抗擊日本方面，他們認為需要美國提供幫助，武器是他們急缺的東西。中國共產黨在華北的日軍陣線前後方都建立了組織完善的抗日根據地，但缺少打一場真正決戰的武器。他們希望去華盛頓說服羅斯福總統，表明他們要求的正當性。他們感到美國還沒有察覺到，國民黨在衰落，他們在崛起。如果他們能見到羅斯福總統，他們就能當面闡明這一切。 羅斯福總統同情受壓迫者的光環已經遠達世界最遙遠的角落。在小說《基督停在恩波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中，卡羅·列維寫道，他走進卡拉布里亞破敗村落的一戶陋舍，看到牆上有耶穌受難的十字架，這家人失蹤的兒子的照片，還有一幅羅斯福總統的肖像。當然，在延安任何一戶人家的牆上，除了有盟國四巨頭的宣傳畫之外，是否還有美國總統的肖像大可存疑，但羅斯福總統確實在中共領導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當他1944年連任成功時，毛澤東發去了賀電，羅斯福總統回復道，他期待「和中國的所有力量積極合作」，以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如果不算明確表示的話，這至少也是個不錯的開局。 在延安的美國觀察員們發現，此地的主人對美國極其好奇，迫切地想了解美國的技術手段，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據克羅姆利少校說，毛澤東「能很快地理解任何人告訴他的關於美國的任何事」。他和他的同志非常欽佩，美國軍隊在極其艱難的太平洋戰場上還能步步為營，節節勝利。他們意識到，這支軍隊一定是能打到日本本土的主力部隊。中共要想在現實中有所突破，有錢、有資源、在亞洲有地盤的美國是他們在當時的節骨眼上不得不與之合作的國家。 「我們不能跟美國衝突，我們冒不起這個險。」毛澤東對謝偉思說。他們一點兒也不在意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因為他們十分自信，自己將取得最終的勝利。他們想讓美國承認他們已經取得的成績，承認他們有能力即將取得的東西，承認他們是中國主要的黨派，而不是非法組織。他們想在盟軍即將到來的勝利中獲得參戰一方的合法地位，這樣就能在對中國的戰後安排中分得利益，在聯合國的組織里獲得一席之地。他們心裡清楚，在有朝一日蘇聯大軍踏進中國東北的時候，他們和美國的聯繫將助他們一臂之力。總之，他們想徹底搞明白，如果蔣介石拒絕聯合政府，那麼是否「有可能」，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會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們想知道自己在美國眼中的地位。 關鍵因素在於，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他們極其盼望著繼承中國的主權。在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關係中出現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最終變成了一塊撞沉輪船的礁石。毛澤東早在1944年就清楚地表達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美國只給國民黨提供武器，這在效果上是一種干涉，因為這給了國民黨力量去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這當然是對中國人民意願的個人判斷，但這個判斷也非常現實，並且為美國觀察員們所認可，他們的職責就是評估那些證據。約翰·P·戴維斯是美國駐華使館的二等秘書，後任戰區司令的政治顧問，他報告說，「共產黨是中國唯一以人民訴求為己任的團體」，他們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得到「人民大範圍積極擁護的團體……中國的命運不在於蔣介石，而在於他們」。他認為，美國在做任何決策時，一定要考慮到這一點。 我們身處中國的和國務院中的職業軍官，此時的建議都是，無條件支持蔣介石不是保證中國統一的最好手段。如此刺激蔣，讓他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其實是讓他更不容易妥協退讓，更有可能推動而不是防範一場內戰。在中國的參謀人員感覺到，共產黨一定會牢牢抓住華北，極有可能在戰後接管東北，我們應該保留一點兒和共產黨建立聯繫的自由，因為只有通過和美國的交情和美國的經濟援助，他們將來才可能脫離蘇聯的懷抱。前方軍官對更加「靈活的手段」的請求越發激烈了。有人說，支持蔣介石不是「我們政策的終點」。國務院中國事務和遠東部竭力向決策層傳達前方的聲音，他們甚至說，如果蔣介石本人沒有任何補救的舉動，那麼重審美國的政策就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必需的」。 美國外交實踐中並不鮮見這種困難：前方的聲音無法上達或無法影響到決策層——這裡指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總統繼承了看不起職業外交官的偏見——這一點不無道理，但在中國卻行不通——他一直認為他的私人特使能讓他無所不知，這裡指的是赫爾利大使。 ********* 在這段歷史中，赫爾利的性格是個主要的異數。人們總是認為歷史的各種變數都受到自然法制約，較少地受既非英雄又非魔鬼的次要角色的性格影響。然而歷史卻不是嚴守規則，秩序井然，它常常因一陣微風吹落了湖面上的葉子而微泛漣漪。 結果，赫爾利是這樣一個人，在他的使命感之中，包裹著自負、野心和脆弱的自尊，直到達到爆發的臨界點。他出生於俄克拉何馬州的礦工小屋，有一個霍雷肖·阿爾傑筆下主人公的悲慘童年，後來從事法律，又代理過收益不菲的喬克托印第安人的石油生意。辛克萊石油公司都成了他後來的客戶。他大發其財，豪賺1500萬美元，參了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服役，後成為胡佛總統的戰爭部長，把拓荒者的粗獷奔放掩蓋在安德魯·梅隆式的共和黨人的浮華風度之下。他高大、英俊，讓人一見難忘，精心打扮得像個紈絝子弟，當他出任大使，必須身著便服，才在總統的直接干預下脫掉了將軍的制服，摘下了勳章。虛榮帶給他最大的安全感。 一開始，他到中國的工作是總統特使，幫助協調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將軍的工作，結果適得其反。赫爾利沒能拉攏到蔣介石，反而讓蔣介石拉攏了自己，支持蔣介石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赫爾利由此更加感到促成聯合政府的必要。他因為一個大使的職位，站在了蔣介石一邊，搞砸了調停蔣介石和史迪威的職責。赫爾利正是蔣介石希望的那種特使——能直接和總統匯報，但對中國一竅不通，與此同時，因為虛榮的弱點，易於操控。史迪威離華的同時，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也卸任了，蔣介石欣然提出讓赫爾利接任。在寫給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信件里（繞過了國務院，由宋子文交給霍普金斯[2]），蔣介石懇求讓赫爾利「更長期地」在中國工作，他與共產黨打交道，「已經完全獲得了我的信任」，所以如果他能解決聯合執政的問題，那麼對對日作戰則功不可沒。羅斯福總統被迷惑了，他相信一團和氣能有高效率。如果其他方法在中國都不能奏效，那麼用一個蔣介石喜歡的人或許可以達到目的。赫爾利接受了任命，並因此感激蔣介石。 因此，赫爾利馬上告訴自己，他的使命以及美國的政策（他常說「我的政策」）都在於「防止國民政府倒台」，「維持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總統、軍隊大元帥的地位」。檔案里都找不到這樣的指示，儘管赫爾利後來聲稱這些指示是口頭上的，但他被任命時已經身在中國，所以這也是不可能的。這裡必須強調，在極少幾次與國務院的溝通中，他談到了他對自己任務的理解，但沒有人糾正他的想法。部分原因是國務院對他沒有領導權，他的行事可以完全繞過國務院；還有部分原因是，除了一些空泛的概念，沒人決定我們的對華政策到底是什麼。也沒人知道總統是怎麼想的。 在赫爾利到中國之前，他所有對中國形勢的判斷都來自一個前提，他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那就是莫洛托夫曾私下告訴他的，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不感興趣，因為他們根本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於是赫爾利低估了他們，說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受歡迎程度都被大大地誇張了。他堅持認為，一旦中國共產黨人搞明白了蘇聯不會支持他們，他們馬上就會和國民政府交易，並滿足於少數派的地位。建立聯合政府將非常簡單。他報告說，在「公開宣稱的原則」方面，國民黨和共產黨「如果說有所區別，那區別也微乎其微」，兩黨都在「追求民主」。這可能是一個美國大使說出的最草率的話了。這反映了典型的美國人拒絕承認本質分歧的特點，認為一切都是可談判的。 赫爾利不接受下屬的一切建議。因為他立志要解決的這個原始的、複雜的局面已經超出了他的能力，對於任何比他更了解中國人的建議，他都激烈地拒絕並開罪其人。當聯合政府的前景在他眼前化為泡影時，他感到他的手段在中國完全行不通，他期待的外交勝利不可能實現了，他只能得出一個偏激的解釋：不忠的下屬在他背後搗鬼。他一點兒都沒想到這可能有中國方面的原因。 把自己的使命定為「保蔣」之後，赫爾利當然要阻攔毛澤東、周恩來去華盛頓的請求，這個請求越是有意地要繞開他，他就越要阻攔。儘管共產黨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把信件發給了魏德邁，但赫爾利還是看到了那封信——魏德邁當時去了緬甸，而且他和赫爾利有過共享信息的協議。第二天從延安來了第二封信，寫明魏德邁「親啟」，信中引用了周恩來的特別提示：「絕對不能讓赫爾利將軍得知此事，因為我不相信他的判斷力。」這封信仍然被赫爾利得到了，其效果可想而知。與此同時，他從延安的國民黨情報人員那裡得知了伯德和包瑞德向共產黨開出的軍事提議。他腦中頓時警鈴大作：這就是共產黨敢拒絕聯合政府的原因。他們已經直接收到了邀請，已經架空了自己，秘密地打算去華盛頓了！ 包瑞德的建議當然是戰區司令的意思，但赫爾利想找出一個為聯合政府失敗負責的陰謀，忽略了這一點。他在1月14日憤怒地告訴羅斯福總統，伯德和包瑞德未經批准私自行動，他完全被蒙在鼓裡，直到「共產黨向魏德邁申請安排毛澤東和周恩來秘密訪問華盛頓，和您會談，此事才完全曝光」。 直到這時（2月7日的電報又提了一次），羅斯福總統才知道了共產黨有這樣的請求。這看來就是這樣一起事件：美國軍官未經批准的行動搞壞了赫爾利促成聯合政府的努力。（赫爾利對軍官的指責由白宮轉給了馬歇爾將軍，後者嚴厲地質問魏德邁，導致了魏德邁和赫爾利一次嚴重的爭吵。兩人最終達成協議，給馬歇爾一個解釋，既不追究魏德邁的指揮失誤，也不責怪赫爾利的行為不當。這個傑作保護了所有人，除了包瑞德上校——他未能做到軍人基本的警惕：接受的命令必須是書面的。在赫爾利的堅持下，魏德邁也沒有反對，即將榮升准將的包瑞德被撤銷了提名。他成了一系列在中國名聲掃地的替罪羊中的第一個。）赫爾利說，和延安進行軍事合作的計劃將造成「承認共產黨交戰一方的地位」，導致「國民政府……混亂和內戰，以及美國在華政策的失敗」。同時，他向羅斯福總統保證，他發現並挫敗了共產黨的花招，他已經說服周恩來回到重慶繼續談判。 ********* 那麼，收到請求後又發生了什麼？共產黨的請求送達了羅斯福總統，只不過已經被他的大使大肆批判過了。消息送達的時候，正是羅斯福總統一門心思為雅爾達會議做準備的時候，他滿腦子都是接近勝利之時的各種惱人的難題。（赫爾利更為詳盡的第二封電報到達時羅斯福總統已經離開華盛頓去雅爾達了）戰爭罪的審理、戰後對德國的處理、蘇聯要求聯合國的16個席位、波蘭邊界問題、巴多格里奧被捕，南斯拉夫和希臘的難題、伊朗政府倒台，更別提國務卿斯特蒂紐斯說的有必要「私下和丘吉爾談一談英國購買阿根廷豬肉的問題」——羅斯福總統一個危機接一個危機的總統生涯已經來到了第13個年頭，他實在是無心再去和難以對付的蔣介石產生任何新矛盾了。 羅斯福總統在難以駕馭的中國現實面前有些迷惑了，他對蔣介石並不抱希望，但害怕如果美國放鬆了對他的支持，更多的問題會乘虛而入。羅斯福總統傾向在即將到來的會談中和俄國人一起解決這個問題。他希望史達林能同意支持國民政府，這樣共產黨就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尋求統一了。在雅爾達，羅斯福總統成功地得到了希望中的協議，然後回到國內，重新面對我們對華政策的抉擇。他極度疲憊，疾病纏身，處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他做出了一個決定，結束了這段歷史。 面對聯合執政的又一個僵局，赫爾利和魏德邁在1945年3月抵達了華盛頓，尋求諮詢。駐重慶的大使館政治官員們將這視為一個好機會，要把美國的對華政策提上桌面討論。他們由代辦喬治·艾奇遜領頭，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動。他們「強烈同意」魏德邁的參謀長的意見，給國務院發去一封長電，批評赫爾利大使的政策。電報指出，共產黨代表了中國一股崛起的力量，如果美國拒絕與之打交道，「從長遠來看對美國利益是有害的」；電報還說，隨著登陸中國的計劃臨近，留給我們決定是否與他們合作的時間越來越少了。他們建議，「總統應該明確告訴蔣介石，軍事需要要求我們資助共產黨，與他們合作」，這個決定「不會推遲或取決於」是否聯合執政。 電報導致赫爾利大發雷霆，他所見的只是下屬對他的「背叛」。電報被呈交羅斯福總統，國務院推薦說，這給我們提供了重新檢視整個形勢的機會，「特別是」重新考慮是否要「向共產黨和蔣介石都提供戰爭物資」。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利在3月8日和24日兩次討論了這個話題，沒有記錄顯示這兩次有國務院的人在場。赫爾利言之鑿鑿地確信，俄國人已經在雅爾達和羅斯福總統達成了一致，這將大大削弱共產黨的實力，他可以保證，「就在4月底」，中國就能統一。他已經和國務院這麼說過。羅斯福總統還是堅持他之前的目標，也一貫的樂觀，他決定聽從赫爾利的政策，單獨和蔣介石打交道，沒有他的同意不能和共產黨聯繫。這一下，駐華使館人員的建議被駁回，實踐美國政策的權力回到了這個新手大使的手中。赫爾利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堅決要求參與使館電報事件的艾奇遜和他的同事離開中國。他們六人中有五人會說中文，加起來有90年的在華工作經驗。所有變動要在赫爾利回到中國前完成。［在赫爾利的威勢和怒火下，駐華使館的士氣低到了極點。這些在重慶工作的美國官員，他們進行了一次惹怒了使館首領的行動，他們的工作眼見不保，都急於調離。有兩個正在美國休假的乾脆就沒有回去。艾奇遜作為赫爾利的高級副手，究其資深的地位不會受到什麼負面影響，在大使的強烈反對下，他執意要離開，調往麥克阿瑟將軍手下任政治顧問。赫爾利認為謝偉思是電報的主要起草人，他的判斷是對的。他直接向戰爭部長亨利·L·史汀生請求（謝偉思歸軍隊系統管理），成功地調走了謝偉思。再說政治官員雷蒙德·盧登，他也曾是迪克西使團的一員，在共產黨根據地待了四個月，報告說共產黨有可能奪取政權。赫爾利從魏德邁那裡討到一句話：他「不再需要盧登了」。還有使館的三等秘書富爾頓·弗里曼，日語翻譯官由仁，之前的桂林領事、剛調到重慶的阿瑟·林沃爾特，都受夠了赫爾利的報復，分別調走。除了很快就去世的艾奇遜，其他人的升遷之路都因此放緩或毀於一旦，這些多多少少和這段歷史有關。（信息由約翰·S·謝偉思向作者提供）］ 羅斯福總統在做出他的決定時，對赫爾利是深信不疑的，至少，是被赫爾利說服了，認為共產黨是可以被強迫接受蔣介石的聯合條件的。除非他完全無視駐華使館對共產黨發出挑戰的嚴重性評估，否則是不會相信赫爾利的判斷的。這是羅斯福總統一生中最後一個重要決定。幾天後，他離開華盛頓前往溫泉療養院（Warm Springs），他死在了那裡。 當美國總統羅斯福在3月做出決定時，毛澤東、周恩來在與謝偉思的對話中還在強調他們是如何盼望著美國的友誼。他們沒有提及前往華盛頓的請求沒有收到任何回音（這是自然，他們希望此事保密），迪克西使團的政治官員也沒有誰知道這件事。在朱德、劉少奇和其他黨內領導支持下，毛澤東和周恩來重新回到了以前的主題：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可以互補——中國戰後需要經濟建設，美國有能力協助和參與。謝偉思試圖判斷這是否是真心話，他說，毛澤東一定是真誠地希望避免僅僅依靠蘇聯一個國家。 緊隨其後的對謝偉思和其他涉及艾奇遜電報事件人員的放逐，對共產黨是個信號，他們感覺到了美國的選擇。作為回應，他們第一次公開表達了敵對的信號，毛澤東在共產黨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僅限於批評「赫爾利政策」，似乎還對羅斯福的繼任者抱有希望。毛澤東在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似乎一半是警告，一半是懇求。他說，如果「美國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扶蔣政策大行其道的話，「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裡拔不出腳來」，並且「那就將給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以千鈞重負和無窮禍害」。 抗日戰爭勝利後，美軍讓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接受日軍投降，收復淪陷的城市，但國民黨對此既無方法也無計劃。美軍開動海軍陸戰隊進入華北重要的城市和港口（天津、青島、北京、秦皇島），防止這些要津重鎮、鐵路樞紐落入共產黨手中，直到蔣介石的部隊被美國人或擺渡或空運到達那裡。這明顯是干擾了共產黨，本來他們的部隊將重新占領華北。雖然我們也有道理，要儘快解除日軍的武裝，但此舉和保蔣的決定是一致的，共產黨完全明白這一點。他們的想法又進一步得到了印證：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對共產黨統治區歧視對待，美國對國民黨軍隊收編日本兵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此，共產黨對美國開始走向敵對，這在其後四年形成了定局。 1945年整年，由赫爾利調停的成立聯合政府的努力並未停止，多半是因為雙方都不願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赫爾利不能說動雙方如他信誓旦旦保證過的那樣向著統一前進一步。他開始變得喜怒無常，焦躁不安，突然在1945年11月在著名的麥卡錫風潮的第一波肆虐中辭職。他說，他的任務被國務院一部分人毀了，這些人「竭力支持共產主義，特別是在中國」。他不能承認，或許永遠也不能理解，他對形勢的估計是片面的，中國的當前形勢對他來說太複雜了。 ********* 在赫爾利身後的羅斯福總統更難辭其咎。事後諸葛亮會說他拒絕大使館的建議是目光短淺，但是，審視所有歷史上的行為都應該以當時的情景去設身考慮。毫無疑問，影響他最多的是雅爾達會議上和俄國人達成的一致。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利都相信，蘇聯是事情的關鍵，蘇聯秘密承諾和蔣介石簽署協議（8月這個協議真的簽訂了[3]）將影響到國共兩方，並阻止內戰爆發。 他們這樣相信，只因為他們低估了共產黨，以為它只是中國的曇花一現，沒有意識到它的根基與中國幾百年未實現的願望相連，它的力量來自內生的革命的需要。1930年的駐華大使納爾遜·詹森別無所長，只是觀察到了顯而易見的事實，他報告說，共產主義不是中國混亂的原因，而是「某種根本性狀況」的結果。這麼一絲微弱的聲音，隨時間推移被淹沒於傳統的觀念：第一，因為中國人不會接受俄國式共產主義，因為社會結構與之不符；第二，根據對羅斯福影響至深的莫洛托夫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人根本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有了這兩個前提，大家就很容易說服自己，共產黨不會是中國未來的統治者，只是一群反叛的「局外人」，最終會被體制吸收。在赫爾利和魏德邁回國期間，他們和M·E·邁爾斯（海軍情報部中國負責人），一起與會參謀長聯席會議，總參謀長萊希上將報告說：「他們所有人都是這個觀點：我們只要稍稍助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一臂之力，中國的叛亂就能平定。」 第二個因素就是，持不同觀點的人——政府中沒人能有效地制約赫爾利的觀點——不能定期地見到羅斯福。這留下了一個致命的空缺。再次根據萊希的說法，身居白宮的總統，「對赫爾利極為信任，相信他在外國能出色地完成任務」。並且，如果萊希的話可信，那麼白宮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說法：一群醋意濃重的職業外交官在拆赫爾利的台，他們「聯手反對這個從常規外交系統以外空降來的新大使」。 在這裡，我們有望對美國對華政策中最難以解答的方面做一點解釋：一群非常有經驗的身在前線的觀察者，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讓政府及時知曉前方的情況，為什麼他們的信息和觀點卻長期地、經常性地遭到忽略？ 答案就是，美國人在內心中仍然看不起外交和外交人員，這種情緒類似於美國人不接受穿齊膝短褲。外交意味著舊世界的陰謀詭計、勢力劃分、權力平衡、秘密條約、三國同盟，以及兩戰之間的對法西斯的綏靖。羅斯福總統的態度體現了這種對職業外交團隊的情緒，他認為他們都來自富裕階層（他們大多數確實是），是一群穿條紋褲子的勢利小人，不是美國的代表，而更像是英國人的工具。 這種觀點一多半確為事實。1924年美國通過了《羅傑斯法案》，設立外事局（Foreign Service），考試入職，立功升職。法案起源於國務院的派系林立受到大範圍的批評，最終導致國會介入調查。 諷刺的是，勢利小人的名聲在駐華外交官身上大部分都不能適用，因為上流人士絕不會希望到中國上班，他們更喜歡奧賽碼頭和聖詹姆斯宮[4]。美國在華外交官有學者，有傳教士之子，還有一路苦幹、從領事晉升上來的人，比如赫爾利大使的兩個前任——詹森和高斯。更諷刺的是，正是這些人才會和白宮更處不好關係。 赫爾利從一開始，在任務上，在思想上，都和外事局相牴牾。他指責外事局給他找麻煩，有時密謀支持共產黨，有時又把美國拉入「和殖民帝國主義一邊」的陣營。他不是唯一一個把這兩者怪異地搭配在一起的人。羅伯特·舍伍德在馬尼拉和麥克阿瑟的參謀人員聊天后，發現他們在工作中有一種受迫害情結，他們想像戰爭部、參謀長聯席會議，甚至白宮，其實都處於「共產黨和英國帝國主義者」的領導之下。 最後，羅斯福總統一定是考慮了國內的輿論。如果把蔣介石立為反共代表在美國輿論中已經重要到了因為他的事業而破壞美國政治直到戰後10年，如果我們花了27年割斷和蔣介石的臍帶而至今未能成功，那麼可見在1945年就要讓羅斯福總統和蔣介石徹底斷絕關係並不容易。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就在美國人的皮下攢動。1944年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杜威州長在他競選的最後演講中說，美國共產黨員是一群紀律嚴明的少數派，在西德尼·希爾曼[5]的帶動下，奪取了美國勞工運動的控制權，「現在……正在奪取對新政的控制權，進而奪取對美國政府的控制權」。這位受人尊敬的、受過嚴格訓練的律師說，羅斯福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把民主黨的控制權拍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希爾曼和厄爾·白勞德[6]。因為他，共產主義將摧毀自由、摧毀宗教、摧毀私有財產。 如果像杜威這樣的人知道運用巨大的謊言，像歷史上所有政治運動那樣去無情地進攻，那麼，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就太明白這時候要儘量避免謊言被坐實。《時代》《生活》報系的獨裁老闆亨利·R·盧斯在這一系列話題，尤其是中國話題上表現得像條瘋狗。他的刊物成了蔣介石的吹鼓手。很多人被召喚到了這場為了蔣介石的黨派之爭中，其中不乏真誠、熱情的積極分子，比如從前的醫學傳教士、現在的國會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當局浩如煙海的政敵中任何一位都可能藉此掀起軒然大波。羅斯福總統現在只關心馬上要在舊金山舉行的創建聯合國的大會，他希望四國同盟在戰後可以擔當起保證世界和平的重任。這是一個不計代價也要避免是非的時候。既然中國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也在歐洲之下——在戰爭中中國從頭到尾就飽受這種劣勢地位之苦——那麼羅斯福總統就不值得按照艾奇遜電報中的要求去做。 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直爭取的機會就這樣溜走了。照以上分析的不利因素，其實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如果」。不過，還有一件矛盾的怪事。埃德加·斯諾，這個羅斯福總統喜歡聽其意見的局外人，報道了他和總統1945年的一次談話，當時正值赫爾利和魏德邁回國。斯諾說，羅斯福總統對中國局勢的複雜性又為難又感興趣，他抱怨沒人能把那裡的事情解釋清楚，包括斯諾。「他知道我們的戰時援助是對中國的一種干涉」；他「能認識到在游擊戰區域，中國共產黨領導了高效的政府，正在成長壯大」；他問「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俄國人是不是在領導他們」，還問，「如果我們協助他們，八路軍在華北到底能做些什麼。他又說我們和日本就要結束戰鬥，我們要把補給和一些聯絡官送到華北沿海」。斯諾問，是不是只要我們承認蔣介石是唯一的政府，我們所有的補給就要通過他來分配。「我們不能同時資助兩個中國政府，不是嗎？」 「我們一直在和兩個政府打交道，」羅斯福總統果決地一揚頭，「既然我沒法讓他們合併，我打算繼續這麼做。」 這成了一個謎。這看上去和支持赫爾利決定自相矛盾，除非羅斯福總統堅信篤定赫爾利會「在4月底」促成一個聯合政府，那麼總統心中的盤算就是在共產黨加入國民政府之後，向他們提供武器和援助。 既然大使的人選成了這段歷史的主要變數，那麼有人會問，如果大使是另一個人，會有另一個結果嗎？換一個人也不會讓聯合政府成真，因為世界上沒有人能說動兩黨接受同一套條款。換一個人至多會促成毛澤東、周恩來訪美而不至於阻攔，但如果大使已經換成了毛澤東、周恩來信任的人，他們也就不必要求去華盛頓了。要有一個大使，既聽下屬意見，又能上達總統天聽，幫助總統做出更靈活的選擇，而不是死守給蔣介石的空頭支票，這機率終究是太渺茫了。 從以往記錄看來，我們的航線不取決於我們頭上的星圖，而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們自己的傾向。總統、公眾輿論和外交政策的實際操作一齊導向了一個在我們看來無法避免的負面結局。 ********* 我們從塵封的答案里能提煉出什麼來嗎？或許僅僅是，在革命性的動盪中，你得到多少就要失去多少；還有，歷史會繼續給我們出永無最佳答案的難題。認定有最佳答案並義無反顧地追求只會贏得自大之名。我們在中國得到的，完全和我們的目標相悖。我們千方百計避免的內戰還是爆發了。雖然我們打敗了日本，但是能賦予這場勝利意義的一個強大、統一、友好的戰後中國還是離我們而去。我們在國民政府身上所做的努力全都白費了。 我們在中國的目標本不應該是調停、解決中國的國內事務，這已經超出了我們的視野，而應該是保持和中國政府有效的、儘量友好的關係，無論這個政府是什麼。沒人逼我們做出一個非此即彼的決定，我們完全可以採取英國人的態度——約翰·凱西克爵士所說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順從（slightlyperplexed resignation）」。或者採取布魯金斯學會1956年的結論：美國「本該停止它的對華政策，停止所有能引起直接後果的行為」。 但是，我們正在重複這一行為。我們介入越南事務的設計師——沃爾特·羅斯托先生堅持認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石就是建立穩定的亞洲勢力平衡。這不是西方人能夠建立的。亞洲的穩定不是我們能建立的，這不比我們在1945年想要建立統一的中國更容易。 制定和實施外交政策的基礎也是制定和實施一切政策的基礎：如何讓政府有智慧。如果政府得不到智慧，或許勇氣也能夠代替——道德的勇氣，它能夠終結錯誤。 ********* （筆者向以下幾位提供幫助的人致謝：雷·克羅姆利先生、約翰·S·謝偉思先生，還有國家檔案館軍事檔案部的威廉·坎利夫，他幫忙找到並銷密了相關文件。） 刊於《外交事務》，1972年10月。 [1] 大元帥（Generalissimo），指蔣介石。——譯者注 [2] 哈里·霍普金斯是羅斯福總統的私人顧問。——譯者注 [3] 這個協議指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譯者注 [4] 巴黎的奧賽碼頭是法國外交部所在地；聖詹姆斯宮是英國皇宮，外國使節遞交國書所在。——譯者注 [5] 西德尼·希爾曼（Sidney Hillman），美國工人領袖，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創始人之一，支持羅斯福新政。——譯者注 [6] 厄爾·白勞德（Earl Browder），美國共產黨總書記。——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