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以色列的快劍

一個幾個世紀以來公認的非好戰民族在6月力戰群敵，演出了現代歷史上近乎完美的一場軍事行動。他們被三面包圍，人數和武器都處於巨大劣勢，孤軍對抗有大國支持並裝備精良的敵人，失掉了先發制人的優勢，但是，卻建立了世所罕見的軍功，在規定時間內沒有任何失誤，完成了特定的軍事目標——擊潰了敵軍，守衛了防線。這場戰役被認為是在這個地區發生的最偉大的戰役，震驚了世界，讓地區和國際格局的平衡成為人們新的關注點，意外地在關鍵時刻挽救了美國，深刻暴露了俄國人的決策以及可能的情報失敗。擁有這支軍隊的國家建立不足20年，移民人口占到總人口一半以上，卻戰績驕人，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以色列國防軍是些什麼人？他們怎麼做到的？ 最重要的要素當然是動力和迫切性，但要是沒有能力，這個世界的全部意志加起來也是不夠的。首要的能力就是這個民族天生的腦力，自從大流散開始，這個民族就開始思考保衛家園的戰法。 第二，通過精心選拔稱為「以色列救星」的參謀人員，這支部隊發展戰術、武器、訓練，以滿足自身需要，以及不得不打的特定戰爭。這是軍事決策，也反映了他們不再依靠任何人的政治經驗；這也是一種性格，來源於早期復國定居者，他們不得不自力更生，現任高級將領都是本土出生的他們的後代。 能力的第三項要素是制定出一套軍事守則，被所有層級軍人在一切任務的一切情況下絕對遵行，以及對一切資源的全力開發，尤其是對敵軍和武器能力的知識。一輛坦克、一架飛機、一把槍，在以色列人手中使用就有望超出別人的效果。開發原則還被用於戰鬥中出現的機遇，應付計劃外的行動，他們相信見機行事的效用。 最後，這個國家50歲以下的人口組成了一支活躍的後備役，他們保持長期、積極的訓練，時刻準備上陣殺敵。一個年輕的後備役軍官在一次集結後回到家，父母問他們都做了些什麼，他簡潔有力地回答：「射殺滲透進來的人。」鍛造以色列武裝力量的就是這個從不知和平為何物的國家。 三個條件在當時決定了他們需要締造什麼樣的部隊：沒有和平、地理約束、人力和財力短缺。還有第四個條件，是個優勢：可預見的特定敵人——熟悉的近鄰。 當1948年的獨立之戰在沒有條約的情況下中止時，傷痕累累的衛國者盤點形勢，發現自己僅僅是贏得了國家的地位，卻沒有贏得和平。跨過延長的非自然邊界——邊界隨意的蜿蜒起伏，是休戰時根據各自位置標定的——那邊是垂頭喪氣、懷恨在心的鄰國，不斷地宣傳復仇。地理位置對以色列不利：沒有可依靠的天然屏障，沒有縱深可讓，沒有空間可退。他們不比大國，承受不起像法國1914年那樣的錯誤，無法在敦刻爾克、珍珠港那樣先失一局的局面下絕地反擊。這個事實決定了一種戰略：如果需要進行戰爭，第一輪進攻就不能失敗。對其他國家來說，面對戰敗或遭受侵略，他們有望在有限獨立或喪失獨立的境況下繼續偷生。而在以色列，人們認為，戰敗就意味滅絕。以色列國防軍首席科學家阿莫斯·霍雷夫（Amos Horev）將軍說，阿拉伯人一旦進入以色列，「會把我們切成肉條」。這位看上去更像耶魯大學划船手的將軍在1948年耶路撒冷之戰中是個營長，當時他不得不把戰友的屍體留在戰場，第二天再來埋葬。但當他回來時，屍體已經被肢解。他只有和另外一名軍官一起，把四肢、頭和軀幹配對掩埋，因為他們認識這些戰死的人。許多經歷了1929年希布倫屠殺[1]的人都知道，如果讓阿拉伯人取得先機會是什麼場面。 由於人力和財力受限，以色列的常備軍無法滿足國防需求。解決辦法就是依靠少量的職業軍人，加上各個階層的新兵，他們都有兩年半的服役期，讓這些人組成常備軍的核心力量。剩下的，則在緊急狀態下，從國家預備役的平民中徵召，他們在「六月戰爭」中占到總人數的80%。問題是怎麼去組織、訓練預備役，讓他們不會落伍，要能在24小時內動員，48小時內趕到戰場。這就需要「以色列救星」，因為沒有其他國家是這種情況，有這種問題。美國有望在三個星期讓預備役啟動。他們改良了瑞士的做法，開始奏效：每個地區組織自己的戰鬥旅，除了傘兵和空軍這種特殊志願部隊，這樣省去了集合的時間。每支部隊的軍需庫分別建立，由新兵和正規軍看守。 預備役軍人要保持適當的警惕性和戰鬥狀態，其實一隻腳已經踏進了軍隊。每年預備役士兵都有一個月的訓練，軍官則是五到六周；每三個月還有最多三天的短期集合，視兵種和需要而定。 國防軍就是國家，不是國家的組成部分。大巴車司機一度成了坦克司機，現在又回到原來的崗位。一個超市經理曾經指揮了西奈半島的一個營，抓住了埃及的一名將軍，現在也回到了他的雜貨店。甚至有師長也是預備役——艾夫拉姆·約菲將軍，生活中是公園園長。基布茲成員在總人口中占有6%—7%的比例，他們對國家忠貞不渝，滿懷傳統意識形態，他們在軍官中占到50%，在傷亡人數中占到25%。事實上，每家每戶都有人與戰爭相關。這樣的談話隨處可聞——「我侄女的丈夫占領了政府辦公樓」或是「雅科夫的兄弟在開魚雷艇」。 令人驚訝的是「咖啡一代」的表現。他們20來歲，不被長輩信任，被認為丟掉了老一輩的理想，只會在咖啡廳消磨時光，大多冷漠，不甘奉獻。但在戰爭的試煉中，是這些年輕人以卓絕的信念完成了大部分的戰鬥，對國家而言，這一點和勝利本身一樣重要。 部隊本地化的組織方式讓士兵更加躍躍欲試。比如北部軍區的士兵與敘利亞戰鬥，他們其實是在捍衛家園，為常常遭到炸彈襲擊的村莊報仇。一個軍官說，不論他們從哪兒來，「加利利、特拉維夫還是內蓋夫，每個人都像是身肩重望地去戰鬥」。在危急關頭的全國總動員中，每支部隊都發現人數會多出20%。超齡的，由於某些原因沒有徵召的，居然都來了。有父親參加了兒子的旅，連長只覺得是長相相似，沒有進一步追究。副總參謀長哈伊姆·巴列夫說，他不在意誰是多出來的，「只有電腦才會知道」。 部隊會在特定的地形環境中長年訓練。所有相關的信息在戰爭之前就已經搜集和學到。以色列國防軍會分配更多比例的彈藥——高達訓練彈藥的一半——來訓練戰術火力問題，而不是像其他國家一樣操練槍法。 國防軍沒有軍官從軍官做起的觀念，他們挑選有潛質的新兵成為未來的軍官，在他們學會怎麼去當一個士兵之後。候選人要通過嚴格的測試，在士官學校畢業，還要服役一段時間。連級以上的預備役軍官每兩到三年要上三個月的課，除非放棄職務。 因為預算短缺，以色列的軍官訓練比其他國家要精簡很多，陸軍不超過半年。中部軍區總司令烏齊·納爾基斯說，當他們離開時，「他們感到自己學到的和自己應該會的還有很大差距，所以他們決定自學更多的東西」。他身材短小粗壯，雙目晶晶，儀態嚴肅。戰爭爆發後，他在耶路撒冷老城建立了自己的指揮部，在沒有護衛的情況下自己開車到了那裡。他一條腿疊坐在屁股下，跟我們說著話，一邊喝著瓶裝橙汁飲料——國防軍打仗就為了這個。他說，猶太知識分子好探究，這是一筆重要的軍事財富。「他們想知道為什麼：為什麼是這座山，不是那座；為什麼是這條路，不是那條。他們懷疑，批判。以色列人批評一切，隨時隨地，批評政府，批評軍隊，批評自己。一個軍官很重要的是有自我批評精神——固執也很重要。他必須固執地堅持自己的任務，直到完成為止。」他說，軍官最重要的三點是，探究精神、執行能力和方向感——對地形和對任務的方向感。「當然更好理解的是領導能力，勇往直前。」軍官就是領頭的人，為了領頭，他必須身先士卒。「在前領頭，不論發生什麼。」6月的6天裡，軍官衝鋒在前的明證就是，全軍傷亡率不到10%，而其中軍官的傷亡率是30%。 軍官階層非常年輕，而年輕，是國防軍中引以為傲的東西。伊加爾·亞丁現在是個考古學家，領導指揮了馬薩達遺蹟的發掘，在1948年的戰爭中，他33歲，是國防軍的作戰部長。現任的總參謀長伊扎克·拉賓46歲，任職時43歲，他的參謀人員平均年齡可能是全世界最年輕的。有意年輕化的用人政策反映了軍事長官非常在意，這些年輕人隨時都擔負著國家存續的職責。他們決心讓以色列國防軍在最後一分鐘都出類拔萃，永不滿足，永遠都在進步。 對於總參謀部，對於所有超過40歲的高級軍官以及許多士兵來說，這是他們的第四次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就在英軍中服役，1948年獨立戰爭與阿拉伯人交戰，1956年西奈戰爭與埃及人交手。1941年，巴勒斯坦地區眼看就要遭到隆美爾北非部隊的入侵，年輕的猶太平民不是加入英國部隊，就是加入了「帕爾馬赫」[2]——哈加納的核心部隊。哈加納的成員都在為即將到來的侵略秣馬厲兵。這是他們第一次把目光投向西奈半島——隆美爾可能的行經路線。1945年以後，帕爾馬赫又獲得了另一次軍事行動的經驗——接引難民。海上和沿海的行動給了他們作為以色列海軍的初次經驗。在託管的末期，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即將攤牌，帕爾馬赫開始系統地研究它的敵人，給1967年的國防軍帶去了任何情報和行動都無法帶來的全面又準確的信息。 現任的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情報部長、作戰部長、空軍總長、裝甲兵團總長，以及三軍司令，全是清一色的英軍或帕爾馬赫的老兵，除了三個人外，全都是巴勒斯坦地區土生土長的。 總參謀部的大多數人都在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指揮和參謀大學短暫學習過，他們從不認為這值得誇口，你需要不斷打聽才能從他們口中得知此事。有一件事他們是保持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拒絕承認他們借鑑了外國的方法和軍事規程，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國防軍內沒有外國的專家顧問。 以色列人希望給世人留下一個準確無誤的印象，是帕爾馬赫的經驗給他們打下了建立武裝部隊的基礎。這一企圖確有深意，因為初創武裝，羽翼未豐，他們必須避免跟從代表某個大國的軍事家長的情況發生。而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自亞伯拉罕和上帝訂約以來，猶太人就自命獨一無二。國防軍作戰部部長埃澤爾·魏茨曼將軍認識到了這兩種傾向，他說：「我們必須警惕兩個極端，太過狂妄和太過謙遜。比如這種說法：『啊，我們太弱小了，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軍事情報局局長阿哈龍·雅利夫將軍說，參謀學校影響他最深的，是方式——思維方式和分析問題的方式，不是問題本身。他和同事建立了一所「沒有抄襲任何人」的參謀學校。戰鬥規則和方法都取自本土環境，具有因地制宜的價值，沒有重複和接受別人的原則，不管別人的方法多麼經典。 這些軍官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非常自信，從而安於沉默寡言——如果不是真的謙虛的話。他們以一種魅力非凡又和藹可親的方式，毫不猶豫地承認：「我們很厲害。」拉賓將軍是個溫和、深思、持重的老煙槍，他給你一種內心緊繃、極為自控的印象。他和旁人打交道時甚至會害羞，但一旦談及他的本行，他就能變得說一不二。有一個顯著的情況，所有的參謀人員和指揮官都樂於甚至急於談論他們的專業。這時的他們才思敏捷。在以色列，部隊是極有挑戰和急缺人手的地方，所以吸引了這個國家的精英紛紛投效。 就是這群軍官和士兵投入了6月5日的戰爭。他們花了72小時橫掃西奈半島，除了在接受補給和一兩個小時的睡眠時放緩了腳步，其餘時間勢不可擋。在西奈半島、耶路撒冷和敘利亞，一個連的傘兵部隊同時三面出擊；另一支部隊，他們的指揮官一個接一個地退出戰鬥，他們仍然勇往直前；在過去的兩天，靠衝鋒和匍匐前進，他們勇猛地奪下了敘利亞的高地，現在看到那些機槍位置、火力排布、水泥堡壘、鐵絲網、石頭加固的塹壕，很難相信這座山頭能被人力所攻下。 不考慮戰前的危機，就無法理解是什麼刺激著以色列人在「六日戰爭」中所向披靡。他們把那段時期叫作「緊張時期」，是公認的最壞的時期。大多數人不可能像總參謀部一樣，對自己的軍事能力有著精確的判斷，他們只感到，敵人將近。隨著埃及的坦克聚集，開羅、大馬士革、安曼的電台都開始叫囂著要毀滅以色列。以色列人仿佛又一次看到了亡國滅族的前兆。他們知道，一旦開戰，他們將孤軍奮戰。計劃用艦隊進逼亞喀巴灣的國家一個接一個離去。這一場景似曾相識。英國曾經封鎖逃離了希特勒的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的門戶。巴以分治投票過後，聯合國禁運了武器，把他們暴露在阿拉伯人的炮火中。1956年的保證沒有得到履行。他們感到，整個世界正又一次地無視他們的絕境，把他們拋向下一個「最終解決方案」。納粹清除猶太人的計劃永遠也不可能從以色列人的心頭抹去，他們也清楚，阿拉伯人的企圖並無二致，抱著這個目的，他們正在磨刀霍霍。 一些人害怕、擔憂，剩下的人則勃發出更為堅決的情緒，他們受夠了阿拉伯人的敵視、威脅、破壞、恐怖活動、分流水源，這一次，他們必須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用拉賓的話說，他們「積累了太多的挫敗感，因為每個人都感到，我們用盡了一切辦法要避開戰爭，但最後仍然被迫投入戰爭」。 對總參謀部來說，等待是最「焦慮」的事，每拖延一天，他們未來的傷亡就將增加幾分。比起1956年，他們認為，如今開戰極為不利：大規模的埃及部隊已經集結到了蘇伊士運河東岸地區，他們擁有大量現代化的武器，受蘇聯訓練長達10年，這是以前他們不具備的。以色列只能硬著頭皮孤軍迎敵，沒有盟友幫忙抵禦敵機的空襲。他們還將兩線、甚至三線作戰，而不是僅僅瞄準西奈半島。但是，接受封鎖的現實是絕難接受的，一位軍官說：「這是要活埋了我們。」然後他清晰地總結道，必須要下定決心，「不自強，就會被人像捏蟲子一樣捏死。」按兵不動三個星期，以色列國防軍像蓄滿了力量的彈簧一樣彈射了出去。 以色列空軍是他們的矛尖，用了80分鐘就鋪墊了勝利的條件——空軍總長末底改·霍德喜歡說「贏得戰爭」，但這麼說似乎對陸軍不太公平。他說：「我們計劃、訓練了18年，為的就是這80分鐘。」說時渾身閃耀著驕傲的光輝。這是個演出了輝煌勝利的指揮官，無法掩飾自己的喜悅，他眼中、嘴角都掠過笑意，在講話時不時綻放出笑容，洋溢著幸福。在繼任同樣活力四射的埃澤爾·魏茨曼成為總司令之前，霍德當了5年的副總司令，他們兩人的風格非常相似。魏茨曼是以色列第一任總統的侄子，生於特拉維夫；霍德生於以色列最老的基布茲社區——加利利的德加尼亞·阿勒夫。40歲時，他仍然每周和自己的飛行中隊駕機訓練，他認為如果他對下屬有所要求，首先自己就要做到。他的命令給予了戰鬥機飛行員極大自信。他們18歲開始訓練，平均年齡只有22歲到23歲之間。 以色列的空軍部隊讓同袍相信，儘管以色列有能力拒敵千里，但要贏得戰爭，就不能沒有空中優勢。為了勝利，就要創造這種完美的工具，這就是霍德和魏茨曼的目標。魏茨曼在1958年34歲時被委任為空軍總司令，他把接下來的這8年稱為「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直到他轉到現在的崗位——作戰部部長。在空軍時代，他在時代的風口工作，他意識到這是他國家的命脈之所系。 魏茨曼高個、消瘦、話多，留一撮小鬍子，說話帶英國口音。他動個不停，整個人躺在椅子裡，兩條長腿交叉放在扶手上，要表達觀點時身體前傾，或者走來走去，快速的語句跌跌撞撞地想要攆上他飛快的思維卻不能成功。他有一種凝練語言的天賦。當說到耶路撒冷對猶太人國家的意義，他說：「我沒法在特拉維夫的歷史上養大我的孩子。」當說到俄國人沒能教好阿拉伯人，因為他們的民族性榫卯不投，他說：「要問伊萬和穆罕默德有什麼相同點，打死我都不知道。」因為空軍戰績不凡，他說，外國人都以為我們有一些極其高端的電子秘密武器，「一些能吹唱《希望之歌》[3]的東西」，但答案更簡單：他們完美地運用了改裝後的飛機來適應中東和以色列的短距離空戰。比如，在1958—1959年和法國談判購買幻影戰鬥機時，以色列人堅持每架飛機要加裝兩門火炮，雖然這種飛機的初始設計只能裝配導彈。法國人認為，在未來的新發展中，空戰中只需要導彈，但以色列卻有別的主意。他們不僅要用這些飛機攔截轟炸機、與載有導彈並加裝一門火炮的米格-21對戰，還要用它們來執行他們的核心戰略——摧毀地面的飛機。魏茨曼堅持要火炮，並說服了法國人。「沒有它們的飛機我不會買。」 「我們迷上空軍了，」他說，「我們很清楚我們想要什麼。我們想依靠自己的想法，不當電腦的奴隸。」這就是他們巨大自信的終極秘密，「我們可以狠揍敵人」，哪怕敵人集合了埃及、敘利亞、約旦和伊拉克四國空軍之力。為什麼？「因為整個軍事世界都成了武器至上的受害者，在原子時代都迷失了方向。大家都忘了大腦、神經、心理和想像力都超越了電腦的能力。沒有電腦能『超越職責要求』，但只有那樣才能獲得勳章。」 以色列空軍準備武器、訓練飛行員都是嚴格瞄準目標和敵人的能力。在這個問題上，以色列情報部門就有用武之地了，搜集、刺探，通過數月、數年的照相偵察和其他手段，建立了敵人的全部信息檔案，雖然他們沒有一個派駐阿拉伯國家的武官和代表。「我們知道埃及空軍的一切，」霍德說，「他們怎麼工作，訓練什麼，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如何訓練。」包括，他們發出警報後要花多長時間起飛的精確時間——在特定機場，25分鐘；然而以色列的時間，雖然霍德不會泄露，但從他綻開的笑容中已經明白無誤地傳遞出了。 他說，沒有指揮官能享受這麼好的情報服務。他的計劃能精確到在遠處的轟炸機趕來之前就清除近處的埃及戰鬥機機場，並且在前者還在顛簸起飛時趕到它們面前。 情報團的工作是國防軍的基石，局長是雅利夫將軍，瘦弱、警覺，戴眼鏡，卷著袖子，被很多人認為是軍隊的關鍵人物。他出生於拉脫維亞，14歲來到巴勒斯坦，「足夠年輕，年輕到會被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接受，也足夠年長，年長到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麼回事」。他會說6種語言，現在46歲，但看上去卻只有36歲。他在滿滿150人的房間裡給記者做報告，講解從科威特到蘇伊士運河的戰況，從武器到政治的所有事。他讓所有聽眾在一個多小時聽得津津有味，卻沒有透露安全部門不允許泄露的內容，然後又即席回答了一個小時問題。報告結束於自發的掌聲之中，人們趕忙湧上前去，希望獲得更多的消息。這是大獲全勝的表演，展現了教師的邏輯，演員的天賦。 以色列的參謀人員警惕性非常高，沒人知道他們的情報是怎麼搞到的。雅利夫透露的僅僅是，別管有什麼方法，「你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所有方法都用上了。」他創造的傳奇傳遍了邊界的另一邊。耶路撒冷老城一個美國研究所的阿拉伯看守信誓旦旦地告訴我，那個伯大尼的磨刀人，7年來每天就掙幾個皮阿斯特，穿得一身綠色，像個村中的小丑，常推著車在教堂門口逡巡，講些笑話，這個人其實是個情報人員，在以色列軍中位階不低。他從這個流言中得出的東西不無意義，「這反映了他們的能力，我們必須要向他們學習。」 在戰鬥中，以色列士兵展現了國防軍的指導原則：指揮官審時度勢的能力，以及對不向上級請示、求援就當機立斷的靈活性——拉賓將軍說：「見到了，就解決。」並且，軍官身體力行全軍上下的一種精神：不管任務是什麼都堅決完成。沙漠中的一個營接到命令要攻破埃及一處防禦工事，工事前是一大片滿是地雷的開闊地。他們失敗，後撤，又接到重新前進的命令。先頭兵跪在地上，手拿金屬線圈探測地雷，終於開出一條血路，占領了工事。在停火之前對敘利亞高地孤注一擲的衝鋒中，有一個連的士兵把戰友的屍體扔到鐵絲網上，好讓同袍踏其前進。在耶路撒冷城外一場爭奪高地的遭遇戰中，炮兵指揮沒有工具，沒法清出安放機槍的位置，連隊的兩個預備役士兵正好在城裡做建築業，他們開來了自己的推土機，完成了任務。在耶路撒冷也是一樣，莫特·古爾上校是空降兵指揮官，他不顧聖史蒂芬門前側翻的熊熊燃燒的約旦客車，私自下令讓部下強攻大門。 在主動性、堅韌度和自省方面，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截然不同。要記住，以色列國防軍不是存在於真空，它是對手的反面，任何對其業績的分析都不能不考慮它的對手。讓猶太人頭疼的問題，反過來說，正是阿拉伯人夢寐以求的成績。讓我引用納爾基斯將軍的話：「阿拉伯人在空中建起了城堡，自己卻變成了城堡里的囚徒。」以色列人穩紮穩打一步步拼搏，在阿拉伯人看來，一切不過安拉的旨意。 從本質上來說，他們的戰爭是兩個社會的衝突。敘利亞和以色列的差異，每天從分隔兩國的那條馬路上就能看到，一邊是漫漫黃沙，一邊是蔥蔥綠影。猶太人讓國家倒向了積極活動的西方，復國主義者歸來，開墾、復興了這片被遺忘的土地，使其繁榮，使其足以支撐起一個現代國家，在此過程中，猶太人在精神和情感上經歷了太多太多的革命。他們變成了命運的主人，而不是命運的受難者。然而埃及和敘利亞，不管他們如何聲稱自己社會主義的成色，他們沒有革命，下層人民的生活沒有變化。敘利亞的農民仍然住在可憐的巴掌大的陋舍，埃及三角洲的農夫平均一人要得七種疾病，他們沒有自己珍視的，可以為之戰鬥、為之犧牲的社會。 250萬人要對5000萬人取得軍事勝利是個專業性的問題。以色列人認為，埃及的軍官都不能勝任他們的工作。他們沒有精確性的觀念，沒有全力備戰，沒有領導的責任，沒有「完成使命的執行力」——這是恰恰是以色列人的原則。千年以前，阿拉伯征服者踏平北非，他們憑藉的是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傳統。但今天，他們缺乏以色列人建立自己軍隊的創新能力，他們只能打一場別人制定標準的戰爭。有人在沙漠裡撿到一本埃及的訓練手冊，畫上都是微笑的平臉西方人模樣，明顯是從1930年左右的英國手冊里照搬來的。約旦的軍隊是英國人建立的；敘利亞的炮兵部隊聽命於俄國人；與其說埃及人得到了俄國裝備的幫助，倒不如說他們在這些裝備面前更加無所適從了。俄國人給他們建了20多個薩姆導彈的發射點，他們一枚也沒發射過——或者只發射過一枚。他們的戰鬥機飛行員駕駛的是米格飛機，但在空中作戰時笨手笨腳。他們的導彈兵使用地對地導彈毫無準頭，瞄準的特拉維夫，卻能把貝魯特轟得一片狼藉。總之，就像埃及總統納賽爾說的，他們尚不能完全勝任現代戰爭。儘管他們的人數優勢巨大，情況兇險，又有俄國這個盟友，但以色列的指揮官知道他們不可能輸給這樣的部隊：「看，阿拉伯人又把我們包圍了，這些可憐的渾蛋。」 正如以色列人依靠的是機動性和突破，阿拉伯人最擅長的是據守堡壘而戰。他們許多蘇聯重型坦克都被埋起來當作炮台使用。他們變成了自己人力優勢和裝備優勢的奴隸。蘇聯設計的體系依靠的是縱橫的塹壕和深達幾公里的地堡，這需要極大的人力來建設。以色列人說：「這是富人的打法。」阿拉伯人對闖進他們世界的以色列人咬牙切齒，戰前也極盡威脅、挑起仇恨，但他們對以色列的戰爭畢竟並不關乎他們國家的生死。不過，一旦他們失去了空中掩護，他們就變得進退失據，進攻自然不成，連守土也成了問題。 俄國人錯判了阿拉伯人的能力——當然也包括以色列人的——或許因為他們是唯物主義者，不太考慮無法度量的因素。他們輕蔑且無疑是茫然無知的——「教皇有幾個師？」他們送了他們的代理人數不清的鋼鐵猛獸，米格、坦克、導彈發射點、火箭、高射機槍、半履帶車、成噸的其他武器和彈藥，在他們看來，這足夠決定一場戰爭了。他們似乎是被慣性思維給誤導了，歧視猶太人為二等公民。他們沒能認識到，以色列人有一個秘密武器——他們的家園。 以色列國防軍強大力量的最後一個來源是這個國家的普通民眾，這是它的另一個自我。民眾對軍隊的大量幫助、掛念，那些飽含深情的信件、家裡烘焙的蛋糕、防曬膏，還有其他的扶持鋪天蓋地。在這一刻，以色列空軍是全世界最精良的戰鬥飛行員，以色列士兵是全世界最勇猛的鬥士，但這場戰爭還有它「猶太母親」的一面。在「緊張時期」，耶路撒冷的母親自發成立了一個組織，起因是一個士兵打電話回家為連隊要驅蚊水。一場收集運動就此開始，藥店、醫藥公司、普通人家都發動起來，志願者們用自己的車集中、分裝，跳過了部隊的後勤系統，成功地搞到了8000劑給士兵用的驅蚊水，僅僅用了5個小時。 那一刻他們勢不可擋。在獲悉國家危難、生死存於一線的時候，每個人都想貢獻一點兒什麼。三天之內，耶路撒冷的婦女團體就登記了450名志願者，並記下了他們想要做出的各類捐獻。一些人去幫助別人看孩子——這家的男人參軍，女人不得不頂替男人原來的工作；一些人充當信使，把戰場傷亡情況通報到各家；一些人開車上街，讓在「緊張時期」休12小時假的士兵搭車回家，或者開車帶他們回到自己家，提供洗浴的招待。隨口一提蛋糕，一天就收到了800個家裡烤制的蛋糕，隨口一提紅酒，收到了500瓶紅酒。 學校組織了一個活動，讓學生給前線士兵寫信，同時附贈一個小包裹，裡面裝一件家裡的小禮物。戰爭結束後，一位裝甲兵團班長回憶，在槍林彈雨的沙漠中苦戰三天，環繞著熱氣、屍體和燃燒的金屬，他意志崩潰了，一動不能動，沒有任何求生的欲望。突然一件那樣的包裹掉到他的鋪位上。他想：「一定是什麼破爛玩意兒。」他發現了一封信，是這麼寫的：「親愛的士兵，我寄給你這個口香糖。我不害怕炸彈，因為我知道你們在外面保護我，不會讓人殺我。」他猛然鬥志高漲，班長說：「我感覺自己像一頭獅子。」 雄獅的戰鬥一樣含著眼淚。戰後一個經常性的話題就是哭。「我一邊戰鬥，一邊哭，」一個預備役校官對我說，「因為我在開槍，在殺人。」參加了老城戰鬥的指揮官，因為迴避使用火炮，他的部隊遭受了慘重的傷亡，他的妻子說，他風塵僕僕回家，毫髮無傷，不施浣洗，只是在他抱起睡熟的孩子時，才身心俱疲，默默掉下淚來。一個士兵在北方作戰，突然一名敘利亞士兵出現在6英尺（約1.8米）之外的塹壕。他開槍殺死了他，發現這個死人的手上戴著結婚戒指。他頓時思緒萬千：「他也有妻子和孩子。」然後有了流淚的衝動。不是所有人都會有這樣的反應。一個女人說，她丈夫從戰場回來後幾天沒說話，而他的兄弟卻津津樂道自己奮勇殺敵，異常自豪。還有人親眼看到坦克里的其他戰友都被炸死，自己僥倖逃生，隨之對埃及士兵瘋狂開火，殺出一條血路，同時獲得了一種野蠻的滿足感。 隨炫目的勝利而來的不是遊行歡慶，卻是對死者的紀念。沒有慶祝。年老的，年輕的，都悲戚憂鬱，他們知道，自己的同代人不是傷殘就是死去。每天都有追悼會，每天的報紙都有帶黑邊的訃告欄。以色列人對悲傷的強調，在另一國看來或許濫情，但猶太人知道，20世紀死去的千千萬萬人，以及這場戰爭中死去的700同胞是難以釋懷的。按比例換算過去，這相當於美國死掉了6萬人。聯合國的停火決議即將出台，與此賽跑意味著軍事冒險，可能承擔更多的傷亡。對以色列這個國家來說，他們對未來的期盼就是一個在阿拉伯人海洋中的猶太國家，每一個猶太人都彌足珍貴。每一個生命的逝去都是一個悲劇。這種感情要比一個國家的失子之痛更加深刻，它更是原始的、天生的對人類性命的尊重。 以色列國防軍對傷亡人員的重視比其他方面更令人震驚。每個傷員或戰死士兵都將不計代價地運回國，哪怕是為了找回失蹤人員而發動一次進攻。大多數情況下，傷員會在受傷地點被直升機直接送到醫院，耗時不超過一個小時。這是士氣高漲的保證。一個人戰死，他部隊的指揮官和他公司的老闆都會到家弔唁。當霍德將軍來到被占領的敘利亞，用550個敘利亞戰俘交換一個以色列飛行員和兩具屍體時，以色列人的價值被有意誇大到了極致。 令以色列人悲傷的不僅僅是他們的生活，還有更多的東西。它的子民，長期作為暴力的受害者，而今卻不得不有違本性、有違尋回錫安故土這一希望地變作了施暴者。他們像美國一樣，必須靠武力贏得建國的權利，現今要靠相同的手段去鞏固它。即便他們為國防軍的戰績自豪，甚至為空軍的勝利興高采烈，但以色列很多人都深為自己的新角色，以及自己竟然對此角色如此駕輕就熟而感到困擾。從奧斯維辛到西奈、再到耶路撒冷的光復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轉變之突然世所罕見。不足一代人，猶太人已經從備受迫害的民族，變成了對別人發號施令的民族。 安靜、善思的拉賓將軍，領導國防軍達到如今高峰的人，第一個認識到這個負擔。獲勝後在斯科普斯山上的演講中，他說：「猶太民族還不習慣去征服，我們接受了這種方式，心情很複雜。」他們將怎樣改變徵服，征服又將怎樣改變他們，這將是一個問題。 刊於《大西洋月刊》，1967年9月。 [1] 希布倫屠殺，1929年8月24日在希布倫（在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殺死了67名猶太人，包括婦女和幼兒。——譯者注 [2] 帕爾馬赫（Palmach），英國託管時期猶太人的半軍事化組織哈加納（Haganah）中的精英部隊，哈加納是以色列國防軍的前身。——譯者注 [3] 《希望之歌》是以色列國歌。——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