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我們是如何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1917年4月2日，美利堅合眾國作為後起之秀，加入了世界強國的角逐遊戲，自此再沒有退出過，雖然曾經有過那樣的想法。在那之前，比如在美西戰爭中，我們表現出了強烈的好戰意願，但我們從未被列強，甚至大部分本國人看作世界強權。加入世界大戰是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成年禮。 半個世紀以來，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動，權力從歐洲向其側翼轉移。由英國衰落空出的王座，已由我們來坐穩——面對我們的天命所歸，其過程不乏掙扎和抗拒。50年間，這個後起之秀逐漸變為世界兩大強權之一，我們再次面臨戰爭，我們不再是初學乍練，而是行家裡手，經驗老到，裝備精良，長於謀略，儘管目標不明，沒人能說清我們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而這一切，是我們的初戰經歷賦予我們的命運嗎？美國是如何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做出自己的選擇的？50年前的4月2日，威爾遜總統說：「上帝保佑它，它沒有選擇。」我們真的沒有其他的選擇嗎？ 第一次世界大戰從來也沒有像南北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深植於我們的國家傳統之中。它就像別人的事一樣。普通人提到它，會想到坐在露天機艙里的王牌飛行員，一個叫蒂耶里堡的地方，一首叫「在那裡」（「Over There」）的歌，一種叫「40和8（40 and 8）」[1]的交通方式，以及一個打著綁腿的士兵後來成了杜魯門總統——但這次大戰到底在我們的歷史中意味著什麼，就不那麼容易說出來了。1955年，筆者向一家有意向的出版商提議，要寫一本關於「齊莫爾曼電報」的書，這個事件是美國加入「一戰」的重要因素，可是收到的建議卻是：放棄吧，因為「一戰」我們本來就不該打；大眾只對南北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感興趣。確實，這是個合理的評估，和1930年一位歷史學家的結論一樣。那時「一戰」剛結束10年，他發現美國人仍然對那次戰爭「惱怒和茫然」。 這些話也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我們對待越南戰爭的態度，這兩場遭遇由此有了一定的聯繫。第一場遭遇被當時的錯覺所主導，現在這場遭遇則是因為新的錯覺。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提供了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和目的，沒有懷疑和不自信。我們為什麼開戰，打到什麼程度結束都非常清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20年後——我相信越南戰爭也會像這樣，歷史學家還在爭論我們是如何捲入，我們為什麼要參加，問題的答案仍然有待探尋和考證。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修正主義學者深受戰後幻滅情緒的影響，放棄了之前廣為接受的觀點：德國對中立船隻的侵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們的介入。他們更為青睞一個又一個的陰謀論，把原因歸於英國的宣傳、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追求以及其他不為人知的邪惡力量。他們挖掘貿易和財政的統計數字、私人記錄和一切內部資料，曝光了大量重要材料，得出了許多新鮮的觀點。但他們自我指責的理論卻需要走向親德的另一個極端，接著，在他們積極地證明自己觀點的同時，德國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再次發動攻勢，讓他們的論點不攻自破。 從那以後，正如歷史的循環，反修正主義的史觀又一次回來，重新認定了一開始就顯而易見的事實。不論是說羅斯福炮製了珍珠港事件，還是說民主國家逼得第三帝國發動了侵略——譁眾取寵的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是後一種觀點的倡導者，修正主義學者的筋斗戲收穫了轟動，但最終被事實打敗。 1914年戰爭爆發時，美國人普遍的態度是慶幸自己置身事外，並執意認為不應該參與其中。中西部中心的小鎮、印第安納州沃巴什的《老實人報》有一句經典的總結：「從沒哪個時候我們這麼感謝國父們的遠見，從歐洲移民到了這裡。」報紙上的漫畫常常描繪這樣的畫面：山姆大叔在茫茫大洋的包圍中，遙遠的彼岸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小人物；有一次他提醒自己，一線生機就在於「正襟危坐，雙手插兜，閉口不言」，還有一次他和威爾遜總統並肩而立，用後背對著歐洲鮮血淋漓的「野蠻人」。 因為威爾遜，美國人更加信奉「安全孤立（safe isolation）」。威爾遜通過國內改革，追求「新自由（New Freedom）」，深為海外勢力的干涉所惱。1914年12月，他宣布，這個國家不能讓自己「失去平衡」，僅僅因為一場「和我們毫不相干，起因也無法觸動我們」的戰爭。（25年後，類似的情況在更為著名的一次事件中再次重現，內維爾·張伯倫認為，捷克斯洛伐克是個「我們不了解的遙遠的國家」。） 對威爾遜來說，他在1914年8月要求美國人「保持思想和行動的不偏不倚……事實和名義上的雙重中立」，是合理的。但是到了12月，當速戰速決的預期在馬恩河破滅，兩方軍隊在塹壕里僵持不下時，這場戰爭就已經觸動了我們。威爾遜被迫承認，美國的生意還要繼續做下去，在10月就推翻了他之前禁止向交戰雙方貸款的政策。這件事成了美國和協約國經濟紐帶的基礎，並在之後把它們纏得越來越緊。由於允許了商業信貸，協約國就能買到美國的補給，從而控制了海洋，讓同盟國大受其害。這為美國製造業、出口貿易和海外投資的爆炸性增長打開了大門，使國家經濟站到了戰爭中大眾輿論同情的一方。 美國整體是站在協約國一邊的，他們討厭戰爭。總統也深受這種情緒影響。豪斯上校寫道：「我發現，他和舉國上下一樣，都不認可德國。」德國駐華盛頓參贊馮·哈尼爾為了打消上級的錯覺，提醒他們，美國對英國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發自「歷史、學員、語言、社會、經濟和文化」，並且，「在目前的情況下，商業的本能和自發的感情都指向了相同的方向」。他道出了關鍵。 威爾遜解除貸款禁令的同時，也同意了無限制的軍火貿易，與之前提議軍火禁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兩條措施的出發點並非協約國的利益（雖然它們從中獲益），而是考慮到了美國的利益——當局不比馮·哈尼爾糊塗，他們同樣清楚國家的「商業本能」的力量，害怕協約國把訂單交給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阿根廷。禁止貸款和禁運軍火兩項措施本可以給民眾和他們的總統自以為享有的「孤立自守」做出現實的註腳，但這樣一來就斷送了源源不斷的訂單帶來的財富，美國人不願因中立而受損。甚至，他們想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在戰爭開始三個月不到的時間，他們實行了這樣兩個經濟措施，之前的孤立自守如果不是幻覺的話，在此時也已經不存在了。 1915年2月，德國宣布開始用潛艇封鎖英國，實行「無限制的」水下戰役，這意味著，他們將不經警告，攻擊戰區內的商船。這種行為破壞了中立國自由航行的傳統，威爾遜勃然大怒，說這是「毀滅商業的巨大威脅」。一個美國總統有責任拒絕這個行動，哪怕產生的爭執將加大幹預的風險。和英國的糾紛長期是關於他們不遵守《倫敦宣言》，破壞海域的航行自由，關於持續航行原則、走私、搜查權、捕獲法庭程序以及其他討厭的事，總之，就是交戰方封鎖的權利和中立方貿易的權利之間老生常談的衝突。但是，英國的手段再讓美國國務院的守法分子氣憤，也沒有真正地危及性命、傷及民意、患及物流，說起來，主要的商貨都是運往協約國的。 相反，默認德國為其潛艇而聲稱的地位，意味著海上貿易的終止。公開威脅中立國國民的生命安全，意味著要麼美國人遠離大洋這條公共運輸要道，要麼美國政府施加足夠壓力，迫使德國退讓，但還不能讓這搖搖欲墜的中立地位落入公開決裂。無論哪條路，戰爭都不僅是近在眼前，更是將我們囚陷其中。 其後兩年中，德國在海上、在比利時的行為，以及在美國陰謀破壞其中立的間諜活動，都將推至一個同樣的結果，不管協約國宣傳與否。 德國破壞了比利時受保證的中立，訴諸公開的戰爭，激起了美國人的憤慨，從一開始就把自己劃到了錯誤的一方。德國在美國公眾眼中就是個惡霸。《小婦人》中娶了喬的拜恩醫生——這位善良的德國教授形象由來已久，其形象要在威廉德國的影響下，變成傲慢的普魯士軍官，也不是一日之功。如果不是在一個月之內，德國火燒了魯文和那裡的古籍圖書館，美國人的情緒被重新點燃，他們一開始的憤怒遲早會煙消雲散。這個行為造成的恐懼極其深刻，因為那個年代，1914年到1918年，隔著遙遠的大洋，人們有條件讓自己頭腦單純，感情豐富，相信社會正在道德進步。 美國駐比利時公使布蘭德·維特洛克——就是托萊多市力行改革的那個市長——留在了布魯塞爾，他與占領軍和民眾都保持著聯繫。美國人由此對比利時的災難抱有格外的同情，從槍殺人質，到四處蔓延的饑荒，最終引發了胡佛救濟委員會的誕生。揭露德國暴行的布萊斯的報告也來得正當其時。這份報告由英國批准，並非偶然地由這位美國人所熟知的英國人寫成，他之前是駐華盛頓的大使，《美利堅聯邦》的作者。雖然報告中記錄了很多聳人聽聞的暴行，但是，伊迪絲·卡維爾被審判、槍殺絕對不是英國人的虛假宣傳。對這位婦女、護士、人道主義者的槍決，讓德國人嗜殺的野蠻人形象就此固定，成功地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慨。 還有，1916年開始，最終人數達到30萬的比利時人被強制送往德國境內的勞動營服勞役，是「『盧西塔尼亞』號事件」以來最令人髮指的事情了。不管美國人對強制奴役這件事敏感與否，至少那時的美國人，對於把西方國家的白人公民送去強制勞役是出離地震驚了。馮·哈尼爾報告說，民眾的反感「是普遍、深刻和真實的」。 1915年，丘納德航運公司的「盧西塔尼亞」號被擊沉，船上是滿員的乘客，非戰鬥人員，只有少量彈藥。這件事除了加深輿論對德國的「憎惡」，更讓潛艇戰這個話題迫在眉睫。德國人認為這艘裝運軍火的船隻以非戰身份為掩護，於是未經警告就擊沉了它。也就是說，在發射魚雷之前沒有命令乘客乘坐救生艇。近2000名船上乘客之中，1195人失蹤，包括124名美國人。就在一個星期之前，兩艘美國船隻也受到攻擊，兩名美國人喪生。 這樣一來，非交戰國和非戰鬥人員的權利都變得朝不保夕。劍拔弩張的長時間談判隨之而至，威爾遜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是，既要德國承認這些權利，又不能以戰爭相脅，後者是他最不願發生的。他在狹窄的山脊上蹣跚擇路，一邊是戰爭的深淵，一邊是放棄中立國權利的斷壁。中立國權力是美國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極力鼓吹的，他代表了和平主義者的立場，認為沒有什麼利益值得冒戰爭的風險，還成了一個觀點的發言人：美國人不要（有人認為應該禁止）搭乘交戰國的船隻。 這個觀點讓另一個核心問題開始顯現，這個問題超出了美國人的貿易和中立權利的範疇。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大國地位。美利堅合眾國不可能任由德國人的潛艇把美國人從海洋航道上趕走，讓她喪失了別國的尊重、國民的自信和世界面前的威望。威爾遜給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孤立主義的領袖、參議員斯通寫道，它不能禁止她的人民實行自己的權利，「除非它承認它作為國家是無能的」。這是癥結所在，尤其是，承認國家無能更傷害了威爾遜總統長存於心的理想：調停戰爭，救世界於水火。 威爾遜拒絕了不讓美國公民乘交戰國船隻的提議，這種姿態「太過軟弱，也沒有效果」，會暴露美國的「不安和拘束」，「嚴重拉低我們的地位」。布賴恩發現自己作為國務卿一直以來反覆重申的建議被推翻，掛印而去，從此為和平主義奔走呼號。他的去職把華盛頓的外交晚餐從沒有葡萄汁的境況下解救出來——這是國務卿法令所禁止的，但並沒有給威爾遜減少任何負擔，總統仍然要在反對潛艇和避免戰爭中表達自己的立場。在兩難困境的壓力下，產生了如下值得記住的話：「有這樣一種國家，如此的正直，而用不著用強力來向別人證明自己的正直……有這樣的人，有如此的傲骨，而不願動武。」 儘管這個講話引起了干涉主義者貶斥的回應，說威爾遜是「懦夫」，但他還是重申了「正襟危坐」的觀點在這個國家擁有強大的力量。「盧西塔尼亞」號差一點兒就改變了這一點。 威爾遜在與柏林一封接一封的照會中周旋、對抗、重申、拒絕，最終贏得了勝利。在又一次沉船危機之後——1915年8月，「阿拉伯」號被擊沉，44人失蹤，包括兩名美國人——他逼迫德國保證不再不加警告就進攻船隻了。但這個話題在11月的「安科納」號、次年3月「蘇塞克斯」號被擊沉後又再次提出，德國又再次做出相同的保證——在美國威脅如果不這樣做就斷絕外交關係的壓力之下。實際上，這個結果與其說是威爾遜堅持不懈的成績，倒不如說是因為德國認識到，目前它的潛艇數量太少，還不能擊沉足夠多的船隻，如果美國冒險參戰則得不償失。同時，德國的造船廠夜以繼日地工作，以彌補不足。 幾個月間，德國的魚雷每一次進入它致命的軌道，孤立主義者都要哭天搶地地讓美國人遠離戰區。當這個方案1916年2月被俄克拉何馬州的參議員戈爾、德克薩斯州的眾議員麥克勒莫爾在國會中提出時，來自密蘇里州的議長錢普·克拉克帶領了一支代表團前往白宮，通知威爾遜，這個提案可能會以2∶1的比例通過。在聽取了450萬字的辯論後，提案最終被擱置，雖然有175票支持。 ********* 隨著戰爭繼續，仇恨和苦難不斷滋長，戰爭的震波跨過大西洋，美國的公眾輿論失去了最初的一團和氣。1916年的鷹派和鴿派，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干涉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一樣，分別代表了鼓吹備戰者和反戰者，而居中的絕大多數人雖然不太狂熱，但還是慣性地反對干預戰局。 把當時的情況和現在作比其實並不準確，因為在1945年，我們歷史上的意識形態出現了一次急劇的反轉。以美國人對20世紀對外戰爭的態度，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人認為敵人或潛在敵人是美國利益和生活方式的威脅，他們是干涉主義者；另一類人認為不存在這種危險，所以希望我們待在家裡，關注自己的事。誰屬於哪一類取決於敵人的性質。在1945年以前，敵人是右翼，我們的干涉主義者大都來自左翼。不過1945年之後，蘇聯和共產主義中國取代了右翼的德國和日本，成了我們的對手，美國的派別也做出了角色更換。國內右翼變成了干涉主義者，左翼成了孤立主義者。以前的「美國優先」的支持者，曾經尖叫著要抵制介入國境外的事務，現在，他們都成了號召更大規模、更深入干涉的鷹派分子（否則事態會升級）。以前一度迫不及待要同法西斯一戰的干涉主義分子，現在發現自己變成了不熟悉的孤立主義者。正是這樣的改組，讓大多數25歲以上的人感覺不適。 在1916年，左和右的意識形態不是決定因素。最為活躍的反德干涉主義者來自受教育良好的上層階級，特別是東岸，那裡把普魯士軍國主義（當時的語言）當作民主的最大敵人，決不能讓他們取勝。哈佛大學的名譽校長艾略特，人稱「新英格蘭最高的橡樹」，宣布打敗同盟國是「這場讓人氣憤的戰爭唯一可以接受的結果」。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懷特說：「如果我年輕30歲，我要去加拿大參軍。」 亨利·凡·戴克和萊曼·阿博特這樣受人尊敬的牧師也無不熱血沸騰，還有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威廉·羅斯科·塞耶，他回應威爾遜早先的要思想上中立的建議時說，只有「道德的閹人」才會像總統「有害的聲明」所倡導的那樣不偏不倚。新任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堅信，德國如果獲勝，「那就意味著民主制度在世界上垮台了」，被軍事專制打垮了。這個觀點，他共和黨的前任伊萊休·盧特深以為然，更別提總統最親密的顧問豪斯上校，以及最不齒於他的前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了。 善於主張自己權宜的東岸的意見是有影響力的，但欠缺代表性。全國剩下的人，坐享兩洋屏障，仍然奉守「置身事外」信條。孤立主義天然就集中於但不僅限於共和黨遍布的中西部——那裡有密爾沃基、芝加哥、聖路易斯等德裔美國人的定居點，有民粹主義的傳統，還有被稱為「蠢驢養的」的農業激進分子。國會中孤立主義者的故鄉都有：密蘇里——議長錢普·卡拉克和斯通參議員的家鄉，內布拉斯加——參議員希契科克和參議員諾里斯的家鄉，威斯康星——拉福萊特的家鄉，俄克拉何馬——戈爾的家鄉，還有南方的，密西西比——瓦達曼的家鄉，最後是南卡羅來納——籌款委員會主席、眾議員克勞德·基欽的家鄉。 意識形態分野更超越了地理區位。進步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雖然也恨獨裁，但他們大部分（不是全部）都是孤立主義者，部分原因是他們不想因為戰爭而影響到國內改革，還有部分原因是，他們大都出身於討厭歐洲的家庭。他們極力避免再和舊大陸有任何牽連，他們的祖上就是逃離了那裡的紛爭、兵役和反動政權，投入到美國的前途中來的。不論背景和身份，他們通通同意一個觀點：想要戰爭的看法都是銀行家、生意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製造出來的。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和平主義者大衛·斯塔爾·喬丹描繪了山姆大叔「和摩根公司一同把錢扔進戰爭的深坑中」，拉福萊特譴責投機分子才是真正的「備戰論」的推動者，還有社會黨領袖尤金·德布斯，他宣布自己寧可作為叛國者被槍斃，「也不為了華爾街的利益上戰場」。 親協約國的群體預見到我們將會加入戰爭、也相信我們應該加入戰爭，於是在1915年發起了備戰運動。他們得到了陸軍和海軍的支持，組織了圍繞國家安全和美國人權利等議題的委員會，發動遊行，傳播書籍、電影和傳單，把備戰同愛國主義聯繫起來，在國會提出了法案，要把預備役擴展為40萬人的大陸軍，號召國會撥款5億美元建立「夠用的海軍」。隨著西奧多·羅斯福的大聲疾呼，戰爭宣傳逐步加強，當局發出反對備戰的警告，仍然頑固地堅持中立，他們讓黨爭發酵，共和黨的形象隨之變成了愛國主義的政黨，而民主黨則被貼上了「軟弱」的標籤。 威爾遜隨即倒向了備戰的呼聲，戴著草帽參加遊行，支持陸軍法案把常備軍從8萬人增加到14萬人，把預備役增加到40萬人，批准了海軍建設的五年計劃，屆時將建成10艘戰列艦、16艘巡洋艦、50艘驅逐艦和100艘潛艇。他開始了穿越中西部的巡迴演講，為陸軍法案呼號，但還是沒能說服孤立主義的中堅分子支持擴軍需求。「不為戰爭只為國防」這個訴求是有力的，公開宣示他和他的國家都「深深地熱愛和平」也同樣可信，但他試圖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出現這樣的結果就在意料之中了。 1916年春天，國會和全國都圍繞陸軍法案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進步主義者痛斥軍國主義是由資本主義的貪婪所滋生，美國夢已經被它毀掉。干涉主義者聲稱，如果政治自由應該在世界各地實現，那麼美國就應該加入民主國家對抗暴政的戰鬥（但尷尬的是這一事業的盟友中居然有沙俄）。備戰遊行的聲勢越來越大，持續時間也越來越長。最大的一次是在第五大道，整整持續了12個小時，遊行者有12.5萬平民，200個軍樂隊，50支鼓樂隊，成千上萬的人在人行道圍觀叫好，當夜幕降臨，泛光燈亮起，照耀著不斷前行的遊行隊伍。但是大部分共和黨眾議員還是無動於衷，他們在眾議院投票贊成警告美工公民不要登上武裝商船，表達了他們對中立權利的偏愛。 6月，在聖路易斯召開的民主黨大會上，一件令人震驚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證明了和平主義者內心對和平的渴望。威爾遜的顧問計劃把愛國主義當作演講主題，讓樂隊專注於演奏國歌，不奏《我希望我在迪克西》[2]，也不在關鍵處「自發地」爆發出對國旗的熱情。可事實證明，這樣的表演是徒勞的；但紐約前州長馬丁·格林的主題演講卻收穫了「奇效」，他在演講中說，美國有不論如何挑釁都置身戰爭之外的傳統，贏得了台下瘋狂的歡呼和「癲狂的愉悅」。這個觀點是想迎合和平的訴求，事先也得到了總統同意，總統和其他所有尋求連任的政治家沒有兩樣，有意地創造著一些和現場的共識。每當格林講完一個歷史上的例子，他的觀眾都接過話來，喊道：「我們以前是怎麼做的？我們以前是怎麼做的？」格林馬上高聲回應：「我們以前不要戰爭！」代表們歡呼雀躍，站在座位上揮舞著國旗。格林對自己喚起的熱情驚訝不已，想略過自己準備的講稿，但觀眾大喊：「不！不！繼續！我們還想聽！繼續！繼續！」人們在過道上跳舞，「呈高興的半瘋狀態……像小學生一樣大喊，像汽笛一樣尖叫」。 格林展示了和平主義不是娘娘腔，反而是正確、愛國，和美國精神一致的東西。演講效果強烈得就像「通了電」一樣，共和黨的領導們都大吃一驚。黨主席麥庫姆斯急忙寫了一張紙條：「但是，如果需要，我們會開戰。」簽上了名字，傳給了格林。後者看後點點頭，回話說：「我會處理好。」但是，他已經沉浸在自己對人群施加的魔法中，沒有做任何補救。政治計劃被扭曲了。威爾遜的宣傳班子被迫把維護和平當作了主題；拋棄羅斯福、提名休斯、打出「尋求正直、誠實中立」綱領的共和黨人，在11月的大選中敗給了威爾遜，後者的口號是：「他讓我們遠離戰爭。」 正是利用了反戰情緒，才讓民主黨在和南部各州結成新聯盟的西部得到了關鍵的選票，險勝共和黨。威爾遜完成了布賴恩三次都沒能成功的事情——贏得大多數農業州的支持。 此時離美國參戰還剩四周，其進程開始於威爾遜12月到1月的協調努力，他想通過調停結束戰爭。他提出的「不要勝者的和平」，被拉福萊特稱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信號」，卻得不到交戰雙方的欣賞。沒有一方想讓美國總統出面擬訂解決方案，雙方都想得到最大的勝利。想通過談判取得和平的威爾遜失敗了。 與此同時，德國已經建起了一支兩百艘潛艇的艦隊，決定全力進攻，甘冒美國參戰的風險，以自己的方式結束戰爭。1917年1月31日，德國正式通知華盛頓，他們意圖就在第二天重啟非限制性潛艇戰。所有中立船隻將「被武力阻止」抵靠英國。只允許一個例外，一周只能有一艘美國客輪前往，不得裝有走私物品，只能在星期天在法爾茅斯靠岸，船上刷每條一米寬的紅白條標誌，每根桅杆上都要懸掛紅白方格大旗。 看到輪船煙囪「刷得像理髮店門口的柱子，旗幟弄得像餐廳的桌布」，美國歷史學家J·B·麥克馬斯特抑制不住憤怒。對這個主要的中立國敢於下達如此侮辱性的命令，表明德國一點兒都不懷疑美國會有任何異動。「我們盤算著和美國開戰的可能性。」當決定做出時，陸軍元帥馮·興登堡在參謀本部說。但是「他們的情況已經不能再糟了。戰爭必須馬上結束，不管用什麼辦法，越快越好」。參謀本部堅信，在潛艇打垮協約國之前，美國的軍事援助「可以不必考慮」。但德國的平民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認為，美國一旦參戰，將是「德意志的末日（finis Germaniae）」。 處在衝突的旋渦中，不論美國情願與否，它都註定是一支不能忽視的主要力量：它是協約國的兵工廠和銀行。對於協約國的戰事，我們與之經濟上的相關度一點兒也不比與之政治體制的親和度來得低。只要我們持續資助協約國，我們就是德國取勝路上的一大障礙。我們放棄了長達兩年的海上自由，苦苦地堅守原則，這與第一流的世界地位不相符合。威爾遜沒有選擇，只能做出長久以來力圖避免的事情——宣布關係破裂。一時間，和平主義者群體受到刺激，開始大規模集會，瘋狂地要求美國船隻避開戰區；但同時，干涉主義者同樣地高聲呼籲，武裝我們的船，要積極地聲張美國的權利。 家門口貨船堆積，美國的貿易有停滯的危險，開始影響到全國經濟。政府如臨大敵。雖然威爾遜享有武裝船隻的最終決定權，但他還是猶豫，害怕此舉會不可避免地引發開火。他偏向於徵求國會的授權，導致了國會的激烈辯論和對《武裝船隻法案》的抵制。正在此時，德國外交部部長阿瑟·齊默爾曼的一封電報泄露了，他在電報中邀請墨西哥加入同盟，並肩作戰。這個陰謀是為了牽制美國的部隊，讓他們不敢輕易邁出國門，墨西哥被許以收復德克薩斯、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好處。英國的海軍情報部門截獲並破譯了這封密電，把它交給了美國。電文出現在了3月1日的國內媒體上，意在影響「少部分頑固分子」。究其這一層目的，它失敗了，但它比開戰後的任何事都更加刺激到了美國公眾。這是一封威脅到美國領土的邀約，堅定了美國人對德國的敵視。 3月9日，國會停休，法案未能通過。總統下令無論如何武裝民船，靜待「公開的行動」。3月18日，行動來了。三艘美國商船事先未被警告被魚雷擊中，死傷慘重。此時正值沙皇被俄國早先發生的革命推翻，純潔了協約國的陣營，新的俄國克倫斯基政權擁抱了民主制度，給信奉自由的心帶來了激情的火光。與此同時，潛艇造成的傷亡正在無情地增長，把大西洋變作了墳場，協約國戰敗迫在眼前。 此後兩周，總統在焦慮中痛苦掙扎，正如他這個月早先所說：「我們國家生活之外的東西，那些我們無法控制的東西……雖然我們避之不及」，但它們卻把這個國家拖向它不願走入的戰爭。「如果一個現在的中立國家被拉進戰爭，」他在11月時說道，「它肯定是被它無法抗拒的力量給拉進去的。」 這和任何正確的話一樣正確。我們不是被他人擺布進入一個我們別無選擇的命運，吞沒我們的是世界衝突的現實。在最近學者汗牛充棟的考證之中，哈佛大學的歐內斯特·梅在其1959年出版的《世界大戰和美國孤立：1914—1917》中得出結論：「仔細地分析之後，我找不到他（威爾遜）可以回頭並選擇另一條路的時間點。」 4月2日，威爾遜來到國會，要求國會正式接受「被迫成為交戰國的身份」。他把罪責主要歸因到潛艇戰：「這是針對所有國家的戰爭。」他說，當「獨裁政府擁有武力，由自身意志而非人民意志操縱武力」，危及世界和平和世界人民的自由時，「中立不再可行，也不再被渴求」。 這個論述的說服力會打一些折扣，因為他面對同樣的國家，近三年來一直就相信中立是可行的，也是被深深渴求的。他現在突然發現：「堅實的和平只能被民主國家以集體的力量維護。」他引用齊默爾曼電文，作為德國以美國為敵的證據，說：只要普魯士獨裁政府「這個自由的天敵」存在，民主國家就沒有穩固的安全。然後推出了最終結論：「為了民主，世界需要變得更安全……此權利比和平更加珍貴。」 威爾遜口中關於民主國家威脅的話，在任何時候說都是合適的。以此為理由，我們半年、一年甚至兩年前就可以開戰。如果是那樣，會對歷史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如果不是因為重啟潛艇戰和齊默爾曼電文，赤裸裸的敵意被暴露，我們原來的路還會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們本可以打一場預防戰爭——阻止德國軍國主義對我們生活方式的潛在威脅，而不是一場別無選擇的戰爭。但我們沒有，我們坐等公開的敵對行動，把戰爭加於我們頭上。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相同的事再次重演。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納粹對民主的威脅、日本對我們的敵意已經明白無誤，在政策層面本可以做出打一場預防戰爭的決策。但是美國民眾尚見不及此，所以我們沒有出手，直到我們被攻擊。 從那時起，我們就假定我們對世界事務的方向，甚至世界治安負有了責任——急切程度和之前的猶豫程度不相上下。在我們領導人對未來危險深謀遠慮的覺察之中，在我們的海岸線和實際利益還未被侵犯之時，我們就發動了跨越半個世界的軍事冒險行動，使得整個國家——注意，不是政府——並不認為我們打的是一場自衛戰。朝鮮戰爭就極其不得人心，現在的越南戰爭更是如此，後者是意圖遏制中國共產主義的更加徹底的預防性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開始焦慮，良心開始不安，意見走向分歧。 有兩種戰爭，獲得性（acquisitive）戰爭和預防性（preventive）戰爭，是最難以解釋的，後者尤其如此。前者雖然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以目前為止人類的經驗來看，抽象的道德絕不能決定國家的行為，總是能找到善良、合理的緣由，比如需求、民族統一或者「天命（manifest destiny）」來為侵占領土作解。並且，獲得性戰爭往往短暫、迅猛和成功，既然成功，那就不需要任何解釋。但是預防性戰爭，永遠也無法找到一個能證明它必要的解釋，因為沒人能證明如果沒有它，情況將是如何。在現代國家能力和資源組織上，中國與我們有著巨大的差距，我們對中國共產主義言過其實的恐懼——包括對我們、對其他亞洲國家的威脅——似乎毫無根據，並非「清晰而現實的危險」。在新的幻覺中，我們沒有像「一戰」和「二戰」那樣，等待著敵人向我們開火。 在1917年4月，孤立自守的幻覺就破滅了。美國告別了天真，告別了單身漢興高采烈的自由。毫不意外，世界權力的重任不會讓我們更加開心。為了讓我們更好地承擔重任，我們用無所不能的幻覺取代了孤立自守的幻覺。和老幻覺一樣，新幻覺也註定落幕。 就像我們曾經自認為自給自足、遺世獨立那樣，如今我們自認為天賦使命，讓我們以自己的想像去改造世界。我們可以在軍事上今天掃平河內，明天打垮北京不在話下，但我們無法在原子彈的廢墟上建起乾淨、嶄新的民主國家。不論我們有多麼強大的物質和政治力量，距離無所不能總是相去甚遠。我們不可能把非西方的世界捏塑成我們希望的樣子，也不可能要求他們接受我們政治自由、代議政府等概念。要輸送給那些目不識丁、食不果腹的億萬亞非民族西方從撒克遜村落大會到《權利法案》1000多年循序進化而來的民主制度，太遲了。他們沒有時間去學習，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同時，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我們更應該把勇敢用在學習如何不同地生活在一起，即便相互敵視，除非我們能找到另一個星球。 刊於《紐約時報雜誌》，1967年5月5日。 [1] 「40和8」指法國一種四輪軍用列車車廂，可載40個人或8匹馬。——譯者注 [2] 《我希望我在迪克西》（「I Wish I Was in Dixie」），一首美國流行歌曲，以黑人之口演唱對南方迪克西農場的嚮往。據說就是因為這首歌，「迪克西」漸漸被用來指代美國南方各州。——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