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躺在弗洛伊德沙發上的伍德羅·威爾遜

美國大體上不是一個悲劇性的民族，但以帶來期望之巨大和失望之沉痛為標準來判斷，現代歷史上最悲壯的人物卻是一個美國人。1917年到1919年間，這個世界深重的苦難到達了巔峰，伍德羅·威爾遜承載了人類的希望。他代表了人類善意的希望，相信一切會有好結果，相信人類不會白白地遭受巨大的苦難、混亂和崩壞，它們只是美好的未來即將降生時的陣痛。在一系列使人類最美好的願望初具雛形的宣言中，威爾遜帶來了美好世界的原則（不能把它解讀成陳詞濫調，而要以一種第一次有望實現的喜悅去解讀），是一個「捍衛民主」的世界，是一個免於戰爭的世界，免於暴政、飢餓、不公，免於民族壓迫的世界。人們感受到了他向全世界的保證，不僅是普通百姓相信他，就連思想成熟的企業家和知識分子都相信了他。他們是後來幻滅之後最傷心的人，因為他們被搞得像個蠢貨一樣。當《凡爾賽和約》讓他們的希望徹底破滅，他們感到了欺騙和背叛。 有兩個人尤其被這種憤怒和怨憎所刺傷，他們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布利特。這兩人的合作乍看之下太不可思議了：一個是大名鼎鼎、垂垂老矣的歐洲人，一個天才，有史以來極其罕有的真正的學術開創者；還有一個是年輕的美國人，一個勇敢、獨立的人，善良但反覆無常、「容易激動」（套用一個眼光獨到的旁觀者的話）的人，一個政治上的冒險者、一個外交界的湯姆·瓊斯[1]。這個看似怪異的組合創作出了一本引人入勝但卻萬般扭曲的書。作為對複雜的、難以理解的曾經的公眾人物的心理動因分析，這本書極為犀利，在有所保留的前提下也比較有說服力；它讓充滿矛盾的威爾遜的行為在清脆的「咔嗒」一聲後步入了正軌。但作為對一個人的整體評價，這本書令人惋惜；作為歷史事件的詮釋，它也是支離破碎。這本書是好的心理學著作，卻是糟糕的歷史著作。它糟糕，因為它沒有切中要害；它危險，因為它誤導了我們歷史責任該由誰來負。 過去的環境對現在有直接影響。布利特28歲，是國務院東歐事務專家，曾參與福特的「和平船」之行，1919年隨同美國代表團去往巴黎和會。當時他的心情和他的同輩、同事、英國代表團的哈羅德·尼科爾森一樣：「我們不僅在為和平做準備，我們準備的是永久的和平。我們這次執行的是帶著光環的神聖任務……我們決心做一件偉大的、持久的、高貴的事業。」布利特的機會是他被派往俄國時來到的，他要去查明與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建交條件是什麼，威爾遜稱他的這次任務是「意圖的酸性測試」。他和林肯·史蒂芬斯一同前往蘇聯，並且結論一致：「我們到了未來，而且切實可行。」布利特回國，帶回了列寧極為優厚的和約條件。他的歡迎儀式極為絢麗耀眼。 和約缺陷很多，在嚴重拖延之後正處於簽署的關頭，布爾什維克的問題更是打開了爭議的匣子，所以威爾遜，這個習慣於用視而不見的辦法來逃避現實的人，拒絕接見布利特，拒絕看他的報告，聽他說他的應盡之言。布利特冒著被當成親德分子和布爾什維克來攻擊的風險，在公開信中向總統辭職，稱如果還為這個政府服務，「就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世界新秩序」。他去了里維埃拉，告訴記者他打算「躺在沙灘上看世界跌入地獄」。後來他被要求在參議院作證，為洛奇參議員出了大力，阻止參議院批准和約，由此遭受批評，被認為是自己黨派的叛徒，看起來也葬送他的公共事業。誠然，布利特還有非公職的收入，但並非所有能夠負擔得起這種勇氣後果的人都像他一樣站了出來。 弗洛伊德也一樣，對威爾遜抱有極高的希望，但最終夢破。據他的傳記作者歐內斯特·瓊斯醫生說，他的「樂觀和輕信」不可避免地導致失望和憎恨，在他一生中這樣的事「數不勝數」。這件事佐證了他對美國的不快，他認為美國就是個「巨大的錯誤」。「你們的伍德羅·威爾遜，」1926年他告訴馬克斯·伊斯特曼，「如果不是有史以來的，也是本世紀最蠢的笨蛋。他還可能是最大的罪犯——他無意識地犯罪，我敢肯定。」在另一次類似的對話中，瓊斯醫生對弗洛伊德指出，戰後局勢的複雜性沒法讓任何人理想化的和平願望輕易達成，弗洛伊德嚴厲地回答：「那他就不應該四處許願。」在書的前言裡，他一開始就保證他和威爾遜「沒有一點兒共同語言」，這種厭惡導致他越了解威爾遜，「就越受他干涉我們命運的折磨」。最後這句話很能展現一種觀點，這種觀點應該是同盟國的國民都會有的。 在20世紀20年代，布利特的第二任妻子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弗洛伊德幫助布利特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他們成了朋友。他們共同研究威爾遜始自1930年，當時布利特計劃寫一本關於《凡爾賽和約》和起草者的書，弗洛伊德則熱情地提議讓他加入威爾遜那章的寫作。這是弗洛伊德為自己的精神分析找到的最好的材料了。威爾遜擁有世界性的權力，性格卻極為矛盾，這對弗洛伊德來說意味著某種內在的煎熬和掙扎。這種掙扎的本質是什麼？它是威爾遜權力的源泉和失敗的原因嗎？這個問題極具挑戰，有著無法抗拒的吸引力。雖然在通常情況下，心理分析需要兩個人，但這次心理學家的沙發上不會像分析摩西那樣安靜——弗洛伊德同樣缺席分析了摩西——因為威爾遜只死了6年，不是3000年，當代還留存了大量他的資料。 1932年，書稿就完成了，但由於兩位作者的某些未知分歧，當時並未出版。直到1938年，弗洛伊德安全地從維也納搬到了倫敦居住，當時的美國駐法大使布利特在這件事中起了直接作用，兩人這才達成了一致。他們簽署了一份授權布利特出版此書的合約，弗洛伊德是否是出於感激而簽署的合約則不得而知，他當時已近病終，第二年就去世了。但這本書的真正出版則又神秘地拖了近30年，據布利特說，考慮到對當事人的禮貌，他才等到了威爾遜去世後出版此書。不過此說不夠有力，因為威爾遜1961年才離世（布利特還健在），兩位作者當初可是想在1932年就出版書稿的。誠然，這類問題不會有答案，但對筆者來說，不是所有問題都沒有答案，比如現下的精神分析學界的苦惱，他們把這本大師遺作看作偽造的「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和「錫安議定書」之類的東西[2]。他們邪惡地懷疑這本書里根本沒有弗洛伊德的手筆，但這純粹是空穴來風。布利特寫作了這本書的大部分或小部分，但即便弗洛伊德只是口述了他的部分，那種鮮明的觀點和偏見一看就是出自他。並且，書的版稅里還有他的一份。 兩位作者的基本前提就是：《凡爾賽和約》是個重大的背叛（Great Betrayal），自此開始，世界多災多難；《凡爾賽和約》是威爾遜沒能讓協約國履行「十四點計劃」和其他威爾遜原則的後果；威爾遜有堅守承諾的能力，但在巴黎表現出的卻是道德敗壞和「精神墮落（mental degeneracy）」，這是他內在矛盾的心理鬥爭導致的；所以，我們所有人都被他的精神病所累。 雖然這些說法有個大漏洞——我稍後會談到：簡單地全用個人的罪惡去解釋歷史。把《凡爾賽和約》的結果都怪罪到威爾遜的個人缺陷上是個簡單的解決辦法，J·M·凱恩斯和其他人一樣，在他的《和平的經濟後果》中支持這個觀點。這本書堅持認為深入挖掘總統的內心是正確的。威爾遜的戰爭部長林德利·M·加里森就說，他永遠也不能理解總統，也懷疑是否有人能理解他。「他是個超凡的人，也是我遇到過的最複雜的人。」 ********* 威爾遜被兩個作者挖出的最主要的精神病症，潛意識地決定著他的一生，導致他像惠蒂爾筆下的丹尼爾·韋伯斯特一樣成為「被惡魔驅趕著進入無盡黑暗中的人」。這個病症就是他對父親的繫戀。實際上，這一父子關係非常引人注目，最為著名的是亞歷山大·喬治和朱麗葉·喬治在他們195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伍德羅·威爾遜和豪斯上校》中對其做出的描述。他們認識到威爾遜身上有「某種內在障礙，讓他消耗巨大，吃了大虧」，他們把他對父親的情結當作一個信號病症來研究。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則把它代入弗氏的三個層次，來展現三個層次是怎麼影響威爾遜的，並解釋了他經常讓人難以理解的自暴自棄的行為。他們的研究利用了已知的事實：威爾遜對父親的積極討好和唯唯諾諾；他的神經性病症，比如慢性頭痛、消化不良、「神經衰弱」等；還有他對朋友關係的誇張、對恨意的放大、對爭吵的小題大做，等等。 大體來說，這樣的分析揭示了一個對父親低眉順眼，但心中滿含敵意的人，他總是要找到一些父親式形象的替代品來發泄恨意，比如對普林斯頓大學的韋斯特院長和參議員洛奇；同時，對父親的唯命是從還要從「超我」的折磨里獲得補償。超我的高標準「要他建立神一樣的功勳，現實中沒有一種成就能夠滿足這種要求」。在弗洛伊德營造的天人交戰的戰場上，衝突以多種形式爆發：有各種形態複雜的自戀——對長老會牧師父親的認同，對上帝的認同，以及相反的，作為小湯米·威爾遜[3]，對耶穌的認同；有一些過猶不及的、和「形似兒子」的小輩的友誼，比如希本、塔爾馬蒂、豪斯，往往以背叛告終；有對母親的認同，導致一種「陰性的」對父親形象的讓步、服從，比如勞合·喬治和克列孟梭；還有無處不在的一次又一次的超我的展示。 小時候的威爾遜面對父親有深深的自卑，這與一個驚人的不可思議的事實互為因果：他9歲才識字母，11歲才能無障礙地閱讀。這讓他專橫的超我永遠也無法從任何成功中獲得滿足。沒有哪個高位對他來說夠高，哪怕是美國總統；他只能擔當救世主的角色才夠。把國際聯盟當作聖杯，才能證明他救世主的頭銜。條約不公平不要緊，只要它象徵了國聯，因為國聯的存在能解決所有問題。國聯「才能使他相信自己確實拯救了世界」。他必須用國聯來拯救自己的靈魂，但在和洛奇鬥爭中，卻是他自己製造了讓國聯變得不可能的條件。在弗洛伊德的術語裡，這是「求死願望（death wish）」——在筆者看來有些多餘，和化為洛奇形象的父親鬥爭，超我的要求，以及他心中意識到的殘酷事實：條約中即便包含了建立國聯，也不能達成他承諾給世界的和平。這一切足可以毀掉任何人。1919年10月2日，他發生了腦血栓，造成中風，和13年前一樣，在普林斯頓，和韋斯特斗得熱火朝天之時，他的一隻眼睛血管爆裂。 以上分析經過了簡化，聽起來沒有書里那麼有說服力了。在書里，所有的細節、例證和可信的證據一個接一個，建立起了內在的邏輯，就和解析某個夢境一樣：當一語中的時，我們馬上就會知道。否則「鈴聲」不會響起，而這裡，就響了鈴。我能夠感覺到威爾遜就像一個古怪的夢一樣，被解釋得透透徹徹。 某些方面看上去被忽略了，比如，威爾遜遲遲不能閱讀的事實。對知識分子家庭中有智力天賦的孩子來說，這不能不引發一些災難性的後果，其次，怪異得很，這會對威爾遜和女性的關係產生影響。作者輕率地指稱，威爾遜認同母親的角色，把自己的妻子當作「母親的替代品」，並且憑空說，一直到第一任威爾遜太太去世，威爾遜「對任何其他女人都沒有絲毫欲望」。我做好了一切準備去相信作者的話，但是，正如我看書時的旁批一樣——「他們究竟怎麼會知道的？」這個判斷的證據在哪兒呢？（順便說，這本書沒有任何形式的注釋和參考書，所有引用都沒有出處）說到第二任威爾遜太太的那句話——「讓我們滿足自己吧」，作者輕率地說，威爾遜「再次找到了可以依靠的母親的胸膛」。這本書里並沒有提到這段關係里一些更為陽光的方面，比如威爾遜常把第二任妻子叫作「小姑娘」。由此看來，作者關於母親的說法或許輕佻了。 在性革命先驅參與寫作的書中，性竟然沒有以淺顯的語言受到大書特書（我不是抱怨，而是奇怪）。甚至談到男性的友誼也只是視為父子關係的問題，而不是潛在的同性戀，在當今語言環境中浸淫已久的我們看到這裡，都會如釋重負。 直到此時，作者對威爾遜潛意識的探究還算是啟人心智、不無價值，雖然帶著一種令人生厭的文風。除此之外則儘是紕漏，其中本書習慣性地重複，不僅是語句，而且是段落。它們會以一模一樣的樣子出現兩三次，就像讀者是什麼不能被信任的蠢蛋一樣，需要從一章到另一章、一次次地提醒相同的內容。更為原則性的錯誤則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研究方法。作者任由感情偏見引導著問題的提出，導致了沒有約束的推想、大肆的誇張（《凡爾賽和約》「判了歐洲文明死刑」）和錯誤的結論。 在我看來，寫非小說的現實題材的作家對讀者負有責任，寫作要盡其所能忠於事實。在修辭上稍用技巧就極易給讀者留下躲閃逃避、含糊其詞的印象，這樣的誘惑是所有有職業自尊的作家都會盡力防範的。但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卻沉溺其中。比如，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精神墮落」「變質」這種強烈暗示性的、寬泛的用語（「精神變質促使他簽署《凡爾賽和約》」），進而將其上升為「精神病」，而不使用一些精確的表述，生怕被人找到漏洞（「他就快得精神病了」，「他迅速地奔向精神病的領域……精神病院的安樂椅就像是上帝的王座」）。語言很花哨，但這是歷史嗎？事實或許是這樣，就像兩位作者舉出的，尤其是威爾遜最後在國聯那些熱情的演講，非常可怕，多少表明了在那段從凡爾賽到最終崩潰的日子中，他已經患上了精神病。但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尤其事關一位總統的精神病時，應該是平實地書寫，而非用模糊的比喻去逃避責任。 弗洛伊德在前言中說，當他研究威爾遜的生平，「一種理解在滋長……混合著同情」，同情發端，直到「大肆漫漶，淹沒了其他所有的情感」，同時他保證布利特也是一樣。果真如此，那麼同情一點也沒有體現在紙上。厭惡和輕蔑主宰了字裡行間。兩位作者的偏向是那麼明顯，以至於我一直很驚奇，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對他們思考的影響。看弗洛伊德醫生展示「弗洛伊德潛意識」的分析讓人有些輕微的毛骨悚然，就像看到了皮蘭德婁[4]出演一齣戲。兩位作者描寫威爾遜「很醜」，但據我所見的他的上百張照片，他的長相還是相當體面。他從年輕到老，他們的描述是牙齒腐爛，戴著「毀容的」單片眼鏡，油灰色的、有不健康的紅疹的皮膚，扇風耳朵，短腿，胃部反酸，是個自負、噁心、神經、惹人厭、疑心重的人。這是兩個女人深愛的那個人嗎？我不知道高爾特夫人愛上、愛慕的是不是他總統的地位，但艾倫·阿克森[5]是毫無疑問的。「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男人，」她寫道，「也是最好的男人。」 對威爾遜的厭惡是從1920年出版的威廉·巴亞德·黑爾的《風格的故事》（The Story of a Style）中借來的，這本書既聰明又有害。據瓊斯醫生說，弗洛伊德「津津有味地」讀了這本書，然而布利特卻小心翼翼地把它從前言裡他們的參考書目中刪去了。 如果偏向能得到抑制，它能起到指向和回答問題的作用，但弗洛伊德任由他對這個大人物的偏見恣意橫行，造成了荒唐的後果。寫美國那一篇的一定是他。根據這篇文字，威爾遜之所以能在美國大獲歡迎，是因為美國本就是一個「在對威克利夫、加爾文、衛斯理的理想的追求中脫離了現實的國家」，威克利夫派教徒（Lollard）的「你不能！」（「Thou shalt not！」）傳統造就了一種偏女性或偏女性化男性的文化，這種文化「不容於」陽剛男性。如果威爾遜是在「相對自由的歐洲文明」中長大，他一定會直面自己內心的衝突。 面對這種胡說，我幾乎無言以對。除了兩次錯用「清教徒」為「威克利夫派教徒」（二者有很大不同），說清教主義和陽剛男性毫不相容（卡頓·馬特爾、奧利弗·克倫威爾又怎麼說？），把歐洲的整個新教傳統大刀闊斧地硬塞給了美國，把維多利亞時代的歐洲描繪成一個「早早」就屏蔽理性的地方，文章還把美國想像為永遠也長不大的小飛俠的家——永無鄉（never-neverland）。文章自證了精神分析法的特色就是自身最大的敵人，它濫用自身的傾向讓自己從明察、深刻走到了愚蠢。 兩位作者對威爾遜的理想不屑一顧。他們荒謬地宣稱威爾遜作為總統的立法程序抄襲自豪斯上校的小說《菲利普·德魯》，很顯然他們兩位對進步運動的理念一無所知。當威爾遜立場明確時，他們一筆帶過；他們對他正面的政策視而不見或吝於好評；他們的諷刺層出不窮。當他們硬要威爾遜的「超我」將他引向「巨大的成就」時，卻又忙不迭地加上一句：這最終讓他「不是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而是最失敗的人」。他們總是關註失敗，不提成績。誠然，威爾遜從巴黎和會以後確實一敗塗地，但這不是他人生的全部，也不是人們記憶中的威爾遜。 兩位作者又怎麼解釋威爾遜「巨大的成就」呢？簡單。那都是嘴上功夫。超凡的話術是他成就的秘密。他們把威爾遜表現為一個痴迷於演講的人，此言倒也不虛（弗洛伊德的語境中，做演講是「口腔的快感」，口腔是「女性的武器」。這是什麼意思我也沒弄懂）。但是，說他僅僅是嘴上滔滔、腹中草包則不足以解釋這個人，他的論文集至今已經出版到了40卷，他的遺產豐富，30年前的官方傳記就有8卷，而如今相同篇幅的新版也將出版，還有50年來對他數不清的其他評論和研究。在他演講的背後是他的思想、他深刻的信仰和理念，這些東西能夠穿透人心，激發共鳴，喚醒希望。他軟弱、自欺、古板，有時偽善，甚至說謊、自棄，讓人不能忍受的自以為是、冷血殘忍、不可原諒、尖酸刻薄，這些同樣是事實，但不是全部的事實。 二人任由偏見控制了判斷，造就出一個常患頭疼的、門肯所說的「典型的基督教流氓」。這難以服人。威爾遜持續的影響，他喚起的善良民眾對他的忠實、愛戴和尊重，都沒有得到解釋。威爾遜其人仍然迷霧重重。 比對威爾遜一邊倒的描述更嚴重的是作者對歷史的歪曲。最令人吃驚的例子是，他們宣稱，從1915年10月到1916年5月的8個月，威爾遜「最強烈的欲望就是把美國帶向戰爭」，通過與協約國結盟，從而主導和平。這是作者對圍繞《豪斯—格雷備忘錄》的談判的分析。他們假設，領導戰爭和裁決和平同時誘惑著威爾遜，因為前者可以釋放他對父親的恨意，後者則可滿足他成為世界救星的「超我」的願望。如果你同意弗洛伊德理論的前提——無意識總是控制著有意識的行為，那麼這番論斷是有說服力的，但是，人類的記錄表明，無意識並不總是居於主導。很有可能，戰爭作為發泄恨意的潛意識欲望在威爾遜的內心隆隆作聲，但歷史證據表明，他保持中立的有意識的決定占據了上風。毫無疑問，意志堅決的豪斯上校這時正在盡力把美國拉進戰爭。他利用總統的野心和軟弱，聰明地誤導了他，誘使他一度相信協約國會接受他的條件（豪斯不知道協約國的密約，也相信協約國會接受）。說美國進入戰爭是威爾遜「最強烈的欲望」，又或是他「使盡渾身解數」加入戰爭，文雅地說，都是胡說八道。 揭露威爾遜為戰爭販子——和他本人的宣稱、人們的認識截然相反——是弗洛伊德最熱衷的那類障眼把戲。瓊斯醫生說：「他對那些人前人後形象不一的人有著特別的興趣。」他確信莎士比亞就是培根或牛津伯爵，並自得地發現摩西其實不是希伯來人，而是埃及人。把思維的韁繩交給直覺的靈光去駕馭是非常快樂的事，但這不是歷史，也不是科學。這些學科要求心念一動的直覺必須交由證據去驗證。弗洛伊德，由他對思維習慣的革命，及其在藝術、文學、哲學、醫藥、社會關係乃至現代生活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應用來看，他是世界級的傑出人物，但是，當他宣稱自己的方法是「潛意識的科學」，這是名不副實的。 ********* 下面我們來看觀點的錯誤。他們說，因為停戰後的有利條件，反德情緒的活躍，勝利者的慘痛記憶，三大帝國瓦解釋放了小國的民族主義，促成它們互相頡頏，由此，理想的和平狀態是可能達成的；所以，簡言之，威爾遜擁有主導建立一個正義和平局面的力量，但是卻搞砸了它。 作者說，威爾遜需要做的，就是以「陽剛的」武器去對付克列孟梭和勞合·喬治：威脅退出和會，公開譴責協約國是「和平的敵人」，然後抽回美國的財政和經濟援助。實際上，威爾遜非常清楚，公開決裂絕不可能，僅就他個人而言，建立國聯的希望將變得極其渺茫。他將不再是一個萬眾歡呼的救世主，而是個眾人唾棄的破壞者，還是個親德的破壞者。但是，不顧歷史事實的作者繼續說：「威爾遜一記經濟長鞭」本來將抽得勞合·喬治「伏地求饒」，「威脅」法國說讓其獨自面對德國將讓克列孟梭「妥協退讓」（流露出對「老虎」克列孟梭的徹底無知）。他們說，威爾遜「仍然擁有古往今來最多的擁躉，準備響應他的號召，隨他戰鬥。他仍然是全世界理想主義者的領袖」。這兩句話對現實誤判、對事實無視得讓人難以置信。全世界的理想主義者，如果作者指的是當威爾遜來到歐洲時那些瘋狂歡迎他的人群的話，他們中的法國人這時正在大喊賠償和歸還薩爾，他們中的義大利人要求特倫蒂諾和阜姆，他們中的英國人則叫囂著「絞死德皇」和「痛打落水狗（squeeze the orange till the pips squeak）」。 威爾遜的一記鞭笞就能讓協約國列強「伏地求饒」，兩位作者對巴黎和會是這樣認識的，這又是一個不存於現實的「永無鄉」。這麼想實在是對那些浴血奮戰的國家的無視。作者把協約國說成是對抗高貴的「全世界理想主義者」的陰謀家，但它們更為真實的形象應該是：形銷骨立、筋疲力盡的倖存者，它們在惡戰中失去了年富力強的一代人，比如法國，它遭受了滅頂之災，劫掠之痛，國土大半毀於烽煙，它想獲得一些戰利品來彌補長年血戰之苦而已。作者想像，只要威爾遜稍稍拿出一點兒男人氣概來，就能夠取得「正義的」和平，解決幾十個國家提出的相互牴觸的要求，對邊界的重繪，無數密約中相互衝突的保證，託管權的分配，對德國殖民地和土耳其領土的分潤，阿拉伯人對主權的要求，裁決西里西亞煤礦、摩蘇爾石油以及其他肥賞的歸屬，是否將「自決權」賦予義大利蒂羅爾的奧地利人、波西米亞蘇台德的德意志人、土耳其的亞美尼亞人、南斯拉夫的蒙特內哥羅人以及其他故土之外的人群，還有自古就無法解決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問題、但澤和波蘭走廊的問題、巴勒斯坦的地位問題，以及希臘人和南斯拉夫人對薩洛尼卡的爭議、波蘭人和捷克人對切申的爭議、羅馬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對特蘭西瓦尼亞的爭議、英國人和法國人對敘利亞的爭議、中國人和日本人對山東的爭議，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對猶太民族家園的爭議。所有人都在巴黎表達自己的主張，同時，布爾什維克的幽靈和德國革命的預兆正在步步逼近。 在這種情況下，《凡爾賽和約》的不完美絕不單單是威爾遜的精神病以及他個人的錯誤所能埋單的。更多的錯誤始自人性。 要分析威爾遜的精神狀態，這本書或許已經足夠，事實上，作者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令人信服。但是，要宣稱這本書對作者所見凡爾賽的「邪惡和平」做出了歷史的解釋，則是不必要的。他們沉溺於對眾多事件做過度簡化的單一解釋。和布利特同屬羅斯福新政支持者的雷蒙德·莫利寫道，布利特的內心「深藏著討厭的浪漫主義」。作為駐外大使，他把外交事務看作「陽光和陰雲、陰謀和反制、流氓和少數英雄」的活動，如果這種心態不為「更高的冷靜的控制力」所壓制的話，就相當危險。不僅是大使，對歷史學家，這種心態同樣危險。 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弗洛伊德也有同樣的特點。作為一位開創性人物，他擁有超凡的腦力，思維更是騖極八荒、見微知著。所以他習慣從細小的一點推知整個系統——就像從一滴水看到整個海洋，他從一張落下的手絹看到人類的行為規律。從觀察到演繹，從具體到一般，這種神乎其神的跳躍為世界打開了一片思維的新領域，但是，這種思維方式同樣不為「更高的控制力」所節制。弗洛伊德是思維的冒險家，誠如他的自況：「我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我在脾氣上更是一個征服者（conquistador）——你可以把它翻譯成冒險家。我好奇、勇敢、百折不撓，和所有冒險家一樣。」冒險家和浪漫主義者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這本書對我們過去的一位關鍵人物表達了毫無疑問是獨特的見解，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弗洛伊德的理論適用於歷史研究嗎？答案應該是這樣的：作為啟發思路的工具，弗氏的理論大有裨益，只是有一個條件：看在上帝的分上，讓一個負責的歷史學家來使用它吧。 刊於《大西洋月刊》，1967年2月。 [1] 湯姆·瓊斯，美國航天員。——譯者注 [2] 「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是現代學者為莎翁第一本劇本集《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的喜劇、歷史劇和悲劇》的命名；「錫安議定書（Protocols of Zion）」指《錫安長老議定書》（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是反猶主義者虛構的猶太人占領世界的計劃書，曾在20世紀初以多種語言在世界上傳播。——譯者注 [3] 威爾遜全名是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湯米是暱稱。——譯者注 [4] 皮蘭德婁，義大利著名戲劇家。——譯者注 [5] 艾倫·阿克森和高爾特夫人分別是第一、第二任威爾遜太太。——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