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以色列：有太多不可能的地方

沒有哪個國家像以色列一樣，以如此狹小的國土承載了這麼多嚴峻的問題，承受了這麼急迫的壓力和這麼重的歷史負擔。它的面積和馬薩諸塞州差不多，所有人口一本電話簿即可囊括，它要在四個誓要聯合剷除它的鄰國的敵視下，求得國家的存續。因為它們的抵制，以色列被掐斷了貿易、交通以及全部邊界之外的通訊。在這種情況下，它必須同時建起三項重要功能：保持一支時刻警惕的國防軍，把大量的移民人口整合為團結一致的民族，然後發展經濟，以支持國防和吸收不斷增加的新移民潮——新移民已經是建國時人口的兩倍。這個國家講希伯來語，語法和字母都和其他語言迥異，所有的移民初來乍到都必須學習這種語言。為了在食物上自給自足，或者做食物貿易，它要恢復土地的肥力，開墾沙漠。它一半的國土不施灌溉的話是無法耕種的，它的水供給不足，並且時刻處在阿拉伯人的威脅之下。它必須從零建起自己的工業，與更為發達的國家爭奪國際市場。它必須用兩種官方語言，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還要普遍運用英語；兩種學校，宗教的和世俗的；三種法律，奧斯曼法、英國法、希伯來法。歐洲猶太人被大規模屠殺的記憶還歷歷在目，那些死者本來是這個國家的人口來源，現在只剩倖存者和他們的子女作為這個國家的公民，它必須接受那個兇手民族的經濟「賠償」和援助。 在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到處都有可說的故事講述著他們的奮發和抗爭。那裡隨處可見正在建造中的澆築混凝土建築，是以色列的一景；烏爾潘學習班（ulpan）里，來自20個國家的成年人帶著專注的表情、要花上五個月來學習希伯來語；兵役制要求每個公民不論男女，在年滿18歲時都要進入軍隊；鐵絲網將耶路撒冷隔開，無人區的房子依然未倒，只是如18年前丟棄時一樣，牆磚遍地，紅瓦傾頹；寧靜的安息日早上，加利利海的北岸會突然傳來一片槍聲；靠近敘利亞邊界的「基布茲」[1]幼兒園，院子地下會挖好避難所，靠兩條長凳頂著土牆，混凝土大門常年大開備用；內蓋夫的磷肥工廠里，有著巨大的機器和大煙囪，噴吐著煙霧；在雜草叢生的街上，新村的臨時棚屋裡，從摩洛哥來的大鬍子猶太人呆滯地盯著陌生的土地，匈牙利來的猶太人則滿懷希望，掛出了「布達佩斯理髮店」的招牌；工廠主、官員和學校校長一次次對來訪者講著五年前是什麼樣，五年後又會是什麼樣；年輕人勁頭十足地走上街頭，又唱又扭，態度果敢近乎高傲；苗圃中培育著上百萬棵松柏的幼樹，為了要把荒山變成森林；在海法港碼頭，一艘船靠岸後，一個前來移民的父親緊緊抱住等候的兒子，好像600萬人的死亡悲痛就被圈在了這無言的長擁之中。 這裡的風景也一樣奇特，以色列和約旦一起組成了《聖經》里的國度。目睹過後，人們就會知道，上帝在此地誕生，兩大宗教在此地發源，並非偶然。在廣漠的沙漠裡，白天是走不出的地平線，晚上是數不完的繁星點點，在如此廣闊的世界裡要是沒有上帝，人類就太孤單了。死海邊怪誕的玄武岩柱、風化的砂岩，以東的紅山，內蓋夫奇特的海灣、峭壁和火山口，無不催生著一個問題：是怎樣不朽的手眼功法造就了這一切。如果他們真的在燃燒的灌木叢里見過上帝，我看到盛開的黃色金雀花，就看到了這種灌木；從高懸耶路撒冷（以及5英里以外的約旦城市伯利恆）天上的耀眼星星中，我也找到了另一個故事的起源[2]。對亞伯拉罕和他的子孫來說，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大雨傾盆而降摧毀村莊，或者一道鮮艷奪目的七彩彩虹完整地出現在眼前。這裡就連太陽也不循常理，跟西半球不同，從它的底部觸到地中海到完全落下就好像在一瞬之間，不到一分鐘而已。白天，游雲不時遮擋太陽的把戲也狀如神跡。山頂的村落或是十字軍廢棄的城堡會突然出現在陽光之下，接著浮雲遮住了陽光，它們又立即消失在山頂的陰影之中。耶路撒冷時常籠罩在蒼白的陽光里，有時是亮灰色，有時近乎白色，不斷變化。當太陽的光束從雲後射向天空時，你馬上就能發現神頭上的光暈起源何在。 那裡每個角落都能尋到古蹟。在耶路撒冷，旅館隔壁可能就是希律王陵墓。哈米吉多頓之戰[3]的遺蹟米吉多（Megiddo）位於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中間的老路上，考古學家在那兒發現了20個城市的地層，包括所羅門王的城市，連同他的4000匹馬和戰車。在去提比里亞的車上也可以看見歷史：工人們正在對路基施工，露出一排羅馬石棺。歷史還位於凱撒里亞沙灘，古瓷碎片會磨得你的鞋嘎吱作響。在長滿草的土丘上野餐時，你也是坐在歷史上面，那裡是迦特——巨人歌利亞的家鄉。當你沿著十字軍的阿克遺蹟——「獅心王」查理大戰薩拉丁的地方——步行，或是在迦法山頭俯視被拿破崙圍困的港口，歷史就在你腳下。如果不被那裡廉價的紀念品所擾，歷史就在現在的拿撒勒。 考古是全民的職業和愛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全民的良知。政府專門保有一個部門，進行考古活動和研究，保存和展示古代遺蹟。學生在暑期都去做「挖掘」志願者。雖然私人開掘是禁止的，但民族英雄摩西·達揚將軍不會輕易認輸，他以指揮西奈半島戰役[4]的勁頭投身考古，在自己的工作室中把一個雙耳花瓶由碎片復原，還拖回兩根完整的羅馬柱立在自己花園裡。這引起了報紙的一片爭論——爭論，這是以色列又一項全民娛樂。最近舉國矚目的一項事件是對馬薩達遺址的發掘，牽頭的又是一位戰鬥英雄（現在是教授）——伊加爾·亞丁。馬薩達遺址高踞在懸崖之上，俯瞰死海。公元73年，耶路撒冷陷落，960名猶太死士在這裡以必死的決心抵抗羅馬人的圍攻，最後不願投降而集體自殺。離馬薩達不遠處，在只有靠繩索和直升機才能到達的死海崖洞裡，亞丁的考察隊發現了西蒙·巴爾·科赫巴的信札，人們從信中再次領略到古人的勇敢。科赫巴於公元132年到135年間率領巴勒斯坦猶太人殘部對抗羅馬人的統治，獲得了獨立，享國三年。 一個民族要獲得國家的感覺，除了擁有獨立和領土，還要有歷史。對長時間、大範圍流散的以色列人來說，遙遠的過去無疑重要，而最近的歷史只怕更重要。無論是希特勒炮製的大劫難——他們自己稱為大屠殺（Holocaust），還是1948年對抗阿拉伯人的獨立戰爭，都給他們帶來了民族意識，以及隨處可見的紀念碑。對阿拉伯人來說，1948年的回憶是苦澀的，但在以色列人看來則是英勇的，是理所當然的驕傲。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1948年苦戰中著火的國產裝甲車還留在路旁，銹跡斑斑。繳獲的一輛敘利亞坦克就停放在德甘尼亞村，一輛布倫機槍運載車停在位於阿耶萊特·哈沙哈爾的基布茲院子裡。一艘名叫「勇往直前（Af-Al-Pi-Chen）」的艦船，就是衝破英國封鎖線、帶回「非法移民」的船隻之一，停放在它從前的登陸點——卡梅爾山下，海法往南幾英里的地方。 德國人消滅了歐洲絕大部分猶太人，這個記憶沒有被忘記，也無法忘記，成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他們在猶太山種了600萬棵樹，以「犧牲者之林」命名，以紀念600萬死者。他們還建起了一條林蔭道，紀念每一個在蓋世太保橫行的歐洲，冒險救助、藏匿了猶太鄰居的「國際義人（Righteous Gentiles）」。還有大屠殺的文獻中心，為審判艾希曼提供了絕大多數法律證據。審判本身也成了紀念的一種形式，因為它的主要目的不僅是將戰爭罪犯繩之以法，還要為歷史增添記錄。文獻就藏在新建的一座深色的死難者紀念館，紀念館叫作「亞德瓦申（Yad Vashem）」，是以色列無可爭議的最搶眼的建築。其他地方的建築沒有一個能像它這樣清晰無誤地表達觀點和情感。它坐落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山丘，在光禿禿的廣場上，低矮、平整、肅穆。圍牆由圓形石頭壘成，每一塊都像是一個死者。牆頂是沉甸甸的木頭蓋子，仿佛壓下了數個世紀的沉重。整個建築沒有修飾的字體，沒有任何形式的裝飾。室內是上行的石徑，一旁是欄杆。路面是平的，低頭一看，上面是金屬字母，拼成了集中營的名字：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達豪、貝爾根-貝爾森、特萊西恩施塔特等等。這一角落就足以讓回憶洶湧肆虐。除此再無別的東西，也不需要什麼東西了。這座建築就是一個棺材，一座墳，一尊死者的紀念碑。 每天，一群群到訪者，以色列人、外國人——美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義大利人、法國人——憑欄駐足，震驚，悄聲地哭，或僅是不安。就像波多馬克河上在大廳靜坐沉思的林肯大理石像，參觀「亞德瓦申」的人無不動容。以色列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以色列是悲劇的繼承國（德國也是，不過是另一個層面上的）。或許，他們把回憶保持得如此觸目驚心不僅僅是為了哀悼，而是出於一種對歷史的使命感。 ********* 如果把特拉維夫比作以色列的華盛頓，耶路撒冷就是紐約。它對朝聖者的魔力穿越了中世紀的幾百年，直到今天。它在以色列和約旦之間的分裂多少讓人心碎。你站在窗前，眺望約旦那一半，老城（Old City）的圍牆灑上了美麗又神秘的燈光，你會悲從中來，就像你一輩子都住在那裡，而不是兩天前才第一次來到一樣。 夜晚，耶路撒冷寧靜、黑暗。寂靜中你能聽見老城的宣禮人呼喚穆斯林禱告的叫聲。現在有了擴音器，宣禮人不用一天爬五次光塔了。呼喚聲嚴厲、急促，外人聽上去會有些害怕，還有對某些東西的懷戀，你永遠都琢磨不透。聲音如此之近，但那裡已經是另一個國家——一個偶爾會對以色列領土進行突然襲擊的國家。大多數襲擊是法塔赫的強盜針對水泵站和灌溉水管進行的破壞，這是一個基地設在敘利亞的阿拉伯武裝組織；也可能是神經質的邊界哨兵零星放上的幾槍。以色列人對這些攻擊不會善罷甘休，前幾個星期，聯合國安理會剛譴責了以色列對約旦的報復行動。加上幾次嚴重的對敘利亞和埃及邊界的炮擊和空襲，這些事件去年達到了差不多40起，造成超過35人死亡。 來自阿拉伯的威脅是常態。從以色列和埃及、敘利亞、約旦、黎巴嫩的邊界上，以色列的任何地方都在火炮的射程之內。在自己的國家，阿拉伯人和藹、有吸引力，對陌生人友好、禮遇，自己尊貴、有魅力，甚至還很幽默。但話題一旦轉移到以色列，他們就偏執了。阿拉伯的地圖上沒有以色列。他們嚴重犧牲了常識和方便，就是為了刻意假裝以色列並不存在，或者它存在，但在任何方面都不與它打交道，它就能被孤立致死。間或，當阿拉伯一致行動的旗幟或國內政治需要好戰姿態時，它們就公開地發布威脅。「我們能在12天內就毀滅以色列，」去年3月26日，埃及總統納賽爾宣布，「只要阿拉伯人結成統一戰線，並準備好參戰。」 有人懷疑，阿拉伯人深層次的痛苦是來源於蒙受羞辱。他們在巴勒斯坦失去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廉價出售給早期的猶太復國定居者，後者冒著患瘧疾的危險，清理了沼澤，在沙丘上建房，使之適宜居住。在這個過程里，猶太人不斷提醒著阿拉伯人的失敗。接著1948年，全世界都驚訝地注視著，五個阿拉伯主權國聯軍被巴勒斯坦的定居者——猶太人擊敗，後者以一國自居，守衛疆土，結束了邊界的自由出入和劫掠，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中又重申了這一權利。阿拉伯人像女人一樣狂怒地咒罵，而以色列人眼下則有閒暇來為自己的表現得意，同時並未放鬆警惕。他們最終踩穩了腳下這片他們曾經統治過的領土，再也不想被趕離這裡。面對既成事實，永不服輸的阿拉伯人就像彼得·潘面對了長大一樣。領土由戰爭而喪失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想想德克薩斯，那個面積為267339平方英里（約692404平方千米）的墨西哥領土，在美國移民大量湧入之後，以武力為後盾宣布了獨立。無論如何，這片土地在現代從來也不是阿拉伯國家的一部分，它是由土耳其交給英國託管的。 阿拉伯人有著國家規模和人數上的絕對優勢，為什麼不進攻呢？一半是通過之前的經驗，忌憚以色列的報復能力，再者，它們互相疑懼，也害怕國內對手趁此機會發動流血政變。不過，既然接受不利的現實不符合民族間交往的現實，那麼以色列永遠也不能保證阿拉伯人不會再次席捲而來，永遠也不能安睡，怕有一天——可能是下個月、明年，或者就是明天——叫醒他們起床的是家園上空敵人空襲的嘯叫。他們必須時時活在這樣的擔心裡，為它們早做計劃。同時，日復一日，壓力不斷滋長。「危險！邊界」的黃色標誌在鄉下形成了一條不規則的曲線。參觀「克奈塞特（Knesset）」——以色列的議會——的遊客，需要經過衛兵的層層檢查才能到達議會的旁聽席。女士必須把手提包留在外面，因為裡面可能藏有炸彈或手槍。我們沿著一條新公路由西向東穿過內蓋夫，旁邊就是約旦陰森、腐敗的山坡。我的司機固執地拒絕停車去看阿夫達特的納巴泰遺址以及其他景點，在我的再三追問下，他才帶著歉意地承認，他想在日落前趕到埃拉特。為什麼呢？他吞吞吐吐地說，是害怕那裡有「麻煩」，說著用下巴指了指左側陰沉的山。我這個美國人還不習慣用這種思維想問題，吃了一驚，腦中浮現出隱藏的馬車和印第安人的伏擊。 阿勒馬戈爾是位於北加利利的一個山頂定居點。在過去兩年夏天，這裡和敘利亞發生了激烈衝突，動用了機槍、坦克和飛機。站在山頭，我看到一條銀色的河，流經綠色的三角洲，匯入湖中。這裡就是約旦河匯入加利利海（或稱提比里亞湖）的地方。河岸背後的遠處是層層山巒，那是敘利亞的領土，白雪蓋頂的赫爾蒙山在遠處赫然雄立。在其中一座山上，有一些典型的阿拉伯的平頂小屋，都被漆成了淺藍色以驅邪避魔。在山下的三角洲，黑色的牛群正在吃草，河邊的沙坪站著白鷺，阿拉伯的人家各自忙著活計。空氣里是春天的和風和啁啁的鳥鳴，山坡上的野草野花繁盛得像是花園裡的一樣。紫色的奶薊草夾雜藍色的龍膽花，雛菊、野生芥菜和粉色的野生天竺葵，還有無處不在的鮮紅的罌粟花。一個士兵孤身一人坐在一排石頭上，用望遠鏡察看著對面山頭的情況。 阿勒馬戈爾定居點是「那哈爾（Nahal）」建立的。那哈爾是以色列的屯田部隊，結合了軍事訓練和耕地拓荒的功能，一來用作軍事防禦，二來屯守邊界。一個年輕的新兵給我指出對面山上一道又長又直的鑿痕，說那就是阿拉伯人企圖分流約旦河上游的水道。要在光天化日開鑿75英里（約120千米）的溝渠，這個計劃很難秘密進行，並且以色列人不會坐視不管。1965年8月，敘利亞首先開火，以色列還以顏色。根據公報，他們摧毀了「正在敘利亞境內施工，企圖分流約旦河水源的拖拉機」，之後，工程「似乎暫停了」。在去年夏天開火之前的3月，我還在那裡，從望遠鏡里看去，那道山坡上的鑿疤仿佛進入了休眠。 山下的湖就完全是以色列的領土了。我看到湖上有兩艘漁船正從敘利亞的岸邊出港。陪同的士兵冷冷地說，去年敘利亞從山上向以色列的漁船和巡邏艇射擊。他遞給我一個望遠鏡，然後指給我看，有兩個小黑點已經到了湖心。它們緩緩地進入我的視野，從外形上看是以色列的警用船。敘利亞人還在繼續捕魚，巡邏艇繼續靠近。我抓著望遠鏡，等待著，仿佛空氣都已經凝固。以色列警察在一定距離外停了下來，敘利亞人不慌不忙地掉頭回去，泊船，走了。同樣不急不躁，巡邏艇也沿著來路回去了。阿勒馬戈爾那一天無事發生。 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我們又提到了山上的鑿疤，卻不能提起大家的興趣。「那可能是一條公路。」他們說。以色列人渴望和平，他們渴望把巨大的國防預算分給別的生活必需，他們渴望作為一分子重新回到這個大陸，他們渴望和鄰國像鄰國一樣相處，總而言之——自由地呼吸，所以他們常常退縮，避免爭吵。它儘量長時間地保持耐心，不被激怒，努力給哪怕一點點的談判可能以機會。以色列當然也有急於收復疆土的激進派、冒險家，他們呼喊著「奪取西岸」，但這些陳舊的口號也只是逞口舌之能。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知道，國家的領導人也知道，吞掉擁有近百萬阿拉伯居民的約旦河西岸（或者加薩走廊）將會招致災難，這會極大增加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他們目前已經占到了以色列人口的12%，生育速度快過猶太人。以色列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住著阿拉伯人的土地，而是如何用人口把內蓋夫填滿——話說回來，這個把沙漠變得適宜居住的問題還得靠水來解決。 甚至失去老城的傷口也不再作痛。對猶太人來說，老城的意義就是哭牆，他們在那裡哭泣失去了錫安山；不過既然國已光復，還哭什麼呢？由於長久的傳統，很多人仍然渴望哭牆，但本地出生的一代已經不再需要它。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猶太人成功地做到了在歐洲的猶太社區不允許他們做的事——下地耕作和參軍衛國。這個轉變改變了猶太人的臉孔。膚色和淺色的發色無疑可以用日照和氣候來解釋，藍色的眼睛只能推給基因遺傳，但最本質的改變是表情。年輕人有著開朗的神情，值得一提的是，這是喜悅的樣子。這當然不是移民定居點的普遍表情，他們中的成年人，表情混合著困惑、生疏、吃力和憎恨；也不是特拉維夫那裡的表情，那裡被不厚道地（但很準確地）形容為小號的紐約和西柏林。特拉維夫的表情混合了交通、商店、生意和文化，還有一點點地反傳統，和世界上一切都市沒有不同。 ********* 別處也有新鮮的面孔，特別是在部隊。在特拉維夫城外的軍官訓練學校，學員、教官還有司令員邁耶·帕伊爾上校，都有這樣的神采。上校個子高，精神煥發，常帶微笑，笑起來眼角會起皺紋。我從其他軍官臉上也注意到了這個特點，不過也有人會說，那只是陽光太強的自然反應罷了。 訓練學校從一貫養尊處優的英國士兵那裡繼承了把營房修在樹蔭里的好習慣。傳統還在一個地方繼續，所有任秘書一職的女兵都身穿卡其色制服，無一例外的漂亮和不著粉黛，很難相信不是刻意挑選的。軍隊以其在締造國家過程中的關鍵地位，享有至高的尊崇，吸引了最優秀的人才加入。軍隊里有一種可以察覺到的輕鬆氛圍。敞開襯衣領口很是流行——當然要乾淨、筆挺。敬禮也很隨意，不過有一種潛在的嚴肅和緊張感。在總參謀學校，所有學員都佩戴了1948年和1956年的功勳綬帶，我再一次從他們臉上發現了開朗的神色，指揮官末底改·古爾上校更添了英俊和自信。「你們培養出了一些新人。」我對一個軍官說。他若有所思地環視他的同事，在尋找一句恰當的英文，然後回答：「是的，你從他們的眼中看不到猶太人的悲傷了。」 無依無靠地在別國遊蕩了幾個世紀之後，重歸故土讓他們創造了很多東西。猶太人回家了，不是接管一個萬事齊備的家，而是一個需要他們自己下功夫清理、打掃、修補的家。1900年以前，巴勒斯坦地區在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中歷時千年，現在終於還給了這個流浪兒，但因為缺少耕作，這片土地荒涼貧瘠，就像以賽亞的預言，成了「惡龍的居所，貓頭鷹的宮殿」。19世紀的英國開拓者發現這裡是個遍布石頭的山羊草場，「從但到別是巴[5]沒有一處不是填土路」。巴勒斯坦開拓基金（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1880年報告，為了再次住人，這片地方需要修築供汽車行駛的道路，灌溉荒地，為沼澤排水，修復水渠和儲水箱，修建衛生設施，播草種、造林以檢測土地腐蝕度。這是早期猶太拓荒者面臨的最為棘手但還不是全部的問題，更別提和今天一樣的內部爭吵和自找的麻煩。當他們吃不飽飯，他們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是否還要保留安息年，按照戒律，這是不事農田耕作和畜牧的一年。 問題仍然存在。在北加利利地區的一小塊聚居區——卡法尤瓦爾（Kfar Yuval），居住了一群正統猶太教的印度猶太人。那裡的一個老師為院子沒有耕種、長滿雜草而抱歉，因為今年是這個村子的安息年。我問導遊：「那他們吃什麼呢？」導遊聳肩，回答：「他們就祈禱，少吃點兒。」僵化的正統派教條阻礙了這個民族的進步和利益，這種阻礙和真正信奉教條的人數比起來，不成比例地嚴重。因為正統派的政黨獲得了政權，對這個國家施以官方控制，所以無怪乎遊客都驚嘆，正統派實屬以色列自找的最大的麻煩。 但是，猶太人讓家園開花了。梯狀山坡上有精心打理的果園，有一叢叢迷迭香和蒼翠的橙子樹。一到春天，只要是橙子園附近，橙花刺激性的芳香像煙一樣瀰漫在空氣中。黃色的含羞草，葉如羽絨、形似松柏的檉柳不絕於途，間或有瀑布般的紫色三角梅（bougainvillaea）居於其中。遠離城市、加油站、工廠和破爛的臨時社區，以色列有一種超凡的美。柏樹像墨綠色的蠟燭一樣直指湛藍的天空，風中的橄欖樹發著亮光，仿佛葉尖鑲了銀。風吹過，提比里亞湖畔的松樹像蘆葦一樣欠身；在西加利利，遠處的重重山巒中，你能看到地中海的白浪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難怪猶太人有了煥然一新的面容。或許最能解釋這一點的原因僅僅是：以色列是他們的了，他們在這裡不再是少數，他們就是上等人。這並非說他們今後就會無憂無慮——就連現在都做不到；因為他們是現存的最好爭議的民族，而正統派的問題也不是他們自身唯一的問題。他們爭來吵去的事太多了，他們不斷地互相折磨，從不後悔，並且，解決任何群體內不同意見的方式只有一個：分裂，而不是服從多數。海法理工學院（Haifa Technion）堪稱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學院，他們最近陷入了建築學的教學爭論。這門學科介於科學和人文思想學科之間，在其他國家相安無事，但在以色列就必須有一個極端的解決方式。海法理工的校長下令，把建築學系一分為二。這個決定激怒了學生，因他們只能選擇其中一個，還有其他希望同享二者資源的人，都非常不滿。這樣的習慣帶到政治生活中，就造成了派系林立，雖然以色列人解釋，這是因為他們幾百年來沒有政治權力和責任，這是自然而然的後果。他們認為，隨著自我管理經驗的增加，這個問題會逐漸解決。 以色列不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但是個勤奮的國家，它強制規定一周六天工作日。以色列直到去年（1966年）3月都還沒有電視。這是從早期定居者的嚴守教義、清心苦修中發展而來的，他們建立了西斯塔德拉特（Histadrut），也就是總工會，還有基布茲系統。雖然公有制的基布茲體系既不居於經濟中的主導，也不擴張，但它對於人民的影響是和基布茲的數量不成比例的；因為它們發源於建國初期，自發自覺，為了生存，它需要活力和勇氣。基布茲的成員在政府中有個觀點遭到了激烈的抨擊：電視會影響工作，擾亂家庭生活，加劇已定居者和新移民之間的經濟和階級分化，因為後者買不起電視。並且，它還很貴，政府沒有花在奢侈品上的閒錢。尷尬的結果是，只要是買了電視的人——大部分是阿拉伯公民，都只看開羅或者貝魯特的台。直到去年3月，電視才開始試行用於教育。 因為以色列是個小國，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分量。無須太多的刺激，人們就會去工作，哪怕是他不喜歡的職業。一個討厭為國內的重要項目四處海外募款的政府官員對我說，他還會幹下去，因為他感到自己「處在國防的第一線」。外國學生為了尋找這樣的感覺，特別是高福利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學生，每個暑假都會避難於基布茲，辛勤地勞動。 ********* 以色列有眾多的難題，但也有一個顯著的優勢，那就是目的明確：活下去。它回來了。它挫敗了迫害，挺過了流放，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3000年前的同一個地點，用同一個名字，信奉同一種宗教來管理著自己的國家。它有一種履行天命的意識。它知道現在還不能沉淪，它需要忍耐。以色列可能沒有錢，沒有電視，沒有足夠的水，沒有寧靜的生活，但他們有富強者希望遏制的東西：動力。勵精圖治未必是他們的全部品格，在某些人看來，物質主義已經取代了建國早期的理想主義，奮發的精神已經溜走了。以色列人也不是個個真誠、誠實、忠誠、勤奮——這不是個童子軍的國家。許多人（據估計達到8萬到9萬人）離開了，為了更高的收入（以色列工資低、稅收高）、更舒適的生活、更廣闊的機會和交流，去尋找少些壓力的生活，總之，百般理由歸於一個結果：他們離開了這片土地。不過，目前總體來看，這個國家的先導和當年登上普利茅斯石的美國人一樣，對自己身在何處、將去何方胸有成竹。就連遊客都開始感覺到，歷史仿佛真有其主宰，自從亞伯拉罕走出烏爾標誌著一神教的振興後，這個民族的存續就是為了用摩西、耶穌、馬克思、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的思想滋養人類文明。或許他們命里註定會存在下去。 阿拉伯人事與願違，他們的敵對幫助了以色列，迫使他們面向西方，向西方尋找交流和競爭，包括在歐洲共同市場內謀得了一份貿易協定。這更加惡化了來自伊拉克、伊朗、北非的「東方猶太人」[6]的融合問題，他們在國內的比例一直在增加；這還促使以色列發展更巨大的事業，就像蒂姆那銅礦公司（Timna Copper Mines）經理所說的「要計劃得深遠」。他接著傷感地補充道：「如果我們能和整個中東地區做生意，我們會過得更輕鬆。」確實，經濟吃緊要求國家發展像他這樣的企業——所羅門王的礦藏在土耳其人和英國託管者時期都未動分毫，今天要重新變為所羅門王后代的商品。 蒂姆那是這樣一種工程，和以色列幾乎所有工程一樣，與一班熟練老手的金玉良諫所牴牾，被他們斥為「不可能」。從一開始，重新定居巴勒斯坦不可能，給瘴氣濃重的沼澤排水不可能，在沙丘上建房（特拉維夫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60萬）不可能；求得獨立，巴以分治，自建國防，《回歸法》，吸納100萬移民，接著是200萬移民——通通都是不可能。這個時時抱持理想主義的國家創建於不可能之中，多數時候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沒人願意投資一個廢棄的銅礦，蒂姆那隻好由國家投資、持股。在開張頭三年的艱辛中，它招來的是媒體的譏諷：「把金銀投到地里去，得到的只是銅。」而如今它生產繁榮，又恰逢智利罷工和羅得西亞危機，它一年能把兩萬噸沉澱銅以相當豐厚的價格出口到西班牙、日本和匈牙利，民眾紛紛求購政府手中的股票。人們知道，這種天時地利無法持久，但未來，甚至就是現在，以色列受到的限制往往都失去效力。如果以色列人放眼望去，前方石牆溝壑赫然在目，他們說不定因為恐懼而裹足不前；但是相反，他們出於樂觀或者匱乏而繼續努力，相信上帝或者自己的創造力或者無法預料的機遇會帶給他們想要的東西。 就在這種匱乏中，這個國家發現了自己的資源。比如，為了和義大利競爭出口橙子，以色列果農與農用機械廠合作，發明了一種靈巧的自動化採摘柑橘機，由兩層可抬舉平台和帶輪起重機組成，讓採摘更快更便宜。別是巴的旱地研究中心（Arid Zone Research Center）研究表明，南內蓋夫的瓦迪阿拉巴，只要好好利用山上的雨水徑流，莊稼能夠一年四收。由此，向歐洲出口奢侈的反季蔬菜和水果——比如向歐洲滑雪勝地出售草莓——成為可能。 更為關鍵的事業是以色列的「陸上蘇伊士」——把伊朗的石油從紅海的埃拉特送往地中海的海法和特拉維夫的管道。為了回應納賽爾禁止以色列使用蘇伊士運河，他們已經分別修建了一種8英寸（約20厘米）直徑和一種16英寸（約40厘米）直徑的輸油管道，一年可運輸450萬噸油。這項事業由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男爵贊助，條件是保證回本；他已經投資了兩個半項目。第三條輸油管的壕溝橫穿內蓋夫，終點是地中海的深海港口阿什杜德，興建於1965年。以色列的輸油管道主要是充當外國石油公司從蘇伊士運河運油之外的備選方案，它依靠最終的管道規模和服務費用，終有一天會在價格上優於蘇伊士。 內蓋夫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可能，它就是《聖經》中的「尋的曠野（Wilderness of Zin）」。雖然它的面積占到以色列面積的55%，但就如英國託管時代調查巴勒斯坦地區問題最為權威的皮爾委員會所說，它吸納人口增加的能力為零。儘管如此，從1948年到1964年間，這個地區的人口從2.1萬人增加到了25.8萬人，也包括別是巴和阿什凱隆兩座並不嚴格位於沙漠中，而是在其北端的城市。剩下的人口散居於大約130個定居點，包括斯德伯克——為了樹立典範建在沙漠中心的基布茲，本-古里安[7]就選擇居住在這裡。這個人口數可比羅馬和拜占庭時代3萬到6萬的最高峰人口要多得多了，那時的雨水通過人造渠導流和儲存的系統已經臻於完美。以色列人認為他們已經窮盡了天上的水。不過，現代人比古人用水多得多，所以，要把更多人帶去內蓋夫居住，需要聰明才智設計出找到新水源的辦法。研究者正在測試誘導人工降雨的辦法、使用非飲用的鹽水灌溉抗鹽作物的辦法、用脂肪物質減少蓄水池蒸發的辦法。但移民內蓋夫的終極辦法還是淨化海水。一項以色列和美國的聯合研究現在正在進行，我被自信地告知，1971年一種新型的未來工廠就會成為現實。它以核反應堆為動力，在合理的成本下，一年可以生產出300億加侖（約1135億升）的淡水。不過，最近魏茨曼研究所聲稱，雖然通過淨化，可以為對價格「不敏感」的使用者提供一定量的淡水，但是「終究是否有辦法大規模地、便宜地生產淡水，仍然還是個疑問」。 別是巴，曾經是灰塵漫天的集鎮，住著3000阿拉伯人（1948年戰爭中遷走了），一個猶太人也沒有。由於內蓋夫通了公路和鐵路，死海區域的化工產業也欣欣向榮，又有大量移民湧入，所以別是巴的人口突然激增，以至於在給我看說明文件之前，一個忙得焦頭爛額的市議員還在匆忙地往上面添加一些新的數字。那裡的人口是，或者說，在去年春天曾經是7.2萬人，85%都是外來人口，其中一半是東方猶太人，一半是歐洲和南美猶太人。這個城市仍然是以色列1.6萬貝都因人生活的中心，他們住在沙漠中狹長的黑色羊毛帳篷里。每個人都在奔忙，每個人都行色匆匆（除了貝都因人，還有隨處可見的遊客的駱駝，它們不恰當地等候在加油站門前）。垃圾隨風飛卷，道路只鋪了一半，碎石和建築工地的殘骸到處都是，撕爛的海報在介紹著這座城市的七所電影廳。還有一個空空蕩蕩的圓形水泥建築，頂部是鋸齒狀，就像小孩子的紙皇冠，這大大引起了我的好奇。「是個猶太教堂，」一個人不耐煩地對我說，「經費用完了。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做。」 比如說，學校。別是巴有32所小學，每所配一個幼兒園，還有兩個高中、三個職業學校、一個師範學校、一個護士學校、一個教成年移民語言的烏爾潘、一個葉什瓦[8]，還有一個音樂學校。為了不讓學生流失，去年甚至還開辦了一所大學。這所大學還沒有資格授予學位，也沒有校園和自己的老師，只有從其他學校借調教授來講課。課程有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有生物學，有一門研究生課程是工程學，260個學生——根據以色列通常的保守估計，這個數字「第二年會翻倍」。這裡還是有個問題：內蓋夫的高中不夠，不足以供給一所大學足夠的生源。 別是巴是國家移民問題的縮影——或者可以叫培養室。要明白這個問題，有幾個數字需要知道。從1948年到1951年末這三年半時間，這個新建國家在新政府的領導下奮力崛起，68.5萬人來到以色列，比那時國家宣稱的已有人口還要多一些。1950年，克奈塞特（議會）簽署了《回歸法》，確定了每個猶太人都有權利進入這個國家，除非他身負攻擊猶太人的罪行，或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這項法案馬上引起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什麼是猶太人？在丹尼爾教兄案中，這個教士要求進入以色列，他說雖然自己已經改信基督教，但以希伯來的定義，他還是猶太人——猶太人母親的孩子就是猶太人。法庭拒絕了他的請求。這引發了另一些有趣的問題：猶太教是一種宗教還是，這麼說吧，一種人身條件？一個猶太人，比如丹尼爾教兄，可以放棄他的宗教而同時還是猶太人嗎？當然，他可以像那些穆斯林和基督徒一樣，通過居住三年來獲得以色列國籍，但他希望使用《回歸法》來實現他的權利。因這件案子而定的規則隨著同類案子不斷湧現，而改弦易轍。或許有一天，什麼是猶太人的老問題會有答案，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如果以色列人還是猶太人的話，他們會繼續爭論不休。） 1961年7月30日，建國以來第100萬個移民產生了。在這100萬移民中，43.1萬從歐洲來（最初的歐洲移民是9.9萬集中營的逃亡者和倖存者），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來自羅馬尼亞和波蘭；大概有50萬從亞洲和北非來，包括伊拉克來的12.5萬人，葉門的4.5萬人，土耳其的3.3萬人，還有其他從伊朗、印度、中國來的人，以及摩洛哥、突尼西亞、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的23.7萬人。南美、北美來了1.3萬人。移民潮從來也沒趨於穩定，也沒有事先計劃，都是隨著政治危機和政治壓力一波波地前來。在最後時限的威脅下，伊拉克和葉門的逃亡者坐著飛機逃離本國。波蘭、羅馬尼亞，還有俄國的一些逃難者，隨著鐵幕間或升起、落下，噴涌而出。1956年的匈牙利起義和蘇伊士運河戰爭帶動了一次移民潮，帶來了大約1.5萬到2萬埃及猶太人，很多人都是專業技工。1961年起，又有25萬人前來。海法港每周都有移民船靠岸。接收、檢查、入籍註冊、安排行車和住宿，還有補貼第一筆現金和食物，在船上就開始了。每個被承認的猶太人立即成了擁有選舉權的公民；每個非猶太人，一旦被認可，在三年的居住之後也將成為本國公民。需要一些畫面想像力，我們才能看到這幅畫面：安置大約150萬名幾乎全部需要社會、經濟援助的陌生人意味著什麼，不僅會帶來住房、就業、適應、教育等物質問題，還有社會緊張的精神問題，以及移民內部、移民和早先居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和摩擦問題。與此相反，1948年產生的50萬阿拉伯難民，至今人數已翻了一倍，成了無法吸收的腫塊和對聯合國活生生的控訴。他們在語言、習俗上沒有絲毫障礙，如果有意吸收的話，他們本可以容納進各個東道國。以色列這項行動的大部分花費都超出了國家能力，它是由海外猶太人籌款、猶太事務局這個國中之國操辦才能完成的。這個值得一提的機構是世界錫安主義組織的遺留物，在英國託管時期，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實際管理著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猶太事務局的起源、性質和角色都非常複雜，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此機構當時的作用不可或缺，雖然它的介入並不夠堅決。 滿足移民利益的行動並非純然出於慈善。以色列需要這些人來填滿國家。除了填充1948年阿拉伯人的空缺，他們還在這片土地以前不能居住的地方創造出了新的居所。自從移民到來，也是因為他們到來，21座新鎮、380個新村拔地而起，正是勞動力的增加，使以色列能夠自產超過3/4的糧食，還能出口足夠的糧食用來抹平貿易差額。移民的勞動力還是國防必需。定居點各式各樣，有的居住區很小、很艱苦，公廁在屋外，雜草叢生，母牛屈指可數；有的則屋舍層疊，屋外有路，建在上個月還是光禿禿的山坡上。 最艱巨的是提供有收入的工作，特別是在北非猶太人中間，因為他們看不起體力勞動——他們不像歐洲定居者，後者把體力勞動理想化，甚至讓基布茲的勞動帶有了儀式感。他們是帶著理想來到巴勒斯坦的，東方猶太人則多少出於被動受害。為了適應環境，他們必須學會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語言、如何閱讀、以前從不知道的農業和勞動技巧，這項工作超出了他們大部分人的能力。對十幾歲的小移民來說，軍隊服役讓他們完成同樣多的課堂作業和軍事操練，這是促使他們融入的有效溫床。和本地出生的猶太少年一起，他們很快就學會了希伯來語，感受到了以色列這個大家庭。 東方猶太人和歐洲猶太人當然有嫌隙。後者引領了回歸和拓荒，讓以色列在思想和習慣上都以西方為尊，雖然其地理位置處於東方。他們不喜歡深色皮膚的人，他們非常渴望被困俄國的300萬同胞能有一部分回歸故土，從而保持和深色皮膚們的人數平衡。（蘇聯政府不同意全面開放出口，這不但會觸怒他們的阿拉伯朋友，還會讓蘇聯天堂的神話破滅。）東方猶太人恨早期居民有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工作，還在總體上控制著國家的走向（雖然有兩位內閣部長是東方猶太人出身）。他們承受了一個自慚形穢的群體所有的挫敗感和問題。以色列在一體化方面是有一定問題，但各群體的隔離程度並不深。以色列人需要儘快解決問題，也有此決心，他們談論著要在兩代人的時間內把東方猶太人公民吸收進社會。 兒童是努力的重點，雖然問題不少，但把他們從內心深處轉化為以色列人是最快，也是最卓有成效的。我訪問了別是巴的一所學校，它的女校長是保加利亞後裔。她以造物主的自豪向我展示她的班級，雖然轉化手段還嫌粗糙。東方猶太人家庭里的父親是說一不二的，特別是摩洛哥來的家庭，但在以色列，這種權威已經蕩然無存。校長解釋道，家長喪失了威望，孩子很快就以他們為恥，開始尋求報復，不再聽人管束。校長說，她當老師的第一年，她的班級完全不服管教，她終日落淚，持續了一年，想要辭職，但當時的校長堅持不讓她離開。她回憶起不堪的往事，向我和盤托出當年的難處，比如移民適應症的典型表現——兒童中的偷竊行為。我說，我的女兒們在紐約的私立學校上學，那裡也有這樣的事，更別提其他我不熟悉的美國學校了。對我打斷她的話，她有些無動於衷。以色列的問題通常比其他國家更大，但處理得更好——這一次是個例外。 老師講著課，突然下課鈴響了，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模一樣。走廊突然涌滿了吵鬧的少年，外面的操場上，溫暖的陽光下，一群群學生踢著足球。這種場景可以發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孩子們都穿著寬鬆的彩色T恤衫和棉質裙子，你沒法分清波斯人和波蘭人，摩洛哥人和匈牙利人。 教育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內務，它是在國防之後占有國家預算最多的一項開支。在教育系統的頂峰，矗立著以色列的驕傲，或者說奇蹟：重獲新生的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它在1925年開辦，老校址在斯科普斯山，在老城背後東邊的山丘。因為1948年戰爭，這所學校留在了約旦境內，和哭牆一樣，這樣的損失看來無法癒合。停戰條約規定以色列人保有學校的所有權，可以進入他們在約旦境內的飛地——希伯來大學和旁邊的哈達薩醫院。但實際情況是，約旦只允許以色列官員在聯合國陪同下，一個月兩次、不許下車地例行巡視飛地。戰爭結束不久，學生開始在各種建築物和租來的房間裡上課，但是情況太糟糕，重奪斯科普斯山的希望看來也屬渺茫，於是以色列艱難地決定，建一座新校園。 從1954年開始，由海外猶太人籌款，在耶路撒冷的西邊，吉瓦拉姆山（Givat Ram）上建起了新的大學校區。漂亮的新校區建築群能容納一萬名學生，擁有現代化的功能，建築筆直的線條和池塘的曲線，還有寬闊的露台藝術化的景致，幾者相映成趣。以色列看似控制著這個地區，其實，希伯來大學實為空中樓閣，最大的困難當然就是資金。政府提供了一半以上的預算，學費提供了大概1/10，贊助大概也占1/10，剩下的就是校長的愁眉苦臉。希伯來大學在與據說是全球大學最大的財政赤字戰鬥，但它仍然在運轉，因為它必須運轉，它像一台水泵，抽取、收集著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和職業精英。除了研究生院，它開辦了醫學、法律、社會工作、農學、教育學的職業院系，還有一個大學出版社。講座廳從來就是門庭若市，每天要開放13個小時才能容納所有的班級。學校宿舍只能住一小部分學生，大部分人要在房源不足的耶路撒冷自尋出租屋。大部分學生要做全職和兼職的工作才能負擔開銷。通過奮鬥，這個國家掌握了它需要的技術。 在阿拉伯世界的敵視下，以色列需要朋友，需要與外界發展友好關係，這把它拉進了一個對不發達國家技術援助的項目，需要的投入高得驚人。去年，832名以色列技術人員在62個國家履職，大部分在新出現的那些非洲國家，也在緬甸、厄瓜多等亞洲和拉美國家。他們教授農業生產、灌溉技術、公路建設、成本會計、行政管理和其他對投入現代化大潮的新興國家至關重要的技能。受援國的學生——1965年時超過了2000人——來到以色列實習，在大學和職業學校里學習理論課程。項目進行得如火如荼，以色列人大為滿足。他們感到，自己接受了世界的援助，此時則是投桃報李，這滿足了他們強烈的使命感。他們極大地推動了人類進步，在技術援助中表現出的高尚情感讓人瞠目結舌。 以色列窮盡心思想要建立起與世界聯繫的窗口，在他們所有的這類事業中，建設紅海的埃拉特港最為戲劇性。10年前這裡什麼都沒有，埃拉特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名字，擁有一個《聖經》中的「以旬迦別（Eziongeber）」的神秘過去而已，從埃及出逃的猶太人在這裡被阻擋，後來示巴女王又在此登岸。1949年，第一批以色列的吉普車從沙漠滾滾而來，要占領這個港口，發現海灘上只有一座廢棄的石屋。今天，埃拉特是遠洋船隻的功能港，是機場，是擁有1.3萬人的城市，還將計劃增加到6萬人。它是人類用雙手，而不是用魔法創造出的「傑克的魔豆」。埃拉特在擠壓中生存，西有埃及，東有約旦，約旦下方的沙烏地阿拉伯海岸僅在4英里（約6.4千米）開外。它穩坐於亞喀巴灣頂端，有7英里（約11千米）的海岸線。只有通過這條小小的口子，以色列才向東、南打開了一扇門，與非洲和東方的國家相往還。儘管根據1947年的聯合國巴以分治計劃，埃拉特屬於以色列，但其使用權利實際上還要靠武力確立，因為埃及封鎖了亞喀巴灣底部的海峽。在1956年的西奈半島戰役，以色列完成了這一目標。他們占領了西奈半島，控制了海峽，開出了停止這次軍事冒險的永久條件。 事情有了這樣的進展，埃拉特像衝出閘門的賽馬一樣奮蹄狂奔。它的生命線是1958年開通的通往別是巴的公路。這條公路是決定內蓋夫未來的主動脈，它讓沙漠和死海地區的化工產業蓬勃擴展，它們的產品用載重50噸的十六輪柴油卡車運輸，隆隆地開往新港碼頭。港口的普通碼頭可以容納四艘船，石油碼頭可以容納三艘運油船。 已經有計劃要讓港口的吞吐翻倍。貨物從埃拉特出港，運往阿比西尼亞、伊朗、緬甸、新加坡、越南、日本和澳大利亞。從新加坡進口的橡膠在以色列北部的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製成輪胎，再作為成品從埃拉特運到伊朗。港口經理是個24歲的年輕人，三年前退役來到這裡。為了和船主更好地用英語交流，他準備去英國學習兩個半月。我已經習慣於以色列事事有政府和基金會撥款，我就問他是哪裡派他去的，他卻傲氣地說：「是我自己要去的。」 除了港口的身份，埃拉特還是遊客曬太陽和輕裝潛水的好去處。它有12所不同大小和豪華程度的賓館；有海上行船項目，船底透明，紅海的珍奇魚類盡收眼底；還有三個博物館，包括一個「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e de Part moderne）；還有一個圖書館，一個水族館，一個動物園，一個公園，一個購物廣場，一個明顯是給面積三倍於埃拉特的城市修建的市政廳，一個在建的120個床位的醫院，兩家電影院（第三家在建），一個由產業工會聯合會（CIO）和以色列總工會西斯塔德拉特聯合建立的菲利普·莫里社區中心，兩個航線覆蓋特拉維夫、海法、別是巴的本土航空公司，一條公交線路，三個銀行，三個加油站，兩個猶太教堂，兩個酒吧，還有一個精明強幹的市長。 他叫約瑟·萊維，43歲，埃及出生，1948年在開羅作為錫安運動的青年領導人被捕，投入西奈半島的戰俘營。被關一年後，他計劃逃跑，目的地恰好就是最近的巴勒斯坦的埃拉特，結果還未實施行動就被釋放了。他經馬賽到了後來的以色列，到了埃拉特。他在途中決定，去一家航空公司即將設立的當地辦事處當經理。他1949年到埃拉特，是埃拉特的「五月花」號一代，10年後，當上了市長。 他深色頭髮、深色皮膚，做事低調。最近我見他的時候，他有一種壓抑的冷靜，好像覺得，一旦自己對各種需索、壓力和工作的煩惱做出反應，他馬上會化為灰燼飛走一樣。他極為鎮定，有一種遇事無數的自信，儘管不是萬事能解，但至少在各種痼疾的磨鍊下，明白了這些頑疾沒有一種是致命的。除了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他還會說英語、法語、義大利語，都是孩提時代在開羅的猶太學校學會的。當時的校長對不滿的家長說：「誰知道今天的世界會發生什麼？我必須盡我所能讓孩子們準備好應對一切。」 萊維市長知道紐約市長林德賽所有的事，也和他保持相同的作息——他晚飯後留下我們，去參加一個十點半的會議。他剛剛第二次當選市長，比第一次得票更多；在市議會，他得到了他稱為「從上到下一致」地支持，也就是說，沒有反對黨的議會，這在以色列極為罕見。他歸因為埃拉特的開拓者都有一種基於團結的諒解。環顧埃拉特四周，其他城市都太過遙遠，無法通過國家水網和國家電網向埃拉特提供水電，埃拉特感到只能自力更生，就像一切邊境的孤城一樣。 市長回憶了建市初期的苦日子，當時沒有人對城鎮的未來抱有希望。商人不來投資；沒人願意建賓館，直到西斯塔德拉特蓋起了第一座；洗著洗著澡水沒了；經常停電。幾個月後一家家的人搬走了，原因都有：學校太少、沒有醫院、飲食無著、夏天太熱。「看著人們離開真是痛心。」為了至少留住單身漢在此工作，西斯塔德拉特同意蓋了一座青年女性旅社（「我們去西斯塔德拉特也是為了女孩」），但前來的女孩寥寥可數。不過，利用補貼，日積月累，工業和旅遊業開始發軔，漸漸帶來了資金、人流和更好的設施。 水仍然是個老大難。沙漠的地下水含鹽太高，不用純水稀釋沒法飲用；用蓄水池收集雨水只能滿足70%的需求。剩下的30%只能靠政府撥款蒸餾海水獲得，既然埃拉特存亡全繫於此，雖然花費巨大，也不惜為之。空調裝置也是一大需求，由於夏天酷熱難當，這也被認為是保持人口的必要手段。埃拉特的私人發電廠也參與了淨水。附近第二座淨水廠採用製冷淨水，但收效甚微。被問到如何找到更多的水來支持計劃中的城市擴張，萊維市長一副無奈的樣子。「我們不會讓水的難題限制我們的計劃，」他說，「總會找到的。」或許他是從摩西敲打岩石的民族記憶中找到了水[9]。 還有一項對自然的改造已經出現在他的計劃中：為了人工增加海岸線長度、增加旅遊設施，就要減少內陸潟湖和水道的數量，然後賣掉水邊「小威尼斯」的地產去蓋更多賓館。我的肩頭仿佛已能感到希爾頓酒店巨大的影子；喜來登酒店已經在商談當中。毫無疑問，經過這種狠命的發展，埃拉特有一天將成為以色列的邁阿密。進步何其大。 與此同時，不管有水沒水，埃拉特像搞建設一樣搞綠化。桉樹長得很快，已有綠蔭可以養眼，灌木和草坪分割了戰爭中的黃沙，瘦小的樹苗緊鄰新鋪的街道，就像昨天剛剛種的。我一早醒來，在8點之前出門散步，在沙塵和熱浪到來之前，空氣清新宜人。道路清潔工跪在地上，用一把小刷子清理積塵，口中唱著憂傷的經文。灑水噴頭旋轉著給灌木和草坪灑水，就像沒人聽說過水源短缺一樣。它們象徵著以色列拒絕接受限制，拒絕接受無限的不可能。從埃拉特的灑水噴頭中，我看到了教授們口中的「面向未來的社會」。 刊於《星期六晚郵報》，1967年，1月14日。 [1] 基布茲（kibbutz），以色列的一種集體社區，實行公有制，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是社會主義和錫安主義的結合。直到近年，以色列還有近300多基布茲農莊存在。——譯者注 [2] 《聖經》記載神出現在燃燒的灌木中，指示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另一個故事指耶穌降生時的伯利恆之星。——譯者注 [3] 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啟示錄》中，世界末日時善惡對決的一戰。——譯者注 [4] 西奈半島戰役指第二次中東戰爭。摩西·達揚當時為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譯者注 [5] 但（Dan）和別是巴（Beersheba）分別是《聖經》中以色列極北和極南的兩個城市，「從但到別是巴」意為以色列全國。——譯者注 [6] 東方猶太人（Oriental Jews），指中東的猶太人的後代，區別於歐洲猶太人、非洲猶太人。——譯者注 [7] 本-古里安（Ben-Gurion），以色列第一任總理。——譯者注 [8] 葉什瓦（yeshiva），一種猶太教育機構，注重學習《塔木德》和「摩西五經」等傳統宗教文本，強調友誼和協同合作。——譯者注 [9] 《出埃及記》記載，在米利巴，摩西用杖擊打磐石，把流出的水分給百姓喝。——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