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最終解決方案： 評吉迪恩·豪斯納 《耶路撒冷的正義》

夠了吧！我們就不能從中解脫嗎？還不許人忘記嗎？又要再提一次那些600萬死者？我們已經見過了赤身裸體、瘦骨嶙峋的屍骨照片，聽過了集中營倖存者的敘述和紐倫堡審判的證詞，見識了華沙的猶太社區（ghetto）和種族滅絕的爭論，看過了紀錄影片、對艾希曼的審判以及對此引人深思的爭論。我們還需要從頭再來一遍？面對以色列前司法部長、艾希曼的公訴人吉迪恩·豪斯納（Gdeon Hausner）這部令人生畏的皇皇巨著，我不變的答案是：是的。 豪斯納這本書不僅編纂進了艾希曼及其審判的記錄，披露了德國滅絕猶太人的一整套計劃，在第十二章還記錄了其他大國未能出手阻止其發生的事實。就像不情願參加婚禮的客人，不管我們是否願意，都必須傾聽，因為豪斯納先生的著作不僅僅是簡單地寫德國人和猶太人，寫戰爭罪和意想不到的殘暴，就像「古舟子」的故事[1]，他本質上關照的是人類的靈魂。我們之所以要聽，是因為我們在此面對的，是20世紀人類的靈魂。 溫斯頓·丘吉爾說它是「可怕的20世紀」。19世紀人們執著地相信進步的觀念，直到20世紀拉開大幕。人們認為自己可以進步也一直在進步。接著，在25年之間，也就是一代人的時間，人類兩次猛撲進世界大戰的戰火。在第二次，德國人在他們的占領區懷著熱情，一邊進行著對外戰爭，一邊用5年時間殺害了600萬人。究其規模和處心積慮的程度，這段人類加之同類的非人待遇是史無前例的。是時候問問它有何歷史影響了。 影響可能就在於，這些經歷逐步消滅了人類的進步觀念，對人類造成了道德上的傷害。它嚴重地破壞了人類對自我形象的認定，後果正是現在社會所呈現的那樣。德國人對人性的傷害以及其他國家的聽之任之，致使道德底線如同音障那樣被突破，其結果就是，在目前的歷史時刻，人們不再相信他們為善的能力，不再信奉他們原來的生活方式。他們夢想破滅，失去了確定感和方向感，愛上了並受苦於厭棄自我，就像不見了愉悅山，他只能了無生趣地遊蕩於平原五城。[2] 這不是一篇書評能夠支撐的論點。在書中，豪斯納採用了一切可用的證據，解釋了600萬這個難以置信的數字是如何達到的。讀到1942年萬賽會議的紀要時——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滅絕歐洲猶太人這個誇張的最終解決方案——我都不敢相信書上的字。德國政府13個部門沒人在會上對這個目標表示質疑，質疑的只是方法。 這個過程你只有讀過這本書才會相信。巨大的工作量暗示了參與其中的德國人的數量：律師起草法案，公務員實施法案，全部黨衛軍執行實際計劃，警察和特定部門的國防軍協助執行，火車機組和卡車司機運送受害者，辦事員記錄數據，銀行出納點收從幾百萬屍體上搜刮出的金牙和戒指，更不用說，還有接管了猶太人房產、生意和財物的幸運兒。 世界患上了健忘症，我們也是半斤八兩。除了史詩般的丹麥營救[3]、瑞典和瑞士提供了庇護，自由世界在大屠殺中幾乎是無所作為的。豪斯納搜集到的證據讓我們看到了機會一次次地到來，又一次次地丟失，他在第十二章披露了西方民主政府一致保持沉默的陰謀，就和《代理人》[4] 對教皇的揭露是一樣的。這迫使我們認識到，這種不作為一定是有後果的。 這本書大部分的材料都不是首次出現——最近的一本是勞爾·希爾伯格的《歐洲猶太人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更具爭議的一本是豪斯納的同事雅各布·羅賓遜寫的《撥亂反正》（And the Crooked Shall Be Made Straight），它們都使用了同樣的資料——但這本書是更為全面、透徹。豪斯納先生把幾百份「捕獵者」和「獵物」的敘述都容納進了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這本書獨一無二之處就是作者通過倖存者駭人聽聞的證言，把真實注入了驚人的真相中。讀著這些內容，讀者與猶太人感同身受，明白了猶太人在蓋世太保橫行的歐洲，求助無依、逃遁無門的感受。 搜集艾希曼案的材料，並將之置於全世界灼熱的焦點之下，常會招致批評，明顯讓豪斯納先生千瘡百孔又充滿熱情，他要讓公眾知道真相，這個想法點燃了他。遺憾的是，他寫作所用並非母語，他的編輯又不太盡責，尤其是本書開頭，他表達感受的時候顯得用力過猛。不過，只要跳過不必要的開頭兩章，讀者就會發現，作者對材料越是深入，他就越是讓材料本身來說話。全書把所有需要知道的都囊括了，信息量驚人。 本書的中心人物當然是艾希曼中校。他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萊的手下，是黨衛軍猶太事務局局長，這是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部門。資料顯示，他工作主動、積極，常常在命令之外超額完成任務。比如他還學習了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以便更好地處置受害者。當有人想逃跑——比如在珍妮·科齊一案里，這個義大利軍官的猶太孀妻想要逃離里加的集中營，雖然義大利大使館、義大利法西斯黨一再要求，甚至德國外交部也從中說項，艾希曼仍然瘋狂地阻止她並達到了目的。 當荷蘭人給他找麻煩時，他必須如自己所說——「努力做更多（的流放）」。他在匈牙利時，在緊急情況下——蘇聯紅軍就要到來——完成流放任務，有時一天有五列裝有1.4萬人的火車抵達奧斯維辛。計劃每一分鐘的制訂和組織他都親力親為，一次他在一天裡集合了布達佩斯的40萬猶太人，這次瘋狂的成就讓他在匈牙利的紀錄達到頂峰。庭審的觀眾、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寫道：「在戰時，對關鍵資源、交通工具、集中營和幾百萬人的謀殺都競爭得極其激烈的情況下，一個黨衛軍中校如此的組織能力簡直堪稱天才。」 艾希曼是超凡的，絕不是一個普通人，他的成績也絕非一個「平庸」之惡魔所能企及。這個絕妙的詞彙被用來解釋600萬人是怎樣被殺害的，它的創造者為什麼如此輕易就相信了艾希曼自己的說法，稱自己只是個奉上級命令執行公務的公務員，這是現代新聞界的謎題之一。在一個合格的歷史學家看來，這樣的解釋是不夠的。 受過最起碼訓練的歷史學家都知道，使用資料時都要留心看它是否有隱瞞、有歪曲，或者直接就是謊話。把這樣的小心轉移到當代史——就是新聞業——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他只是個普通人，一個「平庸」角色，這毫無疑問就是艾希曼的自辯，從審訊到庭審，他都拚命做出這個姿態。這也是他的律師為他辯護的症狀。漢娜·阿倫特竟然接受這種一面之詞，如果不是不同尋常的幼稚，就是有意地企圖支持艾希曼的辯護，這就更不同尋常了。既然厲害的阿倫特小姐不可能如此幼稚，那麼就剩下一個令人不快的選項了。 另有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猶太人的高度配合導致了他們自己的滅亡——在本書中得到了澄清，當然是對希望理解而非急於下判斷的人。這番爭論對我來說是態度問題大過事實問題。書中對一些人進行了尖銳的批駁，他們當時置身事外，現在卻急切地認為，正是猶太人太輕易屈服，從而要對他們自己被屠殺負有一定責任。這種說法之所以盛行，是因為它能把罪責轉移給受害者，而讓剩下的人心安理得。 如果配合指的是猶太人在槍口之下，在長期喪失社會保護的情況下，任人驅策，聽人擺布，而沒有組織抵抗，那麼他們當然是配合的，因為這是他們長久以來的生存之道。這是他們作為被壓迫的少數，沒有領土、沒有自治、腳下沒有獨立的一寸土地，在2000年來融入骨髓的生存之道。 對於定期而至的仇視風暴，他們孤立無援，只能本著最強烈的種族本能——生存，採取順從的態度，而不是拚死一搏。他們對待迫害的辦法就是，活過它。但有誰知道，又有誰相信，這一次是要處心積慮地消滅他們所有人呢？在什麼情況下他們才會做最後的搏鬥呢？在華沙的猶太社區，他們這麼做了，他們就像他們的祖先反抗羅馬人一樣激烈、一樣英勇——一樣徒勞。 在集中營里，無處去，無友援，無庇護，如何去反抗，如何去起義呢？在墳坑邊緣，在毒氣室門口，他們遵命脫掉衣服，不願拒絕而早一刻招致死亡。在屈服中，他們的心在反抗。當世易時移，這些人的兄弟、表親和叔叔，在巴勒斯坦，在已知的戰爭中最長的逆境中戰鬥，最終贏取了獨立。 豪斯納先生還特別指出，在死亡營里缺乏抵抗的不只是猶太人。德國人屠殺了蘇聯戰俘營中的幾百萬人，我們也沒有看到抵抗。他還回憶起突出部戰役中的美國傘兵連，他們在行刑前被命令給自己挖好墳坑。他們也順從了。 審判艾希曼的主要目的是要讓以色列的年輕一代了解事實，了解是什麼造成了他們同胞的故去。審判結束，豪斯納收到了很多信，其中一封是一個17歲的女孩寫的：「我過去聽我爸爸講那些死去的親人，我無法尊敬他們。我恨他們任由自己被屠殺。你讓我看到了真正發生了什麼。」從更遠大的意義上來說，這場審判是一個劫後餘生的國家，本著對其人民、逝者、歷史的責任而做出的。 刊於《紐約時報》書評版，1966年5月29日。 [1] 這裡指柯勒律治詩歌《古舟子詠》的故事。——譯者注 [2] 愉悅山（Delectable Mountains）是英國作家約翰·班揚在其名著《天路歷程》中虛構的地方，山上有許多奇景。平原五城（Cities of the Plain）指《創世記》中五個約旦河平原上的荒淫、墮落的城市。——譯者注 [3] 1943年，希特勒下令抓捕和流放淪陷後的丹麥的猶太人，丹麥抵抗運動轉移了7000多名猶太人到中立的瑞典。——譯者注 [4] 《代理人，基督教的悲劇》（The Deputy，a Christian tragedy）是1963年一出有爭議的戲劇，描寫了教皇庇護十二在大屠殺中的不作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