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對日本的診斷

早在「九一八事變」時，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深受世界的譴責。和個人不同，一個國家不會承認錯誤，所以日本唯一的應對就是告訴自己，它[1]沒有錯，那些指手畫腳的人都錯了。為了堅定這一論點，它建立了如下信念：它的所作所為都出自最純潔的動機，而其他國家則有意曲解。它們越不同意，日本就越自認正確。 這種正義的自信及其推論，以及一種被人誤解的委屈感，在該國每天的講話和報刊中隨處可見。以下這篇有關衣索比亞衝突的社論中就是一例：「義大利選擇用武力解決衣索比亞問題必有合理原因，但墨索里尼總理看來是被其他大國誤解了……我們國家在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時就遭受到了同樣苦澀的誤會……全世界都把罪過推給日軍並嚴加譴責。這完全是因為其他國家沒有正確地了解形勢所致。」［摘自時事通信社，1935年7月10日。（這段話以及後文的引用都引自《日本廣告人》對日本媒體上社論的翻譯。從給出的來源可以看到這段話摘錄自日本報紙。）］ 除了指責其他國家理解力有限，日本對它們第二常見的指責是說它們缺乏誠意。比如，日本在拒絕與蘇聯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時就採取了這樣的立場。它攻擊敵方陣營來證明自身的立場。「蘇聯對日本的看法是錯誤的，」軍方發言人說，「如果他們真的希望遠東和平，就該讓我們看到真誠的意圖……而不是先於此就和這個國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板垣少將，關東軍副參謀長，聯合新聞社，《日本廣告人》，1935年4月24日。） 被外國詬病時，日本經常以一種天真的受害者形象示人。去年夏天，國聯發布了譴責德國撕毀《凡爾賽和約》的決議，蘇聯代表團則建議把類似的決議施用於遠東。日本一篇論及此事的文章說「蘇聯代表明顯針對的是日本」，然後溫和地詰問：「難道日本違反了什麼國際條約嗎？」（《都新聞》，1935年4月20日。）不需說，這篇文章根本不提《九國公約》。接著，日本再次以一種精心修飾的慍怒，對它在「九一八事變」中的國外批評者指出，「指責日本要侵占中國真是謬以千里」。（《外交時報》，1935年8月。） 對譴責它侵占了中國領土故作驚詫，就像這是一種它從未想像過的行為，這種表態對外國讀者來說匪夷所思。大惑不解的外國人想知道，日本用這種明顯的偽裝到底想達到什麼目的。唯一的解釋是，日本人並不認為這是偽裝。日本人擁有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思維過程，缺乏西方人稱之為「邏輯」的東西，他們就是可以發布這種言論，明知所說是假，卻能真誠地相信。外國人無法理解這是怎麼實現的，更別說去解釋它。筆者唯一能夠提供的解釋是：對日本人來說，表象比實際更重要。事實對日本人不重要，如果他要被迫面對一個無法接受的事實，他就視而不見，就像我們在街上碰見一個討厭的熟人那樣。 「面子」觀念要為這種態度負責。大家都聽說過東方人「面子」的重要性，但除非住在那裡，否則你不可能了解它到底有多重要，它是如何浸透到每個字詞、每個想法以及每個舉動的。決定贏得還是丟掉面子的是行為的外在形式，而不是行為本身。舉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日本的出租車司機如果找不到路，絕不會問路，雖然你和他都知道已經迷路。他更願意無望地四處亂開長達幾個小時，用盡需要自己負擔的汽油和時間（日本出租車是固定價格，不是按車程計價），只是為了保有一個熟悉路線的形象，從而保住面子。 無視事實而毫不心生矛盾實在是一種能力，這讓日本人針對自己即將退出國際聯盟，還能發表以下言論：「日本長久以來支持國聯，日本成為它的會員對遠東太平洋地區保持和平有著重大意義。」（時事通信社，1935年1月5日。）這種奇怪的說法並非虛偽，或者說絕非有意的虛偽，也並不比虔誠的人相信神跡、孩童相信童話更加虛偽。 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思維迥異，他們之間的外交就更是難事一樁。讓外交更增難度的是，在外國人看來，日本人根本不理解「談判」是什麼意思。兩個西方國家談判，它們會共同努力達成共識，其本質是妥協。但日本人不懂妥協的含義。他們認為，外交談判就是兩國代表不損毫釐地各陳己見，最終達成一種一方獲勝另一方失敗的觀點。今年的海軍會議就是日本這種態度的典型示例。日本人帶著不可動搖的決心抵達倫敦，要麼取得平等待遇，要麼一無所獲，他們不管別人有何建議，自己都不做絲毫讓步的準備。他們是如此不靈活，以致直到他們退出會議，都既無建樹也無收穫。日本海軍刊行了一本小冊子，其中某段顯示了他們是多麼不通國際談判之道。裡面說：「勝利決定於相對實力，但除了絕對超群的實力，沒有更好的辦法來保證相對實力。」（這份小冊子的翻譯刊於《日本廣告人》，1935年5月28日。）這話是多麼的無可辯駁，但它也流露出，日本人是多麼不理解妥協二字。 比不會也不願使用西方的外交技巧更能引起日本外交麻煩的，是它在面對西方時的一種低人一等和備受欺辱的混雜心態。其根源要上溯到第一個來到東方的白種人，他有能力，也必定抱有高人一等的態度，那種老師對學生、總督對臣民的態度。雖然在日本，這種不公平的關係不存久矣，但它的影響長久存在。60年前日本人認定，結束不平等關係的唯一辦法是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他們成功了，但代價是犧牲了自身的完整。現在，日本人生活在並非原生的制度之下，那是他們複製來的系統。他們是模仿者，而模仿者永遠也不會認為自己和創造者是平起平坐的。 雖然它穿起了咄咄逼人的外衣，但隱藏其後的不平等感卻時時讓日本懷疑鄰國對它意加輕慢或圖謀不軌。比如，它對任何有可能對它強國地位發出質疑的詆毀都極度敏感。了解了這一點，你就能知道，它對海軍軍備平等的要求不只是戰略考慮，更是要在世界面前證明自己主要強國的身份。 這種敏感在種族偏見領域更為強烈。對於美國發生的反日活動，一家東京的報紙寫道：「這次騷動的原因之一是種族。我們自豪我們是世界三大偉大民族之一，在任何方面都不輸給任何國家，我們不能忍受美國人加於我們的這種侮辱。」（《都新聞》，1935年2月19日。） 雖然日本的種族敏感毫無疑問源於外部的挑釁，尤其是美國，但它迅速察知各國在一切舉動中的威脅性，則是源於天生的不安全感。反過來，這促生了它的受迫害情結，從每次它的鄰國稍有異動它就尖叫「危險！」中可見一斑。比如，去年夏天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演習，就被指稱是出於「控制」日本的野心（《都新聞》，1935年5月1日），美國準備建立跨太平洋航線又被說成是「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國對遠東的侵略計劃」（《東京日日新聞》，1935年4月26日）。而那個永久的刺激——海軍軍備比例，則可以導致典型的評論：「這已經超出了日本人的理解，那麼公平和正義的平等要求，英國人和美國人怎麼會不支持，除非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有意要遏制大和民族的進步。」（《國民同盟》，1935年2月13日。） 在如此條件下，日本和西方將繼續上演最為困難的外交難題。 刊於《外交事務》，1936年4月。 [1] 原文用「她」指國家，為了貼近中國閱讀習慣改為它。——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