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寫作史迪威將軍傳記遇到的問題

我必須先做一個免責聲明：我寫史迪威的書不是一部軍事傳記，甚至也不會著重刻畫主人公的軍人生涯。這本書其實是兩本合一本，就像雙黃蛋一樣：史迪威以及美國在中國的經歷。就像我在前言中所說，選擇史迪威是以他作為代表傳達一個非軍事的主題，而更大的主題是中美關係史。為了方便讀者理解，也為了方便敘述，所以需要一個人物作為媒介。我選擇了史迪威，隨著研究深入，我越發覺得這個選擇是正確的。他正合我的主題，但他的軍人身份確實是偶然的，無關我的主題。 在查找相關的軍事信息時，我只遇到了兩個麻煩：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材料汗牛充棟，有大海撈針之感，這個問題我隨後會詳細談到；第二，這個麻煩相對較小，那就是在1940年1月的演習中到底發生了什麼？那是史迪威在軍中贏得戰術家和戰場指揮家名聲的開始，是日後他被譽為第一軍團指揮官、珍珠港事件後被選為首位海外戰區司令的第一步。演習的記錄似乎通常都不太詳細，事實上，比起公眾事件，它們幾乎就不被記錄在案。但作為史迪威的傳記作者，我顯然應該找到這次演習的情況。僅僅知道結果是不夠的，我希望重現當時發生了什麼。 這是做軍事史研究的常見問題：戰役的結果無人不知，然而難點在於重現戰鬥的過程。也只有等到要寫下它們的時候，你才發現你其實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在寫作1914年8月失掉阿爾薩斯時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那一次，我實在找不到讓事情經過清晰起來的足夠資料，我編造了一些東西，但沒人發現。 這一次，我開足了馬力去搜索。我讀完了《步兵日誌》（Infantry Journal）的所有文章。在美國陸軍軍事史研究中心（OCMH）恰好有第三軍的歷史，在初期的演習中，史迪威就在其中一個師擔任師長，但它也沒有記載什麼有用的內容。當真奇怪，最佳的文獻竟然是新聞，但後來真正的戰爭爆發，中緬戰事一起，就不能這麼說了。 說到那裡的事，美國的公眾簡直就是在看童話故事，因為報道的主要事實依據是中國的各種公報——裡面的內容足以讓孟豪森[1]嘆為觀止。可能是因為「離亞洲越遠，離真相越近」的想法，《紐約時報》一度在倫敦報道緬甸戰局！最後，對中國戰場的離奇報道本身參與了歷史，被媒體製造出的態度和神話竟然影響了我們的政策，不過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這讓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如果不是記者親眼所見，媒體最好不要報道。最好杜絕一切公報、新聞通稿、錄音講話。想想看，沒有新聞通稿的新聞！我們要讀發生了什麼，不是某些人希望我們相信的發生了什麼——即便是在某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什麼也沒有發生。我有一次同特納·卡特利奇[2]說了我的建議。當時《紐約時報》登了一篇以色列發動空襲的報道，開羅方面說有50名平民喪生，而特拉維夫方面則說他們根本沒有一架飛機離開地面。我問卡特利奇先生，為什麼不派一個記者去實地看看呢？為什麼要一次次地刊登公報然後又一次次地闢謠呢？他說了一些「報紙只是當時的記錄」的話，但是我卻看不出「記錄」一些根本沒有發生的事有何必要，只是因為某些宣傳官員把它們放進了公報。這不是渾蛋嗎？公報和事實的關係，就像占星學和真正的行星科學的關係一樣。 回到軍事演習的話題上，我最終找到的最佳描述是在史迪威家人保存的一本剪報里。那裡面琳琅滿目，你能想到的最好的文字記載應有盡有，只是有一個問題：報刊的名字和日期通通欠奉。不消說，這本剪貼簿成了研究者的噩夢——這是我儘量文雅的說法。 在「二戰」史學家看來，我的研究有兩大顯著的不規範：第一，沒有取得研究資格證；第二，沒有錄音。我們先說第一個。我第一次和五角大樓扯上關係的時候，就被告知需要資格證，於是我盡職盡責地提交了申請，又是取指紋，又是填一份和中國畫長卷一樣長的問卷——確切地說，是兩份，一份給國防部，一份給國務院——儘管我對他們的要求很不情願：需要提交對保密文件的注釋，需要提交最終完成的手稿，以求官方批准。我的不滿越多，前景就越不妙。官僚機構的程序開始運行，與此同時，我也開始在史迪威位於卡梅爾的家中和胡佛圖書館查找資料——史迪威「二戰」期間的文獻全在後者那裡。之前，胡佛圖書館搞到了那些文獻，但被軍方惦記上了，他們翻閱了館藏，拿走了那些「敏感（sensitive）」（如果我沒用錯詞的話）的機密報告，在相應處留下了白紙代替，以表明他們來過。這沒有什麼，沒你們想像的糟糕，因為後來我發現，那些拿走的材料的副本在卡梅爾那裡都有。自此，我有了卡梅爾的史迪威檔案和其他的私人收藏；有了我前輩事無巨細的研究和記錄——其中賴利·森德蘭和查爾斯·F·羅馬納斯的研究在軍事領域，赫伯特·費斯的研究在外交領域；還有了業已出版的多卷本《外交關係》1944年的中國卷；我還要資格證幹什麼？ 因為本書的另一些問題，我請教了一位律師，而他強烈反對我使用任何資格證，因為那會要求我提交寫作手稿。那時是我申請資格證的6個月之後，也許是我背景不堪，也許是官僚機構的拖沓（我不知道是哪個），資格證還沒有下文。那麼，我該怎麼去叫停一個還沒有任何結果的程序呢？律師建議我，直接給軍務處長（Adjutant General）寫信，要求取消申請，因為我已經不需要了。此事就此了結，卸下了我心頭一塊大石。從此，我一有文獻想看，就寫信給這裡軍事部的熱心朋友[3]，或者是美國陸軍軍事史研究中心，問他們，某某文件能否銷密。我記得，好像只有一次是不行的。有時候，比如我寫到麥克休上校通過海軍部長諾克斯召回了史迪威，從而激怒了馬歇爾將軍這一段，我會走個捷徑直接去找私人檔案——位於康奈爾的麥克休檔案。那裡，這封寫給諾克斯的絕密信函就靜靜地、無辜地、公開地躺在那裡。說來說去的資格證，其價值遠遠被高估了。 至於為什麼沒給我的採訪錄音，我只能說，錄音機讓我膽怯。或許和我身為女性有關。女人熟稔於以私人的角度切入話題，即使是和陌生人——可能陌生人尤甚。我難以想像自己在別人面前把錄音機一蹾，說道：「現在說吧。」況且，我確知自己不知道該怎麼用它。所以，我用筆記本代替錄音機，和我的小皮夾正好匹配，以備不時之需。我還有索引卡片大小的活頁紙，和其他研究材料歸置在一起十分方便。 採訪也被證實是我非常好用的信息來源，但我兩年前在口述史大會上已經講過相關內容了，我又怕講舊的內容，所以就不在此重複了。有一些人我一想到他們就坐立不安，在書出版之後更是如此，那就是我沒有交談過的史迪威的同僚。我有中緬印老兵和那些老牌中國通不計其數的信件，一些信中提供了不少逸聞趣事和隻言片語的信息，我本可以在書中用上它們，不過我想，它們都不夠上，或只有一條信息能改變我的想法。 我認為，「二戰」歷史學家不可或缺的一個文獻就是影片。我這麼說並不僅僅因為它們的佐證功能，更因為它們的實際描述功能，它們為人物和地點描述了確定的形象，還為研究者的理解和靈光一現提供了視覺手段。我想，我就是從一段描述重慶歡迎溫德爾·威爾基的軍隊遊行的影片中，更深地領會到了中國人的宣傳是怎麼回事；而另一段影片比所有其他東西都增進了我對史迪威的了解：在藍姆迦的訓練場，他和一個中國士兵並肩臥在土裡，正在向後者演示如何使用來復槍。在這裡，樓上有一個房間存滿了膠片，你可以在那兒美美地待上好幾天，都學不盡那裡的東西。 基於同樣的原因，再沒有比實地去到中國更好的研究方式了，但是當然，在「桌球外交」之前的日子，我並不被獲准進入中國。退而求其次，我去了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去獲取一種對中國味兒的感覺，也採訪到了一批史迪威麾下的三十八師的中國老兵。雖然沒去成中國大陸，但收穫照樣不菲：比如，我對中國人認為拒絕是不禮貌的想法有了了解。這之前，我知道這是最讓史迪威惱火的事，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嚴重，直到一位在台灣地區的美國軍官太太告訴我，她在舉辦官方晚宴的時候很為難，因為不管中國人來不來，他們都會一口答應下來。她根本不知道要點多少菜，需要多少桌椅。如果打仗的時候，你的師長一口答應，說他們會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發動行動，但後來又沒有現身，那麼，打仗就會和請客一樣困難。 說了這麼多做研究的事，該說說寫作了，不僅因為寫作更吸引我，還因為普通的外行人往往低估寫作，高估研究。人們常對我驚嘆：「你一定做了不少了不得的研究工作！」他們假定研究是最難的部分。其實不是。作為創作過程的寫作更難，所花時間是研究的兩倍。 我用的是敘述的寫法，我覺得這樣最自然。當然還有一種同樣重要和有效的歷史寫作法，就是把史實和作者的結論結合在一起。那樣的話，作者就不會專心致志地順暢表達，而更專注於建立事實。他第一是歷史學家，第二才是作家，而我首先是個作家，寫作對象是歷史，目的是順暢表達。我非常在意把讀者當成傾聽者，他們的注意力必須留在這裡，而不是神遊天外。我腦中的情景是一個吉卜林筆下的流動說書人，端著米缽，借著爐火，向圍觀的路人講述古代的浪漫傳說和英雄傳奇。要是他看到黑暗中的觀眾逐漸自外圈散去，人群漸薄，那他就知道，米缽很難盛滿了。他講故事是為了吃飯。我對讀者的感覺就是這麼迫切。 作為一種文體，用敘述來寫歷史天生有效，因為它天然就能解釋原因。事件不是以類型為界發生的——經濟的、思想的、軍事的——而是以時間為序發生的。當你把它們嚴格按時間順序放置，每一周，每一天，有時甚至是一天中的每一刻，晦暗不明的原因和影響馬上就清晰可辨。不過，不是每次都能按連續的時間順序來敘述，因為有些事是在不同地點同時發生的。1914年8月，導致西線的前線戰（Battle of the Frontiers），以及導致東線坦能堡之戰的起因就是同時展開並進行的。這讓敘述者兩相為難。同樣的問題在史迪威這本書里也有。時局惡化、日本發動了最後的進攻，同時，史迪威正領導著部隊從緬甸殺回。停止一地的敘述、讓位於另一地的事件會毀掉戲劇的緊張感，攪得讀者一頭霧水——即使真實事件就是這樣發生的。你需要稍稍地對事實弄弄手腕，把一件事帶到一處自然的高潮，然後再移步下一件事。 在布局上，即便不是本本如此，但時間順序仍然是一般的主線。我剛開始寫《八月炮火》時想開門見山地寫戰火已開，這樣人們就不會認為這又是一本塞拉耶佛這個那個的、老套的寫「一戰」外交起源的書了。然後我精心謀構了四章，每一章都以戰爭在某一國爆發為開篇，接著倒敘該國國內的背景，如同巴赫的賦格曲一樣精美。但當這些章寫成，我的編輯卻看不明白了。我又回頭再讀，我也看糊塗了。他於是建議我按時間順序來寫。我認為這太簡單了，完全不藝術。不過，當我把倒敘的段落放到屬於它們自己的地方，再瞅瞅它們，簡直天衣無縫。從此我不再追求華麗熱鬧的布局。 每本書都會遇到謀篇布局的新問題。顯然這本書的雙重主題——既是史迪威的傳記，也是兩個國家的關係史——是個巨大的難點。當然這是我自找的，困難也僅限於這一本書，所以我沒法總結出什麼，除了說「再也不寫這樣的書」了。在寫作中，我每開始新的一章，就像和天使整夜摔跤的雅各一樣疲憊。儘管這是個苦活兒，但兩個主題都立住了，因為史迪威作為一個標誌性人物，提供了人們需要的興趣點和戲劇性，而貫穿其中的中美關係給故事賦予了重要性。 這本書的中國背景成了另一個問題。這意味著，我心裡通明透亮，但讀者卻不熟悉各種關竅。如果你的故事發生在歐美，你完全可以假定讀者對法國和德國、德克薩斯和阿拉斯加的相對位置，落基山脈在哪裡，五大湖在哪裡是心知肚明的。人物也是一樣。比如我介紹了弗朗西斯·德雷克、沃爾特·羅利，或者是羅伯特·奧本海默和愛德華·特勒，讀者不會花太大工夫就能區分他們；但如果是那些三個字的單音詞呢？孫立人和李宗仁，這是我書中的兩個主要人物。閻錫山和汪精衛呢？還有衛立煌、張作霖、張宗昌，更不要說那些省名了：廣東和廣西，它們挨著；江蘇和江西，它們不挨著；河南和湖南，山西和陝西，等等等等。我一開始想避免使用省名，而把它們與著名的河流和城市聯繫起來，但立即就被證明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省名無法迴避，就像美國的州名一樣。 對於背景是異域，特別是中國的時候——這條道理適用於一切歷史寫作——我在新介紹一個地方的時候，都會把它和已經出現過的地方聯繫起來，新人物出場，我都不會忘記描述一些特點，這樣才能讓讀者記住。人物和地點都必須能夠識別，否則讀者就是在未知的海面漂蕩，他很快就會抓不住要點，被無法理解的東西搞得心煩意亂，然後出了神。 僅僅是羅列人名，而不知花些工夫去定位、描述它們，這不是因為作家懶惰，就是想炫耀，這毫無技巧可言，人人都能做到這點，就像所有人只要願意，都能把自傳多寫出一倍的長度。我一直不明白用人名掉書袋的歷史學家是怎麼贏得聲譽的。在D·W·布羅根的《共和制下的法國》里，你能在一頁里數出30個名字，通通面目模糊。邁克爾·霍華德最近通過一本寫普法戰爭的書建立了一流軍事史學家的名頭，但你隨便翻到一頁就能發現這樣的句子：「法國皇帝親自率領法伊的第五軍，8月5日，當第一軍集中於弗洛施威勒時，費利克斯·杜埃從第七軍中派出孔塞伊·迪梅尼一師從貝爾福乘火車出發，麥克馬洪召集法伊的第五軍向南穿過孚日山脈。」接下來，我們又了解到法伊的部隊散布在薩爾格米訥和比奇之間不能動彈，直到從羅爾巴克的部隊前來救援。同一頁有一張地圖草圖，但以上的地名一個也沒有。我當然明白霍華德先生對普法戰爭了如指掌，他的書評價也相當高，但這種寫法確實讓讀者如墮煙霧。從他那兒我一幅弗洛施威勒戰役的畫面也想像不出來，我只知道，我不能用這種方式去描述戰爭。 史迪威這本書還有一個特殊的難點，尤其是在它的第二部分，那就是相關記載太多。除了史迪威的日記、信函那些我不需要的、把大事件分解成每日紀要的「小尺寸」信息，還有堆積如山的軍事、外交記錄：消息、報告、備忘、會議記錄，還有他在中國身陷爭議的材料——白皮書、外交關係系列、長達千頁的沒完沒了的國會質詢委員會證詞。自從出現了複印技術，文獻資料就開始倍增，非一個研究團隊不能整理完成。20世紀仿佛是獨立歷史作家的末日。（其實我不相信這個。儘管末日聽上去很合理，但獨立歷史作家就是能不合理地存在著。）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和古時歷史學家面臨的問題正好相反，他們苦於記錄不足，而只好埋頭於錢幣、古墓和其他各類人類痕跡。自古登堡印刷術發明以來，資料來源就開始井噴。19世紀真是個好時代，各種信息應有盡有，也不為今天的信息過剩而發愁。 直至錄音機（tape-recorder）的出現，它的胃口堪比絛蟲（tapeworm），而今我們面對的問題——我稱之為「拯救人工痕跡（artificial survival）」。寫書，甚至是寫作回憶錄，都應該有基本的規範和持之以恆的耐心，從而在存留的文字記錄中進行某種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但是現在，在口述史倡導者的鼓勵下，各式各樣的人都被鼓勵起來對著錄音機嘮嘮叨叨、沒完沒了，金子和泥沙最後盡歸塵土。我現在要特別提到一份我找到的金字般的、最最豐富的文獻記錄，是兩段部隊史學家在1949年對馬歇爾將軍的錄音採訪。如馬歇爾這樣的大人物是值得記錄的。 作為過度記錄的後果，我要長時間地在寫作「尺寸（scale）」上進行掙扎。我就像是個製圖人，要根據1英里∶1英寸比例尺的材料，作出100英里∶1英寸的地圖。我循著日記和官方文件的線索，被每時每刻發生的事情所吸引，結果我花了好幾天時間寫出了星期二到星期五的事件發展，而本該寫的是宏觀的，比如，5月到11月的發展。我不得不突然停下來提醒自己：長期來看這點兒事要緊嗎？ 所以，我丟掉了一些寫好的部分，比如，亨利·華萊士訪華。因為他是副總統，所以他的到來以及和蔣介石的會談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無數的猜想、陰謀，當然還有身邊人寫下的無數報告。研究路徑頓時如長江口一樣河口大開，敘述它的文字也隨之猛漲。但是我有種不妙的感覺，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有一天有人問我，華萊士訪華到底有什麼重要性，我聽見內心的回答是：「一點兒也不重要。」它真的對事情沒有任何影響。 因為可引用的報告文本大量增殖，這裡出現了一個展現外交文檔魔力的絕好案例。華萊士訪華的歷史片段對人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像珠穆朗瑪峰施於馬洛里[4]的魔力一樣。你要寫它，因為它就在那裡。但之後你就發現，它一點兒也不重要。若說要歷史完全略去這一段，那也不對，所以我就儘量精簡內容，甚至犧牲了一句別人對華萊士的精彩評語：「亨利為了理想，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我實在捨不得這句，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寫出「大尺寸」的歷史不能靠輕鬆地略過史實和大段的時間來達成，而是需要我所知最困難的精煉提純，還有最為微妙的篩選。篩選是寫作的全部，是對歷史作家的考驗。畢竟最終的作品是歷史作家經選擇放入的，也是他們精心淘汰而剩下的。簡單地無所不寫確實輕鬆，而且安全，其結果就是又一本900來頁的鴻篇著作。這是作家的失職，他把功課全留給了讀者。 篩選就是從不重要的裡面選出重要的。要誠實，就是說要符合條件，並且公平，即是說，要有代表性，絕不冗長拖沓。這是個見微知著的過程。就像羅伯特·弗羅斯特說的：「藝術家要的只是一個樣本。」在蔣介石的駐地，從紅色窗簾下可以瞥見秘密警察的靴子。這個畫面是我從某個在場者那裡拿來的，小小的畫面的選取展示出大的氛圍。類似的還有卡爾森上校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順帶一提，這些信還沒有出版過），我認為，它們充分體現了當時美國對中國的理想化認識。 你也要避免你截取出的內容作用太過強烈。我的意思是，作為敘述的一部分，一件細微處的小事看上去就是有代表性的，它們留給讀者深刻印象，但這個印象可能並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現整體。這時的作者權力巨大，而除了自己的良心則無人可以監管他。 記得我有一次面臨了這樣的選擇。那是寫到史迪威在緬甸大敗，正急於組織交通和補給準備撤退。有個中國將軍是蔣介石的私人聯絡官，他突然不見了，因為他正在別處忙著把他的勞斯萊斯汽車弄回中國，這輛車是他用兩輛吉普和英國總督換的。我想用一句描述20年代中國軍閥的話來總結：「在中國打仗，司令官從不窮著下台。」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是對的，但這會留給美國讀者一個印象：所有的中國將軍都貪污——這隻有以美國的標準衡量才是對的。我不是中國通，但我已經足夠認識到，以西方的價值框架來寫中國是不對的。所以我刪去了那句總結，也刪去了勞斯萊斯的故事。以上是一次失敗選擇背後的邏輯。 似乎我是在告訴你們我扔掉了什麼東西，其實我是在告訴你們我一直以來的努力方向。寫作之初我就發誓，這本書一定不能超過500頁。在其後的過程中，我大刀闊斧地丟棄、修剪了所有我認為冗餘和無關主題的東西。最後我超出了目標51頁，我已經盡力了。 再說到我的另一個工作原則：不要當著讀者的面和文獻材料理論。在敘述文體中，不要呈現作者的想法。你應該在幕後解決自己的疑惑，細究有爭議的證據，判斷人物的動機，在附錄的參考文獻中去爭論，而不是在正文中。這樣才能讓作者隱於行文，讀者越感覺不到作者存在，越與故事聯繫得緊密。正因為如此，作者才採取了一種「就是這樣」的行文語氣，讀者能很快接受。他不會被過多的「可能」「或許」「一方面」「另一方面」所打擾，他希望隨著事件步步深入，自信地認為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為了和時代保持一致，事後聰明也是決計要避免的。我儘量對此時代之後的事絕口不提。根據愛默生的原則，經文必須要於它所在時代的環境中讀。為了理解另一個時代的人面前的選擇，你必須把自己局限在他們的所知所識里，讓歷史穿自己的衣裳，而不是你的。雖然我知道很多歷史學家都會激烈地反對，但我自己卻堅定不移。他們認為，歷史是以結果為標準的對過去的詮釋，這種詮釋以現在的知識和價值為基礎。這個派別認為，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歷史要以共產黨的最終勝利為前瞻去寫，雖然30年代的執政者怎麼也不會想到10年到15年後，共產黨就統治了中國。我認為，以今人的眼光去敘述是對古人的犯錯，同樣，另外的派別恪守舊時觀點，又是對今天的誤讀。區別在於哲學觀，無法調和。 最後我想說，雖然我不自認為是軍事史家，但我完全同意，哪怕就是為了告訴公眾：鬥爭是人類從史前到現在的生活主題，軍事史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不過我認為，除了專門的研究，軍事史不應獨行，更應該和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作為整體研究，因為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展示特定時代的特定人群。這一目的正是歷史學家的目的，正是我希望在《驕傲之塔》中達成的目的，因此，這是我所有書中自己最愛的一本。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會議中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研究的發言，1971年6月。刊於《馬里蘭州歷史學家》，1971年秋季刊。 [1] 孟豪森是德國童話《孟豪森歷險記》的主角，書中記載了他各種荒誕不經的歷險，其名為「吹牛大王」的同義語。——譯者注 [2] 特納·卡特利奇（Turner Catledge），《紐約時報》著名記者，1952—1964年任總編。——譯者注 [3] 本文是作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會議的發言。——譯者注 [4] 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英國登山家，20世紀20年代參與了頭三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行動。被問及為什麼要攀登珠峰，他留下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因為它就在那裡。」他在1924年嘗試登頂的行動中失蹤，1999年遺體被發現。——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