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歷史學家的機遇

目前，公眾對小說的興趣正在下降，同時一落千丈的還有詩歌和戲劇，人們把興趣都轉移到了紀實類文學。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長期緊張的時代，歷史學家的聲音是最為需要的，尤其在其他作家產量不足、質量堪憂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尚有爭論，但我想，這個機會是明白無誤地交到了歷史學家手中，他們就要成為以文學方式闡釋人類社會角色的主要發起者。他們的任務是滿足大眾興趣，提供對人類處境的見解——沒有這個，一切的閱讀材料都是蒼白的。 歷史學家早就承擔過這種角色。儘管我們沒有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讀者數量統計，但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塔西佗、波利比烏斯、約瑟夫斯、普魯塔克、李維等人的後繼者、模仿者以及後世文獻中可以明顯得知，他們是當時極為重要的聲音。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從圖書銷售數據就能知道，大眾越來越偏好傳記、自傳、科學、社會學、歷史——特別是當代史的圖書。 以上最後一個類型，正如我們近來被不厭其煩地提醒的那樣，確實有一些特殊的缺陷，儘管授權作傳已成傳統，但傳主一家總能藉助一些噤聲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對私人問題保持控制。最簡單的保持隱私的辦法就是不談隱私——對授權的傳記作家如此，甚至對「雇用」的傳記作家也是如此。 我不會把以下事實作為大眾喜愛紀實作品的證據：1964年，所謂的「非虛構類」圖書的銷售量達到了虛構類的兩倍；因為這反映的僅僅是如下書的銷量：烹飪類、尋求內心寧靜類（這兩類領跑所有其他類型），還有窺視癖類（關於他人的性生活）、漫畫類、指導類——比如如何護理嬰兒、家庭裝飾、治療關節炎、計算卡路里、高爾夫、禮儀——以及現在莫名其妙非常火熱的如何避免遺囑認證類。撇開應時的書，隨你如何分類——出版的和讀書俱樂部選中的，精裝的和平裝的，新出的和再版的——現實題材就是比虛構類增長明顯。 人們開始青睞對人和社會有更真實刻畫的書，而不再是當代小說。找到小說不再提供真相的原因是歷史學家的部分工作。我認為，小說家的失敗是20世紀人類的經歷造成的——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人類建立起的幻夢就開始逐漸崩潰。認為歷史不斷進步的觀念是戰爭的最大犧牲者，它之後變成了犬儒主義，又被第二輪世界大戰和納粹毒氣室一次次加固夯實。人類手中出現的終極武器被人口過剩的壓力超越，導致我們現在處於一種怪異的兩難之中：人口太多和滅絕人類的武器太多同時威脅著我們。最後，我們面對越來越多的證據——空氣和水的污染、自然平衡破壞、超音速飛行產生的震耳欲聾的噪音，這些都表明我們無法阻止人類對環境的掠奪。 以往的經歷已經足夠摧毀我們這代人中的大多數對人類善良的代代信仰。吉爾伯特·默里從希臘人那裡找到了同樣的絕望——他們因連年的自相殘殺而被其他文明趕超。默里將此歸因於「人類無法掌握也無法理解的一種力量」。 生活在20世紀的人類不值得羨慕。他們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現在他們失去了驕傲，開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跡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們再也不能如讚美詩詩人那樣尊稱自己為「僅次於天使之人」。他們再也不能視自己如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天頂所畫——平靜、高貴的亞當接受上帝指尖傳來的光輝。取而代之的是懷疑人類存在的目的和神聖的使命，懷疑他們向善的能力，甚至活下去的能力。他們喪失了確定性，包括道德和倫理的確定性，剩下空空蕩蕩的漫無目的的感覺，以及文學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自我厭惡。其後果就是被《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命名為「唉聲嘆氣」的小說流派（「Ugh」 schoolof fiction）。 此時，厭惡人類同胞的作家接管了文學世界。他們大多以這樣的作品為代表：「引人入勝」的對「偷盜、同性戀、拉皮條、性虐待、偷窺癖和輪姦題材的大膽涉獵」。奇怪的是，濫用毒品卻不在其中。如我們所知，這是不可缺少的話題，是應有之義；還有戲劇，今天還在舞台上上演的那些要命的東西，正拚命地緊追著潮流。當今小說中最受青睞的角色不是人生的漂泊客就是命運的流浪漢，他們的故事和最終結局卻提不起任何人的興趣。他們無法激起讀者提出敘述的核心問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因為人們根本不關心他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或許問題不是出在小說家身上，而是在這個時代，這個時代里的人物只能是一些販夫走卒、一些散發人類受害者氣息的「反英雄」。或許今天的小說家不能由衷地創作出命運主人、心靈船長那樣的角色，因為亨里[1]的形象已經過時。他屬於自信的19世紀，而20世紀的代表是失敗者。「美麗的失敗者」，這是最近一本小說的名字——雖然配得上這個形容詞的人寥寥無幾。俄狄浦斯是失敗者，李爾王是失敗者，但他們的失敗是普世的、深刻的，並非毫無價值的。 既然小說和戲劇不再展現人類行為與動機的拉鋸，那觀眾的流失就毫不奇怪了。據最近一份首都的報告稱，「華盛頓的公務人員不看當代小說」。一位總統幕僚解釋其原因為：「我讀過，但都半途而廢。我為什麼要讀這樣的書，主角用了350頁來考慮他該過街還是上廁所。」 他說得有道理。閱讀，或說寫作，是一個人賦予自己最大的饋贈，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借著它的力量在無限的天地中翱翔。我們要虛擲時間去撿拾人性中的垃圾嗎？當然，骯髒和沒用，卑劣和墮落，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同葡萄酒中的沉澱也是酒的一部分，但酒之瓊漿才是有價值的。就像埃利奧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在最近一本小說里說的，性變態和致幻劑「不是我們的動力，不是人類歷史的主題」。 現在，任務交給了歷史學家，由他們來解答人類歷史的主題何在，什麼才是我們真正的驅動力。這不是說歷史剔除了骯髒和墮落，而是關注真實，同時又自知節制，這是一個度的問題。 歷史學家和小說家相比一開始就有個優勢，他們的主角作為公共人物，被賦予了操控命運的能力。他們是船長和國王，是聖人和狂徒，是叛國者，是流氓和惡棍，是開創者和探險家，是思想者和創造者，有時甚至是英雄。他們不必可敬，但絕對重要。他們可能邪惡腐化，可能瘋狂愚蠢，可能自命不凡，但至少，憑著環境、機遇、職位和性格，他們發揮了作用。他們是歷史的施動者，而不是受動者，所以他們有趣得多。 讀者想要看到人能塑造命運，至少是抗爭命運，這才是歷史的內容。讀者想知道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發生，更具體的是他們自己剛經歷了什麼，就像剛經歷過一場創紀錄的酷熱或者暴雪的人，第二天一早就要翻看晨報查閱昨天的天氣情況。現在，當人類的地位更勝以往地臣服於未知，當「疏遠（alienation）」成為流行詞，公眾便想獲知一些命運的指導，一些在這個飛速旋轉的世界上生存的模式和意義。不管歷史學家作為個人信奉哪種模式，或像一些人一樣什麼都不信，我們的筆下都提供了一種事實證據，展示了人們是如何從之前的黑暗時代走出來的。 當我還是個年輕媽媽的時候，阿諾德·格塞爾醫生和他耶魯診所的同事寫了許多兒童行為學的書。在書中，家長在格塞爾醫生的單向觀察玻璃後面觀察到，他們孩子那些最為變態、討厭和明顯有精神病的行為其實是該年齡段孩子最為正常的自娛自樂。一切無比愜意。歷史學家就提供了這樣一面單向玻璃，通過它，人們看到各個時代的人類做著那些今天他們同樣會做的惡劣、下流和愚蠢的事。這些都記錄在案，只有程度不同，沒有本質區別。我可不是在說歷史就像格塞爾醫生的觀察一樣愜意，因為其程度上的不同在今天已經非常劇烈——我們創造的社會機制，它的運行速度和影響已經非常巨大——致使問題和危險加速增長，我們尋找解決辦法的速度遠遠落後。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的加速法則已被可怕地證明是正確的。無論如何，亞當斯法則是歷史學家提供的眾多指導中的一種。過去的故事和研究，不論遠近，都無法揭示未來，只是在路上灑下些許光亮，不讓人過於絕望罷了。 歷史學家尚不能輕易地取得文學領域的領先地位而不經歷一場鏖戰。去年夏天，《生活》雜誌的科學編輯艾伯特·羅森菲爾德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有創造力的作家要復興文學，一定要轉去進行科學題材的寫作，因為「那才是該做的」。他的話非常對，也非常有挑戰性。科學題材確實很有價值，極富活力。「任何時代的偉大寫作，」他接著說，「都給當代的困境以啟示。」這句話仍然無可辯駁。如果科學能激發最有才華的作家寫作空間航天學、遺傳學、核物理學，就像蕾切爾·卡遜筆下的海洋那樣，那他們一定可以吸引相當一部分公眾的關注。然而，他們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優秀的科學寫作必須遵照嚴格的規範，而打破技術術語的窠臼，用大眾語言寫作則是更為稀有的品質，成敗全賴於此。 在這一點，我們又占優勢。歷史學家儘管不是所有，但絕大部分都能運用日常英語表達——那種從喬叟到丘吉爾都使用的英語。讓我們來看看同行的困境。行為科學家，他們使用的「黑話」越來越多，把自己逼入了無法讓人理解的死角——或者說，隔離病房。他們懂自己的話，可別人都不懂。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患此病久矣，幾乎無可救藥。如果他們不是有意為之的話，我們尚可對其處境施以同情。但他們故弄玄虛，自我區別於大部分的非專業者，以此顯示自己獨得某些不傳之秘。不論他們的研究多麼有益，如果行為科學家還堅持這種只有同行能懂的寫作方式，他們將是最後一批使用那些「中國話」的人。 畢竟，表達才是發明語言的目的。如果歷史寫作的目的是要應公眾的需求分享對歷史的見識的話，它就需要講究表達的藝術，就像吉本、帕克曼那樣。當然，歷史也有其他的層次，分三個方面：調查和研究，教學和理論，敘述和表達。我想討論的僅僅是表達這一部分，對我來說，無法表達的歷史一無是處。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論提供了思維模式，只有通過表達，歷史才被聽到和理解。 我不憚累贅想說一說的是，表達的成功依賴於敘述的魅力（我在非常嚴肅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西奧多·羅斯福1912年作為美國歷史協會會長宣稱：「如果沒有人讀，則寫作無用，如果它不可讀，也就沒有人讀。」 按照大眾的認知，歷史寫作最為成功的表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由年度十大暢銷書榜來衡量。從以往到1960年為止，最為暢銷的歷史書是H·G·威爾斯於1921年首次出版的《世界史綱》，它連續三年上榜十大暢銷書名單，並在1930年出平價版時重回榜上。到1960年為止，那是唯一一本銷售超過200萬冊的歷史書——真奇怪，比《金賽性學報告》賣得還多。第二年，歷史暢銷榜冠軍就變成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本書的最終銷售報告顯示，它僅在美國就賣了近300萬冊。 以下這些名字顯示的是有據可查的事實：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當嚴肅題材圖書更有機會衝擊十大榜單的那段時間，歷史傳記暢銷書和單純的歷史暢銷書（不包括個人史類和時事類）中包含了如下學者：詹姆斯·哈維·羅賓遜、查爾斯·比爾德、卡爾·范·多倫、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最後這位三次以上登上「十大」。剩下還有12位非學者：有四本書上榜的埃米爾·路德維希、三本書的亨德里克·房龍，以及利頓·斯特雷奇、克勞德·鮑爾斯、范·威克·布魯克斯、安德烈·莫洛亞、弗朗西斯·哈克特、史蒂芬·茨威格（每本書兩次）、威爾·杜蘭特、弗雷德里克·劉易斯·艾倫、瑪格麗特·里奇以及道格拉斯·索撒爾·弗里曼（每本書一次）。40年代則是戰爭圖書的天下，只有一位學者——阿諾德·湯因比（憑藉《歷史研究》的單捲縮寫本），和一位非學者——凱瑟琳·德林克·鮑恩，進入了「十大」。但從此之後，應景圖書的時代到來，它們形成的淹沒效應讓人只能在「十大」書單之外才能看到那些曾經的「十大」歷史書，例外的僅有夏伊勒的書和弗雷德里克·莫頓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整個60年代，「十大」中僅躋身過3位學者——加勒特·馬丁利、薩繆爾·艾略特·莫里森、小阿瑟·施萊辛格，以及9位獨立歷史作者：溫斯頓·丘吉爾、布魯斯·卡頓、阿蘭·穆爾黑德、托馬斯·科斯坦、沃爾特·洛德、塞西爾·伍德姆-史密斯以及我自己（每人有兩本或兩本以上的書，每本各上榜一次），還有斯圖爾特·霍爾布魯克和喬治·凱南（兩人各一次）。 上榜也並非品質的保證，但卻能證明表達的成功。所以，獨立作家更勝學者一籌也不奇怪，只因表達是他們的必備之技，他們熟稔於此。自荷馬以降，每個故事高手的目標就是緊抓觀眾的興趣所在。反觀學院歷史學家，他們似乎總為饒有興致的觀眾而苦惱，初時是他們的論文評閱人，後來是報告廳里的聽眾。讓讀者興致勃勃地往後翻頁並非他們的首要目的。 我無意加深專業歷史學者和所謂業餘歷史寫手的裂痕，我只想澄清二者的概念。「專業學者」的概念非常清楚：為取得學位而進行研究生訓練、在大學中寫作歷史的人；然而「業餘寫手（amateur）」指的是在大學之外的、沒有研究生學位的人，這就有些用詞不當。研究生訓練當然會造成某些不同，我無此訓練，但深知這點——對此時而遺憾，時而欣喜。但是，我更願意把區別設置在學院作者和自由作者之間，或者學者和作家之間，而不是專業作家和業餘寫手之間，因為問題的關鍵不是誰更專業（degree of professionalism），而是職業（profession）不同。大學老師是專業的歷史學家，大學門外的我們是專業作家。現在他們借用了我們寫作的功能（function），我們借用了他們研究的對象（subject），雙方都有很多東西要向對方學習。 常有人詬病獨立作家對史實不熟，不做細究。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濟慈的科爾特斯」，他在驚訝的揣測中凝視，沉默地站在達里恩高峰。意思無誤，但濟慈明顯把名字搞錯了。他以奇幻的辭藻和詩人的想像力讓那歷史的一刻永保不朽。或許，就傳遞歷史來說，他對那個站在高峰上的男人的想像要比他的名字更為重要。詩人不論，歷史學家當然是應該含義、人名都不能失誤。沒有必要在準確和優美中二選其一，它們是相輔相成的。 還有一些歷史學家殘存了專用於科學史的舊觀念。美國歷史協會的另一位會長沃爾特·普雷斯科特·韋布（Walter Prescott Webb）說過：「歷史對於優秀的文字來說非常頑劣」，「真實與優美之間有一道寬闊的海溝，哪個學者想要在中間搭橋，他就活該掉下去淹死」，還有，「真正的學者應該選擇真實，如果真相很醜陋，那最好，就沒人會懷疑它的真實了」。如果誰還相信這些話，那他也別想和讀者溝通了。 然而對於溝通的第一要素，韋布卻給出了非常完美的三個標準：作者對「有話要講」「話值得講」「自己比別人更會講」這三點有堅定的信心。接著韋布補充道：「話不是講給少數人，而是講給多數人的。」因為寫作的必要應該和閱讀的願望形影不離。作者必須看到讀者坐在他書桌對面，必須搜腸刮肚地尋章摘句，傳遞他希望讀者看到的畫面，喚起他希望讀者感到的情緒，非此不能寫出生動鮮活的東西。不能意識到一個活生生的讀者存在，作家的文字生於書頁，也將死於書頁。麥考利是一個與讀者交流的大師，他給妹妹漢娜大聲朗讀他的《英國史》，妹妹潸然淚下。作為一個作家，夫復何求？ 待到開始寫作內容，靈感明顯是個關鍵，韋布稱為歸納瞬間（moment of synthesis）——歸納綜合的念頭閃過腦際的那一刻。韋布如此描述他自己的靈感瞬間：就像美洲人從叢林生活轉變為平原生活那樣重要和戲劇化。馬漢上將的靈感瞬間出現於他研究到漢尼拔沒能掌控通往迦太基的海上通道的時候，海權在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就閃過他的腦際。不過我想，這樣電光火石的一刻確實存在，但並不必要。不用像有的至高無上的理論那樣，帶著暗中調整事實的衝動，寫作主題的觀點仍然能傳達得不錯。把材料放在一起，整體的觀點（integrating idea）和領悟自然就會從材料的內在邏輯中發展出來。由細節的堆聚，你就把「具體」上升到了「一般」，在閃亮的聖杯中，我們都在找尋歷史的「一般」。我不認為有必要把這些「一般」先行說出。如果讀者能夠從擺在他面前的事實中自己發現「一般」，那麼這個過程和最後得出的整體觀點就是最有說服力的。 但是，歸納都有過期作廢的危險。始創「邊疆理論」的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說，歷史的道路上「布滿了垃圾」，一些一時被認知、被認可的歷史，隔代之後就被拋棄。「修正」和「反修正」擾動著歷史，像海浪周而復始地席捲著沙灘。即使是這樣，真正的靈感和整體觀點——像馬漢和特納他們的理論那樣——仍然啟發著它們所在的時代，而不論它們最終的命運如何。 儘管有人會反對，但直覺也會有幫助。直覺型的歷史學家對長逝已久的歷史環境做出超凡的感知，就像亞里士多德的前輩德謨克利特想像出原子一樣。他反覆研究觀察到的現象，最終發展出了物質由數不清的運動分子構成的理論。思維過程是理性的，但其推動力卻是直覺的。奉歷史為嚴格科學的人會蔑視這個直覺過程，但他們的態度卻好比一個比教皇還天主教的教徒。真正的科學家會承認直覺的價值。直覺過程其情其景猶如朝天一箭，那些科學化的歷史學家花幾個月鼻嗅泥土、循跡而至的卻正是那一箭射中的地方。 歷史學家的工具之中，最讓人心馳神往的就是他對主題宏大意義的信念。帕克曼在《蒙卡爾姆與沃爾夫》的前言中就把該書的主題——「七年戰爭」對美國的影響——描述為「這個大陸上發生過的意義最為重大和深遠的事件」。它的結果決定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由此世界史翻開了新的篇章」，這就是一個作者對他的主題應該有的感情，這樣才能保證讀者手不釋卷。 作家的熱情——和上面說的信念略有不同——有著不亞於信念的發酵作用。這個作用為馬漢上將所認識，他在研究英國與拿破崙的鬥爭中，漸漸對威廉·皮特首相欽佩有加。馬漢寫道：「他堅毅的性格激發了我的熱情，我沒有去抑制，因為我認為熱情並不壞，它能讓你體會到歷史對你、對他人的作用。」 馬漢的說法駁斥了「純粹客觀」的神話——經常被用來表示「毫無偏向」。約翰·岡瑟有一次說到新聞寫作：「絕無偏向的記者那只能是植物人了。」如果真的有「純粹客觀」的歷史學家存在，那他的作品一定像鋸末一樣讓人不忍卒讀。偏向只有在有所隱瞞的情況下才是誤導人的。一個阿斯奎斯政府的前成員在讀了我的《驕傲之塔》後寫信批評我歪曲了他的政黨。「你對自由黨的偏見顯而易見。」他寫道。我回信道，顯而易見可比遮遮掩掩要好得多。這樣讀者就能思考你的偏向是否有理。我並不否認我對阿斯奎斯先生的厭惡，因為其他的原因，我同樣討厭亨利·亞當斯。歷史上就是有一些人讓人喜歡不起來，但只要他們不是你身邊的人，會由此受到傷害，那麼我認為沒有必要隱藏自己的好惡。在歷史中沒有立場和生活中沒有立場一樣，都是錯誤的。 歷史學家儘量保持客觀，那是因為他希望了解到更多情況，儘量能夠以同理心帶入和思考各方的動機和處境，這樣才能使這場戲的寫作更加緊張，也更加可信。但我們千萬別假裝自己是毫無偏向的，這樣一來歷史學家就變成了一台錄音機，放棄了評判。偏向表示偏好，是評判的結果，是洞察力的源泉。誠然，這其中有感情成分，但這更宣布了你信奉什麼。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常常激情澎湃地忠於某一事業或他的某個主人公，像蒙森對尤里烏斯·愷撒的讚揚，像米什萊對人民權力的熱忱。 信奉如何產生見解，提升表達，最佳範例非喬治·麥考利·特里維廉的《加里波第和他的一千人》莫屬。我認為，無論在調查研究還是敘述寫作上，這都是20世紀最優秀的歷史傑作。特里維廉對他的英雄的忠誠顯露無遺。他描寫了紅衫軍從斯皮諾拉別墅（Villa Spinola）到熱那亞登陸的一路足跡。在腳註里，他寫道，沿著這千人紅衫軍的足跡與之同行「是我的榮耀」。他的立場何在顯而易見。他強烈地把自己代入那個時代，致使他回訪了與加里波第的部隊相關的一切地方，踩著他們的腳印，訪問尚在人世的人，直到他獲得了所有他要寫的場景中的人物、地形、景象、聲音、氣味、視角、距離、天氣——簡言之，一切感官體驗。 及至這千人的部隊將要打響加拉塔費米戰役，特里維廉寫道：「他們的心情非常輕鬆，他們知道自己為所有義大利人所羨慕，他們獨特的戰役是成真的詩篇。」這些飽含情感的文字並非通常歷史學家強加於人的東西，而是有原有本。一個腳註交代了來源是一個士兵給母親的信：「這次遠征充滿了詩意。」戰鬥將近，在一個清晨，他們走過一處綠色的山谷。「在西西里初夏的繁花中，」特里維廉寫道，「昨夜的雨水把山谷洗刷一新，黎明的夜鶯四處啼唱，山谷里的一切都準備好用芬芳馥郁的氣味迎接日出。大自然仿佛與加里波第和他的士兵心情一致。」這裡作者仍然沒有信筆捏造，從一些日記和信件中他得知，前一天下起了夜雨，山谷里夜鶯啼鳴。只這兩段話，他就寫出了絕贊的清新和高遠的志向，這正是加里波第的遠征所象徵的東西——19世紀的自由精神。特里維廉能寫出這樣的東西，首先有賴於他對文獻材料的敏感，其次，因為他和加里波第及其士兵同悲同喜。 接著，士兵吹起了起床號，「突如其來的音樂響徹中午的寧靜，如同對義大利精神的呼喚」。聲音的動詞用了「響（rang）」，讀者也似聽見了號聲；「如同對義大利精神的呼喚」的比喻，讀者也如聽者一般感同身受。讀者不需知道更多，就已經領會了這次遠征的歷史意義。 說到寫作前的實地考察，即使是早已不存的險境，也一如既往地考驗著錢包。幾個月前去世的東方學學者阿瑟·韋利（Arthur Waley）說過，他從沒去過亞洲，但他滿足於自己對東方的想像。對歷史學家來說，這個態度非常危險。非站在實地，動機不會明了，原因、解釋還有事情的起源不會從混沌中浮現。那是理解力的源頭，更不用說還能對成見和謬見進行修正，沒有什麼比親身拜訪實地更有價值，如果更進一步，則是在待那裡，過那裡的生活。如果沒有這一層親密的感知，弗朗西斯·帕克曼則不為大師。 帕克曼心中的英雄當屬叢林。因為親身經歷，他為之激動，為之恐懼，領悟了野蠻和美麗同為叢林的本質。在他長期斷斷續續的眼盲中，他不能寫作，只能在心中一次次回想叢林的樣子，這樣呈現於紙上的它們才越發清晰。他有這樣的描寫：一個人為了勘探情況，駕船划過秋天的湖面，「長苔的岩石在如鏡的水面上下成雙成對」，岸邊的漆樹，在墨綠色雲杉的映襯下，如紅寶石一樣耀眼；以及，晚歸的拓荒者，發現「如柱的青煙直上平靜的夜空」，他發足狂奔，看到了他已經燒為灰燼的木屋，以及被剝去頭皮的妻兒的屍體。 見識、知識和經歷還不足以成就一個偉大的作家，他還要有對語言的非凡掌握作為他發出聲音的工具。帕克曼同樣掌握了這一點。當英國人準備從湍急的聖勞倫斯河上游順流而下時，他們看見河水「狂莽的波濤在陽光照耀下奔流、躍動，美麗、危險得如同一隻嬉戲中的幼虎」。無論名詞、動詞的選擇，還是取喻的畫面，都堪稱傑作。誠然，這還僅僅是描寫的技法，還沒有偉大的思想蘊含其中，但偉大的思想也是需要藉助對詞彙的完美掌握才能表達的。 就像他一頭扎進叢林一樣，帕克曼一頭扎進文獻，窮其一生地搜集著它們。他懂得了美國人建立國家的艱辛和忍耐，卓絕的努力，以及永不停歇的戰鬥。他熟悉參戰的各種群體，就像和那些人都生活過一樣，他的文字對每一方都深懷同情，不論是法國人還是印第安人，英國人還是殖民地人民。想到他筆下的17世紀法國廷臣，眼前出現的是「凡爾賽宮的花蝴蝶，戴著小巧的三角帽、撲粉的假髮，穿著蕾絲鑲邊繡花外套，卻在蠻勇之中就要面對死亡。身陷圍城，在加農炮的炮火中，男僕在戰壕中為他們送上冰塊」。戰壕中的冰塊，這就是歷史學家精心選擇的樣本。作者選擇了一個生動的片段來展示更為宏大的整體。這個細節是從時代和文化中的提煉。 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是第一個這麼說的人：提煉就是篩選、再篩選，是寫作歷史的關鍵。這是一個重要的編排過程，一個困難的、微妙的、充滿了失誤和藝術的過程。鑑別什麼重要、什麼次要是必要的能力。如果失敗，則意味著你的故事已經沒了方向，流於毫無輕重之分的事件的匯集，更別說讀者早已失去了閱讀的興致。這個過程需要勇氣，需要自信，去選擇，也是去剔除。 最為文采飛揚的麥考利寫道，寫歷史就像畫畫，把所有的素材都放進去只會得到一點點真相（truthful result）。他說，最佳的畫作和最佳的歷史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卻能窺見真相的全貌」。這條法則是這麼顯而易見，我大惑不解，為什麼今天那麼多的歷史學家都要反其道而行之，去追求無所不包呢？答案可能是膽怯：害怕被批評掛一漏萬，或者害怕因為選擇不當，而未能抓住要害。這就是獨立作家長於專業史家的地方了：他們不怕伸長脖子被人逮個正著。 最後，歷史學家不能沒有想像力。帕克曼不遺餘力地要讓讀者「身臨其境」。他在書中描述了一隻在春天北飛的野鵝所能見到的、哈德孫河和蒙特婁之間的地貌：藍色的河流的曲線，一片黑色的叢林，波光閃閃的湖泊，還有提康德羅加一座座城堡的幾何輪廓，「插有波旁王朝的旗幟，像白點一樣閃動」，以及「阿迪朗達克的山野，就像凝固的暴風雨的海面」。這一段讀來，我的心情直如基督山伯爵打開了藏寶箱。要寫出這段話的是我們，自是平平常常，因為我們坐慣了飛機，常以機為鳥地俯瞰地面，但帕克曼卻從未離開過地面。他見野鵝之所見，看見旗幟如白點翻飛，山巒像「凝固的暴風雨的海面」（絕美的修辭），靠的純粹是想像的力量。 以上儘管令人叫絕，但想像力更應該用到推測人類的行為和環境所造成的動機上面。這就要求作家有意地作「移情通感（empathy）」之想，特別是在想要理解、解釋歷史人物的行為的時候。遇到反感的人物，這就更為必要。歷史學家需要進入角色，就像帕克曼進入野鵝一樣，就像我進入約翰·弗倫奇爵士，想理解是什麼瓦解了他的戰鬥意志一樣。只要願意設身處地，答案自然自己奉上。我能夠感受到壓力，感受到責任的重量，感受到英國遠征軍（BEF）如果落敗，則無後備役補充的恐慌。進入角色，顯然也是獲得見解（insight）的途徑。這就是赫爾德對歷史學家的要求——「感知一切」（Einfüblung）的能力。正如他說的，希伯來《聖經》的闡釋者，必須是「牧羊人中的牧羊人，務農人中的農民，東方最初定居者中的東方人」。 我從敘述歷史的角度描述了歷史學家今天的任務，又介紹了兩位浪漫的從業者——帕克曼和特里維廉。但是，在今天的時代，人口統計學、電腦量化分析等跨學科技術、平行學科盛行，新從業者紛紛熱衷於此，這讓我上面的話顯得非常老套。不過，新技術只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表達的方法，選擇新技術的人往往失去了與人溝通的日常語言，患上了「術語症」。我認為，他們的努力方向是揭示歷史和人類行為背後的運行模式，從而理解過去，掌控未來，甚至控制現在；但定量研究是否能揭示一些無法用加減乘除衡量的東西，目前尚不明了，不過，在這些研究中明顯漏掉了一個東西，我看是常識。 我堅信，新技術能夠提供啟人之素材，大開思想之門徑，但是，它無法將歷史變成科學，也永遠不能變自己為文學。世間無窮事，但化為筆下的歷史則需要表達和理解。所以，歷史寫作需要作家，尤需偉大的作家，像特里維廉那樣從士兵的信件中發現「詩意」並用之恰當的作家，像帕克曼那樣觀察和感受，並能用莎士比亞般的文字表達的作家。不消說，他們都是各自原始材料的組合者。麥考利說，要當一個真正偉大的歷史作家，「需要世間罕有的超群智力」。對於有志於此的人，機會已經到來，觀眾正拭目以待。 1966年在美國歷史協會的發言，刊於《星期六評論》，1967年2月25日。 [1] 指英國人威廉·歐內斯特·亨里（William Earnest Henley），因患病截去了一條腿，1875年在他25歲時寫下詩歌《不可征服》（Invictus），詩中有「我是我命運的主人，我是我心靈的船長」的句子。——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