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通論輯本 · 王制
說者多以周禮、王制、孟子三書並言，為之較量異同，此無識之士也。乃有信周禮疑王制，甚至有信周禮、王制疑孟子者，尤無識之甚者也。王制非周禮可比，孟子又非王制可比；出於王莽、劉歆之書，寧足敵漢文令博士所集之書；漢文令博士所集之書，又寧足敵孟子之書耶？又曰：「王制所言皆周制也，其與孟子異者，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其與周禮異者，則以周禮本非周制也。」鄭氏解王制，盡舉而歸之於夏、殷；朱仲晦解孟子，則又以其與周禮、王制異，而疑之而闕之，何哉？
按：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作王制。」唐陸氏、孔氏皆謂出盧植所云，未悉其由來也。
「王制雖采剌群言而成，然其中之文有同有異，其義有得有失。」茲特詳為明辨雲。(卷一九，頁一-二)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按：周室爵祿之制，孟子有之，然謂：「諸侯去籍，僅聞其略。」漢博士去孟子又數百年，且經秦火，豈反得聞其詳？此義固夫人知之矣。故其言「爵祿」，大率依仿孟子，其與孟子異者耳，非有他義也？，愚必以孟子為正，為之詳別其下，然其所以與孟子異者，皆是欲避雷同之，知此可盡免紛紛之疑矣。
此取孟子之文而小異之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去「天子」分「分」「男」為二，亦凡五等。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言「臣」，王制言「諸侯臣」；孟子連「君」為六等，王制去「諸侯」為五等，凡此皆與孟子異也。然上何以不連言「天子」合「子男」為五等，而「諸侯臣」之爵，即「王臣」之爵，下何以不言「王臣」，而言「諸侯臣」？且以不連言「諸侯」為六等？也。然而？其如此者，所以避雷同之辭異則義亦異，而是非出焉矣，故必當以孟子為正。
今按：後儒解此節，牽合王制以從孟子者，曲說也；反以王制為正者，悖見也。如孟子首言「天下之爵」，列「天子」與「君」亦為一位，以見先生制爵與群臣共天下而不自私之心，今去之，則失其義矣。陳用之曰：「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按：「制爵」即所以為「班」，「班」即出於所「制」，「班」「制」二字有何分別？此曲說也。徐伯魯曰：「天子制禮，君與臣異，則王制為長。」，此悖見也。又如孟子以「子男」同祿，故亦同爵，曰「同一位，列為一等」，王制分為二等，未免近混。方性夫曰：「孟子以『子男』合為一，此則離為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此所言者，名之等。」按：孟子言「一位」，此不言者，文從省耳，安得泥孟子「位」字，而於此添一「名」字乎？此曲說也。又如王制不言「王臣」之爵，言「諸侯臣」之爵，下又言「王臣」之祿，前後參差，亦較孟子為疏。孔氏曰：「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制統（「制統」，原誤作「統制」，今徑改。）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按：先有王臣而後有天下之臣，若不取王臣，何以通明爵制？且下言「王臣」之祿，何以又不取君臣相對乎？周希聖曰：「王朝之臣入則為公卿，出則為公、侯、伯、子、男，而其祿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按：「出」「入」本無常法，非可舉以為論爵祿之制，內外相維安得雲「言外則兼內」乎？此皆曲說也。(卷一九，頁七-九)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取孟子之文而易「地」字為「田」字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今王製取其文而易「地」字為「田」字，亦所以避雷同也。
陳用之謂：「祿以田為主，以其制祿，故雖地亦謂之田。」此解近之。乃有好為穿鑿者，實以「田畝」為解，如：陳可大則與孟子全異矣；季明德且以孟子之「地」而亦為「田」矣；葉少蘊又牽合乎周禮矣，皆足惑世，故辨之。陳氏曰：「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夷險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裡，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按：後章言「田」之實數，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知此所云「天子之田千里者」，已三分去一乎？抑未乎？如未三分去一，則「天子之田」僅為六百餘里，而不得謂之千里；既謂「實田」，必已三分去一矣，則「天子之地」又為一千三百餘里，而不得謂之千里。若是，不與孟子之文全相剌繆乎？且「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為有國者禁毫強兼併而言，若先王畫地分封之初，豈為是乎？又曰：「田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田以袤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也。」不知此雲「天子之田」者，以方計耶？以袤計耶？季氏曰：「三分去一之說本王制，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則畿內天子之地當實田，田既損除，用必不足。故王制於此亦言方千里云云，而不言地。」按：此謂孟子之「地」當為王制之「田」者，屈孟子以從漢儒，殊為悖妄。且千載而下，重代古人憂乏用，又可笑也。葉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則謂之『地』；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島島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然百里、七十里之國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於實封五十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於二十五里，不應實封之數，何也？則疑諸男為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列於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按：此說竊周禮司徒先鄭之注，最為牽合無理據。雲五百里去山林川澤可食者半，則為二百五十里，附庸在其中，除應得一百里，附庸乃有一百五十里，不幾末大於本乎？又謂諸子地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固合五十里之數，然王制諸男亦五十里，周禮則一百里，如其四分之一，僅得二十五里，又不合於五十里之數，於是疑周禮為附庸，然終以王制明分子男與附庸，則謂王制諸男為殷禮焉。嗚呼！豈有王制公侯伯子皆言周，而男獨言殷乎？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謬矣！已上三說皆誤，以「田」字實作「田畝」解故至此。然則實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若鄭氏之說，則又異是。其言曰：「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九州島島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島島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按：鄭解王制皆以與周禮不合，故執周禮之說而以王制為殷禮，此其謬之始見者也。其謂夏殷爵三等者，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皆緯言不經之說。疏駁緯書為不可用，可為有見。又引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證鄭（「周」字，原誤作「鄭」，今徑改。），武王初定天下之說，則誤。蓋鄭不見古文也。又謂「殷爵惟公侯伯三等」，然以殷有箕子、微子，則曰：「異畿內謂之子。」不審何以知「子屬畿內采地之爵」乎？即曰「屬之畿內」，何以遂不得列於公侯伯乎？又桓十一年，公羊傳云：「鄭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命伯子男以為一。」何休之說亦屬乖違。若公羊之意本謂合「伯子男」皆稱「子」，此自成說。鄭引證之意，乃是謂合「伯子男」皆稱「伯」，說同而義不同，不可通矣。鄭本欲執周禮「五等之爵」「五等之土」為主，而以王制為殷制，然王制「土為三等」與周禮異，「爵為五等」與周禮同，於是介於殷與周之間，而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九州島島之界尚狹也。」如此乃得伸其周禮之說，其用意可謂巧矣。豈知周公於武王相去幾何？而遽能斥大武王時地界，使百里而為五百里，七十里而為三百、四百里，五十里而為百里、二百里，雖稚子亦不信之矣。王介甫曰：「王制封國三等，古者九州島島之地以及四海之內莫不各有君長，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則所絀廢削滅非一國也，此於人情似不合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廢也？孟子之言乃與魯人之言不同，此時魯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產一同之言與孟子合，則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按：介甫本信周禮以致誤天下，此亦能辨之，則周禮之荒誕為何如，又足哂也。(卷一九，頁一二-一六)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取盂子之文而與之皆差一等也。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此言「視伯」；孟子「大夫受地視伯」，此言「視子男」；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此言「視附庸」，然皆當以孟子為正。孟子不言「公」者，巳將「公」屬於五等，而不屬於六等。周初「上公」皆出封，其在內者，不過留相王室，故不言也。若言「公受地視公」，亦失言之法矣。「附庸」既不達於天子，自不列天子「公侯伯子男」四等之內，故曰「元士受地視子男」。若曰「視附庸」，則天子班祿於天下者凡四等，而班祿於王朝者反五等，何其參差不倫乎？要之王制以「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如此則內外齊等，孰不知之不知孟子以「卿之宜視伯者」而「視侯」，以「大夫之宜視子男者」而「視伯」，以「元士之宜視附庸者」而視「子男」，以「中、下士視附庸」自不言可知，皆升一等為言者。蓋天下之勢，在外者恆易重，在內者恆易輕，惟以此制祿則內外常得其平，且使內者亦樂於出，外者不憂於入，而人情亦均矣，此內外相維之正法。若夫為「強幹弱枝」之說，以機權測聖心者，猶未足語此耳。自平王以後，外之勢日重，內之勢日輕，尾大之勢成，而王室寢微矣，然後知先王之制為不可易也。嗚呼！漢之博士諸生似未喻此，又奚怪夫後世之儒？反是王制而心疑孟子哉！
其曲解此文以合孟子者有三家：陳用之曰：「周官有卿而無三孤與上大夫，是孤與上大夫同為六卿。故上大夫之為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也。孤之為卿，則受地有至於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按：王制本言「卿」，今必改為「大夫」，以湊合孟子「大夫視伯」之說；孟子王制本同言「附庸不能五十里」，今必曰「亦可謂之五十里」，以湊合孟子「元士視子男」之說。嗚呼！何其妄與？葉少蘊曰：「入而與王論道為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為大夫，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同者也。故三公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及附庸。」此說合「公卿大夫」而為一，益混。陸農師曰：「此與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即受地視侯，他放此。」按：謂「視伯即視侯」，是以上所言「公侯田方百里者，三分去一，而為田七十里也。」然記文均一言「田」，此既以「天子之三公之田」為「實田」，上何得又以「公侯田方百里者」為「非實田」耶？(卷一九，頁一八-二○)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士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此取孟子之文也。孟子分「上」「上次」「中」「中次」「下」為五等，此但以「上」「次」「下」為五等，所以避與孟子雷同也，然而稍混矣周禮則為三等，與此又異，所以避與孟子、王制雷同也。孔氏強執周禮以解曰：「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凡三等。鄭注云：『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也。』如鄭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經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經據准庶人在官者之祿最下者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按：鄭注周禮三等附會為九等者，欲以包孟子、王制之五等而陰合之也。其為說固謬，孔氏又引周禮鄭注以釋王制，是承其謬也。陳用之又承之而為說曰：「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農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巳。」如其說，下地家五人者，亦當授以六人之中地矣，然於五人之下地，推說不去，則曰「以地稱人」，其辭遁如此。又曰：「鄭氏謂『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則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舉『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禮舉『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禮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孟子無下次。或言『上』『中』『下』，王制「上」「次」「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謂各舉其偏哉！」此說既屈孟子、王制以從周禮，又屈孟子、王制、周禮以從鄭注。噫！禮書之言其悖如此，誤世者不淺矣！(卷一九，頁二二-二四)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取孟子之文也。於孟子「大國」一段，從卑逆敘至尊，而田祿之積者愈明；於孟子「次國」「小國」二段，刪繁並歸於簡，而卿祿之異者特著，大見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後乃可也。程正叔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巳不聞其詳，令之禮書皆掇拾於灰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愚謂「謂王制不必句為之解」是已，然諸儒之執周禮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屈孟子以從王制者更可不辨乎？必芟除其謬說，而後王制之真面目見矣，王制之真面見，而後亦可不必句為之解矣。又曰「已上皆王製取孟子之文」，愚謂既有孟子，則王制之言可廢。(卷一九，頁二六-二七)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取左傳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也。按：上雲「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又有「中卿」「下卿」之名，與上「諸侯之臣，五等」牴牾。又其言「小國有上、中、下卿」，亦與下「小國：二卿」牴牾也。(卷一九，頁二八)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黃叔暘駁之曰：「士皆有職，豈有為介而行，空國而出乎？」是矣。鄭又曰：「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疏以為「各居上三分之二」，胡邦衡駁之曰：「先儒謂『居上三分之二』，據經只雲『居其上之三分』，並不雲『三分之二』。又前雲『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豈亦是大國士為上，次國士為中，小國士為下。」亦是矣。然其為說曰：「士之數，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亦非也。後章「三等侯國」皆雲「上士二十七人」，如其說，不與後相違背乎？方性夫曰：「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為三分焉，則合焉而八十一士矣。『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猶言各與上為三分也。」按：上雲「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何得雲「或有」「或亡」？且以「各居其上之三分」為「各與上為三分」，語義亦不協。陸農師曰：「後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此言之『三分』，分字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此說似可通，然天子之中、下士其數不知幾何？記文未詳「天子中、下士之數」，反詳「侯國」，終有未曉。(卷一九，頁二九-三○)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鸐，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
此一章三段，「凡四海之內」一段為畿外，「天子之縣內」一段為畿內，「凡九州島島」一段總結之。自註疏而下，諸儒所解致為繁多，如牛毛繭絲不易析理。大抵鄭氏執周禮之說，而以畿外一段為殷制，畿內一段為夏制，其說固非矣。諸儒多駁鄭而或以為皆三代地制，又或執周禮之說以強通為周制者，亦非也。然諸儒止知駁鄭，後儒又止知駁前儒，反不察記文之是非，則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今先取諸儒駁記文之說節錄之，而附以鄙見於後，以俟來哲之參稽雲。王介甫曰：「九州島島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為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為之民乎？此蓋去古久遠，書籍散亡，自孟子時已不得周家班爵祿之詳，況於焚書之後，漢文之世乎？」楊敬仲曰：「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雲。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島島，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又曰：「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天地之間，皆有血氣，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圖，斗則傷，傷則殺。其天地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多寡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余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朱仲晦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個算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且如九州島島之地，冀州極闊，河東、河北皆屬焉；雍州亦闊，陝西五路皆屬焉；若青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卻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必不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又曰：「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石樑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幾何？」李氏曰：「此以九州島島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世見於經者九十餘國，而吳楚與焉，疑其無如是之多也。」按：已上諸儒之說，猶皆未得要領也。記文所言地理之數，頗為錯雜不齊，周章無定，今欲斷其事理之是非，必先考求其文義，文義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見矣，亦可不必辨矣。「凡四海之內」為一段，「天子之縣內」為一段，其篇末記者亦作兩段，文自釋之。今必合篇末之文並論，而後此兩段之文可明，學者合前後觀之可也。「凡四海之內」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天下九州島島，王畿居中，其外八州，州各方千里；畫為百區，區方百里，是為方百里者百。此以開方之法推之，千里合之萬里，所謂百里開方者也。封公侯方百里之國三十，去三十區，尚餘七十區，是方百里者七十也。此下伯子男之國，又變言此七十區為區方千里，此以再倍開方之法推之，千里合十萬里，所謂千里開方者也。伯七十里之國，開方四百九十里，一區建七十里之國二，尚餘二十里；凡六十國，共去二十九區四十里，尚餘四十區六十里。此餘數仍以百里開方者言。子男五十里之國，開方二百五十里，一區建五十里之國四，凡百二十國，共去三十區，尚餘十區六十里。此餘數仍以百里開方者言。以是為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一段，言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之國亦以百里開方者言，七十、五十里之國亦以千里開方者言，今按：記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蓋其意謂以「地」言，則禹貢之「九州島島」，孟子「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其數固不可增減矣。以「祿」言，則孟子「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四等之地」，上既取而述之，其數亦不可增減矣。以「國」言，則當時古志有周千八百國說見鄭注。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於是欲以「四等之地」，分之於九千里之中，厘而為千八百國之數，然誠有所甚難計數，推之是必畿外八州，每州為二百一十國，畿內一州為九十三國，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而其於千八百國之數亦所差無幾，而可合其說矣。故其謂畿外每州千里，凡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大國少而小國多者，亦欲便於以一州為有二百一十國也。然而猶有所不能合，何則假如開方之法，千里而為萬里，從橫四達盡之矣，此恆法也。使皆以此言之，則百里之國三十，去三千里矣；七十里之國六十，去四千二百里矣；五十里之國百二十，去六千里矣，如是共有一萬三千二百里，其數且溢於萬里之外，更於何處得有餘地可為附庸間田耶！於是不得已，又以七十、五十里之國，以再倍開方之法言之，千里而為萬里，萬里而為十萬里焉，以是參錯其間，使地不增而自多，里不減而各足，而寔則縮小之以湊合其正余之數。至三等所余之地，既於「百里之國」下曰「其餘方百里者七十」，是以百里開方者言矣。七十、五十里之國之餘地，不便更以千里開方者言，故亦同百里之國雲，作者之意如此。雖然試以實數稽之，公侯之國固各得百里矣；伯七十里之國，二國合於百里之內且有餘焉，於是三分中除去一分，寔得四十六里有奇；子男五十里之國，四國合於百里之內，是於十分中除去其半，寔得二十五里。若然，伯國尚不及子男之數，子男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數，大國自多，小國愈少，名存寔亡，斯豈先王分封之意乎？且均此地也，何以倏而十倍之數算？倏而以百倍之數算？又倏而仍以十倍之數算？如是之錯雜不齊，周章無定，是其徒事巧於紐合，而不顧其說之荒誕也。諸儒作文為解者，既昧於此，其能疑而辨者，固不為無見，然終不知其所以然，猶之乎弗得也。今察出記者之意昭昭如是，則其言之不足為典要明矣。而自註疏以下紛紛爭主為何代之制者，不亦可以群息其喙哉！(卷一九，頁三四-四○)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百里以供官」則過約，「千里以為御」則過侈，皆非允當。(卷二○，頁一)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王制皆刺群言而作，前後所言不必符合，如上言畿外「公」「侯」「伯」「子」「男」，此言「屬長」「連帥」「卒正」「州伯」，不知又本何書而雲？故絕不相同。陳用之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外而『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寄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此曲說，不足辨。然「州伯」「二伯」則有之，曲禮「九州島島之長，入於天子之國曰牧」，即此「州伯」也；「五官之長，曰伯」，即此「二伯」也。又詩周南召南及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之說，即此「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左右，曰二伯也」。鄭氏以「州伯」屬殷，謂「唐虞及周皆曰牧」，又以「二伯」屬周。其謂「周曰牧」者，據周禮雲「八命作牧」也；其以「二伯」屬周者，據周禮雲「九命作伯」也。若然，則以殷之州伯屬於周之二伯，斯可矣？不為笑資乎？(卷二○，頁三)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按：禹貢「五日裡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於百里荒服」，是謂「五服」。洛誥（按洛誥無「五服」之文，「五服」在得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亦謂「五服」。夏周服數之可徵信者惟此。周禮職方氏以洛誥「五服」增「蠻」「夷」「鎮」「蕃」為「九服」；又大行人易「蠻服」為「要服」，以「夷」「鎮」「蕃」為「九州島島之外，世壹見」，其餘「六服」每歲壹見，故又有「六服」之名，悉不足據。此雲「千里內曰甸，千里外，曰采曰流」，「甸」「采」見於禹貢、洛誥，「流」則未聞。其餘服又皆無之，此或出他書，或文有脫誤；皆不可知，可置勿論，而諸儒必欲附會牽合之，甚無謂也。其執禹貢以解者，鄭氏曰「流」：「謂九州島島之外。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陳用之曰：「『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侯服』近，故舉其內者，則凡服之在內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劉原父曰：「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采』亦當作『菜』，聲誤也。」劉孟治曰：「荒服之內有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於二千里之『流』。」其執周禮以解者，孔氏曰：「千里之外，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耳。採取美物故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採取美物，則大行人六服所貢物是也。」馬彥醇曰：「均是采也，而周官之於貢，有祀、嬪、器、幣之異者，有遠近之差也。」已上諸說皆於本文毫無交涉，可不辨自明，載之以見牽附之謬耳。又陳可大曰：「尚書之於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衛』，或言『侯』『甸』『男』『衛』而不及『采』，與此『甸』『采』『流』同。」按：尚書敘事之文，故可略舉以為說，記文摭述典故，安得亦爾？此又曲說也。(卷二○，頁六)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後氏官百』，舉成數也。」按：鄭以周官三百六十，故不謂之周明堂位；殷官三百，故亦不謂之殷，而獨謂之夏。不知彼言「百」，此言「百二十」，而猶曰「舉成數」，謬矣。石樑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古惟百，夏商官倍。注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按：尚書周官乃偽書，不足據。且鄭未見，尤失考。
按：「三公」之名見於老子，「九卿」之名見於考工記。周禮不列「三公」正職，惟散見之文中。尚書周官列「三公」於「六卿」之前，其「九卿」則周禮、周官皆無之，而「六卿」則王制又無之，是「九卿」者，或當為周制也。以周禮、周官皆偽，而考工記乃周時之書也。後儒皆不識「九卿」主何官？或謂合「三少」「六卿」為九。「三少」「六卿」見於周禮、周官，皆不足據。又「司徒」「司馬」「司空」即三公也，不可又列於「六卿」，說詳下節及古文尚書周官。(卷二○，頁七-八)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按：前章雲「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之卿，此雲「小國二卿」，與前牴牾。後章雲「小國之卿一命」；此雲「皆命於其君」，與後牴牾。蓋博士泛乘禮文為之，故其言不同如此。鄭氏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鄭之意則不因與前後牴牾而雲，蓋執周禮言之也。「太宰職：設其參，傅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小國亦同，故曰「小國亦三卿」也。「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國」字，原誤作「卿」，今徑改。）一軍，皆命卿為之」，故曰「一卿命於天子」也。若是，則據周禮以改禮記，益妄矣！又其於上段「天子三公」既言「夏制」，此處不得再言「周制」，故亦不言為何代制，而孔氏不喻鄭意，反從更之以為夏制。蓋以上段「天子三公」，鄭雲「夏制」，又以下段「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不合周禮故也。然又曰：「冢宰云：『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與此同。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雲『國家五官』，則五大夫。」觀孔此說則又不能堅其為夏制之說矣。其矛盾又如此。吁！鄭孔過信周禮，即此以觀兩人周章回惑之狀，亦可想見矣。又鄭云：「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此則無聊遷就之辭耳，而宋儒乃以為實然。李氏曰：「畿外舉大國、次國以見小國，畿內舉上卿以見大夫。」陸農師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非脫誤，著畿內之國二卿耳。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挾。」此二說殆又揚鄭之波也。又曰：「崔氏曰：『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雲『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大夫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注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愚按：何休又注公羊年公羊傳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其說是第不能通其說於「九卿」「五大夫」之下，故注襄十一年，又有此說，而崔氏從而附會之，悉臆說也。蓋「天子三公」為「司徒」「司馬」「司空」，「九卿」即如王制所言「大宗」「大樂正」「司寇」，及曲禮所言「六大」「五官」之類。若冢宰則三公兼之，諸侯三卿亦「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亦如上所言「九卿」諸官，但今不可明考。其「小國二卿」，「五大夫」以二司屬二卿，餘一司亦大夫為之，不然三司當缺何一司乎？太抵「公」「卿」「大夫」是「爵」，「三」「九」等是「數」，「司徒」等是「官」，爵數自是爵數，官名自是官名，凡司徒以下之官，天子有之，諸侯亦有之，大國諸侯有之，小國諸侯亦有之，不若是，諸侯無以為國矣。第其爵數則有異耳。自周禮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平列為「六官」，而古文尚書周官因襲其說，至今遂不可動搖矣。又周官以「三公」列「六官」之前，不知「三公」即「司徒」「司馬」「司空」，安得又為「六官」乎？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三卿，後人第見侯國之官止於此，所以又有諸侯無「者也。吁！周之官制散佚於他經傳間有可考者？傳？冢宰」「宗伯」「司寇」之說，皆是以，而自偽周禮、周官一切浠亂之，古義淪亡，世人之耳目蔽錮久矣。其說並詳古文尚書周官。又曰：「此文所言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但謂『小（「小」字，原作「二」，今徑改。）國：二卿』與上『小國之上卿』一段，謂小國有三卿者，原自牴牾。有謂大國三卿皆命；次國二命一不命；小國二卿皆不命。」夫諸侯之臣皆王臣，合則皆命，何獨以小國而不命？又何獨以次國而一命一不命？尤不無可疑。宋儒曲解之，有謂：「受命於天子為隆，受命於其君為殺。」不知所謂「隆」者，隆大夫乎？抑隆諸侯乎？自必曰：「隆諸侯也，以其大國皆命而知之也。」然如是，則天子得以操其權，掣其肘，反不若小國之黜陟自由矣。命是爵命，固非，天子擇其人，然用其人則必請命於天子，黜其人亦然，故曰：二國不得黜陟自由。豈可謂之隆乎？因此又有謂「控制大邦，優假小國」者，然聖人立制之初，必不以機權待下如此也，皆非確義。(卷二○，頁八-一二)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據「方伯」者，天子選於二百一十國之中而任之也。其德隆，其位尊矣。乃以三大夫監之何與？按：書序大誥有「三監」之說，舊以為管蔡霍監武庚，此得無取而附會為說耶。(卷二○，頁一四)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縣內諸侯」世祿而不嗣位，「外諸侯」得嗣位。鄭氏分「縣內諸侯」為「賢」，「外諸侯」為「有功」，其說是。但「縣內諸侯」止屬「卿大夫」言，復雲「大夫不世爵」即此，且單言「大夫」不言「卿」矣。孔氏乃謂「畿內公卿大夫」，非也。公爵非有大勳勞者不得為，如周召為公，雖皋相王室，自有封國，子豈不嗣乎？但記文內外諸侯之稱義本不甚明，所以郝仲輿疑之曰：「畿內諸侯不得賜爵，畿外諸侯享國繼世，是使內臣不如外臣也。如謂內諸侯不皆賢，外諸侯豈盡賢乎？」苟不得斯旨，鮮有不如郝氏之疑者矣！又如內官世祿，外官世爵，先王不過揆天下之理與勢使之，初不能盡計其後之流弊也。而後儒於內諸侯不得世爵，必舉春秋「譏尹氏、武氏仍叔」為說，謂「卿既世襲，權移於下，馴至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則內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不知此僅見得一邊，若春秋以後，外諸侯侵卻王室以底於亡，不又是先王之？耶！宋儒解禮全務膚辭蔓衍，而不歸於理，率此類也。(卷三○，頁一六-一七)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音「●」，古本反。
鄭氏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按：記文雲「三公一命卷」者，謂公本八命，加一命，則服袞也。故周禮司服襲之曰：「公之服，自冕而下，如王之服。」鄭因信以為周制，其又雲「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蓋因典命有「上公九命（「命」字，原作「章」，今徑改。），衣服（「服」下原衍「章」字，今刪。）皆以九為節」，故以「虞十二章之制」，去「日月星辰」，杜撰為「九章」以合之，其說最為乖謬，世儒巳多不信而辨之，不更詳贅。
按：記文前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今又以侯為次國，亦參差。(卷二○，頁一九-二○)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鄭孔以上「三公」「次國之君（「君」字，原作「命」，今徑改。）」「小國君」合於典命，以為周制，又以此「小國卿之命」不合於典命，以為夏殷制。夫均此王制之文也，倏而言周倏而言夏殷，所謂雖童稚亦不信之矣。陸農師謂：「周禮『小國再命』，此雲『一命』，蓋言『畿內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同。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是也。」李氏謂：「大國所謂諸侯之國，小國則所謂庶方小侯之國。」此二說又欲牽合周禮而強同之，蓋亦巧言之儔也。(卷二○，頁二一)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實自「任事」以後即「爵之」，「爵之」斯「祿之」矣。「然後」欴辭以見「慎重」之義，不必油定為解。孔氏疏檀弓「仕而未有祿者」，引此「位定然後祿之」之文為證，不知彼言「仕」而「不受祿」者，如所謂「賓師之位」，若平常之仕，無祿何以勸士乎？「爵之」通卿大夫士言，陳可大第謂：「爵以一命之位。」其說淺陋拘狹，亦誤油其辭而云然耳。(卷二○，頁二二)
爵人與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爵人」「刑人」二義，即孟子「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之意，士亦當為眾，此特變文耳，實作「士」字解便滯。「示弗故生也」，疑有脫誤字，似謂「不欲其生也」。鄭氏謂「不畜刑人，......屏四方」，即「虞書五流，五宅。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者使守積」。按：「公家不畜刑人」與公羊傳「君子不？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近刑人」之說同，自是正論，此謂周制無疑，周禮則以刑餘戮邕之人，分屬五者之守，最為乖謬。此春秋侈肆之主所為，豈可為法？然亦偶用之，不一一盡如周禮雲也。至謂此以周以前之制，夫雲「士遇之塗弗與言，且屏之遠方，不欲其生」，其嚴絕之如此，周家乃悉取而置之宮苑關津積貯要地，不啻心膂之任，何其與前代之制大相剌謬耶？必不然矣！孔氏因以為「爵人於朝，刑人於市，亦皆殷法。周則爵人特假祖廟而拜授之」，舉洛誥為說。「有爵者，刑於甸師氏」，舉周禮為說。夫冊命周公，此系大事，自應特祭文武之廟，若授一卑爵，定不必爾，且「朝廟」一體，雲「廟」亦自該「廟」也。又謂「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引祭統「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云云。按：祭統此文上雲「古者明君」，孔若主非周制之說，恐又以「古者」為夏殷矣。周禮甸師氏之言必不可據，且「刑人於市」亦大概言之，豈必定此有爵者而舉此為證耶？尤可笑也。(卷二○，頁二三-二四)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取左傳之文而小異之也。按：昭三年左傳：「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又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云云。按：此周制本三年一朝，其後晉文、襄欲不煩諸侯，故簡為五年一朝。但子太叔語無「比年一小聘」句，「三歲而聘」亦無「大」字，此必春秋後人據晉文、襄之制為說，又增以「小聘」之文，而漢博士采之以為周制耳。然則此是諸侯朝霸主之法，乃以為諸侯朝天子乎？且聘者諸侯使大夫相問之名，起於春秋之世，周初亦無諸侯聘者，況以為諸侯聘天子乎？諸侯有朝天子無聘天子也。鄭氏曰：「此大聘與朝，晉文、襄霸時所制。」此說是。又曰：「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此說非也。堯典「五載一巡狩，群後四朝」，是謂巡狩之年，諸侯朝於方服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各一朝，非謂四方諸侯每歲朝？也。若其周禮六年六服遞一朝之說，不足據也。(卷二○，頁二六-二七)
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假」音「格」。「禰」，乃禮反。
此取虞書之文而增益之也。「五年一巡守」恐亦是周治虞制，如虞書雲「格於藝祖（「藝祖」，原誤作「祖藝」，今徑改。），用特」，此亦云「格於祖禰，用特」。觀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正合，則知虞、周有同制也。若十二年一巡守，此偽周禮周官之說，不足據。詳古文尚書周官(卷二○，頁三四-三五)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上帝」，天也。鄭氏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妄也。(卷二○，頁三五)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此取穀梁傳文也。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傳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卷二○，頁三六)
天小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以。
賜「弓矢」「鐵鉞」，然後淂「征」「殺」，此衰世之事，非盛王之制也。史記文王囚羑里，紂釋之，賜弓矢鈇鉞使得征伐，此必當時有此（此處原重「當時有此」四字，誤衍，今刪。）說，而史記采之以為說耳，然其事非寔也。文王大聖人，必不以美女文馬逢君之惡，自求苟免。即雲其臣為之，文王豈不知而聽之耳？且所求者釋罪耳，既釋之矣，又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揆之情理，亦所必無也。駸駸乎三分有二之勢，紂豈不知之？以紂為荒淫則可，以紂為愚騃則未也。若夫文王伐崇伐密，見之於詩。當時以鄰國而伐之不恭，其或受命於天子；或請於天子；均未可知，然借曰：「文王受賜專征也。」自古及今如文王之得專征，而終恪守臣節者，能有幾人？而可於有道之世預立其制曰：「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乎？」今以周之賜臣者證之：平王賜晉文公秬鬯一卣，彤弓盧弓一，彤矢盧矢百，馬四匹；襄王賜晉文公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漸而侈矣。其弓矢之賜，則皆以諸侯強大，征伐有功而賜，非賜而後得征也，非可並論。則夫「賜鈇鉞」則從未有聞者，以周之季世，卑事諸侯尚無之，而謂殷紂之世已有乎？謂周世立其制乎？吁！自當時好事者為「西伯得專征」之說，而因之貽夫春秋桓、文之悖逆，漢世篡莽之篡弒，其害不可勝言矣。管仲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此假召公命太公之言，當時止為摟諸侯以伐諸侯張本誇大其辭耳。彼召公亦人臣，何以得命太公征伐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常經，諸侯即有征伐，亦必天子命之，暫假事權，事畢則已，非常法也。後儒誤信記文，又為之拘牽比儗，尤屬失禮。疏引崔氏謂晉文。「雖受弓矢，不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夫衛侯無大罪惡，即使晉文受鈇鉞，安得殺之乎？公谷以晉文所為，春秋惡之，而況殺耶？孔氏曰：「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與征伐。」按：孔子請討，自是正義，即不必春秋之時亦宜然也。然則「賜弓矢然後征」之說，又未為確論矣。又曰：惟「賜圭瓚然後為鬯」，此是周時之制。蓋本江漢詩「厘爾圭瓚，秬鬯一卣」為說。又以文侯之命雲「賜秬鬯一卣」，則圭瓚自在其中可知。禮器雲「諸侯相朝，灌用郁鬯」，此後來之僣用者。(卷二○，頁三七-三九)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雍侯曰頖宮。
鄭氏曰：「此大學、小學，殷之制。」孔氏曰：「鄭知然者，以下文『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雲『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其說皆鑿謬。夫以「在公宮南之左」即為「左學」，何知「在郊」者即為「右學」乎？則「右學在公宮南之左」，又何以知「郊在公宮南之右」乎？是其徒事臆測而無所稽也。且「辟廱」「頖宮」皆為周制，豈有方言殷又言周而不別以時代者？又此所言乃「諸侯之學」，下文殷人「右學」「左學」乃「天子之學」也，以是為證，尤失考矣。
「天子辟廱」取大雅「鎬京辟廱」為說也。「諸侯頖宮」取魯頌「既作泮宮」為說也。昔人謂「辟廱」「頖宮」皆非學名，極論其妄，甚是。詳見詩大雅、魯頌。(卷二○，頁四一-四二)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類」「禡」取詩「是類是禡」。「執以罪，反」以下取詩「執訊獲丑」及「在頖獻馘」為說也。然此節疑非一處之文，故「受命」二句言「祖」不言「禰」。「執有罪，反」以下第取詩說，又不及「祖」「禰」與「社」，解者必為之處處補襯，無謂。(卷二○，頁四四)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干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此取穀梁傳文也。桓四年，公狩於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為干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故此亦云「歲三田」。鄭氏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甐，冬日狩。」鄭據周禮以周為四時田，故取緯書之說，以三時田屬夏制，不知周制正用三時田也。考之公、谷與王制皆合，則周禮謂「四時田」者妄可知矣。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此列三時，穀梁列四時者，古有是說故左傳亦云，然而穀梁下文即有「用三」之語，公羊無「用三」之語，而止列三時，一也。孔氏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下一曰（此處誤衍「即下一曰」四字，今刪。）干豆之等。休之言當以證為正雲。」觀此孔巳將鄭之別說不用為正，而後儒反全遵鄭何耶？穀梁之文猶可強解作「三事」，若公羊則明列「三時」而無夏，而王制「歲三田」，自謂「一歲三田」，果如鄭之別說以「三田」為「以三事為田」，則「歲」字不為閒文乎。(卷二一，頁一-二)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疏引熊氏曰：「天子四時田獵皆圍，但不合耳。若諸侯雖春田不圍，夏秋冬皆得圍，亦不合耳。故曲禮雲『國君春田不圍澤』。此諸侯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者，故曲禮雲『大夫不掩群』。」按：如其說，本文「天子」下當有「四時」二字，又「諸侯」上當有「內」字，且無下上言「天子」下即言「大夫」者，其中又當有「諸侯」一句，豈一一皆漏乎？執禮解禮，其弊如此。余說詳曲禮。「下大綏」「下小綏」，周禮大司馬取以為「旗弊」之說，「佐車」大司馬（「馬」字，原誤作「司」，今徑改。）取以為「乃設驅逆車」之說，故田仆又雲「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是也。鄭執周禮解此不誤，但不知周禮襲此耳。然「旗弊」「弊」字用意過深，「驅逆」之意全失古意，皆足見其為偽也。(卷二一，頁三-四)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本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前雲「天子歲三田」，此雲「豺祭獸，然後田獵」。曲禮雲「士不取麋卵」，內則雲「秋宜犢麛」，下雲「韭以卵」，此雲「不麛，不卵」，皆不合。(卷二一，頁六)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註疏皆平列說，非。蓋用平地小大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以觀年之豐耗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說見下。(卷二一，頁六)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喪，三年不祭」，或謂「三年宜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或謂「亦不宜越紼行事」，致辨紛紛。郝仲輿曰：「按：喪、祭皆大，禮皆至祭；禮則祭為重，情則喪為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禮，郊社越紼未為不可，而說者疑之？嘗觀周書顧命成王初喪，嗣君冕服受命，見諸侯於內朝，受圭幣乘黃，而後釋冕，反喪服。此非周公之禮與？則祭天地越紼於何不可？」此說可謂通達矣。
程正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按：儒者論古各主一說，固自無妨，第謂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其立說則有弊，不可為訓。人子於親喪，其哀本出至情，不假強飾，聖人又制為喪禮，使之百事皆變易其常，而後情文備至，固不以古而隆，不以今而替也。今憤世俗之有不孝者，百事皆如常，遂謂不若無廢祭祀為愈，是以禮分今古，預料喪禮惟古人能行，今人不能行矣。若是何不並喪禮而廢之？吁！古禮具在也，後世皆有君師之教也，固可晏然而聽世之居喪者，百事皆如常乎！今欲其不廢祭祀而目之以百事皆如常，則是堅其百事如常之心，而必不可反於百事皆如禮矣！且以此百事皆如常之人，而這之以祭祀，又安貴有此祭祀哉！
按：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嘗、蒸、禘於廟。」「嘗」「蒸」「禘」，四時吉祭也，與此「三年不祭」之說異。據葬後亦可祭，左傳說似長。
「暴」，急也；即下「無六年之畜曰急」之意。「凶年不儉」，雖似曰凶年用凶年之仂，然或引雜記「以下牲」之語，恐未然，二處語意不同，不必強合也。(卷二一，頁七-九)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此取穀梁傳文也。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按：「三年耕，必有一年（此處原作「一年年」誤衍一「年」字，今刪。）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是立個式樣，必須「以三十年之通」而計之，故曰「以三十年之通」。蓋天道雖不可知，然其間或一二年一見；或五六年一見；通計之者：三年內外必有一年之災，故三年當有一年之食；三倍推之，九年當有三年之食；又三倍推之，二十七年當有九年之食，三十年者，舉成數也。苟一二年一災，則三年不能有一年之食者有之，五六年一災則三年不止於一年之食者有之，惟於三十年之中，通計有九年之災，則亦通計有九年之蓄，於是隨時取給災多者，雖盡用之，不患不足。災少者，即存皋之，不妨有餘。故曰：「以三十年之通，有旱乾水溢，民無菜也。」上節所謂「以三十之通制國用」者，其亦如此。(卷二一，頁一一)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此取左傳之文而增益以為說也。隱元年傳曰：「天子七日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此以為「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又因以「殯日」同其「葬月」之數，而為「天子七日殯，諸侯五日殯，大夫士、庶人（「士、庶人」，原誤作「三日人」，今徑改。）三日殯也」。其不言「士踰月葬，踰日殯」者，又因士喪禮、虞禮本是「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故不得言之。然則大夫與士同，未免混矣；且兼庶人言，大夫與庶人同，尤混矣。孔氏曰：「左傳雲『大夫三月，士踰月』，此摠雲『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此說陳氏集說巳駁之，不復贅。大抵左傳之說，第以其某某至而言，未必足為葬期之成法。其言「士踰月」既與喪禮牴牾，而其言「天子、諸侯葬期」，亦不無可疑。何則？葬後為虞，虞後為卒哭，人子同此哀，哀同此哭，何以天子卒哭如是之遲？士庶人卒哭如是之蚤？人有崇卑，豈哭有隆殺與？所以雜記又（此處原誤衍一「又」字，今刪。）有「卒哭之期」，亦難通，說見彼文。至於五日、七日不殯，不獨夏時必不可行，即餘三時亦有未便者，此亦可疑也。(卷二一，頁一一-一三)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此節分為四段，共詳於下。
陳用之曰：「縣封，縣棺而下之封士（「士」字，原誤作「土」，今徑改。）而痊之。」方性夫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禮器言『邱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巳。」按：此二說為兩「封」字分解，是已。然雲「不封」終有可疑。上古「不封不樹」，周世日趨天文，何獨庶人猶掩坎而不得積土？不使數世後之子孫悉不知祖宗？乎？故曰可疑也。「不為雨止」，亦因春秋書「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而左傳以為「禮」，故以為庶人則當不為雨止，而與諸侯異也。
陳用之曰：「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愚按：「喪不貳事」句本不連上「庶人」句，皆解者之自誤也。且自「天子」句更不連下「喪從死者」二句，何也？「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此禮如中庸所言大夫士則可，若繼世為天子及創業而王者，喪祭皆用天子之禮，豈得猶雲「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乎？故以「喪不貳事」句連上「庶人」句既誤，以「自天子」句連下「喪從死者」二句亦誤也，今特正之。(卷二一，頁一四)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今以此節分為三項：一廟制，一昭穆之親，一昭穆之位，逐項詳之。如左所謂「廟制」者，鄭氏謂「此為周制」，是也。記禮者皆周末秦漢間人，凡其所言自屬周制，鮮有及於周以上者，有之則必冠以時代，故以此謂「周制」為是。凡禮器、曾子問、穀梁、家語、荀卿所言「七廟」皆同。若夏殷「廟制」，經傳既無明文，不可考也。鄭又謂「殷則六廟，夏則五（「五」字，原作「六」，今徑改。）廟」，此據命決諸說，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別立為異說以排之，謂「凡七廟者皆不稱周？禮緯稽命征室」，意謂夏殷皆然，故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亦儼然七廟。此出蕭手改易呂覽中所引商書「五世之廟」語。說詳古文尚書本篇。是其謂夏、殷七廟者，亦不可信也。所謂「昭穆之親」者，王子雍謂：「文、武不在常廟之數。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並親廟四，是也。」鄭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此說非。朱仲晦述鄭意而闡明之，其言曰：「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七」字，原作「四」，今徑改。）。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得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得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祧」字，原作「祔」，今徑改。）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別以有功當宗，則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得王遷，昭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按：如此憑臆說，禮則亦何難？但謂「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不知此制定於文武乎？抑定於周公乎？如謂定於文武，未有預立其制，詔子孫曰：「勿祧吾廟也。」如謂定於周公，則文、武方在祖禰四親廟之中也。然定於共王乎？又未聞其有制禮之名，而為此七廟之制也。且謂「文武當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設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將易其制為八廟乎？抑去其四親之一，而仍為七廟乎？則謂「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況本文雲「三昭三穆」，明是順下之詞，不當有文武在內也。至於「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經之言，不足為據，說詳本篇。又謂「藏祧主於二世室」，尤杜撰。所謂「昭穆之位」者，從來有兩說：一為張氏璪。鄭氏未詳何名。何氏洵直。之說；一為陸氏佃之說。今先節錄各說於前，其後則申以鄙論焉。張氏曰：「周制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於尊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為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為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於尊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武王常從王季而為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為穆，所以『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祭（「祭」字，原作「際」，今徑改。），而文王復為穆，武王更為昭，則是一身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既為穆矣，復有時而為昭，不惟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沒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為屍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不從父」，原作「不居父」，今徑改。）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於廟次獨不然乎？」鄭氏曰：「王季（「季」字，原作「祭」，今徑改。）之時，以大王為穆，至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穆；文王之時，以王季為昭，至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昭。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於『廟次』『世次』為穆，故謂（「謂」字，原作「為」，今徑改。）其子為昭；王季於『廟次』『世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武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得王時，廟次以武王為昭，至襄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候儒又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穆」字，原誤作「論」，今徑改。）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遠，定四年，衛大夫（「夫」字，原敓，今徑補。）祝駝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由此論之，昭常為昭，穆常為穆，雖百世無易也。」何氏曰：「說者謂『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謂『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不知廟次（「次」字，原誤作「又」，今徑改。）與世次一也。說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為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系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几筵表著之位；自其譜牒則謂之世，據其班秩則謂之昭穆，此離而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此一說也。陸氏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方其為子則稱穆，豈不膠哉？張璪、何洵直是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左不可遷於右，右不可遷於左；既為昭矣，有又時而為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為昭者不復為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昔常事父為之者；今雖有子不得為父，苟復為父，則巳為是亂父子之名，可乎？如以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得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王文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得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霍，文之昭也。，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遷（「遷」字，原誤作「親」，今徑改。），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為昭，文王仍為穆，得王入武王之廟為昭，成王仍為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為昭，昭王仍為穆』。即是觀之，子復為昭，父更為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為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自不窋為昭，鞠陶為穆，推遷而下至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太伯、虞、晉、應、韓，於周為穆。杜預所謂以世次？仲、管、蔡、郕、霍，於周為昭；虢仲、虢叔、計，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祀七世禮有迭毀，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分定昭穆，而欲仿先儒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為穆，武王廟常為昭乎？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食」。●廟與遷廟異，遷則不得謂之從也。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大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也」？此一說也。今以愚按之，二說皆未然也。若從張、鄭、何三氏之說，則謂「昭常從昭，穆常從穆」，如祖紺、王季、武王三昭，得王入則祧祖紺，升王季、武王，而康王居武王之廟穆不動；大王、文王、成王三穆，昭王入則祧大王，升文王、成王，而昭王居成王之廟昭不動。所謂「子復為昭，父更為穆，尊卑失序，誠有然已」，此固必不可通。若從陸氏之說，從來祖考相承，廟次應同世次，不當廟次自廟次，世次自世次。又如左傳所稱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等語，果以昭穆一定不移，廟次與世次無別者，不然所謂文之昭者（「文之昭者」，原作「之文昭者」，今徑改。），以文為穆而昭其子也；今文有時而為昭。武之穆者，以武為昭而穆其子也；今武有時而為穆。然則歷久而猶稱文之昭，武之穆者，何耶？而謂「廟次」與「世次」果不同耶？借曰：「廟次與世次不同也。」稱「世次」者，何為必以昭穆言？即此亦可瞭然矣，則其說仍有難通也。然則昭穆之位果何？若曰：「廟次依世次（「次」字，原敓，今徑補。）而定，世次依廟次而稱。」「廟次」「世次」自當合一，必無有二之理，其謂不同者，妄也。蓋三昭三穆之制，定於周公，行於成王，當時祖紺為昭，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迨成王崩而為穆，其時適當六廟整齊，制度已畢，不復更益，故後之稱「世次」者，一準乎成王時。周公初定昭穆之稱，與夫得王時方六廟整齊，所以有昭穆之稱耳。其後得王崩，始入成王之廟，祧祖維，而昭穆一變矣。以文、武言之，文王居穆者，居昭；武王居昭者，居穆。至祧大王時而昭又不變穆，文王仍居穆，武王仍居昭。凡三易而遷六廟已盡於是所藏祧主之廟若文武自別立廟。與合食太祖之如祖紺、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六世，一依得王時之廟次，而世次自同。則所謂「廟次之昭穆者」，此也；所謂「世次之昭穆者」，亦此也。故後世昭穆之稱，既本於成得時之昭穆，又本於「合食大廟，永永不變之昭穆」而雲。而其六廟遞遷之，或變，或不變者，不與焉，以其為暫而非常法也。故曰：「廟次與世次合一也。」若國語云：「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紀世者，本史職；紀昭穆者，本祝職，此一事而兩用者。又云：「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則單以廟中而言，前儒各見一隅不能通達。主「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者，油昭穆之名，而紊父子之序，豈可為訓？主「昭復為穆，穆復為昭」者，固得之矣，舉以左傳諸說則不能達；而始以「廟次」「世次」不同為解，亦混而失理也。又曰：「祭法雲『適士二廟』，而此雲『士一廟』，取左傳『降殺以兩』為說，故不雲『二廟』，而亦但云『士』也。」此疑附會鄭氏曰「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則然矣。然舉上可知中下，未有舉中下以知上者也。郝仲與曰：「大夫祭不得越禰祖，士庶人則並王父母不得祭。」豈人情乎？此說非也。大夫以下廟制雖遞減，而祧者仍祭，非不祭也。或奉祀於適寢群主合享，與後世祠堂之制相似。祭法「墠鬼」說雖為不經（「經」字，原誤作「輕」，今徑改。），然亦云「官師一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可見矣。但鄭氏於「官師一廟」注云「祖禰同廟」，則又謬。廟無二主，自天子至士庶皆然。所以定其廟制之數，若數主可合一廟，則又如後世祠堂之制，雖千百主一廟足矣，何必為之定其廟數哉？(卷二一，頁一七-二五)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按：四時祭名，諸經傳於「秋」「冬」皆無異，惟「春」「夏」則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祭統同此，一說也。郊特牲及祭義皆雲「春禘」，此一說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桓八年公羊傳雲「春曰祠，夏曰礿」，周禮同，皆無「禘」名，此一說也。禮言不同蓋如此，然人亦未有異說也。自周禮為「春祠，夏礿」之說，而異說乃起矣。如鄭氏以王制為夏、殷祭名；以郊特牲「春禘」「禘」字為誤，當為「礿」；又以祭義「春禘」為夏、殷禮。陳用之以郊特牲、祭義為夏禮。馬彥醇以王制為虞、夏禮。虙氏以王制、祭統為殷禮，郊特牲、祭義夏禮。陸農師謂：「春可以謂之礿，亦可以謂之禘；夏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礿。」吳幼清謂：「春、夏祭名皆記者之誤，礿當為祠，禘當為禴。」凡此諸說，或以禮記諸篇所言為前代禮；或以為誤；或改其字以從周禮，則皆溺於周禮之故也。
愚按：「礿」「禘」「嘗」「烝」當是周禮，其周禮「祠」「礿」「嘗」「烝」乃殷禮也，何也？「禴」「祠」「烝」「嘗」之詩在於文武初，其時或尚未行「禘禮」，故舉前代之禮為言耳。若「禘」則始於周，祭法謂「虞、夏、殷皆用之」，未然。後儒因詩與周禮無「禘」，遂謂「禘」非時祭，亦未然。
諸侯不當用禘，此以天子諸侯連言，非是。說俱詳於「天子犆禘」節。(卷二二，頁二-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五祀」之名由來已久。月令謂：「戶、？、中溜、門、行。」又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此雲「大夫祭五祀」，即曲禮之「五祀」。蓋雲「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知雲；「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而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自祭法增「司命」「泰厲」為七祀，屬之天子；又有「三祀」「二祀」「一祀」，其說皆不經。鄭氏獨信為周禮，而以曲禮所言為殷禮，又欲以此之所言為周禮，故謂此「五祀」為「司命、中溜、門、行、厲」，以合於祭法「諸侯之五祀」。又謂：「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祀。」是其以祭法「諸侯之五祀」，強合於此處「大夫」；以祭法「大夫之三祀」，撰出一「無地之大夫」而屬之，其譸張惑亂可勝道哉！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取僖公元年（所引見僖公三十一年，作「元年」者，誤。）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卷二二，頁四-五)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因國」本左傳「晏子曰：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萴因之」之「因」。(卷二二，頁八)
天子犆礿，祫禘，袷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袷（「袷」字，原作「礿」，今徑改。）；嘗祫，烝袷。
王者之祭曰「禘」。「禘」，帝也；祭帝之稱。喪服小記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同。按：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故曰「禘」。爾雅云：「禘，大祭也。」若「祫」之名，惟見於曾子問「祫祭於祖」「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惟祫祭」及王制其文言「天子諸侯三時之祫」而已。又文二年經云：「大事於太廟。」杜預以「大事」為「禘」，是也。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然小記之稱「禘」，謂「以其祖配之」者，即是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配之也。故韓詩外傳雲「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則公羊之雲亦即是「禘」。第其時魯未必「禘其祖之所出」，故公羊特變文以起例爾。是知「袷」即「禘」之別名也。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孔氏曰：「左傳無『祫』文，『祫』即『禘』也；取其敘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群祖謂之『祫』。」諸說皆是。但王者得以祭帝，故謂之「禘」。諸侯不得行「禘」，則以「袷」屬諸侯為宜。然曾子問以「袷」兼天子言者，因虛主為說，故以「七廟」「五廟」連言，不得油也。總之天子大祭惟此「禘」，春秋諸侯如魯與晉所行者亦此「禘」。惟文二年經有「大事」之文，公羊因而別名為「祫」，且雲「五年而再殷祭」，則儼若「禘」與「祫」為二者，於是後之言「禘」與「祫」者，始皆以為二矣。
自有公羊傳文而以「禘」與「祫」為二者。緯書云：「三年一袷，五年一禘。」其雲「三年」者，即本公羊以文二年「大事為祫」之說也。其雲「五年」者，即本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說也。於是韋玄成議禮謂「一禘一祫」矣。趙伯循謂「以其祖配之」，僅是始祖？之又？，張純陳奏直據緯書，以及鄭氏作注，且，不合群祖，此言「禘自禘也」。如是則使子孫不得見祖宗之源遠，祖宗不得見子孫之流長，於祖宗之精神隔絕不通，殊非所宜。而廟堂之上，寥寥兩主，群昭群穆咸不在，又何以稱大祭乎？後儒信公羊之說，謂之「大祫」，此言「祫自祫也」。於是有以為「禘」大於「祫」者，此馬融、王肅、孔晁據逸禮而雲也。有以為「祫」大於「禘」者，此鄭氏據公羊而雲也。有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者，此杜預據春秋而雲也。「禘」「祫」本三年喪畢之所有事，何也？以喪三年不祭也。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左傳云：「速也。」公羊云：「吉者，未可吉者也。」穀梁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禘者，本非所宜行。左襄十五年，「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同此義。諸儒不達，遂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此誤解春秋「吉禘」二字也。於是有「以吉禘列干大禘之外，別為一禘」者；又有謂「新君即位，新主入廟審諦昭穆，為此一禘不再禘」者，皆瞽說也。禘應於太廟，而雲「莊公」者，此春秋沿襲之失。有以「祫」為「三年喪畢之祭」者，此鄭氏據公羊而雲也。若士虞禮雲「哀薦祫事」，此言「三虞」之禮，分「祫事」「虞事」「成事」以為辭耳，不足之為據。即曰：「喪畢而祫，豈葬畢而祫耶？凡此諸說皆非也。
即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亦本公羊而雲也。公羊以「大事」為「大祫」，故王制特舉「祫」義為言，而以「祫」配入「禘」「嘗」「烝」三祭之中，不知可曰「祫嘗」「祫烝」，而不可曰「祫禘」，何也？「嘗」「蒸」惟合群廟，「禘」為大祭，不止於合群廟，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則「禘」自該「祫」，何必又雲「祫禘」乎？若夫「礿」「禘」「嘗」「烝」自為天子每歲四時之祭。夏者，大也；百物壯盛，致享得豊，故於此時行「禘」而以為大祭。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今四月也。雜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今五月也。祭統亦云「夏禘」，則「禘」在夏可知。「禘」既在夏，則每歲行之，又可知所謂「大祭」者，此也；所謂「時祭」者，亦此也。自王制特舉「祫」義為言，而以「祫」配入「禘」，於是後之言「祫」者又以為二，言「禘」者又以為二矣。
自有王制此文而以「祫」為二者，楊氏復。曰：「祫祭有二：曾子問云：『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此時祫也。公羊傳：『公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祫也。」陳用之曰：「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不知「祫」無有二。「祫」者，合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名也。時祭既合之矣，三年而又合之何為乎？三年之合有加於此時祭之合乎？曰「無加也」，無加何以分大小也？凡此諸說皆非也。陳又曰：「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則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口。』又曰：『祫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屍，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按：「旅酬六屍」，此禮器文。孔氏曰「大祫多主而惟六屍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屍，但有主也。』」又陸農師曰：「周九廟而旅酬六屍，蓋言成、得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此時祭何必大祫？」此說是。又按：「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曾子問文。迎主止四廟者，其毀廟之主，藏於太廟故也。以「禘」為二者，鄭氏據周禮「春祠、夏礿」，則「禘」別為「殷祭」，此以「禘」為「大祭」也。以王制「春礿、夏禘」為「殷禮」，此以「禘」為「時祭」也。陳用之曰：「殷禮春礿、夏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祠、夏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禘。詩頌雝『禘太祖』，是也。」此即祖鄭說，其引詩序為證，又誤。詩序以長發為「大禘」以雝為「禘太祖」，前儒多辨其非。楊氏曰：「長發詩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何玄子曰：「周人禘嚳，以后稷配之。」今雝詩無及於嚳稷者，且篇末又以文母為言，於禘何與？馬端臨曰：「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時禘也。」不知「禘」無有二。王制所言之「禘」，即「大禘」也。大傳所言之「禘」，即「時禘」也。中庸「禘嘗」之義，乃撮取四時中二祭為言。所以取對「郊社」。曾子問亦云：「嘗禘郊社。」祭統亦云：「莫重於禘嘗。」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烝、嘗、禘於廟。」則「禘」即在「時祭」之中，而非別有「大禘」明矣。夫「禘」必以「時舉」，若謂「時舉」者便非「大禘」，則「大禘」必將不以「時舉」而後可乎？凡此諸說皆非也。王制此一節可疑者五：「禘」不當加以「祫」名，一也。「諸侯不當有禘」，此雲者祗緣見春秋諸侯用「禘」故耳。二也。又「礿則不禘」四句，謂「諸侯歲闕一時之祭」，亦有難通。下雲「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云云，夫士無田與庶人亦皆得薦，豈諸侯反不得四時祭乎？鄭無以通之，則謂：「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此不惟虞書「群後四朝」之文，非如此解，若道遠之國有須經數時者，又不止之廢一時矣，則將如何？此豈可通！又因此文通謂「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不知曰「禘則不嘗」。又曰「禘，一犆一祫，則禘自可知」，何得云然乎？三也。「禘一犆一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豈有「犆」者？亦緣見春秋：「吉禘於莊公」。左傳雲「禘於武公（「公」字，原誤作「宮」，今徑改。）、僖公、襄公」，故云耳。不知魯之用「禘」以得祀文王之故，不過用天子之禮樂，亦如歌雍舞俏之類已耳。而「禘」之義則已失之，故有「不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但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廟」者，又有「不於太廟，而於群廟」者，皆不足為據。四也。天子曰「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曰「礿犆，禘祫，嘗祫，烝祫」，其文與天子倒，不知何意？鄭氏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若然，既有「礿」「禘」「嘗」「烝」四時之祭，又有「大祫」在此三時祭之先後，不惟誤分「祫」與「時祭」，且祭不欲數，安有一歲之中如是之數者？必不可通。陳用之以其不可通又謂：「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巳，非有異也。」若然，直是稚子之以文為戲耳，豈煌煌談典制之文而如此乎？五也。
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按：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休云：「又從僖八年數之知為大祫。」傳又云：「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三年祫，五年禘。」又禮緯亦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鄭皆本公羊何休傳注及禮緯為說，前巳臚列其非矣，然亦不勝辨，惟一說可以直破其妄，故附於後。據公羊之意，謂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正當「祫」，故知經「大事為祫」矣。不知從僖八年數之，則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隨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當並為「禘祫」，何得雲「五年而再殷祭」也？公羊之說既非，而鄭之非，可不攻而自破矣。(卷二二，頁九-一五)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多「大夫」或俱以失位言則可耳。黃叔陽謂「大夫士無功德而未賜圭田者」。然則大夫竟不得祭乎？此謬解也。
前雲「庶人祭於寢」，此雲「大夫士無田則薦」，則大夫士且有不得祭者，況庶人乎？要之祭為總名。王制摭拾禮文，故語多不一，不得油也。
凡庶人之薦，蓋以韭長適當卵育，稻豋適當鴈來，取時物之相配，其它意亦相似。方性夫以陰陽相配，甚鑿。以麥黍屬南方之谷，為陽；稻屬西方之谷，為陰。夫麥黍正屬西方之谷，稻正屬南方之谷。若以成熟之時，則秋薦黍，黍亦屬西也。(卷二二，頁一八)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祭器不假」，此說是。禮運以「大夫祭器不假，為非禮」，非也。皇氏以「有地」「無地」大夫別之，未確。按：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前雲「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田祿者始無祭器，安得竟謂大夫不當有祭器乎？曲禮又雲「士寓祭器於士」，則士亦得有祭器矣。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與曲禮「祭器為先，養器為後」義同。(卷二二，頁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裡不粥，墓地不請。
此章皆取孟子之文而以言周制也。「古者」雲者，乃秦漢時人稱周之辭。「公田，藉而不稅」，即孟子「助者，藉也」之義。鄭氏因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便為殷制。不知孟子不又曰「雖周亦助乎」？「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即孟子「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及述文王洽岐之政曰「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是也。鄭氏謂「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徵」，其意亦欲以此市關不稅、不征為殷制。果爾，殷家何寬，周家何酷耶！且此為文王之政，焉有文王定其制，而周公敢改之乎？「夫圭田無征」，「夫」字或為「余夫」，脫「余」字。「余夫」與「圭田」，即孟子「卿以下圭田五十畝，余夫二十五畝」而雲，「無征」足補孟子所未備。鄭又謂「此即周禮載師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其意亦欲以此「無征」為殷制，不知孟子告滕文公為國，皆述周家分田制祿之法，至以殷制而引大田之詩，曰「雖周亦助」，則其前後皆言周制自可知，豈有「圭田」「余夫」獨為殷制乎？夫周之卿以下，圭田皆無征，而鄭必謂「士田有徵」，何也？孔氏曰：「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嗟乎！周家以忠厚立國，故開基八百年，為前古後今之所無，奈何誣之至此乎？此固鄭執禮解禮之謬，而實周禮之誣周以啟之也。
孔氏以「用民力，歲不過三日」，強合周禮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之說，又以此為周制。何王制所言，倏殷倏周若此乎？周禮「公旬」「旬」字本是「十日之旬」。鄭注周禮欲牽合王制以「旬」作「均」，亦無周禮上「均人」如是，而下「均」字又作「旬」字者，大抵鄭孔解禮記本意，未嘗不欲以為周制，凡周禮之不合而可以強合者，亦必強合之；其必不可強合者，乃始以為殷制而已。又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嗚呼！此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也。周禮重征繁役，悉亂世之政，後儒反執之以解禮，其貽害後世有不可勝言者，可勝嘆哉！(卷二二，頁二一-二二)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周之官制，周禮既偽，而尚書周官又偽，皆不足據。賴有王制略敘「冢宰」「司徒」「司馬」「司空」諸職，尚足見當時官制什之二三焉。後人反因周禮、周官而疑王制，非所謂顛倒見乎？或曰：「前於祫禘之說多不謂然，茲獨官制而信之，何耶？」曰：「祫禘之說蓋本春秋時沿者而言，故多疑互，若夫官制即春秋、戰國尚多與周初未甚變更，漢初去古未遠，博士必有考據，而以較夫王莽時之周禮，東晉出之周官，相越萬萬矣。向來習聞習見之耳目，得此為之頓易，則此篇之傳好古尚論者其亦曷可少哉！各職俱詳論其下。」按：「司空」之名見於虞書。堯時以平水土為亟，故首命禹宅百揆而兼其職。周制多本於虞，是以王制亦首敘「司空」焉。自周禮以「司空」為掌邦事，而以度地居民之政屬之「司徒」。蓋其意欲以「司徒」配「地官」故耳。然於「司空」更無可言，則不得不闕之，譸張為幻紊亂巳極。致後人又以考工（「工」字，原作「功」，今徑改。）記續補，不知考工記本六工之書，與「司空」了無干涉，後世之人竟不知「司空」專職為何事矣，得此尚見「司空」之真面目也。此謂「平水土，安居民」為「司空」之職，首言取丈尺之度，度地方為城邑井疆以居民也。因地之山川沮澤，因天之四時，於是量地遠近，制為城邑井疆，使民興事任力，而其所使民者，又寬其勞，厚其糈有如此。(卷二二，頁二四-二五)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上言「度地居民」，謂「定其城邑井疆」；此言「凡居民材」，謂「定其民居宮室」。觀下總敘「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可見「凡居民材」即上「凡官民材」，「材」字不必油解。言凡所以居民材者，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如寒者墐塞之，暖者疏通之，燥者處之以低，濕者處之以高，又因川谷之勢而為之，凡此皆異制也。而民生其間亦異俗，因而性情、五味、器械、衣服皆異齊、異和、異制、異宜矣。但在修其教，不必易其俗，齊其政，不必易其宜耳。鄭氏謂「居民材」為「使其材藝堪地氣」，非也。人生於寒地，自能堪寒；生於暖地，自能堪暖，豈必待上之人擇其材藝堪地之氣寒暖者，而使之居寒居暖乎？陳可大因鄭釋「材」為「材藝」有所難通，又謂「居為儲積。材為日用所須之物。如氈裘可以備冬，絺絡可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若是，又與下「衣服、器械」復，亦非也。(卷二二，頁二八)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土」字，原作「士」，依今本改。），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按：虞書命禹作司空，繼以命棄播百穀，又繼以命契作司徒。此言「地、邑、民、居相參。斯無曠土、遊民，然後興學」，故下接「司徒」之事。蓋仿虞書為言，尚存古意，不若周禮之顛倒黷亂也。已上言「司空」之職。(卷二二，頁三二)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虞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王制本此為言，易「五」數為「七」。按：「司徒」本主「教」，周禮以「司徒」為「地官」，故全雜入「司空」之事，甚謬。又按：「司徒」主「教」，「教」者，教以人倫也；人倫即禮也。故此先言「禮」，後言「教」，若大宗則掌其儀文，大史則掌其典冊耳。故周禮謂「宗伯掌邦禮」者，亦謬也。(卷二三，頁二)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註疏執周禮解此者有二謬：「鄉」，鄉之有司也。註疏以「鄉」為「鄉大夫」，又以「遂」為「遂大夫」，皆合周禮，於「郊」則無可言，曰「此亦鄉大夫臨之」，一謬也。「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即「鄉射」「鄉飲酒禮」。謂自元日始皆於鄉之庠習之也。註疏：「周禮州長『射於州序，在州學』；黨正『酒以正齒位，在黨學』。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黨擇元日州學習射，「黨學」「習鄉」各在一處，不得同日。」若是，則有「庠學」「州學」「黨學」三學矣。支蔓殊甚，更不知「州」何以必習射？「黨」何以必習鄉耳？二謬也。
此文凡四不變，三初如禮。蓋「元日」是一年，「三不變」「三如初禮」是二年至四年，「不變乃屏之遠方」是五年，然不寔下年數，亦大？言之耳。鄭氏又執學記「九年大成」以解此文，於「每年」之下加以「中年」；「中年」者，間一年也。於「不變，屏之遠方」下已足「九年」之數，又不復雲「中年」；孔氏為之說曰：「九日限極，不須雲『中年』也。」鄭孔執禮解禮，率合無理如此。果爾，亦當以王制所言為「七年，小不成；九年，大不成」矣，豈非笑資乎？
又雲王制或言「司徒」或言「大司徒」，一也。「司空」「司馬」「司寇」等官同其雲「大」者，必以後以諸侯有此等官，故加天子以「大」字別之耳。周禮之分大小皆非古制。方性夫曰：「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群眾，非大司徒躬率之不可。然則上文修六禮七教諸事，又可不必大司徒躬率。」即如此解經，觸著成礙矣。王制「樂正」分「大」「小」，其「司徒」則有「大」無「小」，足證「司徒」等官「大」字者非「小」矣。(卷二三，頁五-六)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學」，國學也。「升之學，曰俊士」，鄭氏曰：「可使習禮者。」夫既升於學，其人豈僅能習禮而已乎？此附會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之文，不可從。
「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升於學者，本是俊士，但自此「不征於司徒」，而為樂正所造之士，故又曰：「造士，其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二句，只是帶說連類以明之之義，與「曰造士」意不貫。已上言「司徒」之職。(卷二三，頁八-九)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主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此本虞書「命夔典樂（「樂」字，原作「學」，今徑改。），教冑子」為言。說者謂「即宗伯之大司樂」，固不足據；又有據王制謂「大司樂不當屬宗伯，當屬司徒」，亦非也。典樂在虞為九官之一，故知亦不屬於司徒也。上言「賤者必四不變，然後屏之」；今貴者二不變，而即屏之，豈貴者反嚴於賤者哉？不然也。王制掇拾群書，其言故多不合，後儒猶欲執禮解禮，不亦惑乎？或謂「鄉遂為三年大比之時，國子為九年大成之後」，亦臆意。(卷二三，頁一三-一四)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若以大樂正為即周禮宗伯之大司樂，則大司樂為中大夫，豈以司徒貴卿不得告於王，而反籍此中大夫乎？非可知矣。蓋大樂正即虞廷典樂之官，所以教冑子者，國學人材是其專這，故得告於王，而司徒不復與與耳。已言「樂正」之職。(卷二三，頁一四-一五)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司徒教養之，司馬爵祿之，二者相參焉。周禮司馬有司士一條，正襲其意，後人遂得藉口以釋此文耳。(卷二三，頁一七)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上以車甲。
此又言司徒與司相參之事也。但司馬雖任進退爵祿，然軍政乃其本職，王制所言正似略，豈示治世右文而左武之意與？已上言「司馬」之職。(卷二三，頁一八)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工」字，原誤作「上」，今徑改。）。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此言技人之事，不知何屬？(卷二三，頁二○)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按：「刺」字從刀，以刀卻牘書名於簡曰「刺」。「三刺」者，覆按獄辭凡三以求其情，其或但有旨意而無核實者不聽也。「刺」之為「殺」，又別一義。自周禮大司寇襲此「三刺」為說，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日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而鄭氏引之為證。今按王制「三刺」，使果如其「訊群臣」諸說，寧有不自疏明之理？且「刺」與「訊」又絕不同，周禮以「刺」為「訊」甚屬乖異，然終以「刺」字無著落，則曰「聽民之所刺宥」。既以「刺」為「訊」，又以「刺」為「殺」，何周章至此耶？說者曰：「刺而謂之訊者，訊之然後刺故也。」夫所謂「訊」者，必虛其中而聽之，凡「刺」與「宥」皆先無所主方可，豈可先以「刺」為主乎？且其於司刺職則直雲「壹刺曰訊群臣」矣，則又豈物訊之然後刺乎？繆亂如此，而鄭注王制必以周禮實之，千載人群相信，從無有疑而辨者，良可嘆也！
「無簡不聽」，本呂刑語。「附從輕，赦從重」，亦本尚書「與其殺不酣，寧失不輕」及「省災肆赦」之義。(卷二三，頁二一-二二)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即天論」，即皋陶謨「天討有罪」及呂刑「非爾惟作天牧」之意。「麗於事」，即呂刑「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之意。
鄭氏曰「即或為則，論或為倫」，亦近是。但於下「父子君臣」義復。郝仲輿以「天」字句絕，亦非。(卷二三，頁二三)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意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疑獄，●與眾共之；眾疑，赦之」為一義，「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為一義；「比」，猶例也；所以比例成獄，與上義不蒙，然郄聯下節。此曰「以成之」，下曰「成獄辭」，是也。自孔氏誤解，以為「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赦，當必察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夫既已赦之矣，又雲「不可直爾而赦，當必察按」云云，以誤解書之故而立意殘酷，使人遵其言而用之，其不造福於斯民甚矣。諸家多仍其誤，惟陳可大曰：「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其說與上不蒙，得之。(卷二三，頁二四)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以執周禮謂「正」為「鄉師之屬」，「棘木」為「左右九棘之位」，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解此三「又」，皆非也。「正」何以知是「鄉師之屬」？周禮「左右九棘」附會此「棘木」之下為說也。「又」當作「宥」，是已。「三宥」即如文王世子所言「三宥」之意，不必定以三事寔之，且其以為「不識」「過失」「遺忘」，尤有可議。王制所言是「聽訟，察小大之比。成獄辭，以來史以成告於正，正以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以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三公又告於王」，如此詳慎，豈尚有「不識」「過失」「遺忘」之淺顯易見者而不知「宥」，直待王始「宥」之乎？周禮之誣說不可用明矣。使「三刺」「三宥」果皆如周禮所言，王制何以隱而不以示人？即不明於此，亦當明於後。如「六禮」「七教」之類，乃必待周禮一一詳釋之，則又是禮記為經，周禮為傳耶，可笑也。
究之「三宥」之說亦有可商。先王行法以誠實為主，疑獄合宜詳慎再三；至於果有確當其罪無可疑者，亦豈必如是乎？是徒為虛文，而啟人主市恩於已，委過於下之心矣。(卷二二，頁二六-二七)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居子盡心焉。
「輕無赦」即無輕赦，乃倒裝字法；謂輕易為赦，則民多犯法，故不可也。若雲「雖輕不赦」，其言則峻刻矣。(卷二三，頁二八)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奸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異言。
「命服，不粥於市」，則他服可粥矣。雲「不中殺，不粥於市」，則「時熟」「中殺」者，可粥矣。又？五穀不時，果食未熟，鳥獸魚雲「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可曉。孔氏以為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言，此為飾說耳。已上言「司市」之職。(卷二三，頁三一)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氏以「國」為「國中小學」，「學」為「大學」者，因下文「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遂附會上文「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而因以此「國」為「國中小學」，「學」為「大學」也。不知「右學」「左學」絕不合「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之文，而「小學」「大學」又絕不合「養於國，養於學」之文，皆牽合無謂。且此文明分「國」與「學」為言，豈得謂「國」亦為「學」乎？按：「養於鄉」「養於國」猶「杖於鄉」「杖於國」之義，「養於學」即下文「養於庠、序、學、膠」諸義耳。(卷二四，頁四)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雖得人不暖矣。
此與孟子「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之文不同。「非人不暖」之人，當這之人子與。(卷二四，頁六)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九十，天子有問」，方性夫曰：「前言巡守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故其禮為殺；此之所言則天下之老，惟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為備。」按：此說亦未悉。此所問者，問其道德及政事；彼所問者，但問其年耳，非僅謂「有爵」與「無爵」也。(卷二四，頁七)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告存」，謂每月遣人告問而撫存。孔氏謂「告問存否」，非也。(卷二四，頁七)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不從力政」，其義是周禮鄉大夫「國中以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苛政，不可用也。又祭義雲「五十不為甸徒」，則未六十即不與服戎矣。其說不同。陸農師曰：「祭義『五十不為甸徒』，即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為『徒』，猶以為『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此曲說。(卷二四，頁八)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五十而爵」與曲禮「艾，服官政」同，或以為「士」，或以為「大夫」也。鄭氏必謂「命大夫」者，以王制為殷法，殷則士無爵故也，不可從。「不親學」，或謂「不能備弟子之禮」；或謂「以前未學，至六十始親學，晚矣，故不親學」。二說未知孰是。(卷二四，頁九)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後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按：鄭注惟此數語是，其餘之說，皆附會前「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之文也。其注「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則曰「殷之制」，又附會此處「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之文也。何以見之？其雲「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此本「大學在郊」為說也；其雲「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此本「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為說也。蓋以云：「虞、殷同制也。」其雲「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此又反「大學在郊」為說也。其雲「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此又反「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為說也。蓋以為夏、周與虞、殷異制也。後世鄙儒見鄭此等之說，以為得、成去古未遠，其言典制必有所據，而遵信之，即有心疑其非者，然亦不得究其說之所從來，則亦姑置之。今為摘抉其根柢，以見鄭之執禮解禮，其武斷欺世如此。鄭又謂「或貴在郊」，據本文惟謂「虞庠在國之西郊」，初未嘗以為貴，則其妄亦可見矣。又謂「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其雲「周之小學」固非，其雲「有虞氏之庠制」亦非也。豈有大學為東膠，而反以小學法有虞氏之庠制乎？此必謂周養庶老之地，適在昔日虞庠之地，其虞庠之地在國之西郊耳。
此外別有解者，又有二家陸農師曰：「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巳。」按：王制無「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之文，何以知其皆為小學？此臆解也。郝仲輿曰：「上庠，國學；下庠，鄉學。夏以東序為國學，西序為鄉學，上左也。殷以右為國學，左為鄉學，上右也。周建東膠於國東，為國學；建庠於西郊，為鄉學，亦尚左也。」此說雖近是，然亦無征，未敢以為必然耳。(卷二四，頁一○-一一)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後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鄭欲強合上「修而兼用之」之文，故為此說。但據朝服或是素裳，而玄端則玄裳、黃裳、雜裳，爵弁亦纁裳，周人何嘗皆用素服乎？謂「夏黑裳，殷縞裳」，尤武斷。
按：記文但言「衣」，不必增以「裳」，然以「玄衣」論之，是「纁裳」。何也？記文雲「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則此為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纁，赤黃色，間色也。鄭注周禮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證。彼以不合「素裳」之說，故隱其「冕服」，而用「朝服」為說耳。(卷二四，頁一六)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引爾雅「陳也」謂「陳其年數」，如八十、九十分別而存恤之也。
按：以上言「養老之政」可謂詳悉矣。然猶是枝葉耳。孟子曰「西伯善養老，制其田裡，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此養老之根本也。(卷二四，頁一七)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語。「天民」，猶天下之民。(卷二四，頁一九)
瘖、聾、跛、？、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取國語：「八疾」為說。荀子「五疾」亦同。(卷二四，頁一九)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並，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出論語，遂生出「徒食」，妙。(卷二四，頁二○)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之文。已下以開方之法推之，十里為百里，是十倍也。「九萬億畝」，當是九千億畝，舊說是。(卷二四，頁二一)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取禹貢「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為說，又變「朔南暨」之文，以為「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也。其雲「不盡」者，亦較禹貢為說，彼言「聲教之所訖」，此言「疆理之所訖」也。(卷二四，頁二六)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林、陵麓、州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按：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島島，州方千里」。此雲「方三千里」自屬誤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巳之見。陳可大又以為「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雲『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沿誤釋之也。」此說？「三千里」之誤，反以疏義為誤，益足以欺後學。徐伯魯又謂：「若九千里則下文畝數合，若三千里則不合，必有一誤。」此又持兩端之見，無取也。郝仲輿曰：「此明前文『千里內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島島之地，自禹貢（「禹貢」，原誤作「貢禹」，今徑改。）『五服』稱『五千里』，周禮『九服』稱『六千里』，秦、漢以後開拓至萬里。今（「今」字，原誤作「金」，今徑改。）據所記『甸』『采』『流』，四方不過三千里，蓋周衰以後之地。」此說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說因宜脫誤，而此一段又不盡合，必雲「據『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周衰以後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戰國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國，又奚啻三千里？則孟子「方千里者」之說，反不足憑。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內，斷長補短」，則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巳，何必執一說以強通耶。(卷二四，頁二七-二八)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嘗聞之。按禮制周田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是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尺八寸。」按：鄭謂「周田以十寸為尺」者，疏以職據玉人職雲「鎮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說也。但王制言「八尺為步」，不言「寸數」。說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鄭雲「或言周尺八寸」者，必是當時之書有此說耳。其以「十寸為尺」者，見周禮考工記諸文。其雲「周尺十寸」，他經傳未有其說，鄭誤信周禮，謂「六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尺以為十寸，後世尺為八寸」，謬矣。蓋王制所兩雲「周尺」乃「八寸尺」也。後世變亂法度，以「八寸尺六尺四寸」變亂「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以見今之曰田裡增多於古如此也。若謂以「八寸尺八尺」為變亂「十寸尺八尺」，此豈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於又尺十分之二，不可油。六尺四寸以為八八六十四言之。陳用之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後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為步，後世則以六尺四寸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以古尺當今適八寸爾。」此二說亦謬。若是，「十寸尺六尺四寸」即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文何以雲「古者百畝」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即如其說，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為「十寸尺」亦曰「周尺」，不有兩周耶？所以陳用之、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十尺八尺」為文。嗟乎！使周尺果有兩，孔子何以曰「謹權量，審法度」乎？故知本文兩周尺，皆「八寸」無疑也。若其分步數之古大，王制乃漢儒作是也，以古為周，今為秦漢，史記言「秦以六尺為步」，是也。然管子、司馬法亦皆言「六尺為步」，則春秋以來已有。自其所謂「古者」，指「周初」而言，與陳用之以「春秋時六尺為步」，遂謂「古者六尺為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德又襲其說，一以司馬為宗，極論王制之附會。其以宗藩司舉所得周尺為據，蓋言漫無稽矣。
「古者百畝」以下之（文「文」字，原作「下」，今徑改。），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鄭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當今百二百五里。」孔子曰：「古者以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十四寸。令以周尺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計之，為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與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應。」陳可大曰：「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與此百四十六畝二十步不相應。里亦微此推之。」愚按：陳說即注說也。疏第以「六尺四寸」之「四寸」，寸分為「寸」，則以「八分」為「寸」，所以不同耳。又曰「東田」亦未詳。方性夫謂詩所為「南東其畝」，然此言「東」無「南」字。郝仲輿謂：「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周（原作「用」字，依文意改。）、秦、漢偏居西，中原稱東土，故曰：東田。」按：古於本時各地，在后稷開粒食之先，公劉往徹田之至，皆在於西河，曾在東且南耶？(卷二四，頁三一-三三)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從孟子「上農夫食九人」一句推出。(卷二四，頁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