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今注今譯 · 敘禮記今注今譯

王雲五先生為推行中華文化，選擇了若干種足以代表中華文化的典籍，擬用現代的觀點和語言加以注釋，並做翻譯；冀使多忙少暇的現代人，容易了解中華文化的實質；同時亦使先人的德業日新又新。當時，老先生把計劃中的工作，分一部分讓我們嘗試，那就是現在寫成的這一部《禮記》的今注今譯。 說到《禮記》這部書，原只是儒家經典的一部分，而且，在早還只是那些經典中屬於「禮經」的一部分。禮經的傳授，倘依時代先後排列：西漢講《儀禮》，東漢兼講《周禮》，差不多到了三國以後才始講《禮記》。換言之：《禮記》一書取得經典地位，是較晚的事。然而，《儀禮》《周禮》二書所記載的，都只是上古的禮俗儀式和一套理想的建國制度。儀式和當時的生活習慣關係密切，經過時移世變，即在儒家的理論上，亦認為可以「與民變革」的，更不消說，在現實生活中時有事實上的改變。因此，《儀禮》《周禮》二書所記載的東西，和人們的常識日漸疏遠，差不多到了唐代，有的學者竟直率地承認它「難讀」。學者們尚且如此，則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之了。當然，這裡面重要的原因，乃是那些儀文制度，多已不見於後代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亦漸不為一般人所了解。 如果要問儒者們為什麼要記載而且傳授那些不為後世所實行的儀文制度？這確是極重要的一點。我們知道：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為後代執政者所尊重，在於他們不但有淑世拯人的抱負，同時還想拿出一套可以實行的具體辦法。只可惜他們生存的時代很古，那是個農業的封建時代。他們在那樣的生活環境中，能選擇參考和可依據的生活行為資料，就只有那些現實的東西。他們在那種環境中，要依其理想來選擇一套可以輔導人們走向健康幸福的生活之路，遂亦只有那些禮俗儀文了。那些禮俗儀文，由後人看來，雖有許多是落伍的、不合實際的，然而，這都無關緊要。而最要緊的，乃在他們欲藉助於那些禮俗儀文以達成淑世拯人的理想。他們早就說過禮俗儀文可以隨時變革，唯獨不可變的，就是他們要用和平的教育方法，造就每個人健全的心理和合理的行為。這樣，由擴充小我而為大我，由個人至於整個人類。這是他們的理想，亦即他們所稱為「義」者。他們說：「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這不是說得十分明白了嗎？「禮」是指那些禮俗儀文，而「義」則是他們的理想。 《禮記》在禮經中雖為後起之書，但所記載的，恰就是那種理想。理想不變，所以《禮記》不特不因時世的遷易而沒落，反而取得後來居上的地位。自北宋時代，《禮記》便正式列為禮經之唯一要籍，而且一直相沿到了近代。在清代經學復興期間，就有學者直認：《儀禮》《周禮》二書已不能復行於後世，但那兩部書的「會通」，則在於《禮記》。質言之，《禮記》不但是打通《儀禮》《周禮》二書之內蘊的鑰匙，同時亦是孔子以後發展至西漢時代，許多孔門後學所共同宣傳儒家思想的一部叢書。 《禮記》在經典中的地位既是如此，現在還要考察一下，關於這部叢書的實際狀況，並藉以說明我們所做的今注今譯的大體情形。 從歷史上看來，現存於《禮記》中的文辭，在西漢時代，即已常常被人引述，顯然那是很早就有的典籍了。但是到了東漢，這部後來被稱為《小戴禮記》的書，仍未見於正式的記錄。所以它的流行時代，可能是在東漢中晚期。如今唯一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東漢末年由鄭玄編注而成的這個本子。雖然在鄭玄前後亦有人註解過這部書，而且鄭玄編注此書時亦還引用過別的本子來校對，但這都只能說明那時已有此書，至於此書和流傳至今的這個本子，是否完全一樣？因文獻不足，我們仍只能說：現在的這個本子，是鄭玄編輯和註解的本子，而稱之為鄭注《禮記》，俾不至誤。 鄭注《禮記》，經歷三國兩晉南北朝，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而繼續為之做講疏的人亦逐漸增多。到了隋末唐初，先是，陸德明整理經典文字，連帶為《禮記》本文做了一番校對文字音讀的功夫；接著，孔穎達等人，又把鄭注以下的許多講疏，做了一番釐訂的工作，編成所謂《禮記正義》。《禮記正義》和鄭注《禮記》，大約在南宋初年被合成為一部書。那時，正迎上印刷術發達，因之，這部書乃得以不同的版式在各地普遍翻印流傳。現在我們稱為《禮記註疏》的，可說是各式版本中之一母本。此外，南宋人翻印的鄭注《禮記》和近代從敦煌發現的鄭注《禮記》之零星抄本，都可供參考之用。因為《禮記註疏》本，清代阮元曾經參用國內外所藏的許多版本和前人用北宋本校對過的記載，編為《〈禮記註疏〉校勘記》。這種附有《校勘記》的註疏本，種類非一，而我們用作今注今譯的底本的，則是目前坊間翻印的石印本。 鄭玄使用極簡練的文字為《禮記》做注，所以他的注語，全部字數，僅比本文多出千餘字。孔穎達等人則相反，他們用最詳細的語句為「鄭注」做說明。這樣極簡與極繁的「注」和「疏」，自古以來，被認為「雙絕」，而阮元即據此而為之校勘，照理該是最完善的本子了。然而，如果要問：這本子究竟完美到怎樣的程度？卻是個很難肯定回答的問題，因為這裡面還有好幾層的關係。 第一，鄭玄時代，他所據以做注的那個底本，是否完善？即已可疑。鄭玄做注，同時雖很細心地用當時流傳的其他抄本校對他所用的那個底本的本文，凡是經他看出顯然有錯的文字，便明白地記下某字「當為」某字，但亦有他不能斷定的，於是就記下某字「或為」某字。僅從鄭玄所記的許多「錯字」看來，即已夠說明他所用的底本並非十分完美。而且他在注《禮記》時，又似很匆促，有些參考的書籍，他沒有看到。這在他的學生問答記錄里，已有交代。由今看來，《禮記》的本文，有許多地方亦散見於其他古書中。倘用其他古書互校，則又可見除了鄭玄已發明的疑問以外，仍還有不少的疑問。這就是鄭注《禮記》底本的實際情形。 第二，孔穎達等人疏解鄭注時，所據用的鄭注《禮記》，則又是經過三國六朝，數百年間輾轉抄錄下來的本子。我們單看陸德明所做的《禮記釋文》，即可看出：他記下許多「本為某字」「或為某字」的字，往往和現在這本孔疏所用的字又有不同，這又可以說明孔疏所據的底本，亦非十分完美。此外，本非鄭注而亂入鄭注中者，猶不在話下。 第三，現行的註疏本，雖經過多人校勘，但於《校勘記》所記載者外，仍可檢出一些錯字。更嚴重的是：鄭玄的注語，卻不見於現有的鄭注中，偶因孔疏之引述，始能於「疏語」中看到1。然而，未經孔疏引述出來的，是否仍有脫落的「鄭注」呢？這就不無可疑了。再者，倘依孔穎達等人詳為「鄭注」做疏證的原則，而現在可看到的，有些地方必然有疏語的，但這「註疏本」卻一字不提2。這是否說明了「鄭注」有脫落，甚至連「孔疏」亦有脫落呢？則又不無可疑了。有了這層層的疑問，不特使人不能肯定回答這本《禮記註疏》的完善程度，而且，在替它做今注今譯時，還不得不分外審慎，因為這些地方，前人尚未及注意。 如果要問：《禮記》既是千餘年來的經典而為讀書人必讀之書，不可能有這種不可信靠的成分在。因為此書於本文之外有注語，注語之外有疏語，層層說明，互相保證，決不致有什麼大錯。然而，大錯雖必沒有，只是在中國「一字一義」的文章結體中，片詞隻字的出入，就會影響整個的語意。鄭玄最早便已注意到片詞隻字之是非；到了孔疏，他們雖極忠實地為鄭注做疏解，但亦嘗發現鄭玄為本文上的錯字所矇混而寫下望文起義的曲解。孔疏以下，經歷宋元明清，許多熱心攻讀此書的學者，差不多隨時都在發現鄭注以及孔疏的錯失。雖其中有因錯字而發生的，但最多的地方，還是在於「語意」的誤解。從後代學者的著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鄭注」誤解了本文的地方，又看到「孔疏」誤解了「鄭注」的地方。這樣，由本文而注語而疏語，本意雖在於層層說明，而實際卻未必即可互相保證。因此，自宋代以下，有的學者或竟撇開註疏，而徑向本文做「直解」或「別解」的。這樣一來，使那將近十萬字的《禮記》本文，便附著上「數以千萬計」的解說。其中除去複述別人的意見者外，具有真知灼見的著述，即不在少數。現在我們為說明《禮記》本文而做今注今譯，在探討前人的意見時，雖不因其著述之多而感到困難，但是，他們太多不同的，甚或相反的，而又同具價值的解說，在選擇取捨上，便不能不煞費躊躇了。 孔穎達等人之疏解鄭注《禮記》，是羅列前人的意見然後加以仲裁（名曰正義），而其仲裁，即又代表一種意見。到了後代，讀者愈多而意見愈加分歧。但分歧到了無從仲裁，就只好編為「集說」了。不過，如衛湜的《禮記集說》，卷帙浩繁，無法使其書與大眾接近，當然，這不是我們「今注」所宜採取的方式。其次如陳澔的《禮記集說》算是要約而不繁了，然而他的集「說」，必須參看後人給他做的許多辨惑補正的著作，始不致跟著錯誤。而且，這種補正的意見，時在增加。清代學者更能利用文獻學的、文字學的、文法學的種種方法，為「注」「疏」「集說」下不少補正的功夫。如果把許多意見羅列起來，不免又要成為衛氏「集說」那樣的龐然大物了。這都是做「今注」時所面對著的麻煩。 還有比這更加困難的事。第一，上古的一些特殊儀式、器物、建築，以及社會組織上的種種名詞：有的須要表演，有的須要繪圖，有的須要長篇講解，始能看得明白。倘若單用「白話」，而白話中沒有相當的詞彙可以翻譯。第二，本文的含意，既有種種不同的解釋；解釋既已不同，當然不容「混說」。然而「今譯」之目的，是要把本文一句是一句地用白話說來，倘求其不陷於偏執，就只好把不同的解釋列於「今注」項下，而「今譯」僅能就其中之一面翻譯。這又是無可奈何之處。現在為著補救上述第一、第二兩點缺憾，我們就儘量列載參考書籍，把權威的著作、演禮圖、近代人所做名物圖考等，作為附錄，以備有興趣做進一步研究此書的讀者參考之用。 最後，不，應當說是首先，我們得向王老先生表達歉意。因為老先生的委託，我們未能如期完成。雖然老先生原諒我們譯註此書，因篇幅較長而參考的材料甚眾，爬羅剔抉，刮垢磨光，既需時日；而本人又因到海外講學，逆旅生涯，亦略有耽擱。其間，還感謝羅宗濤、張棣華、謝海平，諸位年輕朋友熱忱協助，如今幸得殺青斯竟。既得諸朋友的助力，所以在這裡應稱為「我們的」工作了。 早在鄭玄時代，盧植曾經說：「今之《禮記》，特多回穴。」我們雖不能指實他說的即是這部《禮記》，但細檢此書，其中無論文字、章節、講義，以及其牽涉到古代文化生活各方面的記載，皆因傳世久遠，本文斷爛，章節錯亂，字詞訛脫，確實夠稱「特多回穴」的。所以我們的今注今譯，只算是在前世學者的餘蔭下略盡綿薄。至於如何使得此書更其系統化，而賦以現代的意義，則有待海內外賢達的指教。 王夢鷗謹敘 一九六九年四月 補註 1　例如《曲禮上》「人生十年曰幼，學」，孔疏引「《檀弓》云：幼名者，三月為名，稱幼」。今按《檀弓》實無此文，當是《檀弓上》「幼名，冠字」處之鄭注語。今此鄭注語不見於《檀弓》篇，賴孔疏所引而得見之。 2　例如《曲禮上》「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鄭注云「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為」。按今本此處不見孔疏語，遂亦無以知何者為「曾子之為」。疑此處孔疏當引「《孝經》云：子曰……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等語，今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