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說成都 · 說茶鋪
成都的特景———茶鋪 （清末）
茶鋪，這倒是成都城內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來，一條街總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鋪子上擺二十來張桌子；大的或在門道內，或在廟宇內，或在人家祠堂內，或在什麼公所內，桌子總在四十張以上。
茶鋪，在成都人的生活上具有三種作用：一種是各業交易的市場。貨色並不必拿去，只買主賣主走到茶鋪里，自有當經紀的來同你們做買賣，說行市；這是有一定的街道，一定的茶鋪，差不多還有一定的時間。這種茶鋪的數目並不太多。
一種是集會和評理的場所。不管是固定的神會、善會，或是幾個人幾十個人要商量什麼好事或歹事的臨時約會，大抵都約在一家茶鋪里，可以彰明較著地討論、商議、乃至爭執；要說秘密話，只管用內行術語或者切口，也沒人來過問。假使你與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個曲直，爭個面子，而又不喜歡打官司，或是作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盡可邀約些人，自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你的對方自然也一樣的。———相約到茶鋪來。如其有一方勢力大點，一方勢力弱點，這理很好評，也很好解決，大家聲勢洶洶地吵一陣，由所謂中間人兩面敷衍一陣，再把勢弱的一方數說一陣，就算他的理輸了。輸了，也用不著賠禮道歉，只將兩方幾桌或十幾桌的茶錢一併開消了事。如其兩方勢均力敵，而都不願認輸，則中間人便也不說話，讓你們吵，吵到不能下台，讓你們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繼之以板凳，必待見了血，必待驚動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總爺啦，保正啦，才跑了來，才恨住吃虧的一方，先賠茶鋪損失。這於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樓上的破板凳，也趕快偷搬下來了，藏在櫃房桶里的陳年破爛茶碗，也趕快偷拿出來了，如數照賠。所以差不多的茶鋪，很高興常有人來評理，可惜自從警察興辦以來，茶鋪少了這項日常收入，而必要如此評理的，也大感動輒被擋往警察局去之寂寞無聊。這就是首任警察局總辦周善培這人最初與人以不方便，而最初被罵為周禿子的第一件事。
另一種是普遍地作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廳或休息室。不過只限於男性使用，坤道人家也進了茶鋪，那與鑽煙館的一樣，必不是好貨；除非只是去買開水端泡茶的，則不說了。下等人家無所謂會客與休息地方，需要茶鋪，也不必說。中等人家，縱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謂客廳書房，家裡也有茶壺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麼人；但是都習慣了，客來，頂多說幾句話，假使認為是朋友，就必要約你去吃茶。這其間有三層好處。第一層，是可以提高嗓子，無拘無束地暢談，不管你說的是家常話，要緊話，或是罵人，或是談故事，你盡可不必顧忌旁人，旁人也斷斷不顧忌你；因此，一到茶鋪門前，便只聽見一派絕大的嗡嗡，而夾雜著堂倌高出一切的聲音在大喊：「茶來了！……開水來了！……茶錢給了！……多謝啦！……」第二層，無論春夏秋冬，假使你喜歡打赤膊，你只管脫光，比在人家裡自由得多；假使你要剃頭，或只是修臉打髮辮，有的是待詔，哪怕你頭屑四濺，短髮亂飛，飛濺到別人茶碗裡，通不妨事，因為「衛生」這個新名詞雖已輸入，大家也只是用作取笑的資料罷了；至於把襪子脫下，將腳伸去登在修腳匠的膝頭上，這是桌子底下的事，更無礙已。第三層，如其你無話可說，盡可做自己的事，無事可作，盡可抱著膝頭去聽隔座人談論，較之無聊賴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聽新聞，廣見識，而所謂吃茶，只不過存名而已。
如此好場合，假使花錢多了，也沒有人常來。而當日的價值：雨前毛尖每碗制錢三文，春茶雀舌每碗制錢四文，還可以搭用毛錢。並且沒有時間限制，先吃兩道，可以將茶碗移在桌子中間，向堂倌招呼一聲：「留著！」隔一二小時，你仍可去吃。只要你灌得，一壺水兩壺水滿可以的，並且是道道圓。
不過，茶鋪都不很乾淨。不大的黑油麵紅油腳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層垢膩，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泥污，坐的是窄而輕的高腳板凳。地上千層泥高高低低；頭上樑桁間，免不了既有灰塵，又有蛛網。茶碗哩，一百個之中，或許有十個是完整的，其餘都是千巴萬補的碎磁。而補碗匠的手藝也真高，他能用多種花色不同的破茶碗，併合攏來，不走圓與大的樣子，還包你不漏。也有茶船，黃銅皮捶的，又薄又髒。
總而言之，坐茶鋪，是成都人若干年來就形成了的一種生活方式。
河水香茶 （清末）
成都那時將近有三十萬人口，在城牆圈子內的，約占六分之五。這麼多人用的水，幾乎全由井裡的水供給。成都平原，地下水非常豐盛，一般掘井到八市尺便見水了。掘得深的，不過一丈到一丈四尺。百把人，只要一口淺井，隨你如何使用，如何浪費，它總不會枯竭。但它也只能供你作為洗濯使用。因為它含的皉質和其他有害健康的雜質很多，強勉用來煮飯烹菜，已經不大衛生，若用來泡茶或當白開水喝，更不行。所以當時每條街上兼賣熱水和開水的茶鋪，都要在紗燈上用紅黑相間的宋體字標明是河水香茶。河水，就是圍繞成都城的那條錦江的水。每天有幾百上千數的挑水夫，用一條扁擔，兩隻木桶，從城門洞出來，下到河邊，全憑肩頭把河水運進城，運到各官署、各公館，尤其是各家茶鋪去供全城人的飲用。設若一天這幾百上千數的挑水夫不工作的話，那情形當然不妙。
第一樓茶鋪 （清末）
兩個人放慢腳步，一邊談談說說，差不多把一條漫長的北打金街走完了，郝又三方挾著黑皮書包，氣喘面紅地追上來。
走進第一樓茶鋪門，幾乎每張桌上都是人，幾乎每個角落都充滿了人聲。
伍平說：「並不清靜嘛！」
郝又三說：「樓上去看。」
樓上果然另是一個場面：靠後稀稀落落安的十張蒙著白檯布的麻將牌桌上，僅三張桌有人，而且一共不過七八個人，都輕言細語在擺談各人的事情。最前面靠著玻璃窗安的三張也蒙有白檯布，並擺有花瓶的大餐桌，所有新式立背餐椅都閒著沒人坐。
伍平才待選一張麻將牌桌坐下，吳鳳梧已把他拉向中間一張大餐桌去道：「走！那兒坐。同又三先生一道到第一樓來吃茶，是不能讓他省這幾角茶錢的。」
伍平光著兩眼問道：「難道坐位還有高低不成？」
「若是沒有高低，那麼舒服的位子怎能沒一個人去坐？」
三個人剛剛拉開餐椅坐下，一個乾淨利落的堂倌便端著一個茶盤，從樓下飛奔上來，一直走到大餐桌前。一面把三把洋磁小茶壺，和三隻也是洋磁的有把茶杯，一一分送到各人面前，一面笑容可掬地向郝又三打招呼道：「老師好久不來吃茶了。」
伍平問道：「茶錢是多少？」一邊就去衣襟袋裡摸錢。
吳鳳梧用手肘把他一拐道：「這裡是又三先生的碼頭，茶錢你我都開不了，我們不要做過場。」
堂倌也說：「老師招呼過的，是老師的客伙，我們不好收茶錢。」
郝又三已將一枚當五角的銀元遞到堂倌手上，問道：「這一晌生意還好嗎？」
「樓下還好。」一面數著從懷裡抓出的一把當十銅元。「就只樓上清淡些。」把數好的折合兩角的十六枚銅元放在郝又三面前，並且問道：「要不要點心？……不要。那麼，鹽花生米？白瓜子？……好的，各裝一盤來。水菸袋呢？……福煙早已斷莊，只有本城水煙和綿煙。」
吳鳳梧道：「有葉子煙沒有？」
「有煙杆，卻沒有葉子煙。」
郝又三道：「算啦，我這裡有紙菸。」
堂倌走後，伍平不禁把頭一搖道：「我這個土生土長的成都人，竟不曉得成都有這樣茶鋪，這樣貴的茶！」
鄉場上吃茶 （清末）
大平原上快要成熟的遲種的稻，嫩黃得一望無涯。有人形容說：很像一片翻著濁浪的海。———是一片海，不過是淺海。它很淺很淺，淺得足以容人在它的浪濤里自在遊行。
這段稻海中心，湧現出一簇青鬱郁的瓦屋頂；而且還有很高峻的扳鰲抓角的屋檐，還有枝葉紛披、老乾橫皌的皂角樹、柏樹和到處都有的楨楠樹。這是處在成都之西的郫縣和崇寧縣交界地方一個大場：安德鋪。
今天是趕場日子。大路小路，在連天陰雨後，一溜一滑不好走。但是趕場的人，從二簸簸糧戶到莊稼佬，從抱著公雞、提著雞蛋的老太婆，到背上背一匹家機土布，或者拿著一大把雞腸棉線帶的中年婦女，仍然牽線似的向場街上走來。
晌午以後場在散了。場上的茶鋪、酒鋪、燒臘鋪、麵食鋪的生意更加興旺。
出名的老牛筋何么爺，戴一頂幾乎要脫圈的舊草帽，腳上草鞋是撿他長年穿得不要了的，拄一根可以當拐杖用的粗葉子煙杆，挺著胸脯，一路東張西望著向場口走去。
有幾個年輕小伙子，也有兩個中年漢子，正圍坐在一家茶鋪的臨街安放的大方桌上吃茶。
大家都在打招呼：「喂！何么爺，吃碗茶去。」
一看，都是左鄰右舍的熟人，何么爺開心笑了起來，露出缺了幾顆牙齒的牙床，上唇上的不多幾莖很像黃鼠狼的又硬又棕的鬍子，也在皺臉兩邊顫抖了幾下。走上台階，大聲喊著：「茶錢！茶錢！」葉子煙杆交代給左手，空出滿是筋疙瘩的僵硬的右手，虛張聲勢地伸到裹肚兜里，直等有人把茶錢給了，———鄉場上吃茶，還是百年以來的老價錢：三個制錢一碗；還是可以搭一個毛錢，如其你找得出毛錢來的話。———才抓了幾十個制錢出來，迭在自己面前桌邊上做樣子。
成渝茶館異同論 （四十年代）
到重慶，第一使成都人驚異的，倒不是山高水險，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動態，何以會那麼急遽？所以，成都人常常批評重慶人，只一句話：「翹屁股螞蟻似的，著著急急地跑來跑去，不曉得忙些啥子！」由是，則可反映出成都人自己的動態，也只一句話：「太懶散了！」
懶散近乎「隨時隨地找舒服」。以坐茶館為喻罷，成都人坐茶館，雖與重慶人的理由一樣，然而他喜愛的則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雖不一定是竹椅，總多半是竹椅變化出來，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坐具———地面不必十分乾淨，而桌面總可以邋遢點而不嫌打髒衣服，如此一下坐下來，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長長一聲感嘆。因此，對於重慶茶館之一般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種無言的禁令：「此處只為吃茶而設，不許找舒服，混光陰！」
只管說，「抗戰期中」，大家都要緊張。不准坐茶館混光陰，也算是一種革命地「新生活」的理論。但是，理論家坐在沙發上卻不曾設想到凡旅居在重慶的人，過的是什麼生活呀！斗室之間，地鋪縱橫，探首窗外，烏煙瘴氣，鎮日車聲，終宵人喊，工作之餘，或是等車候船的間隙，難道叫他頂著毒日，時刻到馬路上去作無益的體操嗎？
我想，富有革命性的理論家，除了設計自己的舒服外，照例是不管這些的。在民國十二年當中，楊子惠先生不是用「楊森說」的標語，普遍激動過坐茶館的成都人：「你們為什麼不去工作」，而一般懶人不是也曾反問過：「請你拿工作來」嗎？軟派的革命家勸不了成都人坐茶館的惡習，於是硬派的革命家卻以命令改革過重慶人的脾胃，不許他們坐茶館，喝四川出產的茶，偏要叫他們去坐花錢過多的咖啡館，而喝中國不出產必須舶來的咖啡、可可，以及彼時產量並不算多，質地也並不算好的牛奶。
好在「不近人情」的，雖不概如蘇老泉所云「大抵是大奸匿」，然而終久會被「人情」打倒，例如重慶的茶館：記得民國三十年大轟炸之後，重慶的瓦礫堆中，也曾在如火毒日之下，蓬蓬勃勃興起過許多新式的矮桌子、矮靠椅的茶館，使一般逃不了難的居民，尤其一般必須勾留在那裡的旅人，深深感覺舒服了一下。不幸硬派的革命下來了，茶館一律封閉，只許改賣咖啡、可可、牛奶，而喝茶的地方，大約以其太不文明之故，只宜於一般「劣等華人」去適應，因才規定：第一不許在大街上；第二不許超過八張方桌；第三不許有舒適的桌椅。謝謝硬派的「作家」，幸而沒有規定：只許站著喝！一碗茶只須五秒鐘！
如此「不近人事」的推銷西洋生活方式———請記著：那時我們親愛的美國盟友還沒有來哩———其不通之理由，可以不言，好在抗戰期間，「命令第一」，你我生活於「革命」之下，早已成了習慣。單說國粹的茶館，到底不弱，過了一些時候，還是侵到大街上了，還是超過了八張方桌，可惜一直未變的，只是一貫乎高桌子、高板凳，猶保存重慶人所必須的緊張意味，就是坐茶館罷，似乎也不需要像成都人之「找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