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合印敘 · (五)

古人往矣，吾不及見；吾所及見，番禺伍庸伯先生(觀淇)、麻城嚴立三先生(重)，真近世之醇儒也。兩先生志慮真切，踐履篤實，不後古人；而從其精思力踐之所詣，乃大有貢獻於斯學，足以補宋儒、明儒之所未及。此即指其能解決上述問題，以最切近平妥之功夫道路昭示學者，救正朱子、陽明過去解釋《大學》之失，實為近八百年來未有之創穫。 《禮記·大學》一篇，昔人稱為孔氏之遺書，在儒家典籍中獨詳著其為學門徑次第，為後世言儒學者所必資取。顧自宋儒尊信表章以來，解說之者乃紛紜莫衷一是。蓋在前之漢唐人但註疏書文，殊未用功體驗於身心間，爭論不起。宋明之世，斯學復興，則學者究當如何用功，在彼此大體相近之中，不免人各有其所取徑。朱、陸異同，其明例也。而事實上功夫取徑雖在自己，卻必求證古典乃有以自信而信人。此即《大學》一篇所以解說百出，獨遠過其他書典之由來。凡於書文講解之歧異者總由於功夫取徑之不同，且問題莫不出在所謂「格物、致知」之兩句書文上，此固明白可見者。前賢如朱子、如陽明，其失在此。即今我所推重伍、嚴兩先生，其所以立說不同，又何嘗不在此邪? 須知此在事實上是無法避免的。承認此事實，有助於學術研究；不承認之，反自蔽其明。然則何獨取於伍、嚴兩先生之說?兩先生於書文，不擅改古本(伍先生)或基本上未改(嚴先生)，是即其主觀造作最少；而其解釋書文通順近理之程度卻最高。此一面也。更重要一面，則在其內容所示功夫道路切近平妥，有勝朱子、陽明。關於解書通順一層請審兩先生之所為說者，此可不談。對於功夫道路問題仍須稍申淺見，以吾之推重在此。 此學功夫，我上文已自說得明白，原只在自識本心葆任勿失而已。其奈本心大不易識，從而葆任勿失的話即無從談起。於是功夫切要便不得不轉而在其如何有助於識心(或識仁)上面。凡「切近」雲、「平妥」雲者，舉謂其於識心為切近，且妥善無病也。當前功夫道路問題在此，前賢似未有能解決此問題者。尋繹《大學》「格物致和」之文，恰似在談功夫道路，顧其內容何指頗引起後人猜度。朱子以「即物窮理」為說，支離無當，陽明非之，伍、嚴兩先生並皆非之，可無再贅。但陽明必以「致良知」為說，伍、嚴兩先生並皆斷其亦未為得之。我同意兩先生所見。 何以陽明亦未為得邪?陽明必以「致知」為「致良知」，強古人以就我，尚非此所欲論。其所以未為得者：陽明之「致良知」實即是「自識本心，葆任勿失，以應物理事」(見前)之謂；功夫原是對的，卻非有助於識心的功夫，不解決當前問題也。此試看其說「功夫不離本體」，「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便自可見。初學之士，其何從入手邪?於是不得不時時從粗淺處指點，以資接引初學，則又易啟學者冒認良知、輕於自信之弊。功夫終不得力，或教以靜坐，或教以防檢，又用種種方法為幫補。此嚴著所以有「陽明教人實無定法」之評語。而陽明之後，出其門者往往各標宗旨，別自成家，殆非無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