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文論 · 談果戈理

果戈理擁有巨大的才華，美好的心靈和不夠豁達、缺乏勇氣、謹小慎微的頭腦。 當他聽命於自己的才華的時候，他就寫出了絕妙的文學作品，如《舊式地主》、《死魂靈》第一部、《欽差大臣》，特別是《四輪馬車》——就某方面來說這是一部至善至美的傑作。當他聽命於自己的心靈和宗教感情的時候，他就寫出了諸如他的《論病的意義》、《什麼是文字》[1]以及其他許多書簡中表述的扣人心弦、常常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思想。然而，一旦他想以道德和宗教作為主題來寫藝術作品，或者給已經寫好的作品增添一些與它們格格不入的道德和宗教的教誨意義的時候，就出現很惡劣很可厭的胡言亂語，像在《死魂靈》第二部、《欽差大臣》最後一場以及許多書信中所表現的那樣。 其所以如此，是由於果戈理一方面賦予藝術以不符合它本性的崇高意義，另一方面還賦予它以更不符合宗教本性的低劣的教會意義，並想用這種教會的信念來解釋自己的作品具有的這種臆想的崇高意義。假如果戈理一方面只不過單純地愛寫小說和喜劇，並不給寫作加上特殊的、黑格爾式的、神職人員的意義，而另一方面只是簡單地把教會的教義和國家的制度看作某種他無須與之爭論也沒有理由為之辯護的東西，那他就會繼續寫出十分出色的短篇小說和喜劇，有時還會在他的書簡中，甚至個別作品中說出一些往往是很深刻的、出自內心的道德的、宗教的思想。遺憾的是，當果戈理跨進文學領域的時候，尤其是在既有巨大才華，而又朝氣蓬勃、明哲通達的普希金逝世之後，對藝術的看法占統治地位的是那種愚蠢到了難以置信的（我不能有別的說法）黑格爾的學說，依據這種學說，連蓋房子、唱歌、作畫、寫小說、喜劇和詩都成了某種宗教儀式，成了僅次於宗教的「為美服務」。那時候，和這種理論同時還傳播著另一種同樣荒唐、同樣混亂而又自命不凡的斯拉夫派學說，認為俄羅斯人，亦即論者所屬的那個民族有其特殊意義，並認為那個歪曲基督教的所謂的東正教有其特殊意義。 果戈理雖然是不大自覺但卻兼收並蓄了這兩種學說。關於藝術的特殊意義的學說，他自然是會接受的，因為這種學說賦予他的事業以十分重要的性質。至於斯拉夫派學說，也同樣不能不吸引他，因為它為現存的一切辯護，使他的自尊心得到安慰和滿足。 於是果戈理就兼收並蓄這兩種學說，竭力把它們融合在一起，應用於自己的創作之中。這種嘗試的結果便是他的後期文字中那些如此令人驚異的胡說八道。 （1909） 陳燊 譯 〔據《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 * * [1]兩文見《與友人書簡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