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文論 · 威·馮·波倫茨的長篇小說《農民》序

我的一個熟人，他的鑑賞力是我所深信的，去年讓我閱讀德國作家馮·波倫茨的長篇小說《農民》。通讀全書後，我為這樣的作品出版兩年左右卻幾乎不為人知而感到驚奇。 這部小說不是當代那麼大量製造的假藝術品，而是一部真正的藝術作品。這部小說不屬於那種對事物和人物的描寫並無任何興趣，只是因為作者在學會藝術描寫的技巧以後想寫一本新的小說，才把一些事物和人物彼此人為地結合在一起的作品；這部小說也不屬於那種雖有戲劇或小說的外形、實際上卻是有既定主題的學位論文——這種東西在當代也被大眾當作藝術作品；這部小說也不屬於所謂的頹廢派作品——它們之所以為當代大眾特別喜歡正是由於它們像瘋子的胡言亂語，成為一種字謎，而猜謎乃是愉快的活動，並且被看作高雅的標誌。 這部小說既不屬於這種，又不屬於那種，也不屬於第三種，它是真正的藝術作品。在書中作者說的是他必須說的話，因為他熱愛他所談的事物，並且他不使用議論和含糊不清的譬喻，而是使用可以傳達藝術內容的唯一手段，即詩的形象——也不是幻想的、離奇的、難以理解、沒有內在必然性而彼此聯結在一起的形象，而是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物和事件的寫照，這些人物和事件則是以內在的藝術必然性而相互聯繫起來的。 這部小說不止是一部真正的藝術作品，還是卓越的藝術作品，它高度地集合著真正優秀的藝術作品的全部三個主要條件。 第一，它的內容是重要的，涉及農民、亦即大多數人的生活，他們是一切社會結構的基礎，在現代，不止在德國，而且在所有歐洲國家裡正經受著古老制度的嚴重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幾乎與《農民》同時出版了主題相同、雖則藝術性相差甚遠卻也相當不壞的一部法國長篇小說Réné Bazin的《La terre qui meurt》[1]）。 其次，這部小說以出色的技巧和優美的德語寫成，當作家讓自己的人物用粗野而剛勁有力的勞動者的方言說話的時候，這語言就特別有感染力。 第三，這部小說整個地滲透著對作者所描寫的那些人的愛。 例如書中有一章這樣描寫：丈夫同夥伴們通宵酗酒之後，清早回家敲門。妻子朝窗外望，看到了他，狠狠地罵他，故意耗著不讓他進門。最後給他開門時，丈夫沖了進來，並想進裡屋去，妻子卻攔住他，為了不讓孩子們看到父親爛醉如泥的樣子，把他往外推。但他抓住門框，同她打起架來。他平時是一個溫和的人，現在卻勃然大怒（惱怒的原因是，她前一天從他口袋裡拿走了老爺們賞給他的錢，並且藏了起來），狂怒下他撲向她，揪住她的頭髮，要她還他的錢。 「不給，說什麼也不給！」她反反覆覆說，竭力想從他手中掙脫出來。 這時，他憤恨得失去了控制，劈頭蓋腦地打她。 「死也不給。」她說。 「你不給！」他嚷著，把她推倒，自己也倒到她身上，繼續向她要錢。因為沒有得到回答，在醉後的狂怒中他竟想掐死她。但是，看到血從她頭髮中滲出，順著腦門和鼻子淌下，他住了手。他對自己的舉動感到害怕，鬆開了她，搖搖晃晃地好不容易掙扎到床邊，倒了下去。 這個場面是真實而可怕的。但作者熱愛自己的主人公們，添上了一個小小的細節，這個細節以如此耀眼的光芒頓時照亮了一切，使得讀者不僅可憐這些人，並且熱愛他們，而不顧他們的粗野和殘暴。被痛打的妻子甦醒過來，從地上爬起，用衣服下擺擦著血跡斑斑的額頭，揉著四肢，推開門，走向哭叫著的孩子們，去安慰他們，接著用眼睛尋找丈夫。他一倒下去就那樣躺著不動了，不過，腦袋在床外倒掛著，滿臉充血。妻子上前小心地扶起他的頭，放到枕頭上，然後才整整自己身上的衣服，理出一小撮被丈夫拔下的頭髮。 即使數十頁的議論也說不盡這個細節所表現的一切。這裡一下子向讀者展示了由古風舊習培養起來的夫妻間應有的義務的意識，和沉著的決心的勝利，——不交出不是她所必需而是家庭所必需的錢。這裡面既有委屈，也有對毆打的寬恕，既有憐憫，也有即使不是愛，也是對丈夫、對自己孩子的父親的愛的記憶。但這樣說還不夠。這樣一個細節，既展示了這個妻子和這個丈夫的內心生活，並且向讀者展示了以前生活過和現在生活著的千百萬同樣的丈夫和妻子的內心生活。這個細節不僅啟示讀者去尊敬和熱愛這些備受勞動折磨的人，而且使人去思索，為什麼這些本來有可能過美好的愛情生活的身體強壯心靈健康的人那樣被人遺棄，那樣逆來順受和愚昧無知。 在這部小說的每一章里都可以遇到只有熱愛自己筆下的事物的作者才能展現出來的那些真正的藝術特點。 這部小說無疑是卓越的藝術品，凡是讀過它的人都會同意這一點。然而這部小說出現在三年以前，雖然在我國它曾被譯載《歐洲導報》，卻不論在俄國和德國都全然沒有引起注意。關於這部小說我在最近曾問過邂逅相遇的幾位德國文學家，他們聽到過波倫茨這個姓氏，卻沒有讀過他的這部小說，儘管大家都讀過左拉近年寫的長篇小說，吉卜林的短篇小說，易卜生的戲劇，鄧南遮[2]、甚至梅特林克的作品。 約在二十年前馬休·阿諾德[3]寫過一篇關於評論的使命的卓越論文。依他的意見，評論的使命是，在寫於任何地方和任何時間的東西中發現最重要的和最優秀的作品，並引導讀者注意這種重要的和優秀的作品。 今天人們有看不完的報紙、雜誌和書籍，廣告又十分發達，因此我認為，這樣的評論不僅很有必要，而且它能否出現，能否具有權威性，關係到我們歐洲有教養階級的教育的整個未來。 任何物品的生產過剩常常是有害的。那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的物品在被人們視為目的而生產過多時，就特別有害。 馬和馬車作為交通工具，衣服和房屋作為防禦氣候變化的手段，良好的食物作為維持體力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但只要人們開始把掌握這些手段當作目的，認為儘可能更多地擁有馬匹、房屋、衣服、食物是好事情，那麼這些物品就不僅不是有益的，而且乾脆是有害的。在我們歐洲社會的富裕階層中間，書刊印刷出版業也出現了這種情況。書刊印刷出版業對於缺乏知識的廣大人民大眾說來當然是有益的，而在富裕的人們的中間卻早就成為擴散無知、而不是傳播文明的主要工具了。 要確信這一點是很容易的。書籍、雜誌，尤其是報紙如今已成為富有的大企業，為了使這些企業取得成功必須有最大量的顧客。而最大量的顧客的趣味常常是低下和粗俗的。因此，為使出版物備受歡迎，就必須使作品符合大多數顧客的要求，也就是要切合低級趣味，適應粗俗的鑑賞力。報刊完全符合這些要求，對此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因為在報刊的工作人員中，正像在群眾中那樣，具有如此低級趣味和粗俗鑑賞力的人，遠遠多於具有高級趣味和精細鑑賞力的人。而在書籍出版業要推銷、書刊是作為商品出售的條件下，這些工作人員因提供適合大眾要求的作品而獲得好的報酬，於是出版物就不斷增加，以致泛濫成災。且不談這些出版物內容有害，光是它們的數量就成為教育的重大障礙了。 如果說今天讓一個平民出身而又稟賦聰明、願受教育的年輕人接觸一切書籍、雜誌和報紙，並且讓他自己選擇讀物，那麼情況肯定是這樣：他在十年間天天讀書不倦，而讀的則全是愚蠢的、不道德的書。他遇到一本好書的可能性是那麼小，正像要在一俄斗豌豆里找出一顆標有記號的豆子。而且最壞的是，盡讀壞書，他會使自己的理解力和鑑賞力越來越反常，即使偶爾碰到一部好作品，也完全不能理解，或者會曲解它。 此外，由於偶然的情況或者廣告做得巧妙，某些壞作品，例如Hall Caine的《The Christian》[4]那樣的內容虛假又無藝術性的長篇小說竟售出百萬冊，正像「阿蘭度」[5]或Pears soap[6]那樣獲得與自己的品質不相稱的盛名。這種盛名又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去讀這類書，於是，這種毫無價值、往往是有害的書籍的名聲竟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在極大多數人的頭腦里，也像雪球一樣，造成了越來越大的概念混亂，以至完全不能理解文學作品的價值究竟何在。因此，報紙、雜誌、書籍，總之，各種印刷品銷售得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印刷品的質量也降得越來越低，而所謂有教養的廣大讀者群越來越沉溺於毫無希望的、自滿的，因而是無可救藥的愚昧無知之中。 據我的記憶，五十年來，讀者的鑑賞力和健全思想竟是這樣驚人地每況愈下。可以從文學的各個領域來觀察這種下降的情況，但我只限於指出某些較為顯著又是我所熟悉的例子。譬如在俄國詩歌中，在普希金、萊蒙托夫之後（丘特切夫通常被人忘記），詩歌的榮譽最初轉歸頗可爭議的詩人邁科夫、波隆斯基、費特，隨後是毫無詩才的涅克拉索夫，隨後是矯揉造作、平淡無奇的詩人阿列克謝·托爾斯泰，隨後是平庸單調的納德松，隨後是十足無能的阿普赫京，後來則越來越混亂，出現了不可勝數的蹩腳詩人，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詩，也不知道他們寫的東西是什麼意思，又是為什麼而寫的。 另一個驚人的例子是英國的小說家們。從偉大的狄更斯，始而降低到喬治·艾略特，繼之是薩克雷。從薩克雷到特羅洛普，再後來就開始出現吉卜林、霍爾·凱恩和賴德·哈格德之流的不屑一顧的贗製品。美國文學中的例子更為驚人：在偉大的群星——愛默生、梭羅、洛威爾、惠蒂埃等人之後一切突然中斷，出現了裝幀華麗、附有漂亮插圖的長篇和短篇小說，但這些作品因為缺乏任何內容而不堪卒讀。 當代有教養的群氓愚昧無知到這樣的程度，以至認為古代的和十九世紀的所有真正偉大的思想家、詩人、小說家都過時了，已經不能適合現代人的高級和精緻的要求了。他們或是以藐視的態度，或是帶著寬容的微笑來看待這一切。如今尼采的不道德、粗魯、傲慢、前言不對後語的廢話被當作哲學的最高成就；由詩格和韻腳聯綴起來的形形色色的頹廢派詩歌那些毫無意義的、人為做作的文字堆砌被當作第一流的詩歌，包括作者在內誰也不知道意義何在的劇本在所有劇院裡上演，而冒充藝術作品的、既無內容又無藝術性的長篇小說則印行並銷售數百萬份。 「我應該讀些什麼來彌補我所受的教育的不足呢？」畢業於高等院校的男女青年問道。 提出同樣問題的還有已經學會閱讀和理解讀物內容的平民出身、尋求真正教育的人。 為了回答這樣一些問題，光是向傑出人物提出他們認為哪一百種書是最好的這種天真的問題當然是不夠的。 我們歐洲社會中存在的、為大家所默認的做法，即把所有的作家分成一流、二流、三流諸等級，分成天才的、綽有才華的、有才華的和一般好的，同樣無濟於事。這樣區分不僅無助於真正理解文學的價值，無助於在多如牛毛的壞書中尋找好書，反而更加礙事。更不用說這種等級劃分本身往往不可靠，其所以能夠保持至今，無非因為這樣劃分為時已久，並且為大家所接受。即使不談這一點，這樣的劃分也是有害的，因為被認為是第一流的作家也有很差的作品，而最末流的作家的某些作品卻十分出色。因此，一個人如果相信這種把作家分為等級的做法，並且相信第一流作家的一切作品全是好的，而三四流的或者默默無聞的作家的一切作品全是差的，那只能使自己的理解陷於混亂，只會喪失許多有益的和真正有教育意義的東西。 對於當代有教養階級中尋求教育的青年或者平民出身尋求啟蒙的人的最重要問題，能夠給以回答的只有真正的評論——不是目前存在的、蓄意讚美出名的作品、並依據這些作品而杜撰出為之辯護的含混不清的哲學和美學理論的那種評論，也不是耍些小聰明去嘲弄壞作品或異己陣營的作品的那種評論，更不是在我國過去和現在盛行的、旨在依照某幾個作家塑造的典型來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或者總是以文學作品為由頭來說出自己的經濟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那種評論。 在寫成的所有作品中應該讀什麼？能夠回答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的只有真正的評論，這種評論，正如馬休·阿諾德說的，目的在於向人們推薦並指出以往的和當代的作家的創作中的一切精華。 是否出現這種大公無私、不屬於任何黨派的、理解並熱愛藝術的評論，能否確立它的權威使之勝過金錢的廣告，——依我看來，這將決定下列問題如何得到解決，也就是，在我們的所謂有教養的歐洲社會裡，教育的最後光芒是趨於熄滅、不向人民大眾普及呢，還是會像中世紀復興過的那樣復興起來，並普及於現在沒受過任何教育的大多數人民之中。 波倫茨的這部卓越的長篇小說，正像淹沒在汪洋大海般的低劣出版物中的其他許多傑作那樣，在大眾中默默無聞，而那些毫無意義、渺不足道、甚至乾脆是極壞的文學作品，卻被反覆討論，始終得到讚賞，並銷售數百萬冊。由此我萌生這些想法，並利用這個我將來未必能夠再次遇到的機會把它們說了出來，哪怕是簡單地談談也好。 （1901） 陳燊 譯 〔據《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 * * [1]法語：勒內·巴贊的《垂死的土地》。按：巴贊（1853—1932），法國作家，法蘭西院士。《垂死的土地》發表於一八九九年。 [2]鄧南遮（1863—1938），義大利作家，作品具有濃厚的頹廢色彩。 [3]馬休·阿諾德（1822—1888），英國詩人，文學史家。 [4]霍爾·凱恩的《基督教徒》。凱恩（1853—1931），英國小說家，寫過多部小說。 [5]阿蘭度是法國一家化妝品公司。 [6]英語：皮爾斯肥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