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文論 ·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二十七 [……][1]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脫離了勞動，把這種勞動推到別人身上，他們心安理得地生活，深信自己能給人們帶來利益作為這一切的補償。[……] 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完全像古代祭司那樣，不加任何證明就說他們的活動對所有人是最重要、最需要的，如果沒有他們的活動全人類就要毀滅。他們斷言事情就是這樣，雖然除他們自己外，誰也不理解不承認他們的活動，雖然按照他們自己的定義，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藝術是不應以功利為目的的。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沉醉於他們所喜愛的工作，卻不關心人們會從這種工作得到什麼利益，而總是確信他們為人類做了最重要最需要的事。因此，當真誠的政治家承認自己活動的主要動機是個人打算，然而努力使自己儘可能更有益於勞動人民時；當工業家承認自己活動的自私性，然而努力使之具有公共事業的性質時；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卻不認為有必要以追求功利的意圖來粉飾自己，他們甚至否定功利的目的——因為他們不僅深信自己的工作是有益的，甚至深信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原來，脫離自己的勞動並把勞動推給他人的這第三種人所製作的是勞動人民完全不理解的東西，這些東西在勞動人民看來分文不值，而且常常還是有害的。第三類人製作這些東西時只是為了自己高興，毫不考慮人們的利益，卻不知怎的深信他們的活動永遠不可或缺，沒有它勞動者就無法生活。 這些人脫離了自己生存必需的勞動，把它從自己身上卸下推到被這種勞動壓垮的人身上，他們享用這種勞動並斷言：他們那些不為他人所理解、又不為人們造福的工作，卻能贖回由於脫離自己生存必需的勞動並侵吞別人的勞動而帶給人家的全部禍害。[……] 三十二 在人類社會裡，分工從來就存在而且將來大概也會存在；不過，對我們說來，問題不在於現在和將來有分工，而在於，我們應該遵循什麼才能使這種分工合理。如果我們把觀察到的現象當作準繩，那麼我們就會因此拋棄了任何準繩；於是，我們會把在人們之間看到的、並覺得合理的任何分工都認作合理的；如今占統治地位的科學的科學也正導致這種看法。 分工！ 一些人從事腦力的、精神的活動，另一些人從事體力的、物質的勞動。這些人說得多麼充滿信心啊！他們願意這麼想，於是，他們就覺得在出現最普通的古老的暴力的地方，真的就產生了完全合理的相互服務。你，或者不如說你們（因為從來就要許多人來供養一個人），你們供我吃，供我穿，替我干我所需要而你們自幼干慣了的一切粗活，我將為你們做我所擅長而又已經干慣了的腦力勞動。你們給我物質食糧，我將給你們精神食糧。好像賬算得完全不錯，而且如果這種互相服務是自由的，如果那些供應物質食糧的人在得到精神食糧之前不必先提供物質食糧，這筆賬算得也會是完全不錯的。精神食糧的生產者說：為了我能給你們精神食糧，請你們供我吃，供我穿，替我清除我的垃圾。物質食糧的生產者卻不提出任何要求，就給了物質食糧，雖則他並未得到精神食糧。假定交換是自由的，那麼這些人和另一些人的條件會是相同的。科學家和藝術家說：在我們能開始以精神食糧為人們服務之前，需要人們給我們供應物質食糧。但是，為什麼物質生產者不能說，當我必須以物質食糧為你們服務之前，我需要精神食糧，而在尚未得到它時我就不能工作？你們說：為了製作我的精神食糧，我需要農夫、鐵匠、鞋匠、木工、石匠、金銀匠等人為我幹活。每個勞動者也會說：當我要去做工、為你們準備物質食糧之前，我已經需要精神食糧的果實了。為了有力量幹活，我需要宗教的教義，共同生活中的秩序，運用於勞動的知識，藝術給予的愉快和安慰。我無暇去制定自己的關於生活目的的學說，請你們把它給我。我無暇思考一種共同生活的準則，使得正義不致受到摧殘，請你們把這種準則給我。我無暇研究機械學、物理學、化學、工藝學，請你們給我書籍，以指導我怎樣改進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工作方法、自己的住宅以及自己取暖和照明的設備。我無暇親自去創作詩歌、造型藝術和音樂，請你們給我這些生活所必需的刺激和安慰，給我這些藝術作品。你們說，假如你們沒有勞動者為你們負擔的勞動，你們就不能從事重要的並為別人需要的你們的事業，而我則說，——勞動者會說——假如我沒有宗教的和符合我的理智和良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管理的指導，以保障我的勞動，沒有知識方面的指點以減輕我的工作，沒有藝術所給予的愉快以提高我的勞動效益，我也不能從事同樣重要的和你們需要的我的事業。迄今為止，你們作為精神食糧提供我的一切不僅對我無用，我甚至不能理解這對誰會有什麼用處。在我還未得到那種適合於我、也適合於每一個人的食糧之前，我不能用我所製造的物質食糧供你們食用。假如勞動者這麼說，那又怎麼辦呢？而且，假如他這麼說，這也並不是玩笑，而只是普普通通的公道話。要是勞動者只是這麼說，在他那邊的道理，要比腦力勞動者這邊的多得多。道理之所以更多地在他那邊，是因為體力勞動者所提供的勞動，比之腦力勞動者的勞動更為重要，更為必需，也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妨礙腦力勞動者將他許諾給體力勞動者的精神食糧給他，而體力勞動者呢，因他自己還缺乏物質食糧，這就妨礙他提供這種物質食糧。 假如對我們提出這樣簡單而又合理的要求，那麼我們腦力勞動者又該怎樣回答呢？我們用什麼來滿足這些要求呢？假如以菲拉列特[2]的教理問答、索科洛夫[3]們的神聖歷史和各個修道院和伊薩克大教堂[4]的典籍來滿足他的宗教方面的要求；假如以法典和各個司局的上訴判決以及各種委員會和特設委員會的章程來滿足秩序方面的要求，假如以光譜的分析、銀河的測量、假想幾何學、顯微鏡研究、招魂術和降神術的爭論、科學院的活動來滿足知識方面的要求，那麼又以什麼來滿足他的藝術方面的要求呢？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以法國沙龍和畫裸體女人、綾羅、天鵝絨、風景和風習的我國藝術家的繪畫，以瓦格納或者晚近的音樂家們的音樂嗎？這些都毫無用處，也不可能有用處，因為我們依仗自己的權利去享用人民的勞動而不承擔任何義務，在製作精神食糧時完全忽視了我們的活動所應負的唯一使命。我們甚至不知道勞動人民需要什麼，我們甚至忘記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他們的語言，甚至忘掉了勞動人民本身，我們忘掉了他們，並且把他們當作某種民族學奇珍或新發現的美洲來加以研究。 就是這樣，為了要求物質食糧，我們負責提供精神食糧；但是，由於這種假想的分工，（按照假想中的分工，我們不僅可以先吃飯後製作，而且可以世世代代不幹活但吃得香甜可口。）我們為報答人民對我們的供養而製作的，只是一些依我們看來有益於我們，有益於科學和藝術的東西，但對於我們以提供精神食糧為藉口而侵吞其勞動成果的那些人卻既不適用，又難理解，甚至像林堡的乾酪一樣令人討厭。我們忘乎所以，以至忽視自己承擔的義務到了這樣的程度，甚至忘了我們是為了什麼而工作，甚至把我們負責為其服務的人民本身也當成我們的科學和藝術活動的對象。我們研究和描寫他們只是供自己娛樂和消遣，我們完全忘了我們必須為他們服務，而不是去研究他們，描寫他們。我們如此忽略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甚至沒有注意到，在科學和藝術領域裡我們負責要做的事，不是由我們，而是已經由別人做了，我們的位置原來已經被別人占了。原來當我們爭論的時候——像神學者爭論無垢受胎一樣——有時爭論有機體的自然產生，有時爭論招魂術，有時爭論原子的形式，有時爭論有機體的泛生論[5]，有時爭論原形質里還存在著什麼，以及其他等等的時候，人民依然需要他們的精神食糧。於是科學界和藝術界的窮途潦倒的人士，聽從一心只想發財的投機商的意旨，開始給人民提供、而且正在提供這種精神食糧。這樣，在歐洲四十年來，在我們俄國十年來已經發行了數以百萬計的各種書籍、繪畫和歌集，開設了遊藝場，人民既觀賞又歌唱，他們得到精神食糧，不過不是從負責提供這種食糧的我們這裡獲得的，而我們卻以自己似乎能夠提供的這種精神食糧為自己的懶散辯解，袖手旁觀。我們是不應該袖手旁觀的，要知道為自己辯解的最後一點理由也正從我們腳底溜走。我們有專門知識，我們有我們特殊的職能活動，我們是人民的頭腦。他們養活我們，我們則負責教育他們，只是因此我們才不勞動。我們教會了他們什麼，現在又教他們什麼呢？他們期待過幾年、幾十年、幾百年。而我們總在閒談，互相指教，互相悅娛，而對於他們，我們甚至忘得一乾二淨。我們忘記得如此乾淨，以至當別人去教育他們、悅娛他們時，我們連注意都沒有注意到。我們如此輕率地談論分工，很明顯，我們所說的我們帶給人民的好處，只不過是恬不知恥的託詞而已。 三十三 有過這樣的時代，當時教會指導我們世俗人們的精神生活；教會應許給人們以幸福，並以此為理由不參加人類為生存所作的鬥爭。教會這樣做，是放棄了自己的使命，人們也就背棄了它。毀掉教會的不是它的謬見，而是為教會服務的人藉助於君士坦丁[6]政權，取得了背離勞動法則的權利；他們的懶散和奢侈的權利產生了教會的謬見。自從有了這種權利，教會開始只關心教會，而不關心他們負責為其服務的人們。於是為教會服務的人就沉湎於懶散和腐化的生活。 國家曾擔起管理人類生活的責任。國家曾許諾給人們正義、安寧、富裕和秩序，並滿足其精神上和物質上的一般需要。為國家服務的人也因此不再參加人類為生存所作的鬥爭。國家的僕人，一旦有可能享用別人的勞動，也做了教會人士所做的事。他們開始以國家、而不是以人民為目標。於是為國家服務的人——從國王到下級官吏、公職人員，——不管在羅馬、法國、英國、俄國和美國，都沉湎於懶散和腐化的生活。於是人們不再信任國家：無政府主義已經自覺地以理想的面貌出現。國家之所以失去自己對人們的吸引力，只由於為它服務的人認為自己有權享用人民的勞動。 科學界與藝術界人士藉助於他們所維護的國家政權也這麼做。他們也為自己取得了懶散和享用他人勞動的權利，因此也同樣背棄了自己的使命。而且他們的謬誤之所以產生，同樣只是由於為科學和藝術服務的人提出錯誤地理解的分工原則，認為自己有權享用別人的勞動，並遺忘了自己所負使命的意義，從而不是把人民的利益，而是把科學和藝術的神秘的利益看作自己的目標，並且像他們的先驅者一樣，沉湎於懶散和腐化的生活，這種腐化生活，與其說是肉慾的，不如說是思想上的。 人們說：科學和藝術給予過人類許多東西。 這是完全公允的。教會和國家給予過人類許多東西，但這不是因為它們濫用自己的權力，不是因為為教會和國家服務的人放棄一切人所共有的為生存而勞動的永恆的責任，而是由於別的。 科學和藝術也同樣地給過人類許多東西，同樣不是因為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藉口分工而依靠勞動人民養活，而是由於別的。 羅馬共和國之所以強大並不是由於它的公民有可能淫佚腐化，而是由於公民中有勇士。科學和藝術也是如此。科學和藝術給過人類許多東西，但不是由於為它們服務的人以前偶爾有可能、現在則經常有可能使自己脫離勞動，而是因為有過一些天才人物，他們並不享用這些權利，而去推動人類前進。 科學家和藝術家階層以虛偽的分工為理由而要求享用別人勞動的權利，這就不能促進真科學和真藝術的成功，因為虛假不能產生真實。 我們看慣了養尊處優的、肥頭大耳或弱不禁風的我們腦力勞動的代表人物，以至看到科學家和藝術家去耕地或運糞，我們就覺得奇怪。我們仿佛以為，一切都會毀掉，他的全部智慧會在大車上抖得一乾二淨，他胸中孕育的那些偉大的藝術形象也會在大糞里弄得骯髒不堪；但是我們已經如此習慣於這一切，以至對於我們的為科學服務的人、亦即真理的服務者和導師迫使別人為他做他本人力能勝任的事，自己卻把一半光陰花在美食、抽菸、閒聊、恣意誹謗、讀報、看小說和看戲上，我們並不感到詫異；我們在小酒館裡、劇院裡、舞會上看到我們的哲學家時不以為奇，我們在獲悉那些悅娛和淨化我們心靈的藝術家們在酗酒、賭博、宿娼（如果不是更糟的話）等事情中度過一生時也不以為怪。科學和藝術是美好的事物，而正因為它們是美好的，就不該一定給附加上淫佚腐化而使之受到損害。我們所說的淫佚腐化也就是使自己擺脫一個人以勞動為自己和別人的生活服務的責任。科學和藝術推動人類前進。確實如此！但這並非因為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以分工為藉口，以言論、主要是以行動來教他人用暴力手段強迫人們貧窮和受苦，而使自己擺脫首要的和毫無疑義的人類義務——用雙手在人類與自然的共同鬥爭中從事勞動。 三十四 「然而，只有分工，只有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擺脫生產自己食物的必要性才有可能取得我們在現代看到的那種非同等閒的科學成就，——人們對此會這麼說。——如果大家都要耕地，那就不會有現代所達到的那些巨大成績，不會有那些擴大人對大自然的控制權的驚人成就，也不會有使人類智慧為之驚奇、使航海業得以鞏固的那些天文學的發現，也就不會有輪船、鐵路、令人驚嘆的橋樑、隧道、蒸汽機、電報、攝影術、電話、縫紉機、錄音機、電燈、天體望遠鏡、分光鏡、顯微鏡、三氯甲烷、利斯特[7]的繃帶、石炭酸。」 我不想逐一列舉現代如此引以自豪的一切事物。這樣的列舉成就和面對自己和自己功績的自我陶醉幾乎在每一份報紙和每一本通俗小冊子上都能看到。這種自我陶醉是如此層見疊出，我們的自我欣賞又是如此的不知饜足，以至我們真的相信科學和藝術從來沒有作出過現代這樣的成就。我們所有這些驚人的成就都應歸功於分工。因此又怎能不肯定這種分工呢？ 姑且假設當代取得的成就確實卓犖不凡而令人驚奇，姑且假設我們是特殊的幸運兒，生活在如此不尋常的時代。可是，我們不妨不立足於我們的自我滿足，而基於這些成就所維護的分工這一原則本身來評價這些成就。這一切成就十分出色，但特別不幸的是（這一點科學界人士也承認），迄今為止，這些成就不是使大多數人、即工人的境況有所改善，而是使其惡化。如果說工人可以不再步行而乘坐火車，那麼火車卻燒光了他的森林，從他眼前運走糧食，使他陷於近乎資本家的奴隸的地位。如果說，多虧蒸汽機和機器，工人能廉價買到不耐用的印花布，那麼這些蒸汽機和機器卻使得他不能在家裡幹活掙錢，從而陷入完完全全的工廠主奴隸的地位。如果說有並不禁止他使用的電報（從他的收入來說他是不可能使用的），那麼，正因為有了電報，他的任何產品看漲的時候，在他知道這種貨有銷路之前，資本家就以賤價從他眼前把它收購走了。如果說有電話、天文望遠鏡、詩歌、小說、戲劇、芭蕾舞、交響樂、歌劇、畫廊等等，那麼，工人的生活卻並沒有因此有所改善，因為由於同樣的不幸，這一切他都不能享用。所以，總的說來，迄今為止，這一切非同等閒的發明和藝術作品，即使沒有使工人的生活惡化，也決不會使其改善。這一點科學界人士也是同意的。因此，對於科學和藝術所達到的成就的實際情況問題，如果我們不是以自我陶醉，而是用分工所藉以為自己辯護的、是否有益於勞動人民那種尺度來衡量，那麼我們就會知道，我們還沒有可靠的理由可以那麼樂意地沉溺於自我滿足[……] 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只有當他們立志為人民服務，像他們現在立志為政府和資本家服務那樣，才能說他們的活動是有益於人民的。也只有當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以人民的需要為宗旨的時候，我們才能這麼說，但現在科學界和藝術界還不存在這樣的人。[……] 我們把無數人造就成偉大作家，並對這些作家作鞭辟入裡的分析，寫出堆積如山的評論，以及評論的評論，還有評論評論的評論；我們籌建了不少畫廊，細緻入微地研究不同的藝術流派；我們有聽不勝聽的交響樂和歌劇。然而，對於民間的壯士歌、傳奇、童話、歌謠，我們給增添了些什麼呢？對於人民我們創作些什麼圖畫、什麼音樂呢？在尼古拉大街[8]上有人為人民印製書籍和圖畫，在圖拉有人為人民製造手風琴，可是，無論哪一樁事業，我們都沒有參與。我們的科學和藝術的錯誤傾向最驚人最明顯地表現於就其任務本身來說似乎應該有益於人民的那些領域，這些領域由於錯誤的傾向卻是弊大於利。技師、醫生、教師、藝術家、作家就自己的使命來說似乎應該為人民服務，但情況又怎樣呢？由於現在的傾向，除了害處他們不能給人民帶來什麼。[……] 不過，這種錯誤傾向在任何方面也沒有像在藝術活動上看得如此清楚，因為這種活動就其意義本身而言是應該為人民享用的。科學還可以有自己的不太高明的藉口，說科學研究是為了科學，當科學為學者們深入研究之後，它也會為人民享用；而藝術，如果它真是藝術，就該為一切人享用，尤其應該讓為他們而創作的那些人享用。而我們的藝術的狀況驚人地揭露了藝術活動家們，表明他們既不願意、也不善於、又不可能有益於人民。 畫家為了繪製自己的偉大作品一定得有那麼大的畫室，它至少容納得下四十個細木工或鞋匠的勞動組合做工，而這些工匠目前在貧民窟里正凍得發僵、悶得要死；不僅如此，畫家還需要模特兒，服裝和遊覽。藝術研究院為了獎勵藝術，耗資數百萬元，都從人民那裡聚斂而來，而這種藝術作品卻被懸掛在大展覽館，既不為人民理解，又不為人民需要。音樂家為了表達自己的偉大思想，就一定得集合打白領帶或穿禮服的二百來人，耗資數十萬以演出歌劇。而這種藝術作品，即使人民在某個時候有可能享用，那麼除了莫名其妙和索然乏味之外，再也不會在他們心中引起別的感情。作家、文人似乎不需要布景和道具、畫室和模特兒、樂隊和演員；可就是作家和文人，且不說需要居住舒適和種種生活享受，為了製作自己的偉大作品，也需要旅行、宮殿、書齋，需要欣賞藝術、上劇院、去音樂廳和溫泉等等。如果他自己不會攢錢，還要給他津貼，讓他更好地寫作。而這些作品，雖則我們如此珍視，對人民說來仍然只是廢物，對他們毫無用處。 假如像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所希望的那樣，諸如此類的精神食糧供應者出現得更多，於是不得不在每個鄉村里建築畫室，設立樂隊，並以藝術界人士認為自己所必需的條件來供養這些作家，那就會怎麼樣呢？我認為，勞動者將會發誓，只要能不供養所有這些寄生蟲，寧願永遠不看圖畫，不聽交響樂，不讀詩歌和小說。 為什麼藝術界人士似乎不能為人民服務呢？須知在每個農舍里都有神像和圖畫，每個農民和村婦都唱歌，許多人有手風琴，人人都講故事，念詩，許許多多人會讀書。為什麼像鑰匙和鎖那樣互相依存的兩樣東西卻如此分離開來，甚至沒有結合的可能呢？假如您對畫家說，要他離開畫室、模特兒、服裝而去畫只值五戈比的小畫片，他會說，這等於拋棄他所理解的藝術。假如您對音樂家說，讓他拉手風琴，去教農婦唱民歌；對詩人和作家說，讓他們拋開自己的敘事詩、長篇小說，去寫作文盲們能懂的歌曲、故事、童話；他們會說您是瘋子。可是，如果這些人本來只是為了以精神食糧為那些養大他們、供給他們衣食的人們服務而使自己脫離勞動，結果卻把自己的責任忘得一乾二淨，以至失去製作人民適用的食物的本領，還把拋棄責任當作自己的優點，這不是極端的瘋狂嗎？ 對此人們會說：「可是到處都這樣。」現在確實到處都很不合理，而且只要人們繼續以分工和以精神食糧為人民服務的諾言為藉口去侵吞人民的勞動成果，到處仍然會不合理。只有當生活在人民中間又像人民一樣生活的人們，不提任何權利而以科學和藝術為人民服務，至於是否接受這些服務又聽任人民自願時，科學和藝術才能為人民服務。 三十五 要是說科學和藝術活動（指的是如今人們稱之為科學和藝術的這種活動）能促進人類進步，那就等於說，在一艘順流而下的船上那妨礙船前進的笨手笨腳的盪槳是在推動船前進。這樣盪槳只能阻礙它。所謂分工，亦即侵占別人的勞動，在當代已成為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活動的條件，實際上它過去是、現在還是人類進步遲緩的首要原因。 這方面的證明是，所有科學界人士都承認勞動大眾由於財富分配不合理無法享用科學和藝術成果。這種分配不合理不是隨著科學和藝術的成就而減少，反倒隨之增加。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假裝對這種不由他們作主的不幸情況深表遺憾。然而這種不幸的情況卻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因為這種不合理的財富分配正是由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所鼓吹的分工理論產生的。[……]那些自命為某個時代科學和藝術的代表人物的人士總是認為他們已經做出、正在做出，而主要的是，他們馬上就會做出驚人的奇蹟，而且除他們以外，無論過去或現在，別無任何科學和任何藝術。那些詭辯論者、經院哲學家、鍊金術士們、希伯來神秘哲學研究者、猶太教法典研究者以及我們的為科學而科學和為藝術而藝術的科學家和藝術家都持這種看法。 三十六 「可是科學，藝術！您否定科學和藝術，也就是否定人類賴以生存的東西！」人們經常這麼對付我——不是反駁，而是採用這種方法來不加分析地推翻我的論據。「他否定科學和藝術，他要人類回到野蠻狀態，幹嗎要聽他說同他談呢？」這是不公允的。我非但不否定科學和藝術，而且我正好是為了能有真科學和真藝術才說我所說的話；我正好是為了使人類有可能從他們（由於當代的錯誤理論）正在迅速墮入的不合理狀態中擺脫出來，才說我所說的話。 科學和藝術就像飲食、衣服一樣為人們所必不可少，甚至更為必需；但它們之所以這樣不是因為我們斷定我們稱之為科學和藝術的東西是必需的，而只是因為它們確實是人們所必需的。[……] 只要我們的工作還沒有被它為之而製作的那些人所樂於接受，它就不成其為科學、不成其為藝術。而迄今為止，它們還沒有被接受。 假如只有一些人被允許生產食物，而其餘的人都被禁止去生產，或者沒有可能生產食物，那麼，我以為，食物的質量就會下降。如果壟斷食物生產權的人是俄國農民，那麼，除了黑麵包、白菜湯、克瓦斯等，除了他們喜愛的、認為可口的，就不會有別的食物了。科學和藝術等人類的高級活動，在某一階層占有壟斷權的條件下，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區別只在於，物質食糧不會過分越出常規，麵包和白菜湯儘管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畢竟還可以吃；而精神食糧卻會有最大的偏差；有些人可以長期食用他們根本不需要的或有害的、有毒的精神食糧，可以自己用精神上的鴉片或精神上的酒精慢性自殺，並以這種食物提供給群眾。 我們的情況正是這樣。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有特權地位，因為在我們社會裡科學和藝術（在當代）不是全人類（無一例外）選拔自己的優秀力量來從事科學和藝術的整個合理的活動，而是壟斷了這種工作、自稱為科學家和藝術家的一小伙人的活動，這些人因此歪曲了科學和藝術的概念本身，喪失了自己使命的意義，只致力於娛樂自己的寄生蟲小集團，讓他們消愁解悶。[……] 在有真科學存在的地方，藝術總是它的表現。自有人類以來，人們就從表現各種各樣知識的整個活動中特別區分出一種主要的表現知識的活動——關於人的使命和幸福的知識的表現，這也就是狹義上的藝術。自有人類以來，就有一些人對人的幸福和使命的學說特別敏感和易於共鳴，他們用古斯里[9]和季姆班[10]、用圖畫和語言來表達自己和他人同誘使他們背離自己使命的各種欺騙作鬥爭，表達鬥爭中經受的苦難以及自己對善獲勝的希望，在惡獲勝時的絕望和意識到幸福來臨時的興奮心情。自有人類以來，真正的藝術，人們高度珍視的藝術，除了表現有關人的使命和幸福的科學外，別無其他作用。藝術從來就是、直到晚近以前都是為人生學說服務的，只有那樣它才為人們所高度珍視。但是關於使命和幸福的真正的科學一旦為一切率意妄想的科學所取代，作為人類重要活動的藝術也就蕩然無存了。 但是無論這是怎麼發生的，問題是，科學和藝術總是存在於人類生活之中，當它們實際存在時，它們為一切人所需要所理解。而我們雖然製作了某些我們稱之為科學和藝術的東西，但是我們所製作的竟是人們所不需要也不理解的。正因如此，不管我們所製作的東西如何美妙，我們沒有權利稱它們為科學和藝術。 三十七 [……]我們大家對科學和藝術活動都有簡單明了的定義，它排除一切超自然的觀念：科學和藝術承擔人類為各個社會或全人類造福的腦力活動。因此我們有權只把抱定這種宗旨並要達到這種目標的活動稱為科學和藝術。因此，如果科學家們想出刑事法、國家法、國際法等理論，想出新式的大炮和炸藥，藝術家們編出下流的歌劇、輕歌劇或者同樣下流的長篇小說，無論他們如何稱呼自己，我們都沒有權利把所有這些活動稱為科學和藝術活動，因為這種活動並非以造福各個社會或人類為目的，剛好相反，卻是貽害於人。 同樣，那些畢生老老實實從事微生物研究、天體現象和光譜現象研究的科學家，那些在勤奮地研究古代文獻以後去創作歷史小說、繪畫、交響樂和優美的詩歌的藝術家們，無論他們如何稱呼自己，——所有這些人，雖則盡心竭力，都不能稱為科學家和藝術家。首先，因為他們為科學而科學和為藝術而藝術的活動並非旨在造福人類；其次，因為我們看不到這種活動對社會和人類的福利的影響。至於他們的活動有時會給有些人帶來好處和愉快，正如一切事物都會給某些人帶來好處和愉快一樣，根據他們的科學定義，絕不能使我們有權承認他們是科學家和藝術家。 同樣，有些人想方設法用電力來照明、取暖和作為動力，或是發明新化合物，用以製造炸藥或鮮艷的油漆，有些人正確地演奏貝多芬的交響樂，在劇院演出，或是繪製出色的肖像畫、風俗畫、風景畫及一般圖畫，寫饒有趣味的小說，其目的都只是為富人消愁解悶，這些人無論如何稱呼自己，——他們的活動都不能稱為科學和藝術，因為這種活動，不像機體裡腦的活動那樣為整體謀福利，而是為個人的收益以及因發明創造而獲得的特權和金錢所驅使，因此這類科學、藝術活動也不能區別於任何其他謀求私利、增添生活樂趣的私人活動，諸如小飯館老闆、馬術表演者、時裝設計師以至妓女等的活動。無論這類、那類或第三類活動都不符合科學和藝術的定義，因為科學和藝術根據分工原則是承諾為全人類或全社會謀福利的。 科學給科學與藝術所下的定義是完全正確的，不幸的是，現在的科學和藝術活動並不符合這個定義。一些人乾脆製作有害的東西，另一些人製作的是無益的，第三類人則製作毫無價值而只適合於富人的。他們不做他們按照自己的定義負責要做的事，因此他們沒有多少權利可以自命為科學家藝術家，正如瀆職的墮落的僧侶沒有權利承認自己是上帝的真理的代言人。 不難理解，如今的科學界和藝術界活動家何以沒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們之所以不能完成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義務變成了權利。 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和藝術活動只有當它不知道權利、只知道義務的時候才能起良好作用。正因為它從來就是這樣，它的本質就是這樣，所以人類才這麼重視它。人們要是真正有志趣以精神工作來為別人服務，那他們在這一工作中就只會看到義務，就會不辭艱難困苦和自我犧牲去完成它。 思想家和藝術家永遠不像我們慣於想像的那樣安然高踞奧林匹斯山巔；思想家和藝術家必須和人們同痛苦，共憂患，以尋求解救和安慰。此外，他之所以感到痛苦和憂患，還因為他每時每刻總是驚惶不安，因為他原本可以解答、說出使人們獲得幸福、免除痛苦、得到安慰的話，可是他還沒有像應該做的那樣說、那樣描寫；他完全沒有解答、沒有說出，而明天，也許就晚了——他會死去。因此，痛苦、憂患和自我犧牲永遠是思想家和藝術家的命運。 能成為思想家和藝術家的不是那個在學校里接受教育（那裡似乎能造就科學家和藝術家，其實只能造就科學和藝術的毀滅者）、獲得畢業文憑和生活保障的人，而是那個很想不去思考不去表達鬱積的內衷但卻不能自已的人，其所以不能自已是因為內心的需要和他人的要求這兩種無法遏止的力量在吸引他。 腦滿腸肥、縱情享樂和自得自滿的思想家和藝術家是沒有的。真正為他人所需要的精神活動及其表現是人的最為艱巨的使命，是《福音書》中所說的十字架。具有這種使命感的唯一無可懷疑的標誌是獻身精神，是犧牲自己以表現人所天賦的為他人謀利益的力量。不經痛苦就不能產生精神果實。[……] 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藝術具有以下兩種不容置疑的特徵：第一種是內在特徵，即獻身科學和藝術的人不是貪圖利益而是以獻身精神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種是外在特徵，即他的作品是他為之謀幸福的一切人都能夠懂得的。 無論人們認為自己的使命和幸福是什麼，科學總是關於這種使命和幸福的理論，而藝術則是這種理論的表現。[……]在今天，真正的科學和藝術為神學和法學所取代，真正的藝術還為教會和政府的那些誰也不信、誰也不認真看待的儀式所取代，至於我們稱之為科學和藝術的東西，那不過是懶散的思想和感情的產品，旨在取悅同樣懶散的思想和感情。我們的科學和藝術不為人民所理解、也沒有對人民說什麼，因為它們根本無視於人民的幸福。[……] 我們的情況十分嚴重，可我們為什麼不予以正視呢？ 是清醒過來反躬自問的時候了。要知道，我們正像那些書呆子和法利賽人，高踞摩西的寶座，手持天國的鑰匙，自己不進去，又不讓別人進去。要知道，我們這些獻身科學和藝術的祭司是最要不得的騙子，比最狡猾、最墮落的祭司更不配占有我們的地位。要知道，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自己的特權地位辯護，因為我們靠欺詐占據了這個地位，又用謊言來維持它。祭司，我們的或是天主教的僧侶，無論他們怎樣腐化墮落，還有權利保持自己的地位，因為他們說，他們在教導人如何生活、如何得救。而我們這些科學界和藝術界人士卻挖他們的牆腳，向人們證明他們在欺騙，然後自己去占據他們的位置；但是我們並不教導人們如何生活，甚至認為這不需要學，卻吮吸民脂民膏，給自己的孩子們傳授希臘和拉丁的文法，為了讓他們也能繼承我們所過的寄生蟲生活。我們說：過去有等級，現在我們這裡沒有了。那麼今天，一些人和他們的孩子在幹活，而另一些人和他們的孩子卻不幹活，那又算是什麼呢？[……] （1886） 邵殿生 譯 〔據《列·尼·托爾斯泰論文學》，1955年，莫斯科版。〕 * * * [1]方括號內的句段為譯者刪節，以下同。 [2]菲拉列特〔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德羅茲多夫〕（1782—1867），莫斯科都主教，教會歷史家。 [3]德·帕·索科洛夫（生卒年不詳），《神聖歷史》的作者。 [4]伊薩克大教堂是十月革命前彼得堡最大的一座教堂（現仍在列寧格勒市中心），以彼得大帝誕日那天應追薦之聖徒伊薩克命名。 [5]泛生論是達爾文為解釋遺傳性的發生原理於一八六八年提出的抽象假說。泛生論認為，父母體的徵象及特性是藉助微芽傳給後代的，微芽由機體的所有其他細胞進入生殖細胞，並在新機體發育過程中形成細胞。 [6]君士坦丁大帝（約285—337），羅馬皇帝（從306年起），他信奉基督教，並開始把基督教定為國教。 [7]利斯特（1827—1912），英國外科學家，在外科實踐中採用防腐法（1867）。 [8]尼古拉大街（即今十月二十五日大街）是莫斯科市的一條古老的街道，因此處有一所尼古拉希臘男修道院而得名。俄國於十六世紀在這條街上建立了第一個印刷所。 [9]古斯里為俄國古代的一種弦樂器，類如中國古箏。 [10]季姆班為定音鼓之類的古代打擊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