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文論 · 關於民間出版物的講話

情況是這樣：很久以來，我記得總有三十來年了吧，就有這麼一些人專門為識字的普通老百姓寫作、翻譯和出版書籍，也就是說，專門為那些由於識字不多，由於所生活的環境，由於家境貧困而不能對書籍有所選擇，只能有什麼讀什麼的人出書。這樣的出版家從前就相當多，在農奴解放[1]之後更是大量湧現出來。這些著作者、翻譯者、出版者的人數隨著識字者人數的增加而逐年增多，其數量如今已十分可觀。民間讀物的著者、編者、出版者如今多如牛毛，可是和從前一樣，至今在貧苦百姓的讀者群和編者、出版者之間還沒有建立起正確的關係。和以前一樣，總使人覺得有點不對頭，儘管為老百姓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可還是感覺到這些書，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不應該是那個樣子，著者、編者、出版者都還沒有達到他們所想達到的目標，老百姓中間的讀者也還沒有得到他們想得到的書。 這件事難道就不能改進了嗎？ 我想，在談這件事可以怎樣努力改進之前，自己應該先好好地弄清楚這件事情本身和它所包含的內容。 毫無疑問，事情在於，一些有知識、有錢、滿肚子學問的人想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缺乏知識的人，而那些什麼知識也沒有或者知識極少的人在張著嘴等待任何知識，準備吞下別人給他的一切。看來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啊？有學問的人想同別人分享自己的所有物，這種所有物又不會因為分給別人而有所減少。看來只要有學問的人願意同人分享，飢餓的人就會滿意了。可是有知識的人傳授知識給別人這件事做起來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飽漢不知道應該給別人些什麼，一會兒試試這個，一會兒試試那個，而餓漢呢，雖然飢腸轆轆，卻把鼻子扭開，不要別人給他提供的東西。為什麼會這樣？我看只有三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飽漢並不想給餓漢吃東西，而是想以某種對飽漢有利的方式去影響餓漢。第二個原因是，飽漢不想把真正滋養他們的東西給予餓漢，而只給了一些連狗也不吃的殘羹剩飯。第三個原因是，飽漢其實根本不像他們自己想像的那麼飽，只不過是自滿而已，他們自己吃的東西也並不好。 出版民間書籍的各種嘗試至今總是不見成效，只有下述三個理由可以解釋。 至今一切已經出版和正在出版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書籍都可以分別歸入這三種理由名下。 有些書並不打算向老百姓傳授知識，而是想在他們身上激起一些由於某種緣故為出版者所希望的情緒。這包括所有二流、三流甚至第十流的宗教出版物——修道院的、伊薩克大教堂的、彼得修道院的、帕什科夫派[2]的、有益心靈的普及讀物等等。所有這些書籍並不傳授任何知識，也不引起讀者的興趣，原因正是在於它們的作者傳授的不是使他們產生某種情緒的那些原理，而是直接傳授這種情緒。帕什科夫派的出版物可以作為這種奇怪地離開目標、全然無益的刊物的最好樣版，例如，對垂死的人說：「上帝的血拯救了你」，於是他就高興起來，幸福地死去等等。這一類書籍的錯誤是，〈由閱讀《聖經》產生的這種或那種宗教情緒〉[3]只能由藝術作品來傳達，這關係到生命，而不是知識，知識倒是可以由書籍來傳達的。能由書籍傳達的只是教會神父們的聖書、宗教研究著作，而不是情緒。情緒只能由藝術作品來傳達。書籍必須是論說，或者是知識、信息的報導，或者是藝術作品。可這些書什麼也不是。它們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只是作者的某種往往是非常奇怪的情緒和認為這種情緒可以用信手拈來的詞句和形象來傳達的天真信念。顯而易見，餓漢怎麼也不願接受這種食物的代用品，這種代用品旨在使他們不知怎麼一來會產生一種新的、他們所不習慣的精神狀態。 另一類書籍，也是數量最多的一類，即殘羹剩飯，不適合飽漢吃，那就「給餓漢吧」。屬於這一類的首先是，所有普列斯諾夫出版社的出版物——《各種樂天派》，《伯爵奇遇記》[4]；其次是——有什麼理由不說真話呢——一切一切對於我們飽漢不中用的東西。要知道，這可不是開玩笑，人人都聽到過這樣的話：我幹什麼都不行，能不能試著給老百姓寫點東西呢？這一類讀物里有一些乾脆是在民間書籍貿易的流通中偶然落到民間的，但大部分卻是我們有意識地為老百姓寫的，就是說，由那些對於我們不中用，卻被認為對老百姓有用的人寫的。屬於這一類的有全部民間教育書籍，如各種故事和短篇小說，它們全都是由這樣一些人編寫的，這些人對自己非常了解，而別人也了解他們，知道他們對於我們是不中用的，而對於老百姓呢，不僅行，甚至還是上好的呢。對這一點我們如此習以為常，認為我們自己不吃的東西老百姓可以吃，以至許多人，包括我在內，並不覺察這種看法有多荒謬。對於我們這幾萬人不合適的東西，對於張大嘴巴坐待飲食的千百萬人倒是合適的。主要的問題還不在於數量，而在於，當我們認為這類食物不適合我們食用時，我們是處在什麼條件之下；當我們認為這類食物適合於他們時，他們又是處於何種條件之下？我們不承認這些殘羹剩飯，因為我們已經吃飽喝足。我們上過學，到處遊歷，懂得幾國語言，我們面前有各種書籍任我們挑選；即使我們吞下了一丁點兒有毒的東西，我們的體質也對付得了。可他們是很純真的，各式各樣的毒品——藝術式的謊話，形形色色的假貨，還有在邏輯上是錯誤的東西，落到了空空的胃裡。給他們沒事兒，行！一桶蜂蜜，只要加一勺柏油那樣糟糕的東西就會整個兒毀了，而關係到心靈的事情，這一勺柏油就更糟、更有毒了。記得阿維爾巴赫[5]有句話說得很好：對於老百姓，只有天地間最好最好的東西才適合他們。正好比對於孩子，只有最好最好的食物才是合適的。 第三種書籍是我們自己的食物，適合於我們這些腦滿腸肥的飽漢的食物，它們使我們發胖，但不是讓我們吃飽。當我們把它們提供給老百姓時，他們也是要掉過頭去的。這些書是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果戈理、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6]、托爾斯泰，再加上歷史學家們和宗教界的一批最新的作家寫的近五十年來的新書。我們吃這些東西，因此我們以為這就是真正的食物，而老百姓卻不要。這裡面有誤會。這就引起了我的主要的想法，所以要把這點講得詳細些。 情況是否向來如此，或者僅僅當代如此，可今天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們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很有學問，我們什麼都知道，遇到任何偉大思想家的名字不會或者很少會說不上話，也不會說上一句話來表示我們早就熟悉這位名人的成就，重複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東西是多餘的。可是我現在卻深信，如果兩個人在交談時提到蘇格拉底[7]，提到《約伯記》[8]，提到亞里士多德[9]，提到伊拉斯謨[10]（哪怕在前面還加上：鹿特丹的），提到蒙田[11]，提到但丁[12]、帕斯卡[13]、萊辛[14]，並繼續談下去，認為雙方都了解所提到的事，指的是人所共知的思想。然而，要是問問他們指的究竟是什麼，那麼他們無論誰都不會知道（這種情況我至少遇到過一千次）。我深信，在當代，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人練就了（特別是通過學校）一種本事，能對不知道的事情裝做知道，擺出一副樣子，似乎對我們以前人類的全部精神成果全都知曉；練就了一種本事，完全不必了解過去，只靠對目前人類的智力活動的點滴知識或者晚近——至多不過五十年間的知識活著。我們這些人練就了這樣的本事，能夠十足地不學無術卻裝出滿腹經綸的樣子。對於大思想家們的思想，我們知道的是經過十次、二十次縮小、改動的影子，我們對他們實在一無所知，甚至認為沒有必要知道。如今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15]，正如莫里哀[16]的那位冒牌醫生為自己辯護時所說的，肝原來不在它應該在的那一邊。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人極為關心的是，想知道上一個月寫了些什麼——歐洲某個或者某些我們心愛的作家或者學者寫了些什麼，我們以不知道譬如說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前寫的東西為恥，再早的我們就不管了。而且也不可能管，因為沒工夫。我們就像一個古怪的地理學家，可以去認真考察本鄉所有的小溪、小丘，而對於亞馬遜河以及世界上的各種河流和勃朗峰[17]卻了無所知，而自以為知道一切河流和山脈。我深信，我們以某些教育方法和文化把自己和整個廣袤的真正教育領域隔開了，而當我們在一個小小的魔法圈裡瞎折騰的時候，常常會花很大的力氣十分自傲地去發現那早已為航海者們發現的地方。我們變得可怕地無知。（不管說來多麼奇怪，有名無實的古典教育大大促成了這種情況。古典中學的學生，哪怕有一個是由於自己喜歡才去讀色諾芬[18]或西塞羅[19]，你就砍我的腦袋好了。學生們被迫吃八年的苦頭。） 我們之所以變得無知，是因為永遠不讓自己看到，任何科學只不過是研究人類所有的大智大慧者為了弄清真理而經歷的過程。有史以來就有卓越的大智大慧者，是他們把人類造就成今天這個樣子。這些智慧的高峰分布於幾千年的整個歷史過程。我們不了解他們，閉目塞聰，而只知道昨天和前天生活在歐洲的幾百個人所臆想出來的東西。如果確實如此，我們當然就是十分無知的了。如果我們確實無知，那麼，老百姓不願意接受我們所提供的我們不學無術的成果，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他們有純真的、正確的辨別力。 我們向老百姓提供普希金、果戈理，也不僅是我們這樣做，德國人提供歌德、席勒，法國人提供拉辛、高乃依、布瓦洛，好像他們是獨一無二的寶貝，可是老百姓不要。其所以不要，是因為那不是食物，而是餐末的甜食。我們藉以維持生命的食物不是它，而是全人類過去和現在賴以生存的所有那些理智的啟示，普希金、高乃依、歌德都是靠它長大的。如果說我們中間有誰是飽漢，那只是因為飽食了它，因為任何人，不光是老百姓，都只能靠它生活。 正是上面這種考慮產生我這篇議論的開頭，也就是怎樣來改進這件事，即有知識的人想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老百姓，而老百姓卻不接受。要想改進這件事就應該，第一，停止做既不需要而且有害的事。必須承認，靠書籍來傳達人民的某種情緒是不可能的。應該懂得，只有文藝，不問其目的如何，能傳達情緒，而那些既無理性，又不科學，也沒有藝術質量的說教的書，不僅無益，而且有害，會引起對書籍的蔑視。 應該承認，老百姓是同我們一樣的人，只不過他們人數比我們多，他們對待真理比我們要求嚴格，比我們敏感。因此，一切對於我們不十分好的東西，對於老百姓就是十足的壞東西了。 第三點，也是主要的一點，那就是應該承認，為了〈給予別人，就該知道，我們所給予的是好的，是需要的。應該承認，我們自己無知，我們本不該去教我們之外的某些老百姓，而是我們所有人都該學習，學得越多越好，大伙兒一起學，人越多越好。〉老百姓不接受我們的食物，比如茹科夫斯基、普希金，還有屠格涅夫，說明這食物——不說它壞，也是不十分必需的。我們有好的食物，那曾經使我們吃飽了的食物，把這個給老百姓，老百姓會要的，如果沒有這樣的食物，那就讓我們去獲得吧。一切失敗都來自觀念混亂：老百姓和我們——我們不是老百姓，而是知識分子。這種區別並不存在。我們大家，從勞動農民到洪堡[20]，毫無區別地都只有一部分知識。這個人知識多些，他就更覺得知識不夠。那個人不覺得知識不夠，他的知識就少些。人和人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一些人得到的知識多一些，另一些人得到的少一些。 應該找到那最必需的食物。如果我們找到了它，那麼任何一個餓漢都會要它。但是我們飽食過度，以至難於從我們所有的一大堆食物中挑出最必需的。於是，這一選擇得由餓漢來作。他不會出於任性而拒絕真正的食物。要是他接受，那一定是真正的食物。然而這種食物我們很少，因為我們自己也貧乏。我們忘記了所有把我們養大的食物，一切最必需的食物，而只靠餐末的甜食果腹。讓我們來尋找它吧。如果我們承認自己無知，我們就會懂得，我們本不該去教我們之外的老百姓，而是我們大家全都應該學習，學得越多越好，越是大伙兒一起學越好。首先讓老百姓和非老百姓，知識分子這種人為的區分消失（這種區分並不存在，我認識的識字的農民毫無疑問都比大學的學士們更善於學習），不要在小教室里跟小老師學習，而要大伙兒一起在千百萬人的大教室里跟隨自古以來的偉大導師學習，不要去教小課堂里十來個訓練有素的大學生，而是去教千百萬的讀書大眾。這種教學的普及性，才是教學的實質性的主要保證，才是鑑別一切虛偽的、非天然的、短暫的東西的試金石。 教和學？該怎麼教，怎麼學？ 〈首先，互相交流往昔那些大智大慧者們所有的思想和知識，用大家聽得懂的語言講解他們的著述。〉 所有同意這個看法的人，讓我們聚集在一起，我們要各自在自己最熟悉的領域裡講授這些人類智慧的偉大著作，是這些著作把人類造就成今天的樣子。讓我們聚集在一起，去把這些著作收集起來，加以選擇，分類，並出版吧。 （1884） 邵殿生 譯 〔據《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 * * [1]指一八六一年俄國廢除農奴制。 [2]帕什科夫派，十九世紀末俄國福音派基督徒中的一派，因當時的領導人B.A.帕什科夫而得名。 [3]此處及下文括入〈 〉號的字句是原稿中刪去的。 [4]普列斯諾夫出版社出版的粗淺的民間通俗讀物。 [5]別爾托利德·阿維爾巴赫（1812—1882），德國作家，著有寫民間生活的短篇小說。 [6]上列六人是托爾斯泰的前輩或同時代的著名詩人和作家。 [7]蘇格拉底是公元前古希臘哲學家。 [8]《約伯記》是《聖經》中的一卷書。 [9]亞里士多德是公元前古希臘哲學家。 [10]伊拉斯謨（約1466—1536），荷蘭人文主義學者，《新約全書》希臘文本編訂者，北方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人物。 [11]蒙田（1533—1592），法國思想家、作家。 [12]但丁（1265—1321），義大利大詩人。 [13]帕斯卡（1623—1662），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篤信宗教的哲學家、散文大師。 [14]萊辛（1729—1781），德國古典文學的奠基人。 [15]法語：我們使這一切都變了樣。 [16]莫里哀（1622—1673），法國喜劇作家。 [17]勃朗峰，西阿爾卑斯山的山匯和頂峰，西歐最高峰。 [18]色諾芬（約公元前436—約公元前354），古希臘作家、歷史學家。 [19]西塞羅（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羅馬政治活動家、演說家、作家。 [20]威廉·洪堡（1767—1835），德國語文學家、哲學家、國務活動家、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