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文論 · 就《戰爭與和平》一書說幾句話

在這部作品上我已經花費了最佳生活條件下的五年不間斷的、專心致志的勞動。當它付印時，我想在它的序言裡談談我對它的看法，免得讀者產生種種疑問。我希望讀者不會在我這本書中看到或者去尋找我不願或者不能表達的東西，而是把注意力放到正好是我想表達卻又不便細敘（由於作品的情況）的地方去。無論是時間還是我的能力都不允許我充分實現我原來的意圖，現在我利用專門的刊物的殷殷盛意，在此向那些可能感興趣的讀者談談作者對自己的作品的看法，哪怕既不充分又很簡短也罷。 （一）《戰爭與和平》究竟是什麼？這不是長篇小說，更不是敘事詩，更更不是歷史演義。《戰爭與和平》是作者想要而又能夠在它藉以表現的這種形式中表現出來的東西。作者如此聲稱，全然不顧藝術散文作品中約定俗成的形式，倘若是故意為之，而又沒有先例，那就顯得過於自負了。俄羅斯文學史，從普希金時代以來，非但提供了這種背離歐洲形式的許多例子，甚且沒有給我們一個相反的例子。從果戈理的《死魂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在近代俄羅斯文學中，沒有一部稍稍出色的藝術散文作品是長篇小說、敘事詩或者中篇小說的形式所能完全容納的。 （二）當本書第一部分發表時，有些讀者對我說，在我的作品裡，時代的特徵不夠明確。對此責難我將作如下的答辯。我知道人們在我的小說里找不到的時代特徵是什麼，那就是農奴制的種種可怕現象，如監禁妻子，鞭打成年的兒子，薩爾蒂契哈[1]等等。存在於我們觀念中的那個時代的這種特徵，我並不認為是確實的，也不願意加以表現。我研究過一些書信、日記和傳說，並未發現這種暴行較之目前或任何時候我所看到的更為駭人聽聞。在那個時代，大家同樣地在愛，在妒忌，在探求真理和美德，同樣有種種癖好，同樣過著智力和道德的生活，有時甚至比當代的上流人士更文雅些。如果說在我們的觀念里形成了當時的特徵是專橫和粗暴的見解，那無非是因為通過傳說、回憶錄、故事和小說流傳至今最多的是強力和暴行的突出事件罷了。斷言當時的主要特徵是暴行，是不公正的，正如一個人從山那邊只望見一些樹梢就斷言這個地方除了樹木以外別無其他一樣的不正確。那個時代自有它的特徵（正像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徵一樣），它來自上層和其他階層的異常疏遠，來自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哲學，來自教養的特點，來自使用法語的習慣等等。這種特徵正是我盡力加以表現的。 （三）在俄國作品中使用法語的問題。為什麼在我的作品裡，不僅俄國人，就是法國人也部分地說俄語，部分地說法語呢？責難俄國書中的人物說法語寫法文，正像有人看畫時，發覺它上面有些黑斑（陰影）是現實中所沒有的而加以責難一樣。畫家畫在人臉上的陰影被看成現實中所沒有的黑斑，過錯不在於畫家。只有當這些陰影畫得不對或者畫得潦草時，他才是錯的。在刻畫本世紀初那個時代，描繪直接參與當時生活的某一上流社會的俄國人、拿破崙以及法國人時，我情不自禁地過分醉心於這種法國思維方式的表現形式。因此，我不否認我所畫的陰影也許畫得不對，畫得潦草，但願那些因拿破崙時而說俄語時而說法語覺得十分好笑的人能夠知道，他們之所以這樣感覺，只因為他們就像那個看肖像畫的人看到的不是臉上有光和影，而是鼻子底下有黑斑。 （四）人物的名字：博爾孔斯基、德魯別茨科伊、比利賓、庫拉金等等，使人想起某些俄國的姓氏。拿非歷史人物同其他歷史人物並列時，要是讓拉斯托普欽伯爵同普龍斯基公爵、斯特列利斯基，或者同任何其他冠有虛構出來的雙姓或單姓的公爵或伯爵說話，我覺得是不順耳的。博爾孔斯基或德魯別茨科伊，雖則既非沃爾孔斯基，又非特魯別茨科伊，在俄國貴族們聽起來卻頗熟悉和自然。我既不能為所有的人物一一擬出我覺得並不刺耳的姓名，如別祖霍夫、羅斯托夫，又不能用別的方法迴避這個困難，只能隨手拈來俄國人十分熟悉的幾個姓氏，略略改動其中幾個字母。如果虛構的名字同真實的名字相似，使人以為我要描寫這個或那個真實的人，那我將感到非常遺憾，尤其因為那種只寫現時實際存在或過去曾經存在的人物的文學活動同我所從事的文學活動毫無共同之處。 阿赫羅西莫娃和傑尼索夫是僅有的兩個人物，我無心地給了他們近似當時上流社會兩個特別有代表性的可愛的真人的名字。這是我的過錯，原因是這兩個人物太有代表性了，不過我只錯在安排了這兩個人物。讀者大概會同意，在這兩個人物身上並沒有發生過任何同現實相似的事情。其餘的人物則全是虛構的，就是對我來說也沒有來自傳說或現實的明確的原型。 （五）我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同史學家的敘述的分歧。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無法避免的。史學家和藝術家在描述歷史時代時，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目標。史學家在表現歷史人物時，倘若罄盡其完整性及其在生活各方面的關係的全部複雜性，他就做得不對。同樣，藝術家在描寫人物時，如果總是從其歷史意義著眼，他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庫圖佐夫並不總是拿著望遠鏡指點敵軍，馳騁白馬。拉斯托普欽也不總是手持火把，[2]去沃龍佐夫大廈縱火（他甚至從未做過此事），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皇后也不總是身披銀鼠皮斗篷，手扶在法典上站著。而在人民的想像中，他們卻是這樣的。 對於史學家，就人物為某一目的所起的促進作用而言，是有英雄的。對於藝術家，就人物符合於生活的一切方面來說，不可能也不應該有英雄，應該有的是人。 史學家有時必須稍稍扭曲真實，把一個歷史人物的全部行動歸結為一種思想，這種思想是他加給這個人物的。藝術家剛好相反，認為思想的單一性不適合於自己的任務，他努力了解並描寫的不是著名的活動家，而只是人。 在事件本身的描述上，差異更為明顯，更為重要。 史學家所涉及的是事件的後果，藝術家所涉及的是事件的事實本身。史學家在描述戰役時說，某軍左翼曾向某村挺進，擊退了敵人，但被迫撤退，於是騎兵投入戰鬥，將其擊潰……等等。史學家不能有別的說法。而對藝術家說來，這些話毫無意義，甚且沒有觸及事件本身。藝術家或是憑自己的經驗，或是根據書札、回憶錄和人們的口述，得出自己對所發生的事件的概念，而史學家能作出的關於某軍的行動的論斷（以戰役為例）常常與藝術家的論斷正好相反。由於各自取材的來源不同，所得的結果也就不同。對史學家說來（我們仍以戰役為例）主要的來源是個別的將領和統帥。藝術家卻不能從這些材料來源得到什麼東西，這些材料對於他並沒有說出什麼，也沒有說明什麼。不僅如此，藝術家還因為發現其中難免有謊言而避開這些材料。不消說，在每個戰役中，敵對雙方所作的描述幾乎總是全然相反。對每一個戰役的描述總免不了有虛假成分，因為要以寥寥數語來描寫數以千計的人的活動，而這些人又分布在數里以內，處於恐怖、恥辱和死亡的極其強烈的神經刺激之下。 在戰役的描述里，通常寫的是某軍被調去進攻某據點，後來又奉命撤退等等，仿佛認為，在練兵場上使千萬人服從於一個人的意志的那種紀律，在進行生死搏鬥的地方也會起同樣的作用。任何一個人，只要參加過戰爭，就會知道這是多麼的不正確，[3]然而這種假設卻是作戰報告的基礎，對戰爭的描述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會戰以後，在作戰報告尚未寫成之前，如果你立即，甚至是第二、三天去巡視全軍，向所有的士兵和上下級軍官詢問戰役的經過，他們會對你講這些人感受到了什麼，看到了什麼，在你心中就會形成一種宏偉、複雜、極其多樣而又隱晦、模糊的印象，你從任何人，甚至統帥那裡都無法打聽到全部戰役的經過。但是兩三天以後，他們開始呈遞報告了，誇誇其談的人開始敘述他們並未看到的事情如何如何，最後形成一份總報告，根據這份總報告又形成全軍的共同見解。人人都因拋掉自己的懷疑和問題來換取這種虛假、但卻明了而且總是使人感到光榮的看法而輕鬆愉快。再過一兩個月，假如你去詢問參加會戰的人，你從他的口述里就感覺不到先前有過的原始的生動的材料了，他是根據報告來講的。許多身經波羅底諾戰役而又健在的有頭腦的人都是這樣向我講述這次戰役的。大家都說得一模一樣，大家都是依照米哈伊洛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4]，依照格林卡[5]和其他人的不真實的敘述，連細節也是分毫不差，雖則這些敘說者當時彼此相距若干里路。 塞瓦斯托波爾陷落以後，炮兵司令克雷讓諾夫斯基把各稜堡的炮兵軍官的報告送給我，要我用這二十多個報告編成一份報告。很遺憾，我當時沒有把這些報告抄錄下來。這是那種天真的、無法避免的軍事上的謊言的最好範例，而報告就是根據這些謊言編寫的。我認為，當時編寫這些報告的我的同事，許多人在讀到這些文字，並回憶起他們是如何遵照上級的命令寫出他無法了解的事情時，都會為之失笑。經歷過戰爭的人都知道，俄羅斯人在戰爭中如何勝任自己的工作，卻又如何不善於用這種工作中無法避免的誇張的謊言去描述它。大家都知道，在我們的軍隊中，這種寫報告寫情報的工作多半是由我們的異族人擔任的。 我談這些是為了指出，戰史家用作材料的戰爭記述中含有謊言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藝術家同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理解經常有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的史學家那裡，除了歷史事件的敘述不可避免地不真實以外，我還碰到（大約是因為我習慣於把事件分門別類，簡要地加以表達，並適合於事件的悲劇色彩）特別的誇張的方式，其中虛假和歪曲常常不僅涉及事件，而且涉及對事件意義的理解。在研究有關那個時代的兩部重要史籍——梯也爾[6]和米哈伊洛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時，我常常感到困惑不解，這些書怎麼能夠出版而且有人閱讀。且不談他們以嚴肅認真、意味深長的口吻援引材料來敘述同一事件卻彼此全然矛盾，當我在這些史學家的著作里看到這樣一些敘述，想到這兩部書是那個時代的絕無僅有的文獻，擁有千千萬萬的讀者時，真是啼笑皆非。我只從著名史學家梯也爾的書里引用一個例子。當他敘述拿破崙隨身帶來的假紙幣時，他寫道： Relevant I』emploi de ces moyens par un acte de bienfaisance digne de lui et de l』armée française ，il fit distribuer des secours aux incendiés.Mais les vivres étant trop précieux pour être donnés longtemps à des étrangers，la plupart ennemis，Napoléon aima mieux leur fournir de l』argent，et il leur fit distribuer des roubles papier.[7] 這一段抽出來看，令人吃驚，雖不能說不道德到極點，實在是無聊到了極點。可是從全書來看，它卻並不令人驚異，因為完全符合於總的誇張、莊嚴但卻沒有任何實際涵義的語調。 總之，藝術家和史學家的任務截然不同，在我的作品裡對於事件和人物的描述與史學家有分歧也是不應該引起讀者驚異的。 然而，藝術家不應該忘記，民間形成的有關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概念，並非根據幻想，而是根據史學家所能收集到的歷史文獻。因此，藝術家在理解和表現這些人物和事件時雖有所不同，但應該像史學家那樣以史料為依據。在我的小說里，凡是歷史人物說話或者行動之處，我都不是虛構，而是利用材料，這些材料在我寫作小說的期間積成整整一個書庫，它們的書目我認為沒有必要抄錄在這裡，但我隨時可以引證。 （六）最後一點，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想法，涉及所謂的偉大人物在歷史事件中所具有的那種依我看來是很小的作用。 在研究如此富於悲劇性、重大事件如此繁多、與我們那麼接近而又留下那麼多形形色色有關它的傳說的這個時代時，我得出一個明確無疑的結論：發生那些歷史事件的原因是我們的頭腦無法了解的。要是說（這在大家看來是再簡單不過的）一八一二年事件發生的原因在於拿破崙的侵略本性和亞歷山大·帕夫洛維奇皇帝的堅定的愛國主義，那就像說羅馬帝國崩潰的原因是某個野蠻人率領自己的各部族西侵和某個羅馬皇帝治國昏庸無道，或者說一座被挖倒的大山之所以崩塌是由於最後的一個工人用鐵鍬挖了一下，都是荒謬的。 一個有數百萬人互相廝殺，傷亡人數高達五十萬的事件，不可能起因於一個人的意志，正像一個人不可能單獨把山挖倒，一個人也不可能迫使五十萬人死亡。然而原因究竟是什麼呢？一些史學家說，原因是法國人的侵略本性，俄國人的愛國主義。另一些史學家說是拿破崙的大批人馬到處散布的民主因素，是俄國同歐洲發生聯繫的必然性等等。但是，數百萬人何以會互相廝殺，又是誰在指使他們這樣干呢？仿佛人人都明白，誰也不會因此生活得好些，大家反會因此受苦受難，他們又為什麼這樣干呢？人們可以而且正在作出多得不可勝數的結論來闡明這一毫無意義的事件的原因。可是，各種說法有這麼多而它們又都符合同一目的，只能證明原因太多太多，因此任何一個原因都不能叫做原因了。 為什麼數百萬人互相廝殺呢，雖則自開天闢地以來大家都知道無論在肉體上還是精神上這都是壞事？ 原因是非這樣做不可，人們這樣做，就是在實現那個自發的動物性的法則，如同蜜蜂在入秋前互相殘殺，雄性動物互相殘殺都是遵循這個法則。對於這個可怕的問題不可能有別的答案。 這個真理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人身上沒有另外一種感情和意識使他相信，他在完成任何行動的任何時刻都是不受約束的，那麼這個真理對於每一個人說來還是極其合乎天性的，因而無須加以證明。 從一般的觀點來觀察歷史，我們無疑會確信事件所遵循的亘古不變的法則。而從個人的觀點來看，我們就會相信相反的東西。 殺害別人的人，下令渡過涅曼河的拿破崙，您和我，在遞上申請分派職務的報告、舉起手和放下手的時候，我們全都深信不疑地認為，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是基於合乎情理的原由和我們的隨心所欲，我們這樣或那樣做全由我們決定，而且這種信念是如此牢固地為我們每個人所秉有，為我們每個人所珍視，以致我們不顧歷史的根據和罪行的統計（它們使我們深信，他人的所作所為是不由自主的），把我們的自由意識擴大到我們的一切行為上。 矛盾似乎是無法解決的。當我做一件事的時候，我深信我是隨心所欲的。當我從我的行為參與了人類共同生活的這個角度（即從它的歷史意義方面）來觀察它的時候，我又深信，這個行為是註定了的，不可避免的。錯誤出在哪裡呢？ 人追溯往事，能在剎那間把一連串臆想中的自由推論安到既成的事實上去（這一點我準備在別的地方作更為詳盡的陳述）。對這種能力所作的心理學觀察證明，認為人在完成某一類行為時是本乎自由的意識的假設乃是錯誤的。可是，同樣的心理學觀察證明，還有一類行為，人在完成它們時自由的意識不是因回憶過去而來，乃是霎時出現的，確切無疑的。只要一個行動僅僅涉及我一個人，無論唯物主義者說什麼，我無疑可以這樣行動或者不這樣行動。我現在毫無疑問只根據我個人的意志舉起了手，又放下了手。我現在可以停止寫作。你現在可以停止閱讀。我現在可以毫無疑問只憑我個人的意志毫無阻礙地在心裡想到美國，或者想到任何一個數學問題。我可以為了試一試自己的自由向空中舉起一隻手，又使勁地甩下來。我這樣做了。可是如果我旁邊站著一個孩子，我在他頭上舉起一隻手，想要同樣使勁地往他身上甩下手來，我就不能這樣做。如果有一隻狗撲向這個孩子，我就不能不舉手打狗。我在前線就不能不跟隨團隊行動。在戰役中我不能不隨著自己的團隊一起進攻，當周圍的人都跑時我也不能不跑。當我站在法庭上作為被告的辯護人時，我就不能停下來不說，也不能不知道我將要說什麼。有人向我的眼睛打過來時，我就不能不眨眼睛。 總之，存在著兩種行為。一種取決於我的意志，另一種不取決於我的意志。而矛盾之所以產生，是由於這樣的一種錯誤，即我把自由意識（它理所當然地伴隨著任何關係到我、關係到最最抽象的我的存在的行為）錯誤地搬到了我和別人共同完成的、取決於別人的個人意願和我的個人意願不謀而合的行為上來。明確自由和依賴性的界限是極其困難的，確定這種界限乃是心理學上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課題。然而，只要觀察一下表現出我們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依賴性的條件，就不能不看到，我們的活動越是抽象、從而與旁人的活動越少牽連，它就越是自由；反之，我們的活動與旁人牽連越多就越不自由。 在與旁人的牽連中，最強有力，最難割斷，最叫人難受而又最為經常的，就是所謂對別人的統治權，這種權力就其真實意義來說，只不過是對別人的最大依賴。 無論我的這種看法是錯是對，由於我在寫作過程中對此深信不疑，我描述一八〇五、一八〇七、尤其是一八一二年（命運的規律在這一年表現得最為突出）[8]的歷史事件時，自然不可能賦予那些人的作為什麼意義，他們覺得自己在支配著事件，其實與事件的所有其他參加者相比，他們在這些事件中能夠作出的自由的活動卻最少。這些人的活動之所以使我感興趣，只因為它是說明那個命運的規律的例證，我深信，是命運的規律支配著歷史；也因為它是說明心理的規律的例證，是心理的規律使人在完成最不自由的行為時到自己的想像中去偽造一連串追溯過去的推論，以便向自己證明自己是自由的。 （1868） 陳燊 譯 〔據《列·尼·托爾斯泰論文學》，1955年，莫斯科版。〕 * * * [1]薩爾蒂契哈是十八世紀一個俄國女地主的綽號，以殘酷虐待農奴而聞名。 [2]拉斯托普欽是《戰爭與和平》中的人物，當時任莫斯科城防總司令。拿破崙進入莫斯科時，莫斯科發生大火，一說是拉斯托普欽縱火燒的。事見《戰爭與和平》第3卷第3部，第26章。 [3]在我的第一部分〔指《戰爭與和平》的第一部分〕和申格拉本戰役的描述發表後，有人向我轉告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穆拉維約夫-卡爾斯基有關這一段戰役描述的意見，他這些話向我證實了我的信念。總司令尼·尼·穆拉維約夫的意見是，他從未讀過比這更忠實的戰役描寫，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深信，在會戰時要執行統帥的命令是不可能的。——作者注。 [4]指米哈伊洛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所著《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記》。 [5]指謝爾蓋·格林卡的《一八一二年札記》。 [6]路易·阿道爾夫·梯也爾（1797—1877），法國反動的政治活動家和史學家。 [7]法語：為了以無愧於他和法國軍隊的身份的慈善事業的名義來補償這些費用，他命令給遭受火災損失者以補助。但由於食品過分昂貴，不可能長期供應異國人、而且大都是懷有敵意的人，因此，拿破崙更樂於分給他們以錢幣。於是他就發行了紙盧布。 [8]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描寫一八一二年的作家都在這次事件中看到了特殊的、在劫難逃的東西。——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