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文論 · 《戰爭與和平》序

（初稿） 在發表這部作品的開頭部分時，我並不許諾要繼續寫下去，或者要寫完它。我們俄國人一般地是不善於寫作歐洲人所理解的那種含義上的長篇小說的。這部作品不是中篇小說，因為它裡面並不貫穿著一個思想，也不是要證明什麼，也不描寫某一事件。它更不能叫做長篇小說，即有開端，有不斷複雜起來的趣味以及大團圓的結局或者不幸的收場的那種小說。為了向讀者說明這本書是什麼，我認為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我是怎樣開始寫的經過敘述出來。 一八五六年，我著手寫一部帶有某種傾向的中篇小說。它的主人公當是一個攜眷回國的十二月黨人。我不由自主地從一八五六年轉到了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處於迷惑多難的時代，而把開始寫的東西擱置下來了。但即使是在一八二五年，我的主人公也已經是一個成年的有家室的人了。為了了解他，我需要轉到他的青年時代。而他的青年時代正值俄國的光榮時代一八一二年。我又一次拋棄了我已經開始寫了的，從一八一二年寫起。一八一二年的氣息和音響我們還能親切地感覺得到，但它現在離我們畢竟是如此遙遠，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對它加以思考了。可是甚至在這第三次我也拋棄了已開始了的，但已不是因為我需要描寫我的主人公的青年時代的初期，相反，在那個偉大時代的半歷史性、半社會性、半虛構的具有偉大性格的人物之間，我的主人公這個人物已退於次要地位，而居於首位的卻成了那些使我感到同等興趣的當時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了。我第三次返回到過去，乃是由於一種感情，這種感情也許大多數讀者會覺得奇怪，但我希望我珍視其意見的那些人能夠了解，我這麼做是出於那種類似羞怯，但並非一言可以說盡的感情。如果只描寫我們在與波拿巴的法蘭西鬥爭中所獲得的勝利，而不先寫我們的失敗和我們的屈辱，那我覺得問心有愧。在閱讀關於一八一二年的愛國主義的著作時，誰不體驗到那種隱秘的、但卻是不愉快的慚愧和疑惑的感情呢？如果我們取得勝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實質上是在於俄羅斯人民和軍隊的性格，那麼，這種性格在我們遭受挫折和失敗的時代就應當表現得更為鮮明。 於是，我從一八五六年回溯到一八〇五年，這時我決意已不是讓一個人物、而是讓我的許許多多男女人物經歷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一二，一八二五和一八五六年的歷史事件。我不能在這些時代中的任何一個時代預見到這些人物的關係的結局。無論我如何企圖從一開始就構思這部小說的開端和結尾，我確信這是我無法做到的。我決定依從自己的習慣和力量來描寫這些人物。我僅僅是竭力使小說的每一部分具有獨立的意義。 （1867） 尹錫康 譯 〔據《列·尼·托爾斯泰論文學》，1955年，莫斯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