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文論 · 在俄國文學愛好者協會上的講話

諸位先生。選舉我為協會會員，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滿足，我由衷地感到高興。對於這次我不勝榮幸地當選，我與其歸功於自己在文學領域所作的微薄嘗試，毋寧把它看作對我作過這些嘗試的那個文學領域所表示的同情。近兩年來，政治的、特別是揭露性的文學，為了自己的目標而採用藝術手段，並且有了一批才智卓越、品德高尚的代表人物，他們熱烈而又堅決地回答當前的每一個問題，對任何暫時的社會創傷都作出反應。因此，這種文學似乎吸引了公眾的全部注意力，而使美文學失去了它的一切意義。大多數讀者開始認為，整個文學的任務只是對邪惡進行揭露、譴責並加以糾正，一言以蔽之，只是發揚社會上的公民感情。近兩年來我偶爾讀到並聽到一種見解，說有趣的小故事和小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正要來臨的時代里，普希金將被忘記，並束之高閣，純藝術不可能存在，文學只是促進社會上公民精神發揚的工具云云。的確，在這時候，也可以聽見曾被政治的喧嚷所淹沒的費特[1]、屠格涅夫[2]和奧斯特洛夫斯基[3]的聲音，可以聽見在批評界復活的、與我們格格不入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論調，但是，社會還記得它做過的事，仍然只贊同政治的文學，並認為唯有它才是文學。這種追求曾是高尚的、必要的，甚至在短時間內是正確的。我們的社會為了擁有力量跨出它近年來所跨出過的前進的巨大步伐，它必須是片面的，它必須醉心於超過目的，以求達到目的，必須只看到眼前這個目的。而且確確實實，當環繞我們周圍的邪惡的畫面第一次在眼前展開，而擺脫邪惡的可能性又已出現的時候，還能想到詩歌嗎？人感到痛苦的時候，又怎麼能夠想到美的事物呢？我們既享受這種追求的果實，就不應責備這一追求。社會上敬重文學的不自覺的普遍要求，新出現的輿論，我甚至要說，我們政治文學為我們實現的自治，正是這種崇高的追求的成果。然而，不論這種片面性的追求如何崇高，又有如何良好的影響，它像任何的追求一樣是不可能持續不衰的。人民的文學是人民的完整的、全面的意識，在這種意識里，不論是人民對於善和真理的愛，還是人民在某一發展時期對於美的直觀，都會同樣地反映出來。現在，當新近展開的活動的最初刺激已經消失，勝利的歡欣也隨之消失，而曾有吞沒整個文學之虞的政治激流經過長期沉著地衝擊之後而在河床中平息下來的時候，社會也明白了自己的追求的片面性。有這麼一些議論，說描繪邪惡的陰暗畫面已經令人厭煩，描寫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徒勞無益等等。社會也是對的。這種天真地說出的不滿情緒意味著社會已經懂得，不光是從批評論文，而是憑經驗弄清楚了，並且體會到了那貌似簡單的真理：不論反映社會暫時利益的政治文學意義如何偉大，不論它對人民的發展如何必要，總還存在著另一種文學，它反映永恆的、全人類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彌足珍貴的內心意識，為一切民族一切時代所享受，離開它任何一個具有力量和朝氣的民族都不能得到發展。 最近出現的這種見解使我倍感高興。它不僅對於我這個美文學的偏愛者（我真誠地承認自己是這樣的愛好者）來說是可喜的，就是作為我們社會和文學的力量和成熟的新的證明一般地來說也是可喜的。對於兩種獨立的文學的必要性和意義的認識已深入人心，它最好地證明了我們的文學絕對不像許多人仍然認為的那樣，是從異國土壤移植過來的兒戲，它有自己的堅實基礎，符合自己社會的各方面需要，已經說出而且還將說出許許多多的話，它是嚴肅的人民的嚴肅的意識。 在我們文學茁壯成長的當代，較之任何時代更能以俄國作家的稱號而自豪，更能因俄國文學愛好者協會的復興[4]而喜悅，更應以獲選為這個光榮的協會的成員這一榮譽而由衷地表示感謝。 （1859） 陳燊 譯 〔據《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 * * [1]阿法納西·費特（1820—1892），十九世紀俄國詩人，他反對詩歌為社會服務，是當時俄國「純藝術」派詩歌的代表人物。 [2]屠格涅夫（1818—1883），十九世紀俄國著名作家。 [3]指亞·尼·奧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十九世紀俄國著名劇作家。 [4]按俄國文學愛好者協會創立於一八一一年，在一八三七至一八五八年間曾中斷活動，一八五九年恢復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