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杜甫與蘇渙
唐代宗大曆四年（769），杜甫將要去世的前一年，他在長沙遇見一位他所十分欽佩的詩人。那就是蘇渙。杜甫做了一首詩來紀述他們的相遇。詩題是：《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有序》。有的集本沒有另標題目，即以九十餘字的序文為題。其文如下：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寓於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辭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涌思雷動，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紀異，亦見老夫傾倒於蘇備至矣。
——據明刊《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本
單看此文，已經表現了「備至」的「傾倒」，附有五言詩一首，現只存七韻，竟說蘇渙的詩超過了建安文學，足與西漢的司馬相如、揚雄相比。聽了他的朗誦，使得乾坤幾次反覆，使得自己返老還童，如像吃了靈芝仙草，使得湘妃、湘夫人在船窗外嗚咽，使得精靈們都聚集著不肯離開，使得湘江的流水鎮靜了下來，不再翻波涌浪。真真是「傾倒備至」，這在杜甫的一生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對於李白的佩服沒有到這樣的程度，對於鄭虔和蘇源明沒有到這樣的程度，對於高適與岑參更沒有到這樣的程度。杜甫的詩，自言「紀異」，的確是奇異的一件事。以下請讀他的詩的原文：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
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
余發喜卻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火滅，湘娥簾外悲。
百靈未敢散，風波寒江遲。
蘇渙雖身為侍御，卻「不交州府之客」，故比之為東漢的龐德公。龐德公隱居於襄陽峴山之南，足跡不入城市。但龐德公是隱者，蘇渙卻不是真正的隱者，詩的開頭兩句只是泛泛相比而已。「黃初」是魏文帝曹丕的年號，與漢獻帝的建安年分相銜接，故「黃初詩」即指建安文學。「突過黃初詩」便是說遠遠超過了建安諸子和曹丕、曹植的作品。言「黃初詩」而不言「建安詩」，在杜甫的心目中或許是把曹操和孔融的詩除外了的。
詩序與詩題都說是「賦八韻紀異」，但現存的詩卻只有七韻，無疑是失去了一韻，即是失去了兩句共十字。在「突過黃初詩」之後，照詩的局勢看來，一定還有兩句以表示蘇詩的內容如何杰出、朗誦的聲調如何雄壯，兼綰二者以收承上啟下之效。因此，我不揣冒昧，根據詩序中的敘述，試為補寫了兩句：
殷殷金石聲，滾滾雷霆思。
要這樣才足以表明所以能「突過黃初詩」的實際，所以能具有使「乾坤幾反覆」的氣魄。我所試補的這兩句及所插入的地位，雖然不敢說一定和杜甫的原文相符，但我相信是相去不遠的。
「乾坤幾反覆」的「幾」字，可以讀為「幾乎」的幾（平聲），也可以讀為「幾何」的幾（上聲）。應該採取後者。因為，如果是乾坤幾乎反覆，那就不足以表達「傾倒備至」之意，和下文的泣鬼神也不相稱。解為乾坤幾次反覆，便猶如《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裡面的「天地為之久低昂」了。
這樣使得杜甫為之「傾倒備至」的蘇渙，到底是怎樣的人呢？唐人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中選了他的《變律詩》三首，並附有小傳。
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曰白跖。人患之，以比盜跖。後自知非，變節從學。鄉賦擢第，累遷至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瓘）遇害，渙遂逾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此猶龍蛇見血，本質彰矣。三年中作《變律詩》十九首（或作「九首」，殆誤），上廣州李帥（勉）。其文意長於諷刺，亦育陳拾遺（子昂）一鱗半甲，故善之。……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蘇渙詩一卷」，注文略本此，謂「巴蜀商人苦之，號白跖，以比莊。」莊是楚莊王的兄弟，初為盜賊，即古有名的盜跖。其後向西南開拓，成了雲南的滇王。雲南的楚雄，據說即因莊而得名。渙與的行徑極相似，只是一成功，一失敗而已。
崔瓘以潭州（今湖南長沙）刺史兼湖南觀察使是在大曆四年七月，兵馬使臧玠據潭州作亂，殺了崔瓘，是在大曆五年四月。蘇渙到長沙實際還要早些，但杜甫是大曆四年正月到長沙的。未幾杜甫入衡州，夏季因怕熱復折回長沙。因此，可以肯定，杜甫與蘇渙的相遇是在大曆四年的秋末。詩中有「風波寒江遲」句，可以為證。他們兩位見面後，在長沙城外的湘江邊上時相過從，杜甫還在其他的詩中提到蘇渙。《暮秋，枉裴道州（虬）手札，率爾遣興寄遞，近呈蘇渙侍御》中有這樣的一段：
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
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
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瓮亦隱几。
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
這是裴虬去道州時在長沙的餞行宴上，杜甫曾經向他提到蘇渙，說這位蘇秦的後人真正杰出，住在「定王城」（即長沙城）漢景帝之子長沙王劉發，號定王，在位二十七年。又唐肅宗第十三子李侗封於長沙，寶應初去世，年甚幼，亦號定王。此稱長沙為「定王城」，是兼漢、唐二定王而言。——作者注外和自己經常在藥商魚市中見面，有時同坐轎子到城北去遊覽，有時又到城南坐在矮椅上看農家種地。他認為這位朋友具有宰相才，不久的將來希望他像謝安石一樣拋去東山的隱居生活，拯救天下的蒼生。比之為蘇秦，只是切他的姓氏；比之為謝安石，那就又一次表達了「傾倒備至」的情懷。詩的最後四句是：
附書與裴因示蘇，此身已愧須人扶。
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說得相當誠實，相當殷切。自己老了，不行了，連行動都需要人扶持了。一切雄心壯志都讓給兩位仁兄，請你們早一點青雲直上，致君於堯舜，為治國平天下而奮不顧身吧！以「致君堯舜」期待蘇渙與裴虬（裴是附帶著說的），較之比以謝安石又算進了一境，是比之以契稷了。
臧玠之亂，杜甫與蘇渙同往衡州避難。杜甫有《入衡州》一詩，對當時的衡州刺史陽濟，也把蘇渙盛加稱讚過一番。
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司馬相如字長卿，故省稱為「馬卿」。又「四賦」謂《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哀二世賦》。此言蘇渙足比司馬相如，有文才。——作者注。門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強。
比之為俠客劇孟，比之為文豪司馬相如，比之為名將白起，說他有文武全才，而又任俠好義。杜甫對於蘇渙的生平與性格，看來是十分清楚的。期之以「致君堯舜」，是出於杜甫忠君思想的主觀願望。蘇渙後來要造反，恐怕杜甫不曾料到，或者有所感觸而預為之規戒吧。在這一點上，可以明白地說，杜甫也並不是蘇渙的真正的知己。
使杜甫「傾倒備至」的還有蘇渙的詩。蘇渙詩一卷可惜失傳了，於今存世的只有四首。在三首《變律詩》之外，另有《懷素上人草書歌》一首，與《變律詩》同收入《全唐詩》中，僅此而已。
先來討論《懷素上人草書歌》吧。這詩，一名《贈零陵僧兼送徐廣州》。「零陵僧」即是懷素上人，「徐廣州」則是廣州刺史徐浩。徐浩在廣州刺史任內只有一年半光景。《唐書·代宗紀》：大曆二年四月「以工部侍郎徐浩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又，三年十月「以京兆尹李勉為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懷素去廣州依徐浩，必當在大曆二年四月以後和大曆三年十月之前（或者稍後一點也有可能，因朝廷的任免在前，而實際的瓜代應稍後）。杜甫是大曆四年正月才到長沙的，可知蘇渙到潭州是在杜甫之前。《懷素上人草書歌》自然要算是「近詩」，但這首詩並不怎麼出色，不足以使杜甫「傾倒備至」。詩是七言，也不能比以主要是五言體的「黃初詩」。不妨將全詩仔細吟味一下。
張顛沒在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
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
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凶。
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
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吳生即吳道子。）
鉤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蛇爭屈鐵。
西河舞劍氣凌雲，孤蓬自振唯有君。
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座喧呼嘆佳作。
回首邀余賦一章，欲令羨價齊鍾張。（鍾繇、張芝。）
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
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
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絕意必深知。（獻之即王獻之。）
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開頭一句「張顛沒在二十年」便是問題，很不像詩句。一般把「沒在」作去世解，在大曆二、三年時張旭已去世二十年，則張旭應死於天寶五、六年。這和別的資料大有牴觸。資料之一，如李白《猛虎行》，敘述安祿山占領了洛陽，李白南奔，三月在溧陽酒樓與張旭相遇。可見天寶十五年時張旭猶未去世。資料之二，宋人無名氏編《寶刻類編》收有張旭所書《千字文》殘帖六百九十字，末署「乾元二年二月八日」《寶刻類編》卷三。——編者注，比天寶十五年更後四年。因此，「張顛沒在二十年」句，毫無疑問，必有錯誤。原詩是有蠹蝕的，如「琅誦×句三百字」即奪去一字。我疑「張顛沒在二十年」當是「張顛沒世已十年」的蠹蝕殘文，如此不僅文從字順，可以成為詩句，與其他資料也苛毫無齟齬。由大曆三年上推至乾元二年恰為十年，則張旭去世蓋即在乾元二年，而蘇渙的詩則作於大曆三年。
《草書歌》雖不怎麼出色，但精神是可取的。末句「只恐貪泉成墨池」，大有深意。這一方面嘲罵了貪污分子，另一方面也警告了懷素和尚。這正是「不交州府之客」者的懷抱和吐囑。廣州刺史徐浩，事實上就是一個大貪污分子。《資治通鑑》代宗大曆五年說他「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元）載」。知道了這一層，蘇渙詩的用意就更加顯豁了。
懷素的草書，繼張旭之後，有名於世。李白也有《草書歌行》一首贈懷素，不妨錄出，以資比較。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
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
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
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
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
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
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
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
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
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
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這首詩，比蘇渙的那一首要好得多，但前人多以為偽作。蘇軾首發其難，謂「其『箋麻素絹排數箱』之句，村氣可掬」。蘇軾以《草書歌行》為偽作，見《東坡題跋》卷二。——編者注李白和其他詩人每每有率直之句，這是不成其為理由的。清代的注家王琦，謂「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貶王逸少、張伯英以推獎之，大失毀譽之實。至張旭與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詩稱許有『胸藏風雲世莫知』之句（案見《猛虎行》），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數』，太白決不沒分別至此。斷為偽作不疑矣。」
今案：張芝（伯英）以章草名世，所存手跡在唐代已屬有限，而且已不入時，故謂之為「浪得名」。王羲之（逸少）真跡近章草，偽跡甚多，即傳世《蘭亭序》也是假造的。李白知道此中消息，曾有詩句雲「蘭亭雄筆安足夸？」（《魯郡堯祠送竇薄華還西京》）「雄筆」是別人稱之為「雄」，其實是偽跡，故不足夸。因而也謂之「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張旭如上所述，死於乾元二年，李白這首詩也當作於長流夜郎、遇赦放回、於乾元二年秋遊零陵時所作。當時張旭去世了，所謂「不足數」者，是人已經死了，不必再提了。這猶如陶淵明的「死去何所道」（《輓歌三首》之三），多少有些憤世疾俗的意味。即使作為對於張旭的狂草有所不滿，論理也沒有什麼「沒分別」。杜甫也是一樣，一方面在《飲中八仙歌》中稱頌張旭，另一方面在《李潮八分小篆歌》關於李潮的書法，杜甫的稱許頗為過甚其辭。趙明誠《金石錄》中曾有所論及，順便揭出，以為杜詩誇大之又一例：「《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 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耳，余皆得之。其筆法亦絕不工，非韓、蔡比也。」——作者注中卻認真地菲薄張旭。「吳郡張顛夸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李潮）不流宕，丞相（李斯）、中郎（蔡邕）丈人行！」這不同樣也是「沒分別」了嗎？李白和杜甫，在書法的觀點上，也是有所同而又有所不同。李白的抑張旭而揚懷素，頗有獎勵後進的用意；杜甫的抑張旭而揚李潮則完全是貴古賤今了。
又杜甫在《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序中曾說：「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邁感激。」而李白則說「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這裡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之同而又不同。李白重視首創（即所謂「天生」），杜甫則重視學習。兩者須得辯證統一，然後才能達到好處。
近人詹鍈也認為李白的《草書歌行》是偽作。他的理由有二。其一，謂「懷素生開元十三年，晚太白二十五歲。今詩中一則云：『吾師醉後倚繩床』，再則云：『我師此義不師古』，太白一生倨傲，斷不至對一少年上人若是之尊崇也。」（《李白詩論叢》55頁）其二，謂「詩又云：『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王琦註：『湖南七郡，謂長沙郡、衡陽郡、桂陽郡、零陵郡、連山郡、江華郡、邵陽郡。此七郡皆在洞庭湖之南，故曰湖南。』不知其何所據。按《新唐書·方鎮表》廣德二年置湖南節度使，共轄五州。『湖南』二字用作政治區劃之名，當始於此。至宋太宗置湖南路，始統潭、衡、道、永、邵、郴、全七州，一桂陽監。太白卒於寶應元年，而此詩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稱，亦至可疑。」（同上）
今案：稱懷素為「師」，是一般的通稱，如畫師、醫師、巫師、禪師、法師等等。故詩中的兩個「師」字（第二個「我師此義」的「師」字可能是動詞）就等於「上人」，等於「和尚」，並非特別「尊崇」。至於「湖南七郡」猶如杜甫《兵車行》中的「山東二百州」，「山東」乃華山之東，「湖南」乃洞庭之南，在古時都非「政治區劃」。「七郡」字樣，在李白詩中尚別有所見，「七郡長沙國，南連湘水濱」（《送長沙陳太守二首》之二）。這所指的正是潭州長沙郡、衡州衡陽郡、永州零陵郡、連州連山郡、道州江華郡、郴州桂陽郡、邵州邵陽郡。七郡在漢時都是長沙國舊地，都在洞庭湖之南。王琦的注是有根據的，一點也沒有錯。因此，李白的《草書歌行》，不能說是偽作。
言歸正傳，還是來談蘇渙的問題吧。
蘇渙是什麼時候到廣州的？大抵的期限是在大曆五年四月臧玠之亂以後和大曆八年九月與哥舒晃一同造反之前。關於哥舒晃的造反，《唐書·代宗紀》有扼要的敘述。
大曆八年，……九月，……壬午（初十），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呂崇賁，為部將哥舒晃所殺。……十月，……乙丑（二十三日），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為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封翼國公。
大曆十年，……十一月，……丁未（十七日），路嗣恭攻破廣州，禽哥舒晃，斬首以獻。
《唐書·路嗣恭傳》紀載得較為詳細。傳言「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路）嗣恭（以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使分其務。瑤主大軍，當其沖。冕自間道輕入，招集義勇得八十人以撓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築為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
路嗣恭殺人之多是可以驚人的，他把少數民族的一同起義者也「族誅」了。但這個大劊子手，同時又是一個大貪污犯。傳上說他「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這位皇帝也是一個好寶貝，他沒有懲罰貪污犯，反因沒有得到分贓而不平，對於路嗣恭沒有「論功行賞」。不久代宗死了，他的兒子德宗即位。宰相楊炎受了路嗣恭的賄賂，又才追敘了路的「前功」。中唐的帝王將相就是這樣一批貨色。以這個標準來作衡量，可以肯定哥舒晃和蘇渙的造反是完全有理的。
路嗣恭在平定嶺南時，他的兒子路恕和降將伊慎，也出了力氣。傳上說：「子恕，字體仁。初，嶺南衙將哥舒晃反，詔嗣恭自江西致討，授（恕）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
關於伊慎，唐人權德輿有《伊慎神道碑》（見《權載之文集》卷十七），為之歌功頌德。這是關於當年戰役的第一手資料，不妨把有關的敘述摘錄如下：
大曆中，嶺南裨將哥舒晃，盜殺其帥呂崇賁以亂。竊據府中，南方蕭然。江西連帥路嗣恭承詔出師，命將孟瑤暨公（伊慎）以討。公以水陸士徒，分道鼓行。晃之謀主蘇渙、騎將王明悅，鴟張蟻聚，皆據扼害。公曰：寇不可玩，勝無幸焉。……乃舂其喉而潰其腹，斬首三千級，下韶州。其明年戰於把江口，水道湍悍，戈船趑趄。公浮筏置薪，迎風縱焰。寇之焦沒於水火者，終夕有聲。又明年，軍於滑口，於端州，於潮陽，次於廣州。冬十月，斬晃、渙於泔溪，揭其首以徇。（案《代宗紀》作「十一月」，此作「冬十月」，殆奪去「一」字。）
哥舒晃和蘇渙的造反，在今天的廣東省內，東起潮陽，西至肇慶，北起韶關，南至廣州，範圍是相當廣闊的；堅持了兩年多之久，戰爭是相當激烈的。既得到少數民族的響應，也得到商人的支持，想來工人農民也是參加了的，然而終於失敗了。這無疑是中了「詭計」。孟瑤、敬冕是流人，伊慎是降將，他們盡可以使用木馬計，從內部來破壞堡壘。究竟是怎樣的「詭計」，惜語焉不詳。哥舒晃，和哥舒翰一樣，當是西突厥別系突騎施族人，他對於「謀主」蘇渙的計謀是否言聽計從，不得而知。總之，轟轟烈烈的一場造反，持續了兩年多，終於被鎮壓下去了。「五嶺」被人「削平」了。
進一步來談蘇渙的《變律詩》吧。原詩本有「十九首」，估計是因襲《古詩十九首》的數目而撰作的一套組詩。僅存三首，其他十六首可惜不可復見了。詩是五言，正是「黃初詩」的主要體裁。僅存的三首，從內容來說，實在是別創一格。要這些詩才足以使杜甫「傾倒備至」。然而作詩的年代和地點卻有問題。
南宋人洪邁在《容齋三筆》卷十六中收錄了兩首《變律詩》（即《養蠶》與《毒蜂》兩首），據云「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案此說實以《中興間氣集》為藍本。後書，前面已徵引，在敘述蘇渙進入嶺南後，接著說「三年中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州李帥（勉）」。這仿佛認為《變律詩》十九首不是組詩，而是在「三年」之中斷斷續續做成的。「三年」的期限，很明顯是從推算得來。李勉是以代宗大曆三年十月任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在職凡四年，他的後任就是呂崇賁。呂是大曆七年十月被任為廣州都督充嶺南節度使（見《唐書·代宗紀》）。蘇渙入廣州，確切的年月雖不得而知，但總是在大曆五年四月之後，故在廣州與李勉相處可能有三個年頭。這就是「三年中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州李帥」的依據了。
然而十九首分明是擬《古詩十九首》的組詩，決不會是在三年中斷斷續續做成的。到了廣州，忙於實際工作，也不會有多的閒暇來從事詩作了。「上廣州李帥」當是事實，然安知不是在大曆五年四月以後不久蘇渙初到廣州時作為贄見禮而奉獻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興間氣集》撰成於大曆後不久，對杜甫的詩一首也沒有選，而卻把《變律詩》選了三首。把叛逆者的詩選作「中興間氣」之作，高仲武是有膽量的。幸虧他選了這三首，不然一首也不會保留下來了。這也就證明《變律詩》確是出色之作，要這樣的詩才能使得杜甫「傾倒備至」。
因此，我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變律詩》在長沙時就應該有了。杜甫所聽到朗誦的，現存的三首詩一定被包含在內，讓我們逐一地加以玩味吧。
《變律詩》之一：
日月東西行，寒署冬夏易。陰陽無停機，造化渺莫測。
開目為晨光，閉目為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
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
這首可以說是蘇渙的宇宙觀。宇宙是採取辯證的方式無休息地發展著的。天地、日月、陰陽、晦明、晝夜、冬夏、東西、開閉……由無數矛盾的對立統一而形成造化，這裡沒有人格神的存在。大抵是由《周易》的陰陽對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的思想演變而來的。他主張效法「不言」的天地，注重實踐。他的行事和他的這種主張相符，言行一致。因此，他的詩，讀起來便不覺得陳腐、空洞，而是有他的行為作為保證的。杜甫稱他為「靜者」。「靜者」的意思，杜甫在別的詩中曾下過界說，即「靜者心多妙」（《寄張彪》），也就是說是有思想的人。其實蘇渙不僅有思想，而且有行動，他大抵上是一個不言而行的人。他既不是消極的遁世者，也不是浮誇的憤俗派，而是胸有成竹的實踐家。
《變律詩》之二：
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林」或誤作「床」。）
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賈誼《論積貯疏》中引古語：「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殆出自《管子·輕重甲篇》：「一農不耕，民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作者注
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
他是深知民間疾苦的，借養蠶女的勞心焦思以概其餘。的確，錦衣玉食的人，誰知道耕織的辛苦？！「一女不得織」不僅是一女的問題，而是養蠶繅織者的共同災難。「一夫不得意」也不僅是一男的事情，而是勞動人民的聯帶關係。一發可以牽動全局，一舉可系國家安危。由微可以知著，從小可以觀大。涓涓之水，將為江河。笑得太早，不是太好。天下的局勢是很艱險不平的，有識者能不黽勉努力嗎？努力的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要剷平險阻，爭取勞苦人民能各得其所。志趣是夠宏大的，但他說得相當娓婉。他之所以成為造反者的「謀主」，並不是偶然的。
《變律詩》之三：
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亦飛。
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右手持金丸，引滿無所疑。
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
徒有疾噁心，奈何不知幾？
這是一首諷喻詩。「毒蜂成窠」暗喻當時的政治舞台。當時的帝王將相、地方官吏、顯族豪紳就是一大顆毒蜂窠。你要除去它，卻不可輕率從事。一彈子打去，毒蜂群起而圍攻，使得你身受萬箭，無法擺脫，而終至於丟命。你雖然疾惡如仇，可惜太不懂策略（「幾」）了。詩中的「挾彈兒」顯然有所指。我認為所指的很可能就是李白。
李白生平曾經遭受過兩次讒毀。第一次在天寶初年被張垍、高力士等轟出了長安，第二次是安祿山叛亂後隨永王璘東巡被認為叛逆，初被囚於尋陽，後被長流夜郎。雖然在長流夜郎的途中遇赦放回，但李白以刑餘之身，在暮年還受到「世人皆欲殺」的圍攻。這兩次讒毀有內在的因果關係。李自豪放，寫了不少憂讒畏譏、憤世疾俗之作，有時非常沉痛，非常激烈如《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有句云：「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值一杯水」；又「董龍更是何雞狗！」董龍故事，見《十六國春秋》。前秦王墮好直言，右僕射董榮（小名「龍」）以佞幸進，墮疾之如仇，相見不與言。人或勸其降心相從。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後為董所讒殺。——作者注。這其實就是打中蜂窠的彈子了。儘管玄宗換為肅宗，而毒蜂成窠依然還是那個局面。因而李白便不容於世而困死在當塗。
蘇渙一定是同情李白的。他們同是蜀人，同是詩人，又同樣不合乎流俗。蘇渙要做詩惋惜李白，是極在情理中的事。他在舟中和杜甫見面時，所朗吟的「近詩」中無疑包含有《變律詩》，更無疑包含有《毒蜂成窠》這一首。他們除吟詩之外，也一定還交談過李白的往事。長沙是李白曾游之地，李白受冤屈的遭遇，正好成為比較有正義感的蘇杜二人間的話題。
李白並不曾認真造反，而以讒毀終其身，蘇渙說他「不知幾」——不懂策略。怎樣才算是懂策略呢？照著蘇渙後來的行徑來看，那就是要沉默寡言、發動群眾認真造反吧？蘇渙是這樣辦了，造反持續了兩年半，但他也終至遭到殺身之禍。這是表明毒蜂窠太大了，整個封建社會就是顆大毒蜂窩，一個彈子自然無可奈何，彈子少了也是無濟於事的。封建社會在蘇渙死後還持續了一千多年，不敢彈打毒蜂窠的人，如不是自己成為毒蜂，便只好苟且偷安或潦倒至死。杜甫便是這潦倒至死一類的典型，儘管他「每飯不忘君」，儘管他反對「盜賊」——反對造反，但他的一生依然是一個悲劇。
造反詩人蘇渙，在封建時代毫無疑問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的起義雖然失敗了，他的詩雖然只剩下四首（毀滅了的一定還有更好的作品），但他的造反精神是愈會被後人重視的。
如果要從封建時代的詩人中選出「人民詩人」，我倒很願意投蘇渙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