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杜甫與岑參
杜甫的詩友岑參（715—770），同是盛唐的第一流詩人，小杜甫三歲。他遺留下來的作品不多，現存《岑嘉州集》只存三九二首，可見散佚了的作品必然不少。
天寶年間，杜甫在長安時和他過從很密，曾經同登過慈恩寺塔，同游過渼陂，杜甫均有詩紀其事。天寶十三年秋，久雨成災，杜、岑二人雖同在長安，也長久不能相見，杜甫在《九日寄岑參》詩中有句雲「思君令人瘦」，可見他們的交誼之深。
登慈恩寺塔是在天寶十一年的秋天。同登者除杜、岑二人外，還有高適、儲光羲、薛據，都有詩，但薛據的詩已失傳。現存四人詩中，說者以為杜詩最雄壯，「其氣魄力量自足壓倒群賢，雄視千古。」（《杜詩鏡銓》評語）雄壯是沒有問題的，但原詩的寫法，我總覺得過分誇大了。用過分誇大的手法來寫實，待人們知道了實際，便會生出反效果。慈恩寺塔通稱大雁塔，在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內，是七級浮圖，高六十四米。杜詩說它「高標跨蒼穹」；向上看，則「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向下看，則「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仿佛是在萬千公尺的高空中眺望了。岑詩說：「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高詩說：「宮闕皆戶前，山河盡檐向。」儲詩說：「宮室低邐迤，群山小參差。」他們是把山河宮殿看得清清楚楚的，比較起來，要平實得多。
但杜甫詩的過人處是他在登臨時關心國家大事，所謂「登茲翻百憂」。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充分表現在詩的末尾八句。
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
「虞舜」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因為他受內禪而坐天下。「蒼梧」喻李世民的墳墓——昭陵。「瑤池飲」指唐玄宗李隆基與楊玉環的歡樂，「崑崙丘」喻華清宮所在的驪山。「黃鵠哀鳴」是說人民失所，「隨陽雁」「稻粱謀」是說楊家兄弟姊妹們只顧私利而不惜禍國殃民。在天寶十一年早就透視到了四五年後的安史之亂，這和在同一年同一節季李白北游幽州，深感安祿山的跋扈，登黃金台而痛哭，有同聲相應之實。
同游渼陂是在天寶十三年，杜甫的紀游詩《渼陂行》，是一首刻意之作。杜甫在這首詩里也竭盡了誇大的能事。我在這裡想詳細介紹一下，可以看出杜甫做詩的秘訣，也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之所在。
第一段：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渼陂。
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
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
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
「岑參兄弟」有人說是岑況與岑參，恐未必然。岑參的親兄弟有五人，即渭、況、參、秉、亞；還有從兄弟更不知道有多少人了。此於岑參之外沒有點名的人，何以知其為兄，下文有所說明。
渼陂，在鄠縣西五里，集終南山諸谷之水，合胡公泉而為陂（《長安志》）。陂上為紫閣峰，峰下陂水澄湛，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芙蕖鳧雁之屬（胡松《遊記》）。元朝末年，游兵決水取魚，陂涸為田（《陝西省通志》）。
人到渼陂，天候忽然變壞了，天昏地暗，波濤洶湧。「好奇」的岑參兄弟依然讓船開出去了。杜甫雖然也很感興趣，但也十分擔心，怕覆舟落水，成為魚鱉。陂中頂多只能有魚鱉，詩中卻以鯨鼉代之。鯨是海產動物，鼉是長江鱷魚，斷斷乎不是渼陂所能有的。
第二段：
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
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
船開出去，天候忽然晴明，船家十分高興。滿陂空翠，淨無纖塵，鷗鳧散亂，管弦齊奏，四處都在唱歌。但在這裡一個重要的關鍵——天象轉晴，卻沒有一點交代。這裡必然有文字上的奪誤，估計「主人錦帆」四字或許是「天人錦帆」。忽然間，天開雲錦，人張明帆，故言「天人錦帆相為開」。要這樣，天候轉好才有著落。可能是前人不解「天人」之意，改易為了「主人」。
第三段：
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
陂中既有荷花菱葉，水深可知。正因此，故可以涸陂為田。但詩人卻說它「深莫測」，比之以渤海，簡直沒有底（「下歸無極」），極盡了誇大的能事，但卻造成了無法統一的矛盾。
第四段：
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
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
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
「雲際寺」是雲際山上的太安寺，在縣東南六十里（《長安志》），「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六十八里，即秦代的嶢關（同上）。
「驪龍吐珠」當是遊船上的燈火，「馮夷擊鼓」也是遊船上的鼓樂。船上有游女歌舞，故擬之以「湘妃」「漢女」；又有旌旄繁飾，故比之以「金支」「翠旗」（《漢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群龍趨」是形容遊船輻湊。手法是不用直喻，而用隱喻，有意醞釀出一個神奇詭異的境界。
末段：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詩尾四句又愁到天候會突然變化，與詩首的實際變化相照應。詩人是憂心忡忡的，看來是在以天象的變化影射時局的變化。詩作於天寶十三年，越年的季冬安祿山就叛變了。對於時局的突變，和《登慈恩寺塔》有同樣的預感。但杜甫把這治亂的契機，歸之於「神靈」，這是時代限制了他，也是階級立場限制了他。就詩來說，特點是在盡力誇大，而毛病也就在過分誇大。
《岑嘉州集》中也有兩首游渼陂的詩，一首是《與縣群官泛渼陂》，另一首是《與縣源少府泛渼陂》。詩都是五律，都是和地方官吏的應景之作。第二首十分平常，杜甫同游，也有五律一首，同樣平常。第一首略用了誇大的手法，不妨把它引在下邊：
萬頃浸天色，千尋窮地根。舟移城入樹，岸闊水浮村。
閒鷺驚簫管，潛虯傍酒樽。暝來呼小吏，列火儼歸軒。
用了「萬頃」「千尋」「地根」「潛虯」等字樣，和《渼陂行》的手法有近似的地方。但《渼陂行》是刻意求工，《泛渼陂》是逢場應付，兩者不能相比。特別是岑詩的最後兩句，未免太官氣十足了。岑是常游渼陂的，對於景色已經麻痹，難怪他寫不出好詩來。
肅宗至德二年（757），杜甫被任為左拾遺，曾與裴休等人推薦岑參，被任為右補闕。他們同做著諫官，同是天子「近臣」，在這時同做過一些宮廷唱和之作。在封建時代，這樣的詩是被人重視的；在今天看來，是毫無一顧的價值了。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幾年前的研究家們卻有人就這些詩來評比杜、岑的優劣。因此，我也想順便接觸到這個問題。
杜甫有五律《春宿左省》一詩，末二句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又有五律《晚出左掖》一詩，末二句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有人說，「我們只能從『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避人焚諫草』這樣的詩句中想像杜甫不過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官吏。」（馮至《杜甫傳》78頁）又有人說，杜甫「這兩首詩的結語，也不過是分用了傅玄『每有奏劾，竦踴不寐，坐而待旦』和羊祜『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的故事，僅是官樣文章，只好給拾遺的官銜做一個應景的點綴罷了。」（傅庚生《杜甫詩論》14頁）這些說法是比較客觀的，雖然他們忘記了杜甫也有「懶朝」的詩句。但另一研究家表示不同意，認為前說「有點歪曲了杜甫」，後說「更是表面的看法」。於是他把岑參的《寄左省杜拾遺》的結語和杜甫的兩首結語作了對照，下出斷案。
我們只要拿岑參贈杜甫的「聖朝無缺事，自覺諫書稀」的詩句來作一對照，就不難知道誰是「小心謹慎」誰不是小心謹慎，哪是「官樣文章」哪不是官樣文章了。
——蕭滌非《杜甫研究》29—30頁
在這些地方斤斤計較，正是標準的封建意識的復活。作者也揭露了他自己的底。他舉出《唐宋詩本》卷六十一所引的《杜甫補遺》中的一段話：
肅宗至德初，子美為拾遺，岑參為補闕。或問：「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缺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朝野騷然，果無缺事耶？」
引用者以為「這批評是公平的」。其實何嘗「公平」！對於岑參的應景之作雖然有所指責，但對於杜甫則只表示了真正的「片面的看法」。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岑參倒要本色一些；杜甫則是在過分粉飾自己。既已「避人焚諫草」了，何以又寫進詩里，自我表揚？「數問夜如何？」是采自《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艾。……夜如何其？夜向晨。……」毛詩序以為「美宣王也」，雖未必盡然，但杜甫用到自己身上來，則確實是在美自己了。《小雅》的詩意很可能是舊時臣下待漏的心理，寢席不安，怕誤了早朝的時刻。杜甫的詩句正是這樣的用意。別人說他「小心謹慎」是一點也不過分的，但自己說自己「小心謹慎」同樣也在美化自己。
岑參只是在美化朝廷，杜甫則美化了自己，又美化了朝廷。朝廷有了杜甫那樣好的諫官，正足證朝廷有知人之明和用賢之美。這樣的朝政還不休明嗎？但實際是怎樣呢？因此，把杜甫的詩說成「官樣文章」，倒是在替杜甫開脫；一定要說不是「官樣文章」，那又是什麼貨色呢？是忠心耿耿的自我標榜嗎？豈不是幫了杜甫的倒忙！
要評比杜岑的優劣，適當的材料並不缺乏，何苦要在他們的宮廷詩裡面去討生活？從糟粕中能吸取出一定的精華嗎？杜岑兩人先後曾寄居在成都，成都的古蹟往往得到他們的同樣的歌詠。對於神話傳說的看法，杜甫的見識有時要比岑參高出一頭地。例如李冰所作的石犀，便是很好的例子。
石犀原在成都府南三十五里。《華陽國志》載「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後轉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府市市橋門，二頭沉之於淵。」酈道元《水經·江水注》亦云然。
《岑嘉州集》中有《石犀》一首，五言六句，很素樸地相信著傳說，歌頌了石犀，歌頌了李冰，認為李冰之功超過了夏禹。
江水初盪潏，蜀人幾為魚。向無爾石犀，安得有邑居？
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杜甫有《石犀行》則懷疑了傳說，詛罵了神祇，突出了「眾力」和「人謀」，認為像石犀這樣的「詭怪」應該讓它們隨江水飄去。兩人的見識、態度和詩的風格完全不同。把詩並列起來，便立地可以看出有上下床之別。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二頭已沉入於淵，杜甫只見其三，故不言五。——作者注
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
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成都府城，相傳為張儀所築。——作者注
今日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
修築堤防出眾力，高擁木石當清秋。
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
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缺訛」是說有缺少，有變遷，指沉於淵的二頭而言。——作者注
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
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杜甫的詩極力破除迷信、伸張理智，在封建時代能夠有這樣的作品是很少見的。當然，如果把「先王」二字改為「庶民」，「蜀人」二字改為「蜀儒」，那就更合乎實際，也更合乎我們近代人的口胃了。
又成都西門外舊有石筍二，一南一北對立。南筍長一丈三尺，圍一丈二尺；北筍長一丈六尺，圍九尺五寸；相傳是「西海之眼」。大概是新石器時代「巨石文化」的孑遺，西方人謂之「門希爾」（Menhir）。杜甫有《石筍行》一首，和《石犀行》是同時所作的姊妹篇。一起一結都是同一格調。一起是「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鮮蝕盡波濤痕」；一結是「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同樣在極力破除迷信，在這一點上是可取的。《石筍行》還諷刺了朝政，但他卻不敢直斥「至尊」，而只責備「小臣」。這又是「貴人豈不仁？」的那一套，又一次暴露了杜甫的痼疾，受著時代和階級的限制。這一限制不僅使杜甫在詩歌的成就上受到影響，而且使他在破除迷信的努力上也極不徹底。例如，他有《杜鵑》一詩，中四句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他認真相信杜鵑鳥是古代蜀王杜宇的魂所轉化，故聞其聲而再拜。這迷信神話傳說的程度卻又遠遠超過岑參了。
在這裡想討論一下杜甫詩集中那首《狂歌行贈四兄》的作者問題。先把詩的全文抄在下面：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是弟。
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
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
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
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
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
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香花滿樓。
樓頭吃酒樓下臥，長歌短詠迭相酬。
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
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
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常任真。
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這首是集外詩，見陳浩然本，又見《文苑英華》，向來的注家似乎還沒有人懷疑過此文寫成後，得見清代同治年間人施鴻保《讀杜詩說》已論及此詩之非杜作。其說云：「與公詩大不類，疑是晚唐人詩，誤編入公集者。……公在嘉州亦無幾時，與『四時八節』句不合。」——作者注。其實這詩斷然不是杜甫的詩！
我們知道杜甫不曾久居嘉州（今四川樂山縣），他只在永泰元年（765）五月，由水路離開成都時路過過一次，是很短暫的一次。有《宿青溪驛》一詩是在嘉州境內做的。除此而外，很難找出第二首。看來他匆匆路過，似乎並不曾登岸。他經過了嘉州、戎州（宜賓）、瀘州、渝州（重慶），九月到了雲安，在此養病。第二年的春間到了夔州（奉節），作了較長時期的寓居。
嘉州既只是匆匆路過，和《狂歌行》中所述的情況完全不符！《狂歌行》是在嘉州久住的人做的，而且是有「權勢」的人。詩中說作者的「四兄」「今年思我來嘉州」，可見作者在嘉州住了不止一年。又說「四時八節還拘禮」，古人以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為八節，可知「四兄」到嘉州也住了至少半年或一年。這和杜甫的情況可有絲毫相合的地方嗎？杜甫之於嘉州，恐怕連「樓頭吃酒樓下臥，長歌短詠迭相酬」的時間都不曾有過。故可以斷言：《狂歌行贈四兄》決不是杜甫的詩。
那麼，是什麼人做的呢？我想，應該就是岑參的詩。岑參做過嘉州刺史，到任的時候杜甫養病在雲安，是在永泰元年與大曆元年之間。杜甫在雲安曾有《寄岑嘉州》一詩：
不見故人十年余，不道故人無素書。
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
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疏。
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
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
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云安雙鯉魚。
事情也很湊巧，岑參之父岑植是做過雲安縣丞的。雲安鯉魚，對於岑參可能會有雙重的情誼了。詩當作於大曆元年（766）的春天。「不見故人十年余」，稍微算長了一點。杜岑兩人同做諫官時是在至德二年（757），到大曆元年只有十個年頭。可能是杜甫沒有記準確，也可能是「十年許」的筆誤或者刊誤。在這十個年頭裡，岑參的生活主要是在西北邊塞上度過的，他和杜甫彼此沒有通音問。岑參到嘉州得到了杜甫的寄詩之後，毫無疑問又恢復了他們之間的詩札往還。岑參定有答詩，或者不時把自己的新作寄給不久便寓居在夔州的杜甫。《狂歌行贈四兄》便是其中之一，故被後人誤收為杜甫的作品。
斷定《狂歌行贈四兄》為岑參所作，有沒有什麼障礙呢？絲毫也沒有！岑參以永泰元年與大曆元年之間就任嘉州刺史，在任兩年半。《岑嘉州集》中有《阻戎、瀘間群盜》一詩，題下注云：「戊申歲，余罷官東歸，屬斷江路，時淹泊戎州作。」「戊申」是大曆三年。他是七月去官的，《東歸發犍為至泥溪舟中作》一詩云：「前日解侯印，泛舟歸山東。平旦發犍為，逍遙信迴風。七月江水大，滄波漲秋空。」杜甫以同年正月中旬出峽，故他們兩人在四川境內沒有得到會面的機會。
岑參既在嘉州住了兩年半，和《狂歌行》中所述的情況便相合無間。詩中有「長安秋雨十日泥」，所說正是天寶十三年秋長安久雨成災時事。當時岑參和杜甫都在長安，岑參也有「兄」在長安，杜甫《渼陂行》中的「岑參兄弟皆好奇」的那個「兄」，看來就是這位「四兄」了。到此才可以了解：杜甫在詩中為什麼不把兄來領頭，而用岑參來領頭？原來那位兄是一位超級大名士，不管事的。「四兄」只長岑參「一歲」，說為岑況未嘗不可，但岑況是做過單父令的人，他是劉長卿的朋友，長卿有詩贈之，一稱岑況，一稱岑單父。《岑嘉州集》中有《梁園歌送河南王說判官》詩一首，末四句云：「單父古來稱宓生（宓子賤），只今為政有吾兄（自註：「家兄時宰單父」）；軒若過梁園道，應傍琴台聞政聲。」這位岑況是一位良吏，和「四兄」的性格不同。「四兄」可能是岑參的從兄。
李白有《送岑征君還鳴皋》詩，岑征君是岑參的兄弟行，也不知其名，但其性格卻與「四兄」相符。先請看李白的詩吧。
岑公相門子，雅望歸安石。奕世皆夔龍，中台竟三坼。
至人達機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間，而作隱淪客？
貴道皆全真，潛輝臥幽鱗。探玄入窅默，觀化游無垠。
光武有天下，嚴陵為故人。雖登洛陽殿，不屈巢由身。
余亦謝明主，今稱偃蹇臣。登高覽萬古，思與廣成鄰。
蹈海寧受賞？還山非問津。西來一搖扇，共拂元規塵。
所述岑征君的家世有三代人做過宰相，和岑參《感舊賦序》所述完全相同：「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岑文本）為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文本從子岑長倩）為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文本之孫岑羲）為侍中，輔睿宗。」這就是所謂「奕世皆夔龍，中台竟三坼」。岑征君以相門之子，隱淪遁世，不求聞達，李白稱之為巢父、許由，與《狂歌行》中稱四兄為「吾兄吾兄巢許倫」亦完全相符。岑參本有別業在陸渾，《岑嘉州集》中有《巴南舟中思陸渾別業》詩。《唐書·地理志》：河南府陸渾縣有鳴皋山。然則岑征君歸鳴皋山是回陸渾別業了。看來李白詩中的岑征君即《狂歌行》中之「四兄」無疑。「四兄」只長岑參「一歲」，則當小李白十三歲，也可以說是忘年之交了。（頗疑「一歲」是「一紀」之誤，歲星十二年一周天為一紀，因連類而致誤。如此，則小李白僅一歲。）有趣的是李白友其兄而杜甫友其弟，正好表示了各人的性格。
嘉州是峨眉山所在的地方，郡城附郭也有些名勝地點，外地的人多加以讚賞。王漁洋在他的《蜀道驛程記》中說：「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小方壺齋本《蜀道驛程記》中，並無「天下山水」之說。據《輿地紀勝》卷一四六引宋·邵博《題清音亭》：「天下山水之盛在蜀，蜀之勝曰在嘉州。」又，何宇度《益都談資》（湖北先正遺書本）卷上引蘇長公云：「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嘉之山水在凌雲。」是天下山水在蜀之說，早見於宋、明人記載。——編者注照他說來，樂山的山水是天下第一了。我自己是樂山人，卻沒有那樣的感覺，大概是習慣了的原故。李白和杜甫都曾經到過嘉州，但於嘉州山水都談得很少。在這裡擔任過嘉州刺史的岑參多少補充了一些缺陷。舉出兩首如下，雖然並不怎麼傑出，但可以表現出嘉州的風物和當時的時代潮流。
《上嘉州青衣山中峰》：
青衣之山，在大江之中。屹然迥絕，崖壁蒼峭。周廣七里，長波四匝。有惠淨上人廬於其顛，唯繩床竹杖而已。恆持《蓮華經》，十年不下山。予自公浮舟，聊一登眺。友人夏官弘農楊侯，清談之士也。素工為文，獨立於世。與余有方外之約，每多獨往之意。今者幽躅勝概，嘆不得與此公俱。爰命小吏刮磨石壁，以識其事，乃詩以達楊友爾。
青衣誰開鑿？獨在水中央。浮舟一躋攀，側徑沿穹蒼。
絕頂訪老僧，豁然登上方。諸嶺一何小，三江奔茫茫。
蘭若向西開，峨眉正相當。猿鳥樂鐘磬，松蘿泛天香。
江雲入袈裟，山月吐繩床。早知清淨理，久乃機心忘。
尚以名宦拘，聿來夷獠鄉。吾友不可見，郁為尚書郎。
早歲愛丹經，留心向青囊。渺渺雲智遠，幽幽海懷長。
勝賞欲與俱，引領遙相望。為政愧無術，分憂幸時康。
君子滿天朝，老夫憶滄浪。況值廬山遠，抽簪歸法王。
《登嘉州凌雲寺》：
寺出飛鳥外，青峰戴朱樓。搏壁躋半空，喜得登上頭。
殆知宇宙闊，下看三江流。天晴見峨眉，如向波上浮。
迥曠煙景豁，陰森棕柟稠。願割區中緣，永從塵外游。
迴風吹虎穴，片雨當龍湫。僧房雲蒙蒙，夏月寒颼颼。
回合俯近郭，寥落見遠舟。勝概無端倪，天宮可淹留。
一官詎足道？欲去令人愁。
青衣山，今名烏尤山。民間本稱為「烏牛」，以山木蔥籠，色近烏黑；孤島聳立，形如水牛。「雅人」們以為不雅，改稱為「烏尤」。山在凌雲山之東、青衣江的北岸。
岑參的詩，一開首就問：「青衣誰開鑿？」可見作者也看出烏尤山和凌雲山舊本一體，是被人鑿開的，但他不知道開鑿者為誰。開鑿者是秦時蜀郡太守李冰，《漢書·溝洫志》載其事，志云：「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離堆即是烏尤山。《水經注》沫水下也敘述到李冰鑿崖、鬥敗水神的故事。沫水即大渡河，俗名銅河，水勢湍急，在與泯江合流處，曾幾次改道。估計古時河口必正對烏尤與凌雲相接之處，故鑿通之以殺水勢。夏季洪水期，烏尤四面環水，故云「獨在水中央」，但到冬季，則北面水涸而成旱田。
現存的大渡河故道，更靠西，河口與凌雲山的大佛崖正對。凌雲山的大佛是在開元初年由海通和尚創議開鑿，直到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4）韋皋鎮蜀時始鑿成，其用意也在減殺大渡河的水患。石佛因岩而成，把岩壁凹鑿進去，靠壁鑿成一尊彌勒大佛的坐像，水勢免去與岩壁衝擊，禍患因而減殺。岑參詩中未提大佛，蓋因大佛尚未完功，或中途停頓了，有殺風景。
所謂「三江」，即大渡河、岷江與青衣江。岷江，俗名「府河」，古稱「外江」，由成都南下，在樂山縣城東北隅與大渡河合流東下而成青衣江。樂山縣城，隔江與凌雲山、烏尤山遙遙相對。烏尤山之東，在青衣江北岸尚有馬鞍山，形如舊式馬鞍。山淺，無林木寺宇。峨眉山則在樂山縣城之西南，天晴時可以遠遠望見。詩稱嘉州為「夷獠鄉」，可見當時尚未十分開化。
所謂「虎穴」、「龍湫」，在凌雲山上確有其地。有一處摩岩草書一大「虎」字，殆即所謂「虎穴」。又有一處摩岩草書一大「龍」字，其下有泉，殆即所謂「龍湫」。就其字跡觀之，殆唐初人所為；或許是後人傅會岑詩而刊刻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寫邊塞生活著名的岑參，在這兩首詩中卻表示著深厚的佛教影響，與李白、杜甫的傾向相同。這只不過舉了兩例而已，此外還舉不勝舉。所有的盛唐詩人，都是在時代思潮中淘盪，正如韓愈在《原道》中所說的「不入於老，則入於佛」。事實上老與佛，在居士們看來，也沒有多麼大的區別。後人概括為兩句話：「有酒學仙，無酒學佛」，正鑿穿了這個渾沌。
岑參是江陵人，在他卸下了嘉州刺史的官職之後，本擬乘舟東下，直出夔門；但他在路上受了阻礙，不得不改道北上，到了成都。不久便在成都去世了。關於他去世的年月，學者之間小有爭論。一邊是賴義輝的《岑參年譜》（《嶺南學報》一卷二期）斷定他死於大曆四年（769）。他的根據是杜甫《追酬故高蜀州（適）人日見寄》詩的序文：「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李）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不提岑參，可見岑參已歿。詩序署明作於「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可見岑參必死於這個日期之前，故賴氏《年譜》作出了死於大曆四年的推定。
聞一多別有所見，他發現了《岑嘉州集》中有《故僕射裴公輓歌三首》，是挽左僕射冀國公裴冕的。裴冕死於大曆四年十二月戊戌，可見在這個日期之前，岑參還在世。聞一多於他所做的《岑嘉州系年考證》（《聞一多全集》卷三）中便改訂為「大曆五年庚戌（770）五十六歲，正月卒於成都旅舍」。
這個問題看來好像解決了，其實還是懸掛著的。聞一多的考慮還欠周到。大曆四年十二月月大，朔日是乙未，「戊戌」是初四日，到年底除夕還有二十七天。裴冕是宰相，他的死耗當然會用飛馬快報，不要十天就可以由長安傳到成都。岑參的輓詩作於十二月中旬，作詩時或許已在病中。不能斷然否定：他在作詩之後即死於十二月的下旬。
上述杜甫詩序作於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杜甫時在長沙。岑參的死耗從成都傳到長沙，需要相當的時日。既不能用飛馬快報，又因冬令水枯，由成都至重慶一段，一般採取旱路，需要十天。再由重慶舟行出峽，這時已不是「千里江陵一日還」了，一般需要三天。由湖北境內轉入長沙是上水，更需要時日。岑參假定死於正月元旦，舊習元旦之後至少有五日至十日百業休息，杜甫在二十一日以前便能在長沙得到岑參的死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認為岑參當死於大曆四年十二月下旬，但依陽曆則已進入公元七七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