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杜甫與嚴武
杜甫同嚴武的關係，一般說來，是比較有始有終的。
他們同是和房琯接近的人，也因房琯的失敗而受到蹭蹬。嚴武雖然不久之間恢復了他的宦海航程，一帆風順；杜甫則是閒散或沉滯在下寮，一輩子鬱郁不得志。
杜甫以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至成都，時年四十八歲。隔了兩年的上元二年（761）十二月，比他小十四歲的嚴武被任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當時是合劍南和東西川為一道。因此，杜甫在成都的生活頗受到嚴武的照顧。在嚴武是第二次入蜀，在此前曾任劍南東川節度使。
但嚴武二次入蜀，為期不久，只有半年多點。在代宗寶應元年（762）四月，玄宗、肅宗父子相繼去世，父先子後，相隔僅十四日。七月，嚴武被召回長安，充山陵橋道使，監修玄、肅父子的陵墓。在這七月里，杜甫親自送嚴武至綿州（今四川綿陽縣），二人有詩唱和。
嚴武去後，詩人高適繼任成都尹。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勾結邛州羌兵占據西川，扼守劍閣，嚴武回京之路受到一時的阻塞。杜甫這時已往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有詩慰問嚴武，嚴武也有答詩，有句雲「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巴嶺答杜二見憶》，附見杜集《九日奉寄嚴大夫》之後），兩人的情義是頗為深厚的。
徐知道之變為時不久，因徐與羌兵有矛盾，徐被羌將所殺，亂子在八月里就平定下去了。
杜甫留居梓州，不久把成都的家眷接了來。他和梓州刺史兼東西川留後章彝，過從甚密，做了不少的詩。就集中所見，在題上或注中明確標明者，有下列十一首：
（一）《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二）《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三）《台上，得「涼」字》（與上首同時作）；
（四）《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五）《章梓州水亭》（原註：「時漢中王（李）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六）《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七）《冬狩行》（原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八）《山寺》（原註：「章留後同游，得『開』字」）；
（九）《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十）《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十一）《奉寄章十侍御》。
章彝是杜甫在梓州的東道主。這人本是嚴武的僚屬，在留守任內是相當飛揚跋扈的。例如《冬狩行》，敘述章彝「夜發猛士三千人」，舉行大規模的冬狩，獵圍之大在「東西南北百裡間」。杜甫比之為帝王的「春搜冬狩」。杜甫看到了這樣的情況，也採取了司馬相如、揚雄等對待皇帝的手法，一方面大大地恭維，一方面又微微地諷諫。當時是什麼時代？吐蕃侵入了長安，代宗逃跑到陝州，「天子不在咸陽宮」。而在這時候興師動眾，舉行田獵，這就使得杜甫在詩里近乎呼號地喊出：「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古時皇帝出奔叫作「蒙塵」，這樣的呼號，似諷又似頌了。因為章彝也盡可以藉口說：我的狩獵，正為練習野戰，準備為王前驅呢！
再看《山寺》那首詩吧。章彝騎著紫馬，被人簇擁到一座山寺里去。扈從之盛，杜甫用了一句話來形容：「樹羽靜千里！」（旌旗蔽野，使千里內的人肅靜迴避。）雖然用的是誇大手法，但總得有一定的底子。山寺十分破舊，和尚們穿著襤褸的袈裟。這也表明時代的衰敝，連寄生蟲及其巢穴都破敗得不成樣子了。和尚們向留後懇求施捨，留後大人立即向賓從倡議捐獻，咄嗟之間便聚積了一大筆款子，使「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杜甫接著又加上了兩句：「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用這樣的態度來愛護士兵的人，誰能說不是全才呢？這樣也是似諷似譽，杜甫看來是煞費苦心的。
杜甫和這樣的人相周旋，而且倚為東道主，因而有時也昧著良心大加吹捧。像《奉寄章十侍御》那首詩，除吹捧之外，任何諷刺意味也領略不出來了。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
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
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
朝覲從容問幽仄，勿雲江漢有垂綸！
把一位飛揚跋扈、在國難期間窮歡極樂的地方軍閥，竟公然毫無保留地歌頌起來。章彝是揚州人，竟稱之為「淮海維揚一俊人」，說他有旋乾轉坤的軍事才能，所訓練出的強兵可以使神號鬼哭。既比之以劉先帝的股肱關羽，又比之以漢光武所倚重的寇恂。章彝正要上京朝覲，如被朝廷留用，地方上的民眾會捨不得他離開，要同寇恂的故事那樣，向朝廷「借」回。最後還希望他向朝廷推薦自己，自比釣魚的姜太公。表面上雖說：不要說有老人賦閒在江上釣魚，事實上正是要他不要忘記提說。杜甫庸俗的江湖氣息，在這首詩裡面又充分泛濫起來了。
不過和這樣的人相處似乎也並不那麼舒暢，杜甫在梓州期間，他曾經往梓州所屬的射洪今射洪縣西北、通泉今射洪縣城關等地去遊覽，又曾到過漢州德陽、閬州閬中。一方面是遊覽，一方面也好躲避和這些人的應酬。最後他竟決定要離開梓州東出夔門了。請看《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那首詩吧，詩裡面有這樣的話：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
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說自己非常謹慎，生怕酒後失言惹出大禍——這兩句頗有淵源，留待下文闡述。近來連酒也戒了。出門靠朋友，或多或少的程儀得到新舊的朋友們的惠贈，沒想出連洞庭湖來的船都弄到手了。「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青草湖是洞庭湖的湖尾，杜甫所弄到的船可見是湖南船要回到洞庭去的。程儀送得最多的，毫無疑問，就是那位「使君留後」。「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盛大的餞別宴在高樓上舉行，賓友眾多，馬匹駢闐，紅旗簸蕩，其樂難忘！「幾難朽」，「幾」字可平可仄，可見杜甫在玩弄手法。
杜甫在梓州、閬州一帶停留了兩年，已經決定出峽，連餞行酒都吃了，然而他沒有走成。為什麼？是因為在代宗廣德二年（764）二月，嚴武又以劍南東西川節度使第三度入蜀！杜甫真是高興得不得了，立即寄了詩去表示歡迎。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
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
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奉待嚴大夫》
（在這異鄉，真是高興，老朋友又快來了。像東西兩川這樣的重鎮是需要你那樣的濟世大才。經常詫異為什麼下級將領們整天在等待你；誰知道你的大駕僅僅隔一年又回來了。我正打算離開巴蜀僻地，在這四處有啼鶯的時候，船（鷁）都準備好了，在催我遠下荊門。我年紀老了，處在國家艱難的情形下，總想見你一面。平生的志願，除你而外，還好向誰開陳呢？）
衷心歡悅的脈搏在詩句裡面跳動著。接著取消了出峽的念頭，率領著妻子，又回到成都去了。
在這裡想順便提出一個比較微妙的問題：在嚴武離開成都之後，是高適繼他的後任。高適是杜甫的詩友，杜甫在詩中每以高適與李白並提。他們在天寶初年曾經同游梁宋等地，打獵訪古，飲酒賦詩，高談雄辯，目中無人。嚴武離開了之後，杜甫為什麼不回成都去依靠高適，而卻留在梓州依靠章彝？
要回答這個問題，只須想到唐玄宗與唐肅宗父子之間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經過安祿山叛變之後，高適和李白、杜甫已經站在敵對者方面。高適是肅宗一邊的人，李白和杜甫是靠近玄宗的。特別在討伐永王李璘時，高適是肅宗所任命的統帥。永王為地方兵力所擊敗身死之後，高適兵未血刃而罷，由淮南節度使經過一段時期在洛陽任太子少詹事之後，出任彭州刺史，再遷蜀州，接嚴武的後任。杜甫在這時之所以不回成都，我們便可以恍然大悟了。李白是不滿意高適的，在尋陽獄中，有詩諷刺過他。杜甫也是不滿意高適的，在梓州流寓時，也有詩諷刺過他。
在高適「鎮蜀」任內，吐蕃內犯，攻陷隴右，直逼長安。蜀郡西北部的松州、維州、保州等地都被包圍，後來也終於陷落了。杜甫有《警急》《王命》《征夫》和《西山三首》等詩紀其事，對於高適的無能曾予以刻骨的譏刺。姑且把《警急》一首舉出以示例：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這在譏諷高適：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他討伐李璘時是統帥，身任淮南節度使兼領廣陵等十二郡，那些地域在古時都屬於楚，故稱適為「楚將」。那時的名氣多大呀，儼然擁有神機妙算。（其實打敗永王的「軍功」並不是他所建立的。）現在在成都附近的玉壘山雖然有軍書飛傳，在「名將」的統帥下，松州早遲是會解圍的吧。（其實是淪陷了。）朝廷在講和親，真是糟糕，弄得金城公主沒有著落。青海目前在誰的手裡呢？（已落在吐蕃的手裡！）西來的吐蕃族已經吃得飽飽的，把虜獲物含著飛走了。（飛向何方？飛向長安！）這對於高適的諷刺可以說是深入骨髓。
嚴武是房琯所引用的人，故高適和嚴武也應該處於對立地位。高適無能，只好讓嚴武第三次入蜀。杜甫，如上所述，寄詩嚴武表示了熱烈的歡迎。對嚴武的熱烈歡迎，也就是對高適的無情冷送；說嚴武是「重鎮」所需要的「濟世才」，也就是斥高適為不配膺任「重鎮」的非濟世之才；自己的懷抱只能向嚴武打開，也就是說不能向高適打開。要之，杜甫與高適的交誼，在晚年來也不如早年那樣融洽無間了。
嚴武在抵禦外患上，比起高適的本領來，的確要高得多。他第三次入蜀後，以廣德二年（764）七月率兵西征。九月破吐蕃七萬餘眾，拿下了當狗城（在四川理番縣東南）。十月又拿下了鹽川城（在甘肅漳縣西北）。同時遣漢州刺史崔旰（即崔寧）在西山追擊吐蕃，拓地數百里。這和郭子儀在秦隴一帶的主力戰相配合，終於把吐蕃的大舉入侵擊退了。這和高適的無能，恰成為鮮明的對照。
嚴武對於杜甫是相當尊重的。第三次入蜀後，在當年六月便向朝廷推薦杜甫任節度使署中的參謀，授職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這就使杜甫又成為了朝廷的命官，杜甫本人也非常滿意。他在詩中常常誇示他的省郎的官銜，也常常提到朝廷所賞賜的魚袋。後人稱杜甫為「杜工部」，稱成都杜甫草堂為「工部草堂」，也就根源於這兒。
杜甫在嚴武幕中只有半年。幕僚生活對他並不愜意，在永泰元年（765）正月，辭職獲准，他便回到草堂去了。但他和嚴武的關係還是維持著的。回到草堂後，有《敝廬遣興奉寄嚴公》一詩可證：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
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
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
詩是寫得很娓婉的，但不免有點羅嗦。只消前四韻就夠了，他卻補上後二韻，把自己的願望說得個傾箱倒篋。他是希望嚴武有暇的時候下訪草堂，煮酒論詩，但又怕他會迴避自己的以席為門戶的陋室。詩中的「節制」、「長者」，都是指嚴武。嚴武比杜甫年輕十四歲，但他是杜甫的長官，朝廷的節度使。其實這些話盡可以不必說，是誰都知道的。
但杜甫的這個願望沒有得到滿足，就在同年的四月，嚴武突然病死於成都，年未滿四十。這對杜甫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在五月中便立即買舟南下，離開了他經營了五六年的成都草堂，從此不復返了。
杜甫離開成都之後，由水路經過了嘉州（樂山縣）、戎州（宜賓市）、渝州（重慶市）、忠州（忠縣）等地，最後寄居在夔州（奉節縣）。在忠州時，他有《哭嚴僕射歸櫬》一詩，並上船拜見了嚴武的母親。詩中有句雲「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悼死唁生，是包含有不少眼淚的。自稱為「部曲」，表明是部下，杜甫當時在病中，故言「異平生」。
嚴武的父親嚴挺之，死於天寶元年，年七十歲。大杜甫三十九歲。如果嚴武的父母，年歲相差不遠，他的母親在伴著他的靈柩出蜀時，怕已經在八十歲左右了。「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杜甫的哀感是相當長久的，作為後死者，愈久愈回念故人的情誼，耿耿難忘。在兩年後，杜甫在夔州寫了八首長詩，即《八哀詩》，悼念他所尊敬的八位人物——王思禮、李光弼、嚴武、李璡、李邕、蘇源明、鄭虔、張九齡。在悼嚴武的詩中有句云：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他比嚴武為諸葛亮，為漢武帝時使蜀郡文物開展起來了的文翁。嚴武的一去一來，使蜀中的崇山峻岭為之載輕載重。對於嚴武，可謂推崇備至。嚴武早卒，他又比之以顏回，比之以賈誼，反覆詠嘆，一往情深。詩的最後兩句是：「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以老幕僚自居，而不盡地感懷恩誼，蒙他使自己成為了朝廷的命官，未能盡職，不免慚愧。
在杜甫和嚴武之間這樣美好的交誼中，但卻有過濃厚的一片烏雲存在。《新唐書》本傳中敘述到這件事。
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
嚴武欲殺杜甫一節，《唐書》本傳中沒有提到。說者以為：此說出《雲溪友議》，不足信。然《雲溪友議》所載，和《新唐書》也有出入。《雲溪友議》是唐人范攄所作，卷上《嚴黃門》項下有云：
（嚴武）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乎！……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殺。
兩兩比照，內容並不全同。「以小舟送甫下峽」之說，完全不符事實。《雲溪友議》所述斷然是有所傅會的。《新唐書》作者宋祁等人想當別有所據。今天原始資料缺乏，無從判定真偽。但從情理上講來，要說嚴杜之間毫無一點瑕疵，恐怕也是說不過去的。
據理推測，「嚴挺之乃有此兒」，並不是怎麼侮辱的話，而是包含有讚美的意思。同一《雲溪友議》，敘述嚴武幼時因其父寵愛小妻而冷落其母，遂槌殺其小妻玄英，而坦然自承。嚴挺之反而高興地說：「真嚴挺之之子！」杜甫所說的那句話，或許是這句話的翻板吧？錯誤所在，大約是以長輩自居，直說出了嚴挺之的名字。作為酒後的失言，嚴武縱「暴猛」，何至便因此而動了殺念？再進一步說，「嚴挺之乃有此兒」的酒後失言，細審應該是嚴武初次任東西川節度使時的往事，那時杜甫還不是嚴武的僚屬。至於「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則明白地是嚴武三次入蜀時的事了。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被和章彝聯繫了起來。
殺章彝事，《唐書》也有所紀載：「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通過上述杜甫在梓州與章彝交遊的十一首詩看來，章彝這個人是相當跋扈的。看他那副神態，專搞獨立王國，可能有一片不可告人的野心。毛羽一豐滿時，他便可以為所欲為。這在當時的節度使或刺史之類的官僚間，已經逐漸形成為一種風氣，成為後來的藩鎮割據的胚胎。因此，嚴武的杖殺章彝，可能還有相當重大的原因，決不是因為什麼「小不副意」或「小瑕」。其所以動了欲殺杜甫的念頭，也可能是和章彝的案情有所牽連。上述的十一首詩中，有若干首表示杜甫與章彝的關係太深，很不利於杜甫。在這些詩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密件，不得而知。要之，嚴武動過「欲殺」的念頭和嚴母的緩頰，看來，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嚴武欲殺杜甫，杜甫也可能知道一些風聲，這使他常常懷有戒心。上述在梓州向章彝及其僚屬告別時，說到了「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這不明明包含著在成都時的戒心嗎？特別是章彝被杖殺，對他應該是一項衝擊。嚴武殺了章彝，即使對於杜甫的態度沒有絲毫改變，杜甫也會感受著不安。杜甫過了半年的幕僚生活而終於辭謝了，一般的說法是他和年青的僚友們合處不來。但實際上他和嚴武的關係也不免有些隔閡。辭謝幕府後所作的《莫相疑行》和《赤霄行》的幾首詩，透露了這裡面的消息。
《莫相疑行》里說：「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這所謂「年少」，一般的注家認為是指同幕者，但何以說到「末契」，何以說到「托」？可見「年少」中應當包含有嚴武。
《赤霄行》里說，孔雀遭到牛角的牴觸，飛燕遭到鵜鶘的吆嚇。孔雀和飛燕是自比，牛和鵜鶘是比更有權勢的人。接下去自己告誡自己：「老翁慎莫怪少年，……記憶細故非高賢。」這裡的「少年」，注家也以為指「同列少年」。其實，是很難把嚴武除外的。
寓居夔州時的詩，有兩首值得在這兒敘述。一首是《別李義》，另一首是《寄狄明府博濟》。李義是王室的旁系，狄博濟是狄仁傑的曾孫，兩人都要到西川去在官場中找出路。杜甫都勸告了他們。對李義的勸告是：「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知親故恩。……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對狄的勸告也說到「虎」，說到「蛟」，勸他「早歸來，黃土污衣眼易眯。」像這些話，能說不是杜甫自己的經驗之談嗎？當然，嚴武是有文采、有武功的人，比起一般純粹的「猛虎」或「蛟螭」來是有所不同。這就是杜甫所以深深哀悼嚴武之死的主要原因了。
問題總當一分為二地去看。杜甫和嚴武的關係，一般說來，是比較有始有終的，但也不能否認他們之間總不免有些扞格。這本來是無關宏旨的問題，但為了更全面地了解杜甫，不能不敘述到這樣一個側面。一定要說杜甫決不曾酒後失言，一定要說嚴武決不會動欲殺之念，看來，都不免是一偏之見。